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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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皆是诗：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Ⅲ试读：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一生三次遭贬，这首七言律诗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时所作。《千家诗》亦收入此诗，题目作《答丁元珍》。题目中的“戏”字义为“戏作”，其实是诗人借以掩盖自己真实想法的一种障眼法。“元珍”是作者的朋友，姓丁，名宝臣，字元珍，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当时是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的军事判官。欧阳修四岁丧父，童年生活非常艰苦，靠着母亲以芦秆为毫，在沙滩上教他认字（沙滩画荻），开始了一生的读书生涯。经过八年的学习，他终于在天圣八年（1030）的春天考中进士，任西京（今河南洛阳）推官。宋仁宗景祐元年，欧阳修调任京城任馆阁。在任馆阁的前一年，欧阳修给范仲淹写了《上范司谏书》，在信中他说：司谏品位虽低，但岗位很重要，因为能和皇帝讨论大事，能纠正天子之失。接下来，年轻气盛的欧阳修话锋一转，直言道：自从知道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期盼着有您在朝廷上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传来，可是您一点儿有用的言论都没发表。希望您真能向朝廷进言，办点实事啊！这封书信出自公心，写得恳切，打动了一腔热血想干点实事的范仲淹。这才有了后来的庆历革新。范仲淹非常欣赏欧阳修的才华，二人自此书信不绝，成为挚友。范仲淹惩治朝官腐败的意见，被当朝宰相吕夷简视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后来，范仲淹被贬饶州。范仲淹无端遭贬，谏官高若讷却说范仲淹罪有应得。欧阳修愤愤不平，写下了《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文章，尤其是《与高司谏书》，字里行间充满着仁人志士疾恶如仇、大胆直言的浩然正气，怒斥高若讷“非君子”，是“君子之贼”。高若讷读后气急败坏，将信函上交朝廷，诬陷欧阳修攻击天子。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时年三十岁。夷陵县是一个极为穷困的小县，经济凋弊，环境恶劣，欧阳修到那里后亲撰的《夷陵县至喜堂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次年（1037），朋友丁宝臣（元珍）写了一首题为《花时久雨》的诗（此诗已佚）给欧阳修，欧阳修便写了这首诗作答。因此，有的版本在诗题下有“花时久雨之什”几个字。我们先看首联：“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此诗开篇就写自己怀疑夷陵没有春天。“春风”温暖、和煦，和冬天阴冷刺骨的寒风相比，让人一下子就能感到春天的来临。“天涯”，天的边缘，极远的地方，这里指湖北夷陵，和京城汴京相比，实在是遥远了。其实，这不过是诗人的心理感受而已。为什么诗人怀疑春天未来呢？因为“二月”的“山城”夷陵，竟然没有春花绽放。此联出句说出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对句点明了诗人独特感受的原因。其实，这种独特感受并非欧阳修一家之言，唐代的白居易曾经写过《大林寺桃花》一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写的是春归之后又见春天的惊喜，标志春归、春在的是“桃花”。“人间四月”花已尽，但是大林寺的“桃花”依然盛开，此处山高天寒，春来得迟，归得也迟。因此，诗人惊叹，原来令自己备感惆怅的春天转到大林寺中来了。欧阳修的诗和这首诗的写法非常一致：一是诗人感到“春风疑不到天涯”的原因是“二月山城未见花”，都是以“花”作为春至、春在、春归的标志。二是白居易所到的大林寺和欧阳修所居的夷陵一样，都是山高之处，因此春天来得晚，归去也晚。当然，白居易这首诗因其独特的境遇，另有深刻的含义。“春风”，除指自然界的风以外，还有皇恩浩荡之风的意思。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春风”，都含有双重的意义。欧阳修无端被贬“山城”夷陵，吹不到的春风自然也有感受不到的皇恩之意，内心之寒让他更感山城之寒。颔联二句：“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中说夷陵“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橘与笋代表夷陵的地方特产。虽然“二月”的春花未见，橘子树上仍有“雪”，但毕竟是冬天将尽的时光了，即使有雪，也是“残雪”而已。惊蛰已至，雷声隆隆，竹笋也蓄势待发了。此联紧承首联而来，虽然春花未开，但春意已显。尤其是“冻雷惊笋欲抽芽”一句，以“冻”写“雷”，显示冬天的余威尚存，但“雷”声已经“惊”醒了冬眠的万物，春笋尚未破土而出，可是“欲抽芽”的“欲”字写出了春笋向上发力的勃勃生机。冬季是一个摒弃繁华喧嚣沉潜下来的季节，她把春种秋收的喜悦、春花秋月的哀伤，在红泥小火炉中一遍遍地品味；她把大千世界简单归零，了却曾经的一切，在静默中孕育着一个新的轮回。历经一个冬天的蓄势，一个崭新的春天要开始了。颈联二句：“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无论诗人如何旷达，毕竟仍在遭贬夷陵的任上，思乡之情依然强烈。这两句，有的版本作“鸟声渐变知芳节，人意无聊感物华”，都是一句写物，一句写人。诗人闻“归雁”而思乡，带旧病入新年，倍感节气之变。尾联的“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晩不须嗟”，写内心的旷达之感。欧阳修曾任职于西京洛阳，别的不敢说见过，洛阳牡丹见得可真不少。尽管夷陵二月未见花，但是作为曾经的“洛阳花下客”，眼前这些迟到的“野芳”，并未让诗人感到有多大失落，“野芳虽晚不须嗟”。最后这两句，其实也包含着一种无奈、凄凉的心情。宽慰自己“不须嗟”，事实上“大嗟”“特嗟”，故才有了这首借“未见花”的日常小事生发出人生乃至政治上的感慨的诗歌。欧阳修还写过一首《县舍不种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类，因戏书七言四韵》，题目很长，也用了“戏”字：结绶当年仕两京，自怜年少体犹轻。伊川洛浦寻芳遍，魏紫姚黄照眼明。客思病来生白发，山城春至少红英。芳丛密叶聊须种，犹得萧萧听雨声。这首诗的首联说自己从为官开始就在西京洛阳和东京开封任职，当时还认为自己年轻，来日方长。第二联写在洛阳为官之时，洛阳名贵的牡丹如“魏紫”“姚黄”明艳美丽。第三联写如今寄寓夷陵，人在病中，早生华发，山城春光已到，但缺少红花。尾联写在夷陵要想看到百花，还得自己亲自去种。这首诗亦为诗人在夷陵时所作，写的亦是春光已至，百花难寻的感慨，可与我们前文所写参看。美辞玉屑此夷陵作，欧公自谓得意。盖“春风疑不到天涯”一句，未见其妙，若可惊异；第二句云“二月山城未见花”，即先问后答，眀言其所谓也。以后句句有味。——〔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 欧阳文忠语人曰：修在三峡赋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直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宋〕蔡绦《西清诗话》卷中 结韵用高一层意自慰。