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舫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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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米其伤试读：
第一章
我跟酸鲱鱼咖啡店结缘，进而与王教授成为“咖米”（法语：CaféAmi，喝咖啡的朋友），得从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说起。小时候我成绩不错，很多人夸我天才，我信以为真，等到发觉这说不定是一种西人所言“cosmic conspiracy against me”（宇宙针对我个人的阴谋）时，我的青春已被书本和实验室消化几净。大约也正是我由“天才”变回普通人那段时间，第一次走进酸鲱鱼咖啡店，不经意间瞥见了王教授。他坐在深色护墙板的暗影里，暮色转浓，抹在他身上脸上，使他整个人都虚虚淡入了背景，只剩下衬衣领子白白的一圈，略沾些戳心戳肺的意思。他肯定看见了我，不过似乎并不想打招呼，见我端着咖啡、点心走向他坐的小圆桌时，他一向意态萧索的表情上加了点儿迷惑。我俩在一个屋顶下做房客有三年半了，还没说上十来句话，大概彼此都不太在乎。
实际上王教授很让人记得住。那一次驻美大使来访，访问学者、留学生排了一个长队跟大使合影留念。王教授站在一边，有人问他怎么不去站队。王教授说，你看大使那么大年纪，站在那里像个木偶一样等人一个一个上去拍照，脸上什么表情？我正好站在王教授后侧，听到这段对话，再看一眼大使先生，脸上冰冻着一个优雅的微笑，看来虽然习惯了这类“社群服务”，但心里至少是充满无奈的。这时那个问话的人又说，跟大使合影，框起来挂在客厅里，多好！说着也走去站队了。王教授叽叽咕咕用上海话说，这也算一种人道主义吧？说完笑呵呵地走去放满食物的长桌边上，挑挑拣拣地找东西吃了。“在等人，王教授？”我端平咖啡立定，只要他眨一下眼，我立即另觅坐处。我这种心态，向好里说，是自爱，反之就是不自信，自我安全感缺失。
我视界下端突然有东西开始移动，本能往后一退，手上咖啡泼洒出来烫了手，强忍着才不至于龇牙咧嘴得太过分。低头一看，是长颈酒杯似的小圆桌子，被王教授用一只脚勾住脖颈，慢而平稳地移离墙壁，一只手同时将一把椅子移入桌壁之间。
王教授微笑着，示意我坐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搬动桌椅，四下打量。他略坐直身子，夹手拿过我的咖啡放在桌子上。“这个角度，”他待我坐下后指指窗外，“好看。”
窗外近景是两棵百年橡树粗大的树干，霜皮溜雨泛着青苔霉绿，框出对街两座三层小楼，蓝顶白墙上深灰的暮色正在浓缩成黑夜，衬出中远背景上两块扇面大小的湖水，在低垂的天幕下毛黪黪地发白。就是由于这类典型的西雅图雨景，这地区全美抑郁症发病率最高，街上到处有光照沙龙，人一觉出自己想发疯了，就进去花十几二十块钱用某种强光照射大脑前额叶，据说对气候诱发的抑郁症很有效。
我坐下，凝目雨景，然后低头抿了一口咖啡，极苦，皱下眉头，却让嘴角溢出几丝笑意。王教授在一边观察我喝咖啡，饶有兴致。
我略感不自在。“这个雨景……呃，大部分人欢喜阳光灿烂。”
我抬眼直视王教授。他的眼睛通常给人以平和的印象，这时却有了厚度。眼光一厚，后面藏些什么就透不出光来了。
他点点头，大概是同意我的说法，也可能是加强语气：“好看，这雨景。”
他的眼光落在窗外的古树上。树皮上沟槽密列，一片落叶小而圆，黄亮亮的，小半嵌入缝隙，大半湿湿贴着树皮，微现出下面的凹凸不平。这片落叶再平常不过，但冬暮雨夜，背倚古树的铁灰粗糙，这片亮黄的小落叶，竟袅袅娜娜妖娆起来。
西雅图地近北极圈，纬度高，但由于太平洋暖流，冬暖夏凉，许多树不全落叶，所以整个冬天都有落叶飘荡，倒像一个无限延展的深秋。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抑郁的无限延展。这片小圆叶显然飘落不久，依然汁液充盈，色彩则转而耀眼。不过，王教授到底是在看这片落叶，还是在看被岁月风霜剥蚀得极富沧桑感的树皮呢？
我本想说不过是一片落叶而已，引他抬抬杠，但他正好转过眼来，目光里似乎带着一丝柔和，我抬杠的欲望就整个脆弱掉了——我还是天才的时候，柔和这种感觉很少光顾。我低头喝了一大口咖啡，烫麻了舌头，忙抿紧嘴唇，极力缓慢地咽下这股流动的火，喉咙食道好像要烫穿了，生怕咳嗽起来呛入呼吸道，那伤害就大了。“捂住鼻子，”王教授做示范，一只手整个地盖上了口鼻，“抑制咳嗽。”做完示范，手却依然紧紧捂着口鼻，像在为我用力。
我屏住呼吸咽下流火，抑制住自己抬手捂住口鼻的冲动。我注意到王教授的手宽厚而大，皮肤细腻润泽，白得发亮，好像不应该长在他身上。他瘦长个子，英文叫wiry，像一条钢丝，细长而强韧，脸上肤色微暗，胡须很浓，虽然用力刮出一道道血印子，但颈脖间仍时不时晃出一片硬茬茬的黑影子。
我嘴唇微开，小心吸进一口凉气，按摩烫疼的喉咙。奇怪的是，咖啡的苦香味这时却满口弥漫开来，那部分侥幸没被烫死的味蕾，这时被苦香味穿透，一个一个花朵般地绽放，生出甘甜的津液来。
一定是我的表情透露了什么，或者王教授也有过类似经历，他显然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咖啡的妙处。“终于，嗯？”王教授兴致盎然，指着我的咖啡，“美洲黑咖啡。瓜地马拉咖啡豆。虽然焙制已有一个星期，但都是储在高端真空罐里，随吃随磨，从磨碎成粉到高温蒸汽压到你的杯子里，不超过一分钟时间！绝对不超过一分钟！大部分时间只要二十秒。二十秒！真的，斯文手脚很快。所有的香味都sealed in（封印）。”王教授边说边做手势，手又白又大，反复做着各种各样“压”和“封”的动作，好像非如此不足以传达“seal i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力量。
王教授平时寡言少语举止安详，从来不做大动作。“这种咖啡，非得就热吃，不然香味全跑了，不过……”王教授看看我张嘴喘气的模样，摇摇头，大概想到这杯咖啡将被浪费，很有点儿可惜。
我挑战似的看了看他面前的咖啡，还剩半杯，完全冷了。他笑笑，摊开手，无可奈何。“第三杯。现在每天只能吃三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杯’忧！好咖啡，一人一生能吃几多杯？”他叹了口气，满足感却从额头眉角满满地溢将出来。我以前见过饿狠了的酒鬼饮若长鲸吸百川后这么满足地叹气，不料喝咖啡也能喝得这么身心俱殁。
我好好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咖啡，慢慢又是一小口。享受感没有了。慌忙又喝一大口。除了苦味，什么都没有。“舌头全麻了。”我自嘲。“咖啡的神韵，相当……呃……elusive（难以捕捉）。中文也有个相近的词，佛教用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描写得好、准确……”
