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李鸿章一生与他的时代试读：
前言
首先，我要对亚历山大·宓吉先生的《英国人在中国》和道格拉斯教授在“今日公众人物系列”之《李鸿章传》中所表述的内容表达深切的谢意。《北华捷报》中有关远东的丰富信息也给予了我很大帮助。此外，同时期的有关报纸也为我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对以前有关的报刊文章进行引用时，我也尽可能地使当时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或至少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得到完整呈现。尽管我在写作此作品时主要以李鸿章的同胞们专门提供给我的有关他的那些生平记述为指导，但原来那些报刊资料也同样给我很大帮助。与此同时，W.C.霍华德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小品文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里我向提供有关李鸿章的珍贵资料及其趣闻逸事的那些中国绅士表示感谢，因他们在本书中所涉及的政治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现在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们的名字不便在此提及。
书中出现的一些计量单位如“两”在李鸿章的漫漫人生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李鸿章一生都和中国的货币白银感情深厚，而且由于学识所限，我也难以真正搞清中国（指清朝）的货币单位，所以书中均以两为单位标注货币。此外，考虑到测量单位的差异，书中出现的长度单位如一英里等同于中国十里。
尽管更多关于李鸿章的详细资料还会不断出现，但由于本人的水平和精力有限，所以只能参考手头上的现有资料来完成这部作品。这也督促我不仅在对李鸿章本人，而且在对他的朋友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上，要更加客观公正。
1．引言
撰写李鸿章的传记等同于记录19世纪中国的历史。19世纪的世界风云变幻，远东的舞台上涌现出了许多大人物，而李鸿章以其与众不同的个性脱颖而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没有李鸿章，许多战争可能就不会打响；没有李鸿章，许多条约或许就不会签订。李鸿章一生至少六次目睹了中国同外国列强开战，同时也无数次见证了中国国内的叛乱。对于中国来说，李鸿章无愧“元老”之名，好比格莱斯顿之于英国，俾斯麦之于德意志帝国，加富尔之于意大利王国。
在那些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欧洲人眼里，李鸿章在中国的地位似乎甚至要超过格莱斯顿在英国的地位。清朝统治者的蒙昧无知多次险些招来灭国之灾，而每次内忧外患之下的清朝朝廷都是求助于李鸿章加以解围。同时，李鸿章也是外国公使眼中唯一能同他们进行理智交谈的中国人。
在中国，他不仅仅在地位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才智方面也是无人能及；他不仅仅在外交政策方面极富洞察力，更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然而，在国外，并非所有人都将李鸿章看作伟人，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人无法培养我们所认同的伟人。在中国国内，李鸿章也没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贪婪成性，并且买卖官爵也为他树立了许多死敌。此外，虽然李鸿章每次出马都能摆平同僚们所无力解决的战争和谈判，但是由于时局所限，他都无法让中国在这些战争和谈判中成为赢家，而这也为他在国内招来了滚滚骂名。
所以，同时代的人多对李鸿章嗤之以鼻，恨之入骨，将其与丧权辱国画上等号，这就好比在许多英国人眼中是格莱斯顿的统治毁了英国一样。但是，李鸿章却从未享有过代议制下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所拥有的行动力。李鸿章无非只是腐朽的官僚锁链上的一环而已，而这条锁链在过去数个世纪里一直扼着中国的喉咙。如果不进行流血革命，李鸿章是无法打破这条锁链的。李鸿章的外国仰慕者一度为李鸿章的深谋远虑所折服，但是从李鸿章的角度来看，这种深谋远虑却又似乎无据可依。相反，究其一生，他对于大清王朝一直忠心耿耿，可昭日月。
尽管他站了出来，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他还是没能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因而，后人将他看作是政治舞台上狡猾的“机会主义者”，而并非世人所曾期待的“国家的救世主”。之所以他没能成为“救世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自负的情绪与腐败的风气根深蒂固。在官场上，人们都是脚踩着贿赂前进。官员的级别越高，对金钱就越贪婪，下属们就必须呈上更贵重的礼物满足高官们对金钱的诉求。
李鸿章就是中国以及那个时代的杰出产物。他竭尽所能为清政府效忠了五十多个年头。年轻时他协助父亲在家乡安徽省兴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直到在北京病入膏肓，躺在病榻上的他仍然不得不忙于公务，修改欧洲列强逼迫战败的中国所签署的条约中那些苛刻的条款。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中国这一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明，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李鸿章的一生。无论对于研究人性的学生们来说，还是对于密切关注国际时事发展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李鸿章的一生似乎具有永恒不变的吸引力。针对李鸿章性格和生平的研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有着实用价值，对于学生们也有着学术吸引力。因而，本书将就这两个主题展开，希望广大读者能抱有兴趣。
一提到李鸿章，我们欧洲人可能就会想到太平天国运动，也可能会隐约记得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背叛了戈登的信任。李鸿章的背叛彻底激怒了戈登，这实在不难理解。作为一名在华带兵的将领，戈登在英国国内曾受到圣人般的礼遇。抑或，我们会记得，当许多公司和企业创办人花费数年时间争取获得在中国的特许经营权时，是李鸿章时常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抑或，我们会记得，那些当年有幸采访到李鸿章的在华英国议员和其他外国使节在采访他之后，都会为其撰写长篇报道，讲述他们每个人所受到的一个非比寻常的礼遇——到最后每个人反倒是被李鸿章问了很多问题，被摸清了底细。
我们还知道，由于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李鸿章被罢免了官职，荣誉尽失。但不久，他就被派往日本商定和约事宜，在日本却挨了一名日本狂热分子一枪。之后，李鸿章又在世界的注视之下重新受到重用，但这倒是符合欧洲各国的愿望。后来，他又被派往莫斯科庆贺沙皇加冕，他就这样成了奔走于各国的一名外交官。李鸿章在每个国家都受到了最高级别的接待，但让整个欧洲都感到吃惊的是，当李鸿章回国时，迎接他的不是祝贺而是屈辱：他被剥夺了“黄马褂”以及许多其他物品。虽然欧洲人总是将这些物品同女性的装束联想到一起，但是确切地说，这些物品是装饰物，同我们熟悉的吊带袜、领饰、缎带和扣环类似。
