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钟捷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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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史(世界史图书馆)试读：
导言
一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莱茵河蜿蜒曲折，优雅地流淌在西翼。黑森林郁郁葱葱，连绵起伏于西南角。阿尔卑斯山巍峨耸立，横亘南方。多瑙河欢快奔腾，于东南处穿梭而去。奥得河交叉穿越，守护着东边门户。波罗的海与北海遥相辉映，将她簇拥在怀。
她是欧洲的心脏。东西各国的商品在这里交流，天南地北的思想在此处碰撞。她曾君临天下，续展罗马帝国的雄风；她又四分五裂，任人在国土上百般蹂躏。铁幕既在这里拉下，冷战又从此处结束。这座连接东、西欧的桥梁，如今已是欧盟的发动机。
她有着雅努斯（Janus）的面容，让人琢磨不透，令人惊叹不已。北部低地，一马平川；南部山区，层峦叠嶂。这里有无数让人肃然起敬的智者与诗人，也孕育过令人不寒而栗的战痴与狂人。自由曾是她的梦想，屈从一度让她沦丧。强悍以制敌，柔情引人迷。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德意志！二
当中华龙巧遇德国鹰时，又会如何？历史给出的答案是：跌宕起伏！地图0.1 今天的德国。
龙鹰神交五百年，官方往来屈指可数，民间旅行家与传教士成为龙鹰交往的主要媒介。13世纪中叶，蒙古大将拔都西侵欧洲，遭到“孛烈儿、捏迷斯”的联合抵抗，“捏迷斯”即德意志人。1303年，科隆传教士布鲁德尔·阿诺尔德（Bruder Arnold）抵大都（今北京），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德意志人。1330年，中国编制的世界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阿拉曼尼亚”（即德意志）。明末清初，传教士们构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人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1639—1712）等人则把中国的知识带回了欧洲。在中国，德意志文化等同于火药和历法；在德意志，中华文化却激荡起巨大波澜，德意志成为欧洲早期汉学的重镇。当然，德意志人对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顶礼膜拜，不过是基于对德意志现状的不满而形成的浪漫主义的描述而已。但中国人对德意志文化的漠视却不无遗憾地造成了双方最终失之交臂。插图0.1 莱布尼茨《中国新事》一书封面。随着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论著大量出版，德意志思想家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未来的意义。以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1646—1716）为代表的德意志启蒙哲学家如此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然而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践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间，龙的虚弱与鹰的强健形成了鲜明对比，龙向鹰的抗争与学习成为常态。乾隆以降，中国积贫积弱，沦为列强的捕食对象。德意志却成功实现统一，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早期的面纱业已剥落，双方之间的认识不断加深。停滞与落后的描述成为德意志人蔑视中国的依据，强大与繁荣的记录推动了国人学习德国的决心。于是，一边是德国“向东方压进”，侵占胶州湾，参加八国联军；另一边却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进口德国军舰和武器，数以千计的人游学德意志，甚至纳粹主义也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学习对象。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人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德国汉学家与留德学人一起创建了“中德学会”，致力于引进德国的学术与文化。不过，基于不平等现状的交流与动荡变幻的国际格局，始终阻碍着两国之间形成正常的交往关系。
从1949年到1990年，是龙鹰交往的第三个时期。由于德国的分裂，中德关系也被蒙上了阴影。中国与民主德国曾有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情谊，却随着中苏同盟的破裂而消沉。中国与联邦德国曾各走一边，却随着中美建交而重结友情。意识形态的争议成为该时期两个民族相互接近的最大障碍，文化研究也只能是雾里看花。
德国重新统一后，龙鹰交往在曲折中前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仍然是两国交往中的主要障碍，但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已经把中德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则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茉莉花》在莱茵河畔流淌，《德意志》让千里之外的中国人随足球而疯狂。三
在中国对德国历史的研究中，早期作品均以描述为主，缺乏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一批游学者回国，德国的各类著作被大量译介，在历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通史论著及译著。
1949年后的30年间，中国学界受到了苏联史学界的影响，除了译介苏联与民主德国史学界的少量作品外，开始用唯物史观讨论德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俾斯麦、1918年十一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等成为当时讨论的主要话题。一些前辈学者还花费大量精力，翻译了相关领域的史料。
1978年以来，中国的德国史研究进入到百花齐放的迅速发展期。截至2009年底，以通史类作品为例，中国学者的专著和译著均超过了10本。除此之外，断代史、专题史的论著及译著不断出现，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种角度诠释了德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关于中德交往的历史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德国史学会和德国学会相继成立，《德国研究》等相关杂志面世。不过，从整体上而言，与德国的“汉学”相比，中国的德国史研究不算悠久，规模不大，而且尚未形成“德国学”。四
本书是在前辈学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笔者的一些思考和教学体会而完成的。笔者认为，在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德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个体成长史，更不是所谓“通往希特勒独裁”的历史。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成长如何才能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步？换言之，在历史的长河中，德意志人是如何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寻求自身定位的？期间，它留下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留待后来者参鉴？
