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莉,蔡文鹏,王巧珍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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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文试读：
主编简介
曹莉 剑桥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外文系副系主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副院长。主要学术兼职：联合国现代语言文学国际联盟（FULLM）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研究分会副主席、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英美文学及批评理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蔡文鹏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素质教育、大学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等。曾荣获“全国宣传抗击‘非典’优秀作品奖”“第十五届全国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论坛优秀论文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SRT计划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且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等。
内容简介
艺术温暖人心，艺术点亮生命，艺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特有的人文性和精神性使得艺术教育成为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环节。本集“新人文讲座”以“艺术人文”为主题，通过追溯艺术创造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踪影和回声，探讨艺术与人文、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启发读者深入思考艺术与审美的人文内涵和社会价值。
总序
由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推进的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已走过了十年的路程，各高校采取了多种形式与途径，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开展专题讲座便是一种有益的做法。继成功开设中国与世界优秀文化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讲座之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校团委、教务处、校图书馆于2005年春季学期联合推出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基本上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有一个专题系列讲座，每个系列都出版一个集子。
为什么称“新人文讲座”呢？主要有两层寓意：
一是，系统、深入探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已有十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文化素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认识上应当有新的提高、新的深入。
从一所大学来看，应当从大学的历史文化使命和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和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努力发挥好文化融合的功能。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断精细化，加上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对人们的普遍影响，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野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分离与论争，影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影响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1948年，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曾在清华大学做过“半个人的时代”的演讲，呼吁大学教育中的文理结合。
1959年，英国具有作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C.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有关“两种文化”的讲演，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隔阂、互不理解的状态及其危险性；1963年，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一文中呼吁建设一种能沟通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关于两种文化和第三种文化的话题所引发的讨论延续至今，尽管一些教育工作者不断为沟通这两种文化做出过努力，斯诺所期望的局面始终未能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罗伯特·卢普瑞特在《四十年后：回顾C.P.斯诺的“两种文化”》一文中指出的，尽管斯诺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如此惊人，以致将人文世界完全置于阴影之中，而且这一势头越来越强劲，越发使人文处于守势”。表现在管理工作者以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上就是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因而“情形往斯诺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哲学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妨碍了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的相互尊重、宽容与接近，影响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实际上，这种哲学观也影响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近期以来，党与国家领导集体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同等重要性，明确了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的科学发展观，为推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哲学基础和外部环境。作为最高文化殿堂的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文化融合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引领先进文化前进的历史使命。