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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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群书治要试读：
上篇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一讲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从《群书治要》看文化的本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重视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什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呢？如果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一看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我们对这个文件就不难理解了。《论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孔老夫子到卫国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孔老夫子对冉有说：“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冉有就问：“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就说了两个字“富之”，也就是说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使人们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又说了两个字“教之”。也就是说，在孔老夫子看来，要能够使社会和谐，我们只要把“富之”“教之”这四个字做好了，那么社会和谐就能够达到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仅仅重视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温总理在2011年的4月份《讲真话，察实情》的讲话中就这样提到：“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就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这就说明社会中的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了温总理的关注，也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关注。所以，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有这样一句话：“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等等。”那么，通过文化建设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以及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问题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文化的本质上来理解。“文化”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在古代汉语中是由两个词来构成的。这个“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等。而“化”就是人受教而变化，本义作“教行”解。在《说文解字》上把“化”解释为“教行”。人们接受了道业、变化气质、改过迁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变革，这种“变革”就称为“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达说文解字：“化，教行也。”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所以说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变化人的气质，等等，所以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一、文以载道，经典旨归《群书治要》这本书，是唐太宗李世民授命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徳言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的精华，特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念概括总结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奠定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古人的文章不是像现代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分类的，而是以“经、史、子、集”来分类。“经、史、子、集”中的内容都是讲道、谈德，起到的是给人们以道德的教化作用。所以，中国古人说“文以载道”。（一）“经”中论“道”首先看一看“经”。“经者，常也”，它记载的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比如说，《易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代的圣贤人上观天象，观察到了四时的变化；下观人文，也就是社会的人伦关系，以此来教化天下的百姓，让人们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很多人自以为是地说：“学习圣贤经典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凡是写在经典之中的那是没有糟粕可言的。很可说文解字：“经者，常也。”惜的是，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很多人拿自己的眼光去衡量古圣先贤的智慧，一句是糟粕就把它删除了。不同的是，有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人特别是学中医的人就非常地感叹道：“在中华经典之中，那些最精华的东西恰恰被一些人误以为是糟粕给删除了！”现代心理学、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恰恰认为，这些东西才是最精华、最宝贵的东西。
1．自然天“道”：阴阳消长
我们举一个例子，《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是玄虚的，它是古圣先贤观察了自然界的变化而总结出来的规律。看到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它们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用这个道理来观察人世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比如说，人心的一忧一喜、人世的一治一乱也都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古圣先贤常用“太极图”来表示天道变化的规律。“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阴中有阳，阳中还有阴，阴阳之中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衡，就会引起变化，这就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那么，这是观察天地自然的规律得出的道理。《易经》上教导人要谦虚、谨慎也是通过观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得出的教训。《易经》一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爻”，“六爻”的爻辞有凶有吉。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吉的，这一卦就是“谦卦”，谦虚的“谦”。“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的，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看了这个卦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他才华横溢、有权有势就像一座高山一样，但是他不居功自傲、谦逊而尊人。事情做好了功劳却推给了长辈、推给了同事、推给了下属，说：“我没有做什么，这都是领导的支持、同事的付出、下属的努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就都不是某一个人聪明智慧的结果，它必须是众缘和合而成，需要多方人士的努力。他的谦虚推让也是符合道理的，又因为这个人很谦虚，即使他很有功劳、很有业绩，也不会招人嫉妒、招人障碍。《尚书》也有类似的教诲，如：“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满给自己招来损失，谦虚让自己受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为什么满招损呢？因为一个人一旦骄满了，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了就会自以为是，就不再会有好学的品质，他的人生就很难进步了。而谦虚让自己获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尚书》上还有一句话：“惟天福善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带来灾祸。“淫”就是骄奢淫逸的“淫”，它是指对一切事情的过分与放纵的意思，当然也有骄满的含义在其中。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事做的过分了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正是因为古圣先贤对“天道”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孝经》上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教导：“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一个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不骄慢，那么即使身居高位也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一个人虽然很有钱但是处处中规中矩，还很节俭、很勤奋，这样的人即使很有钱也不会有因为过分浪费，而出现入不敷出的结果。一个人身处高位而没有被颠覆的危险，就可以长久地守住高贵的位置；一个人虽然很富裕但是也没有过度的浪费，这样就可以长久地保持富贵的地位，过上富裕的日子。
这两段话给现代人很深的启发。现在的人一旦有钱有势了，可能就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穿衣服要讲名牌，坐车子也要宝马奔驰，买一个手提包也都是非常昂贵的LV，这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当我们读了《孝经》、读了《易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以前的骄奢淫逸、吃喝玩乐都是不符合道的，就会变得很节俭、变得很谨慎，逐渐把我们的行为气质都给变化了，这就是读圣贤书的好处。
2．人伦大道：“五伦学说”
古圣先贤不仅仅观察了自然界的规律，也观察了社会的人伦关系保持和谐必须遵守的人伦大道，就是孟子给我们概括的“五伦学说”，那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很多人就问：“《群书治要》都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事了，是唐朝以前的经典，那对于解决我们现在社会和谐的问题还能够有帮助吗？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经济基础变了，道德是不是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看一下这“五伦关系”，在古代有父子之间的关系、有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有长幼、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有朋友（就是平等的人）相交往之间的关系。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就有所改变了吗？在古代的时候，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对父母也有一种自然的亲情，这个父子之间的亲情有所改变吗？怎么样使亲情顺着亲的方向发展，一生不加以改变呢？圣人去观察了才发现，只有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父母儿女间的亲情才能维系一生，才不至于出现“一个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了，在机场捅了他母亲很多刀”这样的情景。这都是失教的原因。我们的圣贤教诲已经有三四代没有人讲了，没有人知道父子有亲、父慈子孝！传统经典的东西没有人讲了，反而还向西方学习“平等、自由、民主”。儿女不把父母亲叫爸爸妈妈了，都叫名字了。这种所谓的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这个不可取。所以，“五伦关系”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是如此。所以，“道”是恒常不变的，至今仍然适用的。
3．儒者通道，以道得民什么是“儒”呢？汉代时期扬雄给“儒”下了一个定义，他说：“通天地人谓儒。”其实儒家的人并不是像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他们是对天地自然的规律、对社会人伦关系的规律通达无碍、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这样的人才被称为“儒”。这个“儒”字，写法是一个“亻”加一个“需”字，告诉我们：学儒的人是人之所需，是我们社会所急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文化大革说文解字：“儒，郑目录云。儒命”的时候，“批林批孔”把儒家打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了，结果“五伦关系”不仅没有人讲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了，而且是被彻彻底底地颠覆了。儿女能濡其身。”可以去批斗父母、学生可以去揪斗老师、夫妻也被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同床异梦，五种伦理关系被颠覆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人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而且它的遗毒一直留到今天，经历过我们最亲近的人、最值得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们送上批斗台，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值得我们信任呢？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不能够完全地推心置腹。所以没有儒家了，没有人把这个“五伦关系”讲解出来了，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混乱了，甚至人活得就不像人了。《周礼·天官》上也对儒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四曰儒，以道得民”。第四种执掌叫“儒”。“儒”是什么呢？他给大家讲的是“道”，所以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的拥护和接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道德教育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那样，逼迫着人们勉强的硬着头皮去参加的，它应该是深入人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的拥护，是深得民心的。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兴起了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现象。传统文化论坛就是以讲“五伦关系”为核心、教导人如何去孝敬父母、教育儿女、如何夫妻相处、兄弟和睦。大的论坛往往都是采取网上自愿报名的形式，会场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但是每一次网上自愿报名想参加论坛的人都超过了上万人。像上次周口传统文化的论坛，有一位参会的听众就是从美国坐了飞机到了北京，从北京坐了飞机到了郑州，又从郑州坐了汽车来到了周口。他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聆听这四天的论坛。每一天的论坛都安排得紧紧的，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课排得满满的。结果四天之后，人数并没有减少。不是像其他一些论坛，拿了一个纪念品、登记了一下名就走了，人数到最后是越开越少。这个论坛开到第四天的时候，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听众恋恋不舍、意犹未尽。看了这样的论坛，就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以道得民”。试问天下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孝敬父母呢？哪一对夫妻不希望和谐相处、白头偕老呢？儒家给人讲的恰恰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所期求的道理，所以它深得民心。
4．人能弘道，贵在力行
朱伯庐的《劝言》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如果你读《论语》，在没有读《论语》的时候是此等人，读了《论语》之后还是此等人，那就是不曾读《论语》。”就是说，古圣先贤的经典是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并不是为后世中举人、中进士而设置的，他的目的是教千万世做好人，乃至于成圣成贤来设置的。所以，怎么读书才能有利益呢？我们读一本书便要反之于自身，我能如是否？我能够这样做吗？做一件事就要合之于书，考虑古人是如何做的呢？这才是真正的读书。孔老夫子就感叹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读书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读书志在圣贤”，这是为己之学。现在的读书人却是“为人之学”。什么叫“为人之学”呢？读《论语》、读《诗经》为的是在和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孔老夫子怎么说、孟老夫子怎么说。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读书。我们一定要把“学儒”和“儒学”相区别。“学儒”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后面还有一个“笃行之”，说明“学贵力行”。这就是告诉我们：能说不能行不是真学问。什么是“儒学”呢？所谓的“儒学”就是有前文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却没有后面的“笃行”。“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不能够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发扬光大。《论语》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什么意思呢？学习儒家文化的人、学习“道”的人能够把“道”弘扬光大。怎么弘扬光大呢？不仅要能讲、能说、还要能行，在身体力行之中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大家看到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是身心和谐、非常的幸福，每一天笑呵呵的，人家就愿意跟着学习。所以，什么叫修行啊！修行就是每一天乐呵呵的，没有生气的不满意的坏情绪。当你一乐的时候，烦恼就没有了；而当你不高兴的时候，脸上有烦恼了。其实修行就是修这颗心，时时刻刻保持欢喜的状态。这就是告诉我们：学贵在“知行合一”，这样才能把传统文化弘扬光大。（二）“史”以明“道”
中国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2011年的秋季，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做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就是《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这个讲话中，他说：“在中国的史集书林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到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1．以史为鉴：成由勤俭，败由骄奢《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有一段话讲了国家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岔路口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的是其倚重的臣子为了保住俸禄而不敢直言进谏；有的是其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后有什么感觉呢？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就是因为领导者、官员的道德出现了问题，逸乐看不到危机。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国家、家族之所以成就、兴盛起来，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勤俭持家。后来为什么又都衰落下去了呢？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过分的奢侈、过分的浪费所导致的。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苦卓绝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人和国民党，不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率先垂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吗？“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才获得了胜利。唐太宗李世民读了《群书治要》之后，看到了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总结了这样一句话：“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当君主的人贪心，一定会丧失他的国家；做臣子的贪心会导致身败名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反复地叮咛、说明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2．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春秋左氏传》即《春秋》，既是经也是史。在《春秋左氏传》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规律，它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我们看国家的兴盛都是因为把百姓视为自己的伤口而细心呵护、关爱，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把百姓看成是泥土、小草一样的微贱而随意的践踏，因而招致灾祸。我们读了这样的教诲就知道：领导者言行不能够不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关系到国家的盛衰，还有民风的善恶。
3．民不忍欺，最上之治《史记》记载着历史上出现过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第一种，就是“不能欺”。子产在治郑国的时候，他的法律监督机制都非常的严密，老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这个就叫“不能欺”。西门豹在治邺的时候，他的法律非常的严苛，只要你触犯了这个法律就给你严厉的惩罚，结果把老百姓吓得不敢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他做到了“不敢欺”。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把孔子的“仁爱”思想、“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完完全全地运用到他的治理之中，结果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都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所以他做到了“不忍欺”。究竟哪一个层次是最高的管理层次呢？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当然“不忍欺”是最高的层次。
但是现在的企业管理、政府的管理都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我们都是在向“不能欺”、“不敢欺”去努力，而没有向那一个最高的层次去努力，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对自己的管理经验、治国方法没有信心，反而要去向一个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去学管理，这不是很让人可悲的一件事吗？比如说，我们学习企业管理，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和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之间，请问应该向谁去学管理呢？任何一个开明的企业家都会向五千年的企业去学管理，因为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虽然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毕竟没有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更经得起风吹雨打。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顶端，也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结果导致的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没有信心，要去其他国家学管理，这还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吗？所以，在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很多的企业家就说：“我们以前做企业都是向雷曼兄弟去学习，看他们怎么做，现在他们都垮掉了，请问我们应该向谁去学习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开明的企业家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创下了中国式管理的最佳案例。当这些案例普遍地出现在大江南北的时候，才让我们生起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比如说，北京有一位胡小林董事长，他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严格地按照《弟子规》来管理企业。不符合《弟子规》的事情就不做。结果，他的生意不仅没有减损反而是年年的攀升。他把企业对外的公共关系部改名字了，对外称“对外关系部”，对内就称“舍得部”。因为他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怎么搞好公共关系呢？就是先要“舍”。他把人力资源部也给改变了名称，叫“送爱心部”。人力资源部的责任就是要找到那些需要帮助的、有家庭困难的员工给他们以及时的帮助和关爱。那么，这样的企业家、这样的老板能够起到“君亲师”的职责，不仅仅领导员工而且关爱员工，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的关爱员工、给他们人生的指导和教诲，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结果，员工都不忍心欺骗，他在与不在，企业的经营状况是一样的，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在日本，松下幸之助之所以被称为“经营之神”，就是因为他把“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稻盛和夫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就拯救了日航并且创立了两个500强的企业，那也是因为把儒家的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中。