从自由民沦为罗马人的奴隶，进而奋起抗争，进驻中原，自立为王，是德国历史的第一阶段。本书的第一章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早期德意志民族的成长历史。在此期间，民族的自尊与文化的自卑形成了巨大张力，构成了德意志人的矛盾心态。这为转向德国历史的第二阶段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人努力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陶醉于统治世界的迷梦中，这是第二章的主题。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德意志皇帝们放弃了民族的私念，奔波于阿尔卑斯山南北。然而，基督教徒的心灵主宰提出了挑战，诸侯邦君也逐渐离心离德。封建的统治格局摇摇欲坠。
16世纪起，德意志人分三步从中世纪跨入近代世界。第三章围绕宗教改革的发生与影响，讨论了德意志社会如何卸下神权政治的重担，完成世俗化的第一步。第四章针对德意志的三种势力，探讨了普鲁士如何在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分中脱颖而出，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做好准备。第五章进入德意志人的心灵，思索民族意识如何在一系列思想运动和政治波浪中孕育而生，为现代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基础。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德意志人在19世纪初业已站在了民族国家历史的入口。
然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继续存在。在德意志统一的进程中，它既表现为保守派与统一派的矛盾，也隐藏在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的争论中。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它又影响着从“大陆政策”到“世界政策”之间的转变，并最终在所谓“1914年思想”的自诩中，让新生的民族国家灰飞烟灭。饱受屈辱的共和国立足于世界主义的魏玛精神，却始终敌不过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乱箭长枪。在一场没有硝烟的“褐色革命”中，共和国悲壮解体。纳粹德国十分巧妙地用一个纯粹的民族共同体和不断扩张的帝国版图，暂时减轻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但是，这种以极权和侵略为主要手段的解决方式，从根本上违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以至于德意志民族最终深受其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一分为二。这是第六章到第九章的主要内容。
第十章讨论的是二战后德意志民族如何找到一条平衡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道路。在冷战的背景中，德国的分裂是必然结果。两个德国分属不同阵营，民族统一实属德意志人有心无力的目标。然而正是在这种无奈中，两个德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定位于“欧洲的德国”。联邦德国成为西欧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民主德国则是东欧阵营中的佼佼者。当1990年内外时机成熟时，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便不再为自己的定位而烦恼，其他国家也无需担忧来自新德国的威胁。
当然，新德国仍在不断发展中。在全球化的浪潮里，民族国家的自我认识与承受力必然受到持续考验。未来如何，我们当对聪颖的德意志人充满信心！进一步阅读书目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德国简史的研究，建议阅读Hagen Schulze，Kleine deutsche Geschichte：mit Bildern aus dem Deutschen Historischen Museum（München：Beck，1996），该书已被翻译为英文，题为Germany：A New History（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较为翔实的德国通史，可参见由Pleticha Heinrich主编的6卷本Deutsche Geschichte（München：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1998）。在近代历史方面，比较权威的著作可参见Thomas Nipperdeys的3卷本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918：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München：Beck，1998）、Hans-Ulrich Wehler的5卷本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München：Beck，1987、1995、1996、2003、2008）以及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2卷本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München：Beck，2002）。
对于中国的德国史研究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山东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编写的《德国史论文资料索引：1904—1983》（济南，1985年）和黄正柏的论文《近年来国内德国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对于德国的汉学研究感兴趣者，可参见夏瑞春编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西平等主编的《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的部分章节、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和《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等。
关于德国历史的通史类著作，均为本书的参考对象。建议有兴趣者可阅读以下译著：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艾斯勒《德国的教训：德国史指南》（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拉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actions，1987年）、赫伯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北京：商务印书馆，4卷，1986、1991、1998、1999年）、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赖丽《德国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历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和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或参见以下专著：杜美《德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丁建弘等《德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孙炳辉和郑寅达《德国史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姚宝《德国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费佩君《德国史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吴友法和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李伯杰《德国文化史》（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马桂琪和黎家勇《德国社会发展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惠民《德国史：中欧强权的起伏》（台北：三民书局公司，2003年）、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蒋劲松《德国代议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