为此，大学将面临着重大的文化自觉的任务，这也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重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师生的文化素质，包括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良好的为人治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思维方法，最终使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得到提高，并由此而影响整个社会。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进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二是，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在实施的方法内容上应当有新的探索、新的开拓。目前，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正在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开展大学文化的研究，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为提升大学的文化自觉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组织编写“清华新人文丛书”，这套丛书的立意体现了我们对于未来大学文化的基本思考与判断，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探讨与体现。丛书分为三个系列：①科学与人文的会通；②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对话；③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不难看出，这里的所谓“新人文”是一种能够与科学文化和不同文化对话、渗透、会通的人文文化，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广义的“第三种文化”。
第三件事情是协助学校教务处完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与课程建设，在强化人文教育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文化的会通。
第四件事情便是与校团委、教务处、校图书馆联手组织好“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这个讲座从探讨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出发，以推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为主要宗旨。
文化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受教育者自己的事情。未来学家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提到：“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难题当然要依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改革，但是，对于学习的主体来说，那只是外部条件，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我们期望每个“受教育者”能够高瞻远瞩，主动利用学校以至社会提供的各种学习条件，进行有效的自我教育。我们希望这个“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演讲集能使读者“开卷有益”。2006年春节于清华园
艺术的人文性与现代性（代序）
艺术，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始终与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联系在一起。康德之所以将美看作是道德的象征，是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对善的表达；而人类应该在“真理—纯粹美—依存美—善”这样一个过程中与世界相处。
艺术温暖人心，艺术点亮生命。由于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特有的人文性和精神性，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艺术和审美教育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艺术与审美从未缺席，并常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如哈佛大学的“审美与阐释”“文化和信仰”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人文”“艺术人文”和“音乐人文”，清华大学的“艺术与审美”等核心课程，无不体现出艺术对于人文通识教育的特殊意义。艺术与人文、审美与意义，犹如一对孪生姐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人类知识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知识的生产、获取和创新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贫乏所形成的价值落差也成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早在18世纪，席勒有感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直觉知性”与“思辨知性”、“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分裂，特别是理性对感性的压抑，提出通过美育来弥合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人性的分裂，使分裂的人性复归和谐。席勒的美育宣言不仅为西方开创了一条审美救赎之路，也启发了中国的志士仁人。受康德和席勒等人的影响，蔡元培任职民国时期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身体力行，将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强调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必须提倡“美术”，以开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道德拯救之路，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治国平天下的启蒙目的。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渐成现代中国大学的育人理念，美育成为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之于中国，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艺术的勃兴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无论是当年徐悲鸿等人负笈法兰西，还是80年代初裸体画在当代中国的复出，都饱含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学旧说和西学新论的抉择中挥之不去的民族国家情结。正如陈醉先生所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作为裸体艺术创作的时候，非常富有责任感。不像欧洲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唯美式的追求，中国人很重视对时代的敏感，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很快直面现实，进入斗争的最前沿，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优秀的品质。”
