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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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爱心与教育──素质教育探索手记试读：
内容提要
读了李镇西同志写的教育手记，不由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
？或者说，孩子们为什么要上学？不能说过去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但是思想家们、教育家们，而且千千万万为人父母者都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可惜许多人的回答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上学就是为了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是为了升学。升了学还是读书。最后的目的呢？找个好职业，过更好的生活。
于是又有新的问题出来：读好书是不是就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怎样才算读好书？分数高是不是就一定等于书读得好？能够教育和受教育，是人类胜过其他生物的一大优势。人生苦短。几十年的实践，加上与生俱来的本能，获得的能力毕竟有限。面对严酷的自然界，实在不足以应付。然而，人还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前人和他人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于是，人就可以一代胜过一代，并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短短二三百万年，就从“其异于禽兽也几希”的境地，进步到如今的规模，其前途仍未可限量。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余心言
读了李镇西同志写的教育手记，不由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或者说，孩子们为什么要上学？
不能说过去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但是思想家们、教育家们，而且千千万万为人父母者都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可惜许多人的回答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上学就是为了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是为了升学。升了学还是读书。最后的目的呢？找个好职业，过更好的生活。
于是又有新的问题出来：读好书是不是就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怎样才算读好书？分数高是不是就一定等于书读得好？
能够教育和受教育，是人类胜过其他生物的一大优势。人生苦短。几十年的实践，加上与生俱来的本能，获得的能力毕竟有限。面对严酷的自然界，实在不足以应付。然而，人还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前人和他人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于是，人就可以一代胜过一代，并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短短二三百万年，就从“其异于禽兽也几希”的境地，进步到如今的规模，其前途仍未可限量。
在人类的教育史上，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出现，最多不过几千年（从孔夫子至今不足三千年）。这算是一个里程碑。现代学校的出现，不过三四百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这两次大的飞跃都极大地加快了人类进步的速度。教师是天下最崇高的职业。教师之功不可没。
说教师的职业最崇高，还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世间最高级的产品——人才。人本身就是宇宙间已知的物质的最高级形态。对这个最高级的物质形态进行加工、雕琢，当然是一种最高级的劳动。人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又还远远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的教育，更是一种艰苦的、带探索性的、后果往往难以完全确定的劳动。
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并没有停止过，而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学校的分类、分级，学科、课程的分设，辅助教学设备以至电化教育设施的运用，实验、作业、考试、实习以及各种有益的教学方法，等等，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
正像人类认识的每一个成果，只要向着好像是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对于教育的领域里许多有用的做法，如果忘记它们只是达到培养人才目的的手段，就完全有可能因为固守这些做法而远离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探索更加完善的做法。许多有志的教师正在这样做。李镇西同志的手记反映了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可喜成果。
从李镇西同志的手记里，我们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首先是认清自己的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一堆分数，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开创事业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实的知识，更需要终身有读书的兴趣，求知的欲望，并且有能力自己学习，有能力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有能力吸取这些知识。这样的人才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历顺利和艰难、成功和挫折的考验。他们需要有知识，更需要有理想，有坚强的意志，有优良的品质。这一切都是需要在学校中奠定基础的。李镇西同志认为，这正是自己的职责。
其次，使我们强烈感受的是李镇西同志对学生的一腔爱心。这是所有成功教师的共同经验。爱孩子才能培育孩子的爱心。爱孩子才能无微不至地关心、注视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为他们的每一点微小进步而衷心喜悦，才能感知他们的苦恼和困惑，并且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费尽自己的心血。爱孩子，才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写下那么多手记、札记，为进一步探索教育的规律积累那么多原始的宝贵的资料。
李镇西同志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可能是他的这本手记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是学生的老师，更是学生的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正因为他知学生们的心，他就赢得了教育引导的主动权，同时也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重。在他和学生之间，我们看不见有什么“代沟”。有的人用“孩子王”的说法来贬低教师。其实，要做孩子们认可的“王”，真是谈何容易！
人的成长过程，变数实在太多，因此更需要有众多的有心人用心地探索、研究。李镇西同志的这本手记，就是他的“心灵写诗”。他是把自己一颗火红的心投入到这个美好的事业中的。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振兴、腾飞急切地要求全民族素质提高的时候，出版他的手记，相信会受到许多教师的欢迎，也会受到许多家长的欢迎。同时我还相信，一定还有许多李镇西的同行们，也有他们的札记、手记。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版。1998年5月（本之作者，原名徐惟诚，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引言：高扬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旗帜
——我的教育思想历程世纪之交的中国基础教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当首推“素质教育”。
对于素质教育，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令人折服的见解。我是长期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因而不具备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但十多年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不但全身心地拥护，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
我的这个理解，不是纯理论思考的结果，而是十几年教育实践赋予我的思想结晶。
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刚参加教育工作时，我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来自我少年时代所受的关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更来源于我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
记得当时就有同事对我调侃道：“你把胡耀邦该操的心都操了！”
是的，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庄严”与“神圣”的确有些幼稚，但我那颗真诚的责任心（后来成了我的事业心），至今未曾褪色！
就理论素养而言，我当时堪称“一贫如洗”。我只是凭着一腔热情便“赤膊上阵”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和学生“泡”在一起，真正成了“娃娃头”！
开始对教育进行一些肤浅的理论思考，是在我出手“教训”欺负我班学生的学生之后的反思。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这本定价三角六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成了我教育理论真正的启蒙读物，我也从此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追星族”一员。
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教育生活中的出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对打学生这种错误行为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对比当时的教育现实和我自己的教育状况，我第一次站在了“人”的高度来关注教育。
从教育现实来说，当时的“应试教育”显然远不及现在，但也端倪渐显，并已引起有识之士及社会各界的忧虑（当时对这一弊端的概括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已经明显开始畸形发展——在不少教育者眼中，学生的大脑就是装分数的容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教育、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从我当时的教育状况来看，虽然我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热情，但基本上是把学生仅仅当做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而未把他们看做有自己独特心灵世界、有充分主体意识的人；在我的眼中，学生是作为共性存在的教育对象，而不是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另外，当时我虽然也注重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教育培养，但这些教育只是孤立的“德育”、“智育”、“体育”等等，而没有意识到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互相交融渗透的。
苏霍姆林斯基一系列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他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和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共产主义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
他还十分注重“集体”这个有力的教育工具，特别强调集体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他一方面指出，“集体是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组织这几个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学生没有个性，那就不会有集体”。
……
要想用三言两语概括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他全部理论的基石无非就是一个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愿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他说，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他的教育信念就是：“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想。
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那样的通俗，语言是那样的亲切，连书名也充满了“人”的魅力：《要相信孩子》、《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关于人的思考》、《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第一缕金色的霞光。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写《教育日记》的精神和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写《教育日记》、《教育手记》和《教育随笔》。
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未来班”，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实验。其具体做法，在我另外一本书里将有详尽描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班”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其标志固然是它符合了许多通常教育评价的“硬指标”；但在我的心目中，得意之点主要在于：我自觉地发挥了“集体”的教育功能，注意了各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有机融合，善于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开始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其精神世界的充实，有意调动学校以外的积极因素参与教育……
更重要的是，“未来班”为学生的班级生活和我的教育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通过生机勃勃的集体生活，切身体验到了成长的乐趣、发展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他们拥有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学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自己的幸福，通过对“未来班”的创意、建设和发展体会到了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教育艺术的魅力所在。