我后来发现，王教授讲话欢喜夹杂英文，有时还加几个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甚至希伯来文，倒不一定是没有相应的中文译名，他就是欢喜外语，欢喜把一个难发音的外语字发准发足，欢喜咀嚼外语字的表达力，咂摸多重涵义之间的复杂意趣带来的满足感。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有个出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系的教授，英文特别好，但跟中国人说话坚持“一句英文也勿开”。她说一个老师说过，中文夹英文最讨厌。我以为她是厌恶语言不纯，结果不是。“讲三句中文就夹一句英文，好像会说两句英文就高人一等。切！品位缺失之至。”她说。
我那时也属于“品位缺失之至”，她的话吓得我立即改邪归正。跟王教授做了咖米以后，渐渐又“品位缺失”起来，除了很难抗拒“品位缺失”的诱惑之外，也很欢喜别人夸我说“你词汇量好大啊”。
那位人类学教授应该也体验过，把一句外语说得很漂亮时的快感。
好像作为人类学家，她更应该懂得，我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框架的囚徒，不同的是有人意识到有人意识不到，更大的不同是有人尝试越狱有人以自己囚所与众不同而骄傲，当然，最大的不同是有人能够越狱，有人心有余力不足。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她领域中的佼佼者，但看来属于优秀的专业人士，而不是知识分子。
我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王教授，我认识了欢喜各种语言夹着讲的人，似乎品位与否根本不是问题，表达快感才是动力。
第二章
王教授似乎一有时间就泡咖啡店。第二天我又拐进酸鲱鱼，他还坐在老地方，好像从昨天我离开后就没挪动过。他宽大的手掌裹着一只肥肥矮矮的小咖啡缸，咖啡还若有若无冒着热气，感觉厚重，但颜色较淡，据他说是非洲肯尼亚的咖啡——焙制温度低，时间是意大利透焙咖啡的一半，瓜地马拉石板烘咖啡的三分之二。磨成粉后同样体积的咖啡，肯尼亚咖啡要重差不多三分之一，所以做同样浓度的纯咖啡，用肯尼亚咖啡要少放三分之一。今天的肯尼亚咖啡是上个星期烤的。要喝新焙咖啡明天请早，因为酸鲱鱼咖啡馆每个星期四早上焙制新咖啡。我大吃一惊：这个不起眼的小咖啡馆竟然自己烤制咖啡，那得多贵？有空间吗？客源足否？他看出我怀疑，来了劲儿，挥手招来斯文。
我以前只从窗外看见过斯文，通常只是他浮在吧台上或顾客背影间的脑袋，以及脑袋下横着的一只足有半尺长的黑领结，而他的淡亚麻衬衫总是跟背后的大镜子白成了模模糊糊的一滩。他脸不显胖，宽宽两撇小胡子修得尖刷刷，下巴还棱角分明，看起来相当帅气。但当他从吧台后一步一步挪出来，我竟然觉得罪过。斯文至少两米高，宽肩厚胸，正面侧面都大于我们的圆桌面。相比之下，他至少两倍于我的腰臀，却并不显得特别肥硕，而且无赘肉下垂感。他出了吧台，走动相当麻利，把我的罪过感也麻利掉些许。“我给你找了一个新崇拜者，大力。”王教授介绍道，“他对你的家焙咖啡很有兴趣。”
斯文害羞似的跟我点头示意。“见过。昨天还来过一次。好名字，大力，是为了纪念法国画家达利起的名吧。”斯文拖过一把吧台高脚凳坐下：他个子和体重坐不进圈椅。但高脚凳凳面小，斯文坐上去就完全捂进了厚厚的肉层里，让人很担心是否会陷进什么地方去。“我这个大力是力气很大的意思——家里期望我长大后能干重体力活。”“哦，是吗？你房东说你跟那个西班牙的还是法国的画家同名。他很为你自豪呢，说《时代》杂志说你要得诺贝尔奖了。”他顺手往左后方照片覆盖的墙面一挥。“得谢谢华大，我这小店里也来过三五个诺贝尔奖得主，还跟我合过影。等你得了奖，别忘了也跟我照一张，放那儿凑凑热闹。”
我尴尬得不知怎么回应。正担心呢，马上发觉这担心纯粹多余，因为斯文话题一转，谈起他的家焙咖啡来，显然合影云云不过是客套而已。我偷眼瞟那墙面，花拉拉一大片，最大最显眼的照片都是本地美式足球明星、篮球明星，大框子框着，签名巨型花哨，将来都是卖得出好价钱的收藏品。次一级的就是名人什么的，像芭芭拉·斯特来桑和克林顿总统，也住在镜框里，就是小一点儿。至于那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大概就野营在那一大片巴掌大小用揿书钉钉在木板墙上的照片里吧。
想到自己现在连挨一揿书钉的前景都没有了，不由暗笑，无奈化生出几分幽默来。几年前我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挖来，报到前，一个杂志还刊登了我的一篇专访，预言我五年之内就会得诺贝尔奖。不过那是《科学》杂志，不是一般人敬若神明的《时代》。在科学家眼里，《时代》说什么都不作数的。前个月我要得奖的课题被一个小破学校毫无名气的南美裔的教授做成功了。他比我晚两年开始，在我还没有看见成功前景时他就轻易解决了所有的难题，这让我意识到自己跟他相比，差了几个层次。更令人沮丧的是，他的成功没引起一丝波澜，而如果是我做成的话，一定会有许多报道并讨论得奖前景了。
于是我书橱里保留的那本《科学》，不久前就被我扔掉了，看来那之前房东早已秘密巡视过他已经出租的领地。
在美国，房子一旦出租，房东偷偷巡视，房客可以将其状告至法庭。
斯文讲他的家焙咖啡时双眼闪闪发亮，一定快感非凡，但比起听王教授讲的快感，恐怕还低一个层次。王教授边听边评论提问，眉飞色舞，而且时不时提醒斯文漏讲了什么。斯文时有口吃，王教授便会接过去代讲一小段。显然，王教授已经听过多次，而且乐于重复听讲。我对焙制咖啡毫无兴趣，但斯文讲解时所表现出来的分析技巧和逻辑能力让我惊异。讲到焙制介质时，用词思路和化学生物学知识都很专业，尤其是讲到石板焙制咖啡时，要考虑石板所含化学成分跟咖啡成分差异和温度互相影响，及如何找出最快捷的留利去弊的方法论原则，这让我意识到这个大脑绝对超过我至少三分之一的博士生。我一共有二十三个博士生，大部分都比我年龄大一岁到十三岁不等。“可惜了，你怎么没学科学，斯文？”我找了个机会插问，“你逻辑能力很强。”
才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又犯了老毛病：许多人不做科学，不一定是没有科学头脑。
斯文正讲到兴头上，被我打断，愕愕然左看右看。然后大约觉得不够礼貌，便作思索状，点头，若有所悟。我几乎可以肯定，斯文认为我的提问“浑身不搭界”。他眯细着眼睛上下左右在我身上扫了几回，口里嘟嘟哝哝，然后信口说有人从吧台后叫他（整个店里安静得都听得见鬼走路），道了个歉，逃难似的走了，庞然大物摇摇摆摆挤进吧台，又想起什么，对我大声叫道：“明天有新咖啡。”过了一会儿，又加道：“In this world 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taxes and my coffee.”（世上万事无定，但有三个例外：死亡、税收、我的咖啡。）这话说到一半时他眼光错开，摆弄着吧台上的生啤龙头，好像唧唧咕咕给自己听。
这句话套用弗兰克林一句名讽，末尾加了“我的咖啡”。