又《黄溪夜泊》结韵云：“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是一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他不顾朝中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对，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坚决推动变法。作为一位伟大的改革者，王安石具有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独到眼光，这在他的诗、文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首诗就是王安石独具只眼的代表作。项羽乌江自刎，为楚汉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对于项羽乌江自刎的争议，并未随着项羽离开这个世界而平息。历史上以“项羽”“乌江亭”为主题的诗歌比比皆是。王安石的这首咏史诗《乌江亭》就是这类题材中的翘楚之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赴京述职，途经乌江亭所在地和州（今安徽和县），想起了杜牧的诗《题乌江亭》，针对杜牧的议论，写了这首《乌江亭》。既然此诗是针对杜牧的诗而来，那么杜牧是如何写项羽的乌江自刎的呢？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杜牧善写咏史诗，他的咏史诗往往见解独特。首句“胜败兵家事不期”说打胜仗与打败仗是兵家难免之事，不必过于介意。“不期”，不容易预料。次句“包羞忍耻是男儿”说能够忍受兵败耻辱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两句实际上是对项羽不愿东渡乌江重整旗鼓，再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批评。第三、四两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点明江东子弟多才俊之士，如果卷土重来，再整山河，胜败之事难以预料。这首诗在历代歌咏项羽的诗歌中非常有名，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项羽应当忍辱负重，东渡乌江，与刘邦再争天下，而不应该自刎乌江。王安石对杜牧卷土重来的观点不赞成。因此，王安石这首诗开篇即言“百战疲劳壮士哀”，意为项羽的士兵跟随项羽历经三年反秦之战、四年楚汉之战，已经疲惫不堪，丧失了战斗力。次句“中原一败势难回”认为，垓下一战，大局已定，项羽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东山再起，只是诗人杜牧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完全不可能实现。末尾两句更为惊警：“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江东子弟虽然还在，但是已经不可能像当年跟随项羽渡江而西一样，再追随项羽重整山河了！如果把杜牧的观点与王安石的观点作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对项羽失败的认识远比杜牧更尖锐，也更中肯。杜牧强调的是不以胜败定终身，要敢于面对失败，再接再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王安石则认为垓下一战已经决定了即使项羽东渡乌江，也不可能再成功了。杜牧和王安石二人持论不同，主要是因为着眼点不同。杜牧强调个人持之以恒的韧劲儿，王安石强调历史的大决战只能是一战定乾坤。咏史诗能否成功，全在史识之高下，王安石这首诗，史识甚高，堪称咏项羽之作的绝唱。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也写过关于项羽乌江自刎的诗《项羽》：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首句“八尺将军千里骓”中的“八尺”，源于《史记·项羽本纪》“籍长八尺余”一句，说项羽身高八尺有余。“千里骓”源于项羽说的“常幸从骏马名骓”和“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数句，写项羽的名马。这里实际是写项羽的雄姿。次句“拔山扛鼎不妨奇”，写项羽力气大。“拔山”源自《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扛鼎”源自《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力能扛鼎”。“不妨奇”写项梁对项羽的高度欣赏。《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此句写项羽的勇武。第三句“范增力尽无施处”，范增是项羽手下唯一的谋士，“年七十，好奇计”，后因中陈平反间计离开项羽。“力尽无施”是说“好奇计”的范增对项羽的大业已经无能为力了。第四句“路到乌江君自知”，意思是项羽只有到了乌江，才知道自己已无路可走了。这里有两种解读：一是陆游太理解项羽，二是陆游不理解项羽。说陆游太理解项羽，是因为项羽垓下失败之后并未自杀，而是突围而去，这一行动本身肯定有东山再起之念，但是到了乌江亭长让他渡江之时，他才知道内心的底线不允许自己苟活，人生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说陆游不理解项羽，是因为陆游不了解项羽并非为个人的成败而战斗，项羽对家族的名声、个人的尊严看得比输赢更重要。这首诗包含了陆游对项羽只知个人勇武，不重视谋臣的批评。本诗前两句盛夸项羽的勇武，后两句反跌出项羽如此勇猛却陷入人生的困窘。陆游此诗究竟是如何评价项羽的呢？结论并不好下。项羽乌江自刎，到宋代已过去了一千多年，却仍然被众多诗人争论不休。项羽为什么不愿东渡乌江呢？要弄清这一问题，一是要看史书记载，二是要对史实进行研判。《史记·项羽本纪》详载了项羽拒渡乌江的史实。这段史实有几个关键点：一是项羽原打算东渡乌江。《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二是乌江亭长的话让项羽改变了渡江的打算。此时，乌江亭长正划着船等在乌江边上，他对项羽说了什么呢？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听后，仰天大笑，说：老天要我亡，我还渡江干吗？何况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番对话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项羽为什么会对江东八千子弟无一人渡江如此在意、如此看重呢？为什么因为江东八千子弟未能跟随自己返回江东自己也决定在可以渡江之时不再渡江，决心与八千子弟共存亡呢？这是因为，项羽是先秦最后的贵族。贵族的家世让项羽对个人的名节看得极为重要，在牺牲了江东八千子弟后，项羽宁可战死，也不能只求个人生存。个人的生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辱！是将“生死”置于前，还是将“荣辱”置于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也是后世评价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指标。项羽此时的人生选择让人无限惋惜，不可思议，但是他要的就是与江东八千子弟同生共死，保留一世英名！和一世英名相比，区区一个“卷土重来”，分量太轻了！贵族的家世让项羽把个人和家族的名声看得远远高于霸业，将个人的尊严看得远比现实的利益更为重要！历史果如项羽所料。我们翻翻历史上咏叹项羽的诗，写“乌江亭”或“乌江”者最多。项羽一生最值得后人咏叹的三件大事是巨鹿之战、鸿门之宴、乌江自刎，其中称赞项羽最多的是乌江自刎！