我当然不能像“事后诸葛亮”似地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在十几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但是，我最初的教育探索的目的，就在于试图纠正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未来班”教育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继续向前推进的教育探索，便逐步显示了“未来班”教育的缺陷，这就是：重继承，轻创新。
我是在对“宁小燕”自杀事件的剖析（参见本书《沉重的思考》）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教育缺陷的：革命传统教育永远是需要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德育永远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及时更新内容，那就必然会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而且，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玫瑰色教育”，那么，所培养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必然会碰壁。“未来班”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在“未来班”，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青春万岁》中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但是，我所培养的“郑波”们、“杨蔷云”们（郑波、杨蔷云均系《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从我这儿出去后，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肯定会产生“宁小燕”式的迷茫。这对我的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对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创新意识、平等意识、守信意识、自立意识、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越挫越勇的进取精神、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
1983年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无疑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第一声春雷；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掀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页壮丽诗篇。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了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充实我的教育内容并改进教育方法——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的近二十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对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虽然我的这一探索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中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我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现在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还只是浮光掠影的浏览，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
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越演越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惟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这毕竟不是惟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马克思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正是因为我（其实，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多年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呼唤，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来”时，当我听到李岚清副总理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时，是多么的欣喜、多么的激动！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素质教育”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还有人对柳斌同志概括的“素质教育三要义”（即“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嗤之以鼻，认为“搞了半天，素质教育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是，素质教育所体现的一些基本思想：“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服务来实现的”、“中学阶段德育要培养学生三个意识：一个公民意识，一个爱国意识，还有一个民主意识”、“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教育多样性、培养目标多样化”等等，则充分表明，素质教育真正是把学生当做“人”的教育！
回顾以往读过的教育理论书籍，我感到，“素质教育”的概念虽然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我从许多前辈教育大家的著作中，都读到了不少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精辟论述，特别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陶行知说：“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明确指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进步的方针”。他还大声疾呼，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的思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苏霍姆林斯基还以诗一般美好的语言描述道：“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在重新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时，先生有一段话特别震撼我的心灵：“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读着这段话，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今天的素质教育。说到“素质教育”，不少教育者往往更多的是把眼光投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备、考试制度等等的改革，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素质教育决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层面的事，它首先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教育，是充分体现教育者爱心与童心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当年陶行知所提倡的“乡村教育”是这样，今天我们所呼唤的“素质教育”也是如此。
素质教育的提出，一下照亮了我十几年教育实践中潜在而朦胧的思想萌芽，我进而提出了我的“素质教育观”——素质教育是“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它是“民主”的教育：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而非“学习机器”；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是少数“尖子生”；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它是“科学”的教育：严格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硬套经济规律，以致把学校办成工厂，把学生当成商品；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把教育学生的过程还原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是“个性”的教育：尊重学生在性格、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特别应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求教育者摈弃“应试教育”中的“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尊重学生的个性，还意味着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而是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以“民主、科学、个性”为主题，我写了两篇文章：《语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前者是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后者是谈班主任工作改革的，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同时，我又在四川《华西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组谈“素质教育”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均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1997年9月，我来到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名校”成都石室中学任教，又开始了素质教育新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新的世纪已曙光初露，素质教育尚任重道远。我个人的力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坚韧执着的探索，顽强地证明——尽管也许还会有碰撞，但素质教育这只世纪鲲鹏，毕竟已经顽强地起飞了！
我把一篇题为《素质教育：在碰撞中顽强起飞》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移植过来作为这篇“思想历程”的结尾，是想表达一个同样顽强的信念：“素质教育”的旗帜终将在中国的每一座校园的上空猎猎飘扬！
我谨以这本《探索手记》，献给走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并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留下一页“素质教育备忘录”。1998年1月8日爱心与教育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手记一：爱心和童心
——我和学生的感情故事关于爱心和童心的随想
常常有人问我：“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
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过，按我的理解，这“高素质”的第一条应该是乐于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这当然早已不是什么“新潮观点”。从孔子的“爱之，能勿劳乎？忠之，能勿诲乎？”到夏丐尊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从罗素“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者自由地得到发展”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教育思想有所不同，教育风格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的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
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必定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
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
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但这种情感，不是装模作样的“平易近人”，也不是教师对学生居高临下的“感情恩赐”，甚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而采取的“感情投资”（我对这种充满商业气息的说法向来十分反感），而是朋友般平等而真诚的感情。
感情当然不能取代教育，但教育必须充满感情，然而，有时候师生之间相互的感情并不一定有着明显的直接的“教育功利”目的。如果师生间建立起了感情的良性循环——教师经常想：“这么好的学生，我怎么能不想方设法地把他们教好呢？”学生经常想：“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能不好好听从他的教育呢？”——那么，我们的教育便现出了成功的曙光！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首先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每个孩子都引起我的兴趣，总想知道，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哪些快乐和痛苦等等。我的小朋友圈子一天天扩大，并且像我以后才意识到的那样，连我不曾教过课的那些孩子也成了我的朋友和受我教育的了。”——当我第一次读到苏霍姆林斯基这段真诚的话时，我竟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大教育家竟然有这样一颗爱孩子的童心！还是这位我敬重的教育家，曾在一个春天，和他的学生们共同买了一条小木船，然后划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探险。教育家写道：“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苏霍姆林斯基：《巴甫雷什中学》）
教师对学生真挚的爱是我们感染学生的情感魅力。有些教师总喜欢在学生面前表现出“高深莫测”、“凛然不可侵犯”的“派头”，从中体验着自己的“尊严”。其实，这不是尊严，只是威严。真正的尊严是敬重而非敬畏。师生在人格上应是绝对平等的，教师不应自视比学生“高人一等”。因此，我们对学生的爱，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应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这种爱的表达既是无微不至的，又是不由自主的：上课时面对学生的问候，我们不是礼节性地点点头，而是充满真诚感激之情深深地鞠躬；气温骤降，我们感到寒冷时，急切地提醒学生“多穿一件衣服”；学生生日到了，班主任笑眯眯地送上一张贺卡；节假日，邀约学生（或被学生邀约）去远足郊游、去登山探险；在课余，与学生一起评论甚至争论一下北约东扩的影响、中东和平的前景或马拉多纳或郝海东……当我们把爱心自然而然地献给学生时，学生会不仅把我们当做老师。这时我们获得的尊严，就不仅仅是教师的尊严，更有朋友的尊严、同志的尊严、兄长的尊严、父亲的尊严。
教师真正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当我们故作尊严，甚至以牺牲学生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的尊严时，学生根本不会买我们的账，只会向我们投来冷漠的眼光；当我们“无视”自己的尊严，而努力追求高尚的品德、出色的教育、真诚的感情，并随时注意维护、尊重学生的尊严时，学生会把他们全部的爱心和敬意奉献给我们。这样，我们便把自己尊严的丰碑建在了学生的心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真理——