我们可能会记得，他后来曾任两广总督，直至他声称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来自朝廷的一道圣旨。由于当时驻华使节团在北京没有任何消息，人们本以为北京与外界的电报联络已经中断。后来，他又北上来到上海，却从来无人登门造访，没人承认他的权威，甚至无人与他交谈。他最后干脆搬一把太师椅摆在摩登的大街上，身边站着随从，同每个愿意放下身段同他说话的路人攀谈。再后来，他突然受到任命，同庆亲王奕劻等人一同与八国联军代表商讨议和条件。最终，李鸿章诚惶诚恐地开始了北上进京之路，这次北上也成了他人生最后几次奔走之一。1901年11月7日，时年78岁的李鸿章，这位常被称作中国的“元老”的清朝重臣，于北京病逝。直到临死前，他仍忙于公务。李鸿章最终死于过度忧虑，这点毋庸置疑。不过，关于这份忧虑的诱因和本质，人们的看法却有些许差异。
李鸿章死后，一家中国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长篇传记。但有趣的是，我上面所提到的种种事迹，除了上任两广总督这件事之外，这篇传记中都完全没有谈及。我们所记住的那些关于李鸿章的有趣的故事在这位中国作家眼里却完全不值一提，这真是很奇怪。相反，这位作家索然无味地记录了一大堆关于李鸿章的事实。虽然，为任何人写传记都需要一个框架，但是他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却是最不具代表性的，根本无法构成他一生的框架。我最好还是在这里给读者们提个醒儿，如果我们想单单从欧洲人的角度来审视李鸿章的一生，我们必须将这些抛在脑后。
李鸿章于1823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并成长于合肥，直至成年。正如中国许多其他省份一样，安徽省也被长江一分为二。一到夏天，棕红色的长江，宽达八九英里，会将安徽省很大一部分低洼的土地淹没。虽然当时的长江与马可·波罗时代的长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依然如马可·波罗所说，长江不像是河，更像是海。安徽省主要以其许多著名城市闻名于世，如其省会安庆（英国人之所以知道安庆，是因为那里是内地耶稣会会址所在）。安徽的水稻产量也非常高，如果按亩产计算，超过了中国所有其他省份。安徽省的官员也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功于李鸿章的家族。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任刑部侍郎。如李鸿章自己所说，其父李文安同许多其他的读书人一起组成了中国的文人界。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阶层，这些读书人中，很多人都是头脑聪颖、勤勉好学但却郁郁不得志，赋闲在家，因而收入微薄。他们内心没有准备好迎接外国人进入中国，因而自然而然地也不欢迎外国人，特别是不欢迎那些想要颠覆孔圣人教导的外国人。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最具价值的一群人。无论是谁，想要扳倒中国，必须先扳倒他们。
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中国式教育，也有传言说他小时候甚是贪玩，时常受到家人责骂。1844年，李鸿章顺利地在京考中举人，在1847年考中了进士。接着，在1850年，也就是英国举办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的前一年，李鸿章完成了在翰林院的研习，选入翰林院任二等编修，从此开始了在朝廷供职的生涯。
在中国古代，文笔卓越是通往高官厚禄的通行证，这就好比是让一名牛津大学的最出色的教授去打仗，坐在马车里，手握纸笔，向基钦纳勋爵等将军们发号施令，讲授战略战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指望我们的将军们，跨着神奇的白马，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在敌人面前耀武扬威。虽说，从以前的照片来看，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确经常发生。虽然我们的陆军部和海军部也难免有时听从文职人员的指挥，但是在中国，这个一直蔑视武官的国家里，这样的独特的做法却早就成了传统。
曾国藩（他的长子是曾纪泽，曾任驻英国大使，英国人称之为“曾侯”）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一次来了一道圣旨，宣布将派遣一些侍郎辅佐曾国藩，后来年轻有才气的李鸿章和其他一些有志之士就被送往了安徽。由于李鸿章本身就是安徽人，所以很有可能一开始李鸿章就受到了曾国藩的青睐。
回到安徽，许多亲戚朋友都不拜访李鸿章，而这些亲戚朋友在李鸿章飞黄腾达之后却给李鸿章带来了诸多烦恼。他们不断地要求李鸿章为他们分封官爵，甚至有传言说，李鸿章的哥哥由于总是胡搅蛮缠，甚至最后被李鸿章赶出了安徽省。李鸿章可谓仪表堂堂，身高近两米，目光炯炯有神，甚至见面过后，人们还时常与身边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他那如炬的目光。他不仅身材颀长，而且比起其他中国人，他身体十分健硕，充满活力。
上任七个月之后，李鸿章因为成功地指挥清军击败了一部分太平天国的军队而立即被朝廷升为六品官员，戴蓝翎（鹖翎，似乌鸦的羽毛），这也开启了他之后坦荡的仕途。
2．太平天国运动初期（1851—1862）
1851年，李鸿章时年二十八岁，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四年，对人民生活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整个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运动开始于太平军占领永安（即永世安宁之城之意）。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于以往未受重视的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中。客家人从不让妇女裹脚，让她们能够正常地工作，使得她们的男人们能够自由学习。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洪秀全，后来被称为天王，出生在距离广州大约三十里的一个小县城里。十四岁那年，他已经表现出了求学潜质，以至于他的师长、亲友们纷纷出钱捐助他继续读书。在科举前，他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并没有取得他应该能够考取的功名。这一失利让他陷入了深深的伤悲中，并一病不起。而他考取不了功名，并且会生病这些事，都被之前一个向他兜售基督教《圣经》的小贩所预见过。
经历过这些打击之后，又过去几年，洪秀全在一个乡村私塾里当上了校长，这是一个饱受尊敬的职位，其在中国的地位远远超过在我们国家的地位。他回想起当时生病的情形，并找到了一些书来看，这些书中的大部分教义都是从《圣经》中摘取而来。从这些书中，他从自己的角度发现了可以解释他六年前的病的内容。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组建了教会，这个教会有个之后被大家所熟知的名字——拜上帝会。