我思维短路了几秒：好像中国古代有个叫庄子还是老子的家伙讲过类似的话。生命中肯定的东西？难道斯文津津乐道于烤咖啡，是某种生命追求？还有微言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
斯文是个哲人隐士，还是我因为自己的生存危机便一厢情愿把这个胖巨人标签成了苏格拉底？我盯着眯细着眼摆弄生啤龙头的斯文发呆。王教授伸长手臂越过圆桌面点一下我胳膊。我打了个激灵，想问他斯文是否在讲哲学，但忍住了，怕看见王教授一脸“你在说什么呀”的神情。最近常常半夜睡醒，一脑壳思绪纷纷像一锅煮开的糨糊，每每觉得走到了精神分裂边缘。
我回过神来没话找话。“王教授……嗯，你……还在玩纯数学……噢不，你是上海人，咖啡从小就喝吧？”
我语无伦次，但王教授不在意，反倒转过来细盯着我，告诉我他的咖啡故事很长，问我有没有时间听。我不想说愿意但不敢说不愿意，王教授便得逞似的笑了，好像早就看穿了我言不由衷。我无端地感觉他有点失望。也许他也孤独，需要听众。
下一天是星期四，酸鲱鱼咖啡店人满为患，都是专为斯文的家焙咖啡来的，从十几岁的少年郎到银发皤然的九旬翁媪，不过大多数是三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在西方，美国人大都喝雀巢、麦氏等便宜货，所以很受欧洲人、南美人嘲笑，但至少西雅图是例外，后来星巴克崛起此地并非偶然。好不容易找到王教授，在他旁边挤进半个屁股，然后开始等待。大家兴奋地猜测今天是什么咖啡、怎么焙制、温度如何、空气湿度会不会有影响。原来斯文会玩狡猾，每星期焙制什么咖啡都要保密到最后一刻，吊足胃口。第一缕新焙咖啡香味从后门钻钥匙眼儿溜进来，店堂里节日气氛开始蠢动，等香气扑开门扇汹涌而入，这气氛就蓬蓬勃勃膨胀开来，直到庞然大物斯文手托一个大银盘左晃右摆走进门，咖啡豆油亮亮，深褐色里氤氲出一团金黄，银盘上堆得又高又尖，狂欢节的味道便蘑菇云一般四处弥漫开去。
第一轮咖啡不要钱，颇有诗意地名之曰：tribute to Café amis（进献咖米），这也是斯文的招徕术之一。咖啡开煮，特地拿出老式的透明玻璃咖啡壶，看蒸汽搅动深褐色的蚁群在里面一股股上下蹿动，大家便屏声静气乖乖坐着看，好像等待上帝之子再次降临。咖啡好了，斯文开路，四五个男女白衬衫黑马甲红领结，手捧银制咖啡用具，一张一张桌子斟过来。一时间满店都是咂嘴叹气声。不知为什么这儿的咖啡老饕都欢喜啜一口咖啡就咂巴一下嘴，慢慢下咽，然后极长而轻地叹一口气。
我喝不出这咖啡好在哪里，不过也没少咂嘴叹气。并非我冒充行家，只是觉得不这么做很不礼貌，而且斯文还不时对我点个头、眨一下眼什么的，不知是不是还想着要跟我合影。王教授似乎忘了我的存在，半闭着眼，抿口咖啡，嘴唇开条极细的缝，深吸口气，屏住，然后慢慢呼出，略停，再抿口咖啡。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附庸风雅，但他肯定知道我在装腔作势，不过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心里暗暗笑我，至少表面上他想让我觉得自在。“A gentleman is,not does.”（绅士本天成，人力非所及。）我心里念了一句英谚自嘲。
我一直有个莫名的直觉，认为王教授一定出生于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虽然我自己是江南小镇教书匠的产儿，从来没见识过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包括我那些长春藤师长，都没一个合乎我脑中这个模式，恐怕不仅由于他们当中很多人跟我一样出身草根。我欢喜乱读书，知道这类教养，其优雅处可以迷人，更可以迷杀人，恐怕大多数时间是后者。我不由自主猜想，如果王教授想嘲弄我，会采取何种方法，竟然很想见识一下。但是，前提是，我得有资格让一个教养很好的人嘲弄一下。我有吗？正胡思乱想，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自视，竟从猎取诺奖者降级到是否有资格做人家的笑柄，如此一落千丈，沮丧感油然而起。几分钟后，还出现了全身肢体下坠似的瘫痪感，所有我自己心脑科学研究计划所涉及的精神病态征象，会一个一个地出现在自己身上。“我以前也有一只这种coffee maker，”王教授说，指着在吧台上沸腾的玻璃咖啡壶，并不看我，“我们家原来有好几只。其实家里没人爱吃咖啡，不过赶时髦，那时阿狗阿猫都要买一只咖啡壶，洋派。你晓得，呵呵，上海人的虚荣心，蛮作孽（可怜）的。无伤大雅，当然。后来运动，都抄家抄走了。说来难以置信，有一次家里缺钱，我去中央商场当一件西装改成的中山装，看见一只咖啡壶上的玻璃罩，有些眼熟，仔细一看，奇迹，竟还是我们家的，不过其他部分都没了。”
王教授戛然而止。我想他是要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听下去，便问，你买回去没有？他点点头，也就没了下文。我想他非要我“诚恳”请求才会讲他的故事，不然好像他硬要讲给我听似的，正犹豫着是否要诚恳一回，店堂里众咖米们忽然鼓起掌来，原来是感谢斯文恩赐咖啡。忙跟王教授一起站起，用力鼓掌，外交家似的笑着，像真的一样。
王教授喝够了咖啡跟我一起出门回家。关上门时，他对我笑笑。“我买回玻璃罩那年，还不会吃咖啡。不过，特别想吃。”
我以为他会借此讲他的咖啡故事，但没有。后来回想他说那话时，温和的眼光依然厚厚的。难道他怕我不会喝咖啡自我感觉不好，安慰安慰我？如果这样，虽然小心眼儿了一点儿，但不难体见其善意。
我也成了酸鲱鱼咖啡店的常客，甚至还尝了酸鲱鱼，腥得我有个把月一看见鱼就想吐。王教授却每过十来天就会吃一回酸鲱鱼，那时他就会坐上吧台，就着一小杯烈酒，很享受的样子。他说他外婆是宁波人，什么生的腥的臭的，都爱吃。“我是hedonist（享乐主义），是哲学意义上的，但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是epicurean〔伊壁鸠鲁（感官享乐）主义者〕。这你恐怕比我懂得多。一样东西有人欢喜，必定能产生快感，有机会体会一下，顶好别错过。体会不到，也无所谓，反正你也不晓得你错过了什么，呵呵。”
hedonist这个词通常翻作享乐主义者，不十分确切，不少人知道这一点，都会用英文原文。但很少非专业人士知道这个词在心理学和哲学上的不同用法，除非阅读非常广泛。不过我并未因此表示惊异，只是在脑海里狠狠地打量了他一番。
后来我意识到，我是在那一刻才开始把他看作同等智力者。
王教授始终没讲他的咖啡故事。有几次我逗他讲，他总是说，因缘巧合，你自会晓得，不然，讲那个没意思的故事做啥？久而久之，我渐渐觉得他是真不想讲这个故事，而且这故事恐怕还辐射着几分个人隐私的暧昧。
第三章
回想起来，王教授是我第一个朋友、咖米，算不上亲密朋友，因为等到我相信这世界上应该有人还看得上眼时，已经过了能无意识地敞开心灵寻求知音的心理年龄。我知道他欢喜我，但始终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当作朋友，反正他看我的眼光，那厚度始终没消失过。大约我们俩都想做亲密朋友，终于没做成，好像有点遗憾。当然我可以哲学一下，说在终极意义上，人是绝对的孤独，但大学生时很玩过一阵这种深刻，玩过头就不仅是品位缺陷，因为明摆着，有人就是有知己，更别说还有人从来没感到过孤独，你要坚持说人实际上还是孤独的，只是没感到孤独而已。可是孤独不就是种主观感觉吗？感觉不到，还存个什么在呢？逻辑都没有。纯粹文科思维。
