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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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试读：

总论

全面深化改革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2013年8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称，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2013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首次超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此文一出，有专家经过进一步测算后指出，即使考虑欧洲经济二季度恢复增长，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会低于60%。但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3年上半年的7.6%。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第三季度回升到7.8%，但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面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诸多挑战，正处于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短期内稳增长、中长期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面临难啃的硬骨头。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强调：“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一直强调改革是最大红利。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统筹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我借此机会，以“全面深化改革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为题，与大家交流对下一步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靠的一些动力，如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资源廉价供应的成本发展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曾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风光不再。2013年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0.9%，仅拉动GDP上涨0.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能否形成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关键靠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瓶颈，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虽为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体制制度条件，但一些重要领域改革的滞后，使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许多体制制度障碍。因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为短期内稳增长创造体制空间，为调结构、转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创造制度条件，由此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科技创新替代资源消耗拉动经济增长，以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第二，只有改革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收入差距扩大等挑战。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只有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社会，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深化改革，更好地回应人民期待，凝聚改革共识，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二、政府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现阶段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中共十八大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呢？企业无法保证，只有政府才能保证。中国为什么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为什么出现债务危机呢？这都与政府理念、定位和目标导向分不开。例如，在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下，国有银行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微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创新的原动力，世界上的大企业都是从微小企业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现阶段的改革一定要从政府改革入手，才能通过体制、制度和技术创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的三个方向。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推进政府从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制度环境的职能。一是要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要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实现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社会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多年来，政府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纳税人的钱集中到政府手里，在各行各业投资，以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国际经验表明，靠计划经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都是缺乏效率的，必须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必须转变成为市场服务的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三、注重改革的统筹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统筹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第一，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革命，每一次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因此，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二，建立高层次、有权威的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来看，需要尽快设立由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督查评估。这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否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考虑到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的办法，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名称不能没有，因为财经领导小组的名称难以包含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改革。[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与改革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经济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加。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何在、增长前景如何，成为普遍关注的重点话题。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由于有着人口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有着13亿人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机遇，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0年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问题在于，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与改革的突破。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正是由此，大家高度关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信息。一、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仅在于这些年来以欧美为重点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大GDP而投资，带来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使产能过剩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甚至是绝对性的突出特点。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产能过剩难以避免，问题是像中国这一轮范围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产能过剩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解决得好，过了这一关，就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反之，不仅目前面临的问题难以缓解，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导的增长还能走下去吗？还能再走10年、20年吗？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型。

1.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调整投资结构

作为一个人均GDP刚刚超过6000美元、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升级和需求释放仍将为投资提供巨大的空间。也就是说，经济转型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投资多寡的问题，而是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使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和停止低效、无效投资，增加和扩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投资。重点有两大方面：

第一，加大人口城镇化的相关投资。把握人口城镇化带来消费需求升级的历史机遇，改变以往以“造城”和“重化工业”为重点的规模城镇化的投资格局，扩大与人口城镇化直接相关的投资。以公用设施投资为例，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为适应人口城镇化趋势，城市轨道交通至少有3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供气系统至少有4.4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就要求加快城乡土地、户籍、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为释放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拓宽制度空间。

第二，加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未来5～10年是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健康医疗、养老等服务需求集中释放的重要时期。以文化产业为例，要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由2012年占GDP的3.48%提高到2020年占8%的目标，初步估计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元左右。但这需要加快服务业开放，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形成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投资的大环境。

2.以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为重点，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面对新形势，如何重新定位国有资本，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我的看法是，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主要在于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发挥对全社会投资方向的引领作用。适应全社会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把国有资本重点配置到公益性领域，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配置转型，还能为社会资本投资让出更多、更大的投资空间。这就需要：

第一，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推动国有资本加快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投入到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会公益领域。

第二，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加快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的竞争性环节应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环节也应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以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空间。

第三，公共服务业也要对社会资本放开。在加大国有资本投入的同时，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多种形式支持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公益领域。

加快投资转型，需要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上尽快形成共识。近两年，中改院提出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基于以下分析判断：

第一，投资消费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资主导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积累了巨大的经济风险。

第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正处于重要阶段，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最大的优势。

第三，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转变。

第四，走向消费主导，不是投资不重要，而是重在推进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从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投资冲动实质是政府的投资冲动，投资主导的源头在政府。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功不可没。问题在于，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重压抑了市场活力。这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寻租腐败的体制根源。

1.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牵动影响改革发展全局。以往，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明显缺陷，主要反映在实行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有限作用的体制机制上。例如，对土地、水、电、油、金融等资源要素的价格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导致资源要素价格难以真实反映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成为助长低成本投资扩张的重要条件。而且，在政府干预下市场主体难以平等获得和使用资源要素，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是政府作用不重要，政府作用十分关键。问题是要把政府的有效作用建立在市场基础上，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全面激发市场活力。这就需要以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重点推进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在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建资源要素市场体系，实现各类企业平等竞争使用资源要素，形成创新驱动的激励约束机制。

2.以向市场放权为重点，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以行政审批为例，目前中央层面仍有15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地方政府层面还有1.7万项。从改革实践看，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大的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禁即准”应当是一个基本原则。前不久，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的“负面清单”管理，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把自主权还给市场主体的一次改革尝试。在我看来，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审批体制的关键所在。

3.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以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法治基础，还需要行业规范和各类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由此形成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合力。当前，消费安全问题频发，不仅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缺位，同时也反映了行业自律、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面对无数个市场主体，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也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行业监管、企业自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建立各类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三、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当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上。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而逐步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今天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病结”所在。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这里，提出地方层面增长主义倾向的问题，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观分析形成竞争性地方政府的体制因素，寻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

1.尽快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

这些年来逐步形成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同时，也开始形成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两大失衡：

一是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的失衡。公共服务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但多数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只有靠做大地方经济总量才能扩大财源。

二是大中小城镇财力资源配置的失衡。由于上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财权，往往能够集中辖区内的财力资源发展中心城市。其结果是：中心城市集中了优势的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却缺乏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合理布局。解决这两大失衡，需要中央地方关系的导向由经济总量转向公共服务，以此作为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把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作为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力，由此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的角色回归。

