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7卷 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俊义,刘智鹏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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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7卷 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试读：

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目录如下：

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

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

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　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　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　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　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　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　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　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

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

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张宪文　张玉法目录

总序

绪论 一、香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二、香港史研究的现状三、本书的写作内容与意图

第一章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和香港的华人社会 第一节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一、殖民统治政治体制的沿革二、殖民统治的变化第二节　港英统治下的香港华人社会 一、香港人口的演变二、社会结构的变化三、战前移民社会的特点

第二章　民初香港与内地政局之互动 第一节　广州政府与港英当局的政治互动 一、港英当局对广州政权的敌视二、香港海员罢工的影响三、粤港尝试改善关系第二节　香港与关余事件 一、关余事件的由来二、香港与关余事件第三节　香港与商团事件 一、英国与商团事件二、香港与商团事件第四节　省港大罢工 一、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二、罢工进程与港英当局的应对三、粤港关于解决罢工的交涉与省港大罢工的结束

第三章　抗战时期的香港与内地 第一节　抗战物资的转运通道 一、香港通道的地位二、抗战初期英方在香港通道问题上的态度及变化三、香港通道的历史贡献第二节　香港与内地的抗日运动 一、中共在香港的活动二、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与活动三、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的活动四、香港民众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第三节　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 一、秘密营救滞港文化人二、港九独立大队的武装斗争三、营救国际友人及与英军服务团的合作

第四章　香港主权问题之交涉 第一节　1942—1943年中英关于香港主权问题的交涉 一、中英交涉的历史背景二、1942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第二节　1945年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 一、“二战”结束前国民政府对收复香港的态度二、英国政府对重占香港的态度三、英国对重占香港的筹划四、英国重占香港五、中英受降权之争第三节　九龙城问题与相关交涉 一、九龙城问题的由来二、20世纪30年代中英在九龙城问题上的交涉三、1947—1948年中英在九龙城问题上的交涉

第五章　战后的香港与内地 第一节　中共在香港 一、中共在香港的组织二、中共在香港的活动三、香港政府与中共第二节　民主党派在香港 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二、民盟在香港三、其他民主党派在香港四、新政协运动在香港第三节　国民党在香港 一、组织工作二、宣传工作三、文化教育工作四、社团工作和工人运动五、情报工作六、香港政府与国民党七、驻港澳总支部的没落

第六章　香港经济发展及与内地之联系 第一节　转口贸易——香港经济的生命线 一、从开埠到19世纪末香港的对外贸易二、转口贸易的兴盛期（1900—1941）三、战前香港对外贸易的市场变化四、战前主要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第二节　香港的航运 一、20世纪前半期香港航运发展的历程二、港口基础设施的发展三、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在航运业的体现四、战前香港航运市场与航线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绪论一、香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香港位于中国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南部，珠江入海口东侧。整个香港地区由香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四部分组成，全境面积仅(1)1104平方公里。相较于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香港的面积仅及其万分之一，可称得上是一个弹丸之地。然而，特殊的历史境遇与发展轨迹造就了香港特殊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香港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香港地区自古属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代中国政府都对香港实施了有效的管辖。在清代，香港地区属中国的海防前线，那时的香港岛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偏远小渔村。1840年，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与影响，谋求商业利益，对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发动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彻底改变了中国命运。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国——这个曾创造过无数灿烂文明的古老东方大国，满身屈辱地被拖入了工业革命后四处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时期，而香港也正是在此时醒目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842年8月，英国强迫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此后，1860年，英国殖民者又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端的一小块地区割让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趁中国甲午战败，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际，又逼迫清朝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半岛北部广阔的新界地区，以租借99年为名强行占据，从而构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香港地区。

英国占领香港之后，在英国女王直辖下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并在岛上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任命总督作为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香港从此被迫离开母体，流落到异族手中，这一别长达150余年。英国割占香港开启了中国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与奴役的苦难历程，成了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一个历史象征。

然而，香港这个游子并没有走远。英国占领香港后，将其打造成为英国开展对华贸易的基地，香港依然与内地保持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当初英国之所以选择占据香港，看中的就是其天然深水良港的地理环境，以及从水路进入广州必经之地的优越地理位置。香港开埠后，英国宣布其为自由港，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对华贸易，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已成为远东地区享负盛名的国际贸易中心港。