当然，“文科思维”这个词，我是从不公开用的，免得成为笑柄。但是这个词很有发泄力。中国教育精英史无前例的逻辑能力低下，的确以文科学生为甚，将会是中国大国梦的佝偻症。这种佝偻症也在美国蔓延，不过并未传染到教育精英层次。
我还是天才时，好像从未有过孤独感。
我跟王教授做了咖米，我猜想一是害怕自己的孤独，二是好奇别人的孤独。华大的中国学生和教授，几乎没人跟王教授常来常往。一般说法是王教授英文好，欢喜跟老外交往，对中国人没兴趣。这说法难免有文化自卑之嫌。但我跟他在一个屋顶下住了三年半，除了酸鲱鱼咖啡店里那些咖米，没见他有什么老外朋友，更何况他跟任何人说话，都像老师教导学生那样循循善诱，绝对跟某些中国人的自卑情结挂不上钩。他的意态萧索，见多了，反倒像一个不经意的假面，掩盖住他实际上很欢喜孤独的个性。
不论什么原因，我对王教授发生了兴趣。我上一次对别人发生兴趣只有六岁。一年夏天，邻居家来了个上海外孙女过暑假，七八岁的样子，我们都叫她“上海姐姐”，穿条花样很普通的格子裙，当时还不懂时装剪裁做工什么的，只觉得特别好看。她带我们那条小巷里六七个孩子玩了一夏天，教我们说带上海腔的普通话，解趣味数学题，认五线谱，下国际象棋，做飞机模型，打羽毛球，跳集体舞，开诗歌朗诵乘凉晚会，全是上海有教养人家孩子玩的洋花样，弄得我们都骄傲得不得了，看到别巷的孩子就一个个把头昂得高高的，自称“我们上海人”怎么怎么的。八月半一过，天凉了，某天早晨起来去找上海姐姐，发现她已经被接回去了，我顿时觉得天塌下来了一般，好多天垂头丧气。开始还希望上海姐姐会回来看我们，后来希望她写封信来，再后来希望她来年暑期再来消夏，再后来就开始说她坏话，同时她也变成我的偶像，由于难以企及，所以其重要性略低于我另一个偶像——科学。这科学偶像实际上是天才拜物教，也是自我崇拜，有趣的是从来没见人写文章针贬过这类虚荣，大概作家们大都还在修炼大大小小各种自我崇拜吧。
从上海姐姐以后我再没对人感过兴趣——当年没人懂孩子如此易受伤害是种病态，自然也无从谈起心理治疗。成年后幻想过两三个女孩子，都是浅尝辄止，因为那种一想起上海姐姐就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感觉，没有了。进上海复旦大学后，也曾想去找上海姐姐，因为从她外公外婆那里知道，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念自动化控制。但终于没去，因为她在智力上跟我相近的概率最多在零点零零几，完全没有必要打破一个美好偶像。大学里赶时髦读了些弗洛伊德，顿时觉得自己很早就爱上了上海姐姐，下意识里有被抛弃感，心灵创伤很重，所以不能正常跟人交往，一时自我悲情一番，自我放纵一番。悲情管悲情，心下倒也笃定，因为知道病因。
博士毕业后因为研究需要，恶补了些精神病理学，知道弗洛伊德作为临床精神病学家早已过时，他的泛性学说只能当哲学猜想看，他的释梦学虽然用了科学方法，但结果并不比《左传》里的那些占梦家高明。于是，上海姐姐留给我的创伤终于显示出其黑洞般的不确定性：以我对科学的了解，按眼下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再加快十倍，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准确测量这一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我迷信科学，对他人缺乏兴趣，绝不是由于智力优越感，而是心有暗疾，恐惧他人，怕面对这种恐惧，拉科学做救命稻草，借智力做掩饰工具，自欺欺人。这种自我认识虽可能是一种人格升华，但它的心理和生理破坏力都足以致残，幸好被我的天才自我意识压着。等到哪天意识一垮，我的生存意志顿时溃不成军。我之所以还活着，说来可笑，一是想不出哪一种死法可以死后干干净净，不会让人捂着鼻子叫恶心，二是一个女人都没睡过，从生物体自我完成角度而言，是个大缺憾。这两种动机，可能前一个是给自己怕死找借口，后一个是基因里播种密码开始发作。无论什么原因，对女人的欲望突然空前燃烧起来。
但居然连一个燃烧对象还没找到，就撞上了王教授。事出意外，不过能对任何东西产生兴趣，对一个急需生活欲望的人而言，都是一种朦胧的“向生命意志”，暗潮起伏中就本能地紧抓不放。我好奇王教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上了一下数学系的网页，知道他是数学系唯一的教了六年的客座正教授，也是唯一教博士班纯数学的非终身教授。换句话说，他是数学系最优秀的教授之一，但工资是别人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王教授虽然在最高档次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三四篇论文（有人凭两篇在这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终身教授），但没有美国博士学位的亚洲人，进正式教授编制的难度大概比圣处女不用男人就能怀个上帝的儿子稍稍低一些。我特别好奇的是他居然人到中年还能教博士纯数学：这个领域传统上专属青年天才。数学系有个华裔教授是跟我一批被挖到华大的“天才”之一，言谈之间似乎王教授是低一等的存在。（美国大学剥削客座、代课教授是公开秘密，不过这样不屑一顾的态度还不多见。）可是我一问起王教授怎么获准教纯数学（这类课一般都是学霸们的私人领地），这位老兄就哼哼哈哈起来，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下子就把我胃口吊了起来。
我先是找了王教授的论文来看，居然看不懂。大学时在上海修过两门纯数学，虽然逻辑把握推理解题都不是问题，但觉得像玩智力游戏，根本无法理解它们的real-world significance（真实世界含义）。后来在新英格兰做博士论文，正好隔壁大学来了个费尔兹奖得主，叫阿列克谢·米亚京，教纯数学，据说极深奥，便慕名去上他的课，这时才发现自己刚刚能够进入纯数学的意境，而班上大部分数学系的博士生还都一片云山雾海地玩智力游戏。由于我表现不错，这位教授特意劝我转系跟他念数学博士，我没转，但他这么器重我让我很得意了一阵。有一次去教授家吃龙虾，听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能窥入纯数学境界的窗口只为他开启一次，错失即永别；抓住时机，但窥而不入，这窗口也会迅速关闭绝不再开。他那时还希望说服我转系跟他念博士，所以我认为他神叨叨危言耸听，故意不修足原定的三门课，心想我停它个十年再回来解决几个世纪难题给你看。王教授的文章最多算是跟纯数学搭个边，而我竟然看不懂，看来这窗口真对我永远关闭了。我虽然不再自认天才，但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多少有些数学天赋，现在这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被攻破了，让我常常中夜惊醒，慌出一身冷汗。我花了几天时间读王教授的文章，终于看出了些名堂，但又不自信，便登门求教。