2.把推动农地物权化改革作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

地方政府可以从土地交易中获得巨额收益，这是竞争性地方政府形成的重要体制条件。许多地方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一般预算收入的50%以上。另外，地方政府举债投资扩张，主要也是以土地资源作融资抵押。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同比增长15.7%，抵押贷款总额同比增长23.2%。为了招商引资做大GDP，有的土地是零地价，甚至是倒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实际任期往往只有2～3年，却一次性透支了50～70年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此“寅吃卯粮”，既严重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又带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如何切断伸向农村土地收益的“有形之手”？这就需要在推进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培育地方稳定税源的同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物权化改革，即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使其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可流通、可转让、可抵押，尽快让土地这个“第二财政”退出历史舞台。

3.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

地方政府增长主义倾向的形成，还在于相关的制度安排没有跟上。例如，为了做大GDP，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降低环境准入门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不适当地干预经济司法等。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方的情况有很大差异，中央地方关系要破解“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性难题，需要多方面改革的突破。从现实看，形成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化约束十分重要。例如，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满意度导向为重点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与司法体制改革统筹考虑，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形成中央地方两个层面的法院体系：由中央层面的法院体系专门审理经济案件；由地方法院重点受理刑事、民事案件。

未来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与改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这是因为，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上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第一篇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走势与挑战

转型与创新——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整整五年了。当前，从全球形势看，世界经济已从金融危机前的“平稳发展期”，危机后的“应急政策刺激期”，转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2013年全球经济复苏格局的最大特点是“西升东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趋势开始分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形势持续改善，美国经济连续14个季度正增长；欧元区经济由温和衰退转向复苏，二季度出现0.3%的增长；日本安倍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也出现了增长和物价双上升局面。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则风光不再，正遭受经济下行和通胀双重压力，受美国QE3退出预期影响，国际资本大幅流出，货币贬值，资产价格大幅下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下行，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对这种全球经济复苏格局的转变，有机构形容为“经济增长势头一升一降；物价水平一低一高；国际资本流动一进一出”。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由3.5%调到3.3%，由2.4%降到2.2%。下调的理由包括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下行和硬着陆的风险，也包括对QE3退出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新兴经济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既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过程中的国际分工的大格局，又受制于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平等地位。但是自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五国，以及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步，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据有关统计，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正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经济的重心持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新兴经济体包括金砖五国、新钻11国等，其自然、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依其自然稟赋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大体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一类是单纯的资源型国家，严重依靠能源、资源的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对国际市场的贸易依存度高，受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影响较大。一类是出口加工依赖型国家，是“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保持国际竞争力，通过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此类国家如果资源、能源能够自求平衡，则可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下轻松取得高额贸易顺差，如中国贸易顺差最高时曾一度占GDP的10%；如果资源、能源不能自求平衡，则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会沦为从属地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严重受制于国际能源和国际资源价格的变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经历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和市场信心动摇等短期危机应对期之后，新兴经济体一度异军突起，经济表现优于发达经济体。201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为7.4%，其中中、俄、印、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0.4%、4.5%、8.5%和7.5%，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3%的增速，其中美国和欧元区分别只有1.8%和1.4%。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国际游资涌入，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偏好流入金融监管薄弱、套利预期较强的新兴经济体。二是地区安全局势紧张，造成能源价格高企。一些依靠能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加大出口，经济取得了超常规增长。三是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力度，稳定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需求。随着中国相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其资源、能源需求迅速增长，已成为新的最大初级产品世界市场。如中国于2008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2年进口高达2.88亿吨，2013年以来进口增速不减；2012年石油进口近3亿吨，而2013年9月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很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而随着中国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一些高度依赖低人工成本的加工工业正转移扩散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带动了这些出口依赖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出现的短期繁荣带有一定的虚假性。一方面，在各国竞相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新兴经济体率先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反弹恰恰迟滞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延续了原来主要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仍然较为单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在同时面临着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萎缩和流动性泛滥的双重影响下，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挑战必将长期并存，债务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也终将浮出水面。可以说，随着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加快，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加大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呈现疲态，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潜在的压力和挑战正在变为现实。IMF2013年10月8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印度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8%，远低于2010—2012年7.6%的平均水平。俄罗斯二季度增速下滑至1.2%，为2009年经济复苏以来最低水平。巴西二季度增长短期反弹，3.3%的增速为3年来最高，但为对抗通货膨胀所采取的加息政策将进一步加大融资成本，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长期看，这种下行的压力在原世界经济格局下是新兴经济体成长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世界经济复苏路途曲折漫长的体现。但是从短期看，在增长放缓、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三碰头”效应下，部分国家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危机并将影响区域经济的稳定。一些投行分析家开始将新兴经济体划分为好的新兴市场与坏的新兴市场。外贸严重失衡、主要依靠短期外资抵销贸易逆差的经济体，如双赤字严重的印度、印尼、巴西、南非都可能遭遇麻烦和打击。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过去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是不可持续的。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利用高负债、高逆差、高福利模式来扮演囯际大市场的角色陷于困境，已难以为继。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深刻反思，主动调整产业政策，致力于推行再工业化和结构调整，以解决长期以来自觉和不自觉的去工业化、工业空心化等问题。“页岩气革命”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正在成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同时，新一轮工业革命也为发达经济体降低生产成本、振兴高科技领域的制造业提供了可能。新世纪以来，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调整和变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资本与贸易往来明显增加，经济内部循环的比重加大，而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谈判为这种调整和变化提供了助推剂。这很可能成为一种新趋势，将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结论：国际经济在经历五年的危机应对和缓慢复苏时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调整转型期。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同时，地区一体化趋势在加强，各种自贸区在发展，各类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也在抬头。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金融格局和世界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考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专业化分工呈现出向各个国家内部分工转变的倾向。美欧经济在增加内部循环成分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体之间跨区域和区域内往来增加，为新兴经济体挖掘出新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点。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除私人和公共部门持续“去杠杆化”外，美欧等国“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也初见成效。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仍然是一强独霸，但是转型之路并不平坦。美国2013年以来虽然私人消费重启，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但内需动力总体不足。特别是近期债务违约风险致使美国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国家软实力大打折扣。欧元区经济整体仍然低迷，虽然欧债危机高峰已过，出口竞争力回升，但失业率高企，政府支出困难，金融体系功能萎缩，复苏步履维艰。日本经济虽有起色，但给经济乱打强心针造成汇率不稳、币值下降，贸易逆差未减反增。