对当代社会而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虽然日渐模糊，但艺术内在的人性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艺术的自我意识和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怀和表达，使其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和精神指向。而艺术品作为人的“内在需要”所体现的人的心灵冲动和创造精神，赋予艺术以永久的生命和魅力。消费时代的审美现代性无论走多远，仍然难以否定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物质与精神相融合是艺术审美的至高境界。艺术之于人类，犹如阳光之于大地、雨露之于禾苗，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品质离不开艺术和审美。
本辑《新人文讲座》以“艺术人文”为主题，邀请国内从事艺术史、文学、绘画、影视和传媒的知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回顾艺术创造和发展在历史进程和人类生活中的影响与回声，探讨艺术与人文、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时代的广泛联系，引导人们通过近距离地接触艺术品及艺术家，思考艺术人文的丰富内涵，认识跨学科学习和思考的重要意义，从而搭建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认知和思想桥梁，使受教育者成为具有完整悟性、健全人格、善于想象和善于创造的人。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写到，艺术史就是“各种传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历史，每一件作品在这历史中都既回顾过去又导向未来”。贡布里希的这段话也适用于本辑所选编的八场演讲，无论是演讲人侃侃而谈某一艺术风潮，还是悉数评点某一艺术现象，其思想和语言的潜流无不同时指向过去、当下和未来。读者从精选的八场演讲中可以看出，艺术可以和大国形象的塑造相联系，也可以与日常的阅读习惯结伴而行，正如媒体大亨麦克卢汉所说：“无论在什么领域里，自然科学也好，人文学科也好，谁能把握住自己活动与行为的要旨，谁能领悟出当代新知识的意义，谁就是艺术家。”
感谢本辑所有演讲人、主持人和全体工作人员及助教。曹莉2016年2月于清华新斋第一讲 大国形象与文化创新王岳川
时 间：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下午3:20～5:20
地 点：清华大学，六教C300
主持人：曹莉教授
中国文化，中国人自己都不感兴趣，凭什么别人要感兴趣？
儒家强调的是“和谐”，它的目的是治国。道家强调的是“逍遥”、逍遥游、妙道，它的目的是治身。佛家强调的是“慈悲”为怀，它的目的是治心。
文化一定是走向对话的，从冲突走向对话，从一元霸权走向多元，从不同的角度去弘扬自己的文化。
艺术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的，艺术更不是自己去谋生、养家糊口的工具，艺术和国家的尊严紧密相关，跟大国形象紧密相关。王岳川 1955年出生，四川省安岳县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王岳川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战略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已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已出版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及西方文论、美学研究和著作（包括主编）有：《发现东方》《目击道存》《中国镜像》《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文艺美学讲演录》《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研究》《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季羡林学术精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六十卷）、《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中国思想精神史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等等。主持人的话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马上就开始“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第十系列的第一讲。本系列的主题是“艺术人文”。经常参加“新人文讲座”的同学可能知道，我们这个系列讲座是第三次涉及艺术的主题，前面有两次，第八系列叫“文学与艺术”，第四系列叫“艺术、科学与文化创新”，所以今天的“艺术人文”应该是第三次涉及艺术的主题。可见艺术与审美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理工科的同学，我们希望同学们在艺术教育中汲取一些养分，积极地将艺术、审美与所学的专业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创新和文化的创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专家王岳川老师光临“新人文讲座”。
王岳川老师长期以来从事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战略的研究及教学，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西方文论、美学研究等方面的著作，讲座预告中已经一一列出，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王老师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书法，他是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岳川教授给我们演讲。演讲全文
20多年前的1989年，我到清华大学来做过一次讲座，那次的题目很耸人听闻，叫作“论诗人的自杀”，从屈原谈到了贵校的王国维。当时这个话题比较禁忌。今天给大家谈的话题更广阔，已经超越了当时的一些想法。这个话题是大国形象与文化创新。
但是今天这个讲座又跟艺术有关，我想艺术是属于广义的文化，或者是文化包括艺术，请大家先静心来听一首钢琴曲。大家注意到演奏者没有手指吗？一个人喜欢艺术达到这种程度，他能够在缺乏手指的情况下坚持弹琴达到了这种水平。在座的同学有这样的情况吗？伸出你们的右手，在座的同学有谁右手能弹出这么好的钢琴吗？所以，我在想，艺术离人不远，离道不远。
中国文化，中国人自己都不感兴趣，凭什么别人要感兴趣？我7年前去牛津大学，当时接受了一个任务，到英国巡回讲演一个月，但是非常遗憾，来听我演讲的人都是华裔，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代、二代，尽管他们已经不太会说汉语了，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来听一听，他们祖国来的一个教授带来的中国文化。
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对柬埔寨了解吗？对越南了解吗？既然你都不了解别人，凭什么英国要了解你中国呢？因为它不构成你的一种关注点，它不构成你必须了解的一个节点。因此，中国怎样才可以被西方接纳，怎样才可以被欧洲乃至美国接受呢？事情发生了变化。去年，我一个人拉着拉杆箱走遍美国26个州，到了将近30所大学和孔子学院，曾在斯坦福大学讲演，曾在肯尼索大学讲演，当时的校长很有远见，立了两面国旗，他说五星红旗和星条旗代表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有文化冷战、经济封锁、军事冲突，今天它们必须要冰释，因为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