4．德教为本，法制为末
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的经验。《汉书》上就告诉我们：只是重视法令的严密而不重视人道德的教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意思是说，法令制定出来奸诈就生起来了，命令一下来欺诈的行为也就出现了，就像扬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不仅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还使它愈演愈坏。这就说明，其实对于社会的和谐来说，道德教育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才是更根本的。
当代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他对当代西方过分的重视制度的设计、正义规则的设计而忽视了个体美德培养的倾向做出了批判。他说：“再正义的制度、正义的规则，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正义的规则设计出来了，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把它推行得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一方面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不合理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和人类自私自利的心密切相关。《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追寻美德》
5．明智之君，乐闻其过《群书治要·吴志（下）》中记载，能使国家兴盛的君主与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有什么不同呢？“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领导，都是喜欢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是喜欢听到别人赞扬。喜欢听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一天一天地减损，福也就来到了。喜欢听别人赞誉的人，他的声誉一天一天地减损而祸也就来到了。古人读了历史，是这样学的也是这样做的。《韩诗外传》上记载着赵简子的故事。赵简子是晋国的正卿，有个臣下周舍在他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就派人去问他是不是有事相求？周舍就说：“我别无所求，只想做个敢犯颜进谏的臣子，拿着笔墨跟在您的身后。每一天都将您的过失记录下来，然后每月汇集一起，每年看看它有什么效验。”赵简子答应了周舍的请求。从此以后，赵简子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很认真地拿着笔墨对他的每一个过失都加以记录。但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周舍过世了。有一天，赵简子和群臣在洪波台饮酒，当他和群臣饮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就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臣子们看到赵简子失声痛哭都很惶恐，纷纷地离开自己的坐席来向他请教。臣子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还请您明示！”赵简子就说：“诸位大夫都没有过失。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叫周舍，他给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千张的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贵重，一千个唯唯诺诺的臣子都不如一个敢犯颜直谏的臣子对我有帮助。周武王的臣子犯颜直谏，结果周朝就兴盛起来了。商纣王的臣子都是唯唯诺诺、不敢犯颜直谏，结果商朝就灭亡了。自从周舍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过失了，我知道离自己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你看，这个领导者是多么的明智！他知道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臣子对自己是真正有帮助的。这个典故告诉我们：读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还能指导我们如何选择下属、选择朋友。（三）“子”以论“道”“子”讲的是诸子百家的言论。“诸子百家”包括了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等。
1．诸子百家，修齐治平
诸子百家的言论里边很多的内容也都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比如说，《群书治要·老子》上就有这样一句教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告诫我们：要戒除自己的贪心，要知足常乐。《群书治要·韩子》，即《韩非子》，告诉我们怎么样明辨身边的这些臣子是君子还是小人。古人知道亲近君子国家就兴盛，如果亲近小人国家会灭亡。那么怎么样来分辨身边的臣子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韩非子》上写道：“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明辨我们身边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凡是奸臣都要顺着领导者的心思去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取信于领导而且可能有求于领导、希望从领导那里得到好处。领导者认为什么好，他也会跟着说这个东西好去赞叹它，如果领导者认为这个东西不好、对它有所憎恶，他也会跟着领导去毁谤它。所以，从这里就知道了忠臣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忠臣是念念为着对方好，虽然话有点逆耳，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傅子》也提到这样的道理，“明主患谀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受之。”明智的君主和领导者都是担心谄媚巴结自己的人太多了，没有途径闻听自己的过失。所以开敢谏之路，能够让人们犯颜直谏，才有机会听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如果臣子所说的言论是出于一片忠诚之心，虽然他说的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但是也不要责怪。唐太宗在位时，有位臣子进谏，臣子就说了很多国事的是非、得失，批判了一通就出去了。结果，站在他身边的臣子就说了：“陛下啊！刚才那个大臣所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真相，您为什么不制止他、不打断他呢？”唐太宗说：“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打断了他，这个事情传了出去，有人会说皇帝不肯听臣子的进谏，就不愿意再向我提意见了。所以虽然他说的不对，我也不能够打断他。”正是因为唐太宗有这样的心胸，所以臣子都敢于犯颜直谏，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2．圣贤之教，消忧除患《群书治要·尸子》中有一个例子，让我们明白应重视圣贤人。故事比喻得非常好，它说：“假设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人家赶来把火给你扑灭，你会对他怎么样啊？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可是，那年老的人、有经验的人早早地提醒你，让你要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好以保证终身没有失火之患。但年轻人听了如同耳旁风，没当一回事就过去了，不知道感恩戴德。假如你被关进了监狱，有一个人到监狱里把你救了出来使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会怎么样啊？你们三代家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你出来之后可以孝天明本《群书治要·尸子》书影敬父母、照顾妻子、教育儿女，所以你们家全家人都对他感恩戴德。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圣贤人教给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人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感恩戴德！”圣贤人都隐匿起来了！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来“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样的志向：“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都想用自己的“所学所能”为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有所贡献。那为什么他们还要隐匿起来呢？原因就是在于国家对他们不重视、不尊敬。你看，刘备去请诸葛亮的时候要三顾茅庐，他有真诚心、恭敬心，诸葛亮才会出来帮助他，因为他们出来做官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我们现在重视的是什么呢？我们重视的是GDP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仅仅重视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圣贤人讲解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了道德的底线，这个时候人就不像人了，就是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以前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全都发生了。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人与禽兽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孟子很早就给我们说过人和禽兽的区别“几希”。“几希”就是很小一点点，只不过人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了，而禽兽把它给丧失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有礼、人有义，他知道用礼义来节制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如果人不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圣贤人出来讲解“五伦八德”的教诲，那么人确实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3．礼义廉耻，教之所成《群书治要·袁子正书》有一段教诲，它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不能制止人们去做恶的心，即使你是每一天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天明本《群书治要·尸子》书影能够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淮南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句话也是在告诉我们：法制监督机制都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呢？它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的、有孝心的人。法律能够对窃贼给以法律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就是“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啊！所以，对于圣贤人不能够不尊敬，因为他使人们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道理，引导人们成为有德行的圣贤人。（四）“集”以示“道”“集”的内容大部分是文学作品，比如说诗歌散文、书信游记，等等。其中很多的内容也都是告诉人“如何做人”，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
1．天下财富，五家共有
比如说我们看《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做到了四省的总督，权倾一时，但是他在位二十多年中从来没有为自己建造过一所房屋、买过一亩田地，而且他对军中的僚属宣誓说：“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看了这句话，我们相信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公家的一文钱挪作私用”吗？我们很多人都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为什么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呢？因为，他从小熟读儒家的经典，懂得《易经》重要的教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还有一句话就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如果对这两句话有深刻的体悟，就会知道财富并不是赚到你手就是你的了。
古人认为，财富为五家所共有。第一，就是官府。假如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而来，最后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充公。虽然赚到你手也是昙花一现，又被人给收回去了，自己还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第二，就是水灾。不久前网上流传《曾国藩家书》书影着一个案例，某位官员贪了很多的钱又不便把它存在银行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买了一栋别墅，把钱装在了破纸箱里藏在了别墅之中，他以为这样一做就伪饰得天衣无缝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别墅发水，把钱从别墅里冲了出来。被调查时说不清来历，他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情形就曝光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就是火灾。不义之财也会被大火给焚烧掉。第四，就是盗贼。中国古人讲“盗亦有道”，盗贼也讲他的道义。他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第五个比较容易观察，就是不肖子孙。败家子也会把你的家产败散掉。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送给他钱他都不敢要，更何况想方设法地去聚敛钱财？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学习传统文化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想方设法地去聚敛钱财。结果怎么样呢？最后不是贪污受贿走上了断头台就是被子孙所散掉、败坏掉。古人总结了五点，现代还多了一点就是医院。很多贪官污吏，贪了很多的钱也得了一身的病，最后不得不去看医生，花了大把的医疗费得不偿失，这是不明智的举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可以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
2．取不义财，招灾引祸
在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中也这样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比喻非常的形象。它说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吃了有毒的肉充饥、喝了有毒的酒止息自己的饥渴，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先生所著的《保富法》上也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他耳闻目睹了满清末年的那些权贵后代子孙起起落落的情形，最后总结了一本书——《保富法》。他用身边的案例为我们证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事实。
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杨震，他在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路过了昌邑县。县令王密就是他举荐做秀才的，王密知道自己的恩人要路过此地就趁着夜色带着十斤黄金要呈献给杨震。杨震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了解你才把你举荐出来做秀才。但是，可惜的是你却不了解我。”王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以为杨震怕这件事被人知道才不愿意接受的。于是，他就说：“这一件事没有人知道，你就放心地接受了吧！”杨震说：“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这是‘四知财’，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所以他拒不接受这“四知财”。杨震一生很廉洁，到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家产留给子孙，他的同僚看了之后就说：“你不留一点财产给你的儿孙吗？”杨震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留给我的儿孙最好的财富就是他们是一个廉洁官员的后代。”因为古人说：“遗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你看，我们辛辛苦苦赚了很多钱，如果孩子是败家子儿，你把钱留给他迟早会败光。假设你的孩子又有德、又有能，他会用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你把钱留给他又有什么必要呢？杨震廉洁的作风影响了他的儿子，也影响了他的孙子和曾孙。结果，他的儿子、孙子和曾孙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权倾一时，而且还把他家的祖先家风承传下去，把他们家的房屋取名为“四知堂”，只要杨家的后代子孙从这个匾额下走过就能够提醒自己：我们的祖先不收“四知财”，我们怎么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给祖先抹黑呢？所以他们的良好家风代代承传，保持不败。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官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结果是得不偿失。有人还专门给这些官员算了一笔账。第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第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第三，是名誉账，身败名裂。第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第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第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第七，是健康账，心力交瘁。第八，是历史账，遗臭N年。不重视自己的权位、拿着自己的领导位置去贪污受贿，就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比喻“拿着珍珠弹去射鸟雀”。珍珠做的子弹非常的昂贵，但却拿着它去射麻雀，这是特别不划算的。这些官员在位的时候不仅仅自己受到尊重，父母、妻子、儿女、家人都跟着享受荣耀。但是一旦身陷囹圄、被关进监狱了，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付诸东流。
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经典、“经史子集”这些文章都是用来“文以载道”的，是告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的。那么，我们读了这些圣贤书就应该志在圣贤、效仿圣贤，也要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德行的人、变化自己的气质。二、字中藏慧，以文化人
文字是智慧的符号，此次讲座的题目叫“以文化人”。这个“文”不仅有文章也有文字的意思。文字也是智慧的符号，有着教育的内涵。（一）“耻”：闻过心惭，面红耳赤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耻”。这个“耻”字，正体字写作一个“耳”加一个“心”字，解释为“辱也”，从心、耳声。那么看到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耻”。“耻”是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心生惭愧，表现在外面就是面红耳赤。所以，“耻”是心有所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所以，孟子就说：“耻之于人大矣！”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呢？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从培说文解字：“耻，辱也。”养羞耻心来做起。孟子说：“耻这个字对一个人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久而久之，他可能什么事都敢做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有羞耻心，做了错事他能够惭愧，并且知耻近乎勇，才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成圣成贤。”《了凡四训》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这句话说得很好。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比如说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看了他们还非常的佩服、非常的尊敬？他们的后人看到他们的塑像还非常的恭敬、愿意向他们学习？但是我自己却是一身“瓦裂”。“瓦裂”就是指陶制的器皿，比如说陶制的杯子、陶制的碗，器皿破碎了结果就是一文不值。过分地放纵于感官的享受、欲望的满足，偷偷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句话告诉我们：圣贤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他虽然也有过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他知过能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犯了过失知道惭愧、知道羞耻进而勇于改过，所以他能够成圣成贤。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圣贤人，一个过失都不犯、一点习气都没有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圣成贤？就是他们有羞耻心、懂得惭愧，人家都早已经成圣成贤了，我们还在这儿是一个凡夫，这一点就非常的值得惭愧。这个羞耻并不仅仅说你犯了某一件过失知道惭愧、知道羞耻，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成为圣贤人、成为人人效仿的君子，这是值得我们羞耻的。有了羞耻心，“知耻近乎勇”，你才能够改过自新、才能够在道德上不断地提升。
那么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羞耻心，那确实是堕落的离禽兽不远了。《礼记》上记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够学舌、能够学人讲话，但是它不过是飞鸟而已；猩猩有的时候智力也很高、也会学人讲话，但它也不过是禽兽而已。现在的人不懂得用礼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虽然能够讲话，但是变成了会讲话的禽兽了。所以，如果这个“耻”字你学到了，能够听到别人说我们的过失而面红耳赤并进而改正自己的过失，你的道德学问就不断地提升、气质也就改变了。这是“耻”字的含义。（二）怒、恕：心奴为怒，如心为恕说文解字：“怒，恚也。”
看一看这样一句话：“恨怨恼怒怒、恕：烦，人生五毒丸。吃了半颗“怒”字。就生病，吃了一颗要你的“怒”上面是命。”所以，发怒确实是拿一个“奴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五脏隶”的六腑之所以有这样或者那样“奴”，下面的病症，全都是和恨、怨、是一个恼、怒、烦这五种不良的情“心”字。这绪有关。那怎么办？我们就就是告诉我要转“怒”为“恕”。把们：当我们“又”字边的棱棱角角磨得发怒的时圆滑起来，就变成了“恕”。候，就是把说文解字：“恕，仁也。孔子而这个“恕”写得也很有味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自己的心变道，上面是一个“如”，下矣。孟子曰。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则为仁不外於恕。析言成了奴隶。面是一个“心”。告诉我们：之则有别。浑言之则不别也。仁王凤仪老先“如心”才叫“恕”。首者，亲也。”生曾经说过先，如谁的心？如对方的存心，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你才能够转“怒”为“恕”。孔老夫子的弟子来请教他：“有没有一个字我可以终身奉行的？”孔老夫子说：“有，这一个字就是‘恕’。”意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们《弟子规》上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我们不想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们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如果我们从早到晚每一言每一行之前都能够想到这一句话，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什么叫如心呢？我们真如自性的心就叫“如心”。那么如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是有一种同体的感受。意思是说，我不仅仅和自己是一体的、和他人是一体的，而且和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这个心才叫“真如之心”。当你有了这种心，才能够生起同体的感受。什么叫“同体”呢？就说你看到别人很悲伤你也会感觉到很悲伤，你看到别人很快乐我们也能够从心底感受到那种快乐，这就叫“同体”的感受。所以，“同体的大悲”就是说你和万事万物是一体的，他有伤痛你也会感觉到伤痛，这个心才叫“如心”。现代人的这种同情心——就是和人感同身受的心，却越来越为物欲所蒙蔽，基本上都没有了。我们感受不到身边人的痛苦了，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苦痛经常是麻木不仁、不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只有“同体”的感受有了，我们才能生起对别人无私无求的帮助之心，这个没有私心的帮助才会生起来。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看，世间人每一天朝九晚五很忙碌，工作很辛苦。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呢？我们观察一下发现：不是名就是利。如果没有名没有利，这件事很多人就不去做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很多人不为名不为利也在辛辛苦苦地努力工作，那背后推动的力量又是什么？就是“如心”、这种“悲心”。“同体”的感受能够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这样的一种“悲心”才促使他为了大众的服务无私无求，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转“怒”为“恕”了，就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也经常的引用，也是经常用这一篇文章来提醒自己。为什么经常的引用呢？因为我们自己经常握不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这篇文章这样写道：“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每个人心中都有把‘快乐的钥匙’，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交给别人掌管。”比如一位女士抱怨说：“我活得很不快乐，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她把快乐的钥匙放在先生手里！一位妈妈说：“我的孩子不听话，叫我很生气。”她把钥匙交在孩子手中！还有一个年轻人从文具店走出来说：“那位老板服务态度恶劣，把我给气炸了。”他把钥匙交到了老板的手里！这些人都做了相同的决定，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的心情。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现况无能为力，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开始怪罪他人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一个成熟的人会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他的情绪稳定、为自己负责，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种享受而不是压力。诸位朋友，你们的“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上吗？那就赶快把它拿回来吧！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它是在提醒我们：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这句话确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能够握住自己“快乐钥匙”的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那就是我们古圣先贤所说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时时都是在定中，没有什么事能够让他焦头烂额、让他火冒三丈而丧失了定力。所以，我们要时时考验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够坦然面对、面带微笑，这样才不至于失去了定力。那么这个就是“恕”。（三）“爱”：用心感受他人需要
