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镜鉴：国外权威解读新闻传播教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钟新,周树华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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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镜鉴：国外权威解读新闻传播教育试读：

导言

对国外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历时一年多的系列访谈终于以集纳成书的方式告一段落。院长、教授们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等关乎教育大体的问题的解读，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所处的现实环境，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更欣慰地看到国外同行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种种创新与所信奉的教育使命、所坚守的教育理念。

关于该系列访谈的方法，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我们在选取学校的时候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而是在受访者可得性基础上兼顾了各学院不同的历史传统、发展规模、发展模式与所处地理区域等方面的因素，以尽可能保证访谈样本的多样性；第二，我们的深度访谈没有拘泥于结构性统一问卷的方法，而是在基本一致的调研框架（使命—目标—模式）基础上，根据各个学院和各位受访者的不同情况设计了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希望每个问题都有信息含量，使问题与答案的结合更加充分地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学院、院长和教授。

本文旨在通过对院长教授观点的再归纳再解读表达我们对于传媒教育核心问题与热点问题的理解。传播的社会功能与传媒教育的使命

传媒产业是随着人类传播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产业，这种产业是因为向社会提供信息才变得有价值，才受到社会尊敬，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如今，传媒的产业属性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得到强化而其社会属性往往退居其次甚至有时被忽视。面对竞争压力，传媒把自身的生存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把商业利益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讨论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因为这个问题关乎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使命，关乎新闻传播教育的方向。

院长教授们的回答勾勒了新闻/信息传播与社会辨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新闻/信息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正如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拉里·格罗斯教授所言：“在现代社会，传播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因传播体系和机制而改变，因此传播研究已经是希望为这个世纪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的中心部分，因为鼓励传播研究有助于推动几乎所有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新闻/信息传播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不能被无限夸大，正如密执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查尔斯·萨门教授所言：“实际上，传播只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萨门院长以当前热点研究领域——健康传播——为例表达了对传播的社会效用期望过高的担忧，他说：“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政策决策层中，国内外的健康传播理论都已非常热门。我忧虑的是，对健康传播的期望已超出了它的潜力。也就是说，行政管理者们认为，作为社会变迁的载体，传播应比它现在实际表现的更为有效。”正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是社会发展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新闻传播研究者有必要在深刻体会新闻/信息传播与社会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如何正确、充分发挥新闻/信息传播巨大而有限的社会功能，并且有必要及时地把研究发现传授给正在从事新闻/信息传播事业的业界人士或将来准备从事新闻/信息传播事业的学生，同时致力于培育与提升广大民众的传媒素养，让全社会懂得新闻/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帮助全体社会成员采取更加积极而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加入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各种信息流的各个环节中，并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美国丹佛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迈克·沃斯教授认为：“影响公共政策是媒介研究的至高境界。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政策及实施过程进行研究，以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社会视角的媒介行为研究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相关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各学院通过设置相关课程让学生懂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伦理、媒介法规、媒介与社会等成为国外新闻传播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时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乔·福特教授特别指出：“美国大部分新闻院校都要求学生修大众传媒法律、大众传播伦理以及大众传媒与社会等课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唐娜·洛根

传媒研究者清醒地看到了传媒伦理的滑坡，并积极致力于围绕媒介权力与责任、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教授本人就将宪法第一修正案、诽谤以及媒体伦理作为研究重点。他说：“在我们学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的研究是活跃的，信心是充足的，尽管美国公众认为修正案过去曾享有过更多的信仰。在2001年一项由“自由论坛”——一个非党派的国际基金组织——做的全国性调查中，49%的人强烈或适度同意这个观点——‘第一修正案承诺的权利太多了’。2000年只有22%的人同意这个观点。这个上升趋势是令人不安和发抖的。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自由主义者华伦（Earl Warren）的支持下，新闻自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张——有一些扩张，也有一些滥用。长时间以来，新闻在美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对这个扩张的自由的挑战一直是存在的。尖锐的批评矛头指向近来媒体惹人注目的伦理道德的偏失。”北卡大学的赵心树教授认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近20年来最显著的两大变化之一就是“对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重视”。

正是基于对传播与社会辩证互动关系的理解，对媒介伦理法规、媒介与社会等相关课程在学校传媒教育中以及在大众传媒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的共识，院长教授们特别强调：“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使命是培养社会责任感”（乔·福特）；“培养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保持一个民主社会的信息流通”（马里兰大学菲利普·迈瑞尔新闻学院院长托马斯·康科尔教授）；“教给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热情”（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杰弗里·考恩教授）；“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肩负着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公正、平衡、全面地报道”，“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强大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的大学项目是重要的”（道格拉斯·安德逊）。

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迈克·帕克斯教授特别强调：“我们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和离院的最后一课就是学习并懂得——确保你的作品陈述事实、准确、真实、公平和富有同情心。这是优秀作品的五个标准。我们的培养任务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学生成为优秀传媒工作，成为有职业伦理的记者，成为为美国民主做出贡献的新闻人，我每次提到传媒工作者时，也包括公共关系的学生。”

国外院长、教授们关于新闻传播教育使命的共识也是中国同行的共识。2005年1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起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上，包括8所国外院校在内的61所中外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在“北京共识”上庄重地签字，共同认为：“新闻传播事业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新闻传播工作者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担负着神圣职责。”（“北京共识”第一项）“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职业良知、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应当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自豪感担负起培养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责任。”（“北京共识”第三项）本科教育：一个目标与三个重点

社会对本科生的需求量最大，因而本科教育通常也是各学校规模最大的组成部分。通常来说，州立大学的学生规模比私立大学的学生规模大，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有3500名本科生与80名研究生；密执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有3400名本科生及约200名研究生；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有近600名本科生、近100名研究生，其中包括40名博士生；马里兰大学菲利普·迈瑞尔新闻学院有500名本科生和70名研究生；丹佛大学传播学院将本科生保持在500人左右；依阿华大学在新闻传播学的所有课堂听课的学生加起来有700人左右，但只有350个左右算是新闻专业的学生。教育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市场规模，但也有学院表示为了保证小班上课的教学质量而有意识将招生规模限制在一定数量。

从专业构成看，大多数学校都将新闻与传播相关专业纳入了本科教育，并在新闻专业、广播电视制作专业等传统专业的基础上，在近20年大力发展广告、公共关系专业并在近几年整合广告公关创造策略性传播专业，同时发展以互联网为重要媒介的多媒体融合专业。由于专业设置的扩展，大部分学院将自己的名字也进行了扩展，命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本着以人文基础教育与通才教育为核心的本科教育理念，大部分学院的专业设置采取全面开花的策略。北卡大学的理查德·科尔院长就这样介绍本院的专业设置：“我们学院的本科专业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它覆盖了绝大多数的职业领域。在研究生层面，我们一流的硕士及博士专业并不力图求全，而是聚焦在我们有非凡所长的领域里。”

从新闻传播专业的行政归属看，大部分学校将新闻与传播的各个专业都纳入同一个学院——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但也有大学将新闻学院与大众传播学院分开在不同的学院，如密苏里大学下设的新闻学院和传播系是各自独立的。在同一个学院里，有新闻传播分属不同系（如南加州大学）或者没有截然分立系的两种模式。英国城市大学时任新闻系主任

罗德·艾伦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要理清楚新闻学院/系与传播学院/系要不要分开设立实际上很难而且意义不大。我们从这些深度访谈中归纳总结出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结论——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三个重点层面：

一、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大学所承担的为社会培养人任务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学院课程占1/3、院外人文科学课程占2/3早已成为美国国内公认的本科课程设置框架。乔·福特表示：“强调人文科学教育是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的重要信念。我们相信应该强调人文科学教育，因此要限制学生所能选的新闻课程的数量。我们希望学生不要忽视本大学的其他学科以及在他们追求新闻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本大学所能提供的其他条件。”规定学生选课结构是保证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有的学校也鼓励学生通过修双学位的方式加强人文科学的修养。

二、专业技能训练

以采写、编辑、制作、设计、策划等实务训练为核心的专业训练课程因为需要动手反复操作才能达到熟能生巧，占据学生的时间也最多。实务需要动手练习才能具体应用各种理念也早已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共识，因此，可以让学生动手操练的相关实验设备成为衡量学院实力的重要标尺。保证足够的设备并尽可能及时更新成为很多学院引以为荣的竞争力。密苏里新闻学院以自办商业报纸、电台、电视台为荣，而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则更强调所处的媒介中心和国际大都市能为学生提供的实习平台，并认为社会大平台有助于学生了解真实的传媒世界和社会现状。

三、思想思维培养

人文素质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帮助本科学生毕业时找到第一份工作一般问题不大，本科教学的任务也算基本完成了。但当我们多次接触到“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思维训练而不是技巧训练”这样的字眼时，我们更体会到思想培养和思维训练是本科学生除了表现出“动手能力强，上手快”的优势外，还能表现出“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优势的重要教育观念。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系主任史蒂夫·琼斯教授直接把帮助学生脱离入门层面的工作作为教育的目标：“大部分学校的传播学专业把帮助学生找到第一份入门的工作（entry-level job）作为教学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相信，他们凭借在上学期间的工作和实习经验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教会他们一些东西，比如研究、批判性思维、管理，这些能够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入门层面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从事薪酬更高更有吸引力更有趣的工作。从事入门水平的工作所得到的报酬甚至不能补偿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的花费。”

笔者非常认同强调思想培养和思维训练的教育观念，因为思维定势往往影响行为方式，而通过基本技术关的新闻传媒人最终较量的是思维和思想，同时，新闻/信息传播面临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而新闻/信息传播本身也日渐复杂，仅仅具备基本的业务技能而不懂得更宏观的大传播，不懂得社会与传播的关系将难以胜任当今的新闻传播工作，更不用说在激烈的竞争中把握大势、审时度势从而战胜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根据来阐述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方法对思维思想训练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方法是：

1.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具有悠久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课前充分准备为前提，以鼓励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充分的思想碰撞为教学目标，对学生的思维拓展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学生构成具有充分的多样性时，这种训练的意义就更大。

2.重视传播理论的学习。这成为培养超越入门水平的更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重要途径。密苏里大学传播系比尔·贝诺特教授这样分析密苏里新闻学院保持传统魅力的秘诀：“密苏里新闻学院这么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们比以前更加注重理论研究方面的课程。其次，他们在全球新闻和网络新闻研究方面有很多前沿性课题。想要保持老牌学院的荣耀，就必须一直关注前沿理论的研究，做学科的带头人，并且敢于尝试新的研究领域。”而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

迪恩·米尔斯

3.重视调查研究方法的学习。本科生要学习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概论性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有助于本科生作为研究成果消费者的时候能更正确和理性地辨别他们将来可能用于报道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另一部分是新闻记者所必备的调查研究方法。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四门专业核心课程是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概论、传媒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法律。加拿大的洛根院长介绍说：“我们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新闻记者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for Journalists）。这门课很重要，因为优秀记者和平庸记者的区别就在于优秀记者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而不是被动接受官方和公关部提供的资料。这门课教学生如何通过图书馆、因特网、法院、政府部门和企业搜集资料以及怎样判断信息的可靠性。”这类课程适合于本科生教育和偏重实务的研究生教育。

4.重视国际思维的培养。国际思维、国际视野的培养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日益重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交流，同时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并与各地同行交流，这成为很多新闻传播院校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的两条必要途径。很多院长介绍说，他们把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重要工作，而同期保有几十名、几百名国际学生成为大多数学院的目标之一。霍华德大学约翰·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

詹尼特·戴特

综上，培养记者编辑、广告公关等新闻与传播实务工作者仍然是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核心目标，但当今的媒介生态和社会生态对实务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毕业生在离开校园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而各校为了让自己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也通过多种途径让学生准备得更充分。硕士教育：两个目标与两个重点

硕士教育是本科教育的继续，是博士教育的准备，因此，硕士教育通常有实务导向和研究导向两个目标。这是国外对硕士教育的基本共识，对中国国内也不是新闻，但国外院校服务两个目标的清晰思路和保障措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这个清晰思路就是让新生自主选择实务取向或研究取向，然后分别进入两个不同的课程体系学习，并最终分别以实务性作品和研究性论文毕业。这个教育思路需要的主要保障措施是研究和设置两个不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体系，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

北卡大学的赵心树教授认为：“新闻实践人才和新闻研究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求很不一样。如果学生说将来想从事实务，课程体系就是围绕实务的，毕业时提交的就可以是实务作品而不是学术论文。如果学生想从事研究，课程体系就更偏重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毕业时提交的就是学术论文。”这种两个目标两套体系的双轨制教育模式在学习时间相对比本科和博士阶段短得多的硕士教育阶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依阿华大学的波伦鲍姆教授这样评价这种双轨制教育模式：“研究型硕士要做学术论文，而专业型硕士往往是那些来自新闻报道一线又想在毕业后回到一线的学生，我们不要求这些学生做学术论文，他们的毕业项目可以是长篇的新闻报道。……专业型硕士的作品往往以发表或者展览的形式向公众公开，而不是藏于图书馆的书架上。我很喜欢我们学院专业型硕士的培养模式，就是特别针对学生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

除了上述两个导向的培养体系外，国外硕士教育的两大趋势值得关注：一个是更强调人才的复合性，另一个是更强调人才的专业性，也就是硕士教育重在培养复合型的专门人才。这种趋势突出表现在实务导向硕士项目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趋势也是当今硕士培养的两个重点，是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途径。“复合”的重要内涵是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的横向拓展。为了保证异质知识结构，避免同质知识结构，一些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就鼓励学生跨专业跨校报考研究生。赵心树教授阐释了北卡的招生主张：“因为硕士培养的目标很明确，学了新闻传播本科的学生，至少本校的学生一般不会再考本校或者本专业。我们不主张学生本科毕业后立即考硕士，不主张考本专业，更不主张在本校读本专业的硕士。”一般来说，国外院校主要招收两类学生攻读硕士学位：一类是有新闻传播从业经验但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传播的学生；另一类是想今后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非新闻专业的学生。这两类学生进校后集中精力学习系统的新闻传播相关知识并接受比本科复杂程度更高难度更大的实务强化训练。

在复合人才的培养模式方面，充分借助综合性院校的多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联合培养是国外很多院校的做法。跨学科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通常仍然由新闻传播学院对学生进行教学管理，而要求学生到参与联合培养的学院选课。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与本校相关学院合作，在2005年推出的四个专业方向（商业和经济新闻、科学和医学新闻、艺术和文化新闻、政治和国际事务新闻）则采取了将专业教授请进来有针对性地为新闻专业学生授课的新模式。该院副院长大卫·克拉特尔教授解释说：“如果让学生去其他的学院选修课程是有问题的，全世界都一样的问题。首先，他们不一定被允许修想学的课程，因为其他系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学生，而不是我们的。其次，我们的学生不一定上过一些选该课前要求上的必修课程，例如，一个商学院的全职学生在上一门专业课之前已经修了很多别的课做铺垫，而我们的学生却没有的基础。因此，我们这个项目不是把自己的学生送出去，而是请进来一些教授。他们专门给我们的学生上课，即使课堂上只有6~7个学生。但是我们感到把教授带到我们自己的教室比把学生送出去更有效。我们将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教授这些专业知识，这对新闻学院来说是过去不常见的。”这个新项目的学生将来做硕士论文时将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的老师，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老师。

这个项目的申请人需要在哥伦比亚大学或者相同档次的学院获得过新闻学硕士学位，或者取得了足够的专业成就，并且有相关记录可以证明。这种高起点的复合教育是为了新闻记者能够在某个专业领域作出更精深的报道，这是专业化的一种体现。

硕士教育专业化发展趋势的另一种表现是硕士专业方向比本科专业更细分了。例如，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传播系的硕士项目有五个方向，包括娱乐管理、市场传播、战略与公司传播管理、法律与政策以及信息与传播技术。在本科阶段完成基础教育，到硕士阶段专攻某个方向，这是硕士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模式。博士教育：一个目标与两个重点

被称为“议程设置”理论之父的

唐纳德·肖

高质量的教学与研究是学院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也成为学院的追求。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迈克·帕克斯教授介绍说：“美国的四年制大学中大约有420个新闻专业，大约125个专业已经获得新闻与大众传播认证委员会认证。在这125个中，90％的专业注重专业研究。”

从学生意愿看，有兴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也在增加。时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乔·福特教授介绍说：“我们的硕士生教育致力于提供高级职业训练，主要面向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不过，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我们鼓励他们的选择。”一部分硕士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在硕士毕业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密苏里新闻学院布莱恩·布鲁克斯副院长介绍说：“大约有75％的学生会选择做专业项目，因为他们不会去读博士学位，而是到新闻媒体工作，他们希望能更好地练习自己的技能，并把目标放在一些专业领域，如深度报道、科技新闻、健康新闻等方向。大约25%的学生会写论文，其中有些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对申请读博士学位来说是必须的。”选拔博士生也是三个学历层次中最严格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每年从大约100多名申请人中仅仅挑选出4~5名。