在我看来，1972年，朋友们知道吗？中国的GDP还很低。仅仅30多年，中国崛起了，但是中国的文化没有崛起。首先作为北京大学的老师，我努力想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我每年要讲100场，努力想在国内弘扬、传播正面文化，但是遭到了贵校几位教授的嘲笑。“王教授，你十几年前做西学多好啊，成为了一个西学大师。做国学，国学有什么好。”我说国学怎么了？他们说，“一个茶壶四个茶杯：纳妾理论、缠足、缠胸、吸鸦片”，我一听，中华民族的文化怎么都那么差呀，不对，我认为这是带着一种100年以前中国战败的眼光来看今天。朋友们，如果你有一个小妹妹，她在小学里面很调皮，她是全班倒数第一，该不该打？该不该骂？该。但这是家庭暴力，不可以。但是经过了几年以后，她变成了全班第二，还该不该打？该不该骂？不应该，她不管有多少过去的历史、多少残存的缺点，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在这个世界立足的理由。所以我说，两面国旗代表着两个国家，一定要放弃冲突对峙，改成对话。在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演讲结束后，我给他们孔子学院美方的院长写了一幅王维的诗，然后他上来，给下面的外国朋友们介绍谁是王维，什么叫作中国诗，什么叫作书法，什么叫作草书。看来中华文化传播世界的途径还是很受限制，而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我去肯尼索大学做讲座，讲完以后，他们的副校长意气风发地上台来，挥毫给我写了一幅美国书法，他好像忘记了中国是一个书法大国。他拿着一支刷子笔，像我的扇子一样，杵在纸上使劲地画。我们知道，刷子使大劲和使小劲宽度都是一样的，只有在拐弯的时候出现一点点变化。于是我也不客气，我说你那是硬笔，我们还有一种软笔给你看看。我拿出一支毛笔，长弓毛笔，请他开始写，奇迹发生了。这个奇迹是，他发现这个笔按重了不行，重了就成墨滴，按轻了也不行，轻了就成鼠尾。如果运笔提快了，就会产生飞白，提慢了，墨就晕开了。他发现世界上居然还有比美国书法更高调的书法。于是，这些艺术家们开始想了解为什么中国要用这种很脆弱的宣纸，而不用那种很厚实的宣纸。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种薄薄的，像蚕丝一样光滑而脆弱的宣纸已诞生了千年，而铜版纸只有百年。那么用这种毛笔写字的时候，文化的差异就浮现了出来。
在马里兰大学演讲结束后，更有意思的是，一份美国的报纸报道了我的演讲内容及相关照片，我带去的山寨版文房四宝，他们颇为感兴趣，拍了一些特写，砚台、笔、印泥、印章，尤其是我给他们示范写了一幅还不是很正规的书法，盖印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全落在了印章上。美国人没有印章，他们是铅笔，中华民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是用印来表示信，坚信不疑的信，信念的信。印和信相关，印就是一个人的诚信、真实性。再看我去英国演讲的时候，来听的是华裔，我在兰卡斯特大学演讲的时候来的全是白人。他们安安静静地坐了一整堂课来听我讲中国文化。我去孔子学院演讲的时候，还有很多老教授，尽管他们心里面肯定不服气：中国不就是钱多一点了嘛，你们各个方面都远远不能跟一个真正的大国相比。但是，他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想了解中国文化。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结束以后，天已经快黑了，他们的几位教师很感动，上台来和我合影。后面是我临摹的《兰亭序》的顶题。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校长是一位黑人，叫罗德校长。他把我拉到他们学校的书法展上，我吓了一跳，一个美国人能把草书写到这个份上，我们中国的学生应该害羞。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的英文说得可能不比老美差，但是我们的书法，我们的国粹很多人已经甚少关注了。
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作李泽厚，在座的朋友可能也知道。李泽厚先生1989年以后出国20多年了，我与他有一个争论，他说，岳川到美国来干什么呢？我说传播、简释中国文化，他说美国人不会感兴趣的，我说不感兴趣我们要努力去说，不断地说他就感兴趣了。他说，您传播这种思想多少年？我说50年，他说不，100年，我们的对话全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两个整版上，同学们若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王岳川、李泽厚。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国内，李泽厚的名气越来越低，我刚才听见同学们好像还知道，不简单。中山大学贴出大广告，李泽厚要来演讲了，“90后”的孩子们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他们已经不知道李泽厚是谁了，而李泽楷是一个富二代的大亨。因为广东离香港很近，他们可能对富二代更感兴趣。
我们再看一下，亚特兰大大学演讲，这是一所跟医学相关的学校，他们的校长请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书法的艺术，我想，能来10个同学就不错了，结果来了100多人。今天可以说中国文化开始在西方获得尊敬。今年，我又去到了几个很小的国家，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也就是说去了拉丁美洲，他们也让我很感动。你看看这些哥斯达黎加的小国的同学们，来听我的演讲非常认真，有两个大学生年龄很小，但听得非常专注。过去肯定不会这样。演讲结束以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幅书法，并且邀请他们也来写。
著名导演谢飞拍了很多电影，这次他和我的任务是，他去海外，在拉丁美洲宣传电影，我去宣传书法和文学。最后到了古巴，办了一个小型的王岳川书法展，确实门可罗雀，来的人很少，跟在北京搞一个展览人山人海完全不一样。终于来了几个黑人同学，有位女同学笑眯眯地问我，中华的书法是从左写到右还是从右写到左，从上写到下还是从下写到上，上面的那些圈圈是拼音还是什么。我才知道，原来中国对于哥斯达黎加，就像是一个天方夜谭，是永远不可触摸的梦。如果没有我们成千上万的人走出去宣传中国，宣传我们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声音能够传达出去吗？所以我认为，我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古巴的一个美术学院院长，刚刚见面的时候非常狂，他告诉我他是画油画的。我说我是写中国字的书法的。但是我也向他吹了一个牛，我说我可以用一分钟写狂草，就像唐朝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他不相信，结果掐着表，我一分钟之内写了“日照香炉生紫烟”。他看见我运笔如飞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化同样优秀，当然，不知道他心里意识到没有，是否能比得上油画。他的表情，最初是一种傲慢不羁，现在他有点感动，有点吃惊，还有一点点不安。再看看后面那些大学生，他们在现场的欢笑、开心，让我很感动，说老实话，如果我拿上《人民日报》，拿上红头文件到哥斯达黎加那里宣读，大家知道如何呢？文化就是春风化雨，文化就是等而同之的对话和而不同。所以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文化必须要走出去才可以形成对话。
好了，如果这可能成为一个共识的话，我们进入正题。这个正题是，中国如果经济崛起了，它的军事也比从前强大了，那么它的文化究竟会怎么样？中国文化主要分成儒家、道家、佛家，我们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可能读起儒家的书太复杂，道家更是玄虚，佛家显得玄而又玄。请朋友们记住六个字，一定会受用终身。儒家强调的是“和谐”，它的目的是治国。道家强调的是“逍遥”、逍遥游、妙道，它的目的是治身。佛家强调的是“慈悲”为怀，它的目的是治心。