这个“愛”写作一个感受的“受”，中间有一个“心”字。看到这个字我们就知道：“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爱”并不是打着爱的名义，说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你就要听我的，这样就是控制人、让人听从我们的欲望。这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有压力，生怕因为我没有听对方的结果对方就生气了、不高兴了。正是因为“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所以爱的感觉应该是温暖的，爱的言语是正直的，爱的心地是无私的，爱的行为是成全的。而不是拿着爱做名义去控制对方、要求对方应该怎么样来为我服务。《易经》上有两个卦，一个叫“泰卦”，一个叫“否卦”。“泰卦”的卦象是“坤上乾下”。“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正确的位置应该是乾在上、坤在下，但是在泰卦之中乾和坤的位置是互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反省自己的不足。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各自责，天清地宁”，结果就很安泰吉祥了。而这个“否卦”恰恰相反。“否卦”的卦象是乾在上、坤在下。天在天的位置，地在地的位置，他们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指责对方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却没有做到，结果就形成我们古人所说的“各相责，天翻地覆”。所以这两个卦象就告诉了我们：爱并不是指责对方、控制对方，而是彼此成全、互相关爱，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如此就会“否极泰来”。（四）“教”：教育之本，重在教孝“教育”的“教”。《说文解字》用一句话“上所施，下所效”，把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给我们揭示出来了。在古文之中这个“教”字左边上面是一个“乂”，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乂”，再下边是一个“孩子”的“子”。这个上面的“乂”告诉我们是父母、老师、领导画的，下面一模一样的“乂”就是孩子、学生和下属画的。它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身教胜于言教”。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柳条儿，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是需要长期拿着柳条儿耳提面命的，所以身教加耐心就能够把孩子、学生、下属教导好了。孩子的言行、习气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不能指望他刚学了《弟子规》，行为立刻就有改善，而是需要长时间熏修并且自己要给孩子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让他来学习。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在抱怨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没有孝心，小公主、小皇帝的脾气很厉害，以自我为中心，谈不上对父母有感恩之心。”这些都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章：《哪一个是我》。那个一进门就喊“肚子饿了，饭怎么还没做好”的人是儿女；那个一进门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下厨房烧菜的人是父母。那个一会儿说“粥烫了”，一会儿嫌“菜咸了”的人是儿女；那个哪怕就一点青菜、豆腐也要精心烹饪、力争做出滋味的人是父母。那个整天抱怨作业多、实在太累的人是儿女；那个累了一整天毫无怨言、洗衣打扫卫生后再陪读的人是父母。那个动不动就开口要钱、不给就生气的人是儿女；那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却从不在教育投资上吝啬的人是父母。那个记不住家人的生日、可一到自己生日就早早召集同学、朋友聚会的人是儿女；那个很少记自己生日却用心为家人准备生日礼物的人是父母。那个早上赖床还不停抱怨家人叫他的人是儿女；那个深夜入睡、黎明即起准备早点的人是父母。那个受了一点儿委屈，回家苦水倒个不停以求得同情和安抚的人是儿女；那个在外面受了再多气回家后却强作欢笑的人是父母。那个有牢骚就发、有烦恼就怨把家当做坏情绪“宣泄所”的人是儿女；那个把苦埋在心中生怕让自己不良情绪影响家人的人是父母。那个总以学业、工作忙为托辞，很少往家里打电话问候的人是儿女；那个在电话里嘘寒问暖、总为家人牵肠挂肚的人是父母。那个一开口就将家里的积蓄“借”走，然后舒舒服服住大房子的人是儿女；那个劳累了一辈子到老还住在破旧小屋里的人是父母。那个总羡慕人家多么有钱、自己家多么寒酸的人是儿女；那个退了休还不“安分”，起早摸黑挣钱的人是父母。那个宁愿把大量闲暇时间放在娱乐和朋友聚会、却不愿回家看看的人是儿女；那个只要看到儿女哪怕就一会儿都神清气爽的人是父母。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嫁了老公忘了爹的人是儿女；那个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老了还帮儿女带小孩的人是父母。那个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把家人太当回事的人是儿女；那个从不把自己当回事，却总以子女为荣四处炫耀的人是父母。那个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却很少付出行动的人是儿女；那个从不把爱说出口，却将爱播撒于生活每一块土壤中的人是父母。或许，只有等到儿女也成了父母、父母慢慢变老时，我们才会回忆起生活里这些点点滴滴，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爱。
看了这篇文章，很多人就在想我们既是此文中的父母，又是此文中的儿女。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可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养了儿，又何尝知道父母恩了呢？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父母却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恩德昀大、付出昀多、昀无私无求、无怨无悔的人是谁？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对谁昀冷漠，对谁说话昀没有耐心、昀不客气、昀没有礼貌？也是我们的父母。现在的人确实都活得颠倒了。自然界的禽兽中羔羊尚有跪乳之恩，乌鸦尚有反哺之情。很小的时候，小乌鸦不会飞，老乌鸦到处去觅食来喂养这个小乌鸦。等老乌鸦老的时候飞不动了，小乌鸦还要四处去觅食反哺老乌鸦。乌鸦都有反哺之情、羔羊都有跪乳之恩，那我们作为一个人不孝敬父母，确实是连禽兽都不如！“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我们做了很多伤天害理、悖德悖理的事，自己还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连做人起码的资格都不够！想一想儿女对我们的态度，再想一想我们对儿女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就一清二楚了。你看，孩子对父母说话的那一个不耐烦、那一种爱答不理和我们对父母说话的那种不耐烦、爱答不理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教儿教女先教自己。父母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在意。比如说，我们偶尔说了一句话“好久都没有吃什么菜了”，结果下次回家的时候那道自己喜欢吃的菜就被父母端到了桌子上。父母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儿女，但是儿女反馈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不耐烦、是厉声厉气。古代的人把孝顺父母称为“孝子”，而我们现在的“孝子”成了什么？“孝顺儿子”“孝顺孙子”。有的人说得更好，他说：“有的人哪，他有了儿他就成了儿，有了孙儿他就成了孙儿。”这还能把孩子教导好吗？有了儿之后，自己是做父亲做母亲的。有了孙儿，自己是做爷爷做奶奶的。但是，我们没有走到做爷爷奶奶、做父母的道儿上，而是颠倒了位置。结果，孩子就教成了“小公主”“小皇帝”。所以，“诸事不顺因不孝”，所有的事情不顺利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孝心、不知恩报恩所导致的。
一个人不知恩报恩，他就会以利害的原则和人处事，他所感召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人。《易经》就讲了这样的道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就是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感召的都是和你同样志趣的人。假如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以功利心和人相处，你感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人，做事怎么可能顺利？这个“教”字就是告诉我们：身教胜于言教。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就是把《弟子规》引入到了他们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教导之中，结果服刑人员的行为有了改善。为什么有这种效果呢？就是因为他们原来局长——张发局长，带着他们的民警首先来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结果教育者先受教育、昀后感化了这些服刑人员，使他们的行为有了很多的改善。“言教者讼，身教者从”。我们用言语去教导他，他就会跟你起争执，说你都没有做好有什么资格说我，这就是孩子之所以有逆反心理的原因。你觉得孩子长到十四五岁了，他的逆反期要到了，结果心想事成，果然孩子就逆反了。其实，孩子逆反是有原因的。小的时候，你告诉他去做什么结果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他不去做，就打他一顿、骂他一顿，他迫于你身体比他强壮、不得不服从你的教导。但是随着身体一天一天的强壮、日渐长大，结果家长都没有做到还让孩子去做，他心里就起逆反了，意思是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他看到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没有符合《弟子规》的要求，那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去学《弟子规》呢？如果你从早到晚的言行举止记录下来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你不用说一句话，孩子对你很佩服，就会跟着你去做正确的事了。所以“教”字就告诉我们：身教加耐心就可以把孩子教导好、把学生教导好、把下属也教导好。三、礼乐教化，移风易俗
在《孝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人对于礼乐的教化作用非常地看重。（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是干什么的呢？先王用它来承顺天地自然的规律、来调治人的性情。所以失去礼的人就会死，得到礼的人就会生。这就是讲“礼”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礼记》上还把“礼”比作是水的堤防，如果认为堤防没有用把它废弃就会导致洪水的泛滥，认为旧的礼仪没有用也会导致社会灾祸的产生。“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觐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凌之败起矣。”假若婚姻的礼给废除了，夫妇相处之道没有了，痛苦就产生了，淫乱邪僻的罪行也就跟着多了起来。乡饮酒之礼废除了，长辈和晚辈的次序就失去了，那么争斗的刑事案件也就越来越多。丧礼和祭礼废除了，臣下还有子女的恩义就越来越淡泊，结果背叛死者忘记生者这样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觐聘之礼废除了，君与臣错位了，结果那些臣子背叛、侵凌君位的事情也就发生了。那么，为什么“礼”如此的重要呢？因为“礼”也是在点点滴滴起到教育的作用。
古代很重视婚姻之礼，要娶亲之前，“男方三天不奏乐，女方三日不熄灯”。为什么呢？就是在结婚之前抓紧时间教育儿女怎么样去为人夫、为人妇，怎么样承担家庭的职责。当然，这并不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其实，在平时父母的言行举止之中都给他们表演出来了“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到了结婚之前的三天，还要抓紧时间进行教导、耳提面命。在迎娶之日，丈夫要去迎娶妻子之前，首先要祭拜天地。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婚姻大事不仅仅关系到两个人、两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天下的太平。所以，礼节非常的慎重，也表达了要把家庭维持好、把儿女教导好、能够使社会和谐的这样的存心。平时都是父亲接受儿子的敬酒、服侍、敬茶等等，结婚当天不一样了，儿子要接受父亲的敬酒，而且儿子不用回礼。父亲是代祖宗给儿子敬酒，意思是说，从今以后祭祀祖先的责任、家庭的德风就要由你来承担了。所以，平时的时候都是儿子给父亲敬酒，而这一天父亲给儿子敬酒。到了对方的家庭，对方的父母对新郎官是非常的尊敬，而且是亲手把自己的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上。意思是说，从此我们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新郎和新娘要跪拜父母，新郎要感恩岳父岳母给自己培养了这样一个好的妻子。从岳父岳母的手中接过了新娘，新郎心里这种责任感也就提起来了。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提起一个人的责任感、提起一个人的正念。新娘要上花轿的时候，要把她的香扇从轿子里扔出去。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千金小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倍受父母的关爱，可以天气热了要拿着扇子扇一扇。但是，今天你为人妻、要成家立业了就不能再有这个小姐的习气了，随着这个花扇一扔，把千金小姐的作风也随之给扔出去了。到了夫家，礼节也很有意义，公公婆婆是站在客人的位置上，而把这个媳妇从主人的位置上迎上来。意思是说，从此之后，我们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了，家道的兴衰就靠你们来承担了。新婚夫妇要喝交杯酒，喝交杯酒的时候是用葫芦瓜切成两半，葫芦瓜的丝是苦的、里面装的酒是甜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夫妻两个人就要同甘共苦。而且葫芦瓜是一个整体切成了两半，意思是说，“夫妇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夫妻两个人本是一体、不分彼此，不要互相的计较。礼成之后葫芦可能还会挂在那留作纪念，提醒成家的初心就是要“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所以你看，婚姻礼节的每一个步骤全都是提起一个人的责任感、一个人的正知正念。这就是古代的婚姻之礼，它会使丈夫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妻子很有德行。可惜的是，这么好的礼节到现在都没有了。我们看到了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但是我们后人却没有理解、没有承传，不仅不愧疚，甚至还在妄加地批判祖宗。这就等于坐在大树下好乘凉，结果我们不感恩戴德，还拿着这个斧子拼命的要把大树给砍倒，没有比这更折福的行为了。
宋代有一个读书人叫刘庭式，他和邻居家的女子订了婚，订婚之后并没有行婚礼，就去上了太学，读了太学又考中了进士。五年之后等他回来的时候，邻居家的女子却双目失明了，而且家道也衰落了。但是，刘庭式还是决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要把这个女子迎娶过来。女子的家人就说了：“我们家的女儿现在已经双目失明，怎么能够再嫁给您作‘箕帚妾’（就是做您的正配夫人）呢？”你看，古代的人他念念地想着对方的利益而不是自私自利。女子家人想到：“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残废的人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况且对方衣锦还乡，又享有高官厚禄。”但刘庭式却坚持说：“我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够违背道义、违背良心。”所以，他还是坚持要娶邻家女子过门。结果，这个女子过门之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刘庭式到高密去担任通守（就是太守的助理、助手），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得了病、过世了。刘庭式感到很哀痛，哭得也很伤心。当时的太守苏轼看到之后就劝导他：“我听说人是因为喜欢美色才产生情爱，有了这个情爱才会有哀痛的感受。而你的妻子她又不是一个美人，而且还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你有什么哀痛可言？”刘庭式说：“我哀痛的只是我丧失了自己的妻子，并没有想到她的双目是失明的。我所痛苦的，是因为我丧失了和我同甘共苦、筚路蓝缕的妻子。如果说因人有美色才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有哀伤，那么你看集市上、大街上有风尘女子每一天都挥着袖子对你献媚、对你挑逗、诱惑你，她们每一个人都长得很美，那是不是她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你的妻子呢？”苏轼听了之后就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感佩刘庭式的德行。后来刘庭式的两个儿子也都中了进士，也非常的显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刘庭式的道义，他的妻子嫁过来之后一定要报答他的这份恩情，肯定是非常用心地相夫教子，因此将儿子教育得很好、也很成才。我们看了古圣先贤这样的讲道义的故事确实是非常的感动，而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婚姻之礼的教导，读书人才有这种正气。（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上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而返回到人道的正路上来。所以，音乐也并不是为了娱乐这种单纯的目的，它也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孝经》上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老夫子到了一个地方，还没有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只是听一听这个地方的音乐，他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论语》上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啊！礼啊！难道就是呈献玉帛这个仪式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敲钟打鼓吗？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搞文化啊！文化就是唱歌跳舞吗？你看，自从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以后，要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然后电影、电视就把那些地方的歌舞全都搬上了银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摄影的社团、绘画的兴趣小组，以为仅是这样就是搞文化建设了。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它是道德，它具有培养起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吕氏春秋》有这样一段话：“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这句话揭示了音乐与风俗的关系。乱世的音乐，演奏木制、革制乐器的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制、石制乐器的声音就像雷霆震怒；演奏丝竹器之类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这样的噪响用来惊骇人们的精神、震动人们的耳目、动摇放荡人们的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但以此为礼乐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欢乐。所以，音乐越是奢华放纵，民众越是抑郁，国家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越是卑下，也就失去音乐的本来面目了。所以，音乐歌舞也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耳目口腹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起平和的性情，唤起人们孝悌廉耻的意识。《礼记》记载着关于音乐和政事相通的论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世的音乐安详而愉快，因为它的政治祥和；乱世的音乐哀怨而愤恨，因为它的政治不和谐；亡国的音乐哀痛而愁思，因为属地的百姓过着流离的贫困生活。这就是告诉我们：音乐和政事是相通的。所以，古圣先贤看到这个地方流行什么音乐，就能判断出社会的风气和政事办得如何。由此可知，“礼乐”都起到了调治人的性情，也起到宣讲“道德仁义”的作用，并不是娱乐至上的。四、艺术：无言之教，无声之化（一）建筑
中国古代的文艺无一不是教育。比如古代建筑，中国古代承担着教育意义的建筑有三个。第一个建筑，是祠堂，它教导人“孝道”。中国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风就归于淳厚了。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的祖先都念念不忘、想着去祭祀的话，对于眼前的父母晋祠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啊！他不可能一面去祭祀祖先、一面又打爹骂娘，这是于情于理都不符合的。所以，祭祀祖先培养了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在古代的时候，每一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是教育的机会。祭祀会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里宣讲祖先的德行，说：“我们家在哪朝哪代出了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们有什么德行后人可以效仿，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这就提起了后代子孙的责任感。因为，你作为他们的后代子孙言行举止不谨慎会给祖宗的脸上抹黑。所以说，祠堂教导人们“孝道”。
第二，是孔庙，教导人们“尊师重道”。中国人祭祀孔子由来已久，把孔子的塑像摆在那里供人瞻仰、礼拜。为什么这样做呢？第一，就是见贤思齐。看到孔子像，想到孔老夫子的教诲。第二，就是要纪念老师。纪念老师，不能夫子庙够忘本。
第三，是城隍庙。城隍庙里供的是十殿阎罗，讲的是因果，他教导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到二月二的时候要逛庙会，庙会里边有好吃的、好玩的，孩子们爱去逛庙会。逛完了之后父母就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供城隍庙着十殿阎罗的城隍庙。里面会告诉你，偷盗以后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邪淫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反正不符合道德的事在这里都能看到相应的惩罚。孩子看到之后会印象深刻，他一生就不敢做那些过恶的事情。所以，这三个建筑物都是承担着伦理道德的教育。（二）雕塑
除此之外还有雕塑。比如说，寺院里供着四尊天王。东方叫持国天王，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把国家治理好、让社会和谐，他教导我们负责尽职。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工作、有一个职位，每一个人负责尽职地把自己的本分尽到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琵琶，告诉我们处事要取中道，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这样才能够把人际关系处理好、负责尽职地完成任务。