博士研究方向比本科和硕士都要宏观得多、理论得多。例如，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提供三个博士研究方向：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tudies)和文化、批判与修辞研究(cultural, critical and rhetorical studies)。该院院长

卡尔佩柏·克拉克

理查德·科尔

博士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应用所学的研究方法独立地或者与导师或其他教授一道做研究项目。他们通常“必须掌握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唐纳德·肖）。博士生的论文入选重要学术期刊或被重要学术会议录用也是学院学术水准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各学院都非常鼓励学生向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投稿，并提供不同程度的经费支持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关于博士生应该做的和可以少做的，

赵心树

唐纳德·肖教授则对博士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现在的很多年轻博士生，应该去业界工作获得一些实践经验，然后再回到理论研究，这样会比较容易出成果。”两大保障体系之一：教育目标导向的师资结构和教师评价体系

师资力量无疑是教育机构最核心的资源，而资金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保障。师资力量状况与对教育目标和实现途径的理解、用人制度、评价和晋升体系等诸多因素有关，而教育资金状况与教育经费制度、资金渠道、资金筹措环境、学院的各种努力等因素有关。因此，师资和资金问题实质上涉及两大保障体系。

教育目标导向的师资结构和教师评价体系是我们所调查的大部分学院采用的机制。

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主要聘用的是获得博士学位、以科研见长的研究型教师。例如，密苏里大学传播系

比尔·贝诺特

以新闻传播实务为主的学院主要聘用的是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业界人士。最典型的要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全职教师只有20多人，但从各大新闻媒体聘请的兼职教授超过120人，许多主干课程也是由兼职教师担任。该院副院长克拉特尔教授说：“在这里教书，我们不需要博士文凭。我就没有。但我们坚持教师应该有高水平的专业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地工作，花很多的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除了博士项目的教师外，我们的老师都不需要有博士文凭。”

英国城市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德·艾伦教授特别强调实务经验对于新闻教师的重要性：“实质性的、可量化的新闻实践经验是新闻教师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与学生沟通的能力。其他背景是锦上添花，不是必需的，比如学历，有更好，没有也不影响。我们学校不会因为没有学历限制教师的晋升。……总之，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

实际上，像密苏里传播系和哥大新闻学院这样单一导向的新闻传播院系比较少，大部分院系都兼有实务操作和理论研究，因此这些学院的教师也通常由来自业界和来自学术圈的两部分人组成。唐纳德·肖教授这样介绍北卡大学的教师构成：“我们有理论课，也有实践课，我们的师资也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擅长研究、有博士教育背景的，他们主要讲授理论课程，比如传媒历史、法律、理论与研究方法等，不一定涉及具体的操作实务；另一类教师来自业界，占到教师总数的40％，他们具有很丰富的报纸、出版、和广播电视方面的实际经验，他们主要担任写作、编辑等操作课程的教学。第一类教师每周需要上两次课，但科研的要求高一些。第二类教师需要每周上三次课，但科研的任务要少一些。”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萨莉·费德曼教授说：“我们为我们那些大受欢迎、声望很高的实践类课程感到骄傲。针对这些课程，我们需要一些来自相关行业的顶级从业者，他们必须和当前的实践业务保持联系，并且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实践部门的工作。我们同样为我们的理论课程、博士项目和学术声望感到骄傲，所以我们同样需要从事研究的教员。但是，很难找到同时具备研究能力和行业经验的人才，所以，我们同时招聘两种人才。”

对两类教师实行不同的评估标准也是很多学院的做法。一般来说，学院鼓励来自业界的教师继续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或其他实际工作，并认可甚至要求他们多发表创造性作品。哥大的克拉特尔副院长说：“学院对教授没有研究方面的要求，但有很严格的发表作品方面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能定期出书，但是，不是关于理论的书，也不是教科书，而是关于新闻的书籍，深度的、非虚构的、需要作者本人进行大量报道的书籍。同时，在一些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经常发表作品。这就是我们代替研究让老师从事的事情。”

依阿华大学的

朱迪·波伦鲍姆

尽管都采取实务与研究不同导向的双轨制业绩评估体系，但在给两类教师的最终待遇上不同学院还是有差别。

在密苏里新闻学院，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实务教师就不能被评为终身教授。布鲁克斯副院长介绍说：“我们有两种教师，传统的学术型的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他们教授很多概念性的、研究型的课程。我们也聘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担任教师。我们的81名教师中这两种大概是对半分的。专业实践教师是教授一些技能课的，例如报纸采访、报纸编辑、广播采访、杂志编辑等，他们教授学生在工作中需要的技能。我们努力建立一种不同的轨道，使得专业实践教师也可以得到提拔并增加工资，感到在这里工作很愉快。不同之处是，他们不会有终身教职，不会像其他教师一样享受免于被解雇的保护。这是唯一的区别，因为从内部来说，我们对待他们是完全相同的，都被称为教授或副教授。”

北卡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则为两类教师都创建了终身制轨道。院长理查德·科尔教授说：“我们学院有两个终身制轨道，这是我从许多年以前就开始致力构建的，是我很自豪的一个制度。我们的模式已被全美许多其他学校效仿。我们有传统的学术终身制，同时有职业终身制。两个制度都有成文的具体规范。两个终身制的一个关键是，对于学院，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主次之分，没有一二等之别。两个轨道上的教授们互相尊敬，士气很高。”

不过，不止一位院长表示两类不同背景的教师实际上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模式，要他们真正的相互理解、相互尊敬并精诚合作仍然是一大挑战。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杰弗里·考恩教授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两个系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传播系，得到终身教授的人或绝大多数申请终身教授的人都有博士学位，也许为数很少的人有工程或法律方面的高学历，但几乎都是博士毕业。他们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们在学术环境中长大。新闻系更多是基于职业成就。拿新闻系主任迈克·帕克斯和传播系主任拉里·格罗斯来说。拉里·格罗斯35年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宾大度过了35年，出版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图书和文章，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迈克·帕克斯并没有博士学位，但是他很聪明，他是一名世界有名的新闻工作者。迈克·帕克斯一直对学术感兴趣，但是他从来没有教过书，也许从来没有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如何评价这两人的成就？如何让迈克·帕克斯尊敬拉里·格罗斯，拉里·格罗斯尊敬迈克·帕克斯？我认为这种转变正在发生。这是一个挑战，会一直是一种挑战。但是你一旦能够突破那种挑战，也许你就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是否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实行双轨制用人制度与评价体系也与不同国家的教育传统有关。基于我们的调查，我们注意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用人制度上相对比加拿大和韩国更灵活。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唐娜·洛根教授认为过多强调教师的学位是一种错误。她说：“UBC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对教师资格最重要的要求是博士学位。即使是以职业培训为主的学院，学校也力图使其增强学术氛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学术课程一定要归为纯学术（purely academic）或纯专业（purely professional）两类，还有第三条道路——半专业半学术。这第三条道路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认可，但我相信它会成为第三类。”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康贤斗博士介绍说：“韩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学和美式教学很相似，但本科教学就大相径庭。韩式教学的实践训练比较薄弱。主要因为：第一，传统韩式教学比较偏重理论；第二，学院即使加强实践训练也不见得会为学生就业带来多少便利；第三，学校也缺乏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专家，因为想成为韩国的大学教授就必须拥有博士头衔，而有博士头衔的人很难有时间去从事长期的媒体实践。因而大多数学校在这方面只能依赖媒体人士的客座讲座。但还是有一些变化。韩国的主要新媒体和广播公司了解职业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更偏向于雇用接受过实践熏陶的学生，而不是单纯的人类和社会科学学生。因此，学生们也渴求实践技能和在工作中会用得上的知识。许多新闻院校都急于寻找具有丰富媒体实践经验的人，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博士头衔。没有博士头衔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媒体人是否能得到学界的尊敬还是一个问题。”两大保障体系之二：多渠道资金来源

新闻传播学科的绝大部分实务性专业都需要实验设备，因此，这个大学科在很多方面具有理工科的性质。有关传媒与社会的大量研究必须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闭门造车的研究方法从来都被国外学界所鄙夷，而原创性、亲眼观察亲口提问的一手信息的研究被视为真正的研究。鼓励师生做研究，参与学术会议，到海外学习都需要资金做后盾。资金状况也会影响到学院吸引优秀教学与研究人才的能力。资金充足是学科发展的发动机，而资金匮乏即是学科发展的瓶颈。这是国内外的共识。一个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会惠及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教育界，而经济滑坡、社会不稳定也会秧及教育界。“9·11”的后遗症对美国教育界的最大影响就是政府的教育预算减少而资金渠道受到部分基金会实力下滑的影响也在萎缩。各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们强烈感到资金方面的压力和拓展资金渠道的迫切性。北卡大学的理查德·科尔院长说：“钱在如今也是个大问题，因为州立大学的预算一直在被削减、削减、再削减。这样，您就不得不另辟蹊径找钱，从私人那儿找钱。”密执根州立大学的

查尔斯·萨门

对美国很多大学来说，院长亲自出马筹措资金并不是新鲜事，但现在院长们在这方面投入的工作量大为增加，为学院找资金成为很多院长的第一要务，有的院长感到自己的管理观念和工作重心都在发生转移——从学术管理转向资金募集。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考恩教授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工作：“一般来说，我通常早上5、6点开始工作，有时工作到晚上11点。作为院长，我的很多工作与募集资金有关。我和一些潜在的捐款人或大学现有的捐款人一起度过很多白天或晚上。”

霍华德大学约翰·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教授从时代华纳、微软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等机构筹集到了大笔资金和赞助。她回忆说：“我开始担任院长的时候，我以为我只需要在课程设置、组织学生以及课程管理运作方面领导全体教职员工，而所有这些都属于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一旦真正深入到这个职位角色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转变。我所在的大学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筹措资金方面。所以对于我来说，挑战来自于转变观念，即想办法做学校现在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发现我很喜欢筹措资金，因为我觉得我们给予合作伙伴的也不少。我们把这视为双赢的局面，我们的合作伙伴给予学校资金援助，而我们培养了能胜任并做好工作的学生。这是互利互惠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教授强调与各种基金会建立良好关系，培养感情对学院发展很重要。他说：“我们已经与那些和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合作的主要的基金会发展了良好的关系：约翰和詹姆斯·奈特基金会（The John S.and James L.Knight Foundation）、自由论坛基金会（the Freedom Forum Foundation）、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基金会（The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Foundation）、詹姆斯·考克斯基金会（The James M.Cox Foundation）、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学院任职期间，我们从各种基金组织吸引了大量拨款，我现在在宾州州立大学也这么做。大多数基金组织对新闻与大众传播项目的资助重点在新闻传播职业取向的活动上以及学生奖学金。与基金会的行政人员以及委员会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建立良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这方面需要持续地关注。好的提案当然是最关键的，但长时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感情’也非常重要。”

大钱办大事，小钱办小事。当获得巨额资金的时候，院长们就琢磨做个标志性工程。例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在2004年左右得到唐纳德·雷诺兹（Donald W.Reynolds）基金会的捐助，数额高达3100万美元，学院就用这笔钱创建了旨在增进世界新闻传播实务界以及学术界交流与学习的唐纳德·雷诺兹新闻研究院（Donald W.Reynolds Journalism Institute），并为之修建了一座大楼。该机构的成立意味着密苏里新闻学院将在与100多个国家已有的合作基础上以更大手笔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米尔斯院长表示成立这个机构是出于战略考虑：“雷诺兹新闻研究院的成立象征着我们的新战略——超越新闻教育与研究本身，拓展与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新闻实践水平。”

院长们介绍的捐助个案显示，资助者与受资助者兴趣点的重合是获得资助的重要因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向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资助了一个在癌症传播研究方面的优秀中心。这个中心意在用最有效的传播方法，为所有需要癌症信息的人最大程度地扩大信息的接触和使用。这个中心的任务是研究围绕着癌症的复杂的公共信息环境以及该环境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教授介绍说：“多数研究中心需要通过外来的基金以及偶尔的馈赠来自筹资金。比如，我们的体育新闻中心，就是从对该领域有兴趣的私人捐赠人那里得到运作基金的。我们打算再增加一个亚瑟·佩吉中心（The Arthur Page Center），它将成为收藏佩吉的作品、大事记以及与今日公关领袖、公关公司有关的磁带和DVD的基地。亚瑟·佩吉是第一个在公共关系的职位上当上大型公司的官员和主管的人（1920年代在AT&T）。我们已经从一位希望佩吉的遗产通过系统的研究得以保存的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六位数字的捐赠。”

2002年9月19日，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庆祝来自安伦伯格家族1亿美元的礼物时，在巧克力棒上印上了安伦伯格大使亲自题写的文字：“为所有人服务是我们学院不变的宗旨。”该院院长杰弗里·考恩教授说，这就是学院的办学方向。以安伦伯格命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也留下了这个家族服务新闻传播事业的痕迹。实际上，冠名成为很多捐助者服务公益事业的重要记录方式，也是受资助机构给予资助者荣誉性回报的重要方式。卡尔佩柏·克拉克传播与教育是天生的颠覆性活动个人简介卡尔佩柏·克拉克（Culpepper clark）：20世纪60年代分别就读于爱莫利大学 (Emory Univeristy)和北卡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1年进入阿拉巴马大学工作，自1979年开始担任行政工作。历任美国南方传播学会主席和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1993年出版的专著《校舍之门：阿拉巴马大学种族隔离的最后一站》(The schoolhouse door: Segregation’s last st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广受赞誉，在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中位置突出。传播与教育是天生的颠覆性活动——专访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卡尔佩柏·克拉克教授采访者：周树华 徐洁采访导航对卡尔佩柏·克拉克教授的采访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他在回复邮件时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深入的访问，而他本人也乐在其中。克拉克院长从多个角度介绍了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以下简称阿大传播学院）的构建、特色以及他本人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看法，其中不乏洞见。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相信读者在阅后不仅会对阿大传播学院的办学特色有一个全面了解，同时，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大背景也会有鸟瞰式的体察。新闻传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渐入佳境，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如果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能从克拉克教授的答案中获得些许裨益，那将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嘉许。

学院掌门：一样的喝彩给不一样的角色问：您从1979年就开始担任行政职务，历任其他三所大学的系主任和阿拉巴马大学校长执行助理。自1996年开始，您担任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在您看来，大学的行政官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素质？哪些事情最让您感到满足？哪些事情对您最富挑战性？

答：担任行政职务最吸引我的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为一个学术机构裁定和推进一幅战略图景。作为院长，为调动教员和学生的积极性去努力开发和规划各种资源，这最让我感到满足。最富挑战的就是，如何让教师的精力和才能充分释放出来。问：您讲授过演讲和辩论方面的课程，并且作为辩论队的教练获得过全国大奖。阿拉巴马大学在地区和全国性的辩论赛中也屡屡获奖。是什么造就了这支成功的队伍？阿拉巴马大学又是如何开始和保持它在这方面的优势的？

答：1946年，阿拉巴马大学开始了它的现代辩论时期。成功的关键是训练水平和财政支持。高水平的指导发展了学生的才智，而充足的财政支持让这种才智获得了竞争的机会。问：您有多年从教的经历。您说过作为行政管理者自己可以获得喝彩，而事实上您的远见和决策从来没有缺少过掌声。但是您表示，希望别人更多是因为您所著和所教而记住自己。这如何理解呢？

答：任何具备社交技能和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事我现在的工作。一旦我离开办公室，这个机构对我曾经在这里服务过的记忆大概会保持3年。但我的作品却能长时间保持吸引力。即使我离开很久，读者还是会记得我。问：您有多部著述，《校舍之门：阿拉巴马大学种族隔离的最后一站》是其中广受赞誉的一部，它为我们讲述了这所大学过去的种族问题。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书的？我们与阿拉巴马大学能从这一段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答：巧合的是，这部书也涵盖了我人生的第一个20年——1943年至1963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有自传的性质。民权运动是我们这代人的机会。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成长而且很早就应募到了这场运动中，这让我对这个主题有相当重的情结。我的确相信，真诚面对历史教会了我们谦卑而且鼓励那些希望做得更好的人们。跟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国南方成了居住的好地方。但这不是因为我写了这本书，而是激发我写这本书的精神。问：请给我们描述一下您在工作和家中的一天。