新兴经济体发展转型相对滞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外部需求萎缩或变化，内部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正在积聚，通货膨胀更是长期面对的压力。各国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做法已走到极限，本身不可持续。一些高度出口依赖型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指望外部需求的迅速繁荣，唯一的出路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重点是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从加工型转向创新型。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一极，必须加快转型发展与改革创新，着力推动世界治理结构的重塑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唯有如此，才能继续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二、中国的转型与创新

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也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经济增长已进入换档期，经济发展模式已进入转型期，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首先看看增长情况。新世纪以来，中国的GDP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其中6年是10%以上，2007年达到峰值14.2%。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2010年达10.4%，但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年的两位数增长。自2010年一季度12.4%的高点后，中国经济开始一路回落。2011年逐季下降，全年增长9.3%。2012年一季度8.1%，从二季度开始，已连续6个季度在7.4%～7.9%之间徘徊。2012年全年7.7%的增速是新世纪最低的一年。2013年前三季度7.7%，全年预计7.6%左右。与此同时，过去与高增长相配套的一些相关指标也下了一个大台阶：财政收入过去最高年份增长超过30%，平均20%多，2012年下降为12%。2013年中央财政一季度负增长，前三个季度增长4.5%。外贸增速长期保持20%以上，2013年前三个季度外贸出口同比仅增长8%，其中9月份出口出现负增长。工业增加值长期是15%左右，2013年前三个季度为9.6%。投资和市场也是逐步放缓，同比上涨2.5%。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19个月负增长，预计全年下降2%左右。

中国经济的增速开始下了一个大台阶，这已逐步形成了共识，但在国际上还是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国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发动机是否已熄火？其中不乏恶意的炒作，唱衰中国，也有比较中肯的分析。前不久，《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未来荆棘密布”。文章引用专家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00—2010年的10%到2013—2022年的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的计划是顺利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缓的经济。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且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溃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

中国经济为什么放缓？为什么面临下行的压力？政府的解释是外需不足、消费放缓和主动调控等三大因素的影响，实质上则是目前的发展模式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人口的红利、资源的红利、WTO的红利，以至于改革政策的红利已消耗得差不多了。目前的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环境生态恶化等等，都是结构性问题的表现。因此，转型既是中国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下的迫切需要。

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央确定的重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是被迫的、痛苦的调整。必须认识到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什么说是被迫的？因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放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高增长、财政高收入、国企高利润的好日子谁不愿过？但是过去的“三高一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10，但要消耗全球40%的能源和原材料。我国水泥、钢铁、煤炭消耗分别占全球的60%、49%和50%。这种增长模式不转怎么行呢！所以，往往是有了压力、有了挑战、有了矛盾和困难，才会统一认识、下决心转型发展。

为什么说是痛苦的？因为经济转型是要付成本、冒风险的。中央提出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但增长和转型确实是“两难”选择，必须有所予、有所取，有所失、有所得。经济增长可能要让位于转型发展。新的发展模式诞生前会有阵痛，不可能实现无痛转型。长痛不如短痛，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讳疾忌医，增速有所波动就调政策、放货币，总有一天要算总账，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短痛变为长痛，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最近，中央已明确提出，不再以GDP论英雄；宁可放慢增速，也要转型、改革。国家统计局日前来人大汇报时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提高了对经济增速回落的容忍度。但有些地方还存在高增长的冲动，还存在无痛转型的幻想。主要的办法还是高投资，高投资的背后是高负债。在这些同志看来，投资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增加总需求，又可以提高社会总供给能力。但反思一下，现在经济运行中的大部分问题，包括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都是与过度投资这种旧的增长模式相联系的。因此，靠投资来保增长是很危险的。

转型向哪里转？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有一个表述很精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有就业保障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这就是说，转型发展必须摒弃长期以来我们严重依赖的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而走一条效益和质量更高、绿色、清洁、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这也涉及增长的最终目的问题。发展是为了人，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对长期以来忽视人的发展的饥渴症要有一些制度性的改变。比如，弱化直至取消省以下GDP的考核，首先是取消对生态功能区中禁止和限制发展地区的考核。希望“十三五”时有所改变。

转型靠什么？是靠政府，还是靠改革创新，靠市场？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成功实现转型呢？当然，我不否认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引导作用，但过度依赖政府的力量很危险。例证一，“九五”时期，政府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多年来举步维艰；例证二，“十一五”政府出台了大量调结构的产业政策，2009年四部委联合发文，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2010年又出台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但实际产能过剩愈演愈烈，钢铁、水泥的产能都以亿吨级的规模在扩张。与之相反，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又造成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的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因此，结论一，转型发展事关中国思想观念、利益格局、体制机制的深刻调整，仅靠政治号召和政策引导是难以落实的。结论二，调结构、转方式，目的是培育经济内在新的动力，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靠改革创新，突破现有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说，上半年的工作是稳中有进的话，那么稳中有“为”，就要靠改革的突破才能实现。不搞改革，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仅靠政策和号召，是难以有“为”的。

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正所谓，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提出，要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部署，新一轮的改革大潮呼之欲出，我们对改革创新为中国发展可能释放的巨大红利充满了期待。[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共同应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与经济下行的挑战

历史经常开玩笑。2008年迄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运行态势发生180度逆转。原来是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衰退。不到5年时间，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不约而同开始走出困境。反过来，近10年来曾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却开始逐步放缓，通货膨胀来势汹汹，股市、债市、汇市跌跌不休，资本和精英夺路而逃，新兴经济体似乎遭遇新一轮金融危机。记得2009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论坛上我曾经大声疾呼，要防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擦破一点皮，欧洲仅受点内伤，我们却害一场大病。现在看来，有几分被言中了！

让我们看看，近几个月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一是股市暴跌。最典型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2013年8月16日之后，印度股市在4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7.23%，印尼在5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13.29%。在6个交易日内，泰国股市下跌8.81%，菲律宾下跌7.1%，越南下跌4.75%，马来西亚下跌4.58%，创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长连续下跌纪录。截至8月27日，印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股市市值按美元计价跌幅均超过12%。与此同时，国债收益率却明显上升。印度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8月中旬突破9%后，目前仍在8.8%的高位徘徊，印尼同期国债收益率则持续上升至8.9%。