关于德国文化的分析作品中，可阅读戈登·A.克雷格《德国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卡勒尔《德意志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马树德和顾彬主编《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德国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年）、陆世澄《德国文化与现代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邸文《莱茵河：走进德意志》（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余匡复《德国文学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范大灿《德国文学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傅安洲等著《德国的政治教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关于中德交往的历史，可参读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的部分资料、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郭恒钰等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3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陈铨《中德文学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顾俊礼《世纪之交的德国、欧盟与中国：中德建交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杜继东《中德关系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何兰《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州国政策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殊《中德建交亲历记：从记者到大使的传奇人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刘立群《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纪念中德建交三十周年》（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卫茂平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叶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及《德国学理论初探——以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为框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周建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德贸易》（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单世联《辽远的迷魅——关于中德文化交流的读书笔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及《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第一章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公元918年圣诞夜，在魏尔堡的教堂中，年轻的法兰克尼亚公爵埃贝哈特（Eberhard，约885—939）怔怔地看着兄长、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康拉德一世（Konrad I.，约881—918）的遗体。国王是前一天去世的。临终前，国王出人意料地向他提出，由萨克森公爵亨利（Heinrich I.der Vogler，876—936）来担任国王。埃贝哈特是国王唯一的胞弟，按照当时的继承原则，他本是王位的唯一继承者。何况亨利还不是法兰克人，更无理由担任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然而兄长的遗言并非毫无道理。“可供驱使、以保障财产、城市、武器、国王徽章以及所有装饰王室东西的军队都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我的兄弟，这种王室掌控权将一直属于亨利及其背后的萨克森部族！”（注：沃尔夫冈·劳特曼和曼弗雷德·施伦克主编《资料中的历史》（Wolfgang Lautemann und Manfred Schlenke hrsg.，Geschichte in Quellen，Band 2，München：BSV，1961），第137页。）与其做一个无权的国王，不如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快乐的公爵吧！想到这里，埃贝哈特轻松了许多。几个月后，正在捕鸟的亨利被告知，他已被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新国王。这次权力转移并非简单的王位继承而已。事实上，它标志着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象征着德意志历史的开启。
德意志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部分。若要了解德意志的起源，当从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开始。古代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的来源和分布“日耳曼人”（英语“German”，德语“Germanen”，拉丁语“Germani”）一词由罗马人或高卢人创造，指生活于罗马共和国北部的外族人，但其准确含义至今不明。后人根据词源学推测，“日耳曼人”或许有“投枪者”、“令人生畏的好战的战士”、“邻居”、“喊叫者”或“山地人”等意思。然而罗马人并非在严谨的人种学意义上使用该词，指代范围也有伸缩性，以致各种诠释既有道理，又相互矛盾。（注：约翰内斯·弗里德：《走入历史之路，1024年前的历史》（Johannes Fried, Der Weg in die Geschichte, Bis 1024, Berlin: Propyläen Verlag, 1994），第62页。）