答：我早上7点钟到达办公室，处理电子邮件和信件，然后就是不停的会见和会议。我会经常出差来寻求对学院的支持。在最近的鉴定报告中，5年内我们筹得1160万美元的经费。仅2004年一年，我们就有六七百万美元到账。我也会找时间读书、写作和发表作品。我在大多数学期有教学任务，但最近几年这项任务有所减轻。我还指导论文和担任论文答辩委员。同时，我是阿拉巴马州人文学理事会的成员，并且在州公民宪法改革和历史委员会供过职。我也服务于两家营利机构。通常，我在下午6点回到家，喜欢修剪后院，看棒球比赛和读书，晚上11点休息，第二天5点起床开始每天45分钟的步行晨练。这就是我的一天。

学科创新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问：在您的领导下，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三大学院。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学在传统学科的包围下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定位。传播学院是如何确立自己在大学校园中的角色呢？

答：传播学科的招生规模到处都在不断扩大，而工程学科则在缩减。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是由信息驱动的。我们的成功是基于过去对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较早投入。举个例子，1955年我们组建了阿拉巴马州历史上第一个教育电视网络。这种主动性所造成的影响帮助我们铺平了现在的路。再者，我们的前任院长是比尔·梅森(Bill Melson)和爱德华·穆林斯(Ed Mullins)，他们的工作让我们学院能有今天的光辉成绩。问：自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加入学院后，你们就从“传播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更名为“传播与信息科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为何变更名称？您会向其他大学推荐这种做法吗？

答：我们大概是全国第八所进行类似更名的学校。从那以后又有很多后来者。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联合，也值得鼓励。问：除图书馆系以外，学院的其他部分包括了4个系：广告与公共关系学系、传播学系、新闻学系和电视电影学系。从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上来说，它们是怎样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上共同运作的？在其他的一些大学里，这些系科可能会设置在不同的学院里。把它们设置在一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答：从历史上讲，新闻和大众传播系已经能很好地一起运作了。传播学系似乎还有些隔膜，但是我一直希望它与其他单元能很好地整合工作，共同发挥作用。问：学院包括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这个研究机构在詹宁斯·布莱恩特(Jennings Bryant)教授有力的领导下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答：我想传播研究所在詹宁斯到来之前就已具备雏形了。我记得爱德华·穆林斯在担任副院长期间领导过这样的机构。不过，詹宁斯1987年到我院以后，研究所则有了现在的定位。问：除了传播研究所以外，学院还设有公共电视和广播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elevision and Radio)。它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答：学院拥有丰富的制作资源。我们对公共电视的主要贡献是为阿拉巴马公共电视台(Alabama Public Television)制作的纪录片，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美国公共电视台采用。公共电视广播中心还提供原创纪录片和本州新闻服务。我不能想象一个学院缺失类似于公共电视广播电视中心这样的机构还能从事认真的媒介研究。问：学院不久前刚刚收购了一个商业电视台（WVUA）。全国的州立大学中只有密苏里和巴黎圣母院大学设有同样的机构。收购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学院和你们的学生能从这家专业电视台获得哪些益处？

答：这主要得益于资金的支持，尤其是保罗·布来恩特（Paul Bryant，阿拉巴马历史上最成功的橄榄球教练之子——作者注）160万美元的资助使之得以实现。我深信从事职业运作是理解传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于那些有志于从事电视节目制作的同学来说，这个机构能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电视形象是如何创造和解构的。这也增加了他们对未来雇主的价值。问：学院为创造性媒介研究中心斥资1300万美元购置设备。这种革新和有洞察力的概念是从何而来的，这个中心的使命是什么？

答：我们是想结合制作和研究的资源于一体。创造性是其中的焦点，因为媒体的关键是创新的内容，尤其在广播电视媒介中更是如此。问：您对学科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

答：我希望能够看到新闻与大众传播系建院。我们已经收到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和其他一些方面的资助，总额225万美元，用以兴建全国第一个以“教学报纸”(Teaching Newspaper) 为基础的社区新闻学(Community Journalism) 硕士学位。我们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对这个项目的资助有望达到150万美元，同时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主要发展规划在进行中。不过，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吸收优秀的教职员工和招录出色的学生，对这两项事务的规划也在进程中。

重实践的本科与多产的博士教育：杰出系友层出不穷的秘密问：学院的本科生有很多机会把他们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你们有电视台、广播站、学生自办的报纸《红白报》（Crimson Whit, 红白是阿拉巴马的官方颜色——作者注）以及在线新闻网站“阿拉巴马日界线”(Dateline Alabama)。在这些机会的背后体现了何种教学哲学？学院如何在人文教育和实践训练中求得平衡？

答：我之前提到的制作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算新，约翰·杜威在20世纪早期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正如一位老师解释形体印象是如何在自我意识中形成的那样显得多余了。问：您对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有什么期望，他们理应达到何种境界？他们准备从事哪些类型的工作？校友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如何，可以给我们介绍其中杰出的几位吗？

答：我希望看到学生毕业时很快乐，渴望去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他的一切也会随之而来。我们杰出的校友包括供职于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部的约翰·可川 (John Cochran)、ESPN体育报道的雷斯·戴维斯 (Reece Davis)、赫斯特传播集团(Communication Hearst)高级经理戴伯·施弗 (Deb Shriver)，还有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之父盖伊·特尔斯(Gay Talese)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前执行主编郝威尔·雷纳斯(Howell Raines)，等等。问：学院在博士教育上十分多产。《新闻与大众传媒教育家》(Th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在博士生毕业人数这个项目上一直把学院排在前十名。这对学院作为一个整体有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答：唯一可能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被看做或者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条生产线。但是证据明显与这个结论相反。我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出色的，例如，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现在已分别吸收了我们4名和3名毕业生。此外，累积的事实不断表明我们的毕业生正在获得提升或者即将成为终身教授——这都是好的讯号，表明我们对他们教导有方。问：学院提供三个博士研究方向，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tudies)和文化、批判与修辞学(Cultural，Critical and Rhetorical Studies)。提供这三个方向是出于哪些考虑？

答：这样的设置代表了学院里的主要学术方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以及传播学研究。

教师队伍构成应多元化问：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学院教师队伍的大致情况，他们的最终学位获得情况、职称、年龄以及性别。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

答：我们有60位全职教员，其中45名拥有博士学位，而30％是女性。我们的终身教授所占比例略高一些，但是时间会改变这种状况。十分明显，我们需要更多的女老师。教师中少数族裔的代表性曾经获得奈特基金会的首肯。问：您曾经说过，学院的成功建立在教师成就的基础上。您的教师队伍获得了哪些杰出的成就呢？

答：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离不开教师的研究和创造力。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老师担任过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Education)、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和美国广告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的主席。在过去的4年中，我们的老师获得过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的各种最优奖项。我们的教师担任3本学术期刊的编辑。传播管理协会上次发表的一篇关于电子传播和媒介研究现状的调查文章中，我们排名第六。所以，我们学院的确是一个多产的机构。

寄语中国同行问：您曾在2002年访问过中国，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印象？如果有人问您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何建议，您会对行政长官、教员和学生说些什么呢？

答：中国是个美丽的地方，它让我想起幸福是植根于文化和传统的。我希望中国能记住传播和教育是天生的颠覆性活动，我希望他们在政治和文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拥抱它。惯用的说法就是，尽其所用。

乔·福特

让新生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问：您的头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从2000年8月起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院长。您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的会长，同时又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的委员。除了这些行政职务外，您还是教授并且从事广播电视新闻、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我的问题是，您如何在行政工作、教学和科研三方面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自从您担任院长和会长以后，您是不是不得不放慢科研的速度？您在做院长后是不是减少了授课时间？

答：在美国，院长几乎是全职的工作。里里外外有很多事需要做，比如联系支持学院建设的校友和媒体，组织学院日常工作。有个别人能在做好行政的同时保持杰出的科研成果，但这样的人不多。通常能坚持做一个项目，但做科研和教学的时间大大减少。

8年前，在我刚开始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我在科研方面还能保持相当活跃。最近5年，我放弃了绝大部分项目，只保留了一个项目。这是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回到教师系列的原因之一。我担心，如果我离开科研太远、太久的话，我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我给新生上讨论课。我认为，让新生有机会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是很重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教过海外学习班。在某种程度上，行政领导最好不要试图上太多的课，因为您很难给予这些课应有的重视。有几次，我发现自己没有充分准备就在上课前最后一分钟冲进了教室。当您90%的精力都花在别的事情上时，就很难用剩余10%的精力做优先顺序中很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学院的领导应当与学生接触并且表现出对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每当有教授邀请我做讲座或出席特别的课时，我总是很积极地参加。问：在您看来，学院院长更像是一个负责把握学院发展方向而不必具体操持日常管理事务的领导人还是应当既是领导人又是经理人？

答：院长的角色因学院规模而异。小型学院或系的领导基本上是事必躬亲，助手很少。大型学院的领导可以规划大方向而依靠系主任和副院长做大部分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领导们必须意识到，协商决策是美国学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大量的时间需要用于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并努力使大家达成共识。问：请描述一下您典型的一天。

答：像所有行政领导一样，我的大量时间花在回复电子邮件上。因为我工作时间已经很长了并且所处位置比较显著，我收到的很多邮件都与我们学院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您的采访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行政领导，我需要做很多有益于本领域或有助于同事们的事。我需要花时间规划和实施学院的总体管理。由于我们学院所在地区是美国最大的20个传媒市场之一，我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建立与本地区的关系并培养潜在的赞助者。然后，就是各种人事报告、公关决策、年度报告、特别报告等任何行政岗位都需要处理的工作。从2001年担任AEJMC的会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一种对该学会的责任。另外，我还活跃于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问：在做大学教师之前，您做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卡尔·阿尔伯特（Carl Albert）的新闻秘书和美国众议员大卫·麦柯迪（Dave McCurdy）的行政助理。您还做过美国之音和俄克拉荷马新闻网的记者。这使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新闻官和职业记者——来实践新闻。这两个角色对您后来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

答：我很幸运能在进入学术圈之前就有了新闻和公共关系的工作经验。为发言人阿尔伯特工作期间，我经历了水门丑闻的高潮和尼克松总统对中国与前苏联政策的剧变，这些都是一个人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经历。与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以及报道政府的高级记者们接触使我受益匪浅。在美国之音的经历同样让我受益。它使来自美国小地方的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它向我展示了这个大千世界，展示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美国之音严格的编辑制度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问：从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硕士和学士学位，从得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您这几个学位分别学的什么专业？哪个专业对您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最有帮助？

答：我获得的几个学位分别是：广播专业学士、演讲传播专业硕士、大众传播专业博士。硕士是特别重要的经历，因为它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理论资料。当时，我一边等待为发言人阿尔伯特工作的机会，一边学习硕士学位。正是这一年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鼓励我进行更多抽象和理论的思考。虽然我是在几年后才读博士学位的，但我已经对学术生活的刺激性有了清晰的概念。我相信，新闻调查与学术调查之间有某种天然联系，但必须有一种催化剂把你推到另一个层次。我很庆幸演讲传播专业硕士为我准备了这种催化剂。

名气并不直接等于质量问：在加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之前，您是南伊利诺伊大学大众传播与传媒艺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教授，你还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及俄克拉荷马大学做过教授。在您看来，这四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有什么异同？您怎么评价这些异同？

答：我很幸运能在新闻学界享有很高地位的大学任教。新闻学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学院享有很高的地位。俄克拉荷马大学在成立Gaylord新闻学院之后，新闻学的地位也得到提高。在康奈尔大学这个典型的常春藤名牌大学，新闻学的地位要低得多，但是新闻学院因为身在其中而受益颇多。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名气并不直接等于质量。我见过一些很有实力、具有一流教学质量的新闻专业院校，但它们没有得到全国的承认，没有获得应有的知名度。一旦学院获得最高荣誉，这种荣誉就会永远伴随着学院，除非学校发生非常有负面影响的事件。这造成一种相当静态的环境，其他处于上升状态的学院很难突破进入名校圈子。另一方面，除非身居知名大学，否则很难被承认为优秀的新闻学院。我知道的四五个非常出色的新闻院系因为所处的学术大环境而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我很幸运能领导以美国最受尊敬的新闻人之一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我相信人们都认识到，沃尔特·克朗凯特不会将他自己与一个没有继承和发扬他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标准的学院联系在一起。克朗凯特学院前任领导的杰出工作造就了优秀的学生和教师队伍。毫无疑问，克朗凯特学院的质量是名副其实的。问：您活跃于多个国家的国际项目。在过去的15年中，您曾经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项目，以加强南亚的新闻教育。基于您自己的经验，南亚的新闻教育给您什么样的印象？与美国新闻教育相比，主要差别是什么？

答：南亚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之地。20世纪90年代，私营电子媒介迅猛发展，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印度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大学层次的新闻教育明显不足，几所大学和培训机构才刚刚开始教授新闻和大众传播或者更新它们的课程。不过，它们面临资金短缺的障碍，不能创建用于学生实践的实验室。它们面临的另一种障碍是媒体的不信任态度。特别是印刷媒体中的很多编辑和发行人不相信新闻部门需要大学毕业生。在今后的10年，我相信整个南亚的新闻教育将有巨大的进步。问：您访问过中国吗？在中国做过类似的项目吗？如果没有，您打算做吗？您对中国大陆的新闻教育了解多少？问：我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我访问过韩国、回归前的中国香港，但没有去过中国内地。2002年，我本来被邀请带团去中国大陆，但由于这边的行政事务而没有成行。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获得一个去中国大陆的机会，因为我经常听说中国新闻教育正在发生很多令人振奋的变化。我的同事玛丽—卢·加利森博士在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内地回来后对那里的一切大加赞赏。美国与中国的教育机构显然有极大的合作机会。我期待着与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我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接触过不少中国学生。我可以想象这些特别优秀的学生回国后将对新闻与新闻教育产生较大的影响。问：您在英国办了14年“海外学习班”。这种班是什么性质？基于您的经验和观察，您对英国的新闻教育印象如何？

问：我的教学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就是在南伊利诺伊大学组织的“海外学习班”。看到学生们离开本土文化去探索另一种文化的奥秘真是件非常愉快、刺激的事。你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我真的喜欢与他们一道体验那种精神之旅，一道探索英国传媒与美国传媒之间的不同之处。由于英国非常强调公共广播，与美国更加市场导向的广播制度形成很大反差。

由于经常有国际学生参加这个班，我们又获得了额外的比较机会。英国是美国人应该访问的好地方。文化的相似性与无障碍语言交流使学生能更精确地理解专业讲座。

以克朗凯特命名学院使我们受益问：我发现克朗凯特学院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电信学院，另一个是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哪一个是正式的？电信与大众传播差别很大，你们为什么用两个名字呢？

答：最近，学院的教师们投票决定将学院的名字定为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我们感觉电信这个电子工程术语与大众传播完全是两回事。此外，我们的课程设置覆盖了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和在线新闻。新闻与大众传播符合我们新的课程方向。问：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中国的很多新闻学教授、学生和记者都知道他。我认为，把一个著名记者和新闻主播的名字镶嵌在新闻学院的名字里，这种做法很罕见但很聪明。自从你们学院在1984年被命名为沃尔特·克朗凯特学院之后，学院在哪些方面受益于这个新的名字？我在你们教师的名单中看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名字，他仍然是你们学院的兼职教授吗？

答：我们极其自豪能与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位“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人”和美国最优秀的记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从这种联系中获得了巨大的益处。他每年都来亚利桑那向优秀记者颁发克朗凯特优秀奖并要与我们的学生见面。学生们为能听到他的演讲欢呼雀跃。克朗凯特总是能与学生进行非常棒的沟通。

强调人文科学教育是我们的重要信念问：你们学院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答：我们的主要兴趣在本科。我们相信，我们的本科是全美国最好的本科之一。我们的硕士项目也很强。由于我们学院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非常注重研究，我们对科研同样很重视。我们也积极为本社区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问：你们有近1400个本科和预科学生。他们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什么？

答：除了做新闻记者外，很多学生毕业后会从事公共关系、媒介管理以及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工作。我们的本科注重宽基础，这使学生在大众传播领域能获得更广的就业机会。问：你们学院要求本科学生选修本新闻专业以外课程最低达到80学分，其中人文学科不得少于65学分。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的本科生需要在本学院修不少于30学分的课程。那么，学生在本学院所上的课程不到全部课程的1/3。美国的新闻学院都以这种比例分配学分吗？这个比例被证明是成功的吗？这是不是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的要求？

答：强调人文科学教育是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的重要信念。我们希望学生不要忽视本大学的其他学科以及在他们追求新闻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本大学所能提供的其他条件。问：你们学院本科新闻与传播专业共有五个方向：新闻学、媒介管理、媒介分析与批评、媒介制作、传媒战略与公共关系。据我观察，本科生在本学院不低于30个学分的课程主要分为3个学群：本专业核心课程（12学分），本方向必修课程（15学分），从其他方向选修3~9个学分的课程。这个比例被证明是成功的吗？这是认证委员会的要求吗？