教育者的尊严是学生给的！
本来，从某种角度看，我其实是很不适宜于当老师的，因为我性子太急躁，常常忍不住就发火甚至对学生态度粗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当老师又有着自己的可能是独特的优势，这就是我很爱孩子，或者说我的性格里面本身就有许多“孩子气”。就教育技巧或者说教育艺术而言，我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因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有过不少至今想起来还令我脸红的失误，但是，只有一点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有一颗童心！
这颗童心，使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每一届学生、每一位学生；这颗童心，使我的学生原谅了我对他们有时抑制不住的暴怒；这颗童心，不止一次使我和学生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颗童心，使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学生的情感世界，也让我的学生常常不知不觉地拨动了我的情弦……
爱心和童心，是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
情洒童心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出于爱孩子的天性，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学生们喜欢我，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
我首先得到的关怀，来自学生们的家长。
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见我的单身宿舍里除了书桌、书架和床以外，唯一的炊具便是一个煤油炉子，他便对我说：“李老师，您可要注意身体啊！要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要加强营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给我提来一筐鸡蛋，说是让我补补身子。可我怎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我推让了很久，但他硬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了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我表弟！”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那时年轻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医生不得不决定让我住院治疗休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可临时代我做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最好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
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也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
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
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请您原谅！”
我说：“哪儿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
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对她们说：“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着急！”“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许艳擦擦眼泪说道。
另外几个女生也说：“对！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好！”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
唱什么呢？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4月1日那天早晨，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虽然，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是当老师的，这么不听话！”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
于是，我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1）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
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
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
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什么病？”“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
我一看表：已近十二点。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
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好用自行车送她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与此同时，也许是痛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声几乎没有了。走了一段路，我又引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走了大约10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和朱建英一直在病房里守候着周慧。到后半夜，她昏沉沉地睡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母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和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其实，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1987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90级（1）班学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趁我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类似这样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这里，让我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作者潘芳奕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这篇文章是1986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秘密行动“给，这是鸡蛋、苹果，哦！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好倒是好。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大家一阵叹息。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候再说吧！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合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地掏出鸡蛋、水果。我十分感动：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地爱啊！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我们当机立断：一定要抢在李老师之前到达医院！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让杨毅陪他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假便提前离开了。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便带领我们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我们忙说：“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它病房的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不好！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快隐蔽！”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旁边一间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低地埋着头。我们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同时又是那样兴奋，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呀，他竟没有发现我们！等他的背影远了，我们才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大家雀跃着，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医院，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时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那蓝蓝的天空……
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八十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近的如峨眉山、瓦屋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我嘴上说：“不过就是一起玩玩嘛！我喜欢。”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接手成都玉林中学高95级（l）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于是每到周末，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做客：有时是包饺子，有时是煮火锅，有时也正儿八经地做饭吃……我和学生一起聊天、唱歌、打扑克，闹得天翻地覆！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差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我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不止一次，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第一个来家访的老师！”我一面对家长说：“这是我的工作嘛！”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坚持了整整一年。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超负荷工作，我并没拿相应的报酬。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时，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从当第一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生活的“班级风采录”。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填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近乎玩命儿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里程碑！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请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您的高95级（1）班全体“儿女”1993年“父亲节”
手捧这张朴素而珍贵的贺卡，我热泪盈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在心里叹息：
看来，我对学生欠下的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了！
生日的祝福
当班主任的十几年来，真诚的师生情使“生日”——我的生日和学生的生日，成了我们共同的节日。
最初我给学生送生日礼物是出于偶然。
记不清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有一次布置学生写作文《忘不了妈妈给我的爱》，班上有个名叫章舒云的女生却迟迟不交。放学后，我把她留下来问她为什么不写作文，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流泪。我当时狠狠批评了她，并决定去她家家访。到了她家，我才了解到她其实是个孤儿：爸爸妈妈几年前先后病故，她平时和哥哥一起生活……
我怎么这么粗心，连班上有个孤儿都不知道呢？当天晚上回到学校，我马上找出学生报名登记册，翻到章舒云一页，上面却明明写着她父母的姓名及工作单位。我想，是自尊心使章舒云隐瞒了自己的不幸吧！
我心情沉重地久久凝视着这一页登记表，突然发现，明天就是章舒云的生日！
第二天，我特意买了一个文具盒，作为送给章舒云的生日礼物。
从那以后，我开始尽我所能地为学生祝贺生日。无论多忙，我都提醒自己别忘了学生的生日。为此，我每接手一个班，便把所有学生的生日制成两张“一览表”，一张压在家里书桌的玻板下面，一张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我可以自豪地说，从乐山一中初84级（1）班起到成都玉林中学初98级（5）、（6）班，我教的每一位学生都收到过我的生日礼物：大到生日蛋糕，小到一张精美的书笺……
如果说，开初我为学生祝贺生日主要是表达对学生的真诚感情的话，那么，后来这种方式就在表达情感的同时有意识地注入了教育的内容。
八十年代我送给学生的礼物，最多的是书籍，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而赠送不同内容的书。刘令喜爱现代革命史，他得到的礼物是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我希望程桦战胜自己，赠给他一套《约翰·克利斯多夫》；潘芳奕爱好古典文学，我送他一套《红楼梦》；彭艳阳思想纯正、为人善良，我送她一本《傅雷家书》；雷磊酷爱数学，我送的便是《数学思维训练》；杨鸣明喜欢哲学，我送他《通俗哲学》；范晓靖喜欢军事书籍，我便送他一本《孙子今译》……
进入九十年代，书价猛涨，我的经济能力有些承受不了，便改为赠送笔记本，并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一段热情勉励的话或一首小诗。这里，我摘录几则我所教的成都玉林中学高95级（1）班学生进入高三学年时，我写在一些学生生日礼物上的祝辞——（赠翔威）今天你进入18岁男子汉的行列了，同时，你的肩上也就有了男子汉的使命——对自己的前途，对祖国的未来。祝贺你，更希望你——翱翔万里，威震四方！（赠李慰萱）你在班上独占了两个“全班之最”——年龄最小，个子最高；在你满16岁的今天，我祝你再创一个“全班之最”——成绩最好！（赠李成）18岁，是生命的呐喊，18岁，是奋进的鼓点；18岁，是男儿的热血，18岁，是青春的誓言！（赠张剑）致“水手”张剑桅杆也许会折断，信念决不会击碎；躯体也许会困乏，心灵却永远不会疲惫！让意志接受大海的洗礼，让青春迎接朝阳的检阅——风浪中，你驶进18岁！（赠陈蓓）17岁的蓓蕾，在初冬绽放，正迎接青春的太阳！（赠黄金涛）名字也许太普通，人格永远不会平凡；生活也许很清贫，事业永远不会黯淡；歌声也许会暂停，旋律永远不会中断；理想也许还遥远，追求永远不会遗憾！……