根据现代学者的分析，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种的最西一支，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其基本特征是金发、碧眼、高鼻、体形高大。公元前2000年左右，日耳曼人生活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一带。公元前6世纪起，一部分日耳曼人开始南下，经过丹麦，逐渐散居在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日耳曼人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众多部族构成，主要分为三支：（1）西日耳曼人，他们生活于莱茵河与易北河、北海与多瑙河之间，如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黑森人、图林根人、阿勒曼人等；（2）东日耳曼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威悉河以东地带，如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伦巴德人等；（3）北日耳曼人，他们主要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丹麦，其中一部分后来以诺曼人或维金人的名称在欧洲各地出现。
日耳曼人的部族生活
在公元元年前后，日耳曼人的生活带着原始、朴素和野蛮的气息。他们已开始定居生活，偶尔采摘野果，会种植谷物、豆类和蔬菜，圈养禽畜，打造简单的铁制工具。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小作坊陆续出现。个别地方的铁制产品与船只已被用来出口罗马，但日耳曼人却无商品意识。他们不会、也不愿制造金币，贸易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然需求，或向罗马人支付贡金。男子都是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生活中尊崇军营生活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女子十分支持男子的战斗精神，甚至接受武器作为聘礼。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日耳曼人的营养水平远远低于罗马人，他们的预期寿命也不高。
此时，日耳曼人正处于一连串社会转型中。一方面，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男性角色日益突出，但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不低。女性充当祭司的现象屡见不鲜，母系亲属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子女。一夫一妻制流行，偶尔也会出现妻妾成群的现象，不过庶出者没有继承权。
另一方面，氏族社会逐步向国家过渡。家庭是日耳曼社会的核心，若干家庭组成“百户”（Hundertschaft），若干“百户”构成“郜”（Gau），全部“郜”集合为“部族”（Volksstamm），一些“部族”可以联合为“部族联盟”（Stämmeverbände）。这种由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遵循原始的民主传统。部族全体大会（Volksthing）决定所有重大事件，部族首领负责日常事务与对外征战。人们均分田地，并定期重新分配。这种集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为一体的血缘共同体模式，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日耳曼公社所有制”或“马尔克公社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公社形态逐渐解体，日耳曼人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部族首领的权力增大。在亲兵构成的扈从队（Gefolgschaft）的拥护下，他们开始自称为“王”，其家人成为王族。为他们服务的军事将领和管理者构成了首批贵族。王与贵族拥有分配特权，自由民的决定权和分配权受到贵族的压制，半自由民（如仆从）和无权者（如战犯和奴隶）的社会地位最低。
日耳曼人的精神世界
日耳曼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他们被变幻多端的自然现象所折服，故而冥想出一整套复杂的自然神谱，如战神奥丁（Odin，或叫“沃坦”［Wotan］）、雷神托尔（Thor）、丰收与和平神弗雷尔（Freyr）等。为获得神灵佑护，日耳曼社会盛行各类巫术和咒语，甚至还保留着人祭的仪式。
除了主神外，日耳曼神话还提到了巨人、侏儒、女巫、精灵和魔鬼。这些形象保存在13世纪冰岛和挪威的歌集《埃达》（Edda）和散文《萨迦》（Saga）里，此后反映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原始文献日耳曼人和日耳曼社会
人们对于日耳曼人早期生活的推测，主要依据一些考古发现和两本重要史书，即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2/100—前44）的《高卢战记》（成书于前52—前51年左右）与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6—120）的《日耳曼尼亚志》（成书于公元98年）。两书相距150年，彼此存在的差异除了反映日耳曼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外，又同作者的著述目的相关。恺撒居高临下，用蔑视的口吻描述野蛮人的生活；塔西陀则指出了日耳曼人的优点，以讽刺罗马人的堕落。1497年，塔西陀的书刚在德意志出版时，便立即得到追捧。到19世纪，一些民族主义史学家更借用塔西陀的话，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日耳曼人）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由于食物的特点、日常的锻炼，再加上生活的自由自在—从孩童时代起，他们就不曾受过责任心和纪律的束缚，无论什么违反本性的事情都没勉强做过—使他们既增强了精力，又发育得魁梧异常……他们的各邦，认为能蹂躏自己的边境，使本国外围有一圈愈大愈好的荒地包围着，是一件最最光荣的事情。他们以为邻人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再也没人敢靠近他们居住，是勇敢的表示。同时，他们也相信，这样他们便从此高枕无忧，再没有遭到突然袭击的可能。《高卢战记》，〔古罗马〕恺撒著，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9、142页。
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一种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但那些例外者并非出于情欲的作用，而是由于出身高贵才招来许多求婚者……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这儿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的优良的法律……甥舅的关系是和父子的关系相等的；的确，有些部落把甥舅关系看得比父子关系更为密切和神圣。……没有哪种人比他们更慷慨好客的了。《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古罗马〕塔西陀著，马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7、64—66页。
※两段文字各描述了日耳曼人和日耳曼社会的哪些特征？它们之间存在哪些区别？民族大迁徙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交往