二是本币贬值。伴随股指暴跌的是本币同步走低。2013年8月27日，印尼盾贬值3.9%，创5年来最大单日跌幅。8月28日，印度卢比创下1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5月至8月，亚洲最主要的12种货币除日元、人民币和港元外全线贬值，其中印度卢比下跌11%、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8.8%、菲律宾比索下跌6.5%、泰铢下跌6%、印尼盾下跌5.7%。7月1日至9月24日，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16.3%，印尼盾对美元汇率累计跌幅高达15.5%，连创历史新低。最近，摩根士丹利发明“Fragile Five（脆弱五兄弟）”新词，用来形容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等5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本币贬值必然导致外汇储备流失，据《金融时报》数据，2013年4月底至7月底，印尼外汇储备减少13.6%，土耳其减少12.7%，乌克兰减少近10%。5月初至7月底，发展中国家央行（不包括中国央行）的紧急外汇储备锐减810亿美元，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国际收支困难。

三是资本逃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一度成为国际资本的聚集地。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2009—2012年，新兴经济体私人部分资本净流入量高达4.2万亿美元。2013年二季度以来，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仅7月份通过交易所基金（ETF）流入美国的资金量就高达320亿美元，创2008年8月以来新高。

别的不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仅从外资机构减持中资银行股份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资本逃离是多么严重。

仅2009年1月，美国银行出售56.2亿股建设银行H股，苏格兰皇家银行沽空108亿股中国银行H股，瑞士银行沽空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

2011年，摩根大通减持工商银行1.25亿股套现7.52亿港元，减持招商银行3156万股套现6.63亿港元；德意志银行减持农业银行2.81亿股，套现8.36亿港元。

2012年，摩根大通3次分别减持农业银行5000万股、444.6万股、1854万股，花旗银行沽空所持浦发银行5.06亿股，汇丰控股出售所持有全部15.57%的中国平安股权，总价727.36亿港元。

2013年上半年，摩根大通减持农业银行14235.77万股H股，花旗银行出售9259万股农业银行H股，摩根士丹利将民生银行H股持股比例从7.44%减持至4.83%，花旗银行将民生银行H股持股比例从9.2%减持至6.98%，The Capital Group减持1亿股农业银行H股，沃德尔金融公司减持627.75万股民生银行H股，高盛分6次沽空工商银行H股，完全退出工商银行。

四是经济下行。随着金融动荡，新兴经济体纷纷通过升息稳定本币，缓解通胀，加之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许多国家不仅虚拟经济飞流直下，实体经济增速也一路回落，有的国家更是“增长失速、通胀失控、资本失助、波动失序、结构失衡”。俄罗斯经济增速连续6个季度下滑，2013年一季度增长1.6%，二季度增长1.2%，8月CPI上升6.5%。印度经济一季度增长4.8%，二季度增长4.4%，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低，8月批发价格指数（WPI）上升至6.1%。巴西经济“滞胀”特征明显，2012年经济增速只有0.9%，2013年一季度增长1.9%，二季度增长3.3%，8月CPI上升6.09%。南非一季度增长1.9%，二季度增长2%，8月CPI上升6.4%。根据汇丰数据，7月份新兴经济体服务业和制造业指数（EMI）跌至49.4，创2009年4月以来的新低，反映了全球新兴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和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外部影响也不可低估。自美联储2013年5月22日公开讨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新兴经济体就一直面临严峻考验。

长期以来，美国总是利用优势地位对世界进行掠夺，其手法不外乎先开动印钞机进行量化宽松，待泛滥的美元通过热钱形式涌入新兴经济体引起通胀、本币升值、泡沫膨胀的时候，美联储又会加息升值美元预期，获利丰厚后热钱纷纷流出，新兴经济体泡沫也随即破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各国因资金短缺就会产生通货紧缩，企业大量倒闭。而这时，获利流出的热钱又会重新杀回来，廉价收购优质资产，新兴经济体多年积累的财富又会一扫而光。

据有关资料，2008年以来，美联储已向全球市场注入超过12万亿美元资金，其中有近4万亿美元流入新兴经济体，目前纷纷撤离导致金融动荡。再往前追溯，2001年阿根廷货币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危机、1980年拉美债务危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资产泡沫破灭，都发生在美国先是量化宽松然后又紧缩货币之后。美联储的每一次量化宽松及其退出，都对应着新兴经济体的每一次危机。

2013年5月以来，美联储仅仅只是暗示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就已惊慌失措。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发达经济体仍然占领金融制高点、美元仍是主要储备货币，全球经济周期调整的战略主动权就依然掌握在发达经济体手中，美国生病，全球吃药，新兴经济体遭受损害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目前，新兴经济体不少国家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新一轮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普遍希望开展紧密合作，着力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共同应对金融动荡与经济下行的挑战。

第一，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反转变化、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新的课题。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协调力度，为新兴经济体应对挑战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G20是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平台，但在当前对新兴经济体关注、重视不够。因此，我们要维护和巩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G20中的声音和影响力。

第二，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现在其保证全球经济稳定的功能却越来越弱化，迫切需要加快改革。新兴经济体要合作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推动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提高贷款能力，尽快落实巴塞尔协议（三），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不断增强应对金融动荡的能力，促进和保持国际金融稳定。

第三，深化新兴经济体合作。近些年来，新兴经济体一直保持资本净流入，最近却发生资本逃离，一些外汇储备不足、杠杆率偏高的国家则面临更大困难。新兴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利益。2012年3月金砖国家发表“德里宣言”，呼吁建立新的金融体系。2013年3月在南非峰会上通过了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决议，勾画出建立开发银行、设立稳定基金、解决贸易纠纷机制的“路线图”。金砖国家要深化合作，推动本币互换协议的实施，增强储备货币的作用，扩大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降低对美元的依赖。要进一步发挥清迈机制多边救助功能，逐步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本币计价进程，积极推进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合作。[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未来10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转型与改革

首先，我们讨论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我认为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这个客观规律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周期决定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速度，总是有一个调整期，也许现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正处于调整期。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经过多年的发展，像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在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很大、基数很大、盘子很大的基础上再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也是不可能的。二是新兴经济体受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全球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振、市场不振、消费不振，造成了很大程度上依靠发达国家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三是新兴经济体各个国家本身的原因。比如说印度长期逆差，2010年逆差甚至增加到占GDP的6.5%，这是非常高的逆差水平，巴西也是这样；俄罗斯出现了货币贬值，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四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可能是由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主动要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上做了一篇重要的讲话，讲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习近平主席讲中国经济放缓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这一点对于了解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刚才讲到客观经济规律、自身经济问题，这些原因当然都有。但中国政府面对过去长期GDP挂帅造成的很多问题，现在主动采取措施，逐步把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下来，以便中国能够有充裕的财力空间、政策空间来应对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为中国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大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习近平主席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必须坚定地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也不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任何一项事业都要远近兼顾。