1847年，他们在宗教方面得到了罗孝全进一步的指引，他是当时在广州的一个传教士。但由于之后受到罗孝全中国助手的欺骗，他们在并没有得到太多宗教方面指导的情况下不得已返回了家乡，并又一次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讲道。几个月之后他们聚集了大约五千名狂热的信徒，这些人陷入对他们的教义的疯狂追随中，两个主要的教士认为他们是圣灵降临的使徒，并从那时候起，一个便作为天父的代表，一个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在这最后的表述之中，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对于认为他就是耶稣基督和天父之子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看不出叫他耶稣之弟有何不妥。
凭借狂热的传教热情，他们着手去干了让街坊邻居人心大快的事——这难道不就是许多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欧洲人想做的吗？——毁坏一切敬神供佛的香炉，消灭皇权的象征，因此而受到通缉和逮捕。通过贿赂中国官员，冯云山获释，但另一人在狱中被狱卒虐待致死。
1850年爆发了客家人和其他中国本地人的部落冲突。客家人和拜上帝会教徒一起避难，并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些人被投入牢狱，其中一部分人在狱中死去。洪秀全本该被逮捕，但由于提前接到了信儿，和冯云山一起躲入大山之中，躲过了此劫。在大山之中他们受到了官兵的封锁，但是靠着朋友们传递的信息，这些拜上帝会的信徒击溃了清军，并占领了附近一个被小溪围绕的集贸村庄，但是由于供给不足，他们不得不当晚突围。
这是这次起义的实际开端。此后，洪秀全宣布他要驱逐清朝这个由满族建立的王朝，并统治整个中国，随后建立一个完全由汉族人建立的和平王朝——太平天国。他自称天王，封冯云山为南王，西王、北王、东王和翼王也一同受封。他们决定采用明朝所穿的汉族服饰，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朝代。在中国，服饰的变革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当英国想把中国按照势力范围瓜分的时候，长江流域的人们一直在考虑的是这些英国人会命令他们穿什么衣服。在之后的日本战败后，这个问题也同样显著存在。
满族人强迫人们把头发剃光，只留一条小辫在脑后，即剃发易服。太平天国为表示否定此项政策，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穿黄色丝绸上衣。天地会也曾加入他们的起义队伍之中，但由于之后他们的一个领导人被发现是来骗取财物的，他们被驱逐出队伍。而尤为奇特的是，有两个勇敢的女人也加入了运动，她们每个人都有大约两千名追随者。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洪秀全以天王的名义发表公文宣称：“众信徒请牢记，国家属于我们汉人，而非满人；食物和衣物属于汉人，而非满人；居住在此地的汉族男女老少都是国家的主人，而非满人；自满人开始统治中华大地之日起，腐朽的气息便日益污损上天，恶毒的瘴气在五湖四海蔓延；汉人呢，卑躬屈膝，不知所措，甘愿受他人役使。多么奇怪，难道中国大地上就没有热血男儿了吗？”这些言辞是中国下层人民自责式的发难，通过这样的方式，控诉满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进一步指出满人仅有十万余人，而汉人的人口数目达五千万——这看起来足以成为汉人反抗满人统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这个数目与中国人常说的四万万人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太平军随后前往湖南，几乎没受到多少反抗就取得了数座城池，直到他们围困湖南省省会长沙。他们试图以雷霆之势将其夺下，但每一次进攻都被击退。他们只好绕过洞庭湖，前往岳州，并在那里缴获了大量的军粮和其他战略物资。他们之后顺着长江往下，取得了汉阳和汉口，随后渡江，并在1853年1月12日占领了湖北省省会武昌（今武汉）。上海商会派出的代表们这样描述发生在眼前的情形：“整个城市完全被荒废了，没有一个房子或者商店是开着门的，人们无法购买商品或进行任何商业行为。”哈维先生的描述则更为形象：“人们被黑暗的恐惧所笼罩，所有的家庭都在哭泣，武昌城墙下，人们抛下财产，满心焦急。只为了冲出守卫，逃离这座城市……整个逃离过程的晚上都持续着人们的喊声和哭声，直到白天才迎来了一片寂静，然而较之于之前的骚乱，弥漫在城市中的寂静却让人更加心悸。那时候所有的逃离者都已经离开了河岸，目光所及的河面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舢板和船只，载着三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口缓缓向上游驶去，据我们数日前的估测，大约有一百万人。”
W.C.霍华德爵士参与了这次平叛，他曾担任清军第四团陆军上校。他说：“政府各级官员和下属都投入到了武昌保卫战中。湖北首府武昌与著名的茶叶中心汉口仅一江之隔，这也是中国最有学识，并以廉洁而闻名的督抚张之洞多年的居住之地。”
1853年2月18日，太平军攻占九江，2月24日攻占了安庆，随后3月4日占领了芜湖。到了3月8日，太平军已经抵达南京城下。3月19日，他们通过预先埋好的炸药炸塌了南京东北段城墙，并占领了南京，实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一大突破。
太平军们冲进南京城池，整个清军顿时陷入了瘫痪之中，他们失去了作战能力，跪倒在太平军的面前，哭喊道：“天王，天王，饶了我们，饶了我们！”现在确信，有超过三万人被屠杀——对帝国统治者的长期不满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些是对他们之前对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的报复。
虽然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屠杀都是愚蠢而错误的，人们对他们犯了如此大的错误还是感到惊叹，因为如果太平军没有屠杀这些安分守己的中国百姓，那么他们可能会逐渐占领整个中国。我们并不怀疑，海军上将詹姆斯爵士将英格兰的力量加诸清朝政府一侧，是导致整个起义完全覆灭的幕后推手。他们没有看到清军的胜利，并且发现太平军能够独立地制定政策和法规，建立起秩序。但在国内，这就像家庭内部的纠纷一样，不容外国干涉，除非是战争结束后的调整事务。
如果太平军和清朝政府之间单独作战，那么清王朝被推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中国将被从这个腐朽的王朝中解救出来，也许就没有之后的日本侵略，和目前所知的所有接踵而来的事情。
镇江和扬州被占领，至此，太平军占领了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并控制了大运河。他们建都在了南京，并掌控了从安徽到南方闽粤的地盘，最终甚至占领了一个距离天津不到二十里的静海县。1863年李鸿章带领他的团练军对抗太平军，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几个月中首次获得了瞩目和推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义军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此间中国和欧洲强国的外交吸引着更多人的注目。下面的一段文字将简单讲述李鸿章直至1862年这段时间里的个人情况。
1856年，李鸿章的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服丧守制，使得他离开了他和父亲一手招募和创建的当地团练武装力量。但是之前提到，他由于在这之前平定了一场动乱而被人们所记住，所以尽管他仍在守孝，他仍然被按功加衔，并被赏赐了单眼花翎，代替了之前的蓝翎。在那段时间某年的最后一月，也就是他在成功平定动乱之后，他的恩师曾国藩又一次向朝廷举荐他。