第四章
我决定粗鲁一回，不打电话就敲上门去，也许惊鸿一瞥正好窥进王教授的个人世界。犹疑不定叩门，轻轻地刚三下，门扇从容摇开，摇出一对眯眯笑眼，微暗的光影里闪烁着两朵微黄。不等我解释为何上门，王教授略抬右手，掌心向上引我进起居室，好像终于等到我赴约而来。他衬衫领带裤线笔直，我进门后他顺手伸进门边壁橱，屈指叼出一件绸麻混纺西便装，细条隐格，不知脖子怎么一抖两抖就上了身，瞬目之间，又是那个王教授了，里外如一。美国人居家很少这么穿着，英国人也只有绅士阶层才这么正式。看来，王教授家有人二十世纪早年留学英国，带回家这一套洋派头，所以王教授做这一切非常自然，弄得我半天喉咙口才滚过一句尖刻话：怎么这家伙穿西装跟不穿西装没两样！这话自然是不出口的，不过说完才意识到这句刻薄话恐怕都刻薄到自己身上去了：你是说他把西装当马褂穿呢，还是他天生就是穿西装的料？再说，天生适合穿西装就了不起？我这是什么品位？幸亏没吐出口。
这栋三层大洋房房主是一个巨富的破落户后代，靠出租房子为生。二三层各有三个房客，但房客的房间从一到三间不等，大小也非常悬殊，月租最便宜五百，最贵两千五。我是两间的套房，开间极大，各有四五十平方米，卫生间也有二十多平方米，正中间一个黄铜大浴缸，镀金一丝丝也没掉，独用，但跟人共用一个有六七十平方米的巨型厨房。我还没去过三间套的，一直以为是二楼一个开“破鞋”车（俗译保时捷，没趣，发音也差太远）、打扮得像二十岁时髦小伙的五十大几的中年人所租，没想到是王教授的。他一个人要那么大屋子做什么？他那点代课教授的工资，够吗？
他的起居室有一百多平方米，宽宽地散放着三组沙发，都笼罩着一种静谧，没任何迹象显示我进来之前王教授在做什么：电视没开，没放音乐，咖啡矮几上没有摊开的书本，连无绳电话都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卧斗里，小豆眼似的充电信号畏畏葸葸亮着。一杯餐后波特酒喝剩一个底，但搁在一只放室内花卉的高脚架边上，好像是去开门前顺手放在那里的，但找不到酒瓶在哪里，除非在卧室里。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卧室，在落地长窗的那一边，离我们坐的这组沙发有十几步远，窄门半掩，难道里面有人？
王教授妻子叫倪翠葆，是复旦大学光学研究所的，上过几回报，照片拍得像电影明星，得绰号“影星科学家”，成为复旦一景。几年前她来看过他一次，待了两个星期，那时她在普渡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她回国之前王教授也去看过她一次。毫无必要地长期两地分居，最可能的善意解释是夫妻关系很淡。王教授长相并不风流倜傥，但很耐看，越看越有内涵，举止雍容，跟人打交道时，也绝没有很多非西方国家来的人那种过分的骄傲或矜持，时时警惕别人因为自己的文化或肤色看不起自己。如果他有一个女朋友，并不奇怪，实际上，他没有女朋友才奇怪。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而立之年还是个老童男。
我自怨自艾，不经意间又瞟了两眼卧室的门，不巧被王教授注意到了。“过去看看，”王教授朝卧室方向翘翘下巴，“床底下也看看，嘿嘿，三刻拍案惊奇。”
王教授是否以为我想撞破什么奸情？！我脸刷地热了起来：我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但这事无法解释，何况自己本来就别有用心，虽然此用心不是那用心，但都是因自己了无生趣的日子而企图撞进别人的日子，或许就撞出些生趣，生命因此改变，或许撞上同样的空虚，那就是众生平等，一样苦海无边，他人的苦难就是自己的安慰啊。
骤然觉悟到自己对王教授的兴趣后面，下意识里的动机可能如此不堪，立刻产生了瘫痪性的效果。有几十秒我自暴自弃，完全失去自我保护能力：就让王教授发现我卑琐的灵魂吧，我还能怎么更差劲呢？死猪不怕开水烫！无产阶级失去的只能是锁链，呵呵，灵魂的无产阶级，妙呵！
自从我的天才意识惨遭凌迟，这种瘫痪性危机经历过许多次，开始产生免疫力，恢复也越来越快。下意识里的自我保护机制飞速运转，把我从悬崖边缘推后一步：既然暂时还不打算自杀，就抖擞精神活下去。还要好好活。要讲点面子话。但讲什么呢？得看王教授是什么反应。王教授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似乎只讲了一句很普通的玩笑话，并未料到杀伤力会如此之大。不过，他说床下看看，是什么意思？
我步伐夸张地走到卧室前，右手四指指尖搭上门，弯腰作窥探状。“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开口前我已经想好措辞口气音量，保证我的幽默不遭误解，不过我没想到除去理解误解以外的第三种可能性，非解——王教授根本就没想过这还需要理解，而是很专心地开着一瓶红葡萄酒，好像是为了招待我。我想应该说“不用忙”，但人觉得像车胎没气了，说不动话，只看着王教授忙。他手边一套喝葡萄酒的用具，割瓶盖的、旋软木塞的、真空斗、去氧唧筒，林林总总堆在一个上酒用的樱桃木托盘里，最显眼的当然是两只喝红酒用的高脚杯，银亮雪白，高透明度水晶制品。我注意到旁边有个漆水斑驳的桃花心木小酒柜，透过玻璃立着几排酒杯，当时我还分不出那些红白葡萄酒杯、香槟杯、威士忌杯、开胃酒杯、甜酒杯、鸡尾酒杯甚至爱尔兰咖啡酒杯，只知道琳琅满目形制各异，而且材质精美设计讲究，奇怪的是都只有两只。难道王教授就从没准备同时招待两个来访者？爱好孤独？王教授不像啊！
王教授开好酒瓶，托盘端到沙发前，放一只在我面前，倒了五分之二杯，却并不递给我。“放二十来分钟，让它氧化，色味都会变醇厚。”
我脑海里突然掠过一幅画面：夜，王教授独自一人，拿出这么一大堆精致的小玩意儿，小孩过家家似的玩。难道王教授就这么消磨他宝贵的时间？他还做不做研究？上帝为什么在他并不太大的脑袋里塞进那么多数学？
王教授发现少了什么，问：“你没去拿？”见我不解，想做什么解释却又改变了主意。直接过长窗进卧室从那个式样古老的木架床底下拎出一只包得密密的塑料袋，上面纤尘不染，解开泡沫塑料包装时却释放出似乎无穷延续的噪声，令人听着就忍不住跟老鼠一样磨牙。里面就是那种老式的玻璃咖啡壶，很旧，虽然洗得又白又亮，但积年吞噬的咖啡阴魂不散，平白里衍散出一轮轮黑影。他高高举起，对着灯光左转右转欣赏了几秒，然后献宝似的举到我眼前，用英文说：“In perfect condition.A small miracle,isn't it?（保存完美。小奇迹一桩，不是吗？）”
王教授突然说一句英文时，说完嘴会咂摸咂摸，品尝美食般咂摸准确说出某个英文词的快感。