答：大部分学生和新闻教育工作者都会说为了让学生准备更充分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新闻专业课程时间。我们相信应该强调人文科学教育，因此要限制学生所能选的新闻课程的数量。问：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四门专业核心课程是：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概论、传媒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法律。要求本科生修传媒研究方法在美国的新闻院校中普遍吗？

答：美国大部分新闻院校都要求学生修大众传媒法律、大众传播伦理以及大众传媒与社会等课程。我们要求学生学传媒研究方法可能是和其他学校有点不同，但我们认为新闻发展速度很快并且日益复杂，下一代新闻人应该懂得日益复杂的新闻业。问：你们学院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英语之外学一门外语并达到规定的水平。国际学生既然已经有母语如汉语、英语，他们还需要再学别的语言吗？

答：您也知道，美国人的外语水平不高，因此高质量的新闻专业提出外语水平要求是很自然的。我不相信国际学生还需要证明第三种语言的水平。

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培养目标问：你们学院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培养目标：课堂课程教学、校内传媒工作机会、校外传媒工作机会。学生怎么利用这些实践机会？

答：我们大部分的顶尖学生非常充分地利用校内学生媒体然后到校外媒体做实习，比如到凤凰城或者美国其他地方。丰富的实践经验大大增强了他们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问：你们学院的实验室比较多，如编辑实验室、报道实验室、新闻写作实验室、多功能实验室、视觉新闻实验室、音频实验室、视频编辑实验室、电视制作实验室、电视新闻实验室等。您要求所有的实验室都配备最新的设备吗？

答：为最新技术设备找资金是一种经常性的挑战，但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实验经验在我们的优先考虑范围内。庆幸的是，数码时代降低了有些设备的价格，但这些设备也需要每隔3~5年更换一次。问：你们学院的本科生获得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学士学位。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合并在一个学位里？

答：我们的学生在修完四门核心课程之后就从五个方向选择一个方向。他们所获得的学位都一样，但他们所修的课程因所选方向而异。问：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部分，我们在你们的网站上读道：“我们感觉将研究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是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我们既满足了职业记者想提高新闻实践能力的愿望又满足了学生想追求学术之路的愿望。”研究与实践经验各占多少比例？

答：我们的硕士生教育致力于提供高级职业训练，主要面向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不过，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我们鼓励他们的选择。我们正在考虑增加毕业论文选项，这将有助于从事研究的学生。问：你们让实践与理论结合，新闻学与广播电视结合，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结合。“结合”似乎是你们的战略，是这样吗？

答：我们想让所有学生都能接触到高质量的授课、业务实践机会和理论研究。这几方面如何结合取决于学生的兴趣。美国的新闻专业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问：你们的硕士学位名称叫“大众传播学硕士”而不是“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硕士”，为什么？

答：给硕士学位定名的人可能喜欢“大众传播”这个涵盖面更宽的词。

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问：我们注意到，你们的课程分为两大系列，一个是新闻学系列，另一个是大众传播学系列。所有的课程都是由同一个教师团队讲授的吗？有的教授会既讲新闻学又讲传播学吗？

答：两大系列的课程由同一教师团队完成。问：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应当设在不同的学院。如果它们在同一个学院，就应当设在不同的系。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学科的目标不同，大众传播研究需要与媒体保持距离才能保证观察的客观性。因此，大众传播学的教师不需要太多实践经验而新闻教师最重要的背景是从业经验。

答：这种观点在英国比较流行。在英国，新闻专业与大众传播专业有严格的界限。在美国，两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不过，近年来，人们表现出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研究的更大兴趣，并有更大兴趣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领域。问：你们学校的主页上有这样的话：“大部分教师具有多年新闻实践经验，曾经在《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迈阿密先驱报》、《圣彼得斯堡时报》、《国家地理》杂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之音、ESPN体育频道等工作过。”对于新闻教师而言，您认为实践经验和博士学位哪个更重要？你们的教师队伍中有博士学位的占多少？

答：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我们是个很特殊的领域，因为我们要求教师既有数年高质量的新闻实践经验又有高学历。就是说，我们聘请的教师都已年近中年。不过，他们的工资仍然始于起步水平。我们和美国大多数新闻学院一样很幸运能吸引到既有丰富从业经验又有过硬学术资格的高素质教师。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有博士学位占3/4。问：有观点认为，新闻学教师很难在坚持新闻实践的同时保持高产量的科研。因此，新闻教师应当减少科研任务而坚持经常性的新闻实践。

答：有些学院采取双轨制，同时聘请博士和没有最高学历的职业记者。他们并肩工作，只不过博士更倾向于科研而职业记者更倾向于新闻教学。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双轨制运转得很好。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教师能很好地相互补充。问：有观点认为，新闻学因为理论薄弱而不能赢得很高的学术尊敬。大众传播学因为理论性更强而获得更高的学术尊敬。这是有些新闻学者转向大众传播研究的原因之一。

答：在美国，这也不是一个大问题。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学者的苦恼是，在与校内其他学科比较时显得力量不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都有义务证明我们有理论基础，我们在做高质量的研究。问：有观点认为，每当新技术来临的时候，新闻只改变了20%，80%保持不变。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我们应当坚持教授学生那80%不变的内容。掌握20%的操作技术比掌握80%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容易。您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答：内容永远主宰高质量的新闻和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性的。不过，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适应技术并且拥抱技术。问：对于互联网对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的影响，您三年前的观点和现在的观点有什么变化吗？

答：现在的感觉是，与互联网相关的所有内容都应当整合到主流新闻教育中。三年前，我有让互联网独立的想法。问：AEJMC近年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答：AEJMC必须学会平衡教学与科研以便会员相信两个方面都应该是高质量的。AEJMC还不得不研究新出现的领域并确定这些新领域在本组织中的位置。问：请您从AEJMC会长的视角列举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面临的三大首要问题？

答：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驾驭各种传媒的融合问题。有些新闻院系已经把技能课整合在一门课里，学生可以在同一门课里接触到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另一个一直困绕新闻教育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提高科研质量，通过引领而不是跟随新闻传播业提高我们的领域在学术圈中的地位。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将新闻教育整合到本校的大教育体系中。我们经常是视野狭隘、封闭孤立。对我自己而言，如何使新闻教育国际化是个大问题。美国的教育者优越感太强、视野太狭隘。我已经布置了任务，希望借此将AEJMC变为真正的国际组织。问：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使命是什么？

答：我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使命是培养社会责任感。人们希望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做记者的技能而且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唐娜·洛根新闻传播教育需要一次彻底讨论个人简介唐娜·洛根（Donna Logan）：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是加拿大新闻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位女新闻学院院长之一。曾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和《蒙特利尔星报》工作。她为加拿大众多新院校做过咨询，并在加拿大媒体研究论坛、加拿大新闻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新闻传播教育需要一次彻底讨论——专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唐娜·洛根教授采访者：王岚岚 钟新采访导航2005年9月，我们在寻找一位加拿大新闻学院院长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庆典暨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的过程中，经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新闻系原主任林赛·克莱斯勒（Lyndsay Crysler）教授推荐，我们认识了洛根院长。国庆节期间，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表达了希望采访她的愿望并得到她积极的回复。两周内，我们完成了电子邮件采访。2005年11月19~20日，洛根院长如约来北京出席庆典并在院长论坛上发表演讲。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女院长兼有女性的幽雅和院长的干练，令人难忘。“我被任命为院长与我是女性无关”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新闻学院1998年9月创立以来，您一直担任院长兼教授，在这之前您曾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和《蒙特利尔星报》（Montreal Star）工作。被任命为院长时，您是什么心情？从做记者转向做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得知被任命为院长的消息，我感觉被从一个走下坡路的组织中解脱出来去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这真让人激动。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思考和研究新闻教育问题，并且觉得新闻教育设在研究生阶段是最好的。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里，新闻工作者必须有专长，即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一个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和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相结合，一定能造就一个比过去能干得多的新闻工作者。问：据我所知，您是少有的几位女新闻学院院长之一。您认为是什么使得您能够战胜众多的男性竞争者，成为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依您看，一位女院长和一位男院长在某些方面会有不一样吗？如果有的话，有哪些不一样？

答：我是加拿大第一位女新闻学院院长。我相信，在我之前一定还有女性能胜任新闻学院院长的工作，只是她们没有被任命。我在加拿大广播电视界做过许多工作，在大部分我做过的岗位上，我都是第一位女性。无论如何，我相信任命为UBC新闻学院院长与我是女性无关，而更多的是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在东西海岸的各种媒介（报纸、广播、电视）都工作过，在大学里做兼职工作多年，为加拿大几乎每一所新闻学院都做过咨询。我也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即怎样才能把UBC新闻学院建成加拿大知名的新闻学院。问：作为UBC新闻学院院长和教授，您是怎样度过日常一天的？

答：大多数时候，我6点起床阅读两个半小时：在网上读报，不管是地区的、全国的还是国际的，也读一些我必须要处理的会议材料，当然，还有研究文献。我9点30分到办公室收发电子邮件，作为一个院长，通常要开会。一周中有3个下午，我忙于学校的日常事务或者是做研究工作。另外两个下午，我和学生们见面，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是对他们进行指导。每周，我都会被邀请在媒体上就当前的媒介议题做评论，这常常需要准备，搜集相关材料。我没有研究助理为我做这些事。问：您在加拿大好几家新闻学院的咨询委员会工作，并在加拿大和国外的一些大学上课、演讲。您怎样处理校内外各种事务的关系呢？

答：如果你指的是怎样平衡两者的关系，我觉得这正是难点所在。我们学院师资规模小（只有6个老师，其中2个还是兼职的），有50个学生。这严重制约了我花在校外活动上的时间。我想做更多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演讲，但没有时间准备。我确实在很多全国性新闻组织的委员会任职，如加拿大媒体研究论坛（Canadian Media Research Consortium）、加拿大新闻基金会（Canadian Journalism Foundation）、Michener新闻奖（Michener Awards for Journalism）。我也在新闻界的很多比赛中做评委，这也是很费时的。我接受许多媒体采访，常常需要准备。我认为校外活动是很重要的，可以提升学院形象、扩大影响，也有助于我与现实中的媒介领域保持联系。

研究生培养：既有业务训练又有学术研究问：UBC新闻学院隶属于文学院，但它的录取和课程安排却由研究生院负责。新闻学院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吗？如果有可能的话，您认为是什么时候？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做些什么？

答：这是一个富有见地的问题。在很多大学，新闻学院是独立的，尽管这可能最好不过了，但我并不希望它在将来发生。加拿大的大学正在朝着院系合并的方向发展。对于我们来说，隶属于文学院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新闻学本来就是交叉学科，而且也使我们学院在UBC更知名，对新闻学院及其学生在争取中央政府的拨款时是很重要的。问：UBC新闻学院只提供新闻学硕士学位。你们为什么不开设本科生的课程呢？依您之见，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区别是什么？

答：UBC新闻学院只开设研究生课程，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新闻从业者在转向新闻学学习之前，在其他的学科领域也应有坚实的基础。我很赞同这一点，这也是我接受挑战主持新闻学院的原因之一。大学课程只以研究为中心，而忽视业务教育是不现实的。一直以来，加拿大的大学在这两种课程设置方式上有严格的区分。事实上，新闻学院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混合的，既包括业务培训又包括学术研究。

至于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是巨大的。所有攻读新闻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生都有一定的新闻从业经验，即便只有在校报工作的经验。所以，研究生第一学期开展新生入学课程是必要的，但这可能和本科阶段的基础技能课程有很大的不同。学生已经成年了又有工作经验，学得很快，也很乐意接受伦理、法规、批判性思维、媒介与社会、调查性报道、论文写作等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课程很少，不超过18门，主要是以专题研讨、学期项目及其他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方式进行。研究生要为他的研究项目承担更多责任，导师的评价和评分也比本科阶段更详尽。同时，教授们在准备和进行课程教学的时候也会引入一些社会知识，而这样的内容在本科生课程中是不会有的。引入背景知识的水平也比本科生要高得多。问：在你们学院，新闻学硕士生课程是两年，这使我想起在一些西方国家，得到硕士学位只需要学习一年。那么，你们怎样安排这两年时间呢？您是否认为一年时间就足够了？

答：我有时候觉得两年时间还不够。同学们要学那么多东西，尤其是当他们本科学的不是新闻专业的时候。在加拿大，其他两家新闻研究生院（西安大略大学新闻学院和卡尔顿大学新闻学院）的学制分别是一年和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学生根据各自进入研究生院时的新闻从业经验修满36到42学分，至于这些学分怎么修没有固定的模式，除了第一学期有3门必修课，论文写作也要到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才能开始。学生通常每学期修3门新闻专业课和一门院外旁听课，但根据个人的时间安排，也会有所变动。由于第二学年要写论文，第一学年的平均课业负担通常要重一些。实习通常安排在第一学年的下半学年。每个同学都必须在经过学校认可的单位实习至少3个月。问：你们学院课程设置的宗旨是什么？结构怎样？作为一所新闻学院，你们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答：我们的课程设置一直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就是新闻学教育要与本科阶段某一领域的专业教育相衔接。课程均分为四个部分：

● 实务课（针对各种媒体的新闻采访写作课和有关技术发展及影响的课程）；

● 媒介研究（伦理、法规、批判性思维、媒体与社会等课程）；

● 新闻调查（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和课程以及调查性报道）；

● 学科内的其他课程，供学生培养专长时选择。

我们学院老师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体公信力、新闻伦理、财经新闻、犯罪报道和网络新闻。学生的研究倾向于媒体中的问题报道。在我们学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个研究列表。问：您觉得为什么有必要开设新闻伦理以及新闻与社会这样的课程呢？

答：这两门课程都非常有必要开设。新闻伦理是必修课，因为它使学生获得在现代社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新闻业正经历巨大变化。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懂得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作出相应调整去适应这种变化，并为维护和提高新闻水准发挥引领作用。问：请您具体解释一下你们学院开设的研究方法课。

答：我们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新闻记者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for Journalists）。这门课很重要，因为优秀记者和平庸记者的区别就在于优秀记者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而不是被动接受官方和公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这门课教学生如何通过图书馆、因特网、法院、政府部门和企业搜集资料以及怎样判断信息的可靠性。我们在这门课中也会介绍一些行之有效的采访技巧，以便学生能从主要采访对象那里获取可靠信息。我们这门课不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说内容分析。写论文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我们没有正式在课堂上讲授。问：在新闻教育中，实践非常重要。你们学院怎么保证学生能够积累充分的实践经验？

答：除了在许多课程里设置有截稿时间限制的写作训练外，学院还要求学生在经学校认可的媒体实习3个月。我们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各尽其长，并监督他们的实习过程。实习结束的时候，学生及其所在媒体要各自写一份报告，反映实习情况。3个月的实习期似乎正合适，这种实习经历使学生策划报道和完成任务的能力在第二学年得到大大提高。许多学生在经过实习锻炼后似乎更成熟了。问：在中国的许多新闻学院里，大多数研究生没有工作经验，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他们发现很难和那些在媒体工作过的人竞争。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答：在加拿大，新闻研究生院毕业的应届学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和在职人员竞争。事实上，他们有时候具备传统新闻记者没有的一些技能，如互联网写作和计算机辅助报道。近期的研究生大多数有更丰富的学术背景，就像中国的研究生一样，他们缺乏的只是经验。对这里的新闻人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空缺的工作岗位很少。大多数新闻编辑部都加入了工会，人事变动不大。长达一年的实习机会还可以获得，但也不能保证最终能得到一份长久的工作。许多研究生从一个实习单位跳到另一个实习单位，直到找到一个长久的岗位为止，这个过程有时候甚至长达5年。至于克服经验不足的办法，我会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去实习，为可能提供工作机会的媒体撰稿（假如这在中国也可行的话），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为潜在的编辑和老板服务，让他们认识你、了解你。我们教学生怎样在潜在雇主面前推销自己、展现自己的优势。

否定固定专业班模式 强调个性化专长培养问：UBC新闻学院是1998年9月创办的。那时的加拿大新闻教育是怎样的情形？为了在学术界立足，学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比如说在师资和课程方面？