这不是一个诗人的选择，而是历代诗人的选择；这不是项羽个人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项羽虽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却在艺术中得到了永生。美辞玉屑荆公此诗正为牧之说也。盖牧之之诗好异于人，其间有不顾理处。——〔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六明妃曲（其一） 王安石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昭君在中国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原名王嫱，字昭君，以字行，多称为王昭君，后为避司马昭讳，改“昭”为同义字“明”，故又称明妃。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原来只是汉宫的一个宫女。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内斗中失利，南迁，并与西汉和好，他三次来到西汉都城长安，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自请和亲，到匈奴后，受封为“宁胡阏氏（yānzhī）”。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王朝的大力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汉匈和好达半个世纪。当然，汉匈和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王昭君应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王昭君和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但是她是唯一一位出塞和亲的女子，因此中国古代咏颂昭君的诗词极多。在众多歌咏王昭君的诗词中，王安石的《明妃曲》可谓独树一帜。《明妃曲》共两首，我们讲第一首。先看前四句，“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首句的“明妃初出汉宫时”，写昭君首现汉廷。由于昭君自愿到塞外和亲，汉元帝在大殿召见出塞和亲的五个宫女时第一次见到昭君。这次召见是为和亲辞行的，故称“初出汉宫”。次句的“泪湿春风鬓脚垂”，写昭君的悲伤。尽管昭君是自愿出塞和亲，但是原因却是入宫数年，无法得见元帝，而且此行要远离故土，永无归日，想来不觉流下了热泪。“春风”指昭君青春、靓丽的面庞。第三、四两句“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写昭君的美丽超群。“低徊顾影”写昭君第一次登上汉廷大殿的神态，羞涩、矜持又饱含深悲巨痛，内心的复杂无法一一自述。这是从昭君个人的角度来写昭君之美。汉元帝第一次看到“丰容靓饰，光明汉宫”的昭君，心猿意马，魂不守舍，难以控制自己的喜悦、爱慕之情，“尚得君王不自持”是从汉元帝的角度来写昭君之美。一个青年女子，在即将永别家乡、远嫁塞外之时，不管她是否自愿，对家乡的留恋是不可避免的。试想一下，如果昭君在汉宫能得到元帝的宠幸，她会自愿报名和亲吗？她会远赴塞外吗？在某种程度上讲，昭君是被迫离国远行的。但是，即使在满脸忧愁的情况下，汉元帝一见昭君，也立即被其美貌、风韵深深吸引，几乎不能自控。这种写法的高明在于它通过汉元帝的过度反应将昭君之美写了出来。我们不能不佩服王安石作为诗、词、文俱长的大家，用衬托手法，一开篇就将昭君的绝色之美写到了极致。接下来四句再写昭君之美。“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引用了《西京杂记》中的一个故事。《西京杂记》是小说一类的笔记，可信度不高，但影响力巨大。据此书所载，元帝后宫嫔妃、宫女众多，元帝无力一一亲见，于是让宫中画师为嫔妃、宫女画像，再按画图召幸。当时，宫中嫔妃、宫女纷纷向画师行贿，多者十万，少者五万。只有昭君不愿行此污秽之事，于是画师将其画得丑陋，失去面圣的机缘。后来，匈奴单于入朝，寻求美人为阏氏。元帝便按照画像选派昭君等五人出行，此五人在元帝眼中均非貌美可人者。等到离宫之日，元帝召见昭君等五人，才发现昭君之美冠于后宫，而且善于言谈，举止娴雅，心中大悔。但名单已定，为了取信于匈奴，不能更改。送走昭君后，元帝严查此案，众多画师都被斩杀，抄家所得资产达巨万。被查处的画师，有工于人像者，有工于布色者，有工于飞禽走兽者，其中有一位叫毛延寿的画师，画人技艺最高，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后人在《西京杂记》的故事的基础之上再加引申，将毛延寿单独拎出来，说毛延寿有意将昭君画丑，毛延寿遂成昭君出塞的元凶。这一说法流传极广，但王安石一反常说，他认为昭君的绝色之美，是任何画师都画不出来的，毛延寿是被冤杀的。此论一出，语惊四座。文坛宿将、新秀如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皆有和作。欧阳修还曾说过：“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我能之也。”认为《明妃曲》第一首是连杜甫也不能写出的佳作，恐怕只有我欧阳修能写出类似的作品了，颇为自得。但是，无论何人所作，都无法企及王安石此作，原因无他，王安石为推陈出新，他作则为狗尾续貂。以上八句，是本诗的前段，写昭君“去时”；以下八句，是本诗的后段，写昭君“去后”。“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是说，昭君出塞时，已知此生不可能再回故国。因此，到了异域，她仍身着汉服，直到穿尽带去的全部汉服。“可怜着尽汉宫衣”一句的分量极重，它表达的不仅是昭君对故国的思念，更是对汉族文明的尊重和向往。中国古代讲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最看重的是文化，而非血统。服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讲“南冠”，写楚人戴南方人的帽子，不忘故国。《论语》讲“左衽”，讲华夏灭亡，穿着夷人衣服。“可怜着尽汉宫衣”写昭君虽身在胡地仍然身穿汉服，仍然坚守华夏文化。“一去心知更不归”表明昭君“着尽汉宫衣”并非要归国，更不是争宠于汉元帝，而是一心向汉。所以，她“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只有年复一年的鸿雁，可以万里传书，捎来“塞南”家乡的消息。至此，这首诗已写尽昭君的悲剧。结尾再叙家人规劝，更令人悲中生悲。家人劝什么呢？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家人从“万里”之外传书昭君：好好生活，不要想家。你没看见吗？汉地长门宫里幽禁着的陈阿娇，当年威风八面、春风得意，一朝君王异心，永闭长门。帝王无情，深宫寂寞，哪比得上你在“毡城”的日子呢？人生如果不得意，在南在北都一样。如果单于对你好，就好好待在胡地吧，不要想着回归。在严守夷夏之大防的宋代，王安石写出这样的诗句，如石破天惊，震惊文坛。后来范冲对宋高宗论及《明妃曲》，态度激烈，痛斥不已，直言王安石“坏天下人心术”，“非禽兽而何”（李壁《王荆公诗注》卷六）。书写王昭君，本为诗歌旧题，文人们纷纷借此来言说阐发一己之见。清代方东树曾言：“此等题各人有寄托，借题立论而已。如太白只言乏黄金，乃自叹也。公此诗言失意不在近君，近君而不为国士之知，犹泥途也。六一则言天下至妙，非悠悠者能知，以自喻其怀，非俗众可知。”（《昭昧詹言》卷十二）方东树推举李白、王安石、欧阳修三人，言其寄托，但未作高低评定。欧阳修之作乃和王安石《明妃曲》，不再赘论，我们不妨看看李白的《王昭君》，比较一下其间差异。李白写有两首《王昭君》，一首是五言，一首是杂言。我们选读杂言体的那一首。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李白这首诗说，汉家的明月照着明妃王昭君，昭君一旦踏上玉关路，从此远在天涯，永无归日。