增长天王手上拿着一把剑代表智慧。增长就是要求进步，但是必须有智慧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否则会南辕北辙、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无事不登三宝殿”，意思是说，没有重大的、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不会轻易地跋山涉水到寺院里去求教高僧。“三宝”就是代表了“佛”“法”“僧”，三宝殿代表了佛教的寺院。那为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古人认为，僧人的智慧很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跋山涉水向他请教。这也说明，古代的出家人都是德行、学问很好的人，他可以做社会的示范和表率。在顺治皇帝之前，一个人要想出家那不是很容易的事。他在世间的学问要拿到进士，也就是我们的博士学位才可以出家。大家想一下，出家必须拿到进士的学位，那得对儒家的经典非常地通达才可以。不仅如此，还要能够讲经说法。这样的人国家发给你一个度牒才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后来顺治皇帝要出家可能又不具备这个资格，或者他觉得出家是一件好事，不要给大家这么多的限制，所以就把这个条件给废除了。结果，他是以好心做了坏事，后世有很多人确实是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去出家，这使得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让人们对于佛教生不起信心了。他的这个举动也受到了后代人的一些批判。增长天王手里拿着剑代表了智慧。也就是说，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求得学识德行还有生活品质的增长。
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广目天王身上缠着一条龙或者一条蛇，代表了变化多端的动物。告诉你：要去广学多闻但是不要被表面所迷惑。因为社会的现象是与时俱进的、千奇百怪的、变化莫测的，要抓住事物的发展规律。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个珠子，代表了以不变应万变、不被表象所迷惑。另一只手拿着一把伞，伞代表了遮蔽污染。意思是说，不要好的也学、不好的也学，不懂得遮蔽污染就错了。
所以，这四个塑像摆在那里不仅仅是供人顶礼膜拜的，而是从他们身上来反省自己，我这一天是不是负责尽职的把本分做好了？是不是在求进步、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广学多闻？如果我们明白其中的意思，别人一句话不用说，自己在这个大殿走上一圈就已经受到了教育。所以，佛教是教育，它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而并不是迷信也不是宗教。可惜的是，从嘉庆皇帝以后，这个教育的本质越来越模糊，昀后沦落到了宗教和迷信的境地。比如说，有一些领导者会带了很多的钱到五台山去供养，花了很多的钱、供了很多的水果，以为这样做佛菩萨就可以保佑他了。回来之后仍然做着违法乱纪的事、贪污受贿的事，昀后被抓了起来还埋怨说佛菩萨不灵。这并不是佛菩萨不灵，而是你把教育变成了迷信。如果佛菩萨供他水果他就保佑你，我没有供水果他就不保佑我，那佛菩萨岂不是连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如了吗？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会接受别人的贿赂，那我们以这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佛菩萨本身已经是亵渎了，怎么会受到保佑呢？所以说雕塑起到的是教育的作用。
儒家讲“知行合一”、佛家讲“解行相应”，都是告诉我们：要把所学的东西落实在生活之中，这才叫真学问，能说不能行不是真学问，“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那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要把自己所学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使我们的道德修养不断地提升。这样的话，教育的目的才能达到。
总之，完美的文学、文艺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如果文学、歌舞还有诗词等只有真、只有美、没有善，那不是昀高的、不是完美的文学文艺作品。诗词、歌舞、戏剧小说都应该秉持孔老夫子“思无邪”的理念，不要引起人们“邪曲不正”，都要以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所谓的“俗文化”，并不是内容的低级趣味，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以快板、相声、京剧、昆曲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讲我们的道德观。使人看了这个文学文艺作品、看了这个诗词歌舞、戏剧小说后，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比如说，人们听了这个歌从没有孝心变得有孝心了，从不知道感恩变得懂得感恩了，从对人处处求全责备、很挑剔，变得很宽恕了。这样，文学文艺作品的目的才达到了。所以，只有我们的文学文艺作品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的效果，“文化的软实力”就能够通过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精神修养来对社会和谐作出贡献，以文化强国的目的才能够真正达到，这才是我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所在。
第二讲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从《群书治要》看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
一、官德修养，盛衰之因2011年10月，全国公务员局通过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大纲提出，要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其中特别谈到了要加强中国古代官德。但是这个号召提出之后，引发很多讨论。今天我们从《群书治要》的角度，看一看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的直接关系。《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看了这一段话，大家可能感到不知所云。因为中国古代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可是我们现代人文言文的修养很差，所以看了之后也好像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学习文言文有两个重要的心态：第一是恭敬心，要能够感受到古圣先贤对后世子孙的良苦用心，有了对古圣先贤的这种“心”，再看文言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契入、能够理解它的意思；第二是要有清净心，你的心很浮躁的时候，看了半天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当你把心清静下来，一遍一遍地读下去，就会领悟其中的含义。所以我们以这两种心态去读上面的两段话，就知道其中的大意是：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风俗、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没觉察，政治渐渐衰落也不知革新更改，习惯于混乱、安于危机，安逸的生活看不到这些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理朝政，不担忧国家的大事；有的耳朵听不进劝告和教诲，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是在岔路口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还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为了保住禄位闭口不言，不敢犯颜直谏；有的君主疏远有才能的臣子，废除弃用他们的谏言。所以国家的法纪放纵、松弛于上，有识之士郁伊、担忧于下，这真是可悲呀！
这段话实际上给我们指出了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原因呢？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意思是说，我们观察国家与家族之所以不能够兴盛的原因，是因为奢侈浪费。而国家之所以成就、能够兴盛发达起来的原因，无一例外地是因为勤俭持家。如此简洁的语言，却给我们指出了国家、家族兴衰成败的真理。二、从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区别看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
在《群书治要》中有很多古籍对比了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区别和表现。我们把它概括起来会更加鲜明地看到，官吏的道德和国家的盛衰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一）盛世之主，与民同乐；衰世之主，独制其民《群书治要·魏志下》上有这样一句话，“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意思是说，夏朝、殷（商）朝和周朝历经了十几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里呢？“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也”，秦始皇这个人，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了、遇到了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就此得出结论：“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那些能够和天下共享安乐的人，人们也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忧虑；那些与天下人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难。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君主、领导者对于百姓的态度与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看了这段话，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古人的治国经验，对现代社会能有什么帮助呢？实际上，这一理念我们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也依然能够起到作用。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因为老板拿不出工资了，西方的员工都是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观念的影响，结果他们就罢工、去示威游行。而此时韩国的员工不仅没有上街去示威游行，反而把自己平时的积蓄、存款都拿了出来交给了他们的老板。他们说：“老板啊！这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养家糊口，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金融危机、遇到了困难，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这些钱您先拿去用，等以后您有钱了，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说。”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韩国的员工能够做出这样感人的举动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韩国人提起孔老夫子、提起儒家思想，非常的尊敬、非常的感佩！对比而言，尽管我们先祖从小就沐浴在儒家文化、伦理道德的熏习之中，从小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仁义礼智信。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打倒了孔家店、批林批孔、批周公，昀后的结果是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们在谈孔老夫子时很不恭敬。有一位知名的学者，还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应邀到韩国去访问、做演讲。在他演讲的过程中，无意之中使用了一个很不恭敬的孔老夫子的称谓，结果韩国的这些听众无一例外地都起身表示抗议，甚至退席不听了。
这一现状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话，“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诚敬心，也就无法从中获得利益。佛教名宿莲池大师年轻的时候很好学，他知道辨融禅师非常的有学问、有道德。于是，他三步一叩首非常虔诚地跑到辨融禅师那里去请教。见了面之后，他说：“禅师，怎么样才能够有成就，能够学佛很深入？”辨融禅师说：“年轻人，一定要把名闻利养放下，这些东西害死人。”周围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莲池大师走了这么远的路，这么虔诚地三步一叩首地来向辨融禅师请教，辨融禅师就给他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这句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奥妙之处，夫子行教像所以都不以为然，当耳旁风过去了。但是，正因为莲池大师心地很恭敬、虔诚，这一句话对他就像当头棒喝。他深深地把这一句话铭记在心中，昀后他的成就恰是得自于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莲池大师没有被名闻利养所迷惑。遇到这些东西现前的时候，能够提起警觉。这就是告诉我们：“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没有诚敬，也获得不了利益。韩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以恭敬心将儒家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运用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中，所以他们的企业出现了那样感人的一幕，而莲池大师以恭敬心听了辨融禅师的话，则成为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八代祖师。
在《春秋左氏传》上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兴盛的原因在于把百姓视作是自己的伤口，对他们倍加关心、倍加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国家灭亡的原因则在于“以百姓为土芥”，将百姓看做是如泥土和小草一样的微贱，可以随意地去践踏，这是国家招致灾祸的原因。我们看了这一句话，不要觉得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要做大一个企业、要领导一个单位，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这个企业、这个单位兴盛呢？稻盛和夫看了《孟子》上的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说治理一个国家，要以百姓作为昀重要的，社稷其次，昀轻的、昀后的才是自己。领导者把这句话落实在企业管理中，应该怎么做呢？当企业有了收益、利润之后，首先用来回馈员工。因为什么呢？因为“民为贵”。然后再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社稷次之”。昀后才到领导者自己的享受，因为“君为轻”。我们想一想，领导者把这样的一种态度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员工还能够对他不忠诚吗？领导者若能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下属百姓就会和你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稻盛和夫之所以能够拯救日航，能够创立两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就是因为把这种儒家式的管理运用到企业经营之中。《六韬》上也有一句话：“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治理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知道父母怎样慈爱自己的儿女呢？假如家里的东西不够了，父母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这个东西留给儿女吃。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百姓就是这样的心态。“如兄之慈弟”，如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见到百姓饥寒交迫，他就会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很劳苦、很奔波，会为他们感觉到悲忧。以这样一种态度治理国家，百姓对领导者自然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发自内心地爱戴、尊敬他们。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为经营之神，也正是因为他把这种态度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一次，松下幸之助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有事没有来上班，正好在这个时候企业着火了，烧了大片的厂房，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并没有立刻去兴师问罪、追究责任，而是马上去调查原因：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上班呢？经过调查之后才发现，因为这个员工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已经住进了医院，他是为了去照顾自己的母亲不得已才没有来上班，恰恰不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火灾。松下幸之助了解到这个原因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马上就去买了礼物来到医院，亲自探望员工的母亲，并且安慰员工说：“你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已经住进了医院，但是这件事我却没有关心到。现在，你就全心全力的把你的母亲照顾好，这件事等母亲出院之后再说，你不用担心。”结果，员工的母亲很快康复，他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呢？松下幸之助并没有给他严重的责罚，而是给他调离了一个工作，仍然是委以重任。因为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个员工平时做事尽心尽力，很负责任、很认真。这一次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因为对自己恩德昀重的人得了病、住进了医院。松下幸之助知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所以他只是给那个员工调换了工作，仍然是委以重任，并没有处以太多的责罚。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这位员工，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老板能够以这样一颗关爱的心、信任的心、理解的心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将以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回馈领导的信任呢？一定是更加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让领导者放心。
看了松下幸之助的例子，我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是着急，就是发火，不问事情的原因脾气就上来了。松下幸之助很理智，遇到问题首先去查明原因，然后才给以妥善的处理，这个态度就使属下对他非常的尊敬。《孟子》上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松下幸之助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被领导者对于领导者的回馈，则是把领导者当成是自己的心腹一样加以关爱；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认为我已经给你出了钱，你给我出力就好了。那么被领导者是怎么回馈他们的领导的呢？他下了班之后在超市碰到了领导者，一低头装没看见走过去了，把他看成是一般的国人、一般的陌生人，没有太多的亲密。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连他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对他的健康也不照顾，把他的生命视为泥土和草芥一样的微贱、不值钱，结果怎么样呢？属下、员工说起领导者的时候、说起老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那个老板，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所以，员工之所以对老板有这样的抵触情绪、有这种矛盾，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领导者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
在古人看来，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他不仅仅要当下属的领导，还要当下属的亲人，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关爱属下。“君仁臣忠”理念是中国式管理昀重要的特点。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其实都是把这种“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被誉为“经营之神”。如果你仅仅领导了他、关爱了他，而不去教导他，他不明白做人的本分、人生的价值何在？仍然会做一些假账来蒙骗你。怎么办呢？你还要当他的老师，教导他做人的本分，让他明白人生的价值所在。所以现在“扶贫”，昀重要的是精神的扶贫。人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金钱、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匮乏。当然要教导属下昀重要的就是正己化人，要把自己做好了，才能够感化下属，才能够起到为人师范的作用。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同时具备“君亲师”的职责。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不忍欺”的管理境界。“不忍欺”是《史记》上记载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方式之一。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制度非常的严密。他做到了“不能欺”，老百姓想欺骗他都没有漏洞可钻。西门豹在治邺的时候，法律非常的严苛，百姓一触犯法律就给以严厉的惩罚，把老百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欺骗他们的长官，他做到的是“不敢欺”。不同的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做单父地方官的时候，把孔老夫子的仁爱思想落实在管理之中，爱民如子，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子贱他达到的是“不忍欺”。那么，究竟哪一个层次是昀高的层次？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又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政府管理都是向西方学习，都在追求“不能欺”“不敢欺”，而没有达到那个“不忍欺”的境界。如果你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你在与不在，员工的表现都是一样的，绝对不会阳奉阴违。这就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一个区别。（二）盛世之君，师法先王；衰世之主，自骄自智《孔子家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明亮的镜子是用来观察人的形体的，古代的历史是用来启发今人的。如果君主不重视因循前朝之所以安存的经验、轨迹，又忽视了前朝之所以危亡的这些教训，这就等同于向后退步行走，却希望追上前人，这不是让人很迷惑的事吗？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都是能够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唐太宗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昀好的榜样。唐太宗16岁的时候，就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也没有时间去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27岁做了皇帝之后，才知道创业艰难，守业更加艰难。所以，他就命令魏徵、萧德言、褚亮等大臣，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经验汇集起来，花了很长时间编纂了《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认真地阅读之后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意思是，他看了魏徵他们所编纂的《群书治要》，认为是广博而且切要，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经史子中所记载唐太宗的典故、经验、教训、治国的方法，他是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见到过。这本书使他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遇到事情不迷惑，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你看，唐太宗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能够考察学习历史、以古鉴今的榜样。在他对《群书治要》的评论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他读《群书治要》，是手不释卷，读得津津有味，都不忍心把书放下了。知道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知道治国理政的源头，从而知道治理国政从哪里入手了。由此可知，治国理政的经验全都被归纳在《群书治要》之中了。领导者只要把这一本书读透了，“经、史、子”中的智慧、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就全都了解了。
在治国理政的经验方面，《群书治要》概括为多个方面。比如说，立国之本是什么？建立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立国之本。历代的圣王都是以道、德、仁、义、礼来治国的，为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提出了五伦八德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纲领。《群书治要》里面也有为官之道。怎么样做官才能够达到自己利益的昀大化？此利益是真正的利益，不是眼前的蝇头小利。还有如何进行官德教育、领导者如何用人识人、如何纳谏、如何教育民众有孝道、特别是提到如何搞好女德教育、还有如何进行礼乐的教育、如何用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如何把司法工作做好，解决人们的上访问题）、如何进行国防、如何进行外交，这些问题在《群书治要》里讲得都非常的透彻。
盛世之君是考察历史，那么亡国之君呢？《吕氏春秋》上是这样说的，“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亡国的君主一定是自以为是、非常的骄满自大，一定是自以为聪明，一定是轻视他人。“必轻物”的物有自己以外的人，别人、众人的意思。如果他自以为是、很骄慢，一定会简慢失礼。他自以为聪明，一定会独断专行。他轻视别人，就对人没有防备，没有防备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独断专行，就会使自己的位子不安稳。对士人简慢无礼，就会闭塞视听。反过来说：“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如果你不想闭塞视听，一定要礼贤下士。你要想使自己的位子很安稳，一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招来祸患，一定要防备完善。这三点是君主治国的大道。