答：UBC新闻学院创立的时候，全国只有两所新闻研究生院，这两所学院都在加拿大的中部，即西安大略大学和卡尔顿大学，全国还零星地分布着七八家教授新闻本科课程的大学。这些学校按照报纸、广播、电视专业把学生编为固定的班级。很少有学校进行媒介问题研究。媒介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领域，与新闻学有直接关系的很少。我制订学院发展规划时研究了现有教育模式，UBC新闻学院的模式和所有这些都不一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UBC新闻学院提供的是以融合为导向而不是严格专业分隔为目的的实用性课程；第二，学院要求学生修一些本院外的学分，这是为了让未来的记者有一个专长领域；研究生课程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媒介研究，这与其他课程内容相似，但是更强调研究。显然，编固定专业班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上，学生需要有专攻，能就某个领域写报道，进而把这作为专长。加拿大越来越多媒体，尤其是报界，要求记者不仅仅掌握表面现象而需要更深刻的把握和分析。

基于此，我们给学院规定的使命是：

培养有专业知识、文化意识，具备批判思维能力，在新闻界表现出色的新一代新闻从业者；

通过对新闻从业者在学术、研究和专业技能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来提升新闻界的实践；

通过加强对新闻在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的理解来推动新闻研究的发展，为加拿大现有的新闻研究作出贡献。

为了实现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优秀的来自学界和业界的教师，这样的人在加拿大不容易找到，但我们已成功地任用了两个非常称职的年轻教师。他们都缺乏大学教学经验，但他们都成为了很好的老师。除了我自己和这两位老师，其他3位老师是签合同或暂时任命的，都是在本地聘用的。问：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加拿大最好的新闻学院吗？UBC新闻学院与其他大学的新闻学院相比有什么特色？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有些主观，因为在加拿大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对新闻学院进行排名。在UBC开设新闻研究生院以前，西安大略大学新闻学院和卡尔顿大学新闻学院在争夺加拿大最好新闻学院的头衔。UBC新闻学院在某些领域是有竞争力的，但上述两所学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都设有新闻学本科课程。

其他新闻学院还有：多伦多的约森（Ryerson）大学新闻学院，只有研究生院以及蒙特利尔的康卡迪亚（Concordia）大学。最好的传播学课程在约克—约森（York-Ryerson）（合作项目）。魁北克城只说法语的拉瓦尔大学（Laval University），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和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 University）大学。

UBC新闻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对学生按报纸、广播、电视或网络分班分组，很注重专业研究，更欢迎那些本科不是学新闻的学生。问： 你们的学生来自哪里？大部分直接来自于大学还是媒体？你们更欢迎前者还是后者？

答：我们的学生差异很大。有些是直接从本科升上来的，但绝大多数已经工作或自由撰稿长达多年。我们有几个学生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即使是那些直接从本科升上来的学生也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至少在大学校报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喜欢有多元背景的学生，并能够根据他们不同的经历因材施教。我们学院很小，可以根据学生个人需要制定学习方案。有些课程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的，比如新闻伦理与新闻法规，因为即使有工作经验的人在这些领域也不一定有扎实的基础，完全有必要学这门课程。到目前为止，多样化的新闻从业经验在课程学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问：登陆过你们的网站，发现上面有2001~2004毕业班同学的照片，并附有个人简介。这在新闻学院网站中是很少见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我们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在加拿大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需要向大家展示他们是如何优秀的。新闻界研究者和媒体都认为这项服务非常有用。我们为我们的毕业生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而自豪，想申请我们学院的人从这些信息可以了解各种未来的可能性。把这些信息上传到网上，吸引了更多的申请者，同时也提高了申请门槛。

新闻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半专业半学术问：你们新闻学院创办了一份名叫《雷鸟》（Thunderbird）的在线新闻评论。为什么用雷鸟作为网络刊物的名字？学生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雷鸟是传说中的一种鸟，它力大无比，一直以来是UBC的象征。我们采用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学生负责这份杂志的编辑出版，并由院长和一位老师亲自做业务指导。这份杂志创办以来一直在不断改进，今年无论是在设计、内容还是在时效上都比过去要更好。问：你们学院很重视论文写作，还有专门的“论文项目”（Thesis Project）。论文写作中的抄袭之风在很多国家都很盛行。你们学院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答：幸运的是，抄袭现象在我们学院还不成问题。回顾这8年，我只能想到一例抄袭，那是一个国际学生，她不懂得我们和他们国家的文化差异，把从网上下载的材料直接用于论文中而不注明出处。我们有软件可以识别抄袭行为。问：UBC有些其他院系也开设了新闻相关课程，还有一些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如“健康服务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Health Services and Policy Research），这些机构提供了与新闻相关的研究机会。新闻学院与它们有合作吗？

答：要求学生选修院外学分就是一种合作。除此之外，我们经常做一些合作项目，尤其是与自然科学院系共同探究科学家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并就怎样做科技报道展开讨论和辩论。每篇论文的院外导师都来自论文涉及到的相关学科，比如有关媒体SARS报道的论文会有一位来自科学系科的教师担任第二指导老师。问：你们教师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在美国，许多学校既聘用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又聘用获得博士学位、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研究人员。你们学院更欢迎前者还是后者？

答：对我们新闻学院来讲，最理想的人选是既有博士学位又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如果我们聘用只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我们就不能使人信服。两者兼备的人不多。2004年，我们试图从广播电视媒体中寻找一位专家，结果没有成功。如果我们学院规模再大些，我们或许可以聘用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博士。有些新闻课程没有工作经验的人也能教，但这样的课程不是很多。

UBC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对教师资格最重要的要求是博士学位。即使是以职业培训为主的学院，学校也力图使其增强学术氛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学术课程一定要归为纯学术（purely academic）或纯专业（purely professional）两类，还有“第三条道路”——半专业半学术。这第三条道路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认可，但我相信它会成为第三类。问：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这在你们学院有体现吗？如果有，你们如何协调这两种文化？

答：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在加拿大的最西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蒙特利尔度过，那里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现在可能比我住在那里的时候要好多了，但我仍然能意识到这个国家的两元性，且深有体会。在温哥华，我发现，双语现象在这里已经不存在了，只是联邦政府例外。在魁北克或其他法国后裔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一些社会精英中间，双语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尽管很多人自己不使用双语。一些人把孩子送到说法语的学校读书。8年来，我们新闻学院的学生很少有人说双语，只有一位来自魁北克的学生说法语。教师用双语的也很少，这些老师曾经试图激发学生对法语媒体的兴趣，却反应寥寥。

加拿大传媒业现状：只有因特网和民族媒体增长问：几十年来，加拿大传媒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新闻从业队伍有哪些变化？

答：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包括技术发展、新闻来源数量猛增、公众更容易获得媒介等。受众获取新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读报纸的人继续减少，电视观众也开始转向因特网，因特网正在迅速成为加拿大人尤其是年轻受众的主要消息来源。新闻业中唯一增长的领域是因特网和民族媒体，而后者的增长很可能是由于移民人口增加。

新闻从业人员正在尽力追赶新闻业的发展步伐，但这些尝试并不太成功。尽管记者致力于报道每天的变化，但他们通常不是变化的积极实践者。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常常拒绝变化。可能是因为相当多的新闻从业人员都加入了工会。比如，在加拿大广播公司，90%的雇员都加入了工会。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一比例是44%。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国内的一些编辑部里有反知识分子的氛围。这种氛围是由老一辈新闻人遗留下来的，他们从抄写男孩（当时全是男孩，没有女孩）做起，然后一步步发展。这些人对受大学教育的人不满，认为没有必要，尽管他们每天都在面临这种必要性。最终这种不满情绪会消失，但就现在来说确实是个问题。问：在保持新闻教育和媒体发展同步方面，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答：我认为我们在保持与媒体同步发展方面做得很好，保持同步面临巨大挑战，有些学校比其他学校做得好。比如，我们将成为加拿大第一个设立便携广播（podcasting）的新闻研究生院。一旦世界成为无线的天下，便携广播就会迅猛发展。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为了使我们的毕业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占据主动，我们有必要让他们学会最新的技术。问：尽管加拿大在尽力维护文化独立，美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仍然如洪水般涌入加拿大。您如何评价这种被称为“文化侵略”的媒体内容进口？

答：这是一个博士论文题目，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回答。但是，我仍然要试着总结一下这个议题，因为这就是记者的工作。确实，美国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期刊和网络都涌入加拿大。美国的电视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以及美国的杂志在加拿大很受欢迎。但是，根据CMRC对2004年新闻可信度的调查，现在加拿大人看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的人数比30年前要多得多，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也在与美国的价值观偏离（麦克·亚当：《火与冰》，2004）。很多实证的和逸事的证据证明，尽管加拿大人乐意接受美国文化，但这并不会威胁到他们的核心价值观，而这种核心价值观与美国人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问：您是世界妇女论坛（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Forum，IWF)在温哥华分会的主席，请问IWF的目标是什么？女性在加拿大媒体中的形象怎样？加拿大女记者的地位怎样？

答：世界妇女论坛是一个网络组织，致力于联合工商界、政府、大学及所有社会领域的高层女性。我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做高层人员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一旦加入了这个组织，不管你在哪里，都是它的成员。这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组织，只是一个为女性设立的网上组织，而男性在网上设立类似的组织已经有好几十年了。由于它的成员仅包括各个领域的高层女性，这个组织在温哥华的学者并不多。现在，我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UBC的校长也曾是它的成员，她后来退出了，因为没有时间参加活动。这个组织并没有致力于提高女性在媒体中的地位，它意在加强各领域女性高层人员的联系。

在加拿大确实有很多组织致力于提升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地位。在加拿大新闻界，女性在报道和编辑领域占据了较多的位置，但在高层管理和广播电视的技术领域却不是这样。在加拿大的主要日报中，只有一位女性发行人。现在负责加拿大广播公司广播部（CBC Radio）的是一位女性（我也曾经担任过这一职位）。主要日报的总编中很少有女性。女性在全国性电视网中担任新闻主播、周末新闻主播，或者作为男性主播的后备主播。问：您来过中国吗？您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者们有什么建议？

答：我以前去过上海和香港，可从没去过北京。现代技术突飞猛进，我建议新闻传播教育者们就教育进行一次彻底的讨论。自电视发明以来，技术就成了驱动力，确切地说是成了传媒业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闻教育的驱动力。内容的改变更加细微，是时候探索“讲故事”的新方式了。罗德·艾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培养目标不同个人简介罗德·艾伦(Rod Allen)：英国城市大学新闻系主任，在加盟城市大学之前曾经担任电视与广播业行业周报《广播电视》（Broadcast）的发行人和总编辑，英国独立电视公司（ITV）的伦敦周末电视台（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时事与特写部的制片人（负责时事、特写、教育和娱乐节目），伦敦周末电视台国际发展部总监（负责国际联合制片）等。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政策和新闻教育等。发表过大量有关媒体问题的文章，并编辑了5本学术研究系列专辑《当前关于广播电视问题的讨论》（Current Debates in Broadcasting）。“新闻学”与“传播学”培养目标不同——专访英国城市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德·艾伦采访者：钟新采访导航近年来，随着传媒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和数量。处于快速变化环境中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实验设备、学生培养方向、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等诸多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内容都处于重组与更新的阶段。现阶段的重组与更新也许将奠定中国未来20年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因此，当今的新闻传播教育者肩负着承前启后的使命。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21世纪之初，中国在探索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途径的同时，非常有必要了解和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办学经验、教育思路，非常有必要与发达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专家和学者沟通。2002年6月30日至7月6日期间，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英国城市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德·艾伦做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笔者利用艾伦先生繁忙的日程空隙就新闻教育的诸多基本而重要的问题与他进行了讨论。

新闻与传播最好不在一个学院问：中国是先有新闻学，比如人民大学新闻系可以追溯到1955年，而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传播院系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兴起。英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英国是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20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如传播对舆论的影响。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Media Studies）院系应运而生。但这些院系创办的宗旨不是培养职业新闻记者，而是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新闻系只有20多年的历史。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新闻系是英格兰历史最悠久的新闻系，有25年历史。来北京之前，我刚参加了建系25周年纪念活动。位于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新闻系的创办时间比我们早几个月。问：从教学和研究的角度看，您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学新闻的学生却需要，理论可以在一天之内就教给他们，但熟练运用理论却需要长得多的时间，甚至要用一生去体验。问：正是因为新闻与传播有不同的目标，所以英国才有严格区分新闻系与传播系的传统，是这样吗？

答：是这样。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系在不同的学院，因为它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是不同的。如果在同一个学院，新闻学与传播学应当在不同的系。城市大学新闻系是独立的系，专门面向媒体培养新闻人才。城市大学也有大众传播系，但不是设在新闻系而是设在社会科学系。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问：把新闻系放在什么学院比较好呢？

答：英国有不同的模式，以名列前茅的几家新闻系为例：城市大学的新闻系在艺术与职业教育学院。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专攻新闻，效果很好，我们的学生最受欢迎。BBC现在有250名我们的毕业生。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在同一个学院，学生学的理论更多但没有城市大学的学生实践机会多。在新闻人才市场上，它们的学生没有我们的学生受欢迎。中兰科施（CentralLoncorshire）大学把新闻系放在商学院，学生并非学习财经报道，新闻系的课程独立于商学院。卡迪夫大学的新闻系在英语学院，但以前不在英语学院。不过，事实证明放在英语学院是不太明智的做法，毕业生的竞争力似乎越来越弱。

不管放在什么学院，新闻和传播最好不在一个学院，如果在同一个学院，就最好不在同一个系。我非常坚持这一点，因为两者的培养目标是不同的。我们的培养目标越明确，我们的竞争力就越强。问：这是一种主流观点吗？

答：很难说是不是主流观点。但我们系的人都这么认为。

大众传播学者应当与新闻媒体保持距离问：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资源是教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师在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上应该有所不同吗？

答：实质性的、可量化的新闻实践经验是新闻教师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与学生沟通的能力。其他背景是锦上添花，但不是必需的，比如学历，有更好，没有也不影响。我们学校不会因为没有学历限制教师的晋升。我们系的所有新闻教师都是新闻从业人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的一个同事，现在50多岁，曾经在地方报纸、卫报和BBC做过很多年。她以极大热情投入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她没有任何大学学历，但我们真的不能没有她。与学生沟通的能力由于难以测量而不太受到重视，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位教师书写得很好，却完全不会与学生沟通，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冷的而不是热的。总之，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

大众传播学的教师却应该与新闻业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大众传播学以新闻和记者为研究对象，如果你自己是记者，与新闻太近，你就不能从第三者的视角，超然地、独立地、客观公正地审视你的研究对象。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要向我介绍一位大众传播学者，可这位传播学者对我说：“我不想认识你、了解你，我不能离你太近。”

总之，传播学者与业界保持一定距离更有利于研究。不过，因为要做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传播学的教师有高学历更好。问：新闻教师首先要完成教学，还有科研任务，还要尽量坚持参加新闻实践。由于每个人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兼顾三方面似乎非常困难。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缓解这样的矛盾吗？

答：新闻教师需要在新闻实践、科研、教学三方面都有所为，但他们往往只能兼顾其中两方面，三方面都兼顾非常困难。要么做好实践和教学，要么做好科研和教学。有的学校与教师签的合同是，增加教学学时，减少科研任务。问：很多人认为新闻没有什么理论可研究，您怎么看？

答：虽然新闻也有很多理论，但很多人认为新闻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大众传播学被认为理论性更强而赢得更多学术尊敬。这也是有些人转向大众传播的原因，他们希望获得更多学术尊敬。英国新闻教育学会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增强其他学科对新闻学科价值的认识。其他学科认为新闻没有很强的理论，因此不把新闻看成是学术，实际上是很错误的。问：英国新闻教育学会的成员构成是什么样的？通常组织什么学术活动？大众传播学有没有自己的学会？

答：新闻教育学会是会员制，会员是机构而不是个人。全英国22个开设新闻系的学校都是新闻教育学会的会员。我们每年都召开学术年会，提交学术论文。年内有几次专题研讨班，比如最近我们刚进行了一次以图表设计制作为主题的研讨班。大众传播学有自己的学会，我们不是它们的会员。问：您觉得学术休假有必要吗？

答：非常有必要，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很难的事，你必须不断更新，需要时间去补充新的知识、新的经验。学术休假不是真的休息，而是在不必教学的前提下有更集中的时间进行新闻实践或者进修课程。我们学校是每隔7年可以有学术休假1年。但是要经过协商，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需要休假。由于实行学术休假，师资可能受到影响。但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可替代的，可以请临时教师，相关费用也应该是在预算中的。问：如果要列出新闻教育面对的难题，您认为应该是什么？

答：我认为：第一，教学、新闻实践和科研永远是一组矛盾，教师的精力有限，必须有所取舍，三件事都很费精力，很难做到三方面都很好。所以必须要有所取舍。新闻教师应该多一些实践而传播学教师应该多一些科研。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第二，新闻教师的资格问题。新闻学科与其他很多学科如法律、文学、历史不同，与传播学也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城市大学对新闻教师有特殊政策，其他很多学校也是，但也有些学校不是。我认为，新闻教育面对的主要是这两大难题。