按照皇帝的诏令，李鸿章被任命为预期中的道台，要求他服丧期一过，就立即奔赴岗位。1857年，受到同一位上司的赏识和推荐，并考虑到他在平定巢县动乱中的功绩，他被任命为按察使。李鸿章当时属于担任其他官员的幕僚一职，但两个月之后，他就被调至福州担任道台一职，尽管他从未在这个职位上任过职。1862年，他被授为江苏巡抚，随后又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并在北京得以被皇帝召见，李鸿章可以直接领导他的部门了。
这开启了他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直到他生命的终点。由于上海在1843年即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并且在江苏管辖范围之内，面对叛军的威胁，李鸿章不得不经常居住于上海的洋人区内以寻求安全保护。
我们很好奇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外国侵略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将会是怎样的一副模样，李鸿章在外国人中的声誉远远超过了在国人中的，李鸿章常常说，他能身居高位是得益于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妃嫔。李鸿章曾自嘲道：“我是一个年仅三十岁心却衰老的男儿，正步履蹒跚地走向自己的坟墓。”
在这个节骨眼上，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得名于飘扬有我们英国旗帜的商船，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第一次被卷入战争，这场战争刚刚结束。额尔金勋爵匆匆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很快便离开了。随后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在中国的表现破坏了所有的战争条约。他们没有正大光明地从正面入侵，而是从后方袭击大沽。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他们随后就进军北京，而得到消息的咸丰皇帝带着他的皇后、年轻的嫔妃等不假思索地逃往了热河。英法联军烧掉了圆明园，但随后在对中国人民的害怕中选择了匆忙撤离。
一个国家在对外交涉中能够采取除战争手段以外的其他方法获得和平，便是实质性的获益，这看起来像是清政府对外交事务的理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清政府对人民赤裸裸的欺骗。
俄国的代表——伊格那提也夫将军，不仅把他所掌握的有关情报信息给予了英法联军，正如俄国在1900年又做的事情一样，而且他还给了英法联军一张翔实而令人信服的北京地图，地图出自常驻北京的俄国代表之手——与此同时，给恭亲王这个能够代表他那逃走的皇帝哥哥的人不断施压，告诉他俄国需要一个相对友好的势力来劝说英法联军撤军。这样他答应将拥有六百里海岸线、包括有雄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口的普里莫尔斯克省割让给俄国。
一年之后，当恭亲王得知没有一支军队有撤出北京的打算的时候，他不得不将这个省的土地白白让出。据说当时他惊呆了，然后严肃地说：“这么说，我们一直在受欺骗？”“完全是的。”另一个外交官如此说道。这被看作是俄国在远东地区势力发展的一大步，以至于俄国的彼得大帝不遗余力地推动，使得一个属于欧洲的势力逐渐向亚洲扩张。伊格那提也夫将军同时也给中国人上了关于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沉重一课，俄国和中国其实起源相同，但是他们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意识到这一事实代表的含义。但同时恭亲王和中国人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其他国家会欺骗比他们国家实力弱小的国家。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李鸿章——这个注定被看成一个如同驯兽师一样，一个能够应付各种情绪激动的外国人的男人——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从对小小的普里莫尔斯克省事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出。毫无疑问，依然很年轻的李鸿章对此陷入了思索之中，并从俄罗斯将军伊格那提也夫身上学到了外交中的第一堂重要的一课——而他上一次是从刚被任命为俄国在北京全权代表萨尔身上学到的。
3．太平天国运动：白齐文的插曲（1863年）
随着1862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我们回到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中来。那时候，新上任的巡抚管辖区内有很大一部分区域已经落入了太平军的手里，正如马格里十分精辟的说法那样：“李鸿章是巡抚，但是实际上他哪儿都去不了。”
在攻占了南京之后，太平军并没有太多的动作，直到1859年，英国在大沽惨败。但当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上海和宁波周围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落入太平军之手，并且太平天国的一个王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上海。他们已经取得了杭州这个曾作为中国首都，并且现在是浙江省省会的城市，以及苏州。这些地方都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太平军仍然渴望能够打开通往海洋的突破口，以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所以上海成为他们所必须争夺的地方。
与此同时，这些总是在战争期间就浮出水面的冒险家也纷纷加入了起义阵营。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们也成立了一支洋枪队，并且由上海的一些商人来资助他们的经费，华尔，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人，被任命为洋枪队的首领。华尔看起来似乎是勇敢无畏的人，在一次先锋作战中，他被击中丧命，他很可能是被下属的流弹意外击中而丧命的。华尔在执掌这支队伍仅仅两年之后，就留下了一笔一万五千英镑的财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中国商人一直有着拖欠外国人工资的行为，而外国人坚持认为他们需要被支付相应的工资。这之后，是外国人在中国的黄金时期。一些从英格兰来的年轻人，来这边做职员，总是能够得到相应的薪水，但是从来没有进办公室工作过，而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或是带着钱穿过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他们之后宣告说，他们之前从未被如此谦恭地对待过，而那也正是华尔聚敛财富的手段。
1863年时，在中国电报还没有出现，无法通过电报来混淆和阻碍人们。只有那些在现场的人们才知道准确的情况，他们都很自由而且年轻，充满了希望。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好时代。但是正如同乌鸦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尸臭而赶过来一样，总是会出现一些从地球的各个角落中来的企图浑水摸鱼的人。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如此多的外国人拥入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心痛。