日耳曼人已适应了农耕生活，但因技术不高，又接受了耕地轮休的方式，故而不得不时常迁徙。公元前2世纪末后，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或莱茵河，劫掠罗马人和高卢人的城镇。双方对峙时有发生。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公元前113年。两支生活在北海沿岸的日耳曼部族基姆布利人（Kimbern）和条顿人（Teutonen）越过莱茵河，攻入罗马行省诺里库姆（Noricum，今奥地利地区），引发罗马人的一阵恐慌。不过两支部族并未趁势南下，而是折向西，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地区。10年后，他们又折返，与马略（Gaius Marius，前157—前86）率领的罗马军团大战于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最终，日耳曼人败退，罗马确保了边界安全。
公元前58年起，恺撒在高卢用兵。他不仅征服了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部族，还亲自渡过莱茵河，击败右岸的日耳曼人，确立了莱茵河一线为罗马和日耳曼人之间的界限。公元前16年后，罗马统帅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14）为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部族，设立“大日耳曼尼亚”行省（Magna Germania），并沿莱茵河与多瑙河设置了拥有50多座城堡的边境防线，即著名的“国界墙”（Limes）。据此，罗马人既可防卫，又便于进攻。到公元6年，罗马人终于征服了一部分大日耳曼尼亚地区。
罗马人的征服，既为日耳曼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新颖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不甘失败的日耳曼人始终筹划着东山再起的方案。而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地图1.1 国界墙。该墙北起北海，南到莱茵河上游，全长548公里。256年，阿勒曼人破坏了大部分防线。到406年，该墙被彻底废弃。国中地名均为今天的德国城市名。
公元9年，日耳曼部族舍鲁斯奇人（Cherusker）赫尔曼（Hermann，拉丁名字是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约前17—约21）联合其他部族，引诱罗马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前47/46—9）率军误入崎岖难行的条顿堡森林（今德国奥斯纳布吕克附近），并成功消灭了三个罗马军团。此役震惊罗马，奥古斯都大喊：“瓦鲁斯，瓦鲁斯，还我军团！”
随后数年间，日耳曼人逐步收复了莱茵河以东地区，再次确定了莱茵河—多瑙河一线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天然界限。插图1.1 条顿堡森林中的赫尔曼纪念像。该石像于1875年完成。在德意志社会，赫尔曼的故事妇孺皆知。到19世纪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笔下，赫尔曼更成为第一位民族英雄。不过实际上，英雄的一生并不顺利。其他日耳曼部族当时根本不理解他的举动，甚至同罗马将军合作，抗衡赫尔曼。他的妻儿被送往罗马，自己也英年早逝。
民族大迁徙和日耳曼小王国的建立
公元3世纪起，由于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等原因，日耳曼人再次跨过莱茵河与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此时的帝国已日薄西山，不可与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同日而语。达西亚省（Dakien，今罗马尼亚）被哥特人攻陷，罗马人还被迫允许日耳曼人以“同盟者”身份进入帝国境内。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既加速了帝国的衰亡，又增强了日耳曼人的势力。恰在此时，一股意想不到的东方旋风席卷而来。
公元1世纪，匈奴人在东汉军队的打击下，南北分裂。北匈奴向西迁徙，越过中亚，渡过伏尔加河，于4世纪中叶进入欧洲。375年，匈奴人在黑海击败并收服东哥特人，逼迫西哥特人向东逃亡。这便引发了日耳曼人雪崩式的迁徙运动，即“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它加快了日耳曼人取代罗马人的步伐。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日耳曼各部族在罗马帝国境内大规模移动，不仅摧毁了帝国的统治基础，还顺势建立了数个小王国。
与此同时，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日耳曼人也发生了重要变动。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留下了广袤的地理空间。一些没有西迁的日耳曼部族彼此联合，又同剩余的凯尔特人、罗马人和斯拉夫人融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批新部族，如弗里斯人、萨克森人、法兰克尼亚人、图林根人、阿尔萨斯人、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等。这些地区将是未来德意志的据点，而这些部族便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直接来源。地图1.2 民族大迁徙。黑线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界线；（1）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2）法兰克人；（3）苏维本人；（4）勃艮第人；（5）汪达尔人；（6）西哥特人；（7）东哥特人；（8）匈奴人的迁徙路线。地图1.3 日耳曼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包括：③西班牙半岛的苏维汇王国（411年）、⑥南高卢和北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419年）、⑤北非的汪达尔王国（439年）、④以里昂为中心的勃艮第王国（457年）、②高卢北部的法兰克王国（486年）、⑦意大利北部的东哥特王国（493年）和伦巴德王国（568年）。另有①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渡海进入不列颠岛，建立了七个小王国。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塞（Odoacer，433—493）废黜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461/463？—476后），并以东罗马帝国皇帝代理人之名执政。
罗马崇拜与基督教化
在民族大迁徙中，日耳曼人取代罗马人，成为欧洲的新贵。不过在莱茵河西岸，日耳曼社会的罗马化却日益显著。每一支踏上罗马土地的日耳曼部族的首领都臣服于东罗马皇帝，并以后者的代理人自居。他们移植了罗马法的某些条规，并将之同日耳曼习惯法融为一体，以便能驯服仍具野心的族民。在城市管理、政教关系，乃至葡萄栽培、建筑形制等方面，日耳曼王国均有意识地承袭了罗马模式。
在精神世界中，日耳曼人也逐渐吸纳了基督教思想，放弃了万物有灵论。正因如此，他们不再害怕利用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更加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他们住在罗马城市中，饮食习惯、服装首饰也向罗马人看齐。（注：约翰·巴勒克：《西方社会史》，第1卷，霍文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与罗马人略有不同的是，日耳曼人信仰的是基督教中的异端阿里乌派，即不接受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说，而认为圣子（即耶稣基督）是一位具体的、有形的神。这种教义十分适合当时刚刚放弃自然神崇拜的日耳曼人。原始文献日耳曼国王们对东罗马皇帝的敬意