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一跃而为远东地区的著名商港，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香港拥有天然良港，位处华南地区连接东南亚与欧美各国交通干线的要冲，具有地利优势。其次，港英当局统治香港后采取了自由港政策，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吸引了各国商人来此经商，从而为香港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再次，港英当局在对香港实行殖民专制统治的同时，也从宗主国移植了西方先进的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模式和法治的理念。相较于近代中国内地战乱频仍，香港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也吸引了大批华人和华商来此谋生与经营，这些都是促成香港繁荣的要素。然而，纵观近代香港的历史，在促成香港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所有要素中，广大香港华人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辽阔内地的支撑与扶持这两项基本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这两项要素称得上是香港生存与发展的基石，这一点时至今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英国割占香港后，并未像早期征服北美和澳洲等地那样采取大规模殖民的方式，而是由英国本土选派官员，建立殖民统治机构，采取政治、经济等手段，攫取当地的物质资源，看中的是香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在大英帝国全球扩张的中后期普遍采用的殖民统治模式，在远东和非洲等地普遍存在，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需要依托本地居民来谋求发展。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华人居民人数一直占香港总人口数的98%以上，是香港发展的主要生力军。由于地理上的因素，香港华人移民大部分为粤人，早期来港谋生的粤人主要从事码头和仓储搬运、建筑、海运等苦力工作，这些人生活困苦、地位低下。随着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大批替洋行洽商贸易的华人买办逐渐积累起财富，成为首批香港华人富裕阶层，其后一批粤商也陆续来港开设联号、分号，利用香港的有利环境开展海外贸易。由于业务频繁，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融入香港社会。随着香港转口贸易的繁荣，到19世纪末，华商阶层已成为香港社会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他们在维持香港华人社会的秩序与安定、开办华人的公共卫生事业、办学、慈善、赈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港英当局拉拢的对象。

香港这一以本地华人居民为主的特性，决定了近代香港虽被英国殖民统治，但香港与内地的天然联系从未中断。中华民族是一个乡土观念浓厚的民族，这一点在近代香港华人居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早期来港的绝大部分华人只是将香港视作谋生发财的暂栖地，而非终老之乡。许多打工谋生者都是只身来港，而将家眷子女安置在家乡，将赚到的钱寄回家乡，很少在港购房置业。而在港的大部分华商虽有在港置业，但在内地家乡更是广置产业，功名身份横跨两边。那时的香港华人包括长时间居港者大部分视自己为中国人，不存在身份认同问题，这一特色一直延续至“二战”结束前后，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近代中国遭受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历经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耻辱历程，在外敌环伺、民族存亡之际，中华民族奋起自救，或改良，或革命，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活剧。香港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地方，内地的政治风云变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香港，在政治上每每与内地产生某种程度的互动和联系。而香港处于中西交汇之地，得西方风气之先，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香港也发挥了某种推动的作用，影响着内地。此外，近代香港身处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地理上靠近内地，这一特色也使其成为国内失意政客的避难所和党派纷争中对外宣传与活动的舞台，许多近代名人都在香港留下了活动的足迹，从一个侧面也影响着国内政治的走向。

作为远东地区的著名商港，香港在经济上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对英国来说，香港是其开展对华贸易的基地。英国利用香港向中国输入其工业制成品，同时从中国进口丝、茶和土特产品。19世纪中后期，香港的对英贸易额一直占据其转口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内地。进入20世纪，由于日、美等国的竞争，对英贸易在香港转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名列前茅。对于中国来说，香港是近代中国开展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进出口集散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后期，香港对内地的出口贸易一直占到中国外贸进口总额的半数左右，最高时曾达到56%，而香港的对内地进口贸易则一直维持在中国出口总额的四成左

(2)右。进入20世纪，虽然受英国衰落和香港贸易对象进一步国际化的影响，香港在内地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内地依然为香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对内地贸易额一直遥遥领先其他各国。历史上香港作为内地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所扮演的角色，到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二、香港史研究的现状

香港是自1842年正式割让英国之后，由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一跃而为远东地区著名的商港，从而为世人所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历史较为短暂。有关香港历史的研究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且著述较丰，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欧德理的《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 Kong，1895），韩顿的《香港的历史资料与统计简述：1841—1930》（W．J．Hinton，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841-1930，Hong Kong，1932），塞耶的《香港的诞生、少年和成年（1841—1862）》（G．R．Sayer，Hong Kong 1841-1862，Birth，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Hong Kong，1937）、《谨言慎行年代的香港（1862—1919）》（Hong Kong 1862-1919：The Years of Discretion，Hong Kong，1975），安德葛的《香港史》（G．B．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1958），等等。近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则有韦尔什的《香港史》（Frank Welsh，A History of Hong Kong，London，1993）。西方著作着重描述英国对香港的管理、英人在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突出英人对香港所做出的贡献，许多篇章不免带有殖民主义的偏见，但这些著作中引用了许多西方原始档案，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地学者对香港史的关注较晚。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只出版过一本由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撰写的香港史普及性读物《香港初期史话，1841—1901》（北京，1958），此外，有学者在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有涉及英国侵占香港的专题，在工运史研究中有(3)涉及香港海员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内容，但对整个香港的历史，内地学界则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香港历史问题逐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此背景下，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余绳武、刘存宽主持的香港史课题组，正式开始香港史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则成立由金应熙主持的香港史课题组，逐渐形成南北两个香港史研究中心。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香港，1994）是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课题成果。该书编写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主力，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寄谦教授和香港大学历史系霍启昌博士参加。该书写作过程中曾多次赴英国、香港收集资料，历时10余年完成。该书为内地第一部系统严谨的有关19世纪香港历史的学术专著。书中利用国内外档案史料，对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阶段进行了完整详细的考察，对英国在香港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香港经济、社会以及教育的发展，均进行了独创与全面的论述。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及香港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香港教育署列为香港中小学历史教学必备参考书。