第二，我谈一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今后10年怎么办。我想丢开我原来准备的演讲稿，就司嘉丽女士做的“

共同应对挑战 促进绿色包容性增长

我希望大家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这些概念逐步淡化，重新对全球的国家进行分类，按照发展质量、绿色、包容、平等、民生优先这样一些重要的标准来分类。[作者系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共同应对挑战 促进绿色包容性增长司嘉丽

20年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进行转型，由过去的传统经济转型成为现代经济，在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数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增长是有代价的，它需要很多的资源，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同时不平等问题也在不断地强化，从而带来很大的社会风险。现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乐观，虽然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呈现经济复苏的迹象，但是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力都大不如前。

过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发达国家的需求，现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增长缓慢带来的挑战；二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的挑战。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在问，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否正确？如何能更好地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如何促进经济转型，形成小康和繁荣的社会？

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转变心态。不要把各个国家分成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工业化国家这样的类别，这种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词——“金砖国家”，把一些有共同特点，比如国内市场很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称为“金砖国家”，后来又出现很多新名称。应该说，这种归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吸引了很多外资；启动了一些相关的政策程序——金砖国家峰会就是这样一种分类带来的结果。对比一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政策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边界开始逐渐模糊。以年轻人失业和就业为例，之前年轻人失业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北非、阿拉伯国家，而欧盟以及美国则不太严重；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也开始发生就业危机，例如西班牙15～24岁之间的年轻人有55%没有工作。所以，在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方面，欧洲已不再是一个典范，比如德国最近选举中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相反，巴西在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再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这样一个欧洲国家实施了类似于华盛顿共识这种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这让我们想起了亚洲、拉美等地区经历的金融危机，以及这些发展中国家所得到的一些援助计划。我们看到欧洲突然之间也在经历着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从欧洲的问题中吸取一些教训，即大家必须意识到在发达国家并不都是好的，学习应该是多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第二，重新思考增长理念。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需要重新思考。全球的增长必须关注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副作用，包容性的绿色增长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它不仅能够重新刺激全球的经济增长，而且综合考虑了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多方面因素。除了经济增长以外，我们还面临其他方面的挑战，其中主要之一是失业。全球发展中，仍有两亿人处于失业状态，不平等在不断增长，包括社会流动性也在下降。这种不平等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方面，比如医疗和教育等等。就基尼系数而言，印度基尼系数在1993—2008年间从0.33增加到了0.38，德国在这段时间从0.26增加到了0.29。环境恶化方面，《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人类活动对全球的生态系统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增加了自然灾难，2011年就发生了302起灾难，影响了两亿多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以GDP为中心的这种不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增长模式并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社会，必须重新思考。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已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德国提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理念，20国集团也认识到了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政策决策者和学术界也意识到我们应该扩大视野，考虑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举一个德国的例子：德国的能源政策改革在国际上吸引了很多关注的目光，不仅仅是要关闭核电站。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种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付诸实施。

第三，携手共同应对挑战。为了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我们需要超越国内政策的范围，充分利用全球互联互通所带来的机会，不管是政界、商界、民间社会，还是学术界，都应该关注并探讨如何充分利这些机会促进绿色包容性增长。我们需要携手利用全球的互联互通机会共同应对挑战，加大知识分享以及政策协作，例如，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之间也应该通过合作来促进包容式城镇化；企业和行业协会也应该相互协作；文化机构也应该引领一些新的理念，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来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再比如，吸引外资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这样一种资本流动可以带来很多学习的机会，使我们的学习过程能够超越贸易战或者是残酷的竞争，从而能够进行更多的知识交流和技术转让，进行跨界的投资与合作，特别是在绿色产业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跨国公司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互学习的网络，学习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这样一种网络共同学习，促进创新，促进改革，最后促进全球绿色包容性增长。中改院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共同举办的这个经济政策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能够通过讨论众多的策略，包括资源策略、能源策略等等，共同面对挑战。我们已经通过这些例子了解到确实有必要通过多方向的学习以及全球的知识共享转向绿色包容性增长，这就是我们会议的核心理念。我们可以一起共同讨论解决方案以及灵活的合作方式，不要自设陷阱、边界，不要故步自封，我希望通过我们坦诚的交流，在经济政策论坛的框架下开展持久的合作，共同推进转向绿色包容性增长的进程。[作者系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全球伙伴关系—新兴经济体”项目主任]

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变化分析与美国QE为代表的货币政策的理论解释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而是通过货币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宏观政策已经对这些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应，“量化宽松是战胜2008年金融危机、确保流动性匮乏不致推动具备偿付能力的经济主体走向破产（进而导致产出呈现螺旋式下滑）的唯一正确政策选项”。以至于政策退出引起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关注和担忧。至今还没有看到对此轮宏观经济政策精彩的理论解释和分析。

本文将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中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和理论分析，解释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经济结构失调的作用原理，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实，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影响和发展环境与趋势进行分析。为了阅读方便，论述的行文先从QE政策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发展变化的分析开始。一、新兴经济体发展变化分析和建议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现实情况，美国货币政策走势及其影响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1.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迟早要退出

根据理论分析和逻辑推论，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宽松货币政策应该逐步退出，这是一种正常情况。除非目前的美国、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过程发生逆转。尽管目前美联储还没有启动QE的退出，主权债务等问题依然困扰着美国政府，但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逐步复苏，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只是早晚的事。“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这催生了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推升了资产价格，加剧了多个资金流入国的脆弱性。”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之后，抱怨美联储的透明度过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产生这些影响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在没有变革之前，需要各国自身“好自为之”。一旦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家走向全面复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定要退出的，世界各国应该对此提前有所准备，立足于国内宏观政策应对国际变化。

2.各国经济互相依存同时又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密切并相互影响和制约。这样的经济关系存在着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市场竞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微观角度看，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表现在资源生产大国与需求国之间、低端工业消费品生产国与需求国之间，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促进关系比较明显。