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典型。比如说纣王，《史记》记载，纣王他的天资很好，而且口才也不错，反应很快。他的才能和体力都超过了一般的人，可以空手和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群臣的进谏，给自己的过失、错误找一个借口。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向群臣夸耀自己的才能，在天下抬高自己的声威，认为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结果这样一个自以为是、骄慢无礼的人，被推翻了，商朝很快也就灭亡了。同样的道理，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超过了五帝，他自己的地盘比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广阔，认为自己和三代圣王并列在一起是很羞耻的事，所以羞于和三皇五帝相并列。“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他骄傲自满，不愿意向别人请教。有了过失也不改，导致很快就灭亡了。商纣王和秦始皇他们都是从反面给我们证明了：如果一个领导者骄慢无礼、自以为是，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甚至招致灭亡。这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二点区别。（三）盛世之主、任用忠贤，衰世之主、听信奸佞《群书治要·中论》有这样一个阐述：“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就是说，使国家灭亡的君主，他的朝中也并不是没有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的贤臣，他的府中也不是没有古圣先王的圣贤经典，但是还不免于灭亡，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才能的人不被任用，圣贤的礼法也不被推行。《傅子》中记载了夏桀和商纣两人的例子。夏桀王整天荒淫无度、喝酒取乐、不务朝政，臣子关龙逢（也叫关龙逄）进谏，站在他的身边不走。桀很生气，把关龙逢关了起来，很快就处死了他。因为任用的都是佞臣，奸佞之臣，而不用这种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结果夏朝很快就灭亡了。商纣王也是如此。《史记》记载，商纣王整天喝酒享乐、沉迷于靡靡之音，还喜欢和女子喝酒取乐。他任用的“三公”，一个是鄂侯，一个是九侯，还有一个是西伯昌。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丽，就把她进献给商纣王。但是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的淫欲，商纣王很生气，就把她给杀死了，把九侯也杀死，并且做成了肉酱。鄂侯看到这一点就去劝谏他，言语非常的激烈，而且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来指正他，结果纣王也很生气，把鄂侯也做成了肉干。周文王，就是当时的西伯昌，他听到了这件事不免叹气。纣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在了羑里。后来，西伯昌的几个臣子就给商纣王进献了一些美女、宝马还有金银珠宝，纣王才将西伯昌放了出来。纣王身边有三个贤臣，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三番五次的去进谏纣王，纣王不听，昀后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颜直谏，结果商纣王很生气。他说听说圣人的心和别人的心不一样，他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别人的心不一样，就将比干杀了而剖视其心。箕子看到纣王这样荒淫无道，非常害怕，就装作癫狂沦为了奴隶。但是，商纣王还是不放过他，还是把他关了起来。没有人再敢劝谏，商朝也就很快灭亡了。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昀后穿着宝玉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而亡了。这些典故告诉我们：一个荒淫无道的、不愿意听臣子进谏的领导者、君主，下场都不是很好。
关于忠贤之士的选拔标准，在《群书治要·典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意思是，世间的治乱安危、国家的安危，并不是由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只要任用有才能的、有德行的人为官，那么治理之道就会清明。如果奸诈的、谄媚的官员干预政治，祸乱也就会兴起了。知道了这一点，就要选择那些忠贤之士来做自己的属下，把那些人提拔到领导位置上。但是这些忠贤之士并不是能够一目了然就观察出来的，所以在《吕氏春秋》上又有这样一段话，“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亡国之主”，使国家灭亡的君主，看起来好像是聪明而富有智慧的。“亡国之臣”看起来都是很忠心。这些表相是愚者大为迷惑的，也是圣人应该详加考虑、忧虑的。一个明智的君主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臣子是忠贤之士，并能够把这样的人选拔出来。
古代的经典给我们提供了方法，教导我们如何辨别忠贤和奸佞。《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这样一段话：“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贪；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段话指的是考察人才的方法。要给他提出问题，看他的言辞是不是有理有据。然后深究原由、追根穷底地去提问看看他是不是有应变的能力。还要用间谍来试验他看他是不是忠诚。有些事明明知道答案还要故意询问他，看他是不是有所隐瞒，以此察看他的德行如何。给他获取财物、使用财物的机会，看他会不会贪贿，是否廉洁。用美色来考验他，看看他是不是有节操。告诉他事情很困难、不容易做，看看他是不是有勇气去承担。还要让他喝醉酒，看他酒后是不是失言、是不是失态。你看，古人考察一个人是非常的认真，方法也非常的具体。官员经过这样的层层考验才能够委以重任，把他选拔在相应的职位上。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去考察一个人可不可以信任。
1．国之忠臣，必为孝子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呢？《孝经》上曾讲，“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对他父母亲，对他有这么大恩德的人他都不能够去爱，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爱领导、爱人民、爱祖国呢？一个人他不爱父母亲，说明他一生重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没有树立起来，这个原则就是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方式。所以，我们无论是择偶，还是选择属下，还是选择朋友，都要看看这个人对他的父母亲如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恭敬和孝养。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尊敬别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为什么是相背离的呢？比如说逢年过节了，我们都要想着去送礼。请问首先想到去给谁送礼呢？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导，是生意合作伙伴，甚至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老师也关系到我们的分数、前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父母！请问，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在与人交往呢？我们是以利害之心与人交往。如此，这个人、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对他全力以赴；当这个人、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所以，古人看人首先看他是不是一个孝子。
2．言传身教，教导世人
所谓的“圣贤人”，是指他能够把自己所学的、所说的落实在生活中，以言教和身教来教化百姓仁义慈悌的道理。
在《吕氏春秋》上就有这样一句话，“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之臣之所甚愿也”。哪一个做领导的、哪一个做父母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属下对自己很忠心，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对自己很孝顺呢？哪一个做属下的不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领导的任用、身居高位？哪一个做儿子的不希望自己的声名显达能够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呢？但是，“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当君主、当领导的人，当父母的人，得不到孝子忠臣。当臣子、当儿子的人，也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高名显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知理义”。那么“不知理义”是什么原因呢？“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在于没有学习圣贤经典。你看一个人当了领导，就开始骄奢淫逸、以权谋私，升官为了发财，不知道为长远、为子孙所考虑，本来可以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但是却锒铛入狱、自毁前程。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学习历史的经验、圣贤的教诲。
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所以，我们特别地提出要尊师重道，这对社会的安定和谐非常重要。《孔子家语》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次，鲁国的国君向孔子来请教，他说：“我听说向东方扩展房屋是不吉祥的事，这件事可不可信呢？”孔老夫子回答说：“我听说世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那么有哪五种不祥呢？孔夫子说：“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像我们现在人都想损人利己，实际上损人根本不能够利益到自己。真正的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你想损人利己，招致了别人的怨恨，结果给自身招致了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我们放弃了老年人不去照管、不去关爱、不去赡养，而是把所有的关爱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现在父母就是如此。你看对这个孩子照顾地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于他们的父母却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个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弃老而取幼”，这会给家族带来不祥。我们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凡是能够传承三代以上的家族那一定是孝悌传家。现在的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甚至是富不过两代、富不过当代呢？原因就是因为不懂得孝悌传家。“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也。”把贤德的人都放任了、不去任用，任用的全是不肖之徒，是国家的不吉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年老有经验的人不愿意去教了，不愿意教导年轻人了。并不是年老的人不愿意教，而是年轻的人自以为是没有把老人的经验放在心上，不愿意虚心地向他们去请教、去学习。年轻不好学，不愿意向老年人去请教，这是不吉祥的风俗。“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有德行的、有才华的圣贤人都隐居起来，不愿意出来做事。那些愚钝的、没有智慧的人把持权力，这个是天下的不吉祥。从这个“五不祥”之中，我们看到：“国之不祥”“天下之不祥”都是因为没有任用贤德的人来教化百姓所导致的。假如没有孔老夫子、孟老夫子这样的圣贤人出现在世间那会怎么样呢！老百姓不知道五伦八德的道理，不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不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能就会出现父杀子、子杀父、兄弟互相争讼、夫妻同床异梦的现象了，社会风气也会日趋日下。这告诉我们：贤德的人也是一个能够言传身教、教导世人的人。
3．国之将兴，贵在谏臣
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国家要兴盛，可贵的是有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家族、企业要兴盛，可贵的是有可以犯颜直谏的儿子、属下。所以，我们看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就是可以犯颜直谏的人。《韩非子》上告诉我们奸臣是什么样的。奸臣和贤臣、忠臣恰恰是相反的。“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是奸诈的臣子都是想要随顺君主心意的人。为什么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宠幸。所以君主他认为好的，臣子就跟着赞叹；君主所憎恶的，他也就跟着诋毁。假如身边有了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他一定是对你有所企图，是要从你这里获得利益才这样做的。真正无私的人，对集体、单位是无私无求的。一心想让单位、集体好的人，他往往敢于犯颜直谏，指正你的过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没有自私自利。所以判断这个人可不可用，我们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指正领导者的过失。
唐太宗给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有一次，他问长孙无忌：“魏徵每次对我提出建议，我要是不采用，他就不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长孙无忌还没有回答，魏徵就接过话头来说：“陛下，我之所以向你进谏是因为陛下您做错了。如果我顺从你的意思没有坚持到底，那么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你的错误也不能够改正。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你接受为止。”于是，唐太宗说：“那你不能够表面上顺从我，在群臣面前不要忤逆我，给我一点面子，然后在私下里劝谏，不行吗？”魏徵说：“当年尧帝曾说过，‘表面上顺从我，但是在背地里却阳奉阴违诋毁我的过失，这不是一个忠臣所应该做的事。’所以我还是应该要犯颜直谏。”结果唐太宗听了也非常地感佩。所以，魏徵一生向唐太宗提了两百多次意见，唐太宗都非常诚恳地接受。这就使得唐朝逐渐兴盛起来，创下了“贞观之治”。所以我们做领导的人一定要知道，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下属。
4．举贤进能，心无妒忌《韩诗外传》上记载了一个楚庄王与樊姬的故事。有一次，楚庄王和朝臣商议国事，商议得很久，结果回来就晚了。樊姬在那等候他，就问：“今天大王为什么下朝这么晚呢？”楚庄王就说：“我今天和那些忠贤之士议论朝政议论得很高兴，结果都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时间，所以回来晚了。”樊姬就问：“请问大王，你所说的忠贤之士是我们国家之内的人呢？还是其他诸侯国的人呢？”楚庄王就说：“我所说的忠贤之士就是沈令尹。”樊姬一听楚庄王说的这个忠贤之士是沈令尹，她禁不住掩口而笑。楚庄王就问：“樊姬，你笑什么呢？”樊姬说：“自从我能够有幸侍奉大王，何尝不想得到您的专宠呢？但是我还是到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美人来呈献给您，来辅佐您治理后宫。那么现在这些人，地位和我相同的有十个人，地位超过我的有两个人。而这个沈令尹当了令尹之后，从来没有给您推荐过贤德的人，也没有罢黜过不贤德的人，您怎么说他是忠贤之士呢？”楚庄王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沈令尹。结果沈令尹一听马上给楚庄王推荐了一个臣子，叫孙叔敖。孙叔敖很有能力，很快使楚国成为一代霸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贤之士？他不嫉贤妒能，而且愿意让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自己的集体，这样集体才能越办越好、越来越兴盛。《孔子家语》中也有一个故事。子贡来问孔子：“今之人臣，孰为贤乎？”现在的臣子，哪一个可以称得上贤明的呢？孔老夫子回答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称为是贤明的人了。子贡听了就很奇怪。因为当时齐国有管仲做宰相，非常有能力。而郑国也有子产，使郑国也是非常地兴盛。他就问了：“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他们都不算是贤明的人吗？”孔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赐（“赐”就是子贡的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你听说是出力的人算是贤明的人呢？还是能够进荐德才兼备的人是贤明的呢？子贡说：“进贤，贤哉。”能够举荐人才的人那才能够称得上贤明。孔老夫子就说：“对啊！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推荐了子产，能够让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能够推荐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贤才、贤明的人呢？自己很能做事的人，不算是贤才。真正贤明的人是能够为领导者推荐比他更有能力的人，且大公无私，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私利，担心别人的位置、俸禄超过自己，这样的人才是有公心、为领导考虑的人。5．隐恶扬善，忠贤之士在《群书治要·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君子掩人之恶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是掩藏别人的过恶，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和善良，不是把人的过恶大肆去宣扬。就像《弟子规》上说的“扬人恶，即是恶”。天明本《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书影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本身就是一种过恶了。君子看到别人的恶，都给隐藏起来；别人有小小的善，给予大肆宣扬。小人与君子却恰恰相反，“毁人之善以为功”。他诋毁别人的美德而且标榜自己。为什么要诋毁别人的美德呢？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更加有能力。所以你看古人教我们怎么样分辨忠贤之士，给我们讲的非常具体，也非常有可操作性。这是我们讲的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第三个区别。（四）盛世之主，乐闻其过；衰世之主，乐闻其誉
在《群书治要·吴志（下）》上有这样一句话，“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这句话告诉我们：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都是喜欢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像我们在《论语》上看到：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给他指正过失，他就非常的高兴。“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别人给他进谏，指正过失、提建议，他要给人礼拜以表示感谢。现在的人，都没有这种雅量、没有这种心胸了。我们的脸上如果有一个黑点，别人告诉你“你看你脸上有一个东西，赶紧把它擦掉”，你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我们人品上、做事上、态度上、方法上有过失，别人给我们指正过来，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接受，甚至还有怨气，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了。“荒乱之主乐闻其誉”，是说能够使国家昏乱的国君，都是喜欢听到别人对他的赞誉，就是赞扬他、称颂他、歌功颂德。“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喜欢听别人指正他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一天天的消失、减少，福分也就来到了。“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喜欢听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却一天一天的减损，结果灾祸也就来到了。《孔子家语》上也有这样一句类似的教诲，“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在通行的《孔子家语》本子上，都是讲“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好的药虽然吃起来很苦，但是对病的愈合是有帮助的。忠言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对你的行为是有帮助的。汤武的臣子都是敢于直言不讳，所以汤武就昌盛起来了。商纣王和夏桀王的臣子都是唯唯诺诺，不敢犯颜直谏，结果他们就灭亡了。如果领导、君主没有敢规劝他的属下、臣子，父亲没有敢规劝他的儿子，兄长没有可以规劝他的弟弟，士大夫没有可以规劝他的朋友，而能够没有过失的，是从来没有的。
但是，我们习惯于听别人的赞叹，一听别人的赞叹就扬扬得意。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一听别人的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自己找借口。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说：“你讲课好长时间都没有进步了。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蔡老师、钟博士，他们讲课每一次都有提升。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自己力行的体会，所以讲起来让人感受很深。但是你还总是讲那些课本上的东西，自己也没有切身的体悟。”我听了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我说：“你很久都没有听我讲课了，我每一次的课虽然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境界、体悟都不一样。你没有听，就给我做这样的评价？”结果你看，我虽然每一次都给人家讲，要听进别人的规劝，而且要经常交敢于给你提建议的朋友。但是，当人家真心地来向你提建议的时候，却马上找一个理由为自己辩解。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学了《弟子规》，就应该去力行。“闻过喜”，听到别人来指正你的过失，就应该很高兴、很欢喜。有一个学生，他学了这句话真正地去力行了。有一次，他的老师看到他把这个筷子没有放好、碗也没有洗干净，就给他指正过来。结果老师话音刚落，他马上就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师您指正我的过失！”我们看了这样的孩子确实从心底里很佩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仅去学，而且把《弟子规》力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兴国之君，乐闻其过”。《群书治要·文子》也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一定是厌恶忠臣的犯颜直谏、忠臣的规劝。这些教诲提醒我们：做领导的要保持明智，一定要喜欢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多听别人的建议。（五）盛世之主，罪己而兴；衰世之主，罪人而亡《春秋左氏传》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什么孔老夫子非常赞叹尧舜禹汤这样的古圣先王？因为他们都是能够遇到事情反省自己而不责怪别人的人。比如，尧帝有一次在大街上走，看到两个犯了罪的人被押往监狱，当时尧帝看到自己的百姓犯了罪就很惶恐。为什么呢？他觉得是自己没有治理好才有犯罪的人。他就跑上去问：“你们两个为什么被抓起来？犯了什么样的过失？”这两个人就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不得已，我们偷了别人家的东西，被发现抓了起来。”尧帝听了这样的回答，他马上对身边押解犯人的狱卒说：“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把我抓起来。”周围的人都非常的惊讶，都说：“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尧帝就非常诚恳地说：“因为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我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久旱不雨，这是我的第一大过失。第二，我作为一国之君应该承担起君亲师的责任，但是我却没有把这个责任尽到，让他们犯了罪，这都是我没有把他们教好，这是我的第二大过失。”
汤王效法尧帝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做法，在《后汉书》上记载着，当遇到了大旱天气的时候，成汤以六事来自责。哪六件事呢？“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使用民力太急剧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的太奢华了？还是那些受宠的女人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贿赂太多了吗？还是能够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呢？你看，他遇到了这种不如意、遇到了旱灾，马上反省自己的政事是不是有这些过失。正是因为尧、舜、禹、汤他们都有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同样，我们一个团队、一个公司、一个集体，领导者遇到了问题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反省自己，我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够尽心尽力、不负责任，给下属做了一个不良的示范呢？下属都没有过失，下属的过失都在领导的身上，所以领导者是否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一个集体的昌盛是至关重要的。《淮南子》上记载着衰世之主是恰恰相反。比如说，夏桀不关心朝政、放荡、没有节制，结果商汤王起兵把他关在了焦门这个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夏桀还不反省自己，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后悔自己没有在夏台把商汤杀掉。商纣王也是如此。商纣王也是不理朝政，一天到晚饮酒作乐，不理百姓的疾苦，还制造了炮烙之刑。最后，周武王商汤王把他困在了宣室。他不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在羑里这个地方把周文王杀掉。这些人遇到了问题，遇到了灾难，已经走到了绝境、濒临灭亡的时候，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还是在怨天尤人。这就是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重要区别，是反求诸己呢？还是怪罪别人！（六）盛世之主，抑损情欲；衰世之主，纵欲享乐《晋书（上）》记载：“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无一不是因为抑制自己七情五欲的享受。夏商周之所以衰落、甚至灭亡，无一例外的不是因为太放肆自己的情欲、过分的奢华、过分的浪费所导致的。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论述，更加精辟，“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士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也就是说，凡是修身、治国的人，关键点都是在于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经传》（即《礼记》）上有一句话说，“欲不可纵，傲不可长，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考察历史会发现，凡是有家有国的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昌盛，没有不是凭借于节俭的。他失去天下，也没有不是因为过分的奢侈浪费所导致的。节俭的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奢侈浪费的人，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情欲的人就危险了，节制自己欲望的人就可以平安了。尧和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等土台阶。夏天，穿着粗布所编织的衣服；冬日，也是只穿着鹿皮制成的大衣。他们的衣服都是很粗简的、粗陋的。禹也是同样，他的宫室非常简朴，饮食非常微薄。这几个帝王并不是从心里不想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但是他们做到了节俭。恰是因为节俭能够使天下太平。