后来，这个班51名学生中，除一人读中专外，其余全部考入了大学！到了1997年9月，自我担任初2000级（3）班班主任起，我不得不停止了向学生赠送生日礼物，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相当多的中学生大办生日之风越演越烈，我的贺礼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许多家长见我给学生赠送生日礼物，便要还礼，我送礼便有“抛砖引玉”之嫌。
但是，我对学生的爱没有变也不会变。
我还经常为学生举行集体生日晚会。最成功的一次，要算1983年6月1日，我为初84级（1）班学生主持的“14岁生日篝火晚会”。我和学生们在河滩上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头上是满天星斗；身边是滚滚岷江。大家高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后，我赠送给每一位同学一张生日贺卡，然后分小组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接下来是玩“丢手巾”的游戏，后来又是一群男生和我摔跤，同学们跳啊唱啊，一直闹到深夜……
对学生的生日祝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学生之间也学会利用生日为同学送去真诚的问候。下面，是我教过的初84级（1）班邱梅影同学的一篇作文《生日的祝贺》——4月17日，是彭艳阳同学的生日。由于期中考试，大家只好等考完了再去祝贺她。4月19日是星期日，我和吴涛、程桦、周磊、陈晓蕾、张荣焱、潘芳奕、刘忠斌等八位同学，相约来到彭艳阳家，为她祝贺生日。来到彭艳阳家，我们发现林玲、卢婕、彭可佳比我们先来一步。我们笑着骂道：“好啊，你们三个家伙什么时候溜进来的？坦白交待！”她们急了，大声为自己争辩道：“我们可是正大光明地来给艳阳祝生的！”哟，大家都不约而同想到一起来了，真难得啊！我们还想再吼她们几句，彭艳阳却出来打圆场了。她大叫道：“大家一起来帮我消灭蛋糕，好不好？”“好！”我们忙应道。随后我们就把大家给彭艳阳买的生日蛋糕摆在桌子中央，点上蜡烛——14根。不知怎的，看着这14根蜡烛，我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暖流。艳阳在大家的推攘下，站在14根蜡烛面前，一口气吹灭了。顿时，掌声响了起来。大家纷纷说道：“艳阳，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她真诚地说。从她那兴奋的神情中，我不难看出她心情是如何激动。她激动，我们也激动。因为我们都是幸福的。彭艳阳当班长时，曾给予同学们那么多的关心和帮助，给予班集体那么多的爱！今天，我们来祝贺她的生日，表达大家对她的敬意。有人敲门。一打开：呀，是李老师来了！这下更热闹了！大家见家里没有大人（李老师当然不算是“大人”），便开始狂欢。我们在李老师的指挥下，放肆地乱喊、乱叫、乱唱……喊腻了，叫够了，唱累了，便又开始吃——于是，盘子里的广柑、香蕉在一瞬间就无影无踪，而地上则开始增添一块块果皮。洗洗手，抹抹嘴，清清喉咙，调整调整面部表情，又开始了欢唱时间在我们的欢唱声中溜走了，我们给彭艳阳写下了一句句祝愿的话语之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的家。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温馨而又热闹的下午。
教师对学生的爱，应该是无私的；但这种纯洁的爱，客观上必然赢得学生爱的回报。1985年5月的一天，下午读报课时，我继续为学生读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我的“小说连播”：《青春万岁》、《爱的教育》、《烈火金刚》、《红岩》……进入中学以来，学生把每天的这个时候视为最珍贵也最美好的时光。“保尔紧张地注视着朱赫来和那个押着他的士兵，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救出朱赫来……”我在讲台上朗读着，教室里一片安静。同学们都关心着朱赫来的命运。
突然，坐后排的学习委员陈晓蕾举起了手。
我停住朗读，问：“什么事？你身体不舒服吗？”
她却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李老师，请您出去一下。”
我想她可能是有什么急事要同我单独谈，便对同学们说：“大家稍等一会儿。”然后跟着她出了教室。就在我走出教室门的一瞬间，我好像看到潘芳奕匆匆走上了讲台。
来到教室外面的楼梯口，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陈晓蕾，她却说：“请您在这儿站一会儿。”
我非常吃惊：“站一会儿？你们要干什么？”我转身就要返回教室，可陈晓蕾急忙把我拉住：“李老师，您现在不能进去！”
我明白自己上当了，但同时又觉得挺有趣：好吧，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搞些什么名堂！
过了大约五分钟，陈晓蕾跑到教室窗口往里面看了看，然后过来对我说：“好了，可以进去了。”（后来，陈晓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领着李老师走进教室时，我自豪极了，像个打了胜仗又抓了个俘虏的将军！”）
进了教室，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但学生们的表情却神秘而得意，都冲着我微笑，微笑中含着诡秘，仿佛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不，是“阴谋”。
我问：“刚才潘芳奕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没有说什么！”全体学生异口同声。
还有学生说：“真的没什么！——李老师，您继续读小说吧！”
我只好接着读：“保尔出其不意向那兵士扑去……”
接下来的几天，平安无事。直到三四天后，我才明白学生们的“密谋”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走进教室上语文课。
学生们安静了下来，我习惯地说了声：“上课！”“起立！”随着值日生罗晓宇清脆的口令，同学们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同学们好！”“祝——李老师——生——日——快——乐！”回应我的，竟是这整齐而响亮的童音！
我被这声音惊呆了。只见坐在前排的谈俊彦双手捧着一张洁白的纸走到我面前：“李老师，这是全班同学的祝贺信！”
班长彭艳阳捧着一束还带着露水的鲜花从后排跑上来：“李老师，这是全班同学献给您的鲜花！”
副班长张锐捧着一大摞礼品上前来：“李老师，全班同学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在我目瞪口呆之际，小小的讲台上已堆满了鲜花、生日蛋糕、影集、笔记本、手绢、书签、毛笔等各种礼物。台下，闪着兴奋而得意光芒的57双眼睛望着我，同时响起整齐而富有节奏的掌声。“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啊！”激动中，我真诚地向他们撒了一个谎。“是的，今天就是你的生日！”“5月17日，没错，我们早打听清楚了！”“李老师，要诚实哟！”
57双眼睛恳切而焦灼地望着我！
我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好……我收下……”我的声音在发抖。“啪啪啪……”又是一阵长时间震耳欲聋的掌声。
此刻，我的心情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我走下讲台，缓缓说道：“同学们，我受之有愧啊！我的工作做得并不好。真的，我脾气急躁，时常发火，有时还错批评同学，伤同学们的心……我对不起大家啊！”
教室里格外安静，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我激动的话语。
我说：“李老师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高尚。但是，今天同学们又一次深深地教育了我：教师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报酬，绝不仅仅是金钱，而更多的，是丰厚得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这，才是今天同学们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我将把它化作无穷的力量，竭尽全力把你们教好！请同学们，不！请我的朋友们监督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带着发自内心的真诚敬意！“啪啪啪……”又是一阵春雷般的掌声在教室里回荡，在我心头滚过。我感到，面对这57颗晶莹的心，我的心也变得更加纯净！
是的，这样的日子，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都是永远难忘的节日！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有幸不止一次享受这样的节日——敬爱的李老师：您好！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几个住校生让您多操了一份不该操的心。您的时间很宝贵，可您每天晚上总要到寝室来看看我们，不是问学习就是问生活。我们对您感激不尽。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除了好好学习报答您外，还凑钱买了一本日记本，请您收下吧！如果今天不是您的生日，这就算我们的一片心意！祝生日快乐！您的学生：彭艳阳任岚周磊1986年5月17日
这本笔记本我至今还珍藏着。此外，每年五月，我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寄来的贺信或生日电报，有时是电话……下面，我想再一次抄录一篇学生作文——
盛开在心灵的感情之花——给老李祝生纪实杨嵩最美好的一定是最真诚的、最自然的。——题记公元1990年5月19日，星期六，一个普通的日子。下午读报课，李老师照例来给同学们读小说《送你一条红地毯》。他刚走进来，教室里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不，确切地说，是每一位同学用真诚的心所奏响的最悦耳的交响乐。李老师莫名其妙地盯着大家，竭力想从同学们那神秘、兴奋的笑容中去寻找答案。看着李老师的窘态，我们感到了这次“突然袭击”的成功。得意之中，掌声更响了！李老师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讲台，终于看到了放在上面的特制大蛋糕，赫然映入他眼帘的，是生日蛋糕上的“奶油大字”——祝李老师生日快乐！高90级（1）班全体同学掌声渐渐平息下来，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60颗心在兴奋地跳动。足足有好几十秒钟，李老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那蛋糕，他显然是被感动了。同学们也没有说话。教室里，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并感染着每一个人；一股浸入心灵的暖流使每一个人的身心都在被陶冶、融化。在同学们静静的注视中，李老师慢慢地将目光从生日蛋糕移到了讲桌上的另外两件礼物——一本有每一位同学签名的精美相册和一束灿烂的鲜花。他将那鲜花捧起，深情地小声说道：“这，就够了！”那神态像是在对我们说，又仿佛自言自语。终于，李老师抬起了头，慈祥地看着同学们，略微有点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同学们！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真的不是！……但从此我将把5月19日当做我的又一个生日！……我……”李老师好像还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他站在讲台上，深深地、深深地向全班同学鞠了一躬！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掌声终于停止了。李老师的情绪好像平静了一些，他抚摸着鲜花一字一句地说：“作为教师，还有什么荣誉比这更高呢？”停了一会儿，他又微含责备地说：“只是，为了这并不是我生日的日子，你们如此兴师动众，还有一个多月大家就要高考了啊！……”一双双充满感激的眼睛都默默地望着李老师。大家心里都在说：李老师，三年来，您无论多么忙，总是准确地记得我们每一位同学的生日，并按时在我们的生日那天送上一份真诚的礼物。李老师，今天是不是您的生日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不过是借“祝生”向您表达三年来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罢了。如果您认为不应该的话，就请原谅我们吧，因为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啊！感情的浪涛激荡着60颗心，但教室里仍是静静的，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此刻，那束鲜花似乎也更加光彩夺目了——它象征着我们在李老师教育下，青春之花开得如此鲜艳；象征着李老师在未来的工作中，事业之花必将更加灿烂！程桦同学将从家里拿来的菜刀递给了李老师，同学们“轰”地一下子笑了，于是教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李老师将蛋糕切分成12份：10个小组各一份，李老师本人一份，还有一份留给他心爱的两岁女儿。李老师走下讲台，一一把蛋糕送到每个小组。顿时，整个教室一片欢腾，真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又一次感到师生之间的心灵是那么贴近，感情是那么融洽。是啊！我们尊敬李镇西老师，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名老师，更在于他是我们的“镇西将军”，是我们的“老李”。我们因为他具有正直、纯朴、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等实实在在的品质而尊敬他，因为他那杰出的才华而佩服他，因为他那令我们折服的教育思想感激他，当然，还有他的激情，他的幽默，他的“孩子气”……都让我们感到亲切因而敬重他。但这一切绝不是对他的顶礼膜拜，而是在三年朝夕相处、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朋友般的真挚情意。我们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甚至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把他看做一个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神；我们更多的是把他当做知心朋友，而忘了他是老师。正因为这样，我们将永远拥有一位实实在在的朋友——老李，而不是只在高中三年拥有一个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还有一个多月，我们就要高中毕业了，李镇西老师将不再是我们的“老师”了，但他将永远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同学们还在继续欢声笑语地吃蛋糕，李老师还在笑吟吟地望着大家，他手里还捧着那束鲜花——那盛开在我们心灵里最美丽最芬芳的感情之花！
许多学生家长常常真诚地对我说：“您对我们的孩子太好了！”我也真诚地说：“那是因为你们的孩子对我太好了！”
宁玮：祝你一路平安！
矮矮的个头，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身材；一头稀疏的黄黄的头发，让人觉得严重营养不良；一身朴实的衣着，散发着来自农村的气息；然而，比衣着更朴实的，是她苍白脸上一双善良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告诉我：这是一个过早就承担着家庭重担（至少经常为家庭重担忧虑）的懂事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宁玮时的印象和感想。当时，是1987年8月30日，高一新生报名的时候。
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开学第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从教学楼走过，突然听到楼梯转弯处的角落里传来嘤嘤的哭泣声，循声过去一看，竟是宁玮和几位住校女生在哭！她们看见我，都在黑暗中使劲擦泪。“为什么哭呀？”我问道。
她们都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一言不发。“是不是想家啊？”
仍然沉默，不过宁玮使劲点了点头。
于是，我把她们请到我家里，和她们聊了起来。“想家？可以理解。”我说，“和你们一般大的时候，我也曾‘流’学他乡，也哭过呢！”
说笑中，这几位学生的情绪渐渐开朗起来……
虽然宁玮想家想得流泪，可在同寝室同学的眼里，她却像个老成的大姐姐。赵琼同学在开学不久的作文中这样描写宁玮：报名那天，寝室里的同学一个个陆续由父母“护送”来了。宁玮最后一个到，穿一件淡绿色短袖上衣，一条白底方格裙，不高，短发，像个听话的小姑娘……床铺、蚊帐整理好后，寝室的地下满是废纸、床草，她立即拿起扫帚扫起地来。下午逛街时，周慧肚子疼了起来，脸色惨白，宁玮万分着急，急忙找到一家药店买来药，端开水给周慧喝了，接着又把周慧扶回了学校。第二天，周慧住进了医院，一放学，宁玮就叫上我赶到医院去看周慧……我们一致推选她当我们寝室的室长。妈妈送我到学校报到时，只见了宁玮一面，便直夸宁玮懂事，走时还再三叮嘱我要跟宁玮学，有事找宁玮。是的，宁玮是我的榜样。而且，我们班许多同学都和我一样喜欢而且信任宁玮。