明月依旧会从东海升起，明妃却再无回归之时，只能拿燕支山的雪花当作汉地的鲜花，美丽的玉人最终只能憔悴而死，永埋胡地黄沙。生前没有黄金，让画师白白画了一幅像，死后留下的青冢，让后人无限嗟叹。李白是唐代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对于昭君的书写，却仍未摆脱思妇哀怨的旧调。对比一下王安石的《明妃曲》，我们只能说后者的确是历代咏叹王昭君诗词中最有见解的名作。王安石《明妃曲》胜在何处？胜在见解非凡。《明妃曲》是一首翻案诗歌，为画师毛延寿翻案，未画出明妃之美，不是他刻意为之，而是无法画得其真；《明妃曲》是一篇讨伐檄文，美人离去的根本当在不能识人的帝王；《明妃曲》是一笔出新之调，一改哀怨悲痛之情，宫苑深深，无须思乡。当然，王安石的《明妃曲》并非无聊文人玩的笔墨游戏，也非闭门造车之作，而是有着现实的影子，有着一己的无奈。大宋王朝边患严重，战乱不止，朝中的投降派有很多，王安石于嘉祐四年（1059）上书宋仁宗，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言大宋内忧外患的局面，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但是，拳拳忠心，再三陈辞，皆无果而终，王安石心中亦有波澜。国政问题重重，抱负无法施展，希望渺茫尚存，凡此种种，交织于胸，联想至不被宠幸、离汉而去仍念念不忘故国的王昭君，王安石遂借一代奇女子成一代奇文。美辞玉屑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 王昭君〔唐〕李白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小诗，是王安石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节令诗。诗题“元日”指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因为“元”的本义是“头”“首”，即排名第一，一月之中排名第一的是初一，正月的初一是春节。说到“元日”，就得讲讲“元旦”。“元旦”，新年第一天。自汉武帝开始，按照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之始，故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元旦”指新年第一天，也就是农历新年。因此，“元日”“元旦”在古代都指春节。辛亥革命后，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元旦”成为公历新年第一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明确公历1月1日为“元旦”，即阳历年。同时，确立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即阴历年。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以中国新年特有的习俗放爆竹的声音点明一年已经过完了，故曰“一岁除”。“岁”，指年。“爆竹”，古人烧竹子，让竹子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故称“爆竹”。放爆竹为的是驱鬼避邪，后世“爆竹”演变成鞭炮。第二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东风。春风劲吹，气温上升，新的一年开始了。“屠苏”，指屠苏酒，用屠苏草浸泡的酒。喝屠苏酒是古代过春节的一种习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饮，驱邪避瘟疫，以求健康长寿。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古人喝此酒，以先少后长的顺序进行。年轻人喝一次长一岁，日渐成长。老人喝一次，生命少一年，日渐衰老，故最后喝。宋人苏辙《除日》诗中“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写的就是这种风俗。这一句写春节时全家其乐融融的热闹景象。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春节当天早晨的热烈气氛。“千门万户”就是千家万户，“曈曈日”的“曈曈”，形容太阳刚刚出来时的明亮温暖。春节时，正逢隆冬向初春转换，明亮温暖的太阳让人备感暖意融融，有了这一句，全诗的气氛更热闹了。最后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初一，“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这是说，正月初一有插桃符的习俗，主要目的是驱鬼。不过，王安石的这一句诗，并非纯粹叙述这一习俗，而是语义双关。一是表示用新联代替了旧联。“桃”，桃符，古代农历正月初一辞旧迎新之际，常在长方形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门旁，压邪驱鬼，祈福灭祸。左扇门上叫神荼，右扇门上叫郁垒，中国民间称他们为“门神”。当然这是最早的门神，后世门神还有一系列的变化。据《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大海中有一座度朔山，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桃树东北有鬼门，各种各样的鬼都要从这儿出入。神荼与郁垒两位神灵主管这道门，发现做恶的鬼，一律抓起来喂老虎。因此，人们常常在桃木板上画上神荼、郁垒的像以驱鬼避邪。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春联。后来，门神照画，春联改成文字撰写。据《宋史·五行志》记载，西蜀国主孟昶，每年除夕这一天，总让翰林学士拟辞，题写在桃符上，初一之时放到寝宫的左右。孟昶晚年，翰林学士幸寅逊撰写春联。孟昶看后，嫌他写得不好，于是亲自下笔，撰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春联。这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春联。19世纪末，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卷号为斯坦因0610），记录了12副在岁日（元旦）、立春日所写的春联。其中唐人刘丘子于开元十一年（723）撰写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一联，比后蜀孟昶题写的春联要早240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春联。二是表达了诗人对实施变法的乐观自信。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开始，此时正值新春佳节，家家户户辞旧迎新。王安石有感于春节的万象更新，写下了这首《元日》，表达了自己除旧布新、坚持改革、富民强国的强烈愿望。因此，这首诗不仅是一首贺岁诗，更是一首变法的宣言。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开始的呢？为什么这个时期他信心满满呢？这还得从宋神宗的登基开始讲起。治平四年（1067）正月，36岁的宋英宗驾崩，20岁的长子赵顼（xū）即位，他就是宋神宗。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要大赦天下，百官晋级一等，厚赏士卒，一切仿效仁宗驾崩、英宗登基时的规模与做法。宋英宗登基时仅奖赏百官士卒这一项就花费了两千万缗，大约相当于宋仁宗在位后期一年收入的六分之一。但是，北宋建国以来，新旧皇帝交替时形成的奖赏惯例，到宋神宗时执行不下去了。因为敕书刚刚颁布，负责财政的官员就匆匆忙忙前来汇报说：大宋朝廷的国库里没钱了。