原来他的确是叫我去床底下看看！我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王教授一定把我茫然的眼神理解为我完全看不出那只咖啡壶有什么了不起。他解释说酸鲱鱼用的就是这种咖啡壶，不过大了几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名牌，后来大萧条公司倒闭，就变成了收藏品。他是在一家人家的后院旧货摊上买来的。主人显然不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要价是一块钱，而在卡内新拍卖会上可以卖到上千块。我说那你还舍得用？他回头指指厨房里放着的另一只一模一样的咖啡壶，说不是在用吗？然后把咖啡壶轻轻放在我面前。“这是给你买的。”我还真吃了一惊，为了掩饰，我开玩笑说我可还不起一千块钱的礼物。他一本正经地说不用还。我又小吃一惊：怎么这么缺乏幽默感？然后他对我笑笑说，我是不是简直没有幽默感？我才知道王教授颇有点“冷面滑稽”的才能。
我并没有表示接受他的礼物，一是太贵重，二是我对咖啡根本没那么大兴趣。他却以为我已经接受了，又把咖啡壶包好，放在沙发边上，叮嘱我一定要用，不用就浪费了，别想那值一千块钱。我抗拒不住表现机智的诱惑，说想着那值一千块钱，用起来才舒服。王教授笑起来，说那我俩真是of the same mind（一样心窍）。略停又加道，要是摔碎了，感觉就更潇洒，一千块钱，哗啦一声，没了，无介事（没事儿）。我也笑了，心里说王教授怎么听口气像个纨绔子弟，然后突然意识到，我俩这么几句聪明话一说，我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礼物。
我找个机会解释了来意。他皱皱眉头问，你看我那些数学游戏干啥？我当然不能说实话，便虚晃一枪，说想找个好的数学工具，心脑科学家数学都不行，也许是瓶颈。他说如果你能把我的数学引进你的研究，那诺贝尔奖非你莫属了。我心里一咯噔：王教授还知道我在研究什么？不知道他是否发现我表情有异，因为他看着酒杯，拿起来尝了一点，觉得还可以，便拿起另一杯递给我说，the faint tartness is almost all gone.（那一点微涩差不多全没了。）我正怀疑他是否根本没兴趣跟我谈数学问题，他却开口说他知道我的研究触礁了，不过没什么，换个课题角度，谁知道什么时候谁撞大运呢？科学成功，天才是前提，一切靠运气。我在目瞪口呆之余，没忘了问他怎么知道我的情况。他笑而不答，却说他对我的行当了解太少，但据他看来，目前他的数学能看到实用前景的，只有理论物理学中的几个稍偏的领域，也许再过十几年又碰上一个有运气的天才，能用他的数学创造奇迹，而我这个行当离使用他那种数学还差得远，说是小儿科也不为过，不过他不是专家，意见不作数，也许我真能创造奇迹，也不是不可能。他接着谈起我这个行当哪几种研究方向可能跟他的数学有关，虽然免不了外行仅凭逻辑推理下判断时必然会犯的过分逻辑的错误，但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还下了一点功夫。
像很多数学家一样，王教授似乎也认为他们数学超越时代太多，目前最顶尖的成果大多数在可见的将来科学还没有运用能力。我对这种想法很不以为然，不过似乎也无力反驳。
王教授有一点异类：他不把自己算在顶尖数学家之列，这似乎跟“数学家”这个词自相矛盾。
王教授越说越投入，几乎没我问话的机会。突然话题一转，说他认为他的数学应用前景最大的地方应该是政治决策学。
我打断他说我在新英格兰曾参加过一个周二午餐会叫Fat Brown Bag（大胖黄纸袋），是跨学科思想沙龙，参加者是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加上一些学而优则仕的教授。争论较多的题目之一就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唯一的共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决策科学化只是个笑话。至于将来是否有可能，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有可能，而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都嘲笑他们还生活在十九世纪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幻想里，科学家便反唇相讥说那是因为政府决策者都是科盲。每次讨论这个题目都以互相嘲笑结束。我虽然是科学家，却站在反科学家一边，因为什么事一牵涉人，定量分析就大打折扣，而没有定量分析，科学——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王教授一听见“大胖黄纸袋”这几个字，眯细眼刷地撑圆了一圈。我猜想他一定听说过这个著名的思想沙龙，所以不无艳羡之色。他耐心地听着，当时我以为他被彻底震撼了：这并不奇怪，当世懂一点思想的人，很少能够不受震撼。待我说完，王教授先说，你真是幸运儿，能够参加那个层次的讨论。我说我只是借我导师的光溜进去在旁边偷听几句而已，哪有资格发言？他笑着说你算了吧，别言不由衷，几个诺贝尔奖就能吓住你们这些个小公鸡？他虽然语带嘲讽，但暗含夸奖，不知道是真戳了我的心经：当时我年少气盛，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跟他参加过几次小型的诺奖得主的圆桌会议，暗中跟他们比比，不说自以为赶上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其中有几个还蛮不在眼里，直到今天才刚刚看见隐藏在天才和我这样头脑稍微好使一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我尴尬得说话顿时期期艾艾起来。
碰巧我发现王教授脸上掠过一丝不豫之色，不过是几分钟以后才意识到为什么。他耐心地听我讲着大胖黄纸袋诸位发起者的思想和个性、他们的轶事和幽默、他们的顽童本性……以前我讲这些多少有点优越感，但这次负疚的色彩更重一些，负什么疚，我心里知道，却难以言表。我讲着讲着，忽然“感觉”（因为并没有看见任何东西）王教授表情不对。以前我讲这些，仰望思想的听众通常是聚精会神，满脸写着向往憧憬，但王教授似乎有些不耐烦，虽然脸上耳目嘴鼻相对位置没有任何变化。我当机立断，一句话没说完就戛然而止。王教授立即说，回到刚才的题目，你知道大胖黄纸袋诸君为什么就决策科学化问题争论不休吗？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数学家。
我很好奇。我的数学教授米亚京曾应邀加盟大胖黄纸袋，他谢绝了，背地里把沙龙叫作“上帝俱乐部”，说没有一个像样的数学家会加盟那种沙龙，“因为我们不仅不相信上帝，而且反对所有的上帝心态。”后来他听说我也常去那个沙龙，不相信，还专门跟我当面证实。我仍记得他听到我的肯定答复后，脸上那种失望的表情。他大概把我的愚蠢归结于没跟他念博士的缘故。不过，王教授怎么知道那里面没一个数学家呢？我问了他，他惊道，你不知道沙龙有网页？上面有每个参加者的履历，每一个聚会都有详细报道，咳嗽一声都记录在案，跟帝王“起居注”似的，放个屁也可能具有世界意义。我说王教授你还真有幽默感。他说不是幽默，是一个真实的哲学命题，叫作“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当时还认真讨论过：皇上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不消化，放屁放死了，有政策不作数了，因而导致造阿房宫或修建大运河，历史全面改观云云，历史发展随机性的最好注脚。我大笑起来，说简直是超级幽默，简直是超级幽默。