什么叫治国？就是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充分的本事，不是为了自己扬扬得意、夸夸其谈，炫耀学富五车，相反，他要把他的才华贡献出来，这是干吗呢？去治国。大家非常熟悉的苏东坡，人们知道他是三项、四项全能，我想说，他是七项全能。第一，诗写得好，西湖诗大家还记得吗？第二，词填得好，“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第三，画画得好。一次，他画了一幅画，当时的同僚们就笑了，说东坡居士瞎画，竹子哪有红色的，他说青青翠竹是眼中之竹，丹青红色的竹子是心中之竹，中空外直，不骄不躁。第四，他还是散文家，写了前后《赤壁赋》。这已经是四项全能。他还是书法家，《黄州寒食诗帖》被定位为“天下第三行书”。他还是美食家，流放黄州发明了东坡肉，流放到了今天的广东，发明了东坡肘子，再流放到当时的国度的最远端，今天的海南，发明了东坡酒。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敌人再厉害我自岿然不动，东坡最终被赦免，在回京城的路上，好友接风，大吃大喝，突感腹部不适，7天以后与世长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第七项，不要忘了苏东坡真正的工作，杭州太守。一个古人能够如此的优秀，人们感谢苏东坡，把西湖的一个堤命名为“苏堤”。所以我们想说明，苏东坡在中国古代文人中达到了文化或者是文学艺术的极限。
我想给朋友们看一下《大学》的开篇词，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想快速地把它说一下。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是美好的德行的意思，第一个“明”是动词，是敞亮、提升的意思，“明明德”，就是说大学的教育是通过教学的方法去敞亮、提升学生内在的德性，把小善变成大善。但是，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孔、孟、荀三个儒家的代表，看法都不一。孔子和孟子基本同意人之初、性本善，但荀子坚持人之初、性本恶，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写作劳累了，我想看看电视，看了《动物世界》，我一般很少看电视。为什么看这个节目呢？因为我看到，在万里蓝天、一顷碧波的大海旁边，鸟巢里的一颗蛋突然被戳了一个洞，接着它又被戳了几下，然后又被戳了几下，一只小鸟出来了，湿漉漉的，迎着阳光。我一看这很有意思，但是紧跟着一看，吓得我心惊肉跳，它用幼稚的嘴，毫不留情地把身边的妹妹挤了出去，又把弟弟挤了出去，两个破壳而出的弟弟妹妹“光荣牺牲”了。它的爸爸妈妈飞回来后，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于是它的妈妈战栗不已，我判断是它的母亲，因为父亲一般都比较负心，它用嘴去啄那个孩子。然后它的最后一个小弟弟也诞生了，湿漉漉的，我想这哥俩，应该哥俩好了，但它的爸爸妈妈一飞走，弟弟又被挤出去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费希特都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甚至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儒家的初念是好的。打个比方，儒家认为人的本心就像这个白，你污染了可能能洗白，但是你能用大海的水把一块煤炭洗白吗？所以儒家坚信，人之初是白的，而不是黑的。通过教育一定会变得更白。所以不要轻易否定儒家，儒家有它的善良之处。
大学之道，第二是亲民。大家马上就要面临这个问题，你变成了清华的硕士、清华的博士，你应该用你学到的知识去亲民。朱熹解释亲叫心，就是去启蒙，去提升他，所以日新又日新，毛主席把它变成了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北京大学有一些研究生到老少边穷地区去传播知识，还有一些同学死在了他乡，我们感谢他们。这两条已不容易做到，但在儒家看来，第三条最难，“止于至善”。你最后可以停止的，是可以修行的至高无上，是尽善尽美，这个一出来，所有的人都不会学习了，因为你永远找不到什么叫至善至美，因此你就一定要学习，所以屈原九死未悔，上下求索。2000多年前，有一天，他听说他的国都被秦国攻破了，于是他把大石头藏在身上，跳进汨罗江，死了。他为什么要藏石头？因为他是楚国人，游泳很好。他真的是要告别这个世界。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天祥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是精忠报国。我们才发现，原来达到至善可能跟一个字相关，叫作“死”。孔子说过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马克思也说过一句，“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所以不要轻易闻道，你要做好准备。但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位闻道的先生，他的名字叫王国维，王国维在今天的评价很高，但是我想和朋友们说一下，他最后的一天。他从清华西门走出去，碰见梁启超风度翩翩地回来，两个大师在门口相遇，梁启超故作惊讶地问道，王先生你怎么还在这清华园呢？王国维说，我怎么不在清华园呢？这就是我的地方呢。梁启超说，哎哟，北伐已经到了湖南长沙了，夜里有人被枪毙了，打了三枪。王国维一惊，那怎么办呢？梁启超说，还有十几天北伐军就到北京了，你赶紧逃跑吧。王国维回到清华园，再也睡不着了。于是他拿起笔写了一封遗书，还写了十几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都50岁了，革命一辱再辱。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了，王国维奋不顾身地跳进了金水河，天安门金水桥下的河，可是惨了，那个水井修不了那么高，又被人家捞出来了。1924年溥仪被逐出了故宫，他又表示抗议，又跳了一次。这一次他选择的是昆明湖，就是颐和园。第二天早上他走到大门口，一摸兜里面没钱，跟一个学生借了一块钱，到了今天的颐和园。抽了一地的烟头，不知他在思考什么。但是他决定要终止生命，达到至善。左看没人了，右看也没人了，先生把长袍子一提溜，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惨了，他跳的地方，水只有膝盖深，一个人想死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恰巧远方有一个工人听到“扑通”的一声，看见一个穿着长衫的先生跳湖了，于是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把他抓了起来。据他后来的记录，抓住王国维后背的时候，衣服还是干的。同学们你告诉我，一个投湖自尽的人，衣服还是干的，能死吗？以下纯属王老师的猜想，他的手和头触到了湖底，但他死意已决，他拼命地往肺里面吸那些污水，所以他不是被淹死的。他被静静地搁到岸边，鼻孔和嘴巴全是污泥。王国维做到了，他忠于他的理念。
但是今天，很多中华民族的这种至善慢慢消失了，苟且偷生，没有理念地活着，我们觉得应该去思考。那么儒家又觉得“止于至善”太高了，高得有一点点像有人说的乌托邦，怎么办？于是又列了八个台阶，八个步骤。第一叫“格物”，格物在王阳明和朱熹那儿都比较麻烦，说得玄而又玄，我想把它简单化。同学们，我们今天说“格”还有两个地方，第一，“格斗”，把对手打出圈外，这叫什么？这叫去伪存真，假东西、假武士、武艺不精的出局，真的留下。还有一个词叫“画格子”，一张A4的纸，要把它精细地画成格子，然后才可以写上全班同学的名字，这叫什么？这叫去粗取精，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就变成格物。它有点像我们接触的science，科学。但是它当然达不到科学的精准。所以王阳明去“格物”，“格”的什么呢？“格”的竹子，他“格”了7天，他看见竹子那个笋快破土而出，然后它们又长出一节，再然后笋壳开了，最后长出竹子。其实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经验的，而科学是理论的提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物”带有中华民族的经验式的把握，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理论的定理式的一个归纳。