有一部分外国人在战争中是站在太平军一边的，而另一部分则站在清政府一边。他们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从一位处于太平天国的总部的一个匿名作者的文章描述中略窥一二，这个匿名作者的言论被称作“来自南京的声音”而被大家所熟知：
1863年12月19日——王们对此的严词指责无济于事——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引以为豪的纯粹的信仰已经退化并败坏，并且在之前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看出一些外国人所给予的指引的痕迹。事实上，居住在中国人之中的外国人已经足够撼动很多人的信仰，但是我们确信这些在本国无甚影响的基督教士，他们声称几乎无法控制太平天国这些居民的信仰。这些外国人的生活无非是日夜酗酒和纵情放荡，我们曾经对他们是如此信赖，但如今他们远远不止是没用二字，所有人对他们都丧失了信心。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当苦力来使用，而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做首领。尽管如此，我们不怀疑，如果西方势力把我们当成常人来看，并且了解我们的疾苦和我们的斗争，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的强大，甚至会把我们当作敌人……
关于这一言论，总还有另一些有分量的声音。
白齐文，另一个美国人，继华尔之后被任命为总指挥官。就在他掌握指挥权之前，一个俄国官员抵达上海，有着可以部署一万名俄国士兵的权力——几乎和俄国在1900年所再一次部署的兵力相同。而这一次，李鸿章显示出了他的能力，尽管中国国力衰弱，他仍然礼貌地拒绝了这一请求。显然他认为，一万名俄国士兵应该比太平军更难对付。
一些人认为，华尔可能是第一个有统治中国打算的人。李鸿章对他有所防备，而对于白齐文，他的戒备更高。中国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国力弱，但必须要拥有自己的雇佣兵，所以就经常采用一个历史悠久的办法——打白条。
李鸿章和上海中外会防局被迫每个月提供三万英镑，来供给军队使用，同时李鸿章允许他们在指挥部安插自己信得过的官员。他访问了掌握英国军队的斯泰夫利将军并请求他解雇白齐文。斯泰夫利将军表示自己做不到。
杨坊是会防局的主要商人，这里引用霍华德先生的评论：“杨坊拒绝提供更多的钱，直到无法再拖。一些军队有将近两个月没有领到军饷，经常在演习的时候讨要军饷。白齐文会组织一场盛大的游行，并告诉人们他将去上海去讨要他们的军饷。这一情景几乎每周都会发生。“最终白齐文带领他的二十个亲卫兵，去上海找杨坊要钱，当被告知无法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他一掌掴在了杨坊的脸上。杨坊当时已经是高级官员了，但是白齐文对他的身份毫无畏惧，叫上他的人，用武力拿到了钱，并把这笔钱在返回后发给了他的士兵。这导致了白齐文被解雇，斯泰夫利将军所能做的也只是告诉他，李鸿章已经将他从首领的位置上解雇了。”
一个荷兰船长被任命后接替了他，从而引发了那些认为白齐文是因为帮他们讨要军饷而被解雇的人的极大不满。此后，李鸿章随后立即补发了他们所有的钱，白齐文只能带着他的抱怨去北京，布鲁斯爵士一开始倾向于同情他的遭遇。
李鸿章对外国军队大发雷霆，导致白齐文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进军至不在李鸿章管辖范围内的南京城外，这样他就能完全摆脱这些人。一个英国军官带着李鸿章的命令，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李鸿章命令他们立即攻击长期被起义军占领的有防御工事的城镇。斯泰夫利将军抗议，认为目前的这些军事力量不足以攻击一个有城墙的城镇，但是李鸿章很顽固地回应道，如果军队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么也没有必要维持这个军队了。他们被击退了，结果是在战场中失去了两枚巨型攻城炮、六名官员、四名陆战军官、一百八十名士兵，此外十四名官员和一百六十名士兵身负重伤，惨状不堪入目，再一次引用霍华德先生的话说他们如同“被撕扯的亚麻布”。
程学启将军在加入清军队伍之前曾和叛军们在一起，据宓吉先生的讲述，当时，他的一位至亲被李鸿章拘禁，李鸿章写信劝他为湘军效力。根据和戈登在一起的人们的评价，程学启很讨厌戈登，因为戈登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去攻城，同时散发了报告声称后者从叛军首领那里拿了三万英镑，以此来换取他占领太仓之后的休息，而不是继续攻取昆山。同时他也不是一位称职的将领。但是现在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戈登派遣了一支小队伍去支援被太平军围困的清军将领，而他的队伍却遭到了突然掉头的清军炮艇炮弹的袭击，他的队伍弹药用尽只好逃跑，队伍中死伤多人，而程将军把此事轻描淡写，当笑话一样一笑而过，说只是因为他没认出对方的旗帜。但是，当戈登向李鸿章报告了这件事的时候，程将军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
我们注意到，程学启在之前曾经是参与到了起义队伍中，并且为显示他的忠心，曾经给了李鸿章一大笔太平天国的活动基金，这笔钱是在他离开队伍时获得的，用这些钱，李鸿章得以爬到更高的位置上。之后这个小插曲不是经常被提到，但是这难道不是李鸿章的整个政治生涯的特点吗？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太平军将领蔡元隆以太仓诈降李鸿章，并与李鸿章交换信物，其中还包括其他愿意投靠清军的太平军将士戴的帽子。1863年4月26日，李鸿章的哥哥李鹤章带领一千五百名清军进入太仓城，然而一入城，身后的城门就被关上了，他们转眼间成为瓮中之鳖，三百名清军立即被斩首。戈登洋枪队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第二次进攻中攻陷太仓城，继而在这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一幕，戈登的手下对俘虏进行了大肆屠杀。对此香港的主教呼吁强烈谴责此事件，同时各大报纸也纷纷指责戈登纵容这样的暴行发生。在这些俘虏中有七位太平天国的将领，戈登把这些人移交给了清军。似乎没有人知道戈登这么做是否事先征询过李鸿章的意见，但是后来戈登证明了他确实这么做过。这里有一些目击者看到的和此事相关的事实：
1863年6月13日，大约在上午十一时，在占领太仓后的一天（5月3日，周日），七名囚犯被带到清军大营，衣服被全部剥光，每个人都被绑在一个桩上，被最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被用箭狠狠地插入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头、心脏部位、腹部等等，血流如注。