敕书已下，文武官员、士卒将领都眼巴巴地等着领赏钱呢，这个时候说国库里没钱了，刚刚登上皇位的一国之君宋神宗这脸往哪儿搁呢？要知道，宋英宗在位前后不满四年，四年前他登基时候能做的事，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宋神宗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没有钱的无助和无奈。钱当然是花了。花到哪里去了呢？一是养兵，二是养官，三是养皇室，四是丧葬庆典，五是输币——每年向辽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向西夏贡银、绢、茶等二十五万五千，以钱财换和平。除此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赏赐，这笔费用随意性很大，没法预算。可怜的宋神宗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皇帝，一上台就面对一个烂摊子：国家收入每年都不少，可就是缺钱；国家养了那么多的官员，一旦有事，谁也没用；国家养了那么多士兵，一打仗就败，只能用钱财买和平。内忧外患重重，不改革是真不行了；然而，改革又谈何容易呢！要改革，必须要有领头人，但是眼下谁能领这个头呢？要知道做领头人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宋神宗把那些元老重臣过了一遍又一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这个时候，一个人浮上了他的心头。这个人就是王安石。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召翰林学士王安石进宫“越次入对”，就是不按正常组织程序，与皇帝直接对话，讨论问题。这场谈话的中心话题是，本朝建国百年，平安无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问题。最后，王安石答应写一篇文章详细论述这一问题，当晚，意气风发的王安石完成了宋神宗布置的“作业”——《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札子条条陈述，击中要害，宋神宗看了一遍又一遍，如坐针毡，恨不得立即开始变法。熙宁二年春天，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一场影响历史大势、震撼中国历史的大变革从幕后正式走向前台。紧接着，王安石提出成立新的变法机构，宋神宗全力支持，改革在一派争议中乘风破浪，全速前进。此时的王安石信心满满，《元日》就写于这个时期。我们清楚了王安石写作这首诗的背景，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首诗了。这首诗既描写了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和万象更新的景象，又寄托了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感。美辞玉屑又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们先看诗题“泊船瓜洲”。“泊船”，停船。“瓜洲”，镇名，在长江北岸，今扬州市南，京杭大运河入江之处，因古时吴人卖瓜于此，故有此名。熙宁二年（1069）二月，应王安石的要求，宋神宗批准设立专门机构，实施变法。五年之后的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被宋神宗罢相，回到金陵半山寓居。第二年，55岁的王安石奉宋神宗之命重返京城。这首诗即写于重返京城，舟行至瓜洲时。前两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写船中所望。“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位于长江北岸，与瓜洲隔江相对。“钟山”，即紫金山，在今南京市东，王安石的住所所在地。王安石祖籍江西临川，景祐四年（1037），其父王益任江宁府通判，举家迁往江宁（今南京），自此他的一生便与江宁结缘。江宁是他求学作文的积淀之地，是他立志弘道的始发之地，是他政治失意之后的疗伤之地，是他精神灵魂的安歇之地。王安石此次奉诏北上，从南京出发，经长江至瓜洲，转运河北上，前往北宋都城汴京。身在瓜洲，南望京口，仅隔一江，回望江宁，中间只隔着钟山的几座山峰，看似离家很近，实则离家越来越远，心中的绿洲终将被山峰全部遮挡，淡出视线。一望京口，再望江宁，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透露出诗人对江南的几多留恋，依依不舍的回望，只能让思恋更深。“一水间”“只隔”二语用得极妙，似乎家乡近在咫尺，只不过一条江、几座山峰的距离，但是，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山水本就有阻隔的意思。《诗经·秦风·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无论是溯洄从之，还是溯游从之，皆不可及。《召南·南有乔木》则直言“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江水又长又广，不能渡过。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言：“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一水一山，障碍重重，更何况是“数重”之山呢？但王安石就是将此看似矛盾的字眼糅合到一起，物理距离内化为心理距离，化在他无限的思念之中，化在他回京的欢喜之中，从而让整首诗的情感格调于眷恋中带有轻松之感。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赞美这一句，主要是赞美王安石善于炼字，因为此句中的“绿”字用得特别好。据宋人洪迈《容斋续笔》记载，这一句中的“绿”字，原为“到”，王安石自注“不好”，改为“过”，又圈去，改为“入”，再改为“满”，改了十几次，最后始定为“绿”，因为只有“绿”，写出了江南早春的韵味。其实，此句之妙，不仅在“绿”，“春风”二字也用得极好。“春风”，一指江南大地的一片绿色是“春风”带来，二指诗人的心情很好。神宗在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即召他回京，显然是希望继续推进变法，这对王安石来说当然是一件“春风得意”的好事。第四句“明月何时照我还”，写王安石对金陵故乡的思恋。第三、四两句的感情显得有些不合，他到底是非常高兴，还是盼着回乡呢？高兴之情肯定是有的，毕竟可以再次回到变法一线了，但是，王安石对朝廷的内幕知道得也非常清楚。第一次罢相，让王安石深知变法的阻力有多大。首先，王安石政治上最强大的依靠宋神宗开始动摇了。因为在变法理念上的不同，在王安石的新法未颁布之前，反对派的阵营已经形成。每一部新法的出台，反对阵营都瞪大眼睛，吹毛求疵，加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确经常出现偏差，让反对阵营抓住了把柄，引来他们不间断的反对，甚至有人蛊惑、组织基层的民众到京城上访、闹事，策划聚众围堵王安石的家门，以此给宋神宗加压，要神宗废除新法。作为皇帝，宋神宗要协调变法派、反对派两个阵营，同时他对新法出现的问题也产生了一些疑虑，这让王安石每一次都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解释，一部部新法才得以顺利实施。此时，虽然改革的阻力总是“不失时机”地挡在前面，但还没有形成一种绝对强大的力量，有皇帝的存在，就是改革最强大的支撑。改革在一种胶着的状态下前行。不过，这种胶着的状态渐渐失去了平衡。什么原因呢？四个字，天怒人怨。从熙宁六年（1073）的秋天开始，老天爷一滴雨没降，宋神宗多次下诏州县祈雨，没有任何效果，大宋王朝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范围旱灾。