日耳曼人虽然推翻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却未结束古罗马帝国的历史。这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敬畏。他们希望得到东罗马皇帝的敕封，以便名正言顺地统治帝国的西部。君权神授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日耳曼人。当时的共识是：具有神力者才能担任皇帝。因此，日耳曼人虽占据了西罗马帝国的疆土，却无自信继承它的皇冠。这一缺憾不得不等待几百年后由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来克服。
勃艮第王国国王西吉斯孟德致东罗马皇帝的信：“我的人民即你的人民，统治他们不如为你服务更使我愉快；我族对罗马的世代忠贞使我们认为，你的军事称号所表示的那些是最大的荣耀；我们总是把皇帝给予的看得比我们祖先所能留下来的一切更重要。在统治我们的国家时，我们仅是把自己视为你的将领：你的神授君权普及海内，你的光辉从博斯普鲁斯照耀到遥远的高卢，你雇佣我们来管理贵帝国的边陲；你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国。”《神圣罗马帝国》，〔英〕詹姆斯·布赖斯著，赵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7页。
※勃艮第国王的信透露出当时日耳曼人怎样的心态？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的建立
法兰克人，意为“自由人”或“勇敢者”，是生活在莱茵河中下游的日耳曼部族联盟。其内部分支繁多，尤以萨尔法兰克人中的墨洛温家族发展最快。在西罗马帝国“以夷制夷”的计划安排下，法兰克人进入莱茵河西岸的高卢行省，成为罗马军队抵挡其他日耳曼部族的盾牌。（注：海因里希·普莱梯沙：《德国史》，第1卷，《500—1152：从法兰克王国到德意志王国》（Heinrich Pleticha，Deutsche Geschichte.Band I.500-1152 Vom Frankenreich zum Deut-schen Reich，München：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1998），第21页。）
公元481年，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Chlodwig I.，466—511）联合其他法兰克人，在高卢境内扩展势力。次年，他被奉为萨尔法兰克人的“小王”。486年，他率部击败了西罗马帝国驻高卢的最后一任总督西格阿里乌斯（Syagrius，？—486/487），建立法兰克王国。墨洛温家族遂成为高卢境内最具影响的家族。此后，克洛维连年用兵，征服了其他法兰克部族及西哥特人、阿勒曼人等，占领了几乎全部高卢以及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508年，东罗马皇帝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os I.，430—518）敕封克洛维为荣誉执政官。（注：赫伯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第1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页。）不过，克洛维更愿获得国王头衔。不久后，他在都尔的圣马丁教堂戴上王冠，定都巴黎，并以其祖父之名，命名为墨洛温王朝。
在立国前后，克洛维着重推行了三项措施：一是政治机制的罗马化。克洛维一度只允许高卢—罗马人进入管理机构，并保障各民族间的权利平等。他按照罗马法的原则，汇编《萨利安法典》。二是改宗基督教，推动王国境内的基督教化。在进入高卢时，法兰克人并未放弃原来的民族宗教。但据传，公元496年，在妻子的督促下和战局危急时，克洛维改宗基督教，并接受正统教义。当年圣诞节，他率3000名扈从，在兰斯教堂受洗。此后，克洛维的军队在征服领土的同时，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传播福音、消灭异端的使命。阿勒曼人、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被迫皈依正统教派。基督教会与克洛维的统治形成了密切合作关系。511年，克洛维甚至得到了主教授职权，形成了国家教会的雏形。（注：海因里希·普莱梯沙：《德国史》，第1卷，第21—22页。）三是实行分封。克洛维把夺取来的大量罗马王室的地产分封给扈从们，构成了最初的封君—封臣的采邑制。
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法兰克王国的建立本是稀疏平常的事。但其势力之大以及克洛维的以上三种措施，却把它同其他日耳曼小王国区别开来，使之成为连接古典世界与欧洲中世纪的重要桥梁。插图1.2 克洛维在兰斯教堂受洗（兰斯教堂入口处石像）。关于克洛维皈依和受洗时间还存在各种说法，如496、497、498、499或507年。不过克洛维的目的很明确，即一方面以基督教身份同过去告别，另一方面向上帝祈求战争的胜利。
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
克洛维死后不久，墨洛温王朝迎来了它的鼎盛期。在特德伯特一世（Theudebert I.，495/500—547/548）在位期间，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已从北海直抵多瑙河，巴黎成为欧洲西部的政治中心。为此，特德伯特一世历史性地称自己为“奥古斯都”，并下令用自己的名字铸造金币。（注：赫伯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第1卷（上），第151页。）不过，这种辉煌并未延续下去。墨洛温王朝很快遭遇统治危机。
墨洛温王朝的继承原则是政局持续混乱的主要原因。它既非罗马法确立的世袭继承原则，也不遵循民众选举的古老日耳曼习俗，而是分割制。这种继承原则起源于这样一种权利观念：国家由国王的儿子们分割，既便于统治，又保持了法兰克王权的统一性。王室认为，这种分割制将最终促成一个具有神力者重新统一全国。然而他们未曾料及的是，分割制最终造成了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局面，王国也因此分裂为三个区域：以巴黎和苏瓦松一带为中心的纽斯特里亚；包括梅斯和兰斯周围地区的奥斯特里亚；以勃艮第为中心、包括普罗旺斯在内的勃艮第。
诸王不理朝政、疏于管理的慵懒态度加剧了权力的旁落。据记载，历代国王沉湎女色，妻妾成群。王室成员间争风吃醋，互不相让。这便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和责任落到了“宫相”手中。“宫相”是一种起源于管理罗马元老院庞大地产的官职，他是王室家政的主要管理者。公元570年左右，勃艮第首先任命了第一任宫相。随后，宫相的势力在王国内部急剧扩张。
法兰克王国的地区差异更加速了民众的离心趋势。征服战争并未完成地区整合的使命。在莱茵河西岸，法兰克人聚居的北部和罗马—高卢人聚居的南部存在着经济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莱茵河东岸，被武力征服的阿勒曼人、萨克森人和图林根人不时掀起反叛运动，这里的基督教信仰也同民族信仰混杂在一起。于是，法兰克人内部产生了呼唤强者的声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丕平家族迅速崛起。公元625年，老年丕平（Pippin der Ältere，约580—640）被任命为奥斯特里亚的宫相。其子中年丕平（Pippin der Mittlere，635—714）统一全国，成为王国宫相。其孙查理（Karl，688/689—741）战胜阿拉伯人，获得“锤子”（Martell）之称。由此，丕平家族成为法兰克人心目中的强者，教会更希望凭借他们的力量传播福音。
公元751年，在教皇扎迦利（Zacharias，679—752）的支持下，查理之子青年丕平（Pippin der Jüngere，或Pippin III.，714—768）（注：青年丕平，旧译“矮子丕平”，不妥。从德语角度来看，他的绰号主要指年龄上进行的区分；另有推测指法语中的“le Bref”也不是指身高，而是指“短发”。）废黜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不久，他在苏瓦松被法兰克贵族推举为王，并在普吕姆修道院接受教皇特使博尼法斯（Bonifatius，672/675—754/755）涂抹油膏，完成登基仪式。（注：海因里希·普莱梯沙：《德国史》，第1卷，第27页。）在这一过程中，贵族选举这一日耳曼人的古老传统得以恢复，涂抹油膏宣告墨洛温家族的神力从此转移到丕平家族，两者为这场法兰克人的内部政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因为丕平家族后来出现了伟大的查理大帝，故而历史学家以“查理”的拉丁文形式（Karoli）命名这个新王朝为“卡洛林王朝”（又译“加洛林王朝”），丕平家族也被称为“卡洛林家族”。