新闻教育内容遵循8020规律问：世界传媒业发展很快，对新闻人才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让新闻教育内容与现实接轨对教育者也是很大的挑战。你们有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

答：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他们也不清楚几年后需要什么样的人，通常只能预测半年内的人才需求。

超前主要指观念而不是技术。每当新技术来临，80%不变，20%技术部分比较容易学到，我们花更大的精力教学生那80%的内容。

我们的本科教育非常注重宽基础。50%以上的课程为非新闻类课程。我们要求本科生都是双学位，比如新闻与当代历史、新闻与社会科学。同时，本科生必须学习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并且达到相当的程度。问：英国硕士教育通常在一年内完成。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一年学不了什么，因此对硕士生的质量表示怀疑。

答：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系。硕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新闻媒体，而不是研究机构。硕士阶段的课程设置也以新闻实践为主。硕士生在本科阶段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基础，硕士这一年不再像本科那样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是集中学习新闻课程，参加新闻实践。硕士生在城市大学学习一年要进行三次校外实习：圣诞节前后，4月复活节前后，6月修完课程领取学位之前。同时，还有校内的实践，比如电视专业的每个学生都要完成5~6个完整的新闻节目，每个节目3分钟左右。问：在职记者上硕士与没有从业经验的人相比，条件有所不同吗？在英国，新闻从业者需要什么资格证书吗？

答：硕士生的入学资格是，要么有本科学位，要么工作7年。工作7年的在职人员不用参加考试，只需要通过业务技能测验和面试。从事新闻工作不需要像律师证、会计证这样的证书，不要求资格认证。但新闻记者在工作几年后可以参加一个全国证书考试（Nationa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但不是必须的，有的机构老板要求员工有这样的证书。问：几年来，您对互联网的态度有改变吗？

答：网络就是一种媒体，而不是一切。3年前，我也很紧张，以为网络会改变一切。互联网要求新闻人都成为多媒体新闻人，一个记者出门采访要带上各种器材。当时，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新媒体，但不会取代一切，就像电视没有取代广播和报纸一样。我甚至认为，网络的个人化非共时传播使它的影响力难以超过电视。即使人们通过互联网看电视了，也要做电视，也会有电视公司存在，不会只有网络公司统治世界。当然，互联网是工具，用于通讯、资料搜索、网络采访等，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掌握。在互联网背景下，你必须要作出调整，但你不必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可以以一种更轻松的态度对待互联网。问：你们的互联网教学主要有什么内容？

答：我们的互联网教学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互联网研究的相关问题，比如网络伦理、网络法律、对互联网上材料的判断。互联网上没有编辑做把关人。我们教学生在使用网上材料的时候要注意区别。第二，如何使用作为通讯工具的互联网。每个记者都要利用它作为通讯工具。第三，如何利用作为高科技产品的互联网。记者通常不用亲自操作，但要从技术层面了解互联网设计与软件使用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懂得在互联网的传播环境下如何保持读者的注意力。我们的电子出版方向有网页设计等课程。附融合：中英新闻教育走向罗德·艾伦 钟新/文王岚岚 钟新/译随着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媒产业、全球传播及世界范围内的新闻院校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他们正在不断革新、完善自我，以满足时代需要。本文比较研究中英两国新闻教育，考察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着重探究在数字化和技术革新的今天，两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目标及存在的困难。

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基本脉络

1918年10月，中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等人发起创立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一直活动到1920年。该会的宗旨是：“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方汉奇、张之华，2004）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3期《新闻周刊》，它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学会举办了2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毛泽东曾是研究会会员，后来他领导了中国革命。戈公振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国第一部新闻史著作）中称，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因此，中国新闻教育迄今已有85年历史。

1920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开设报学专业，中国正规的新闻教育由此开始。1924年成立报学系，系主任由一个美国人担任。平民大学报学系到1923年才创办，首任系主任为徐宝璜。此后，北京、上海、厦门、苏州、重庆等地的大学也相继开办了新闻学（报学）系科。复旦大学新闻系是1929年正式组建的，今天依然存在。到1949年，全国共有59家新闻系。

在办学模式上，中国早期的新闻系大都仿照美国，以职业训练为重点。教师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报人。主要课程包括：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报业经营、出版、新闻史等，大多数课程着眼于技能培训。实际操作经验在这时期的新闻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很多大学还有学生媒体。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新闻系要么撤消，要么合并，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新闻教育单位，如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1959年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1952年以后的新闻系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制订新的教学计划，重新确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巩固基础与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蔡，2003：67)

新的新闻学院不断建立，到1966年文革前夕已达到16所。那时的学习氛围日趋活跃，在新闻教育培养目标中加入了“新闻教学与研究人员”。(，2003：67)然而，从1963年下半年起，师生下乡下厂，课堂教学难以以正常运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原来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被否定，新闻教育几乎瘫痪。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90年代初开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整个社会发生巨变，新闻教育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1978年以后，新闻教育逐渐恢复正常。1978年，专门招收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成立。

1983年5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了媒介发展及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并达成一项决议，即加速发展新闻教育。这次大会促进了新闻教育的繁荣，到1996年，中国已经有100多所大学开设了新闻系。

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闻传播学”被列为文学门类中的二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的研究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作为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得到认可。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学者就开始把传播学介绍到中国。他们翻译外文著作，并著书立说，还开设了传播学课程。1998年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得到认可，表明传播学在中国的教育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1998年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迅猛发展。到2001年，全国已经有232所高校开办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其中123个是1998~2001年这五年中新增加的。2002年12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是，全国新闻学专业点96个，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点72个，广告学专业点124个，编辑出版专业点27个，传播学专业点4个。

英国新闻教育概况

在英国，大学新闻教育起步较晚。尽管伦敦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新闻教育活动，正式的新闻教育却是由原《图片邮报》（Picture Post）总编辑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70年代早期在卡迪夫大学（University of Cardiff）开始的。城市大学的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开设于1976年，仅次于卡迪夫大学位居第二。现今，在英国高校招生办（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UCAS）的网站上可以看到600多门新闻学本科课程，有约25所高校提供新闻学研究生项目。历史统计数据很难获得，但这些可以证明，自大学开办新闻教育以来，新闻从业人员的构成已大大改变。在70年代，英国有资格进入新闻业的人口中只有大约10%上过大学，这反映在专业人员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上只有不到10%的工作人员有或等同于大学学历。新闻培训论坛（Journalism Training Forum）发布的一份综合调查报告(2002)显示，现在98%以上在职新闻从业人员有某种必备资格证书，且半数以上有新闻学本科或硕士学位。这份调查报告还说，英国现有70000名在职新闻从业人员，这个数字到2010年有望上升到90000。

大多数开设有严肃新闻学课程的大学里都既有本科生课程又有研究生课程。许多大学认为，本科阶段只有新闻教育对年轻人来说还不够，他们需要一种更传统的大学教育。于是，这些大学开设了双学位课程，学生在学新闻的同时，可以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如现代史、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至少有一所大学为新闻学学生开设了考古学课程(高校招生办UCAS，2003)。英国最成功的新闻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用性强，学生毕业后能自信地走上新闻岗位，胜任自己的工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新闻学学位课程不重视实践，有些媒介研究学位只注重大众传播理论研究，并不宣称他们要把学生培养成职业记者。

大多数新闻专业都宣称他们与业界联系密切，以培养满足他们需要的毕业生。但实际上，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先行一步，预见业界的需要。成人教育界对是否有必要让学生为5年、10年甚至20年以后的人才需求做准备有很多争议(鲍德和，1996)。大多数雇主能提前大约6个月告诉教育工作者，他们想要怎样的学生来加入其公司，而对于报业和广播电视的雇主来说，这个时间限度必然还要短些。例如，假如出现像“9·11”以后广告收入下滑的情况，他们必然会调整招聘方案。1993年，也就是10年前，没有哪位雇主会料到因特网今天会如此重要，甚至不会想到因特网会出现。因此，正如其它学科一样，大学应该能够预见到雇主的长远需要——一个刚学新闻的本科生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做好就业准备，这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媒体雇用者的限度。

数字技术的来临并没有如90年代后期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极大地改变新闻教育，并且给英国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结论——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不太可能有很大改变——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但有两方面重要的例外：一是学生们不得不接触数字传输技术，并熟悉基础技术。所以，在英国现在大多数新闻专业课上，学生们除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编报纸杂志外，还要制作网页。二是数字技术在很多方面已成为传统新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Quark XPress和Adobe In Design这样的桌面出版系统取代了传统的铅铸制版技术，Final Cut Pro 和Avid Xpress数字视频和非线性桌面视频编辑系统相继取代了16毫米胶片和线性视频编辑系统，熟练操作这些系统已经成为广播电视记者必备的技能。大多数广播电视记者还要求能够操作简单的数码摄像机和数码相机。然而，告诉人怎样按钮只是技术性的东西，只要老师乐教学生愿学，几天就能教会。新闻教育关键是要传授基础性的原则，如关于版面编排和设计的原则，这些原则长盛不衰地经受住了时间检验，还有关于连续性、关联性和结构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录像带和数码相机发明以前的电影时代早期就提出来了。

在英国，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识别各行各业的新闻工作者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不管他是为哪个平台服务，也不管他是为哪家媒体工作。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懂得准确性、核查事实和公正性，都应该知道地方和中央政府是如何运行的，都应该了解诽谤法和保守秘密法。他们还应该懂得如何提问，如何建立联系人通讯簿，如何满足特定目标受众的需求。他们应该懂得写文章要简洁明快，尽管他们是为《太阳报》还是《泰晤士报》写在写法上会很不一样。他们应该懂得如何在伦理和法规框架内工作。当然，他们也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显然，英国新闻学院的教学注重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但是，它的某些特点使它与商业性的新闻培训不同，与进修学院的培训也不同。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大学教育的大多数定义都提及“思考”和“批判性分析”这样的词汇。把这一目标与实用性的职业教育结合起来至关重要。

20世纪60年代，卡内基—梅隆商学院院长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讲话中提到商学院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包括新闻学院在内的其他学院也要面对的。他这样描述这种危险的情形：“‘实务型’教师越来越依赖工商界，并将业界作为唯一的知识来源。他们不再是一个革新者，而变得有点像当代商业运作模式的一个过时的兜售商。”(西蒙1969, 350页)

西蒙进而指出，大学里的“实务型”和“学术型”员工应合作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强化教学工作。Schön很敬重西蒙，他建议将“思考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um）作为一种战略，并将其置于职业学院工作的中心，以此构建业务和学术之间的桥梁。Schön指出，通过这种方法，职业学院中学术和业务培训之间的矛盾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对新闻教育中的思想层面的重视和价值提升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成人教育领域的研究着眼于探究学生实际经验的价值以及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升的途径，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新闻教育中的思想层面的价值。

正如鲍德和米勒所说：“学习者的每一种经验都会受到他过去和现在环境的影响。每个人都只能适应世界的某些方面而不适应其它方面，这会影响到他的注意力和反应。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们，他们还是会试图自己来解读事件。经验的意义不是固有的，而是解读的结果。对学习者建构经验的方式的主要影响来自于个人和文化史的累积效应。”（Boud and Miller 1996, p.9）

懂得影响个人对共同经验作出不同反应的各种变量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教学中仅仅提供共同经验是有问题的。把学生派出去做报道，甚至是报道一些共同经验比如记者招待会，然后按照外在标准评价他们的报道，这样的做法确实是很好地模拟了实际的工作环境，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提高却是个问题。

上述过程有助于培养思考型实务工作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Schön指出，思考型实务工作者应具备一系列的技能或品质：“思考型实务工作者应致力于现象的研究，擅长描述所见所闻，敢于提出大胆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简陋的经验模式，能创造性地试验自己的模式，并使之与现有的背景协调一致。”(Schön, 1987, p.322)

简言之，思考型实务工作者有能力对其实践过程进行清楚地批判性分析。

通过让学习者对构成新闻教育重要内容的实务练习进行结构性思考，培养懂得新闻活动过程和效果的毕业生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不需要牺牲基于实践的新闻职业教育已经公认的成功。

清晰的结构性思考也可用于强调在现有课程的时间和资源限度内提高新闻实践的技术成分。例如，借助互联网从事新闻研究的班级可以按照经验性学习模式的思路进行专门设计。有个例子体现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学生面对计算机技术的情感问题（缺乏信心，恐惧，不信任）在教学过程的早期就被发现并获得解决。这使得学生们能尽快攻克技术问题，进而学习更重要的内容。一旦对技术的信心建立起来，就可以更直接地致力于结构性和公信力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英两国的新闻教育体系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两国的新闻教育都植根于实用的职业培训，新闻报道、写作和编辑是代表性的核心课程，都要求学生对实践活动进行思考。

中英新闻教育的不同理念与实践

中英两国新闻学院在运作模式上有所不同。在英国，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研究总的来说是各自独立的。在中国，两者的界限很模糊，传播学专业都设在新闻学院里。传统的新闻学院得以拓展，纷纷开设传播学专业，新闻学院的名称被更改或干脆保持不变。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8年改称新闻学院，如今，其中文名称未变，英文名称却已扩展为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些新成立的新闻学院也用新闻传播学院作为学院名称。总之，传播学教育是建立在新闻学教育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常常并存于同一学院。

这也正反映了美国新闻教育界最近的一场争论。在美国，大众传播理论正逐渐融入实用性极强的新闻学院。最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把为新闻研究生院物色新院长的事搁置起来，命令教工们想办法把大众传播理论结合到学院现有的工作中，这在美国引起了一阵骚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报告称，如今的新闻学教师都要求有较高的学历，通常要获得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新闻从业经验也在要求内。在美国，争论的两方以两位学者为代表，他们在最近一期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出版的《新闻教育者》（Journalism Educator）上发表文章。一位是霍华德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她认为：“通过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与其他高等教育学科的出色表现和通过评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老师在校内外赢得的尊重，我们就能很好地评价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Dates, 2001)另一位是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院长劳伦·吉布莱伦（Lloren Ghiglione）他说：“我很担心，很多大学在把新闻教育边缘化（还会有多少学院把新闻二字放在他们的学院名称里呢？），没有对学生的需要和新闻业的需求给予足够的重视，却试图通过改造使之赢得学术声誉。”(Ghiglione, 2001)

在中国，这种争论也很激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教授就此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他把1998年以前的教育模式称为传统模式。他说，“1998年之前，中国新闻教育一直采取传统模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新闻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这种模式的明显弊端在于学术含量不足，导致‘无学可教’，培养的学生‘后劲不足’。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增加”。(吴廷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学教育思考》。他以一系列问题开头，“新闻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新闻传播院系最终目标是为公众和传媒服务还是为解决理论家们在传播学上的是是非非服务？”(李，2001)接下来，他对新闻学和传播学做了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才。新闻学培养的人才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们是通过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为公众利益服务。他们通过为一个国家和公众提供一个精良可信的新闻媒体，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实现，从而培育一个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定义，新闻学是一门采集和讲述故事的学问。但是，这个故事必须满足公众的利益、兴趣和需求，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个特定的利益机构和商业集团。……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不再把传授传统新闻学的基本价值和能力作为核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一线新闻工作者开始蔑视传播学教授，认为他们传授的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假如新闻学融入传播学，媒体将很难从新闻传播学院找到它们需要的人才……新闻学将与媒介专业人员越走越远。”(李，2001)

和吴廷俊以及李希光教授不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传播学。他写道：“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研究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教育。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郑，2002)