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从实证看，1998—2001年期间、2008—2011年期间，发达国家货物出口份额分别为67.46%、54.7%，减少了近1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份额分别为30.3%、41.09%，增加了近11个百分点。进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

经济结构相似、经济发展模式相近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只看到或者是承认一方面的关系，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关系，可能都具有片面性。

从宏观上的实证分析来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包容或者冲突关系。从图1可以得几点分析和认识：图1 新兴经济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关系注：从2012年开始的实际GDP增速为预测值。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2年10月版；联合国贸发组织在线数据库

第一，在1994年前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速之间是不一致的，可能存在负相关性；1995年至今，两类经济体之间的GDP增速虽然存在差距，但是上下波动的方向大体是一致的，2008年以后更是较为明显。这从实证上反映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或者此消彼长关系。

第二，新兴经济体（广义，包括E23）国家的FDI流入量是从2005年开始增速的，而不完全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国家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提速的。2010年至2011年达到高峰后，2012年开始回落。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

第三，2013年出现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美国QE退出的预期下，国际上热钱流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和债市收益率上升，只是短期性的金融市场的反映，还不足以做出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出现中长期逆转的判断。

3.未来10年，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可能结束过去10年的突变，呈现曲折多变的态势

过去10年，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贸易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发展竞争中的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坐以待毙式地任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更大的可能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会比较激烈和复杂。

目前，发达经济体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各有其发展优势和劣势，根据近期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未来10年两类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差距可能不会进一步扩大，并呈现短期性的曲折变动，中长期很有可能朝着融合和趋同方向变化。

4.当前一些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是暂时的，各国内部如何把握才是关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货物和资本在世界各国之间流动是一种常态，资本的趋利性决定它们必然要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流动，当然不排除货币流动的投机性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各国要把握好本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一方面要保持本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提高国内经济实体吸引国际资本的实力，以及生产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建立既能够“通风换气”，又能够“防尘隔音”的先进的窗户。对于货币的流入流出，本国要建立“蓄水池”，通过这个“池子”来控制国内的货币流动量。不能让国际货币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直接流入或者流出国内的金融市场。

5.不断改革和进行制度创新是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代经济现实已经脱离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轨迹，也用鲜活的发展超越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各种经济学派理论中，依然有合理和科学因子存在。没有现成的理论、制度和体制可以完整地被运用到现代经济发展之中，不论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讲，既要继承各种经济理论和制度中的科学因子，又必须超越各种传统的理论和制度。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应立足本国国情，不断通过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必然带来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发展，这既是出路，也是发展的保证。

6.未来十年新兴经济体发展的趋势

从逻辑上有三种可能：一是包容共赢性发展。即发达经济体国家恢复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高于发达经济体国家；二是经济格局调整性发展。即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依然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总体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三是国际经济发展格局逆转性重构。即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恢复较高增速，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笔者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较小。理由是，根据研究分析，现代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国家总体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制度和机制创新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尤其是在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近期的演讲中引用《圣经》中的一个寓言故事时提到，愚蠢的人在沙土上建房子，而聪明人在岩石上建房子。笔者理解，依靠短期宏观政策调控形成的经济增长，是以沙土地为基础，只有制度和机制创新才会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岩石之上，才是稳固的。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面临的政府主权债务问题是一种制度性和体制性难题，需要制度和体制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制度和机制创新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理论创新方面，目前两类经济体国家的状况没有明显优劣势。如果发达经济体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互补其优劣势，将可能形成第一种共荣性发展趋势。如果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在科技创新方面赶超发达经济体国家，将可能形成第二种非共荣性发展趋势。如果新兴经济体国家停滞了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将出现第三种发展趋势。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看，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QE政策的理论解释

市场机制在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是完美的经济机制。但是实践已经多次通过经济危机证明了市场机制是有明显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是经济运转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经济结构的失调。

关于2007—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原因，大家的基本共识是表面上看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正如博隆教授所言：这场危机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这场危机发生在美国并非偶然，因为该国30多年来人为依靠外部储蓄、外部贷款为主；企业举债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国家举债超过了其可能性；进行了不止一场战争；不仅不增加税收，甚至还要减税；在商业广告的诱惑下，居民举债维持过度的、非合理的和挥霍性的消费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是造成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结构的失衡累积到一定程度，势必以经济危机的方式来矫正经济结构。所以，市场机制不能够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自动达到宏观经济的平衡，而只能以破坏性的经济危机方式强制进行结构调整。

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经济结构失调的出路无非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对经济的恰当的干预；另一条是市场经济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后，自动恢复平衡。主张前一条的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思想和政府宏观政策操作；主张第二条的是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学说等经济学思想和政府宏观政策操作。

经济结构问题从理论上不属于微观经济分析，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结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机制会自动平衡经济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似乎是属于宏观经济领域。按照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观点，宏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才形成的。其实，在这之前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就已经有了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这就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只是这种分析是研究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进行的条件的。我们发现，马克思对此的研究可以解释经济结构失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原理，与包括凯恩斯经济学说在内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在这方面的分析有明显不同的深刻之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二十章研究了简单再生产，第二十一章研究了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将全社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抽象为两大部类，主要研究了两大部类之间的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顺利进行的含义用宏观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结构比例平衡的再生产。

仔细研究发现，马克思主要研究了两大部类完全实现型的扩大再生产，所谓完全实现是指两大部类的社会产品在价值和实物交换后，全部都交换给购买者，实现了不同部类之间商品实物和价值之间的交换。这就是结构平衡下的扩大再生产。

但是，马克思在研究结构平衡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时，也涉及到了结构不平衡时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虽然马克思没有着重分析这种结构失调的扩大再生产，但是他的研究框架和模型为分析这种结构失调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路径，这是西方宏观经济学所缺少的。通过对此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已经给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结构失调下的扩大再生产进行结构调整的两个重要条件是：

第一，货币资本的投入，以便需要扩大再生产的部类（行业）进行单方面的购买。在这种条件下，该部类可以不压缩生产规模，被购买的部类也只是相对缩小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整个社会再生产总体还是扩大了，而且经过几年之后，失调的经济结构可以被调整过来。