宁玮很快以自己的善良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她被选为生活委员。我常常看到她在课间清点着一大把钞票——她替同学们买饭菜票收的钱。
然而，在她每月经手的那么多饭菜票中，属于她自己的却少得可怜。由于家庭困难，她非常节俭。赵琼有一次悄悄对我说：“李老师，宁玮给自己规定，每星期只吃一次肉。”
我听后一惊：连两三角钱一份的肉都吃不起，可见她有多困难。但这怎么行？
在一次晚自习下课后，我把她叫到身边，塞给她五元钱：“拿着。多买些菜票，不注意身体，早晚你会垮的。”
她硬是不接：“谢谢李老师！但我不需要，我早就习惯了。”
我严肃地说：“如果不接，那我明天就通知你父母来把你领回去！”
她只好含泪收下了。
没过多久，赵琼又来找我了：“李老师，你给宁玮的钱，她根本没拿去买菜票。她对我说，她要把李老师给她的这张人民币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这次，我真的生气了，我把宁玮狠狠批评了一顿：“连老师的话都不听了，算什么好学生！”
这学期期末，宁玮考试成绩名列班上60个同学中的第22名。这个成绩当然不能说很好，但我认为，对宁玮来说，她已经尽力了，因为她所面临的困难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但宁玮很难过，觉得对不起苦苦供自己读书的父母……放假那天，我在校门口碰见她提着一个大包，准备去车站乘车回家。我刚叫了一声“宁玮”，便见她满脸愧色地低下了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心里完全明白她如此失礼的原因。望着她那远去的背影，我也很难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对她的关心太少了！于是，寒假中，我特意给她去了一封信：宁玮同学：你好！代问你爸爸妈妈好！回家一切还好吧？放假已经好几天了，可那天你离校时，为这次没考好而呈现出的黯然神情一直还浮现在我的眼前。其实，你第一次考试就名列班上第22名，还是不错的。因为和班上许多原来就读本校初中的同学比，你对环境、对老师的教法都还有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而且，你还面临许多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你还担负着班上的一些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学习上一鸣惊人，显然是不现实的。你学习是很刻苦的，我相信，你会不断进步的。千万不要因这次考试而灰心啊！毕竟这才是高中的第一次考试呀！宁玮这一期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善良、正直、勤奋、懂事。我为有你这样的纯朴学生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对你关心不够而感到内疚。这是我的真心话。作为你的老师和朋友，我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学习刻苦当然是应该的，但不注意身体，不注意营养，伤了身体反而会影响学习的。到那时，你想学习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尽管提出来，好吗？春节快到了，祝你春节快乐！你的朋友李镇西1988年2月10日
信寄出去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中不乏感激之情，也谈到许多她在假期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而我则通过这封信，对宁玮的正直与善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想了很多：宁玮的正直善良当然不是我给她的，但从信中看，在她几个月的高中生活中，我无形中强化了她的这个做人的信念。我一方面为宁玮的纯洁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担心什么呢？我好像又说不清。
不过，有一点我是坚定的，她的善良应该永远保持！
寒假结束后的一件小事，再次显出了宁玮人格中的亮色。
本来按规定，住校生必须在开学典礼的前一天返校，而宁玮却是在举行开学典礼时匆匆赶到的。我问她为什么迟到，她支吾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原委——
宁玮的确是头天下午乘上返校的公共汽车的。但途中遇上阻车，等了很久，一直没有通。
天色渐渐晚了，车上的旅客纷纷拿出糕点、水果等当做晚饭吃。宁玮也从提包里拿出了煮鸡蛋。这时，她突然发现一位妇女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手里既没有糕点，也没有水果。宁玮想，可能她没有带吃的吧？
于是，她拿出两个鸡蛋递给那人：“阿姨，你吃鸡蛋吧！”
那人似乎有些惊讶。车上的人看着她，似乎也感到不解。
宁玮把鸡蛋塞进那位妇女的手里：“拿着吧，都是出门人，不用客气！”
那人很感动，接过了鸡蛋，但硬要付钱给宁玮，宁玮坚决不要：“我不要你的钱。这蛋是自家的，不是花钱买的。”
车上的人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感慨道：“这姑娘的心多好！”“现在这种人真是不多见！”
这时，车上有一个人怪声怪气地说：“啊哈！活雷锋，也给我一个嘛！”
宁玮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那位妇女站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车上的大多数人也对那人吼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那人不吱声了。
那位妇女和宁玮聊了起来。原来，她也是农村人，是去乐山看亲戚的。
阻塞的公路终于疏通了，但车到乐山已是深夜，那位妇女怕宁玮不安全，一直把她送到乐山一中，但学校大门早已关闭。于是，那位妇女主动把宁玮带到了她亲戚的家里……
讲述完这一切，宁玮自责地说：“我如果前天赶车或者昨天上午赶车，也许就不会迟到了。”
面对她那颗水晶般的心，我还能说什么呢？
以前我们不少教育者谈到教育，总是把学生当做空荡荡的容器，而所谓“教育”就是教师往这些“容器”里面装“高尚的思想”，装“美好的道德”。我在从教多年，和学生深入交往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其实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学生的心灵倒比我们教育者纯洁得多也高尚得多！“学历”、“阅历”、“经历”等使我们“成熟”起来，也冷漠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应该向学生学习！
那么，教育者真的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吗？不，在有些时候，面对有些学生，教育的灌输也是必需的；但面对多数学生，特别是像宁玮这样的学生，我们要做的是“保持”、“扶持”与“引导”：让学生保持一颗童心，扶持学生美好道德的萌芽不断健康生长，引导他们面对复杂甚至有时显得比较阴暗的社会现实，让“纯真”更坚强也更机智！
宁玮后来对好友赵琼谈起返校“奇遇”时说道：“我当时一看到那位妇女，就觉得她像我们乡里的长辈。他们朴实善良，真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啊！比起来，我们这一辈人很幸运，我们在城里读书，父母们却在乡下辛劳，用他们的汗水供养我们。真的，我一看到她，就想起了我的父母……”
宁玮朴实无华的言行，感染了她的同学。毕业前夕，赵琼在作文中写道：宁玮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挚爱之情。她爱花，爱草，走过一块小小的菜地也要蹲下去仔细瞧瞧那每一根嫩芽。她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她的父母姐弟，爱着她的乡村家园！也许是为了把这种感情化为行动，她发奋地学习，认真地工作，真诚地待人。高中三年来，无论是当班干部还是当室长，或者是为学校管理广播室，她都尽心尽力，严格认真。她抓紧每一分钟努力学习，上课积极思考并主动发言。她在课余给同学们带来欢乐：为同学们剪漂亮的纸花；在晚会上以清纯的歌喉为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在太阳岛，她俨然像个特级厨师，给大伙儿煮好吃的饭菜……因此，她受到同学们深深的爱戴，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同学们选为三好学生。
然而高考结果下来了：宁玮落榜！
其实，她就差那么几分，如果她是城市户口，或者她的父母稍微有点“头脑”与“社会活动能力”，或者她家里多少有一点“经济基础”，她是完全可以通过“委培”或“自费”或其它途径踏进大学校门的。事实上，当时同班的不少同学分数比宁玮低得多，最后仍然通过各种门路上了大学——因为他们是“城里人”！
我绝无半点鄙薄这些“城里人”的意思，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我喜爱的学生，我真诚地为他们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而高兴。我之所以把他们与宁玮比较，只是想说明并突出宁玮的“不幸”而已！
宁玮返校看高考分数那些天，她和几位远道而来的农村同学就住在我家。面对她控制不住的眼泪，我虽然一遍遍苍白无力地劝慰她，但在心里再一次升起沉重的负疚感……
当年的10月，我收到宁玮的来信：李老师：您好！刚开学一定很忙吧？您新的一批学生听话吗？几个月来，我如同大病了一场。想起高考，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多年来为我辛劳的父母，对不起老师三年来的培养。但想到老师您是那么关心我，我还是应该向您谈谈我的心里话和今后的打算。李老师，通过这次高考失败，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是乡下人产生了自卑感。我的分数只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我有一个城市户口，就完全可以像班上其他同学一样读“委培”。这段时间我不止一次地感叹，命运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公？请您不要以为我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乡。不，我从来都不因为自己出身农家而觉得比别人矮一截，而且现在，我对家乡的感情仍然没有变，但对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分数面前却不能完全一视同仁而感到不平。当然，如果我在高考时能够再多考几分，使我的分数上统招线，我就能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同等的被录取的权利了。唉，还是怪我自己不争气啊！李老师，我是您最没出息的学生，辜负了您的希望，以后真没脸来见老师了！李老师，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白过。我毕竟在您和其他老师的教育下学到了不少以后有用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幸运地成了您的学生，并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班级！我真想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写写我难忘的高中生活，甚至写一部当代的《青春万岁》。李老师，您放心，不管今后怎样，我永远会做一个正直的人，至少不能有愧于自己的良心。祝李老师工作愉快！学生宁玮1990年10月6日
我很快给她回了信：宁玮：你好！来信收到。如果我用“正确对待人生挫折”之类的话来安慰你，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你现在确实只有正视现实。我们对生活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愿望与憧憬，然而，人与人的生活道路总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还不仅仅是指有的好，有的坏；更多的时候是意味着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这个世界如同一个大森林：有挺拔的乔木，也有繁茂的灌木；有参天的巨树，也有缠绕的藤蔓；有鲜艳的花朵，也有翠绿的小草……但都在阳光下展示着自己一份独特的勃勃生机。也许，我这样说，抽象了一些，但我真的坚信，宁玮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平凡的，但决不会是黯淡的！我从来从来就不认为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尤其是对宁玮，我就更不会因为你高考落榜就对你另眼相看。你的朴实、善良与正直，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同学们也是永远忘不了的；而且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这些可贵的品质也许会为你带来一些烦恼，但更会使你赢得人们的尊敬与信任。当然，社会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风气、社会治安都不太好，你在外奔波一定要多一些心眼，多一份机智，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啊！我永远是你值得信赖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对我说。真诚地祝你一路平安！你的朋友李镇西1990年10月15日
从此，在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心灵深处多了一份惦念与忧思。我常常收到许多学生来自大学的书信，每当这时，我总是忍不住想：宁玮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而每每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宁玮刚进高中的第一个周末因想家而流泪的面容……
终于收到她的来信，已是第二年6月了。那时，我已调到了成都玉林中学。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她说她现在在北京西四的一家酒店打工，干得还不错。“老板挺信任我的！”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乐观。随信还寄了一张照片：天安门前的宁玮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次我没有回她的信，因为我7月份就要去天津讲学，我打算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她。
那天，我在北京下车时，正好遇上瓢泼大雨，我真想在车站直接乘车去天津算了，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宁玮，于是，在风雨中，我挤上了公共汽车……
当我出现在宁玮面前时，一向举止娴静的宁玮，居然兴奋得跳了起来：“呀！是李老师！”
接下来是我们滔滔不绝的“龙门阵”。我了解到宁玮确实干得不错，老板的确很信任她，最近特意安排她收钱管账。在这里打工的男女青年都很敬重宁玮，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们都在远处羡慕地看着宁玮。
她去为我冲茶时，我无意地翻了翻放在桌上的《顾客留言簿》，上面几乎每一页都是对“宁小姐”的夸奖。
一晃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但宁玮硬不让我走：“我已经给厨房说好了，你一定得吃顿便饭！”我看她急得好像要哭了，只好说：“好吧，今天我就吃宁玮一顿！”
一桌丰盛的饭菜，简直让我不敢动筷子：“宁玮，你这……”“没什么，不费钱的！”她又补了一句，“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吃饭时，她提起当年我给她的五元钱，由此又谈到我对她的“关心”“教育”云云，颇有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意思，我却笑了：“那我可赚了呀！”
我又提醒她在保持善良的同时，接物待人也应多长一点心眼儿。她点头称是：“您放心，我会注意的！”好像是为了让我真正放心，她又悄悄对我说：“老师，您看那个小伙子——”她用眼色给我指了指远处正在忙活的一个英俊小伙子，“他正在追求我，可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大实在。”
在送我去赶车的路上，她突然硬塞给我一件东西：“这是我给小晴雁买的连衣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拿出一个黑色的皮革小包：“这是我送给万老师的！”连我女儿和爱人她都想到了！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告别宁玮后，我已不像原来那么担心她的处境了，相反我庆幸她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我相信她在酒店会干得更好。
然而我想错了。两个月后，我又收到宁玮的来信，但不是寄自北京，而是寄自她的老家。李老师：您好！自八月中旬后，酒家情况不怎么好，人心浮动，月底酒家只好转租给别人。我的工作也调动了，到了另一个大酒家上班。但过去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酒店来了几个顾客吃饭，他们吃着吃着不知为什么就吵了起来，后来竟大打出手。后来，一个喝红了眼睛的男子顺手抓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向另一个女人砸去！我见状赶忙扑上去拉那个女人，可是，盘子却砸在了我的鼻梁上，顿时血流满面。到医院一看，鼻梁骨折了……