新闻学VS传播学

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争论。英国的大众传播研究通常被称为“媒介研究”，教师中教媒介理论的和教实务的有明显的区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认识有关。理论研究被认为更适合于高校教育，而一些大学教师认为实务研究应该是提供进修教育的职业技术学校的专利，与大学恰恰相反。盖勃和菲利普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篇很关键的文章，他们描述了一些学术理论学者的看法，“提倡实务是从外国学生身上赚钱的好办法，但不能作为媒介研究学科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Gaber and Phillips, 2000： 49)不幸的是，盖勃和菲利普进而写道：“这种对实务显而易见的蔑视与在一些持有严重偏见的新闻工作者中流行的一种潮流不无关系，他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来抨击传媒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Gaber and Phillips, 2000： 49)蔑视媒介研究的思潮往往来自业内的培训员，他们中有人认为编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来理解大学里开设的理论课程；全国新闻从业人员培训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ts）早在1952年就很坚决地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实实在在的‘在岗’培训。”(NCTJ, 1952)媒介研究受到轻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获得媒介研究学位的毕业生到媒体找工作时并不具备必需的业务技能来适应媒体的工作环境。考虑到媒体对毕业生的要求各有不同，英国大多数的新闻系主要倚重的就是毕业生就业率。最好的新闻系的毕业生在媒体的就业率是100%，因为他们培养的新闻系毕业生在报社和广播电视台不需要额外的培训就可以胜任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为确保新闻系的课程里有最新的实务培训，英国的大多数新闻学教师都有过新闻工作经历，他们一遇到“传统”的学者就会有争执，更不用说他们对在责任心伪装下的英国大学中越来越泛滥的官僚主义的文书工作有多么不满了。英国新闻教育界人士要承受许多不可调和的压力。他们必须努力教书，研究表明，新闻学院的老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比英语、历史或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老师要多得多；他们必须为报社和广播电视台工作，以获得专业实践经验；他们还必须从事传统的学术研究，为所在的学校或学院赢得科研评估分。英国大部分的大学老师有时间和空间来完成这三项要求中的两项，再从事第三项就几乎再也没有时间了。有些新闻教育工作者喜欢学术研究，很乐意放弃专业实践来从事理论研究，但是，当老师从编辑部实践和技术性工作中退出的时候，学生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另外有些人不喜欢学术研究，宁愿把分配给他们做研究的时间花在专业实践中，这使得他们能紧跟时代潮流，但也使学校领导担心他们没有合理利用研究时间。盖勃和菲利普(2000)说，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鼓励一些大学与新闻教师签定“只做教学”的合同，从而剥夺了他们在合同时间内从事专业实践甚至是搞学术研究的时间。在英国，至少大学里的领导都普遍认同专业实践有时候比学历更重要，新闻系一般是从新闻界选拔最成熟的专业人员来任教，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任何学位就从事新闻工作，当然，那是在专业的新闻学学位可以授予之前。

在中国，许多20世纪80、90年代教新闻的老师来自其他的学科背景。进入新世纪，博士生成为新闻传播学教授的主流。这两类人都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如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有过长期全职专业实践经验的老师还不到10%。但是，当大学教育体系以研究为中心，教学水平和发表论文的数量成为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时，学校也别无选择。师资的供应远不能满足需求。新闻学院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数量不断增加，这需要大量的老师，但是，有新闻背景的老师不能满足需求，很多新闻学院不得不接受其他学科背景教师的申请，如中文、外语、计算机等。这些老师要花时间来准备讲义，这对他们是全新的尝试，他们还要写论文、出书，以保持高产，这是对在职教师的学术要求。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他们每个学期不得不从事教学和科研，没有时间到新闻一线去做实践。

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新闻传播教育不再是廉价的教育，而是昂贵的教育。在设备和人力资源上，都应该有更多的投入。学生也应尽量多积累实践经验，因为就业市场需要他们做好准备。但是实践经验不仅仅意味着熟练操作非线编辑机，还意味着获得好的报道点子。

结语

对这些关键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有趣的是它们的相似之处。中国，英国（和美国）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地位的争论处在不同的阶段，但这些争论本身却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的焦点围绕教学的核心价值（以及这些核心价值所包含的内容），而不是日新月异的技术或体制。数字技术的来临在中国和英国都被公认为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未来的就业模式上。这两个国家争论的共同焦点是教学法和学术问题，是新闻教育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到底包括哪些理论，它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与教学方案相结合，这些问题在两国都还没有定论，但当教师和研究人员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能从两国同行的经验中有所借鉴。采访导航

中文：

1.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第67页。

2.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

4.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学教育思考》，《新闻记者》，2001年第1期，第24~27页。

5.郑保卫，《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和回应》，《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第33页。

6.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www.mediachinanet.com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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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tes, J.(2001), in Cohen, J.,(ed.)‘Symposiu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ism Educator, 56/3, p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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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higlione, L.(2001), in Cohen, J.(ed.)‘Symposiu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ism Educator, 56/3, pp.14-16.

5.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ts (NCTJ) (1952), Training in Journalism：handbook of training.London： NCTJ.

6.Schön, D.(1987),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7.Simon, H.(1969),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2nd edition).New York： Macmillan.

8.UCAS (2003), course search database.Available on-line： http：//search.ucas.co.uk/cs2002/cs.html; accessed on 28 May 2003.Cheltenham, Glo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

迈克·沃斯

院长需具备营造沟通与合作氛围的品质问：沃斯教授，谢谢您接受我的第二次专访，很高兴有机会在北京采访您。再次祝贺您击败两位竞争对手第三次连任丹佛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您的同事为什么会继续推选您呢？

答：我也不能确切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的优势是我做院长的工作已经9年了，对这项工作相当了解，尽管工作内容时有变化与更新。我还回答了教职工向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总的来说，我的回答与其他竞争者相比，更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我想这至少是一部分原因吧。问：他们同时应该也对您的工作业绩很满意。

答：他们一定程度上是满意和信任我的，他们认为我是能够与之共事的，从管理的角度而言，我要努力工作，作出表率。问：他们认为您改变了学院的面貌吗？或者您给学院带来了新的思想，更新了课程，募集了资金？

答：在一些方面我们的确推进了学院的进步。我们成功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我们修正了一些课程设置。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信任我，选择我，正是希望以民主的方式继续推进这些工作。同时，我与上级管理层之间也保持着顺畅而有效的沟通。总的来说，是我出色的工作业绩还有对问题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支持。问：在您作为院长期间获得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答：第一，是经常与教职工交流，保持与每个人倾心交谈，正式或非正式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始终敞开大门。保持自我个性不是最重要的，我的角色是服务他人。如果别人的意见得到大家支持，那也没有问题。另一点很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合作，使教职工也要能够合作。还有，就是敢于接纳批评性意见，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同样也不可能在与其他竞争者的角逐中胜出。如果我听到别人说：“您的工作并不出色。”我就应该尽力做得更好。同事们有时直接向我表明看法，有时是我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教员并不会直接评价我的工作，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听取他们的抱怨和批评。我们正面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绕弯子。这些指责、批评，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会认为是这个人不喜欢甚至憎恨自己。重要的是应该面对工作。做这项工作要具备营造一种对话与交流气氛的品质。问：还记得您初任院长时所面临的困难或挑战吗？

答：最困难的就是建立别人对自己的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担任这一职位。努力让学院的两个系走到一起来，使他们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也是一种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就扎下了民主的根基，学院院长被要求促进合作与联合活动。

院长被赋予调整学院架构的责任，因此，我需要说服管理层调整管理结构以及各系的预算，系主任将本系的报告提交给院长。这需要各方面合作，但当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院的教员缺乏合作、彼此独立。问：合作共事的最大好处呢？

答：有助于开展规模较大的项目，有利于进行跨专业的研究或者开设跨专业的新方向。我们领先于其他学校创建了数字媒体专业，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专业合作开展博士后项目。问：自从1994年您任院长以来，一直坚持教学和科研。您是怎样同时把握这些角色的呢？您曾经说您宁愿做全职院长，这意味着很难同时扮演好多个角色。为了集中做好最重要的一项，是否最好放弃其他的一到两项？

答：如果我们能够朝全职院长的方向迈进，我们就能够为联合博士后计划开方便之门。全职院长最大的任务就是募集足够多的资金。无论院长是谁，都得出去筹钱，否则系主任的预算就会比现在少多了。问：您能用一两句话概括现在所面临的新挑战吗？

答：如我所言，首先是说服管理层允许重新建构各个专业，改变各系的合作现状，使之更好地合作。另一个挑战就是学院的规划，说服学校管理层在资金方面有更大的投入。问：您既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大众传播系的主任，为什么丹佛大学会让一个人拥有两个头衔呢？

答：的确很多人对此有不同意见，甚至学校管理层中也出现了争议。他们也愿意让不同的人来担任这两个职位，但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即便如此，由于我是最佳人选，我的知识结构、我的经验，使我成为两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所以还是得以继续当选。

任何教育模式都应该以行之有效为目标问：我注意到在学院的名称“传播学院”中没有“研究”一词，而在系的名称“大众传播与新闻学研究”中则有“研究”一词，有没有“研究”一词有什么不同吗？

答：如果我们回到以前来重新命名的话，应该是大众传播系，应该没有“研究”一词。从技术的层面讲，应该没有这个词。我们把重点放在实际应用的层面。大众传播是教给人们如何思维和感知的。个人来讲，我并不在意名称的不同。不过，把重点放在传播学院表明我们的焦点是理论传播学、传播过程以及实践技能。当我们在大众传播的基础上增加新闻学研究时，似乎听起来不大顺耳，但是并没有多少不同，您还是可以学到您想要的东西。问：2002年夏天，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时任主席乔·福特告诉我说，在美国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依您看，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有什么样的界限吗？

答：我们在本科层次传授新闻学，而大众传播理论则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有，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与大众传播系相比，新闻学院更倾向于培养实践型人才，我们提供优秀的针对实践技能的课程。新闻学的内容非常具体，包括影视制作、出版、广告等。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则更注重大众传播理论的研究。学生修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实务课两类课程。所有学生接受相同的理论课程学习，比如新闻理论、大众传播理论、写作理论等，这些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媒介法制、媒介伦理则是基础课程。第二类是技能训练，学生可以参加影像制作、公共关系、广播新闻或其他任何课程。

我们开设有三个专业：传播学、新闻研究和数字媒介研究。与专业相比，我们有更多的方向，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学生需要选取理论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生可以说他们的专业是广播新闻学；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如果从事广播制作，他们会说自己的专业是广播制作，但在授予学位时则是传播学和新闻学。问：您对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是什么印象？

答：英国的大众传播教育更关注理论层面的研究。学生对研究层面感兴趣，因此，教授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同质的群体。学生在一个更和谐的环境中学习，而且目标基本一致，这是优点。它的缺点则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够。长远看，他们会成为优秀的信息制作者。不过，我认为在本科阶段倾向于动手方面的操作是可以理解和值得欣赏的，因为本科学生需要基本的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我想任何模式都应该以行之有效为目标。问：在您看来，重实践的新闻学与重理论的传播学如何最佳地结合？

答：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高质量的新闻学而更具有行动能力，不是针对新闻写作技巧，而是理解更高层次的新闻流程的能力，传播研究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媒体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很多优秀新闻工作者都没有经过专门的新闻学培训。一些世界顶级记者也没有获得过新闻学方面的学位。新闻教育者如果只是关注技巧方面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训练出可以提供给受众更平衡报道的学问。学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比学会您需要知道的其他知识难得多。应该给学生提供更宽广的教育内容而不应仅局限于新闻技巧的培训。

媒介专家与经济专家共同研究媒介经济问：您是媒介经济专家。在您看来，媒体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答：首先是技术，技术使一切成为可能，数字信号传输、卫星传送、有线电视平台、高速数据、网络技术，没有技术作为基础支撑，一切都不可能。其次是投资，要有人愿意冒险来实现媒体技术变革，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政策推动。再次是市场，市场如果没有活力，技术、资金的投入就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媒介产品必须集中于消费者的主要需求，以适当价格售卖，在政府的调控下避免无序竞争，控制市场的准入门槛，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问：近年，媒介经济成为中国的热门专业和研究领域。请您谈谈媒介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情况。

答：我没有对媒介经济学的发展史做过深入考证。我想，最早的媒介经济学课程很可能起始于密执安大学。在我去那里之前，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学者开始在密执安大学执教，大概是1970年。有一本书是讨论电视经济的，出版于1973年，这大概是最早的。1974年欧文·莱德曼出版了另外一本。这两本书使教授媒介经济课程容易了很多。好像还没有关于报业经济的书，而只是一些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报业经济方面的文章。有趣的是，这些文章发表于经济类期刊而不是传媒期刊，所以，我不能肯定地说它们就是最早的。这些只是感性、描述性的文章，更多关注产业本身的发展。总之，媒介经济学很可能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问：媒介经济学的研究者通常是什么背景，比如是经济学研究者或者媒介研究者？

答：经济学背景的研究者与媒介背景的研究者合作研究媒介经济问题是比较常见的模式。我是没有获得经济学学位的最早的媒介经济研究者之一。就我所知，美国那时没有人有媒介经济方面的学位，通常是大众传媒方面的博士学位，比如大众传媒、传播学、新闻学。研究领域也比较宽泛，比如研究媒介影响、媒介社会心理。学术研究通常集中于产业发展、产业组织和产业行为中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是社会视角的媒介行为研究。

我的博士学位是大众媒介，我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与一位经济学家合作。他是密执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工作，这样我发展了与这位经济学博士的友谊。他帮助我更多地了解经济而我帮助他更多地了解媒介，在1974~1977年期间我们一起工作。

当我到丹佛大学时，在亨利·布洛克主持下有一个经济系，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给他提供媒介信息，当然我也拓展了我的经济学知识，对经济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对媒介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了。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些项目，撰写一些文章。虽然他和我有类似的背景，他在密执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而我在那里攻读博士，后来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但是他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经济。

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他们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却与研究经济的人共同研究媒介经济问题。还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在教授传媒课程的过程中研究传媒经济。传媒专家与经济学家共事，相互取长补短，这是我的建议。问：美国现在有媒介经济方向的学位吗？

答：没有媒介经济方向的学位，但很多学校开设了媒介经济课程并且从事相关研究。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这门课程，其传播学系有三个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教员。如果现在你想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并想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上，你可以去那里，那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一个学习媒介经济的好地方。还有，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女士(指Sylvia M.Chan-Olmsted——编者注)，她也是在密执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在这方面她非常擅长，对经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媒介经济学已经有了一些分支，如媒介经济、媒介管理等。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有很多人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耶鲁大学的约翰·科芬、瑞典的罗伯特·皮卡德教授都在领导做一些相关的课题，后者主要从事欧洲方面的研究。问：在中国，很多学生认为媒介经济与管理是一个很好的领域。美国的情况如何？

答：在美国，经济与管理是有差别的。有基于管理和经济的课程，但是各有不同。管理类课程更实用，管理课程教人们如何管理生意、调节价格以及管理人力资源等。就受众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如何改进节目内容。经济课程则是教人们金融、销售、财会等。经济类课程则是从社会的角度观照媒介产业运行的表现。管理与经济两者有明确的区分，就研究的层面而言，管理领域更注重其实用性，因而通常更关注对商业有直接影响的问题，而不大可能关注社会的宏观层面。

我在经济方面做的工作较多，但我对两个不同的领域都较了解，两者相似但是目标不同。例如，我曾经为ABC电视网做研究。他们想知道把一个30秒长的片花改为15秒对电视网的商业和财政有什么影响。这种研究不是社会视角的，他们需要一个非常实际的答案，而您只需要给出答案。问：在美国，媒介经济是否仍然是门热门学科？

答：仍然在持续升温。不过，在美国，学生进入传播学系的目的很可能是想做媒介产品，他们希望集中在内容方面，所以许多学生对管理、经济并不很感兴趣，这影响到他们对专业和方向的选择。最热门的领域还是媒介研究以及新闻学的一些方向。这很可能是一个大群体的选择。公共关系、广告这些传统领域也有大量学生很感兴趣。对于管理、经济领域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在教授经济学，在研究媒介经济。问：媒介经济学家是否需要有实践经验？

答：有一些媒介经济学家有从事媒介经营管理的实务经验。媒介管理需要解决很多业务方面的实际问题，实际经验多一些无疑是有帮助的。事实上，我的业务经验相对比较有限，但人们并不因此怀疑我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相反，如果我在业界工作太久的话，我也许还会损失我的公信力。

影响公共政策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问：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是什么？

答：最实际的目标就是使学术成果得以出版，否则我就不会花10年时间使之更趋完善。这意味着我的写作应该服务于学术期刊。期刊要求我们研究能够提供理论分析以得出回答现实问题的答案。第二方面，学术研究最好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如果我对选定作为终身研究范畴的领域不感兴趣的话，我就不大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因为我对这个话题、领域感兴趣，我就有了寻求答案、进行研究的动力。机构内的学术人员如果继续被动进行研究，就会失去创造的动力。问：判断学术的社会影响力的标准是什么？

答：服务相关产业或者影响公共政策。如果您想把学术研究应用于产业发展，您可以选择为该产业研究，应用您的方法，直接为它们完成项目，回答被调研的问题。把研究成果推荐给相关媒体，让它们斟酌选用。作为产业的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的力量以及更高的股价。任何一名商人都愿意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对于媒体的社会影响如电视网影响的研究他们可能并不很感兴趣。产业的心理期望是获得更多顾客，获得更大市场影响力以得到利润。

影响公共政策是媒介研究的至高境界。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政策及实施过程进行研究，以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在经济领域，我认为纯学术的研究会出现在学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建设性言论中，政策制定者也寻求相关领域有影响力人士的意见。

研究者应致力于找出经济活动与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如果它们自身并未意识到问题所在，即便暂时一帆风顺，长远来看也会出现问题。依赖这种分析，您就可以找到更多学术研究的亮点，就可以把理论推向前进。我一旦选择理论研究，在实施研究之前就应该有一定的理论期待，才会有更多发现问题的机会以及更多测试理论模型的机会，这点很重要。