反对阵营又拿天灾恫吓神宗，说这是“天怒”，是新法引起的。尽管王安石一再用“天变不足畏”安抚神宗，神宗心里还是犯嘀咕。久旱不雨引发了饥荒，新法规定的各种征收却刻不容缓，一些灾民变卖田产，变为流民，并向京都等大城市逃亡，乞讨求生。这是“人怨”，当然也与新法有关。当时，负责监管京城一个城门的官员，看到大量流民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相互搀扶着拥入开封，便把这一幕凄惨的场景画成了画卷。这个人叫郑侠，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入京之初，曾对王安石汇报了各项新法的弊病，王安石没有回应。这个时候，他写了一份奏折，连同长卷《流民图》，假称密急公文，呈到了宋神宗那里。在奏折中，郑侠历数王安石新法的种种弊端，并且咬牙切齿地说：“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如果陛下停止新法，十日之内，必然下雨。否则，请将微臣斩首，以惩戒欺君之罪。此期，反对派还通过太后、太皇太后向宋神宗施加压力。两位太后常常哭天抹泪，要求罢除青苗法、免役法，说王安石要变乱天下，弄得宋神宗心烦意乱。宋神宗一母同胞的弟弟、岐王赵颢也跟在后面添油加醋地说：太皇太后所说句句在理，陛下一定要三思啊。宋神宗对太后、太皇太后的话不好反驳，但对弟弟岐王并不在意，便有点儿恼羞成怒地说：天下是我败坏的，这个皇帝你来做好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宋神宗看到了《流民图》，可以想象他的感受是怎样的。第二天，神宗便废除了新法。事有凑巧，三天后，憋了十个月的老天，竟然普降甘霖。大雨来得正是时候，大雨来得也不是时候。这久逢的大雨缓解了旱情，也让宋神宗更加疑神疑鬼。虽然后来在吕惠卿的泣对之下，大部分新法恢复了，但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王安石意识到，他得离开了。他不忍心变法被一场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便举荐了韩绛与吕惠卿继续维护新法，巩固已有的成果。熙宁七年四月中旬，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离开京城，出知江宁府，回到了金陵。正是这次罢相，让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但是朝中的反对派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因此，这次重新返京，变法仍然不会那么顺利，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仍会发生。正是王安石对变法的深深担忧，让他在二次返京时，于快慰中感到了不安，于渴望中隐含着忧虑。想想一年来隐居金陵的闲适，对比朝中反对派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江南美丽的春景让他感到了不舍，不由自主地发出“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感慨。这种感慨，是担心，更是无奈。王安石的担忧，在其再度拜相之后一年便验证了。宋神宗对其益加厌烦，反对派甚嚣尘上，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其子王雱病逝，心力交瘁、悲伤不堪的王安石多次谢病求去，最后于元祐元年（1086）终老于江宁。这也算是对“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回应，对其辗转奔波的一丝安慰吧！美辞玉屑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 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门外绿，小隐湖中花。”——钱锺书《宋诗选注》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这首咏梅诗，四句二十字，可谓篇幅短小。然诗虽短，写得极好，可谓精悍。不过，要真正理解这首咏物诗，仍然需要品读一番。品读这首诗，我们要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人为什么钟爱梅花？第二，王安石在这首诗中是怎么写梅花的？第三，王安石为什么要赞美梅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钟爱梅花？中国人非常喜爱梅花，有证据吗？有。中国人喜爱“岁寒三友”，松、竹、梅，其中有梅花。中国人欣赏“四君子”，梅、兰、竹、菊，又有梅花。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喜爱梅花呢？这是由中国人的审美观决定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审美观呢？“比德说”。“比德说”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审美观，它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人欣赏自然景物时，常常以道德和自然景物做比附，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的景物才是美的。谁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呢？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里的“乐”，读作“yào”，意思是喜爱。聪明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如果将这两句理解为互文，是说聪明而有仁德的人既爱水又爱山。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孔子这两句话呢？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山川颂》中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点做了明晰的解读。我们这里只简单地讲讲董仲舒对“知者乐水”的解读。水从源泉中流出，滔滔汩汩，昼夜不停，像一位有力量的人；一个地方流满了，它就会流向另一个凹陷的地方，像一位公平的人；遇到山谷，它从不迷路，总能找到出口，像一位智者；从千仞之高的山流向山谷时，它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像一位勇者；人们得水而生，缺水而死，它像一位有道德者。董仲舒的解读让我们明白了水具有各种美好的品德：有力量、公平、智慧、勇敢、有道德等。这就是典型的“比德说”。再比如说中国人看荷花。我们一看见荷花，马上就想到周敦颐《爱莲说》中的两句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其实，荷叶、荷花不沾水沾泥，是因为其表面是天然的纳米结构，但是，纳米是一个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古人并不懂，他们只是单纯地认为，荷花高洁，不同流合污，因此道德高尚，惹人喜爱。正是这种审美观，使不畏严寒、凌霜绽放的梅花成为中国文人最喜爱的花之一。梅花不属于春天，她属于冬天。当冰封大地的时候，当百花尚在冬眠的时候，梅花已经凌寒绽放了。梅花具有百花都无法企及的本领——笑傲冰雪！再看第二个问题：王安石在这首诗中是怎么写梅花的？王安石这首咏梅诗，从梅花的生存环境入笔。最不起眼的“墙角”，只有“数枝梅”，不是一簇簇、一团团，仅仅是极少的“数枝”，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王安石看到了，注意到了，并以极为赞许的口吻写出了“凌寒独自开”一句。什么叫“凌寒”？