王教授脸上突然有几条肌肉微微一抽，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就是“板了一下脸”。他说，大力，你真会打岔，我刚才说到哪儿呢，嗯？好像有关数学。对了，因为数学并非科学，叫它形式科学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数学是一种艺术，一种逻辑推演的游戏，要说跟什么最接近，那就是交响乐作曲，不过数学正好能用作科学工具，遵循一种特殊的与美学原则相通的逻辑。王教授解释了一大通，大意是说目前还处于实验科学阶段，无法考虑人这个最不可测的可变函数，而他的数学因为本质上是艺术，本身就有不可预测性，若对象是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那就是以不可预测性对不可预测性，是perfect match（登对/绝配）。既然物理学靠数学成为科学，政治决策学也一定会走同样道路云云。
王教授这一套理论如果站得住脚的话，就具有划时代意义了。我虽然不相信我正面对一个爱因斯坦，但毫无疑问，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不但已经在跟最高层次的思想家对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在数学思考上把自己往那个方向逼，这就是尖端拓荒者了。王教授有这么了不起？我不禁眼角重新瞄了几下王教授，心里直摇头。不过，万一呢？万一我正与伟大同座呢？思想这事儿谁也说不准：爱因斯坦成名前，不也就是个爱跟堂表姐妹偷情、生了私生子就逃之夭夭的小混混吗？据说只有谈起思想问题时，小混混头上立即有圣人的光环升起。我不由恶作剧地朝王教授头上直看，说：嘿，少了什么，光环呢？王教授没注意我在胡搞，一脸严肃作思考状。有顷，问我是否觉得他所说的这些，纯属一厢情愿，贻笑大方之家？我忙说绝无嘲笑他之意。他摆摆手，显然认为我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他认真地问我他什么地方走偏了，一脸诚恳，希望我给予指教，免得他多走弯路。
我有些发怵。说老实话，我虽对思想问题有些兴趣，但主要局限于科学方法论范畴，与自己科研课题直接有关，功利性很强。像王教授那种兴趣属纯思辨，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一流科学家而言，是一种奢侈，有心理满足作用，而无实际意义。只有对那百分之一的超一流科学家，才有可能酝酿出世界重构性的突破。王教授，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突破者，倒像一个刚开始读研、满脑子宏大字眼的博士生，计划哪一天打倒牛顿，哪一天把爱因斯坦跟普兰克一起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不过，我还得回答王教授的问题，一个我根本没资格回答的问题。“王教授，你说的这些，我一窍不通。这样你看行不行：你把你的想法写一写，我寄给我导师，让他传给那些big egg-heads（大秃瓢/知识分子）看看，也许请你去讲讲，开导开导他们。他们钱多得花不完，常常满世界找人去讲，讲一个半小时，飞过去倒要十几二十小时。”“大力，看不出，you're quite f×××vicious（你还真tmd心思恶毒）。”
王教授居然颇文明地用了个脏字。幽默？还是有一个我所未知的王教授在？
无意中我的确有些恶毒，不过破罐破摔，干脆刺激刺激他。“怯场了？王教授，这不像你啊！”“你当真？”
我耸耸肩。王教授眼光移开去，想了几秒，看来还真相信了我的真诚。这个错误后来想起来，还真是个好错误，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非理性主义。
王教授沉吟着。“嗯……不过，我那些想法，也就是自己胡思乱想，白相白相。要真写出来，还得……你知道，我是业余爱好。再说，就是我的数学，从来也没……呃呃呃……我没那种……事业心的……”“那还能当什么？白相数学？”“不知道算不算白相？”王教授一定注意到我的讽刺口吻，不知为何没往心里去。“数学啊，哲学啊，超弦理论啊，动物智力啊，无调性交响乐啊，还有记忆成像、跟大胖黄纸袋纠缠纠缠，对我而言，都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跟有人欢喜打猎钓鱼，有人欢喜自己焙制咖啡，有人欢喜谈女人，有人欢喜胡说八道思想问题，都是……嗯……a way to battle the existential boredom（战胜生存厌倦的方法）。”
王教授还生存厌倦？我扫一眼那些花里胡哨的酒杯，又扫他一眼，问，这些都是跟生存厌倦战斗的武器？他也耸耸肩：这还用说吗？然后兴致勃勃打开柜子，跟我一只一只介绍他如何从旧货摊上“淘”到这些宝贝，价钱如何，拍卖价多少，让我真正品尝了一回生存厌倦。不过我心里暗自庆幸，亏得王教授有自知之明，没把我请他去“开导”那些人的事当真：那些人心里面也许真不是一个比一个更自高自大，但像王教授这样情况，把他送到那些人面前，要避免变成一盘下酒小菜，我还真没这个自信。正当我转脑筋怎样叫停王教授的淘宝经时，“叮”地一声铃响，王教授放下正拿在手上的滔滔不绝讲解的印第安图腾动机的铁锈红陶土咖啡缸，火烧屁股地蹦到厨房拉开烤箱盖，竟然不戴手套就拉出铁格栏，然后把手指放在手边直吹气，大概烫得不行。“完了完了，忘了再翻动一次。你那个大胖黄纸袋，见鬼见鬼。”
一股浓得烟雾一般的香味向我慢慢席卷过来：王教授自己在烤咖啡？
第五章
我走进厨房，见尺半见方一只薄胎陶瓷烤盘上铺着一层咖啡豆，油亮深褐的色泽里泛着金黄，诱人食指大动。我想也没想就伸手挑出一颗咖啡豆丢到嘴里，嘎嘣一声咬碎，满嘴立刻弥漫起一股滚烫的香气，厚重，往上往下全方位渗透，整个人都似乎随着香气变得轻飘起来。奇怪的是，一点儿苦味也没有。“怎么样？”王教授问，一脸期待。“不怎么样。”我摇摇头。王教授立即沮丧起来，那神色完全是个想考第一没考上的小学生。我又跟他眨眨眼，他立时惶惑起来，沮丧中却燃起一丝期待。“好！赏我一杯咖啡吧。”王教授顿时知道我在逗他，屈起两个指节狠狠给了我一个暴栗，忙忙地去烧咖啡了。他那一脸兴奋满足，很难让人相信刚才是他说出“生存的厌倦”这几个字。
这么一个聪明、平和、绅士、对生活充满欲望的人，到底厌倦什么呢？也许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生存的厌倦”。什么样的人才会厌倦？生活欲望过度，还是不足？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超越生活欲望的人，就像一旦禅悟，立即游心大宁静，所有喜怒哀乐，都相忘于江湖了。