这种形式的刑罚满足了施刑者内心的施虐冲动，并且他们还继续用其他方式折磨这些囚犯——肉被从身体的各个部位一块块割下，或者说是砍下来（从显示的外观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看起来那些工具对于割来说太钝了），仅仅靠着一小块皮肤悬挂在身体之上，这种场景看起来着实恐怖。这些可怜的人在痛苦之中挣扎了数个小时。大约日落时分，这些半死不活的人被带到一个残忍的刽子手面前，这个刽子手手里拿着剑，带着嗜血的渴望，自己就像是一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受害者，兴高采烈地把他们拖出来，嘲笑并侮辱他们，然后通过砍、劈、锯等方式，他最终成功地砍下了他们的头，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和这一说法对应的是，“来自南京的声音”的证词是如此触动人心，看起来像是再也无法忍受戈登的行为了：“7月25日，我断言，戈登对于这种屠杀行为是默许的。占领昆山之后发生的事，是中原大地上第一次如此被民众的鲜血所染红，饱受冲击的华夏民族对于这些暴行已经处在了麻木的状态。我听说戈登对于他未能阻止这些暴行而感到悲伤。难道一些毫无价值的冒险家取得了指挥权，然后就可以大开杀戒、滥杀无辜？我曾经看见一位狡猾的英国人（受丰厚战利品的引诱而加入我们的行列）手持致命的枪支，试图从藏身处袭击戈登，却不小心鲁莽地暴露了自己。“这次屠杀是一个将领的行为，是的，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将领的恶行。但是我们怎能指责自己对敌人盲目的仇恨呢？我们可以期待着有一天，当了解到外国人会比退化和堕落的清廷为我们做的更多，那我们就可以退守到四川和广西的要塞之中，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不管外国援助和教育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到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把满族人从皇帝的宝座上横扫下来，使朱氏子孙再度坐到父辈坐过的宝座上。我已亟不可待地想向你解释这种急切感，带着这种急切感有利于我们快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我该怎么描述南京此时的情况呢？贫穷、疾病、饥荒、各种卖淫行为等等。军队士气低迷，并且公开宣称由于这种种的不幸，他们对于年轻的天父之子的追随的忠心已经幻灭了。在城市更加贫苦的地区，人肉在混乱之中也被公开出售，甚至于那些无辜的小孩子也因他们父母强烈的饥饿感而被牺牲掉。如果我们不把敌人在几周之内赶走，那么太平天国的命运必将终结，光复伟大的明朝的希望就会破灭。但是只要太阳还会照耀在有共同信仰的人们身上，只要他们还能够呼吸空气，那么太平天国就不会灭亡。相反，我们宁愿冲向战场前线，与众男儿或是恶魔作战，我们将消灭一切未知的东西，即使这些为了自己的原则而死的人没有任何荣耀包围，我们也会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而努力，为反对毁灭我们国家而努力。“即使现在，正如我和这些运动的其他首领所做的一样，站在毁灭的边缘，一个预言似乎激励了我，带着对此深信不疑的自信，我宣布，这场起义将被瓦解，而不是被毁灭，它将适应国家的要求和世界上不断发展的文明，建立在中国坚实的基础上，随后反抗的可怕后果将被阻止。但是只要腐败和贿赂影响到法律的执行，并且影响到了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那么官员的不公正以及腐败将会阻止中国更进一步发展，将使得每个省都萌发出不满，最终将遍布整个土地，中国会再一次被他们的先驱和精英的鲜血所染遍。”
充满警示的结束语让那些记忆着1900年义和团运动场景的人读起来不禁充满伤感！
现在再一次回到老问题上，由于拖欠军饷，士兵们变得目无军纪、不服管教；此外也可能是受程将军曾经的背叛行为的影响，戈登提交了请辞书，此时刚好听说白齐文倒戈相向、投向太平军。他掉转了马头，奔回了上海，因为如果他不再掌控常胜军，那么白齐文加入太平军这一行为必将导致他的一些旧的部下去投奔他。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李鸿章对于戈登的这一行为表示感激，实际上，他那时候正忙于和美国领事馆交涉，让白齐文赶紧离开。与此同时，戈登听说，一部分被太平军雇佣的欧洲人正打算从苏州逃离。他在谈判中数次与他们见面，白齐文本人也到场，有时候决定重新投靠清军，有时候又改变主意。正是在这些场合中，有一次他向戈登提出了他们共同占领苏州，并且靠着两万人的兵力，打到北京去。
英雄总是惺惺相惜，太平天国的慕王最终同意让这两度背信弃义的白齐文离开了苏州。
在白齐文戏剧化的人生悲惨地结束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李鸿章写给英国领事的信件中对此事的看法，其中提及很多有力的中国式观点。这些观点重点强调他的清白，叙述他虽然与外国人有联系但并未与他们串通一气：
我收到了你的信件，大意是讲报纸上的一篇通告，通告悬赏追捕白齐文，无论他是死是活；还提醒我不要忘记条款，并要求我撤销通告等内容。
作为答复，我认为清朝政府已经授予白齐文官职，雇用他代表政府担任军队领导人。如果他违反了清朝法律，就应当受到政府的制裁。可是他的案例不同于你们国家的其他人的案例，不是仅仅移交领事馆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在中国担当官职的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违反了法律，那么谁该对他进行审判？相关的条款在这方面也没有相应的规定。那么，怎么能说我无视条款呢？
此外，白齐文犯下的罪行不能与其他罪犯等同对待。他已经身居三品高位，却殴打官员，毫无疑问这是公然地违反国家秩序的罪行。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我，出于对贵国的考虑，都压制报社刊登此事。现在白齐文明目张胆地在苏州加入叛军，成为政府和数支保卫上海的外国军队的敌人。白齐文已然成为了一名匪徒，不能算作是贵国的公民。如果他执意当一名匪徒，那么领事有义务及时地制止他，并应采取预防措施。他是怎样就加入了叛军呢？再者，假如一位中国公民加入贵国国籍，之后接受贵国政府的全力帮助，突然间却摇身一变成为叛国者——贵国政府难道不会张贴逮捕他的布告吗？又或者中国政府在这时应该竭力保护他吗？
理性的法则是一致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领事有责任协助我追捕白齐文，让白齐文受到法律公正的制裁，这也是在履行您友好善意的义务。如果他继续站在叛军一方，那么法则的保护和支持也将不会出现在他身上。作为总督，执掌江苏最高军权，我所做的不过是在执行我的权力——抓捕反叛者，就如现在采取措施逮捕白齐文。
您的领事职位代表国家，应同意我作为总督具有逮捕白齐文的权力；我的公告内容直接，没有其他旁枝末节，公告里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惩罚措施。您好像错误地理解了“不论死活”这几字，猜测我会迫不及待地判处白齐文死刑。我现在明确在回复信中的声明，公告中的“不论死活”这种表达指的是在追捕白齐文时，我们不能担保他会束手就擒，双方都可能会使用枪支，这极可能造成白齐文的丧命，而我不能因此就撤销公告中允诺的酬金。
就目前来看，所有条约国的领事都准备协助我维护此城的秩序，只有安全的外部坏境才能保护各国贸易井然有序地进行；逮捕白齐文，我这么做也不过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为各方商业活动提供良好的氛围，这项举措无疑是人性和正义的折射。
你们这些西方国家都是奉行理性原则的国家，由于白齐文事件变得疏离不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您应该完全放心，放松你的思绪。您也可以发现公告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也没必要撤销。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白齐文，这位曾经的洋枪队的首领，叛军的小首领和帝国的背叛者，以及接下来的逃亡者和叛军的背叛者，在没有考虑到他到底会因什么罪而被指控的情况下，离开了外国人租借的安全地带，并被抓获。
当地当天的报纸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被发现在一只船的几块木板之下，他武装到了牙齿，但是一被拽出来就立刻很平静地投降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英国人，也被同时戴上了镣铐。这三个人随后被带往地方衙门，并被监禁。美国领事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之后，要求引渡白齐文，但是随即被嘲讽。