读完信，我百感交集：宁玮啊，宁玮！明知飞旋的盘子会砸伤人，你为什么还要扑上去呢？我又一次为她的善良惶惑了。她的大学梦仍然没有破灭，我是支持她的。而且凭我对她的了解，我觉得只要她经过一年的发奋补习，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我本来准备给她回信，鼓励她补习功课准备明年考大学。但想到她“桔子成熟了的时候”就要来看我，一算时间，不过还有个把月。所以，我便没有回她的信。
但是，“桔子成熟了的时候”她并没有来，也没有一封信寄给我。
是她的鼻梁留下了什么终身残疾而不好意思来看我吗？是得什么重病了吗？是她进了补习班，紧张的学习使她无暇给我写信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我意想不到的其它什么变故呢？……我这样不安地猜测着，同时，也盼望着。
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两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三年、五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宁玮，你在哪里？
宁玮，你还好吗？
1996年10月，我到长沙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十次年会刚回到学校，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个人曾经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不在，对方便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叫我回来后去个电话。
当时，我根本没有把这个电话和宁玮联系在一起。我拨通电话后，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您是李老师吗？我是宁玮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宁玮”、“林伟”、“凌卫”……同名同姓的很多呀！于是我谨慎地问道：“请问你是哪个ningwei？”
对方急切地说：“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啊！”
我也更加激动地说：“啊，宁玮啊！你现在在哪里？”“我就在成都。现在在四川省委党校旁边的光华园酒楼。”
……
足足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仿佛一放下电话，宁玮就又会失踪似的，于是不停地追问，不停地回忆，不停地叙说……她说她几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干的都是餐饮；她说她的弟弟终于大学毕业，现在已是一位中学教师；她说她是去年下半年到成都光华园酒楼的；她说她现在就住在成都，而且已经成家，爱人是一个厨师，孩子也快满一岁……
我再次为宁玮而庆幸：好人应该一生平安！
然而，不久后我再去光华园酒楼找她时，她已离开了那家酒店。听说她去了北京。我又一次与她失去了联系……
前不久，我去广汉市参加四川省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大赛。当我上完课走下讲台时，几位青年老师围了上来，要我签名并请我合影。我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照完像，其中一位看起来特别朴实精干的小伙子突然问我：“李老师，您还记得宁玮吗？”
我一惊：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人提起“宁玮”！我连忙问他：“你是……”
小伙子有些自豪地说：“我就是宁玮的弟弟！现在在彭山青龙中学工作，和您一样，也教语文。”“啊！你就是宁玮的弟弟！”我激动得一把抓住他的手，仿佛他就是宁玮。
我问他宁玮的近况，他说：“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姐姐几年来一直是东奔西走。不过，她应该回四川了。”
茫茫人海，宁玮仍在为自己的理想而不停地奔波着……
当我写到这里，又禁不住想：此刻宁玮又在做什么呢？我期待着哪一天，我又会突然收到她的来信；或者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提起话筒，里面会传来宁玮那亲切的声音：“李老师，您好！我是宁玮。”
爱的升华
我们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情感，无疑会使学生亲近我们并乐意接受我们的教育，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爱的教育，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学生在感受到老师无私的爱后，再把这种爱自觉地传播给周围的人，进而爱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从教之初，我就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作为学生必读的德育教材。我在班上立下规矩：凡是学生病休三天以上，班里必须派人去慰问，病休一周以上，班主任再忙也要亲自去看望。对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经常享受家庭温暖的同学，更应关心。
教初84级（1）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姜茹、王琦、彭霞、杨虹等几个女同学课间神情异常，好像是在密谋着什么。有一次，我正在讲课，突然发现几位学生在课桌下悄悄地传递着一张纸条。我一步跨过去，将纸条截获。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
下课后，我把这几位女生请到了办公室。“你们说实话，上课为什么传纸条？”我严肃地对她们说。
她们一言不发。
我说：“那好，我请你们的家长来和我一起帮助你们！”“李老师，我……”许艳刚说了一句，另外几个女生悄悄给她摆手，于是她便把话吞了下去。
其实，我心里明白，“传纸条”与男女同学之间的敏感问题并没联系。我却故意以此来狠狠批评她们：“哼！男女同学上课传纸条，还说什么‘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知道？你们这种年纪啊，思想就是容易变坏！”
这一句话使让她们急了：“不是，不是……”
姜茹嘀咕了一句：“我们真的不是要干坏事！”“哦！是好事？”我故意装出不相信的样子，“那你们就说出来呀！说出来，也让李老师和你们一起做嘛！”
沉默了一会儿，她们终于吞吞吐吐道出了原委——
来自农村的伍建同学，最近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父亲不幸病逝，拖了一大笔债，家里除了体弱的母亲，还有一个16岁的姐姐，责任田也缺人种……
前些时候，同学们偶然听说伍建流露出不想读书的念头，决定帮伍建一把，为他捐款，希望他留在我们班上继续学习。于是这几天大家便暗中想办法，并希望班长马庆来组织这次对伍建的捐助活动……
听了几位女生的诉说，我首先感到的是内疚：以前我只知道伍建学习成绩较差，却不知道他竟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
我又问她们：“这的确是件好事啊！为什么怕让我知道呢？”
她们说：“我们想自己做成功一件好事，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太忙了！”
我又给她们开玩笑了：“哼，这么好的事就把李老师给忘了，还说喜欢李老师呢！”
她们天真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开始商量起来……
伍建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到乡下家里。这个星期六下午的班会课前，我借口伍建回家路途太远（得步行三十多里山路），便叫他提前离校了。然后，我和全班同学一起开了主题班会：“让伍建因为有我而感到温暖”。
在班会上，马庆向大家讲述了伍建家的不幸之后，号召同学们向伍建伸出援助的手。他在发言中说：“李老师最近刚为我们读完《爱的教育》，大家都很感动。同学们想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知道关心同情别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少年更应关心别人，更富有同情心。”
班会的气氛极为热烈，大家一致决定为伍建下学期的学习费用捐款。很快地，讲台上便堆积了一座钞票的小山。经过清点，学生们和我共捐款37.76元钱！
这笔钱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80年代初，这几十元钱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下学期伍建的学习费用只需八元钱，大家决定把其余的钱拿来为伍建购置生活用品。
韩军说：“为伍建买一个闹钟吧！他家里没有钟，有个星期一早晨，他估计着时间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时大门都还没开，因为天都还没亮。”
张海波说：“还应该给他买一个开水瓶。他平时住校经常喝自来水。”
张春银说：“还应该为他买些学习用品。我看见他的钢笔都坏了，可他还在用。”……
我提醒学生们：“除了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伍建还需要什么帮助？”
周涛同学说：“伍建的数学比较差，从下周起，我帮助他学数学！”
王红川说：“我帮助他学英语！”
更多的学生纷纷举手：“我帮助他学语文！”“我帮助他学物理！”……
在这以后直到放寒假的两个星期里，伍建的桌子上、抽屉里经常出现一些物品。老实的伍建每次都要拿来交给我：“李老师，不知谁把新钢笔丢在我桌上了。”“李老师，我在我的抽屉里拾到一个新笔记本。”“李老师，这文具盒不是我的，请您帮查一查是谁掉在我座位上了。”……
我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说明，只好含糊地说：“嗯，我在班上问问。你暂时先用着吧，等找到失主，你再还他。”
两周以后，学校放寒假了。在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高照的上午，我和几位学生一起，带着我们为伍建的捐款和许多生活用品，跋涉三十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家所在的小山村。刚拐过一个山坳，就远远看见他在地里劳动。我们悄悄向他走去，他仍在弯腰劳作，竟没有觉察到。
我们在田埂上站成一排，齐声大喊：“伍、建、你、好！”
他猛然抬起头，惊呆了的脸上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15年过去了，当年的伍建和他的同学们也已长大成人。前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伍建的来信。他在信中提起那年春节前夕同学们给他的温暖时，我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他在信中还自豪地写道：“李老师，现在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了！”
1990年1月，我发现班上一位叫胡国文的农村同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一了解，是肠胃病复发了，加之由于学习紧张，又使他患上了失眠症。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更加郁闷。虽然我找他谈了几次心，安慰他，鼓励他，但他终于没有坚持到期末考试，就回家养病去了。
放假的那一天，我和学生们给胡国文写了一封慰问信。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而真诚的话语。我们希望，班级的温暖不但能使他过个好年，而且能使他乐观起来，振作起来，战胜疾病，回到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
寒假后开学第一天，见到胡国文来报到了，我挺高兴，热情地问他：“病好了没有？”他却不说话，低着头，泪水渐渐从脸上滴到地上！在我的一再安慰和追问下，他才向我诉说了春节期间他家里遭到的不幸——家里失火，房子被烧成一片灰烬！说到最后，一向不善言辞的胡国文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最让我心痛的是同学们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没抢出来，全被烧了……我本来是要终身珍藏的！”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还是让胡国文当年写的一篇作文《谢谢您，亲爱的班集体》来回答吧——……第二天下午读报课，我刚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不对。抬头看黑板，几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国文兄，我们永远在你身边！”一股暖流闪电般传过全身，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原来同学们正在李老师的主持下，举行安慰我的主题班会。我真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困难，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用如此庄严隆重的方式来给我以慰藉。不过，这又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向来就团结、友爱。黑板上，还有何英同学写的一段话：“一份痛苦，两人分担，便只有半份痛苦；一份欢乐，两人共享，便有双倍的欢乐。你只有1/60的痛苦，却拥有60倍的欢乐。”是的，同学们把欢乐给予了我，把痛苦给我驱走，我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王英浩同学还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他专门为我写的诗：“哦，国文/不要悲伤/让我们温馨的友情/在你心间，投下一丝金色的阳光/带给你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坚强……”他的诗，像是给我注射了兴奋剂，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接着，团支部书记郑洁同学把60张明信片（包括李老师写的）送给我，她说：“大火烧毁了我们以前给你写的明信片，但烧不毁我们的真诚友情。今天，我们每人再给你写一张明信片！”我看到每一张明信片上都有一段暖人的话语，带给我一片真诚，让我本来压抑的心轻松起来，又获得了勇气和希望。我真正感到这友爱的丰厚崇高了。随后，班长周强又把几百元钱送到我手中。这钱是同学们决定这学期不看电影而捐给我的，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昨天回到学校时那种伤感和悲痛，这时已烟消云散，我的一颗冰冷的心已被同学们滚烫的真情融化了！……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班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杨嵩同学，还在全校师生中发起了为胡国文捐款的活动。
师生之爱，同学之爱，都不应仅仅止于班级内部，而应该有爱的扩展和升华。这种爱的扩展，是对周围其他人的爱——同学、邻居，以及一切素不相识但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爱的升华，是对我们祖国的爱！
这才是爱的教育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
1990年10月，我教高93级（1）班的时候，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及儿媳在几年前因车祸双双身亡，现在和她九岁的孙子相依为命。同学们知道后，不但为老太太捐献钱物，还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一些书籍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每周都派一个小组去帮老太太做家务事……
1983年，在“未来班”的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家长寄来的一笔钱，同学们当即决定，把这笔钱寄往北京圆明园管理处，用于整修圆明园遗址。捐款寄出二十多天后，我们收到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回信：“…同学们长大后能到北京读大学或旅游的机会是会有的，到那时请你们一定来圆明园。请同学们放心，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一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定会在祖国首都——北京出现。”