迎霜傲寒叫“凌寒”。什么叫“独自开”？在百花都无一点动静的寒冬，梅花独自绽放了。赞美梅花的“凌寒独自开”，就是赞美其不畏严寒的品质。“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继续为梅花唱赞歌。洁白的颜色，严寒的冬天，极易让人产生错觉，“墙角数枝梅”是未融化的残雪。但是，诗人凭借自己的判断，坚持认为，不需近看，只要远远瞟上一眼，就会明白，这不是雪，是梅花！因为，除了视觉上的洁白，嗅觉上一股“暗香”飘然而来。提到“暗香”，许多读者都会想到宋代诗人林逋的《山园小梅》（其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林逋这首咏梅诗，大意是说，众花凋零的寒冬，只有梅花独自绽放，在幽静的小园中占尽风情。稀疏的花影横斜在清浅的水中，清幽的芳香浮动在黄昏的月光下。白鹤想落下来，先偷偷地瞄梅花一眼；蝴蝶如知道梅花如此美丽，一定会自惭形秽。幸而我能低声吟唱，不用敲着檀板、和着金杯饮酒，就能享受到赏梅的快乐。这首诗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二句。而自从这首诗问世后，“暗香”就成了梅花的专称。明人评价林逋这首诗时说，林逋虽称能写诗，实际只有《山园小梅》一首诗写得好；《山园小梅》写得好，实际只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写得好；这两句写得好，实际只有“暗香”两个字写得好。其实，人们称赞的这两句诗，是林逋改动了唐人江为的两句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逋“更竹为疏，更桂为暗，移以咏梅花，遂为千古绝唱”（邓伯羔《艺彀》卷下）。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王安石为什么要赞美梅花？王安石的咏梅并非单纯地咏梅，他笔下的梅花，其实是人格高洁、不畏环境恶劣的自我写照。王安石的变法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反对派不断地坚韧地充当变革的绊脚石，改革步履维艰。王安石在宋神宗的信任与支持下，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勇往直前。但随着改革渐渐深入，改革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反对派又一如既往地人言汹汹，改革的最高领导者、王安石最强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开始犹豫和退缩。改革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变法似乎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表演。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隐居江宁，新法陆续被废。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皇帝去世，第二年，王安石去世。历时17年的变法，就这样谢幕了。但是，王安石始终对变法不后悔，他的这种性格与“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梅花是一致的，他赞美梅花，其实也是自况。正如梁实秋所言：“四君子并非浪博虚名，确是各自有它的特色。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热。”（《四君子》）四君子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洁、清逸、坚贞和淡泊四种品格，一直为世人所钟爱，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美辞玉屑山川颂董仲舒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徳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北陂杏花 王安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中国诗歌是意象的世界，也是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自然界中的花朵纷纷进入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托物言志的载体，成为他们感情触发的媒介，亦成为他们倾情颂美的对象。中国种植杏树很早，甲骨文中已有“杏”字，写作，由此可见，至迟在商代，杏树已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但是，杏花的身影在早期文献中并不常见，多是作为物候出现，如《夏小正》所言正月物候，“梅、杏、杝（yí）桃则华”，说正月杏树开始开花（后世俗称杏花二月花，《夏小正》此处记载或与文献传抄有关）。但是，除此之外，杏花并没有过多的身影，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杏树与其实用价值，出现了两个重要意象：杏坛、杏林。杏坛，见于《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孔子游行天下，在一处周围环绕着杏树的高坛之上休息，讲读诗书，弟子读书，孔子弹乐。此为一则寓言，后人据此将之坐实，认为杏坛是孔子讲学授徒之所。后来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便种有杏树，设有高坛。杏林，见于《神仙传》卷十《董奉传》：“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说的是东汉名医董奉居于山中，医术高超，医心高尚。他行医不要钱财，病重的患者痊愈之后，只需栽种五棵杏树，病轻者痊愈后种植一棵杏树。历经数年，董奉的居所旁边有了十万多棵杏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杏子成熟之时，人们可以拿粮食交换杏子，董奉再拿换得的粮食接济贫苦百姓。人们感念董奉的医德，便用“杏林”指代中医业，用“杏林中人”指代医生，用“杏林春暖”指代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带来的恩泽。杏花真正进入诗词世界，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庾信的《杏花》一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红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庾信以极为欣赏的口吻，将带来无限春色的杏花倾情歌颂：青翠的杏叶与娇艳的杏花相互映衬，绽放在春光无限的旷野之中，出现在远处的村落之中，还盛开在近处的山城里。唯有如此美好的杏花，适合招待尊贵的客人，于是轻轻摘下它，放入金黄的盘子中，如同一块浓艳的红玉，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庾信的《杏花》诗带着对杏花的无限喜爱，带着对盎然生机的无限欢欣，带着对春光的无限享受，以愉悦欢快的文字、温暖昂扬的调子，将杏花带进了诗歌王国。自此之后，书写杏花、赞美杏花的诗歌多了起来，杏花成了诗人们笔下的常客。宋代的王安石亦是杏花的爱好者，他写就了11首杏花诗，最为有名的是《北陂杏花》。“陂”，本义是山坡，此处为池塘之义。《礼记·月令》言“毋漉陂池”，郑玄注曰：“畜水曰陂。”“北陂杏花”，北边池塘的杏花。此杏花有何特殊之处，值得诗人专门作诗呢？前两句“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北陂杏花娇媚多姿。这两句具体描绘了北陂池水与杏花的形态，一池春水，碧绿清雅，一树杏花，茂盛娇艳。