查理大帝地图1.4 查理帝国。查理时代的法兰克王国是继西罗马帝国后欧洲最大的国家。它西起埃布罗河，东讫易北河与多瑙河，北起北海和波罗的海，南抵意大利北部。插图1.3 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铜版雕刻画）。关于加冕一事，历来多有争论。查理大帝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认为，查理并未做好准备，甚至对加冕一事颇感愤怒。同其他日耳曼国王一样，他对东罗马皇帝仍然充满敬意，原本等待后者的敕封。此外，在查理看来，由教皇给他加冕的仪式颠倒了政教关系，罗马主教则因此具有了教皇之实。故而后来其子登基为皇帝时，查理自己为他加冕。但也有人认为，查理对罗马皇冠早已垂涎三尺，推托只是表面文章。
现在，我们迎来了法兰克王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即查理曼［Charlemagne］，747/748—814）。他是青年丕平的长子。公元768年，根据部族全民大会的意见，查理同其胞弟卡尔曼（Karlmann，751—771）共同继承父亲的统治权。3年后，卡尔曼去世，查理便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统治者，同时避免了墨洛温时期王国被瓜分的厄运。
查理是一位意志坚定、精力超常和手腕独特的君主。自继位起，他便致力于拓展疆土、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据统计，查理一生发动过53次战争，骑马行军近9万公里，其中对异端萨克森人用兵长达30年之久，战争死难者不下百万人。为进一步巩固王权，除加强巡视外，他在制度建设上动足了脑筋。一方面，他推动行政管理改革，加强中央权力，用地域统治取代血缘联盟。这些措施包括：“郜”被“郡”或“区”所代，由中央政府任免的伯爵或边区伯爵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亚琛逐渐成了查理的固定驻地，每年5月由国王和贵族在此召开大帝国会议，议决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强化采邑制，巩固社会秩序。查理用臣属和封土的双重关系重组法兰克社会，构建起一套采邑金字塔等级制。他不仅是政治上的强者，还是文化上的贤人。在其统治期间，罗马文明得到了延续，教育隆盛，文化繁荣。后来被称为“卡洛林文艺复兴”。
在查理的文治武功日益显隆时，命运之神再次青睐他。此前，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之间已形成了默契的互助关系。查理之父青年丕平因救助教皇有功，被封为“罗马贵族”。他把拉文那（Ravenna）地区献给教皇，是为“丕平献土”，教会因此建成教皇国。查理也曾救过教皇一次，但他并不满足于“罗马贵族”的虚号，反而更向往奥古斯丁笔下那个“上帝之国”的领导者。（注：海因里希·普莱梯沙：《德国史》，第1卷，第40页。）凑巧的是，深受罗马贵族折磨的教皇突然又送来一份求救信。于是，公元800年，查理带着法兰克人如疾风般地扫荡罗马，平定纷争。当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816）在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加冕。从此，查理的头衔变为“由上帝加冕的伟大、贤明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执政官、依靠上帝恩典的法兰克和伦巴德国王”。12年后，东罗马皇帝最终承认他为具有同等权利的皇帝，可以平起平坐。
在整个日耳曼人的王国历史中，查理是称“大帝”的第一人。他不仅促成了法兰克王国向法兰克帝国的转变，还首次实现了日耳曼人成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梦想。“打到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便成了由国王升格为皇帝的一种准则。从东法兰克王国到德意志王国
法兰克王国的分裂
法兰克帝国并未永世长存。分割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查理大帝也颇为赞同分区治理的方案。早在806年，他便制定了《继承条例》，规定三个儿子将分割帝国领土。只可惜两个儿子早逝，最小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udwig I.der Fromme，778—840）最终独享整个帝国。
新皇帝明显缺少父亲的勇气和胆识。他既想遵循分割制，又为幼子谋算独吞的可能性，结果不得不与儿子们兵戎相见。贵族们支持反叛者，迫使虔诚者路易遵守《继承条例》，将帝国分割给三个儿子。根据协议，长子洛塔尔一世（Lothar I.，795—855）得到皇冠和东部地区；三子德意志人路易（Ludwig der Deutsche，806—876）得到巴伐利亚；幼子秃头查理（Karl der Kahle，823—877）得到西部地区。三个儿子之间具有相互继承的权利。
公元840年，虔诚者路易去世。洛塔尔一世试图统一帝国，他的两个弟弟决定联手反抗。842年2月14日，德意志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用《斯特拉斯堡誓言》（Straβburger Eide）巩固联盟，并得到了其他贵族的支持。在此压力下，洛塔尔一世不得不做出让步。其结果就是843年8月三方签署的《凡尔登条约》（Vertrag von Verdun）。该条约再次确定了分割原则，但做出了一些调整：洛塔尔一世获得洛林和意大利北部，保留皇冠，称中法兰克王国；秃头查理获得帝国西部，称西法兰克王国；德意志人路易获得帝国东部，称东法兰克王国。
当洛塔尔一世之子洛塔尔二世（Lothar II.，835—869）去世后，秃头查理与德意志人路易再次联手，于870年8月4日签订《梅尔森条约》（Vertrag von Mee-rsen），瓜分洛林地区。地图1.5 《凡尔登条约》和《梅尔森条约》后的法兰克王国。这些条约基本上确立了后世法兰西、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版图。
德意志王国的成立《梅尔森条约》签订后，法兰克帝国也曾出现过几次统一的希望，但均以失败告终。分割思想和相互猜忌只是阻止帝国统一步伐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东西差异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到公元8世纪时，一些人似乎忘记了莱茵河两岸原来都属于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人”。东法兰克人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意识，尤其表现在语言和安全观上。