1987年5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98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拉开序幕。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还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统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
从1982年2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11月13日，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我对学生们说：“明天是11月14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是大家是否知道，33年前的11月14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角、两角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们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能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瑕呢？
我当然不好为这个想法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是“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是很可贵的。再说，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意。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希望。我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捐款时撒了谎，这难道仅仅是欺骗了老师吗？不！这是欺骗了先烈。我们不希望这笔捐给先烈的钱里包含有哪怕只是一颗不诚实的心。”
放学后，又有几位学生来交钱，他们都如实地说明这笔钱是自己节省的零花钱。
中午，我到教室去，许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七角二分钱，并不是卖废铁得来的，而是妈妈给我吃早点的钱，可我在交钱时，却说是……”“别说了，你今天做得对。你仍然是诚实的孩子！”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一会儿，有几位同学也来向我承认自己交钱时说了谎。
下午上课前，我又在班上表扬了许艳等同学：“能主动用诚实行动来改正不诚实缺点的同学，仍然无愧于先烈！”
课后，又有两个学生来到我跟前，说他们捐的钱里只有部分是卖废品的钱。……
凝聚着学生们对先烈真诚敬仰之情的捐款寄出去了。在填写汇款单时，我没有写汇款人姓名，只在汇款人附言一栏里写道——“献给先烈的53颗爱心和童心”。爱心与教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手记二：与顽童打交道
——“后进学生”的转化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
——转化“后进学生”的指导思想不客气地说，离开了对“后进学生”的关注与研究，“素质教育”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虚伪的。
理由很简单：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而对多数学校的多数班级来说，“面向全体”就必然面向为数不少的“后进学生”。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有哪怕极少数的“后进学生”在我们教育者的关注之外，那么，我们所标榜的任何“素质教育”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而只能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耻辱！
转化“后进学生”的途径、方法当然是很多的，但其基本的教育思想应该充满“民主、科学和个性”的精神。
1.民主：用心灵赢得心灵
爱，是教育的前提；而且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换句话说，教育者对“后进学生”的爱，绝不应是为了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而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而是教育者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后进学生”看做朋友时，这些顽皮的“后进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视为“哥儿们”。我喜欢与“后进学生”们“吃喝玩乐”：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在草坪上摔跤、斗鸡；假期，和他们一块儿徒步去郊外旅游，在田野追逐；他们有了学习上的进步，我带他们去吃火锅以表庆贺……也许有人会指责我的教育“太庸俗”，但我认为教育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不但是无比幸福的，也是无比高尚的！也可能有人敬佩我善于给“后进学生”们带去欢乐，我会说：“不！不是我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而是他们给了我欢乐；或者说在没有师生界限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共同的欢乐！”
当孩子们与教师产生了朋友般的依恋之情后，点燃学生心中“想做好人”的愿望的火花，便是教师实施教育的关键。苏霍姆林斯基多次谆谆告诫教育者：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长期与顽童们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某些教育者心目中“一无是处”、“不可救药”的学生，其心灵深处或多或少也有着美好道德的萌芽。对“后进学生”的转化，与其向他们“灌输”（即使是很巧妙的“灌输”），不如引导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善良之处、高尚之处，帮助他们树立“我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的道德自信。我经常与“后进学生”谈心的话题，便是让学生谈“我有什么优点”；如果某一“后进学生”因为长期受斥责而丧失了道德自我肯定的勇气和能力，我便让全班学生帮他找优点。教师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技巧，而首先是一种由真诚热爱而产生的真诚信任。
当然，比起其他学生，“后进学生”犯错误的时候要多一些，教育者很难做到不对他们发怒，但是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好的教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教师也有权发泄他的愤怒，任何一个有涵养的、受过教育的人也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也时刻记着：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我想强调的是，在批评教育的问题上，师生同样是平等的：教师当然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教师如果批评失误，应该尊重学生申辩或解释的权利；如果冤枉了学生，教师应该公开主动认错。有一次上课，我看到一位平时上课爱说闲话的学生又在向周围同学说着什么，我一怒之下声色俱厉地把他痛斥了一顿，当时他红着脸低着头承受着我的批评，可是课后，有学生来告诉我，说那个同学刚才是为同桌念黑板上的板书（同桌眼睛近视而又忘戴眼镜了），并不是有意说话。我顿时惭愧极了，立即回教室当着全班学生向那个学生认错，并决定替他当一天值日生，以表达我的歉意。这事使学生们很感动，我却说：“学生认错，大家习以为常；为什么老师认错，同学们就格外感动呢？错误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
作为真诚的民主教育，用心灵赢得心灵，不只是教育的条件，更是教育本身。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2.科学：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
前面谈到的学生心灵深处美好道德的萌芽，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依据。但是，对“后进学生”而言，这些“萌芽”往往被各种缺点的“杂草”掩盖着。教育者的明智和机智，在于引导“后进学生”经常进行“灵魂的搏斗”——不但善于发现自己的可贵之处，更勇于用“高尚的我”战胜“卑下的我”。
要求“后进学生”在一个早晨就根绝所有坏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让他们通过自我控制而逐步减少犯错次数。有一位“后进学生”上课特别爱唱歌（虽然有时候只是小声哼哼），他知道同学们对他这个坏习惯很反感，自己也很想改正，但缺乏信心。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每堂课都要唱歌，影响同学们学习。这样吧，你先试试尽量争取每天有一堂课不唱歌。如果没做到，我暂时不批评你；如果哪一天做到了，你就来给我报个喜，好吗？”第一天，他没来报喜；第二天他来报喜了，而且特别兴奋；第三天和第四天他没来报喜，我知道他未能战胜自己，但仍然耐心期待着；第五天，他又来报喜了。尽管一周之内他只有两天报喜，我仍然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就这样，他犯这个错误的频率逐渐减少，半期过后，他基本上改正了这个坏习惯。在表扬他的时候，我向全班强调的是，他有“战胜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也包括利用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对集体中某个或某些“后进学生”施予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巧妙地把自己对学生的表扬或批评转化为集体舆论的褒贬，让集体的每一个成员（不只是“后进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了进步，是全班的光荣；自己犯了错误，是全班的耻辱。我多次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开始在几个“后进学生”中进行“看谁进步大”的比赛，半期语文考试时，让全班学生对《××进步大》的作文进行投票——由于学生们的作文只能写一位同学，这就使参加比赛的“后进学生”之间有了竞争，而且这种竞争随时是在学生集体的监督之中；由于学生的“选票”是考试作文，他们自然会认真对待，而这种“认真”必须体现为平时对那几个“后进学生”的细心关注。这种教育技巧，我在历届学生中都运用过，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一条朴素的教育科学规律：“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
但是，必须指出，“后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很难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个充满反复的长期教育过程。教育者期望通过一次谈心、家访、班会或听英模报告，便使“后进学生”从此成为一名优秀生，无疑是把教育想得太简单了。“犯错——认错——改错——又犯错——又认错……”这是“后进学生”普遍存在的规律。教师因此斥责学生“屡教不改”、“光说不做”、“本性难移”等等，是极不公正的。教育者应该容忍“后进学生”的一次次“旧病复发”，继续充满热情和信心鼓励学生一次次战胜自己，并引导学生从自己“犯错周期”的逐步延长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进步的信心。我从来不对“后进学生”提下不为例之类他不可能做到的要求，相反，我专门印制了“报喜单”，如果某位“后进学生”觉得自己在某一周犯错误的次数减少了甚至没有犯错误，就可以主动到我这儿来领一张“报喜单”，拿回去向爸爸妈妈报喜。
实践证明，把教育主动权教给“后进学生”，让他们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又接受集体的监督，既允许其反复，又鼓励其进步，这最能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科学。
3.个性：不以分数论英雄
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教育者：“不要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而我们的教育者，在人的这种片面表现的情况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们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整个花朵。”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后进学生”看做思想品德坏、学习成绩差的群体，而应该视为一个一个具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没有健康愉快的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幸者，而我们眼里的“后进学生”，几乎都是这样的不幸者！由于在智力水平、行为习惯、知识基础、家庭背景等等方面的差异，“后进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与班集体同步，于是心灵的悲剧便发生了：自卑自贱但表面上满不在乎，上课无法听懂又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坐在教室里，作业往往完不成只好胡乱应付，因此常被各科老师斥骂，受尽了同学们的白眼，于是处处与集体作对……“尊敬的教育者们，请时刻都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式都没有作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达到思想道德、文化学习的统一标准，这是许多“后进学生”根本没有“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转化“后进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还他们以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这，又必须从每一位“后进学生”独特的精神需要入手。平时上课老坐不住的陈元兵，有一次偷偷地在抽屉里“研制”炸药，结果引燃了书包，差点儿造成恶性事故。我严肃批评教育他后，主动给他介绍一位化学老师，让陈元兵“好好从基础学起”，结果他不但在课堂上“老实”多了，而且逐渐迷上了化学。伍锐在课堂上耍蛇，吓得全班同学不敢进教室，我介绍他与生物老师交朋友，后来生物老师叫他当科代表，还让他参加了生物课外兴趣小组。文建国上课从来不听讲，说是“听不懂”，但他对小制作特别入迷，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车模零配件，我便专门找到物理老师，请他指导文建国搞各种小制作，参加各种小制作比赛。万同一上课便睡觉，看不出他有啥兴趣爱好，我给他推荐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精彩情节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叫他在课堂上抄这部小说；两年过去了，他已抄了11本作文本……
曾有同事对我的这些做法不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本来就够差的了，你还如此迁就他们，毕业考试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这样做，他们仍然毕不了业；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发展其爱好，这不但能使他们或多或少学点知识，而且还能引导他们学习做人之道。”后来这些学生的表现和发展，不但证明了这些尝试是成功的，也进一步印证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精辟论述：“我在学校里对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几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条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界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有权利说他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行’的人。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他们