王教授端来两缸子滚烫的黑咖啡，然后我就忘了厌倦哲学。那夜是王教授第一次自焙咖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成功。那一夜，有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咖啡感，参透了咖啡，并无可救药快快活活地异化成了咖啡的奴隶。
喝咖啡时几乎没说什么话。我不断想方设法寻找获得咖啡快感的最佳方法，甚至尝试了每喝一口咖啡就长吸一口气的法子，可惜对我没有显著效果。我最后发现的方法是喝半口咖啡，紧闭嘴，像漱口一样让滚热的咖啡在口腔里流转，苦香味就均匀地渗入所有的感觉细胞，并不仅仅是味蕾。我把这种喝法叫作“全息介入”。
我离开时并不快乐。喝完咖啡我向他讨教数学。我讲了自己对他的论文的理解，他频频颔首，很欣赏我的样子，我差不多都恢复了对自己数学能力的自信。然后他开始给我“稍微讲一讲”，我倒也不是听不懂，只是对他推论走向的内在逻辑摸不清脉络，更别谈他方向性选择背后的目的性意向，那简直闻所未闻，若换个人，我一定会骂他胡说八道。显然，他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思想，这个层次我的智力也许难以企及。我一次又一次尝试窥入他那个层次，一次又一次失败，直到他不好意思再对我的尝试点头说“好，又接近了一点”。他脸上挂着谦和宽容的笑，看得我恨不得一枪把自己那个笨脑瓜打开花。虽然我努力保持仪态雍容，暗示自己有足够智力自信接受一个事实，即在某一方面我智力差强人意。但是王教授这个聪明之至的王八蛋，竟然看出我正在被毒蛇啮咬的内心，而且这鬼东西的善良，这时却成了个冷血杀手。“大力，不要too frustrated（太有挫折感）。整个人类六十亿，有一千人达到你的理解水平，就值得大大庆祝。老天给你这么个脑袋，你还要寻死觅活，别人还有理由活着吗？你这种心态，对人类生存有害。反进化论。你得有点人道主义。对人不要太苛刻。”“一千人！呵呵。”“太少？那么一万？哦，是太多吧，那就一百。五十？我说错……对不起。”
幸好王教授还有一点敏感，及时住口，因为我已经在想象中把手上捧着的第二缸热咖啡倒扣到他头上好几次了。每扣一次，我就更厌恶自己两分，于是扣的欲望就以几何级数增长四分。实际上我不能保证仅仅想象而手脚不动；变回普通人以后，我的自我控制力大大减弱，原因之一是天才高高在上可以容忍原谅很多事，而普通人没资格也没必要这么做。我也许能容忍自己这么笨，但绝不能容忍自己变成怜悯对象。还“对不起”！高高在上的智力贵族！还戳那娘仁慈善良！更令我怒火万丈的是，这家伙显然从未体验过心智上力不从心的感觉。我腰背挺直以宗教的虔诚我思想得心力交瘁，他跷着二郎腿懒懒半躺在沙发上白相得游刃有余。现在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人会因为自己智力有缺而痛不欲生，而且这人显然是他欢喜的一个“聪明孩子”，他心里顿时充满了高贵的怜悯，还有不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不就是笨一点吗？吃水蜜桃一样甜，喝咖啡一样心领伸会。戳那娘，像他这样的脑袋，他还有理由不理解任何东西？也许只有他才有资格对人怜悯？
一方面我的愤懑火山爆发，另一方面我意识的某一层次上一个声音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脱口而出！不要脱口而出！那样造成的心理创伤，你将永远无法摆脱。你也许会因此疯狂，但你还有父母兄弟，他们还要靠你寄钱以便在那个遥远的你叫作故乡的江南小镇上过一个体面的日子，因为你是美国大学教授而在邻居面前抬起骄傲的头……
我对家里从来没有什么责任感，直到这一刻才感到这责任无限亲切，亲切得我想大哭一场，同时我的心理学修养却不停地在意识的另一个层次上阴险地笑：好啊，责任感！救命稻草责任感！不管怎样总算来了！谢天谢地！谢谢人的生命意志！其实猪的生命意志也是一样的东西。斯多葛！斯多葛！！伟大的斯多葛！！！……
表面上我还得谈笑幽默举止轻松。“这咖啡，”我敬酒似的举起咖啡缸，“神品。”“真的？比起斯文的石板烤咖啡，嗯？”“我感觉差不多。不过我的咖啡功力有限。”我斜斜嘴角，给他一个微嘲。
他略显夸张地皱下眉头表示失望，又轻笑一声显得豁达。“其实我知道。斯文，咖啡天才，他的作品，就是巴赫；星圆呢，最多也就是甲壳虫，流行音乐。我是什么？算得上流行音乐吗？”
有一些译名王教授坚持用他自己的，叫星巴克“星圆”，披头士则是“甲壳虫”。“有那么多讲究？我还要修炼多久才能有你的鉴赏力？”“难说。也许，有多少就是多少，跟修炼无关。”“就跟一个人的数学能力一样。”
王教授略事思考。“哎，大概是这样。”
他大概不知道又在我伤痕累累的心上加插了一把刀子。“大力，你大概也看得出来，我很欣赏你。当然，我这样说有点倚老卖老，不过我毕竟比你年长二十来岁。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少有向学之心，及壮游心天问，锲而不舍，屡败屡战。”
王教授大笑起来。笑完后，用手直点着我，“Vicious!Very vicious!Absolutely vicious!（恶毒！极恶毒！绝对恶毒！）”
说完，盯着我看，略迟疑了一下。“这就是我欢喜你的地方：你有intellectual viciousness（智性之恶）。中国人这里那么多博士，都算得上一流智力，但很少有这个素质，所以跟他们谈话，那感觉就像《水浒》里鲁智深欢喜说的那句话：嘴里淡出鸟来了——这个字不念niɑo，该念……汉语拼音d-i-ɑ-o，第三声，就是membrum（拉丁语雅言：阴茎）。有趣：一没有肉吃，嘴里就长出一根那玩意儿，也是动物蛋白。哈哈。”
我从没想到，绅士风度的王教授还有这种幽默感。“鲁智深这个名字起得好，鲁莽汉子，但是智深如海，不过对自己的大智大慧毫不知情。”“无须知情。”“太对了。大智大慧，只知道一旦几天不吃肉，口感就有异变，也就是有变成同性恋的危险。”
王教授又大笑起来，手指点着我，“Vicious!Very vicious!Absolutely vicious!（恶毒！极恶毒！绝对恶毒！）”
我在为自己智力优劣火山爆发了半天，难道王教授却在想怎样不失分寸地告诉我他为什么欢喜我？Intellectual viciousness（智性之恶）？他恐怕永远也想不到他自己刚刚于无意中狠狠地“恶”了一回，牺牲品是我。他是无意的吗？有意无意之间？在这个智力高度，完全无意的可能性非常小。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人的智力层次直接影响其内视自省的深度和广度，除非文化缺失这个不定函数产生负面效果。但王教授这个家伙，中西文化教养都比自己强得多。“王教授，你有没有一点那个……那个……什么……什么……智性之恶？”
他想了一会儿才懂。“智性之恶？好翻译！我觉得我也有一点，像‘嘴巴里淡出……’啊，也有那么一点，如果我不那个……谦虚的话。不过，我到底有没有，得让别人评断。你说呢，我有没有一点……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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