1．格除物欲，惜福积福
中国人讲“欲是深渊”，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没有边际。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从哪里做起呢？《大学》上说要从“格物”来做起。“格物”就是格除自己的物欲，使你面对财色、名利都如如不动，这才叫有定力，才能够明智。所以“格物”之后才能够“致知”，你的智慧才能够显明。“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你才能把心放正，你才能够去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想修身，想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来提升自己的境界，从哪里做起呢？应该从格除物欲做起。我们吃、穿、住、行都要力求俭朴，能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不要拿钱来奢侈浪费。
西方人童年的时候是天堂，要什么父母给满足什么，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孩子平时所喜欢的东西、所喜爱的玩具、所喜欢吃的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但是，古人告诉我们，“从俭入奢易，从奢返俭难”。一个人以前生活很俭朴，让他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这很容易。但是，一旦他奢侈浪费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已经自然了，再让他过上俭朴的生活那就很难了。那么，从小父母就满足他各种各样的欲望，吃喝的欲望、玩具的欲望、还有穿戴的欲望，等等，结果一旦欲望打开自己都控制不了了。为了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中年是战场，中年就要去和别人竞争，因为不竞争好像获得不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为了和别人竞争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他喜欢提前消费，工资还没有拿到，就已经买了车子、买了房子，为了还这些债每一天要拼命地工作。中国人不喜欢借债，因为借债过日子压力很大，日子过起来也没有味道，不如自己在欲望上有所节制。到老年的时候，由于西方人没有这种“孝悌忠信”的教育，儿女也不知道孝养老人，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在奔波工作，很劳碌，也没有时间去看望父母，所以老人都被送进了养老院。很多人一提起西方的养老制度还很羡慕，你看西方国家养老自己也不用愁！确实，他们的养老院物质条件非常的好，冰箱、电视应有尽有，而且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是，老年人情感上的需要很少有人能关心到。因为儿女都是为了工作忙碌，到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他们寄上一个贺卡。他们拿到这个贺卡看了之后，见人就说，逢人就讲，说我这个儿女还没有忘了我。老人就过着这样整天和电视为伍、坐吃等死的生活。而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三世同堂，一家老少生活在一起，其实是非常地向往、非常地羡慕。我们放弃了这样良好的生活方式，要向西方学习这种“童年是天堂、中年是战场、老年是坟墓”的生活方式。
中国古人从小教导孩子要勤俭持家，所以你看曾国藩虽然做到了四省总督，家庭非常的富裕，但是他仍然要求孩子自己的家事自己做，而且告诉他们要勤俭持家，不能够放纵自己的欲望。人在童年的时候应该积福、惜福。一个人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不能年轻的时候都糟蹋光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少年的时候就非常地有钱有势，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福分，还大手大脚的奢侈放纵，很快就把自己的福分给消掉了。所以中国古人与西方恰恰相反，我们从小教导孩子勤俭持家。我们去参观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看了之后非常感慨！为什么？因为这些家虽然是非常地富裕，但是无一例外地都是用《论语》来教导子孙。甚至他们家的亭子上，写的都是《论语》上的教诲。他们能够富贵超过三代，都是因为勤俭持家、孝悌传家。所以即使现在生活条件很好、很富裕，也不能够随意地浪费，要懂得惜福、懂得积福。中年的时候，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贡献社会、回馈国家、服务人民。当一个人心中有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他即使承担很重的工作，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社会的和谐，乃至于千秋万世所做的贡献，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没有压力。由于中国人把儿孙教导得很好，到老的时候，儿女围绕膝前享受着天伦之乐。这就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人生轨迹，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2．骄奢致困，太康之训《尚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帝禹的孙子，就是大禹的孙子、启的儿子叫太康。他身居帝位但是不务朝政，非常喜欢游乐、打猎，放纵自己的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都非常地怨恨而他还不知道反省。他到洛水之南去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这时，有穷国的国王后羿趁着国民怨声载道，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着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水和黄河的交界河湾之处被拦住后，几个弟弟就埋怨太康不理朝政导致了现在的困境。他们五个人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第一个人就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第一个弟弟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个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面临亿万的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呢？”第二个弟弟也说了：“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如此，未或不亡。”他说：“在我们老祖宗大禹那有教训，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在外又兴起打猎、游猎的这种风气，喜欢饮酒没有节制，又迷恋歌舞，住着又高又大而且墙上雕绘着图画的屋宇，有上述情况之一，则没有不灭亡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更何况六个都有了呢？第三个弟弟就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他说：“只因为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如果丢弃了尧的治国之道、扰乱了尧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第四个弟弟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荒坠厥绪，覆宗绝祀！”他说：“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诸侯国的君王。他有治国的法典和规则，把这些都遗留给子孙，但是我们现在却荒废了前代人所留下来的事业，覆灭了祖宗，断绝了祭祀！”第五个弟弟又说：“乌乎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他说：“唉！我们将何以回归呀！我的内心怀着深深地悲伤。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怨恨我们，我们还将依靠谁呢？我的内心充满了哀伤，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还能追回吗？”你看古代的这些君主一旦骄奢淫逸，还有旁边的人，还有贤明的弟弟来劝告他。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也过得骄奢淫逸，但不仅没有人劝告，大家还赞叹他、称颂他，还对他溜须拍马。这就助长了他的不良作风，导致不以骄奢淫逸为耻、而以骄奢淫逸为荣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七）盛世之君，尊道行义；衰世之主，擅国之利在《淮南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遵守着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代兴亡的轨迹，能够看得清成败的《尚书》书影（南宋刻本）变化。不符合道的事情不说，不符合义的事情不行，从来不随便出口说话，言行举止不随意认同，能够“择善而从”。从这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师表。那么为什么在成康之后，想使国家兴盛发达的人很多，但是国家却兴盛不了呢？《汉书》用一句话给我们指出了原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说，自从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几乎也有上千年了。想使国家大治的人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够复兴。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君主都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而一任自己的私心来行事，结果奢侈盛行，仁义也被废弃了。这告诉我们：领导者舍弃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而放纵自己的私欲，导致了太平不能够复兴。
在《商君书》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意思是，现在乱世的君臣都是洋洋自得的要怎么样专有一国的利益，想方设法地去选择哪一个官位更重要，哪一个官位更方便谋取私利，这是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古人的话很简洁，一句话就把国家之所以兴盛成败、危亡的原因指出来了。《孔子家语》上也有一个典故。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说“大礼如何？”“大礼”是怎么样的呢？“子之言礼，何其尊也。”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这么样的尊崇它呢？孔老夫子就说了，“丘闻之，民之所以生，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孔子讲：“我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因此，古代治国理政的人对“礼”特别地加以尊重，然后以他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来教导百姓。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所住的房屋很简陋，他们的服饰也非常地简朴。车子上没有特别的雕饰，所使用的器具也不是精雕细刻的。饮食不讲究美味，“食不二味”。“食不二味”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一个人专心治学的时候，他所吃的东西每天都是一个样的。比如说早晨吃这样的菜和这样的饭，结果中午还是吃这样的菜和这样的饭，第二天还是吃这样的菜和这样的饭，他不是为了讲求美味去花很多的时间在饮食之上，这叫“食不二味”。他的心里也没有特别的贪求，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就是这样来行礼的。哀公听了之后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那为什么今天的国君、君王不能够这样去做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去行礼了呢？孔老夫子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今天的君子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也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役用和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做法去做，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今天的官吏不能够行礼修明礼教的原因了。为什么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够复兴？就是因为当君王的、为官的不能够率先垂范，他们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了，把升官作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做领导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福利。所以，古之盛世君王他能够崇尚道义、崇尚道德仁义礼，以天下为公；而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无非是升官发财、以权谋私。
我们从以上的对比，对官德修养与国家盛衰之间的密切联系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学习历史、总结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可以以古鉴今，能够为我们现代的领导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个借鉴。
第三讲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也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人们想方设法地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使大家过上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搬到中国来，这些问题才能够得以根本解决。但是由于这种理论、这种观点忽视了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所以搬到中国之后也只是产生了“异体移植”的弊端，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一）社会治乱，根在人心
我们看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并不仅仅是靠民主政治来达到的，其实它也很重视人心的治理、道德的教育。比如说分析社会腐败问题，我们可以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结果，它必须有因缘才能导致这个结果。它的因就是领导者的私欲膨胀，有腐朽的观念、腐败的思想，它的缘就是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所以有因、有缘才有腐败结果的产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事情产生发展的一种解释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领导者私欲膨胀和腐朽的观念、腐败的思想是内因，法制的不健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外因。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还是中国传统的这些解释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都认为内因是事物产生发展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是事物产生发展的条件。所以要根除腐败必须要根除人们的自私自利观念和产生腐败的腐朽的观念。那么我们看，这一个观点适合于中国是不是对西方就不适合了呢？西方的民主法制观念及政治思想维护的是程序的公平正义。另外，仁慈博爱、诚实守信、正义的品德是由宗教的教育培养起来的。所以，西方社会稳定的两个因素，一是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二是宗教教育。然而，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宗教教育的传统。我们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法制搬过来，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事实并非如此。“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一规律不仅在中国古代适用，在中国的现代也适用。不仅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同样地适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现象呢？比如说，这个企业眼看着要倒闭了，换了一个总经理、董事长，企业就扭亏为盈。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所以把这样的人称为“能人”。其实，我们现在反观这一现象的时候，会发现“能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去以权谋私，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中饱私囊”。所以“德”是“能”的前提，才可能出现“能人现象”，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认识的。（二）善制在人，非能独治
1．麦金太尔——追求美德
现代西方有一位美德伦理学家叫麦金太尔，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金太尔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以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来批判西方社会过度地重视正义的程序、规则的设计，而忽视了个体的美德培养的倾向。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他这样说道：“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地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还写道：“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他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重视程序的正义、公平正义这些规则的设计者给予了批判，让他们重新反思，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这些规则也不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2．荀子之说——法不能独
类似的观点早在几千年前的《荀子》上就有。在《群书治要》中《荀子》被称为是《孙卿子》。在《孙卿子》这本书中这样写道：“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意思是说，礼法制度、规则等等不能够独立地存在，如果有了有美德的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失去了君子、圣贤人，这些礼法制度就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在前面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夏朝的时候夏禹的礼法制度并没有消失。但是夏禹的子孙并没有世世代代地按着这个礼法制度去做，没有成为像禹那样有德行的人，夏桀王就荒淫奢侈、不务正业，最后夏朝也灭亡了。接着他又说了：“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这是说礼法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君子、圣贤人才是法律的根源。这些礼法制度、规则都是君子圣贤制订出来的，这些君子圣贤在实施法律的时候能够公平合理，这些礼法制度才能够得以应用。“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偏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所以有了君子、圣贤人，法律虽然很简单，也足以使国家得到普遍的治理，人们可以普遍地得到恩惠；如果没有了君子、圣贤人，纵然法律的制度设计得很完美，也会导致国家混乱。
3．詹何之说——修身为本
在《群书治要》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向詹何去请教怎么样治国，詹何说：“为什么你知道怎么样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楚庄王很诚恳地说：“因为我得以侍奉宗庙、祭祀宗庙得到整个的国家，我希望得到好的治国之法把这个国家能够治理得安定，能够把这个国家守护得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国家却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在于自身的修养，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你。”意思是说，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自己要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否则的话就不要再去谈治国了。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就说：“善”，你回答得很好。这是告诉我们：有了圣贤、君子、有德行的人，法制即使不是很完善，也不会导致混乱的产生。接下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明智的君主急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昏暗的君主急于得到势力。急于得到人才的人，他自身很安逸，国家能够得到治理、功绩伟大、声名也可以传播、有美誉。就像我们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他们都是以得人为最重要的事，所以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垂拱而治。急于得到权势的人，他自身很劳苦，国家也治理不好、很混乱，他的名声也被辱没了。
这段话实际上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复了麦金太尔的见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并不是不重视制度的建设，而是认为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有道德的君子、圣贤，也不能够把这个制度实施好。所以，在《群书治要·傅子》上又有这样一句话：“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法制然后才能够得到大治、使国家安定，所以好的法制确实很重要。但是并不是说，你有了好的法律制度就一定能够自行地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必须有德才兼备的荀子人把法制实施好。这里告诉我们：仅仅重视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你仅仅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搬过来，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人是一个好的人，社会才得以安定。所以中国古人的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如何把这个人培养成好人，如何把好人选拔到好的领导位置上”来设计的，所以被称为圣贤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
4．汉德之说——正义在心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有一位法官叫勒纳德·汉德，他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的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没有了公平正义的道德，那法官也会因为你给我贿赂我就偏向于你，你是权贵我就给你减轻一点刑罚。后果则是，即使这个法制很完善，那么法制的完善、程序的公平也只能成为人们明目张胆的腐败、受贿的保护伞。现在我们都知道，国家越来越重视程序的公平，但是在下面的一些官员却说这些改革并没有让人们更加地廉洁，反而让人们在这一个貌似公平的程序之下干着更加腐败的事情。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制度问题解决了，也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三）忽视德教，弊端重重
只重视政治制度的改革，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还容易导致以下难以解决的三个问题。
1．礼禁于前，法禁于后
中国古人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仪道德的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但是法律的制裁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才给以事后的补救和惩罚，结果已经无可挽回。
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魏文侯向扁鹊请教：“听说你们兄弟三个人都是医生，那么你们三个人哪一个人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回答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病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可以给以对治，他的名声不出于这个病人之家。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这个病情刚刚有了一点点微小症状的时候就给以对治，他的名声不出于这个病人的巷子。至于我，是等这个人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了，我把他的肌肤割开、给他吃上一些有副作用的药，做了很多像现在所说的大手术，最后把这个人从死亡线上给救回来了。大家听了之后就非常地赞叹，说我可以起死复生、妙手回春，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诸侯国。”