所有一切的最后结果是，美国和英国领事都被官方通知，白齐文的尸体和他的英国同伴，以及看守的士兵们，都躺在宁波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进一步的事实是，美国的代办，没有要求释放白齐文，而是建议中国官方保留着他，直到从华盛顿传来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必须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是否可以采纳，尽管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建议。进一步的声明表示，不管它是不是真的，但它还是被广泛地采纳了，就是白齐文的尸体被发现躺在了宁波西北方向的一个村庄的沟渠里，并且被严重损毁。人们很确定地说道，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如此。
然而，这一切可能会是真的。“白齐文在此终结”，霍华德·斯坦利用了稍显古怪的措辞来形容。班纳特，一个黑人，从一个外国商人手中得到了四百美元，用以把白齐文在叛军战线之内的尸体妥善保存，但是古老的复仇火焰在黑人的心中燃起，他选择了复仇而不是要钱。许多更加有价值的人都已经从世上匆匆走过，但是都比白齐文所引发的思考和战争要少。《南京之音》是这样描写的：白齐文当初来的时候，带着近乎沸腾的愤怒，我们都期盼着能够有伟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发现，他被伤口折磨得虚弱不堪，并且厌恶地发现他自己站在太平天国将领的阵营时他的精神垮了，并且他对自己鲁莽的行动感到了后悔。确实，我们统治者的宽宏大量在此刻显现了出来。
这个人，他的存在本身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害大于益的，被允许自由地离开，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禁令，来阻止他背叛我们，将我们的秘密泄露给我们的对手。我们的所作所为如同你们英国的绅士一样高贵。戈登不愿占取这不公平的好处，所以把白齐文和随同他离开的那些人的船只和武器送还给了我们……
在未来的时代，当这座由满族人建立的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变为废墟的时候，外国应该浪费钱财和鲜血来对如何瓜分中国展开讨论。忧伤的是，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个拥有活力和教化的王朝就这么被推翻了。在那一天，我们将发现，那一天，中国将处在基督教影响中，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中，这个国家将会重获往日的威望，外国人也会成为众多居住者中的一员，也许一部分人仍旧心系先祖们的声望，但是他们对任何可以带来文明与和平的行动都欢迎之至。
唉！唉！没有任何的努力是为了建立这个基督的规则！但是这个单词本身是多么卓越和显著！
4．太平天国运动：信仰的背叛（1863年）
我们现在必须将目光转向苏州，毕竟所有有关的外国人都从太平军中逃走，投奔了清军。戈登和马格里占据着不同的统领位置，并且很明显关系友好。确实，马格里也说起了关于他们之间的有“罗曼蒂克”色彩的逸事，这种事情在戈登的生命中比比皆是。
戈登邀请马格里和他一起泛舟湖面。他们差不多划到了湖中心，由于船夫不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英国人开始了自由的交谈。戈登向马格里下达了他的命令。这个事件应当是发生在太仓沦陷之后不久，那时候戈登希望辞去他的职位。马格里这时候坦白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楚，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其实是很难得的：“听着，戈登，我可以告诉你，当人们之前称我为你的对手，并且让我密谋反对你时，我从来不稀罕你的命令，并且只是为了有充足的学习语言的时间才去了军队工作。我的志向是像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一样，去北京，并在那里做一个参赞。”戈登叹了口气，望着平静的湖面，说：“我有我自己的部下，所有人都渴望着这个岗位，但是他们不能获得！不能！”
这是一个略显奇怪的小事件，除了他们身边无意识的船夫以外，两个人在湖心的船里独处，一个向另一个提供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并且用作对比，很有可能与另一个发生在深夜的靠近著名的五十三孔石桥（即宝带桥）的营帐里的谈话放在一起，那时候郁闷的白齐文建议戈登联手进军北京，随即统治全中国。
同样，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另一个毁誉参半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三个王与戈登在边远的纠察队就关于移交苏州的条款进行谈判。据说预期有三十五个王，以及三万人都将过来。这些访客反复被提到，并且当时自己投入起义军的程学启将军的部下戏剧性地认出了其中一个和他们曾在一起的王。他们曾经肩并肩战斗，并按中国的方式结为了兄弟。最终同意的计划是，其余的王应当带领慕王上城墙，来看看外国人的布阵情况。他们将会在那之后将他推出墙，带到事先准备好的船上，随后将他交给清军。需要指出的是，戈登赞同这一方案，但是他也希望不要再增添任何的杀戮。
然而，在12月4日，其余的一些王来找慕王谭绍光，慕王给他们准备了一顿午宴。他们依次坐在殿内的高台上，穿着行礼的冠服，直到纳王郜永宽觉得一切已经败露，并脱下了身上的长袍。“你在干什么？”慕王惊讶地问道。纳王起身迅速卷起袖子，回答慕王的是向慕王脖子和背部刺去的刀，随即他倒在桌子上死了。
这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中国盛宴场景，但是这个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在这儿我希望读者能够暂停一小会儿，这其实是反映了太平军内部的各王之间的纷争，没有人想为被谋杀的统领复仇。最后发现，原来这一罪行和密谋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慕王虽然说过他和他的队伍将会死战到底，但是他对于其他人放弃这座城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拂晓之时，外国队伍看到慕王的队伍在城墙上与其他王的队伍进行激战。其他王的队伍已经在晚上就把他们前部的头发全部剃光，看起来就像满族人一样，后面拖着长辫子，而不是起义军的长发。富饶、奢华的苏州城就此向清军投降。
李鸿章总是热衷于钱，他曾经写信给戈登，说他可以给每个人额外两个月的工资，如果戈登限制他们进入城市掠夺的话。在一次对这个城市的访问之后，戈登见识到了真正的商业上的讨价还价，李鸿章说这座城市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富饶，这样他只愿意给军队额外一个月的工资。