第二，如果不采取上述第一个条件，就只能采取较大幅度地压缩各个部类原有的生产规模。

模型推演的最终结论是：货币投入具有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衰退的作用。将这个理论模式运用在对此轮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对策的解释上，笔者认为有理论上的启示作用。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认为：“从各国实践看，量化宽松是结构性的。以美联储为例，准确地说，其超低的联邦基金利率是总量性政策，但量化宽松政策是结构性的。前者意味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融资成本下降，后者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债券和MBS推动政府定向支出和金融业资产结构调整。如果结构调整被列入货币政策范畴，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主要任务，货币政策具备一定的主动性，则困扰我们的盘活存量问题或许有解。”笔者认为，这样的见地是有道理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生前的时代，还是以金属货币流通为主，因此不涉及纸币流通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解释了投入货币的来源是金的生产者。

在纸币流通时代，为调整结构进行的货币投入必然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因为，不是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的货币，而是通过货币的单方面投入的货币，形成相对较多的货币，在对应于相应较少数量的商品时，物价势必是上涨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势必超出美国本土，产生外溢效应。现今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所受到的金融冲击，可以说在170多年前的马克思经济学中就已经涉及和揭示了其原理性的东西。

根据经济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面对新的全球化新形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只能通过本国的制度创新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变化。[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演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演变趋势

1.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在经济规模或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方面处于增加的状态。与此相对应，当一个国家在经济规模或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方面处于减少的状态时，则被称为经济衰退或经济负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通常用经济增长率衡量。如果用年作为时间跨度，则经济增长率就是本年度的经济规模增量与上年度的经济规模的比率，或是本年度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增量与上年度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比率。相比经济规模的增长，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增长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人口增长速度及通货膨胀速度远低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的情况下，经济规模增长速度通常可被等同于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实的经济分析中，经济规模的核算最常依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多地用GDP及人均GDP的增长比率来表示。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实现总体发展的基础，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是众多纷繁复杂因素影响的结果，包括天气的变化情况、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及国内外政局的平稳状况等因素。通常而言，影响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自然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下，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自然资源禀赋通常是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经济布局的主要依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资源影响本国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应降低。在现代经济中，自然资源禀赋状况通常被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既定因素，并不再作为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因素。

二是劳动力因素。劳动力的规模、成本、素质及结构分布与一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相比劳动力规模而言，劳动力的成本、素质及结构分布对经济增长有着更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活跃经济活动，对经济总量及人均产出的提高都有明显推动作用。在劳动力结构分布中，就业量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越大，意味着劳动参与率越高；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意味着经济活动能产生更多的人口红利。

三是资本积累因素。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变动的可能性最大。不同的资本积累状况，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有着显著的影响。通常而言，资本积累率越高，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剩余劳动力介入经济活动的程度就越高，从而带来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的提高。

四是技术进步及企业管理因素。技术进步有助于人类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效率，是推动人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企业管理因素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效的企业管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企业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是产业结构因素。一国经济增长最终是以众多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林毅夫指出：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在国际通用的三次产业划分中，通常讲产业附加值会在由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为主，进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增加。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后一阶段产业的发展应建立在前一阶段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

六是制度因素。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及相同的技术水平可能带来经济产出的极大差异。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一国在经济体制及政策方面的制度安排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探寻并形成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能准确应对复杂多变经济环境的政策，对一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意义重大。

2.经济增长由高速逐渐转向低速是工业化后各国普遍存在的演化规律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大致可做这样一个描述：在工业革命前，人类整体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及技术水平低下，经济活动范围狭小，将自然资源大规模用于经济活动的能力相当有限，经济增长基本依靠劳动力的投入。在人口增长总体缓慢的历史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总量难有快速的提高。即使在一些国家（比如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口实现了较快增加并推动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的历史阶段，人均产出的水平并未有显著的提高。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经济的波动幅度主要取决于天气变化及社会稳定的程度，总体呈现出缓慢而平稳的增长特点。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为增强，经济活动范围也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而日益扩大，世界经济踏上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历程。这一历程开启后，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开始呈现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技术及制度先进的先发展国家会利用先发优势率先开发和占据市场，进而实现高速的增长。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后，由于经济增长的基数不断扩大，人均收入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约束的加大，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趋于下降，并逐渐呈现出低速增长的态势。当然，如果在这一进程中能创造出技术、制度等明显的新优势，那么该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阶段有可能明显反弹。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在后发展国家不断模仿与追赶的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即使做到了也很难保持持久。同样的道理，后发展国家在追赶先发展国家的进程中，也通常会出现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低速逐渐演化的规律，而且，这一规律在世界前沿经济技术很难取得重大突破的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明显。总之，在世界各国经济迄今的发展历史中，经济增长由高速逐渐转向低速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在罗斯托（Rostow）划分的经济发展六阶段中，通常来讲，在起飞以前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会总体呈现缓慢的特点；在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会明显加速，并在走向成熟的阶段达到高速或较高速增长的状态；随着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的逐渐来临，现代化的程度已很高，经济增长速度会逐级向正常的增长速度及较低的增长速度演化。当前，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处于大众消费阶段；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处于走向成熟阶段；以非洲落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或尚未进入起飞阶段。

张李节将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变动趋势划分为五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过渡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下降阶段与低速增长阶段。他结合中国的实际给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判断：改革开放前处于缓慢增长阶段，1976—1978年处于过渡阶段，1978年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1世纪中叶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他没有给出中国经济何时进入下降阶段的具体判断，但根据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大概维持20年的历史数据，中国在经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应该已经或正在进入下降阶段。

3.后发展国家在追赶先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可能在相同阶段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现表明：后发展国家在追赶先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可能在相同阶段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经济收敛假说”和“后发优势理论”。

后发展国家（地区）以更高速度追赶先发展国家的历史案例有许多，广为人知的是：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经济领跑者后，美、德、日等国以更快的速度追赶着英国；美国在二战后确立了世界经济领跑者的地位，随后，德、日等国在战争废墟上开始了快速追赶的步伐；20世纪60年代后，以“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在随后的30多年里保持了世界第一的高速发展，并在迅速地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工业革命后的国际社会来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世界各国第一次人均产出翻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0年（1977—1987）。时间跨度按照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先后顺序依次递减。这也说明，在经济开放度日益提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后发展国家可以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并不是每个后发展国家都实现了对先发展国家的快速追赶，世界上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缓慢且质量不高的阶段。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经济收敛的实现和后发优势的确立只是潜在的可能，要使其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麦迪森（Maddison）在分析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的落后国家时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挖掘这一追赶潜力，是因为它们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增加了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行对外开放贸易并由此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实行了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经济政策。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类型划分及当前所处阶段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取得了较大成就。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