诸位朋友，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为什么现在的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现在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的管理方式？因为在中医上有一句话说“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都是防患于未然，按着自然节律、饮食起居给人讲养生之道。
古人说一年有四季，一天也有四季“春夏秋冬”。一天的春是从早晨三点钟开始的，三点钟是立春，春天主生发。意思是说，三点钟春天已经来了，我们就可以起床来读书、活动了。五点钟是一天的惊蛰。惊蛰是小动物经过冬眠要恢复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起身锻炼一下身体，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这些古老的养生方式都是内壮法，也就是说它强壮的是内在的五脏六腑，而不仅仅是外在的骨骼肌肉。那么经过锻炼之后一身血脉畅通，整天精神都很好。六点钟是一天的春分，也就是说春天的一半要过去了，最迟也不能超过六点钟起床。否则，你没有赶上春天的生发季节，春天生得不好，夏天长得就不会很茂盛。我们看，古人的这种养生方式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保持着，特别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皇太子早晨三四点钟太监就在门外叫他了，说“鸡鸣即起，勤政爱民”，三四点钟就要起床、锻炼身体读书了。自从民国以后，我们为了向西方学习和国际接轨，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上学、上班、起床的时间越来越靠后了。你说让一个人早晨三点钟起来读书，他觉得天方夜谭。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积非成是”，把错误的积累多了，人们认为错误是正常的，把正常的反而认为是不正常的了。上午的三点钟到九点钟是春天，九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是夏天，夏天主生长。到下午的三点钟到晚上九点钟是秋天，秋天主收，有收获也有收藏的意思，这个时候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最好的休息时间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特别是十一点到一点，是一天的子时，一天的寒冬，这个时候你还不睡觉还很精神，就等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所以，扁鹊的大哥可能经常给人家讲这些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人一生基本上不得病。
在我们的《礼记·月令》（月令就是指每一个月当行之令）篇中就记载着吃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农作物最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其中告诉我们：要吃当地的、当季的，甚至都是方圆三十里之内的蔬菜、水果、农作物，这才最有利于我们的健康。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而我们现在不学习传统文化，不明了这些养生的道理，花着很昂贵的代价去吃进口的水果、进口的食物，反而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利处，因为那个东西是养那一方人的。而且现在转基因食品影响很大，对人的身体有很严重的危害。转基因食品在西方受到排斥，我们却把它当成新的科技来引入，不仅危害土地的种植能力，而且危害人体的健康、甚至危害后代子孙。这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所导致的结果。这是扁鹊的大哥讲养生之道。扁鹊的二哥是在病刚刚有一个微小的症状时就给病人以建议。比如告诉他一些保健的方法，改变他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早晨应该吃得好，中午应该吃得饱，晚上应该吃得少，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有利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恰恰相反。因为早晨要去上班，上班的地方又很远，起来之后匆匆忙忙吃了一口饭就走了。中午在单位，可能将就吃碗盒饭就过去了。把大量的应酬安排在晚上，最后喝了很多的酒、吃了很多的肉，没过几个小时就去上床睡觉。诸位朋友，我们想象一下，酒肉混在一起在夏天的常温之下搁上几个小时都会腐烂变味，结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吃到肠胃里就上床睡觉，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肠胃就不活动、不工作了，把这些鱼肉放在36度的高温之下能够不腐烂变味吗？结果鱼肉在肠胃里变味，毒素就向全身扩散，人的身体怎么好得了呢？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打饱嗝，气味都很难闻，这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中国人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高明的治理方法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禁于已然之后。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叫安然的能源公司破产了。2001年的时候，安然公司是美国500强的第7位，公司的营业额有上千亿美元。为什么效益这样好的、排名第7的上市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了呢？我们知道，西方的分配制度在我们现在中国人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公司的CEO的收益和整个公司的效益是密切挂钩的，也就是说公司能够有好的效益、股票不断地上涨、营业额上涨，CEO的工资也随着上涨。但是，当公司没有收益的时候股票就不能够上涨，股票不能够上涨就影响CEO的收入。营业额没有上涨，它的股票没有上升，怎么办呢？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不受损失，公司没有营业额就要创造营业额，所以他们就请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给他们制造假账。很多人说他们的法制这么健全，这个事务所的人收入也很高，为什么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做假账呢？那是因为安然公司花了每一周100万美元的代价请这个公司给他做假账。所以人在这么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把持不住，结果就被诱惑了，帮助他做假账。在几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做了6亿美元的假账，掩盖了29亿美元的负债。最后他们董事会的29个成员因为持有173万股的安然公司的股票获益11亿美元。诸位朋友啊！11亿美元让29个人分多不多呀？确实很多，诱惑很大！但是安然公司破产以后，他的CEO被判处有期徒刑长达165年，而他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刚买了一辆豪华轿车还没等享用事情就败露了，最后被迫在高级豪华轿车里开枪自杀。这11亿美元他们也没有享用！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个500强的企业，而且美国的公司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利令智昏”。在利益的面前人们失去了道德，结果就昏头昏脑，最后做出了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事情败露之后，公司宣布破产，这个500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安然公司的破产被誉为美国经济界的“9.11事件”。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所做的假账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因为安然公司破产以后引发了美国政府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做假账的情形。结果，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一跳，各大跨国企业都有做巨额假账的经历。比如说，世通公司作为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它在一年零一个季度之内就做了38亿美元的假账。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企业，在5年之内做了60亿美元的假账。2002年时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各大企业因为这些假账给美国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两千亿美元。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就此明白美国之所以会出现金融危机绝对不是偶然的。正如温总理讲话中所提到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人的道德的危机。金融危机是由于人们的贪欲、人们的不诚信所导致的。所以，要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出来也不是有一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在安然公司破产以后，有一位美国著名商学院的院长到中国来访问。人们向他提问，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的企业管理理念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有啊！确实有变化。”以前的企业经营理念叫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即全面的品质管理。企业认为只要我的产品过关、质量有保证，就可以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的企业之中有一两个人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就可以使这个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从TQM变成了TEM（Total Ethical Management），即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所以，现在的企业伦理学在西方非常地热门。大家为什么去选这个课呢？很遗憾，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而是为了看一看自己怎么样做才不违犯法律，才能够钻法律的空子，才是法律所允许的。虽然人们有了这个观念的改变，但是自私自利的心没有改变，所以收效也甚微。安然公司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虽然法律可以把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人抓进监狱给以制裁，但是500强的企业也无法挽回了。制度的建设对于防患于未然来说，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2．忽视道德，民免无耻
如果我们只重视制度的改革而忽视了人道德修养的提高，就会导致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在西方称为Anti-social Behavior。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法律也管辖不到，但不是一个和谐社会应有的行为。比如说，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等。这些事情还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些是可以通过制度的建设解决的吗？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谐，那是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应该从哪里做起呢？每一个家庭、企业、单位的和谐，彼此团结互助，才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是我们看，诸多的家庭都破裂了，也就是说，社会的很多基本细胞都破碎了，这个社会还能够不出现问题吗？就像我们身体上有一两个细胞破碎了，可能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诸多的细胞都破碎了，难道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影响吗？家庭的破碎是因为夫妻两个人为了自己的喜好，不顾孩子的教育，说离婚就离婚，可能早晨去领的结婚证，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这么样地不负责任。孩子由于没有人教育，从小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对社会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冷漠。有一位司法部门的领导曾说过，80％以上的青少年犯罪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这告诉我们：要想让家庭美满，儿女教育得好，修身是最关键的。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人的良心都泯灭了，为了自己利益的满足，不择手段，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对他有作用呢？所以孔老夫子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用政令制度来引导人们，他触犯了法律，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人们因为惧怕你的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人们却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地免于法律的制裁，认为自己很有聪明智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安然公司的案例。那么，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也很难安定。所以在《盐铁论》上就有这样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的制裁可以处罚人，但是你不能够使人们有廉洁不贪之心。法律的制裁也能够杀人，但是不能够培养起人的仁爱之心。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什么“小悦悦”现象、老人倒地没有人扶的现象，人们可能认为还是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所导致的。这类事件的发生，虽然说明法律监督机制、社会舆论确实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关键还是因为人没有了羞耻心、没有了仁爱心所导致的。
在《淮南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观点，他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如果人们没有廉耻之心，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如果我们不修明礼义，人们的廉耻感也树立不起来。“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如果人们都没有了礼义道德，即使是有法律也不能够端正人们的行为。“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如果我们不崇尚道德、崇尚善举，废除那些陋习、不好的道德风尚，人们就不会向往礼义。所以“无法不可以为治也。”并不是说制度建设、公平正义不重要，没有法律制度是不可以治理天下的。但是，如果人不知礼义，也不能够把这个法实施到位。“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能够把那个不孝的人给处死。古代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在唐朝的时候有明文规定，如果这个人打骂祖父母、对父母违逆，那都要处以极刑的。虽然你可以把这些不孝的人处以极刑，但是你不能够使人有孔子和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也可以把那个盗窃的人处以刑罚，但是却不能够使人培养出像伯夷那样的廉洁正直的品行。“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尊敬长官，说话有文采、有礼貌，言行都是世间的表率，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呀！这一段话就把道德、法律之间的关系表述得非常地清楚。也就是说，有了好的法律也不可能自动地发挥作用，还需要有礼仪道德的人去执行才可以。在《汉书》上也出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你只重视法律的严苛而忽视了道德的教育，会导致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法令一颁布，奸诈的行为就出现了，命令一下来，欺诈行为也就出来了，就像用热水想要浇灭沸腾的水，用柴火来救火一样，只是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于事无补。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人道德的培养。
3．监狱人满，警察短缺
如果我们只是重视了制度的建设、法律的健全，忽视了人的道德，那就会出现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的法律健全了，监督机制也完善了，人只要一犯罪，他贪污腐败了，就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诸位朋友，请问我们抓得过来吗？即使这些人都被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互相学习互相探讨，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被放回到社会的时候仍然会危害人群。
有一次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一位西方的学者，是一位女士，很了不起，她专门研究传统文化。她说你们不要盲目地向我们西方学习，其实我们西方国家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我们现在还恰恰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们的法律条款一天比一天地更细致、更严密、更具体，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更加和谐安定，相反，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越来越多。
我们中国古人早就预料了这一点，所以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的是人的品行的提高。在《袁子正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话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你不能制止人民作恶的、犯奸作科的心，而只是以儀锯在外部去禁止，就是你每一天在街市上行刑，也不能够把犯奸作科的事给制止。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他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本书中也提到：我们现在过分地强调制度的建设和规则的设计，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请问你讲的这个正义是谁之正义呢？这样就忽视了主体、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以，他强调伦理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设计规则，而是要培养人的美德。他呼唤伦理学要回归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关注人美德的培养。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社会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理关键在于人心。如果人丧失了伦理道德，没有了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于他来说也都是无能为力的。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圣贤教育导正人心
圣贤教育对于导正人心的作用古人说得很明确，对此也非常地有信心。比如说在《群书治要·汉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兴起设立太学，就是在京都里设置学校，在地方乡镇也要设立给他们以伦理道德教化的学校。大家所听的都是德音雅乐，没有淫词歌舞，彼此之间都是以礼相待，就是以礼来治天下。中国人号称“礼仪之邦”。比如说，人与人之间见面鞠一个躬，行九十度的标准礼。当这个躬鞠下去的时候，首先折服了一个人的傲慢之心。另外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本来彼此有隔阂、有意见，结果见面之后把这个躬鞠下去了，内心的矛盾也由此化解了。所以，鞠躬有很多的好处。在汉代和唐朝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到众多的周边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到中国来朝贡，朝贡之后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彬彬有礼，相处得很和乐。他们很羡慕、很向往，回去就向自己的国君禀报，这些国君听了也很佩服，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所以，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绝对不只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而是礼仪、文化让人们对它很尊敬。所以，如果我们兴起这种礼让之风，每一个人听的都是德音雅乐，“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国家还治理不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礼乐的教育信心十足，而且相信只要按照这样的礼乐教化去做，领导者率先来实行，国家一定能够得到治理。
在《汉书》上董仲舒说了这样一句话，“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圣明的君主应该承顺天道来治理国家，所以他一定是更加重视道德的教化而对刑罚很省略。现在却不是这样。现在是“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现在废除了先王的道德教育，仅仅用那些执法之吏来治理人民。只要犯法就抓起来，严厉地惩罚，这样还想德风普遍地覆盖天下，是很难达到的。这里提出“天道”。我们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仁爱之心、仁者爱人，上天是好生而恶杀的。所以你顺着这种天道来行事，应该首先兴起教化之风。但是现在却废除了德教，把那些能够抓黑社会的人、执法之吏认为是很能耐，一般的奉公守法的官吏却没有政绩。这样做还想德风普遍地在天下形成，这是不可能的事。
历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国有很多的盗贼，晋侯为这件事而苦恼。恰好他们国家有一个叫郤雍的人，他可以观察人的神情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强盗。晋侯听了很高兴，就把他请来让他指认盗贼。郤雍指认了千百个盗贼都没有错过一次，晋侯就非常地高兴，他说：“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还用那些能够侦破案件的人干什么呢？用这个人就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好了。”赵文子听了之后就很担忧地说：“大王啊！你用这一个人来指证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反而这个人下场也不会很好，他必死无疑！”晋侯没有当回事。结果过了不久，这些盗贼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郤雍。”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偷盗了郤雍的财物，把郤雍杀死了。知道这件事之后，晋侯非常地惊惧，他赶紧把赵文子找来商量，说：“果不其然，郤雍被这些盗贼给害死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能够看得清深渊里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你现在要想去除这些盗贼，不如举荐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们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要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了他的话觉得很难得，于是真的就让隋会这个人来兴办教育，结果这群盗贼就纷纷地跑了，逃离晋国到秦国去了。
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根本的还是要培养人的廉耻之心。所以，“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所以古代的圣王都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都是宣扬伦理道德的教育。教化明确了，道德的风俗形成了，天下曾经出现没有一个人的牢狱。在历史上出现过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时候，四十年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治理效果。
在《史记》上也阐述了这样的道理。它说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那些严刑苛法都给去除了。“破觚而为圆”，这个“觚”就是棱角的意思，去除了严刑苛法而力求婉转。“斫雕而为朴”，把那些繁文缛节都给废除了，力求质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很疏忽，能够把那些吞舟之鱼都给漏掉。这告诉我们法制不是很健全，法网是很粗疏的。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道德的教化，结果“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们的吏治、官员的道德是蒸蒸日上的，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黎民百姓治理得很好，过着和美、安乐的生活。