清点战利品的人们觉得战利品的价值远高于他们每个月8．5美元的工资，对于李鸿章缩减钱的行为，他们表示了强烈的愤慨。第二天，在他们长官的纵容之下，他们向李鸿章的船进军，毫无疑问是找他评理去了。但是当李鸿章看到他们来了，他跳进了一艘小船，向着小溪的另一边划去，就这样从他们之中逃离走了。从那以后，戈登在李鸿章的船上安置了守卫来保护他。当然，戈登向这些王承诺，他们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只要他们交出苏州城。他自己关于这个行动的解释如下，刊登在12月12日的上海报纸上：“直到5号的早晨，城市里都再没有战斗。那一天，纳王的人和广州人起了一些冲突，并将他们驱逐出了城，杀了他们当中的五六十人。程将军的人前来，并且仅用很少的兵力就占领了娄门。我的人迅速集合，因为他们比清军的纪律要严明得多。在12月4日的晚上，太平军们都剃掉了他们的头发。“我去找了抚台，并告诉他让我的人闲置起不到任何作用，建议让我进军无锡，如果他可以给他们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的话，因为自从我当上统领之后，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奖赏。他拒绝了，然后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够保证事件很快解决的话，那么随意。他依然拒绝了我，随即我告诉他，我应该离开他的支援，自己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戈登第二次威胁要脱离李鸿章的雇佣。这些重复的威胁一定让李鸿章觉得他是一个不太能指望得上的人。“清军有一些人在附近游荡，但是不是很多。我径直走到纳王的住处，看到了他和其他的所有王。我问他一切是否已经妥当。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很满意，并且看起来很有保障。那时候他还没有看到程学启。我去慕王的宫殿，尸体还在他倒下的地方……然后我根据抚台的请求准备进军昆山。程学启告诉我，这时候抚台已经写信给了北京方面，说他已经赦免了王和这些投降的太平军。第二天早上，在部队离开之后，我出发前往那个城市。“我走向了娄门，在那儿听说了纳王和其他的王以及首领们正要出来并打算中午12点见抚台大人，并且那时城市将被完全交出。我想我最好在我出去之前见一下纳王，所以我在他的宫殿里求见，并将他带到一旁，问他是否所有的事情都妥当，并问他是否需要我做任何事情。他说不必，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告诉他我将去太湖，他问：‘为什么不等等？我正要来见你。’我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差事，除非他特别希望或者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否则我是不会留下的。他说‘很好’，随后我离开了。他骑上马，和我在去往娄门的路上擦肩而过，和所有的王一起，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去抚台大人那儿了。我去了慕王的宫殿，随后去了东边，或者说娄门去消磨时间，直到轮船可以靠岸。”
戈登和韩礼德·马格里爵士并肩站在城墙之上，他们目睹了那些王的死亡，现在他们看到的是清军阵营里的骚动。即使是许多年过去了，现在听到韩礼德爵士说起这个故事来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他激动于这一伟大的成就，正如他所说的：“这确实是一场谋杀，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听到了一声巨响，我们看到了有些事正在发生。”
戈登继续说：“我以为这是移交仪式。数分钟之后，大约在中午12点30分，清军士兵出现，通过了门欢呼着冲进了城市，就像他们通常跨过栅栏一样。我没有考虑太多，也没有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非议。然后他们潮水般涌上前，在空中鸣枪，并大声呼喊。程学启后来也来了，并且脸色看起来相当苍白。我问他谈话是否已经结束，结果是否达成一致。他说，纳王压根就没来抚台大人这儿。我说我看见他和其他人出发来了。他说没有，但是他也不是很确定，他认为他们很可能已经逃离了。“我说我想不出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刚刚见了纳王，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我问程学启，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他说纳王之前要两千人，并且要一半的苏州城，以墙为隔。抚台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他让一些忠于王的人进城。后面的一部分我知道是假的，但是，很奇怪地说，我相信了前半部分。我问他纳王可能去了哪个地方。他说他应该不会返回到太平军中去，但是他可能去某个村庄，并定居在那里。我觉得这件事是如此奇怪，于是我让在我身边的马格里去了纳王的家，见到了他，并告诉他不要害怕。“程学启告诉我，他单独一个人的话可以进去，但是不能有任何抢劫行为。但是据我以前所知，他让他手下的人保持了良好的纪律，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因此我陪他骑着马环绕了城墙。他不停地向空中发射子弹，这是我所抗议的，但是又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他说这仅仅是为了防止在他们取得这个城市的所有权的时候，那些广西人对他的手下做出点什么事情。“我对纳王的事情感到不安，在南门我离开了程将军，并且骑马去了纳王的宫殿。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发现宫殿已经被烧毁了。我被纳王的叔叔接见，他让我去他的住处。我当时只带了自己的翻译，没有人可以发送消息给程将军或者是我的部队，但是他如此恳求，我同意了，因此和纳王的家人去了他的房子。“当我到了那儿，他们所有人都站在一起，街道已经设置了路障。我想让我的翻译出去求助，但是他们不让他走。我在那儿待到了凌晨两点远离清军的掠夺。凌晨两点，我派出我的翻译和一个保管我的马的清军士兵去轮船那里，让抚台可以答复，并且派来我的护卫。翻译出发之后，那个和他一起去的人回来说他被清军斩首了。我又待到了四点，然后出去自己给轮船下了命令。我被清军抓住，并扣留了一小时。“最后我终于去了娄门，并且给纳王的叔叔住处派去了护卫，但是一切为时已晚。清军已经进入了并且将它毁坏。我随即去了娄门，在那儿见到了程将军，我给他提供了我的建议。他急于为自己申辩，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这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王都被斩首了。我去了程学启的营地，见到了贝莱少校，他掌管了程学启的炮兵部队。他说程将军非常不安，因为抚台命令他处决诸王，并给军队下了命令进入城市，使他大跌颜面，等等。“贝莱同时告诉我，他手上有纳王的儿子，并把他带来给了我。我拒绝和程将军有任何的沟通，纳王的儿子来到了我的小船上，指向了另一边，说就是在那里纳王他们被处决。我上前去，并且认出了康王、纳王等人的头颅，但是纳王的大部分身体没有找到，他的身体被从胸部砍断，伤口看起来着实恐怖，显示出了刽子手的残暴。
随后我等轮船过来，那时我听说了还有一些太平军高官仍然在押，我想我应该能威胁抚台让他放手。然而，他听说我抵达了，就离开了城市。我给他留了言，告诉了他我的看法，随后坐上去往昆山的轮船离开了。离开之前正好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一个首领带着三千人来找我的指挥官，随后指挥官收留了他们。我告诉了他们的首领这一背叛行为，让他和他的部下赶紧走，要么就带着部队去昆山。“太平军并没有真正地建立政府的能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仅仅是占领了城市，并且让村庄自治。运动的首领也许稍懂一些基督教的东西，但是我将回答说，十分之九的太平军对这东西没有真正的想法。他们真诚希望政府现在出来干预此事。”
然而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冷漠言论。马格里的说法其实更加具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