第二步是“致知”，对于这个，同学们要说了，今天大学生的知识比王老师丰富。我经常看到我那些博士生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但是当我问背后的背后、前提的前提时，他们就傻了。所以真正的知识是问背后的背后、前提的前提，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某个明星用的什么香皂，穿的什么衣服，他的鼻子用什么垫的，这些知识再多，他都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个“知”又通一个字，即智慧的“智”。我想说一下这个字，知是做加法的，智是做减法的。知是弱水三千取六千瓢饮，而智则是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知是五子登科，越多越好，房子、车子、官帽子、老婆子、儿子，还不够，五子登科，还有小三子，小四子，小五子，最后锒铛入狱，镣铐子终结了他的一生。而智慧的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做减法，去掉贪婪心，去掉是非心，去掉功利心。当然功利不能完全去掉，完全去掉我们就不能读博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一种明心见性的纯粹，我觉得这很重要。“诚意”，这个我想多说两句。大家都在说今天的诚信、诚意少了，我也这么看。我给大家说两个人，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他们是傻帽。一个是《庄子》里面的人物叫尾生，尾巴的尾，生命的生。这个尾生太痴了，他约一个女朋友晚上在桥柱下见面。古代的桥都是木头的，没有墩仅有柱，结果女不至，因为有事女孩没来。水至，上游发大水了。小伙子如果聪明一点，上桥坐着没事吧，岸边待着也没事吧，结果抱柱死，傻不傻。他跟有约的这个柱子寸步不离，最后抱着柱子死了，诚不诚，很诚。还有一个是曾子，儒家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他杀彘，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有一段对话。他的儿子跟他的母亲说，我要跟你一块去赶集，他的母亲说你就待在家里吧，别去了，回来我给你杀小猪吃。他母亲回来以后，把这个事忘了，结果他的儿子就哭哭啼啼，他母亲说我骗你的，你别那么当真。话音刚落，听到一声猪的惨叫。曾子把手中的血擦干，对怒目而视的太太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骗孩子一次，明天孩子骗世界一世。难怪孟母要三迁呢，中国古人很诚实，但是今天不一样了。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3倍的时候，人就开始激动，蠢蠢欲动，达到10倍的时候开始疯狂，达到20倍的时候就会丧失理性。《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当这个假假到比真的还真的时候，我们绝对会丧失理性。
我想说一个康德的故事，他有一次教完学以后，把他的书本合起来，对他的博士生们说了四个字，“不许撒谎”。结果他的一个聪明的学生问，老师，如果门突然开了，冲进一伙暴徒，让老师你把我交出来，要当着你的面让我人头落地，请问老师，你撒不撒谎。康德噌地站起来，一句话不说，拿了他的讲稿走进他的书房，一天一夜没出来，他在充分地思考：它的前提，它的前提的前提，他在想为什么不需要灵活性。两天两夜没出来，三天三夜时，同学们不安了，都批评这个学生，说你把老师给害死了怎么办。最后康德的门开了，大家知道爱因斯坦关到屋里面五天五夜，出来以后很疲乏地说了一句，我发明了《相对论》。康德出来后，仍然疲乏地说了四个字，“不许撒谎”。他说我今天没撒谎，虽然歹徒把你的头割下来，但是我们师徒二人用鲜血捍卫了人类不撒谎的权利。我今天撒了一个谎，明天撒了一个谎，人通过不断地撒谎，用更多的谎言掩盖前面的谎言，人类就变成了全世界动物当中唯一会撒谎的。康德看问题是比较迂腐的。我再给你们举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有一部电影，由于涉及隐私，我不能说名字。它里面有一个女演员还比较有名，她应该是1954年出生的，我大学是77级，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她的电影，知道她比我们大一点。后来，我们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她说她是1959年出生的，反而比我们小一点了。3年前，一个电视采访她，她又说她是1964年的。我说人一出生应该是在同一个链条上匀速前进，为什么我前进得快一些，她前进得慢一些。而且她还奇怪地说，女性的生日是保密的。但是也不应该是浮动的，是不是？让人一头雾水。没想到那个采访她的记者特别聪明，先聊点别的，突然问一句，你是哪一年进的音乐学院附中？她想都没想，她是1954年出生的，就说是1967年。记者说，那时你才三岁呀，她说记错了，是1977年。她脑筋一动，硬是把出生时间使劲往前移了3600多天。我突然觉得很讨厌这个人，她本来还是一个明星。好了，第二次，她又掩饰过去了。记者突然又问了一句，你是哪一年结婚的？如果她是23岁结婚的，应该是1977年，她想都没想就说是1977年结婚的。记者说，呦，你当时未成年，才13岁。于是她脸上惊着，汗流着，眼睛眨着，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这么大一个腕儿，就为了撒一个无所谓的谎。你就说你是20岁，有谁相信呢？但是今年她接受鲁豫采访的时候，换了。鲁豫说，你的生日好像是一个谜，我们都搞不清楚。她说，我的生日是1954年几月几日，我快60岁了。我感觉到她脸上有一种熠熠的光辉，她明鉴了，她再不矫揉造作，就像囚徒被通缉了8年，没吃一顿好饭，没睡一个好觉，终于到牢里了，睡着了，还打呼。因为她的心到了肚子里，诚意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清华和北大的孩子们，一定要把诚意坚持到底，否则中华民族就有可能在二人转当中变成了撒谎是合理的，不撒谎是不合理的。给大家说一个小笑话。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子喜欢上他了。他就设想，再过一个月我就回到家乡了，我的乡亲得多么开心，我得多么有脸面。那天晚上开完party，他开车在一个红绿灯前等着。我们知道国外的红绿灯时间都比较长，我刚出国的时候，左看没人，右看没人，犹豫是不是起步，我再看后面站着一排，我说算了，还是遵守规则。结果这个小伙子一高兴，一踩油门就过去了，她旁边的女朋友说，这么小的规则都敢违背，下车就拜拜了。滑铁卢，痛失良机，悔不当初。终于，经人介绍又见到一个女朋友，这次一定要好好珍惜。party后，在红绿灯前踩下刹车，慢慢等着。这个女朋友说，你犯傻呀，不是没人吗，怎么不过啊，你这个傻子，谁跟你过一辈子！又完蛋了，又拜拜了。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它说明中国的灵活性带有很强的欺骗性。这个因素如果不去掉，我想我们的经济越是发展，没准还真应了王选教授的一句话。王选教授临终前曾经跟我说过，中华民族一定要诚信，否则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有可能变成骗子一条街。中华民族的诚信、诚意一定要坚持。