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治理在于道德的教化，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即使法制不健全，只要人们重视道德的教化，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和美的风俗。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法制不健全，也没有注重道德的教化，没有把那些好人《史记》（南宋本）提拔到领导的位置上，也没有从小培养起人们这种伦理道德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二）德兴民乐，法极民哀《论语》上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你没有事先给以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知道自己做人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廉洁奉公，结果一旦他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给以刑罚的处罚，这叫“虐”政。很多人会说，孝敬父母难道还需要人教吗？有一个班教小孩学《弟子规》。学了一段时间后，就请这些孩子上台来分享学习的体会，结果有一个孩子说：“我学了《弟子规》之后，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大家听了这话很感慨：“难道你长了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要孝敬父母吗？”从来没有人教过他，父母也没有给他表演出孝敬父母的样子，他怎么就知道要孝敬父母呢？还有一个孩子说了一句话更让人感触，他说：“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一天想的就是如何去谋算父母。”孩子的母亲在下面听了这样的分享，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亲平时说起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一脸的骄傲。她说：“我的孩子钢琴是全国的第几名，他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你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只听他母亲的诉说，你不知道这个孩子有多优秀。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在母亲心目中这样优秀的孩子，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人伤心的话，说每一天都想着如何去谋算父母啊！所以，中国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没有人教过他，他怎么知道做人的本分呢？
在《汉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法令极而民风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礼义道德来治理国家，我们积累的是礼义道德。以刑罚来治理国家，积累起来的就是刑罚。刑罚积累得多了，人们就会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礼义积累得多了，人们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所以，世世代代的君主使人们向善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所采取的使人们向善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育来引导，有的是用法律、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育来引导的，德教和洽的时候，做得很和美的时候，民风就是一团和气，人们安居乐业。用法令刑罚来驱使，法令过于严苛的时候，民风就出现了哀怨。所以，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法来治理国家，这确实应该值得我们思考。（三）圣贤政治，最善之治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培养起一个人的羞耻之心。这样的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那么“圣贤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六韬》之中有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圣贤政治的特征，“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宫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他的政治公平合理，官吏不苛虐，他所收受的赋税有节制，他自己的俸禄却很微薄，不因为自私自利损害了国家的法律。赏赐不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于无罪之人。不因为自己高兴了就给别人以封赏，不因为自己不高兴、发怒了就滥杀无辜。对人们有害的人一定会判处刑罚、给以定罪，能够给国家推荐贤良的人受到封赏。这样，官员之中没有腐败蛀虫之类的人藏身，国家也没有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的、吃不饱饭的百姓。这就是“圣贤政治”的特征，也是“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效果。在《六韬》上对圣贤政治的描述很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百姓饥寒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劳苦也会为他们感觉到忧悲。“圣贤政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国君真的就是这样做的。邹穆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榜样。邹穆公做国君的时候，他自己吃饭不讲究多种多样的美味，自己的衣服穿着也不讲求多姿多彩。他对自己要求很刻薄，但是对老百姓却是很宽厚。他爱民如子，亲爱这些百姓就像一个慈父一样。结果邹国虽然是一个小的国家，但是鲁国和卫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够威胁它。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全都非常地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人民，知道邹穆公过世，也全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之情，民间连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因为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国君过世了，他们自己都乐不起来，直到一年之后才又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贾谊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就是能够给人们以仁爱之心的，人们对他回报的也是仁爱。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那么他也会有福气到来。这告诉我们：在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也是很多很多的，他们确实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实现了圣贤政治的理想。
1．以德化民，治之上也
在《史记》上记载着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制度非常严密，结果人们想欺骗他都做不到，达到了“不能欺”。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法律非常严苛，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做欺骗他的事，实现了“不敢欺”。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单父的时候，把孔老夫子的仁爱之心落实在治理之上，最后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达到的是“不忍欺”。诸位朋友，在这三种层次的管理之中，究竟哪一个层次的管理是最高的呢？我们的管理又在追求哪一个层次呢？子贱治单父治了三年之后，孔老夫子一个叫巫马期的弟子去暗中察访，看他到底做得怎么样。一天晚上巫马期来到了单父，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儿趁着夜色捕鱼，他把鱼捞到了又把这些鱼放回去了。巫马期看了之后就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你把刚刚捕到的鱼又放回到河里去了呢？”这个捕鱼的人说：“我们的长官子贱不喜欢人们捕捞正在生长的小鱼，而我刚才捞到的恰恰是这些小鱼，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去了。”巫马期看了之后非常感慨，回来向孔老夫子报告，他说子贱治理单父，他的德政已经达到极致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私下里做事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非常小心谨慎，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不知道子贱是怎么样达到这一点的？孔老夫子说：“我曾经问过子贱，问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理的。他说他精诚的仁爱之心表现在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上，影响就会在老百姓中产生。就是在近处的精诚，在远处也能够产生影响。我想他一定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治理之中了。所以你看他作为长官有一种精诚的仁爱之心，没有丝毫的虚伪，结果百姓就被他感化，自自然然地做到了‘不忍欺’。”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确实也有不同层次的管理，而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最高的层次。在《体论》上也这样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道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而礼法是其次的。道德和礼法都是引导人们的工具。在远古时期，人们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使人们每一天都向善良的方面转变，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治理。其次一等的就是使人民交相礼让，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这是次一等的治理。最下一等的，就是用法律来端正，让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欢喜去做善；畏惧刑罚而不敢去做违犯法律的事情，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追求的是“圣贤政治”，追求的是最高层次的治理。
我们现在放弃了这样一种好的政治形式，而去追求那一种最低层次的治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做企业的企业家，我们要去学企业管理。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和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之间，请问我们选择向谁去学管理呢？我想任何一个明智的企业家都会选择向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学管理。当然我们不否认，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企业一定有它的成功之处，否则连两百年也不能够延续。但是它毕竟没有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企业更经得起风吹雨打，后者积累了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坚定的信心。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有这样一句话，“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句话不是偶然写上去的，我们确实要做到。那怎么样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呢？如果我们连自己几千年的文化都看不懂、都不理解，我们又谈何自信、又有什么样的自觉呢？
2．爱民如子，身修家齐
在中国历史上人权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没有提出人权思想的必要。你看，我们讲“圣贤政治”就是讲“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企业家对老百姓、对我们的员工关爱备至，不仅仅关心到他的物质生活，还要提升他的道德修养，甚至关心到他的家庭是不是和睦，在这样好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人权还有问题吗？所以，我们去参观了很多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管理的企业，到年终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问题。他们出现的问题，不是说你给我的钱不够了，给我的钱太少了，克扣我的工资了。他们出现的问题反而是，觉得老板给他们的奖金太多啦，说你能不能不把这么多的奖金发给我们。我们把钱用于弘扬传统文化，让我们的企业更多地发展。所以你想一想，在这样的企业中员工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老板讲条件吗？所以，中国历史上看似缺乏的东西，恰恰是因为它有更加高明的东西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不讲究心理问题，没有心理咨询医生，不注重人们的心理健康，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提出心理问题，没有心理咨询这一个职业呢？中国的四书五经都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叫修身呢？就是让你的身心和谐啊！这就是你治家治国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按着这个标准去修养身心，谁还会出现心理问题呢？所以，我们看似缺少的东西，其实恰恰是因为它有更深刻的内容，因此没有必要提出这些东西。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心理压力很大需要心理医生呢？西方人为什么对心理问题这样重视呢？这也是和西方人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说白一点就是自私自利。为了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就要去竞争，和别人竞争，好像不竞争就达不到自己利益的满足。但是，竞争向上提升就变成了斗争，这个阶段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斗争再向上提升就是战争，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有一方不理智用了原子武器，导致的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依靠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没有把人带上一个光明的前程，而是把人引向了穷途末路。而我们怎么样呢？长期以来学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社会才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回家来向她的妹妹说：“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一道数学题，虽然我知道这个题怎么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告诉他。因为我如果告诉他了他就会了，以后他的成绩可能就比我高了。”妹妹听了就笑了，她说：“姐姐，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会告诉他。”姐姐一听就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她年纪比妹妹大，但是德行还不如妹妹好。没料到姐姐的惭愧心才刚刚提起，她的妹妹脱口而出说：“我会把错误的答案告诉他。”这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思想境界！（四）见贤思齐，齐之以礼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文人相轻”，这句话实际上也有待商榷。为什么文人相轻啊？“文人”一定是没有力行《弟子规》，而只是学了一些名词术语，把儒家学问当成理论去研究的人。因为《弟子规》上说“见人善，即思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则内自省也”，见到别人有好的地方要向人学习，要欢喜赞叹。我们从这些学习《弟子规》、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身上，确实看到了这样一种互相赞叹、互相学习的品格。比如说，二〇一二年的年初，我们在房山开了一个《群书治要》的研讨会。《群书治要》的研讨请了一些年轻的老师来分享学习的体会。有一位80后老师非常年轻，上去之后把《群书治要》结合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讲得非常好。蔡老师听了后，他非常欢喜地说：“这个年轻人真难得，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我们《群书治要》的弘扬有希望了。”你看，他那种不由自主表现出来的对人家成绩的欢喜赞叹，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学儒，什么叫有德行。所以，真正力行了《弟子规》的人，他一定是没有嫉妒之心，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儒家文化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没落，就是因为这些学圣贤书的人没有身体力行圣贤的教诲。让人一看，学儒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所学的儒学也一定是伪道学，这样才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攻击，才会导致传统文化的没落。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传统文化，我们想复兴传统文化，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见人善即思齐”，见到人家有好的地方向人学习、欢喜赞叹、到处去传扬；见到人家不善的不说，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告诉我们有哪方面的缺点的，他们都是来教导我们的，不要看人家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的话，这些人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所以，人人是老师，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
1．仁爱竞争，中西之别
我们崇尚西方价值观，好像不和人家竞争自己的利益就满足不了，人们学会的是损人利己。其实，损人根本利益不到自己。即使能够利益到自己，也是短暂地昙花一现，真正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正是因为西方人奉行这样一种价值观，所以他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压力。“童年是天堂”，童年无忧无虑，要什么父母满足什么。特别是一到圣诞节，孩子平时所喜欢吃的、喜欢穿的、喜欢玩的一应俱全。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从奢返俭难”。孩子的欲望一旦打开，你想让他过俭朴的生活就很难很难了。所以，中国古人教子有方，即使他们家生活条件很好，也要让他去经受生活的磨炼。即便你的父母有权有势、很有福气，能保证孩子也有这样的福分吗？童年是天堂，欲望打开了，已经习惯于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到了中年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要去和别人竞争。商场如战场，当一个人有竞争观念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事都会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只要和别人竞争压力就会自然地产生。所以，孔老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到老年的时候，西方人没有中国的孝悌观念，老的时候就被送进养老院，过着坐吃等死、与电视为伍的生活，就像生活在坟墓之中。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人们都是孤零零的原子性的个体，遇到了问题没有人可以求助。即使在养老院物质生活很好，一应俱全，但是精神非常贫乏，他怎么会没有压力呢？他的心灵感觉到很空虚，才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需要有心理医生给以咨询。这都是源于他们的价值观。
中国人的价值观恰恰相反，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孔老夫子讲“仁者爱人”。这个仁爱之心，必须从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这个根培养出来。我们把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推而广之，也就是向上提升就达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互爱”，互相关爱。仅有互爱还不够，当人们有困难的时候要给以帮助，那么“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互助”、“互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我们发现，老一辈的人对家庭特别依恋，对于老家都是念念不忘，希望叶落归根，为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它不像我们现在是小家庭，那时全都是大家族。家族之中有很多人，兄弟姐妹之间有贫穷的也有富贵的。贫穷的人生活在大家族之中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起学，自己老了没有人奉养，家族统一给这个孩子以教育，给老人以奉养。每一个人都为家庭奉献，家庭是每一个人的依靠。“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所以他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大家族很安全。而现在社会的人，除了钱之外谁都不相信了，所以赚了再多的钱仍然没有安全感。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压力很大，心理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是有原因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之下，中国古人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童年是惜福、是积福。孩子要勤俭持家，虽然家庭很富裕，但是一定要让他从事劳动。因为习劳知感恩，如果他不从事家庭的劳动，就会对父母的付出生不起感恩之心，反而认为父母给自己的条件是父母应该创造的。这是童年，是惜福、积福。中年，是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造福于社会、回馈人民。当一个人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即使承担了很多的工作也都不会有压力，反而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能让众多的人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生活的改变。所以他做得很有味道，也很有价值感。到老年的时候，把儿女都教育好了，儿女在身边，享受的是天伦之乐。中国人都有“尊老”“敬老”的意识，一家之中谁最受尊敬呢？那就是老人。所以，老人是最享福的。人到老年的时候享福，那才是真正的福分。这样一种好的人生轨迹，人的一生都非常喜悦，活得也不空虚，怎么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呢？所以，我们说不要盲目地向西方学习一些看起来先进的东西，实际禁不起推敲。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对自己的文化树立起信心，能够恢复优秀的中华传统圣贤教育，这对于解决社会的问题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那么，废弃“圣贤政治”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六韬》之中做了这样的分析，它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你看，这一段话好像恰恰是民主政治弊端的写照。意思是说，如果把我们世俗大众所赞誉的人称为是贤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是不肖之徒，那怎么样呢？党羽多的人就被举荐成为领导，不愿结党营私的人就被罢退，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因为结党营私把真正贤德的人给蒙蔽了，忠臣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罚，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获得了领导的位置。这样，这个世间的乱象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国家也不免于危亡。
2．众恶必察，众好必察《晏子》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晏子奉命到阿城去当地方官，治理了三年，毁谤的声音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听了之后非常不满意，就把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晏子很有智慧，他说：“君主，我知道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时间让我重新去治理阿邑，一定会让我的赞誉之声传到你的耳朵里。”于是，他回去又开始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后赞誉的声音不绝于耳。齐景公很高兴，要给晏子以封赏。但是晏子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很奇怪，问：“你治理有功，这个封赏应该接受。为什么你却推辞呢？”晏子说：“三年之前我刚刚到阿城的时候，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邪恶之人不得其便。比如说他想到人家里去偷东西，因为注重了这些门户的防卫，这些人就不能够得其便，所以这些人就很厌恶我。我又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诉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而且还惩罚那些苟且懒惰之人。结果，懒惰的人就不高兴、就厌恶我。还有在判断诉讼的时候，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所偏向，结果这些权贵、豪强之人就厌恶我。对于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合法的就同意，不合法的就拒绝，结果我身边的人也厌恶我。对于那些权贵之人，他到这个地方来考察，我依照礼仪的规定来接待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过分地招待，结果这些权贵之人就厌恶我。有三种邪恶之人毁谤于外，有两种谗曲不正的人毁谤于内。所以，不到三年毁谤之声就被你听到了。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做法。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邪恶的人就很高兴。也不提倡节俭了，对那些懒惰的人也不给以惩罚了，也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了，那么懒惰苟且的人也就高兴了。我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豪富、有权势的人，结果这些豪强、有权势的、有财富的人，他们也就高兴了。在周边的人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满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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