花与水各具风情，带来烂漫春光。这是开篇呈现的画面，清幽美好，春色撩人。王安石素以注重炼字著称，“造字用语，间不容发”（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此首诗虽未有文献证明其炼字之事，但亦可见其字句凝练精巧，一字出彩，一字传情。“春”字，带着对冬天的告别，走入无限生机之中，为人们带来温暖、喜悦与希望，为全诗定下了基调。“绕”字，环绕之义，其作用有二：一则描绘出北陂池水的屈曲之状，这是王安石特别喜欢且擅长的用法。《书湖阴先生壁》言：“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江上》有言：“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一“绕”字令水势曲折生姿。二则展现出水、花互映之态。诗人将水、花赋予了人的情感，水如同一位哺育孩子的母亲，以她广阔的胸怀环绕着自己的孩子、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而杏花在池水的滋养之下竞相绽放，风姿绰约，将自己美好妖娆的姿态投射到池水中，如同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回报她的恩泽。“身”，指岸上的杏花。“影”，指杏花在水中的倒影。一“身”一“影”，虽是实写水边之物、水面之景，亦是对前面“绕”字的回应，一来一往，一母一子，春水杏花俱含情。当然，“影”字的运用，还源自王安石对水中影的喜爱。“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涨春渌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舠’，皆观其影。”（许《彦周诗话》）所以，不仅是枝头杏花“春意闹”，水中的花影也沾满了春色，一个“各”字体现此义。杏花，其美首先在其色，杏花之色有三变：初生之时为艳红色，花苞绽放、与群芳争艳之时粉中带红，凋落之时为雪白色。此于群花之中略微特殊，引人注目，且盛开时灿烂无比，故后人称其为“艳客”（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诗人们将此直观的色彩纳入笔下，着力描写杏花色泽之美，如温庭绮《杏花》中的“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宋祁《玉楼春·春景》中的“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游园不值》中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杨万里《芗林五十咏·文杏》中的“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等。王安石的杏花诗亦写其色美，如《杏花》言“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有时色香连写，如《次韵杏花三首》（其三）言“看时高艳先惊眼，折处幽香易满怀”，而《北陂杏花》既未写花色，亦未写花香，而是用“妖娆”二字写其姿态之美。“妖娆”，娇媚、美丽之态，有“桃之夭夭”的柔嫩安舒，又有“春物竞相妒，杏花应最娇”（吴融《杏花》）的妩媚多情，杏花如同娉娉袅袅的小姑娘，娇柔美好，惹人爱怜。“妖娆”二字，既源自王安石对杏花的喜爱，又源自他的细致观察，一字一情皆动人。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给出了王安石写北陂杏花的另外一个答案：杏花品性高洁。王安石观赏杏树、杏花、清水、花影，白白的杏花被春风轻轻吹拂，几片花瓣落到清澈的水面上，随水波慢慢漂走，如同白雪从天而降，始终保持着洁白之态。杏花变白，说明接近凋谢，应当是令人悲叹的时刻，但在王安石看来，杏花的谢幕是一幅美丽的画面，饱含着对春天的祝福。杏花谢幕，以飘飘白雪般样态呈现，这是杏花的共性，但是谢幕的场所不同，带来的命运迥然不同。“陌”，本义为田间小路，这里指街道，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言“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即用此义。街道为人来人往之处，闹市中的街道更是车水马龙，设想白雪般的花瓣洒落在这样的街道上，只能在匆忙的脚步下被碾压，混着脚底的灰尘、风吹的尘土、道路上的污秽而变得污浊不堪。“北陂”“南陌”，境地不同，带给杏花的是不同的结局，“吹作雪”“碾成尘”，一美好，一肮脏，似乎人们都会选择前者，选择体面地离开，但实际上却并非那么简单。“北陂”，背阳向阴，远离闹市，为偏幽冷清之地。“南陌”，向阳背阴，位于闹市，为热闹繁华之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渴求权势、追逐富贵为人之本性，即便为此变得身心疲惫也在所不惜，又有几人能做到居于陋室、安于平淡呢？王安石用了“纵”与“绝”的对比，以一个“胜”字道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宁愿做“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白雪杏花，也不做闹市中的尘土杏花。邵雍曾言：“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邵雍《善赏花吟》）显然，王安石是善赏花者，他赏花能识花貌，亦能识花妙，《北陂杏花》既写出了杏花之颜色，又写出了杏花之精神。那么，杏花精神缘何而来？仅仅是感物而生吗？陈衍《宋诗精华录》在评价此诗时提到“末两句恰是自己身份”。王安石虽然写了水中花，但他的阐释却非镜中花、水中月，一切皆源自他的人生经历、人生体悟。王安石一生最重大也最为自豪的事情便是主持变法。他希望可以通过变法改变危机四伏的局面，富国强兵，也想一展身手，大展宏图。但是，变法必定会剥夺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他毫无疑问地遭受到了来自朝中保守派的重重阻挠、攻击，再加上王安石急于求成、过于自信、择吏不精等问题，最终导致变法失败。王安石两度罢相，出居江宁。离开朝廷中心，王安石处江湖之远，却仍然心系宫阙，生活看似宁静恬淡，实则涟漪不断。《北陂杏花》就是一首隐居江宁半山园所作的托物言志之诗。杏花变白、走向衰老，与王安石进入晚年、人生即将谢幕何其相似，所以王安石才会在飘落的杏花前伫立沉思，这杏花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知音呢？“北陂”与“南陌”，指代王安石退居的江宁与北宋都城汴京，一僻静，一热闹。“碾作尘”，说的是在政治中心的党同伐异、权谋欺诈，为达目的，不惜被践踏，灰头土脸。北陂杏花则是王安石的自况，洁白、耿介，不与污秽、浊尘为伍。王安石改革锐意进取，不惧人言，即便不再主持变法，亦对自己的理想不怀疑、不否定，直言“当世人不识我，后世人当谢我”，对他的敌人不低头、不退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气魄表现在《北陂杏花》中就是那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催人奋发，令人佩服。这也是此诗在诸多杏花诗中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主要原因。清新与悲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王安石却将之不露痕迹地统一于一首七言绝句中，以清新自然之景洗荡内心的不平与污浊，以悲壮之语宣告不变的情操与志向，用心良苦，功力深厚。陈衍所言王安石“虽作宰相，终为诗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七），诚然诚然！美辞玉屑杏花〔宋〕王安石垂杨一径紫苔封，人语萧萧院落中。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