服务于媒介机构的咨询类研究与更宏观的学术研究有时候也能结合起来。咨询的问题则会是公司要求着力回答的，目的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我从数据中得到一些发现，就可以进行学术解读，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问：您如何界定“纯学术研究”？

答：纯学术研究指没有任何人支付酬劳，没有任何人为研究项目买单的研究，因此由于与金钱买卖无关而被看做是值得信赖的。我向你表达我的看法不是因为有人给钱让我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偏见，因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偏见。

国际间媒体合作：长远的伙伴关系最重要问：这次您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庆典，在演说中，您谈到了国际合作，那么，您认为对于中国的媒体，对于中央电视台而言，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面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答：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互学习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都在与其他国家和公司的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这种更为丰富的商业合作环境中，双方能够建立一种意见和服务的交流平台。这种交流当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都能获益的。我认为这种双方的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问：据我了解，很多跨国公司都在和中国进行节目交易，经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节目播映权。我认为这些公司是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您认为这些公司愿意低价售卖节目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节目的出口总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节目则是基于其市场的潜力和发展态势。中国市场当然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中国日益繁荣，消费群体日益壮大，支付这种媒介产品的能力日益提高。中国商业环境的改善是这些公司考虑节目出口的主要原因。不过，它们所付出的和它们得到的回报应该是保持平衡的。如果它们不能从这里赢利的话，它们就不会出口节目到这个国家。在市场上，比如中国，如果它们看不到赢利的前景，它们就不会冒险。短期内，这些公司在不同的国家有可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但如果公司决定在此投资，则这种投资通常会是长期的，它们愿意在短期内赔钱，甘愿冒险为以后能够赢利做准备。但是没有公司会在承担短期风险的同时又去承担长期的风险。在中国，如果它们没有预见到长期的投资收益，它们会谨慎从事。不过，现实地看，基于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短期的投入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做可以促进公司的成长和改善与中国市场的关系。问：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来实现节目交易，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答：是的，这样公司就能够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节目制作或投资于一些由当地制作公司制作的节目，从而实现一种交流。通过建立一种牢固的伙伴关系来制作一些高质量的本土节目。这种战略的延伸是基于语言、文化等的差异。历史地看，当地的一些制作公司制作的节目主要服务于当地观众，而不是为美国观众制作的。中国观众看美国制作的一些节目可能会感觉到有趣，但这不能证明中国制作的节目同样也让美国观众觉得有趣。

媒体合作也应该基于长期的关系。它们当然会从制作节目中赢利，通过二次销售，把一些有趣的节目卖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它们会与当地媒体在市场范围内寻求合作。如果它们要获得发展，可以进行投资，与所在国、当地公司一起努力联合制作节目，或成立合资公司。在这种机制下其中一方提供资本，制作适应本土的高质量的节目以满足当地观众的口味。这样当然可以产生较好的长期效应。在长期的媒体合作中，它们也会获得明显的收益，对于所在国，比如中国，对于当地观众，他们也可以欣赏到更好的节目。

由跨国公司制作的节目适合于出口或进口到所在国，如果它们发展这种商业关系，它们就能获得为其他国家制作节目的较好的突破口。

电影文化：国际语言与文化差异问：您知道，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电影很熟悉，比如《泰坦尼克号》。每年中国会进口10部美国大片。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电影制作水平比中国电影制作水平高。您预测会有中国本土制作、本土内容的美国式大片吗？

答：这是个好主意。在经济计划方面，好莱坞有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美国有巨大的电影市场，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由好莱坞制作的电影主要是为美国观众制作的。这些电影当然是要赚钱的，然后才会出口到其他国家如中国，事实上有25%~28%的赢利来自其他国家。好莱坞擅长于通过发行VCD、DVD产品以及通过卫星或有线电视网的播放，获得票房之外的收益。它们知道怎样通过现有的渠道把节目卖到更合适的地区。

像《泰坦尼克号》可以投资数亿美元，制作场面宏大，费用高昂，足以吸引美国国内的众多眼球，当然还有国外观众的注意。节目质量就意味着观众对此的喜爱，质量就是全部的希望，质量同时也意味着适合消费者口味。消费者认为这部电影质量不错，因此喜欢，也愿意花钱去欣赏。这意味着制作的节目能适应整个世界的兴趣，像可口可乐，全世界都喜欢可口可乐。当然，可口可乐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电影则不完全是这样。有些翻译得不错，有些则不尽如人意，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电影的质量。问：电影有其共同的语言，国际性的语言。

答：使人发笑或幽默的东西是很难翻译或传递的，文化背景也特别难以表达。有很多打斗场面的电影当然是一种更好的、更容易接受的电影语言，但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克服。观众接受一部电影与否，其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电影的目的不完全是克服这种差异，而只能使之缩小。反映一定文化的特定的节目、特定的电影，如果内容平淡，观众当然就不喜欢。好莱坞要生产的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观看，能赚很多钱的电影。问：如果给电影分类，针对出口和进口，哪种电影更能被接受、更能本土化呢？

答：即使概括性的分类也是困难的，有更多打斗动作的电影应该更易于出口，这是一种易于理解、广为人知的形式。问：我们有一些电影出口到了全世界。其中一些电影反映了旧中国的景象，这些电影会不会带给人们一种关于中国的成见？其他国家的观众会想：“哦，中国就是这样的啊！”而如果来到这儿，他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完全不是那样；而如果他们是从未到过中国的本地人，他们就会认为那就是中国。他们从电影中获得了关于中国的错误印象。

答：人们关于国家的形象形成于媒体，如新闻、杂志、电影等。西方国家的很多人从未到过中国，他们关于中国的印象就会与中国本身的形象完全不同。这种获自于电影或其他渠道的印象当然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这类电影其实也服务于中国，因为中国的过去对中国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悠久的历史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

我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美国不是中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国家还很肤浅。所以，如果您从中国到美国，您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对于媒体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的看法是积极的，我并不自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较充分的，不过接触越多，您会意识到您所了解的还太少，保持接触是很重要的。问：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有的中国电影成为赢家，其中多以展现乡土中国的面貌为卖点来吸引评委，我不知道这样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认为这些电影其实选取了一个更具有历史性的主题。如果您在现代背景下讲述一个好的故事，需要做得很出色才能赢得评论家的认可，但好的故事，加上优秀的男女演员和独特的风格可以保证在电影节上广受好评。和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有更多独特的历史，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问：电影为什么要展示落后的一面呢？这一点尽管仍存争议，但我认为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答：一个社会的落后或负面形象通常都会在电影中得到呈现，如果表现得当就会受到影评家的青睐，这也许是审美观的不同。反过来说，这种电影在美国能够大受欢迎是因为我们在消费一种外来文化。看电影的人们尽管各不相同但也有相同之处——相同的爱好、相同的情感，人们渴求幸福、富裕和爱心的心理都是相通的，电影、电视传递给全世界的人们都是这种共通的东西。新闻通常会传递负面信息。现在如果所有人都快乐幸福，在美国这不是新闻。空难中人的死亡，美国总统遭到弹劾，伊拉克爆发战争，这才是新闻。我们习俗不同，传统各异，通过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这种差异正在不断缩小。

一些文化产品在表达着社会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在传递着消极的一面，这就是文化，这就是艺术。

作为媒体的电影、电视具有宽广得多的文化包容性，尽管有可能是相当负面的。在当今世界，由于技术的掌控，诸如人们被谋杀的新闻会得到传播，而较少反映社会积极的情势。

节目制作与发行：本土化内容+国际发行模式问：就我所知，一些谈话类节目，如奥普拉·温弗瑞主持的节目出口到别的国家，节目选择的话题通常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这个节目的基本模式就是用一些集思广益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帮助别人，以成就更美好的生活。

答：奥普拉有她自己的一套。中央电视台可以引进这种模式来成就中国的奥普拉，而且我相信节目可以做得更好，不仅仅是照搬奥普拉·温弗瑞的模式。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节目制作理念本土化，如果我们不知道问题所在，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我们要本土化的东西。中央电视台所要引进的正是这种思路。问：我曾经把美国的另外一些谈话节目播放给学生看，他们议论说：“天啊，这简直是垃圾！”

答：是啊，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人这样认为。有些谈话节目哗众取宠，被批评家批判，收视率也不高。从长期看，照搬模式恐怕也是行不通的。建设性是节目成功很重要的一点。问：奥普拉在美国是大牌明星，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的节目出口到许多国家。您了解她的节目的销售价格和制作费用吗？

答：这类节目可以自由地出口，我不知道具体价格，当然肯定能卖个不错的价钱。我不能给出具体的数据，但是脱口秀节目制作费用低廉。你要是发现某个人是一个不错的节目主持人，你就能主办一档脱口秀节目。但是你需要为主持人支付薪水，为嘉宾支付住宿、餐饮、交通等各种必要的费用。

当您发现适当的人选，在中国，也就是您若发现某个人能够与观众在一起密切沟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他就能成为明星主持人。您要为他支付一大笔钱，最主要的费用就是支付给主持人的费用。预算中也应该包括寻找明星嘉宾的费用。明星能够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

奥普拉在美国能大行其道，在世界其他地方或许同样受欢迎，比如在香港，有的则差强人意，比如丹麦。研究她的节目在哪些地方受欢迎，哪些地方不受欢迎以及其中的原因倒是颇为有趣的。

奥普拉能够与诸多不同领域的人接触交流，但中国的某一主持人可能表现得更好，一切都在变化。如您所知，中国本土制作节目的投资在增加，您可以看到中国有了很多明星主持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同时也出口节目到亚洲其他地区。中国正迅速地加入到媒体合作的领域中来。随着节目市场投资的增加，一些优秀的节目赢得了世界性的认可。问：请谈谈在美国如此流行，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游戏节目《幸存者》。

答：这是一档娱乐类的真人秀节目，在电视网首播，从电视网撤下后作为“离网辛迪加节目”(Off-network Syndicated Program)发行。奥普拉的节目则不是电视网节目(Network Program)，而是销售首播权的辛迪加节目。很多人看第一轮发行的《幸存者》只是想知道最终谁会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买下《幸存者》的播映权。《幸存者》在美国的第一轮播出是在CBS，在中国的第一轮播出则是在中央电视台。像《幸存者》这样的游戏节目模式迎合了不少人的口味，总的来说它还是有趣的，可以作为人们聊天的话题。问：在节目的发行方式方面，辛迪加和电视网这两种节目发行渠道各自有什么样的优势？

答：节目通过电视网发行应该是最有效的。从经济角度看，它可以有效形成规模经济，由整个电视网来分摊节目制作成本。辛迪加成员可以通过出售产品给其他电视台或有线电视网来赚钱。辛迪加可以通过节目打包的形式，减低开支，卖给私人电视台、私人有线网络以及任何您想与之交易的人。在美国，辛迪加在减少，而全国性电视网，如ABC、NBC、CBS、FOX等则有巨大的优势。它们无需支付现金，而是用广告时间换取节目，通过把广告时间出售给广告商获取利润。

对播出机构来说，一种是买节目，一种是卖广告时间，另外也存在两者结合的模式。电视台为节目付一部分款，同时提供部分广告时间。在美国，电视网要支付维护的费用，尤其是大型电视台，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詹尼特·戴特走近这所黑人为主的学院个人简介詹尼特·戴特（Jannette Dates）:曾在多家电视媒体如WBAL-TV（NBC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分台）和WJZ-TV (ABC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分台)做节目主播及制片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媒介中的形象和效用、非裔美国人在大众媒介传播中的形象、多元化文化群体的相似性以及传媒产业和高等教育中多元化的重要性。主要著作有《分裂的形象：大众媒介中的美国黑人》，该书被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于1999年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35本传播书籍之一。近20年来，詹尼特·戴特还服务于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并担任过2003年度此协会的主席。此外，她还在美国广播教育协会任过职，也曾任美国黑人大学传播协会的主席（1997~2001年）。走近这所黑人为主的学院——专访美国霍华德大学约翰·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教授采访者：周树华 叶银娇采访导航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创办于1867年，取名于一位叫奥里弗·霍华德(Olive Howard)的黑人英雄，他因为在美国内战时期坚决反对奴隶制度而闻名。因此，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是更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说法，本文取更通行的译法而通译为黑人——作者注）学生是它的主要招收对象。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创校历史，给霍华德大学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校园风采和学术风格。霍华德大学在注重培养学生学术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他们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思想的包容能力。其下属的约翰·约翰逊传播学院更是遵循多样化这一传统，这从它的在全国享有盛名的跨文化传播系可见一斑。此外，这个学院还同时授予传播科学和传播文学艺术学位，科学和人文的交汇由此可见。该学院所创办的《霍华德传播期刊》（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美国传播学术刊物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学院不凡的名声相辉映的是现任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她是广播教育协会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主席，所著的《分裂的形象：大众媒介中的美国黑人》一书被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于1999年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35本传播书籍之一；此外，她还被全国黑人联盟的百杰女性大奖誉为“2003年度杰出妇女”之一。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戴特院长，一小时的对话虽不能细细描绘这样一所独具特色的传播学院，却也让我们对这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有了一个较直接的认识，其办院风格、办学思想，以及对课程体系的设置对中国的新闻教育不乏可鉴之处。

院长转变观念：注意力从学术管理转向资金筹措问：1972年以来您就一直做行政工作。在担任传播学院院长之前，您曾任副院长5达年。您认为，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答：我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懂得领导的艺术，当然，这要求有充分的自我了解，然后要尽力理解他人，聆听和理解他们的需要，使他们与你达成共识，对学院的发展方向和你有一致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当然，你还要处理文件、电话和电子邮件，这是一个管理者的本职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理解领导者这一概念以及怎样和被领导者交流。问：管理者这个工作给您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

答：尽力使事情变得更好。当我离任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学院会变得更好和更加壮大。这包括许多方面，诸如在课程设置或者教师们希望改善的一些方面。在成为行政人员之前，我从事过教学工作多年，所以当我处在一个能够促进变动的职位上时，我就尽力琢磨怎样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最令我满意的是看着事情朝预期的目标发展。问：您已经从一些著名公司，例如时代华纳、微软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得到了许多经费和拨款。您是怎样做到这些的？

答：我开始担任院长的时候，以为我只需要在课程设置、组织学生以及课程管理运作方面领导全体教职员工，而所有这些都属于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一旦真正深入到这个职位角色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转变。我所在的大学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筹措资金方面。所以对于我来说，挑战来自于转变观念，即想办法做学校现在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发现我很喜欢筹措资金，因为我觉得我们给予合作伙伴的也不少。他们从与我们的合作中获益，因为我们的产品很不错——我们的学生很出色，我们有不错的教职员和课程。所以对他们来说，与我们结成伙伴关系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自己，因为我们正在培养年轻人做好充分准备进入社会工作。为了给我们的合作伙伴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获得了我们所需要的支持以培养能在工作中有杰出表现的学生。我们把这视为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的合作伙伴给予学校资金援助，而我们培养了能胜任并做好工作的学生，这是互利互惠的。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不想培养那种进入社会后就按部就班工作的学生。我们尽我们所能让学生创造性地思考并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社会内涵。尤其是我们的大多数学生是黑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担负着特殊的责任，他们不得不记住他们特别的角色。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帮助他们理解同时也帮助别人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思想。问：你们学院正在筹措3000万美元的资金以修建和装备一个新的电信联合大楼。可以说说相关的情况吗？

答：这是一个联合型的建筑，因为我们将要有一个同时容纳传播学系和电视台的建筑大楼。电视台不属于学校，但我们的学生有很多机会在那个电视台实习或者做志愿工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地和电视台及广播台分享资源的机会。问：资金从哪里来呢？

答：我们正向外筹措资金。我们已经筹措到了800万美元，目前正在努力筹措其余部分。问：你们预计什么时候完成呢？

答：校长说建筑大楼将在2005年开工。除了我们自己，校长和学校正在努力帮我们筹措，但是我们仍尽自己的努力以便更快筹足资金。问：您在一些职业协会组织非常活跃。您在许多协会任过职，比如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广播教育协会、黑人大众传播协会以及其他职业性的协会。您是怎样在行政管理、研究、职业活动和教学上取得平衡的呢？

答：很难。我没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的父母这些年来一直在激励我努力工作。“努力工作”这一习惯在我们姐妹身上从小就已经根深蒂固。如父母所愿，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工作总是一件一件接踵而来。困难是有的，但是如果某样事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其他事务的开展，那么即便事务繁多也是便于掌握和控制的。当我参加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广播教育协会、国际传播协会以及其他协会会议的时候，我和一些做类似工作的同行们交流过。看到其他传播学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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