——我对“后进学生”的认识及转化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出现“后进学生”的主要原因有：
1.家庭方面的原因
教育方法不当：要么是溺爱，让孩子从小就在百依百顺的环境中娇生惯养；要么是粗暴，使孩子在呵斥和棍棒中仇视一切“教育”；要么就是放任，孩子在“自由”中疏远了棍棒也疏远了感情，养成了懒惰也养成了散漫。
家长行为不正：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为数不少的“家长”却不知不觉地以自身并不美好的言行，如胸无大志、工作懒散、趣味低级、生活平庸、言谈粗俗、热衷赌博、沉迷色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
家庭离异：真诚和睦的家庭，不但是孩子生活的温馨港湾，而且从教育的角度看，更是他们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良好环境。相反，夫妻经常打架、吵架，无疑会在孩子心中投下生活的阴影，扭曲他们的道德是非观念。由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家庭破裂，使一些子女失去了应有的家庭温暖和教育，心灵的创伤、感情的失落、畸形的教育，使不少孩子渐渐成为学校中的“后进学生”。
2.学校方面的原因
教师的歧视：这是我在一次对“后进学生”的问卷调查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相当多的“后进学生”诉说，他们从小学起就被老师冷落、辱骂，甚至体罚。这种歧视，不一定是教师的自觉行为，但后果却是使这些学生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更严重的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对教师乃至对教育的敌意的种子。
教学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上的“一刀切”。“因材施教”是古已有之的教学优良传统，但一些教师在教学中总习惯于让所有学生“齐步走”，必然出现并不断积累的学习成绩差异，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沦为“后进”。
多次尝试失败：人们常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对相当多的“后进学生”而言，失败是失败之母！面对他们第一次“失败”，教育者并未予以应有的心灵抚慰和学习帮助，以致使沉重的自卑感成了第二次失败的前奏。如此恶性循环，使本来可以学得不错的学生，成了教师眼中的“瘟猪仔”！
3.个人方面的原因
街头结交：交友不当，因而染上社会恶习，是一些孩子成为“后进学生”的重要原因。
身体状况：体质较弱或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自然会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佳，以致成为“后进学生”。
智力状况：个别学生反应迟钝、接受能力较弱，也是他们学习落后的原因。
以上只是粗略地将“后进学生”的成因作了个大致的划分。我认为，在家庭、学校和个人三者中，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原因是主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推家庭。但作为教育者，我们在研究“后进学生”时，应该也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学校教育方面。
就班主任工作而言，在转化“后进学生”时，必须把他们放在整个集体教育中来考虑。根据我多年工作的体会，转化“后进学生”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感情倾斜。教师对“后进学生”真诚的爱，是转化他们的第一剂良药。“后进学生”们几乎从受教育起就伴随着呵斥、嘲笑、辱骂甚至体罚，因此，教师应怀着强烈的爱心给他们以心灵的呵护，帮助他们树立起人的尊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首先这种“爱”不是特殊的“偏爱”，而是自然而然的和其他学生一样平等的爱。不然，“后进学生”仍然会觉得老师对他是另一种形式的“另眼相看”。其次，这种“爱”不应该仅仅来自老师，还应来自学生集体，要让“后进学生”感到不但老师没有歧视他，而且同学们也在真诚地尊重他，进而唤起他对集体的热爱之情，并把这种感情转化为上进心。
第二，唤起向上信心。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想，这对“后进学生”同样适用。每当感到学生不听我的话时，我就问自己：“我的这些话，是否点燃了他心灵深处向上的愿望和信心？”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当学生自己有强烈的上进愿望和信心时，他的进步才会出现并得以持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转化后进生”，更多的时候就是不断唤起他向上的信心。
第三，引导集体舆论。每当读到或听到某一位班主任如何长期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某一“后进学生”时，我总是纳闷：怎么帮助“后进学生”成了教师一人的孤军奋战呢？集体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比起教师单枪匹马的操心，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更有利于“后进学生”的转化。教师要善于把自己对某一学生的批评、表扬、鼓励、关心、帮助变成集体对这个学生的批评、表扬、鼓励、关心、帮助。
第四，讲究有效方法。我这里没有说“科学方法”而说“有效方法”，当然不是不讲“科学”，而是更强调“有效”：“有效”的方法往往包含有“科学”的因素，但有时“科学”未必“有效”（比如：缺乏可操作性、缺乏具体针对性等等）；另外，这里的“有效”，还包含有“艺术”的意思（方法更新颖而使学生易于接受）。总之，转化“后进学生”除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还必须有“十八般武艺”的行为引导、规范甚至必要的制约。
在我与“后进学生”长期磨合的过程中，我采用过的比较有效的具体方法有：
写“家校联系本”。让“后进学生”为自己确定一个“帮助人”，让这个“帮助人”每天将“后进学生”的表现（纪律、作业、进步、问题等）写在《家校联系本》上，然后让“后进学生”带回去给家长看。
填“报喜单”。每当新学期开始，我便印制好一叠“学生进步报喜单”，每个周末发给本周进步明显的“后进学生”，让他们带回去向家长报喜。
游玩。我常常利用节假日，邀约班上的“后进学生”和他们的“帮助人”一起去公园或野外游玩，有时把这样的活动当做对进步学生的奖励。当学生忘记了我是他们的老师而和我一起摸爬滚打时，我的教育已成功了一半。
集体评议。不定期由全班学生评选“最需要帮助的同学”，让班长当场公布结果，并对有关同学提出希望；过一段时间，再在班上评选“最近进步最大的同学”，仍由班长当场公布结果，并对进步大的同学发奖或“报喜单”。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前后两次评选活动的当选者往往是同一学生。
写“每日九问”。引导“后进学生”养成每天“自省”的习惯：一问今天影响同学学习没有？二问今天上课开小差没有？三问今天学习上提出什么问题没有？四问今天的功课复习预习没有？五问今天做过什么不文明的事没有？六问今天说过脏话没有？七问今天战胜弱点没有？八问今天有进步没有？九问今天有什么遗憾没有？
写“灵魂的搏斗”。引导“后进学生”自己战胜自己并体验其中的乐趣。某一“后进学生”做了一件他以前不容易做到的事之后，请他写“灵魂的搏斗”记述“战胜自我”的经过，然后在班上朗读，以激励更多的学生。
安排当干部。为了让“后进学生”也有体现自己尊严和才能的机会，我有时鼓动同学选他们当班干部，或者给他们安排一个“助理”、“干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一旦有较好的工作成绩，即让全班同学给他们以褒扬和鼓励。
对手竞赛。让每一个“后进学生”都找一个与自己各方面情况接近的同学作为竞争对手，在纪律、学习等方面展开比赛，并定期让全班评比。
学生作文表扬。向学生布置写《××同学进步大》的作文，并在班上朗读或张贴，以形成一个催人向上的集体舆论氛围。
推荐好书。有针对性地给学生推荐有益读物，并定期和他们一起讨论阅读体会，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精神生活。
下面，我想以我和一位名叫万同的“后进学生”打交道的经历，来展示一下我在做转变“后进学生”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我和万同的故事
我当了一回“福尔摩斯”
下午，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时，游贤来向我报案：“李老师，我的‘随身听’被人偷了。”
我问：“怎么回事儿？说具体些。”“今天，我背着家里把‘随身听’带到学校来。上体育课前，我把它放在我的课桌抽屉里。刚才我回教室拿乒乓球拍，发现‘随身听’不见了。”
我又问：“你想想，有谁知道你带了‘随身听’到学校来？”
他说：“好些同学都知道。”停了一下，他又说：“李老师，我的‘随身听’可能是社会上的人偷了。”“为什么呢？”我感到有些不解。“万同说，他刚才看见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我们教室外面游逛，可能是那几个人偷了。”“现在万同在哪儿？”“他说他去帮我追那几个人去了。”
我想起来了，上体育课不久，万同就来向我请假，说他病了，要提前回去打针，我便同意了。“他怎么追得上？”我又对游贤说，“你看，这怎么好清查呢？记住，以后不许把贵重的东西带到学校里来！”
这是学生进初中第一天发生的事。游贤在这第一天便损失了一部价值千元的“随身听”；我在这第一天，便遇上了这么一桩“大案”。
第二天早晨，游贤又来向我报告：“今天万同一到学校便叫我把‘随身听’的使用说明书送他。他说他奶奶也给他买了一个‘随身听’，但说明书弄丢了。”
我一下来了兴趣：“万同还说了些什么？”“他说，反正你的‘随身听’都被人偷了，说明书也没用了，干脆就送我算了。”
我猛然茅塞顿开！遂当机立断：“你马上把万同叫来。”
一分钟之后，万同坐在了我的面前。我便仔细打量起万同来：蓬乱的头发，似乎从来没有梳理过；黑黑的脸庞，左脸颊上隐隐约约有一块疤痕；由于下嘴唇比上嘴唇突出，所以给人一种赌气的感觉；眼睛不大，闪射着与他年龄不大相称的老练。此刻，这双老练的眼睛正坦然地迎着我对他审视的目光，也审视着我。“今天，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万同，严肃而缓缓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他的眼中顿时闪现出一丝惊慌，但仍然死死地与我的目光对视。
我继续不紧不慢地对他说：“昨天，游贤的家长去报了案。公安局的人来学校后，先到政教处……”
万同的眼睛仍死死地盯着我，但眼光已是一片呆滞，仿佛他已没有了知觉。
他的眼睛已完全告诉了我他此刻的内心。我接着说：“公安局的人说，破这个案子不过是小菜一碟。”
他终于垂下眼帘，说：“我……是与游贤……开玩笑的。”
我顺着他的话说：“就是嘛，我也在想，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所以，我才对公安局的人说，先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他于是急忙申辩：“我的确不是想偷，我真的是和他开玩笑！”“我也想，万同是不会做那种事的。”我语气更加缓和了，“但是，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把公安局都惊动了。这样吧，我去向公安局的人澄清这个误会。你呢，下午记着把游贤的‘随身听’带来交给我，由我还给他。好吗？”
他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下午，我把“随身听”还给游贤时对他说：“万同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应该原谅他。而且，你一定不要对班上任何同学讲这件事，以免万同背思想包袱。”
游贤拿着失而复得的“随身听”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找出了万同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仔细研究起来：在父母情况的“备注”一栏中，写着“父母已离异，现随母”一行字。“哦！万同是离异家庭的孩子。这种家庭，一般不会有太好的教育环境……”我不禁若有所思。
唉！“随身听”一“案”倒是火速“破获”了，可我与万同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啊！放下万同的家庭情况登记表，我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新官”未能烧到“三把火”
然而，开学第一周的周末，万同却让我刮目相看。
在第一次班会课上，我让学生们评一评：在第一周，谁为我们这个新的班集体做的好事最多？
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少学生都提到万同——
有的说：“每天下午放学后，万同都主动留下来和值日生一起打扫教室。”
有的说：“每天早晨，万同来得最早，来了以后便做早扫除。”
还有的说：“有一次，万同从家里拿来钉锤修理班上的椅子。”
……
学生们当然不知道“随身听”的“案子”，但他们说的也是事实。所以，万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表彰。
多年养成的教育敏感使我意识到，教育良机来了。于是，放学后，我把万同留下来谈心。
我先问万同：“还记得李老师和你们第一次见面时，送你们的第一句话吗？”“好像，好像是——”他回忆着，“是‘让人们……幸福’吧？”“是‘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我对他说，“请重复一遍。”
他一字一顿地认真重复道：“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很好。但别再忘记了。”我又问他：“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懂，但是说不出来。”他憨厚地笑了笑，显出了几分难得的天真。“比方说，”我努力用他能理解的语言解释说，“这个星期，你多次主动打扫教室，同学们就因你的存在感到了班集体的温暖；又比方说，你主动帮同学修理坏了的椅子，那位同学就因班上有了你而感到了幸福！”
听了我的话，万同的脸上泛出了感动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红晕。“可是——”我把话题一转，“那天，你把游贤的‘随身听’拿了，他就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痛苦，甚至可能对我们班级也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你说是不是啊？”
万同低着头轻轻地点了一下。“所以，李老师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能让别人感到幸福的人！”我双手拍着他的两肩，郑重地说。
他抬眼望着我，又重重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班里选举临时班委时，万同把手举得很高很高——他迫切要求当清洁委员。全班同学鼓掌通过。
万同就任清洁委员的第二天，便遇上“创卫”迎检大扫除。他不但“身先士卒”——为了擦干净黑板上方的积尘，他竟叠桌架椅地“高空作业”；打扫完本班教室后，还邀约几位同学去帮别班同学搞卫生。
当天，我班的卫生得了个年级最高分！
然而，“新官”上任还未能烧到“三把火”，就引燃了许多同学对他的愤怒之火——
他课堂纪律实在太糟糕：不是与同学说话，就是趴在桌上唱歌，甚至还与后面的同学打闹，总之，几乎没有一分钟的安稳，真让人怀疑他凳子上是否有钉子或者他屁股上是否长有疮。
第一次语文单元测验，他仅得了17分！
自然，在正式班委选举时，尽管他仍然高举要求“连任”的手臂，但是全班绝大多数人没有把选票投给他。“哼！有啥了不起？老子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狗屁干部！”一下班会课，他又恢复了一脸的“痞气”。
未曾料到的“知名度”
我决定对万同进行一次家访。
于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揣上学生花名册骑车出了校门。
他在花名册上填的家庭住址是“华西街52号16幢三单元六楼”，可是，我在华西街来回骑了几转仍然晕头转向：因为有“华西上街”、“华西中街”、“华西下街”，而这三条街的每一个52号都没有“16幢”！
我只好从华西上街开始向居民打听。华西上街52号是一家抄手（注：馄饨）铺，我先问一位老板模样的汉子附近有没有“16幢”。他反问我找哪条街啥门牌号哪个人。我只好又把“华西街52号”重复了一遍，并照着花名册上说了万同填的其母姓名“田翠芬”。他摇摇头：“不认识。她住华西上街、中街还是下街嘛？”
我当然也说不出来。这时，店堂里面一位刚吃完抄手的老太婆放下碗，转过脸来，用“分析敌情”的眼光打量我：“你是她的啥子人嘛？”
我一下笑了起来：“我是她儿子的班主任，是来家访的。”说着，我把手中的花名册递给她看。
老太婆拿过花名册，贴着鼻子尖“研究”起来，大概是在鉴定其真伪吧。然而，当她抬起头来时，脸上却堆满了感动：“哦，当真是来家访的嗦？这年头，家访的老师还真难找。”接着，她又道歉般解释道：“严打期间，不能不警惕点。”然后，好像是为了弥补什么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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