但这种成就同世界经济同期的表现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表现相比则逊色很多。自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功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得以有效发挥，并带来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

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19782～2012年的3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9%（见图1）。其中：9%以上的年份有24个，占比近69%；6%～9%之间的年份有8个，占比23%；3%～6%之间的年份有3个，占比近9%；3%以下的年份没有。图1 中国1978—2012年GDP增长率（%）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麦迪森采用1990年国际元标准对中国1978—2003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做了测算，并对2030年的情况做了预测。通过表1数据可以看出，麦迪森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总体比中国官方数据略低。即便如此，1978—200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了7.8%以上，与其他国家同阶段相比仍是最高的速度。在1979—2003年的24年间，9%以上的年份有11个，占比46%；6%～9%之间的年份有8个，占比近34%；3%～6%之间的年份有2个，占比8%；1%～3%的年份有2个，占比8%；1%以下的年份有1个，占比4%。对应低于6%的年份，其原因基本与1980年和1996年中国调控过热的经济、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及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由于人口逐年增长的原因，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略低于同期的GDP增长率。另据麦迪森的推测，2003—203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大约5%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这个速度相比2003年以前有较大降幅，但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将是很高的速度。

不论是依据中国官方数据还是麦迪森的测算数据，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总体上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2.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类型划分

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本身并未对高速、中速及低速等类型给出判断标准。通常来讲，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高低的判断，主要源于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以及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尽管对经济增长速度高低的评判受主观感觉因素影响较大，但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类型划分仍有很大的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势和国际地位状况。综合评判世界各国经济的历史增长速度，我们认为自二战结束后6%以上的增长速度可以算是高速的增长。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未来，结合对国外经济发展情况的判断，我们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基础上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9%及其以上；

二是相对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在6%～9%之间；

三是正常增长：年均GDP增长率在3%～6%之间；

四是低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在1%～3%之间。

做这样划分的主要逻辑是：鉴于9%以上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中较为罕见，而且很少国家能保持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可以称为超高速；鉴于6%～9%的增长速度能使人明显感觉到经济在快速发展，尽管不能归于超高速，但仍属于高速的范畴，因此可以称为相对高速；鉴于3%～6%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经济在当前阶段健康发展的普遍速度，因此可以称为正常增长；鉴于1%～3%的增长速度属于经济已处于高度发达状态并很难有大的突破的速度，或者属于经济发展遇到困境时的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称为低速增长。当然，在国内外经济环境遭遇重大破坏，以及本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不排除经济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状况。

3.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进入了相对高速增长时期

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研究，我们将中国从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将中国自2003年10月起正式进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在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性、包容性、抗冲击性等目标都被淡化，甚至忽略了。在前改革时代，中国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繁荣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巨大机会，中国在人均收入及技术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则为中国加速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经济超高速增长成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自中国进入后改革时代后，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目标逐渐转向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具体诉求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且保持稳定、经济发展效益良好且保持稳定，以及经济运行抗冲击能力强且波动幅度小。可以预计，在后改革时代，随着中国在人均收入及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不断缩小，经济取得相对高速增长将成为主要特征。此外，我们预计，在2030年左右，随着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作基本完成，经济将逐渐进入正常增长阶段。进入21世纪中叶后，预计中国将步入发达社会的行列，经济追赶的空间将非常狭小，经济的低速增长将成为常态。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处于后改革时代的初期，经济在结构调整中进入了相对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则处于超高速和相对高速交织的阶段。综合近两年来中国统计部门在网上陆续公布的数据，从2010年3季度开始，中国季度GDP增速开始下降，从2010年3季度的9.6%下降到4季度的8.9%，2012年又下降到8%之内，2季度为7.6%，3季度为7.5%，这对我们判断中国经济进入相对高速增长时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这里，我们对“相对高速增长”概念的内涵做一专门的阐释，以使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相对高速”是指相对于“超高速”而言，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在小幅减缓，但还在较快增长。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高速”有以下两方面的涵义：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增速减缓：一是前改革时代与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相关的较小经济基数在快速扩大，这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必定会使后改革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收敛，发达国家可供中国利用的制度、技术、生产方式等因素在逐渐减少，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本来探索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三是随着中国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减及劳动力成本上升，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多。

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维持高位：一是增长趋缓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且增长速度有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明显反弹；二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一些因素，如领土广阔、区域间发展差距大、人民致富愿望强烈及有储蓄财富的特殊偏好等，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4.中国经济能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具体原因分析

中国经济能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

第一，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地域广阔。广阔的内陆地区和尚未开发的海洋区域意味着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二是中国人口众多。13亿的人口规模意味着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三是中国发展层次低。在一个国家由低向高发展通常经历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到质”的三个阶段中，中国中西部地区处于从少到多的转变阶段，东部地区处于从量到质的转变阶段，发展层次低在维持高速增长方面反而是一个有利因素。四是中国人均收入低。人均收入低同样是发挥后发优势并维持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到2003年时，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17%，日本的23%，以及韩国的31%。而且，他根据2003—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4.5%判断，推算出中国在2030年的人均收入会达到西欧1990年或日本1986年的水平，也就是西欧和日本追赶过程停止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2030年前仍将保持相对高速的状态。

第二，市场机制方面的因素。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唤起了中国人对财富合法追逐的热情，拓宽了获得财富的渠道，完善了对已获得财富进行保护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催生了中国“经济人最大化”的理念。在这种理念引导下，企业为了发展而加速运转，个人为了致富而废寝忘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血拼”的特征。“血拼式发展”的模式使中国经济极大地延长了工作时间，有利于产出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并对国外竞争者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当前，中国人致富的欲望还远未被满足，保护私人财富的各种制度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

第三，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中国由上到下层层发包、层层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有强大的晋升激励和锦标竞赛热情。而各项总量经济指标因为最易统计、最能减少分歧和相对公平，而被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尽管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已开始探讨降低经济增长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问题，但经济增长依旧会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之中国各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措施的惯性很大，这将维持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除了上述根本原因外，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出现的许多新政策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如中国由强调经济规模向强调结构调整转变，将推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将推动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投入；中国经济向民生领域的拓展，将推动公共消费领域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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