日耳曼各部族间本来就存在方言差异，但在民族大迁徙后，这种差异性愈加明显。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语同拉丁语融合，出现了罗曼语；东岸的日耳曼语则保持不变。时间一久，不少会议便特别要求用两种语言表达，如813年查理大帝主持的图尔宗教会议上，“拉丁语和Theodisca语”共用。在这里，“Theodisca”便指东部语言。该词在8世纪末已出现，以后被陆续用来撰写重要的历史文献。842年签订的《斯特拉斯堡誓言》是双方各用罗曼语和Theodisca语宣誓并书写下来的。这种情况越多，东法兰克人对Theodisca语的感情也就越深。他们逐渐把Theodisca语同“我们”这种自我意识结合起来，以区别于说罗曼语的西法兰克人。与此同时，另一个词“Teutonicus”也出现在东部，该词意为“条顿语”。这是东法兰克人出于对“条顿人”这一古日耳曼强者的尊敬所想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他们同样用这个词指代自己的语言。如诗人诺特克（Notker）在886年左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就是说“teutonisch”或“deutsch”语的人。（注：约翰内斯·弗里德：《走入历史之路，1024年前的历史》，第17页。）“Theodisca”与“Teutonicus”后来逐渐合并，从中产生了“Teutsch”（即Deutsch）一词，意为“德意志”。“德意志”的产生仅仅表明东部地区形成了语言共同体，而在地域上的同舟共济则是抵御外敌所需。9世纪以来，东法兰克王国面临来自北方的丹麦人、东欧的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的侵袭。然而统治者卡洛林家族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查理大帝那样的强者。末王路易（Ludwig IV.das Kind，893—911）继位时仅6岁，以致获得“孩童”的称号，又如何带领东法兰克人抵御外敌呢？正因如此，东部的四大公爵萨克森、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才团结起来，共同与外敌抗争。
语言和安全观的趋同，让原本由帝国任命的四大公爵一方面对卡洛林家族心生芥蒂，另一方面又在寻求重新组合的可能性，以保障新王权的强大。911年9月，孩童路易驾崩，恰巧给了公爵们一个机会。他们拒绝了西法兰克国王天真查理（Karl III.der Einfältige，879—929）的继承要求，而是选举了卡洛林家族的女系子孙、同为法兰克人的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一世为王。
不过康拉德一世并未让东法兰克人、尤其是公爵们感到满意。除了肃清王位觊觎者巴伐利亚公爵外，他并无特别战绩。而他力图加强王权的做法却遭到了其他公爵的抵制。令康拉德一世有苦难言的是，由于国王的物质基础被严重削弱，国王领土不能收回，王权便不能重振，御敌能力必然受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康拉德一世才不得不在去世前，指定当时最强大的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为他的继承者。
919年5月，亨利继位，是为亨利一世。他是卡洛林家族的女系子孙，又是克洛维以来第一个非法兰克人出身的国王。这便是德意志历史的开端。结语
德意志的历史首先孕育在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当古代日耳曼人离开“那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地方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古罗马的文明让他们的内心交织着自卑与自豪，充满着崇敬与遐想。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古罗马的皇冠，接受了象征神力的涂油礼——野蛮人晋身为世界公民！然而条顿堡的热血还在沸腾，采邑分封腾空出世，在懵懵懂懂中，日耳曼人开始寻求自身的独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就这样第一次印刻在日耳曼人的心灵中。蜿蜒曲折的莱茵河没有带走日耳曼人的困惑，却把他们划分为两大群体。凸显民族性的东部人在一连串的权力变动后，终于形成了一个新民族。这就是德意志。但是德意志人真的可以放下世界公民的梦想吗？大事记进一步阅读书目
总体描述古代日耳曼社会的著作，可参见：林悟殊《古代日耳曼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杨邦兴《日尔曼人大迁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罗三洋《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和Jochen Martin，Späteantike und Völkerwanderung（München：Oldenbourg，2001）。结合考古发现，对日耳曼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著作可参见英国史学家Malcolm Todd的一系列作品：Everyday Life of the Barbarians：Goths，Franks and Vandals（London：Dorset，1972）；The Early Germans（Oxford：Blackwell，1992）；Die Zeit der Völkerwanderung（Stuttgart：Theiss，2002）及最新出版的Die Germanen：Von den frühen Stammesverbänden zu den Erben des Weströmischen Reiches（Augsburg：Weltbild，2008）。对于日耳曼社会的理论分析，比较权威的著作是恩格斯的《马尔克》、《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研究法兰克人及法兰克王国的基本史料是：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艾因哈德与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所著《查理大帝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和《萨利克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关于法兰克王国的通史性著作，可参见：Reinhard Schneider，Das Frankenreich（München：Oldenbourg，2001），和Paul Four-acre ed.，Frankland.the Franks and the World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8）；Michael Peter，Geschichte Frankens：vom Ausgang der Antike bis zum Ende des Alten Reiches（Gernsbach：Katz，2009）。近来关于克洛维及其真实历史的讨论增多，可参见：Michel Rouche，Clovis.Histoire&Memoire.Le Bapteme De Clovis，Son Echo A Travers L'hist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Sorbonne，1996）；Laurent Theis，Clovis：de l'histoire au mythe（Bruxelles：éd.Complexe，1996）；Reinhard Schmoeckel，König Chlodwig war kein Franke：Frankreiches und Deutschlands sarmatische Wurzeln（Norderstedt：Books on Demand，2009）。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也不甘落后，相关研究可参见：陈文海《从“蛮族”首领到“圣徒”国王—论克洛维在中世纪法国的形象及其演绎》（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和徐晨超《论克洛维的改宗》（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关于查理大帝，比较权威的著作是：Matthias Becher，Karl der Große（München：Beck，2008）。有关日耳曼与德意志两种概念相互融合的历史，可参见Heinich Beck，Dieter Geuenich，Heiko Steuer und Dietrich Hakelberg，Zur Geschichte der Gleichung，germanisch-deutsch（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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