好，下面说第四，“正心”。诚是内在的心灵，你诚不诚看不出来。但你正不正完全能够显现出来。因为正不正，是你的正直和办事情偏不偏。打个比方，有个教授他心偏了，不正，他招生的时候，谁的家长有钱，谁的家长有权，他就招谁。招进来以后，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肯定送红包，送了以后，一个违规的、不正规的学生到了学校，慢慢地，考试不及格、作弊，有一天终于暴露了，逐出校门。大家知道他会做什么，他会把前面那些钱要回来，他要揭发他，绝对是真实的。最近有一个28岁的小姑娘，一个办班的小姑娘，她是学法学的，就是因为一点点差错被原告告为诈骗罪，判了22年。为了20万元锒铛入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老太太了。那个被告的教授当然也要离职。注意到没有，不正就要出问题。古代有一个太守，对他的下级非常看重，把他的下级推荐为县令。太守去视察工作的时候，县令要知恩图报，就准备了十斤黄金，五公斤，折成人民币是200万，送给太守，太守坚持不要。这个县令知道，他的太守担心什么，就说，你知、我知。这个太守很爽朗地说，天知、地知，这是中国四知说。结果这个县令还不知好歹，使劲把黄金往太守手上推，太守抓起黄金，摔在地上，转身而走。正心很重要，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例子。13年前，我被派往国外一所重点大学做客座教授，工作两年多，800天。我有一个缺点，就是夜猫子，晚上熬夜。当时，我在国内的《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等等报纸有连载的文章，不能停，所以我必须每天或者隔一天通过传真发文章。于是他们就发给我一张卡，就像我们的银行卡一样，每天晚上深夜两点多钟，就像周扒皮一样，慢慢地朝那个黑灰的大门走去，刷大门，刷二门，进复印室，进传真室，没有人，很高兴。好景不长，800天到了，卷铺盖卷儿准备回国的时候，突然文学院院长找我，说校长和董事会叫你立即去一趟。我突然一想，完了，出什么事了。大家有没有过被双规的感觉？然后我想，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就走进去，一看，校长和董事会的人西装革履，一脸严肃。我想，难道真出什么事了？校长站起来说，王教授，我的部下已经看到你800多天的监控录像。我这才知道，人家的卡刷的不是门，是监视器，开灯的同时，隐蔽的监控开始录像了。我当时就回忆，我这800多天，深更半夜干了什么事了，我脑筋也想不过来，我干脆就问是什么事。他说，我们发现，你连一支笔，一张纸都没有拿过，相反很多欧美和亚洲的客座教授，今天拿一个录音笔，明天拿一个照相机，后天拿一个彩色打印本，全部被我们在最后时刻罚以重款。因此，我们董事会刚才决议，对诚实的中国教授给予很高额的奖励，人民币5万元。
我突然认识到，祖先给了我两个字，这两个字同学们要记住，叫“慎独”。一个人单独在的时候，更要谨慎，仿佛有千夫所看，千夫所指，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我再举一个小例子，三年前的一天晚上，7点29分57秒，中央电视台一个新闻联播主持人，嗓子很有磁性，他在第57秒，还有3秒就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不该做的怪相，因为他看见玻璃后的导播已经导过去了，他就把舌头伸了出来，两个手指搁在耳朵上，正好一位领导也在看录影，这位领导用笔写了几个字，“此人不可再录影”，他用这3秒废掉了自己未来30年的生涯。你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想到做怪相呢，你永远是在月黑风高的时候，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一个汉子，所以小人终究会暴露，他不管掩饰多么长时间。
古人给了我们四个字，叫“格、致、诚、正”，凡是违背的，一定会受到规定的惩罚。凡是不相信开水会烫伤的人，你把手伸在锅里面，你的手就会被烫伤。所以一定要牢记格、致、诚、正。那么，关于修、齐、治、平，我简略地说一下。我的博士告诉我，修身就不用讲了，今天我们都是拉双眼皮、垫鼻子，我说那不叫修身，那叫整容。修身修两头，第一，修仪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你东倒西歪，一丁点儿眼睛轱辘轱辘乱转，一看这个人就不对。第二，修言辞。有些帅哥靓女长得不错，穿着得体，但是一开口，惨不忍睹。所以修言辞。齐家，有的孩子告诉我说，王老师，齐家，就是爹妈听我的，爷爷奶奶听我的，我女朋友的爹妈也听我的。错，古代的家是大家族，一家五口人，五兄弟，第二代25人，第三代75人，第四代300多人，四代同堂，一共400多人，加上女眷，七八百人，有这么大的家吗？有啊，《红楼梦》，荣国府、宁国府就是一家人。1648口人，谁能搞定，林妹妹搞不定，宝哥哥搞不定，只有一个姓王的，王熙凤能搞定。可惜，王熙凤不信儒家的仁者爱人，信了法家的铁管政策，嘴上一盆蜜，腹中一把剑，脸上一团火，脚下使绊子。但你知道报应来得多么的及时，王熙凤才30多岁就死了，死了以后是几乎光着身子被公人，就是公家的人，警察，用破席子裹着尸体，倒拖着在雪地当中，藏在雪地里面滚动，埋掉了。而且报应还没有结束，她可爱的女儿被卖到妓院成了妓女，幸好她曾经做了一件善事，在刘姥姥被大家嘲笑的时候，她给了刘姥姥几件旧衣服，一包散碎的银子，就是零花钱。结果刘姥姥听说她的恩人死了，女儿进了妓院，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到城里面把她女儿赎出来了。不要小看《红楼梦》，它写出了真正的人性。所以齐家难，我们知道今天家族产业往往搞不好，我们知道一个皇帝号令天下还比较容易，但是对后宫偏殿的事他真是没有办法。
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能把家做整齐了，你就可以出来治国了。国，不是大国的国，是齐、鲁、燕、赵、巴蜀的诸侯小国，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一个市。最后平天下，不是去平天下，而是用你的仁爱和德性去让天下太平。我讲儒家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意思在于，儒家的思想还是很有一些魅力的，尽管它有一些封建的东西。
那么道家呢，我们看一下，治身。原因在于，比儒家长寿。孔子73岁，孟子84岁，老子多大岁数？老子，司马迁写老子的时候很疑惑，这个人比孔子大20岁，从春秋末期活到了战国中期，加起来已将近150年，他觉得不可能活这么长，所以司马迁是信史的老实人，他就说可能有三个老子，一个叫李尔，一个叫老来子，还有一个叫老子。其实道家老子就是活了150年。还有一个人比老子活得时间还长，叫彭祖。大家不要笑，他没有活那么长，我查到上古纪年，春天一年，夏天一年，秋天一年，冬天一年，彭祖活了200岁。200岁也不可能，我相信是白发三千丈的这种浪漫主义，白发怎么能三千丈，三千丈就是将近一万米，我查了历史记录，长发记录最长6米76，也就是只有两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人就相信儒家是舍生存义，杀身成仁，所以英雄要成为儒家。而道家是属于好好活着，逍遥自在，所以长寿。佛家是治贪婪心，治是非心，治功利心。不过非常遗憾，去年我和余秋雨去普陀山做清经演讲的时候，跟我同台坐的高僧大德，左边是处级和尚，右边是局级和尚。跟我同船渡坐飞机回北京的一位更了不起了，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主席，他告诉我他是副部级。我进而在想，今天我们的很多文化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我们刚才花的时间多了一点，但是我想把中国文化当中的一张错误的外衣给剥去，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所有，一无所是。我们再看一下，北京大学做对了三件事，第一，《新青年》的创办。第二，科学民主的坚持。第三，培育了两个党的领导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
但是，北京大学也有一些理论经不住历史检验。第一是“打倒孔家店”。他们是把四川一位姓吴的教授的声音放大了，到了“文革”时期，就变成了“打倒孔老二”。注意，这跟清华人有关系。
1966年10月，在江青的挑唆下，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开赴山东学府。游行，武斗，掀翻墓碑，然后是焚烧万首诗的匾，最后就开砸了。他们拿着镢头、铲子，把孔子的坟给挖了。我们知道王羲之喜欢贴着《丧乱帖》，他的家族从北方到了浙江的绍兴兰亭，但他的坟还在敌占区。所以敌人毫不留情地把王羲之的祖坟给刨了，他悲痛地写下了《丧乱帖》。但中华民族的存在给刨了，结果红卫兵们开始“普天同庆”。第二个月，1966年11月，贵校的一支红卫兵开赴山东曲阜，这一次没有祖坟挖了，他们挖掉了一部分孔子的子孙的坟。我们旁边有一个4800万人口的小国，看见中国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挖祖坟，挖七十几代孔子的子孙的坟，他们大吼了一声，说孔子是我们韩国人，后来又说老子是韩国人，姜太公是韩国人，我想说的问题是，幸好我们国家最后迷途知返，10年前提出建孔子学院，否则，中国文化今天的成绩更加艰难。今年国家又在全世界增添了100所，现在全世界有500所孔子学院，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已经晚了。朋友们，南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国界的纠纷吗？不是，南海的菲律宾、越南，还有东海的韩国、日本，它们都是汉字文化圈，今天的韩国，废除汉字，连“首尔”两个汉字都不要了，“汉城”两个字也不要了，用了首尔两个英文的拼音。日本，废除了汉字，我在日本多次访问，现在日本的“90后”，基本上不用汉字。越南废除汉字的历史更加漫长，废除了整整200年了，我去了越南两次。菲律宾乃至于周边国家过去都是中华民族的崇拜者，今天都变成了美国的追随者，汉字文化圈被美国文化圈、被英语文化圈替代了。所以这四个国家，日本、韩国坚定不移地看美国的脸色；越南尽管被美国揍了8年，但现在唯美国马首是瞻；菲律宾更不用说了。所以中国文化一日不争气，你有多少航空母舰，都有问题，因为古话早就说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打倒孔家店”
第二，胡适博士提出全盘西化。我到清华来演讲有一个顾虑，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跟美国的关系很近，而且留美的人比北大要多。学的是高科技，肯定是要与西化相关。我批评全盘西化，这有可能出现我在复旦大学时的情况，一个学生告诉我，我就恨我的黄面孔、黑头发，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变成金发碧眼。我想这个值得我们注意。我认为全盘西化有问题，我提出半盘西化，不知道清华的学子们可不可以宽容我一点，半盘西化。第一，科技一体化，西方的高科技全盘吸收。第二，制度的定格化，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有好的都可以拿过来、并过来。但是文化的对话和中正一定要注意。我想亨廷顿，美国的高参说的两句话，中国人听懂了第一句，忘掉了第二句。第一句是什么？“20世纪末期将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说对了。这两种教的原教旨主义情绪极浓。基督教尽管有很多善良的、美好的，我相信在座的信基督教的不少。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我请他们举手，一半都是。我说信佛教的有几位，信儒家的有几位，我又请他们举手，没有人举手。他的第二句话，“21世纪，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成一体，中美之间如果没有文化的缓释，那终究有问题”。我们后面看到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半盘西化我们今天做到了，科技制度都在定位，但是文化对话很难，宗教冲突更难，我刚刚说了一个词叫“人教治者”。基督教认为，如果不信他的教就叫邪教。而伊斯兰教仍然是原教旨主义很强烈的。但儒教不是这样，儒教说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跟你不一样算是差异，这是一方面。佛教这样认为，你不信佛，佛不会说你不是佛教，我把你灭了，他说你跟我没缘分，你临时抱佛脚，佛也欢迎你，没关系。
所以，在世界的三大宗教当中，儒教最具有包容性、忍受性，这个忍受极为重要。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小的寺庙，里面有一个方丈，小方丈，20多岁。一天，他的门突然被踹开了，一群打手冲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说施主，有话好好讲，为什么就打我。这时进来一个妇女，打手问，是不是他？这个妇女说是。于是，打手丢给他一个孩子，完蛋，一个和尚变成一个花和尚了，还有一个后代，难怪人家打他。他被逐出了这个寺庙，漂泊远方。他看着刚出生两天、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口奶都没有喝过，佛教是善良的，他去求人，人都向他脸上吐吐沫，说你这个不要脸的秃驴，你赶紧走，脏了我的门户，你们能想象到那些吐沫，他坚定不移地给人家跪下，长跪不起，他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是罪孽深重，但这个孩子没有罪，他是我的儿子，给他一口奶吧，给他一口稀饭吧。他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养到七八岁，天天教他做功课、挑柴、打水、念经。突然有一天，门被踹开了，那伙人又冲进来了，这次扑通扑通全跪下了，说你当时怎么不说实话呢，现在那个女的招了，这个野男人不是您，是别人，您这七八年基本上声誉毁了。他说我就是为了爱这个孩子，现在你们抱过去吧，他完整无缺。然后，他拄着个棍子，游走四方。我想问问朋友们，这种精神难道不代表中华民族好的精神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文化要更加宽容。
第三，废除汉字。大家知道，简化字简化了几次，有些字比较奇怪。你们知道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吗？最终的目的是把它平均化。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强制我们办的一份报纸叫《拼音报》，前些年我搬家的时候，在一本旧课本里面被翻出来，看了后让人哈哈大笑，远看是一份英文报，近看是一份法文报，再拿在手上看是拼音报。大家恍惚一下行不行，看到屏幕上的字恍惚之间不是汉字了，变成拼音了。
现在我给大家背四书的第一句，看能不能听懂，我们知道朱熹，南宋的朱熹，考到了儒家经典，浩如烟海，当时那些考生太辛苦了，所以浓缩了一个节缩本叫四书。《论语》约一万六千字，《大学》近两千字，《中庸》三千多字，《孟子》三万多字，加起来五万字，你们出门随便买一份小报，有十页就是四万多字，读大概半个小时，中国古人要读一辈子。我们来看一下，清华大学的优秀学子能不能在废除汉字以后读懂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都听懂了，但千万不要高兴。因为唐末有一段时间把《论语》定位为儿童读物。宋初有一个丞相叫赵普，一个大老粗，打下了江山，皇上说要做丞相就必须要学文化、读书，他在书架上翻翻翻，没有一本书认得，又翻了一本，一看是儿童读物，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把窗子关了，把书锁起来，晚上拿出来读，还把成群的妻妾赶开，最后他学成了，也只读完了半本，他说了句豪言壮语，“半部论语治天下”。他为什么悄悄读，就是这个原因。第二本书《大学》。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三本书《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想说明一下，朋友们，如果废除了汉字，不管是北大还是清华，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字将都听不懂，我们连第一句听起来都比较困难。中国的历史终于比美国的历史更短了，我认为这是悲哀。所以今天废除汉字，导致中国最终有一个北京大学姓王的教授叫王选，用他的生命终止了这场闹剧。他坚持不懈地干了多少年，几乎每天都不睡觉，发明了汉字输入法，终止了汉字输入比英语慢的说法，延缓了汉字废除的进程。但今天我们又面临汉字重新建立的一个历程。
我可能要省掉一些内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部分吧。大家可能不认识这个形象，但关于这个形象，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当中经常被妖化，这个人的名字叫库哈斯，1944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他19岁的时候很仇视中国，在《海牙邮报》长期发文章抨击中国，后来发现中国蒸蒸日上。再后来改学建筑，终于为中国设计出了CCTV大楼。当时在2002年或是2003年的时候，那个图通过了鉴定准备开始修建，我感觉到不太对，我在给我的博士生上课的时候，我说他的右膝盖是在地上的，这是右膝盖，这是左膝盖，这是头，和他的设计理念正好相反，我说这是一个东方巨人，这个楼有70层高，跪在朝阳门。我们知道它跪的方向，远一点的地方是日本，再远一点的地方是美国。
但是我太幼稚了，前年，后面还出现了一个配楼，我过去不知道有一个配楼，而且这个配楼还因为什么烟火的事失火了，众所周知，中央震怒。我就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小的事故吗？怎么会中央震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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