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政治篇）一书（北京、香港，1995），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成果，由该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课题组编著，霍启昌教授参加了部分工作。该书包括20世纪香港政治、香港与内地时局的相互影响和中英关于归还香港的交涉三部分，无论是结构、观点，还是内容，均与以往西方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有所不同。

此外，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香港，1998）一书，四位主要作者刘蜀永、徐曰彪、张俊义、张丽曾先后参与《十九世纪的香港》和《二十世纪的香港》两书的编写。该书引用了上述两书的重要内容，又补充了作者对香港古代史、港英当局统治手法的变化、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及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是一部涵盖香港古今的通史性中文著作。

邹云涛等整理的《金应熙香港今昔谈》（北京，1996）收集了已故著名香港史专家金应熙教授有关香港史研究的学术专论、随笔、书评和杂忆等，对后人的香港史研究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的《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1996）对1840—1949年广东与港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港澳历史和广东地方史研究的空白。

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的《粤港关系史（1840—1984）》（香港，1997）一书，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阐述鸦片战争爆发至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这一百多年间，粤港两地之间的冲突、合作与交流，丰富了人们对香港历史的认识。该书在阐述1949年以后的粤港关系时，较多地引用了广东省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蔡德麟主编的《深港关系史话》（深圳，1997）一书，由以深圳大学董本建教授为首的写作组编写，该书叙述了从远古到香港回归深港两地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对改革开放后的两地关系记述比较详细，提供了许多新的史实。

从20世纪80年代中英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到香港回归前后，内地掀起一股香港热，出版了大量有关香港的书籍，涉及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外交、经济与法律等多方面议题，其间不乏精品，但也有大量应景的泛泛之作。随着1997年香港成功回归中国，内地的香港热逐渐减退，出版的作品逐年减少，香港史的研究也是如此。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课题组出版了由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经济》（香港，2004）一书，本书由课题组成员刘蜀永、张俊义，以及香港学者饶余庆、周亮全、邓树雄等共同完成，该书为课题组此前出版的《20世纪的香港》（政治篇）的姊妹篇，书中分专题对从20世纪初到香港回归前后香港的贸易、航运、金融、工商业、财政等历史发展进行了最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同时，香港史课题组的另一名成员张丽出版了《二十世纪香港的社会与文化》（新加坡，2005）一书，该书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独特视角，对20世纪香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进行了系统勾勒和深入研究。此外，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晓辉先后出版了多部香港经济史的专著，代表作有《香港华商史》（香港，1989）、《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2000）、《香港近代经济史》（广州，2001）、《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研究》（南宁，2011），作者从多角度对近代香港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往来、粤港经济联系和香港华商的发展有许多独到的研究与见解，为内地学者对香港经济史研究最为着力的一位。

香港华人学者的香港史研究方面，最早开始研究者是1935年到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他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多篇介绍香港史地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发表在《广东文物》上的《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1949年以后，由于内地政局的变化，内地一批著名学者迁港避居，出于对香港本地历史古迹的兴趣，他们进行了一些史实考据与论证，出版了一批著作，但当时学者感兴趣的是香港古代史，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饶宗颐的《九龙宋季史料》（香港，1959），罗香林的《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与海外交通》（香港，1959）、《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1961）等。此后，香港陆续有学者对明清两代的香港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萧国健的研究最为突出，代表作有《香港前代史论集》（台北，1982）、《清代香港之海防与古垒》（香港，1982）、《九龙城史论集》（香港，1987）、《香港历史与社会》（香港，1994）等。

香港学者对近代香港历史的研究真正发生兴趣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香港出版了大量有关香港历史的中英文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霍启昌的《香港与近代中国》（台北，1992）、吴伦霓霞的《东西方的相互影响：香港早期公共教育的发展》（Ng Lun Ngai-ha，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香港，1984）、冼玉仪的《权力与慈善：东华医院早期史》（Elizabeth Sinn，Power and Charity，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香港，1989）、《与香港并肩迈进——东亚银行（1919—1994）》（香港，1994）、陈刘洁贞的《中国、英国与香港，1895—1945》（Chan Lau Kit-ching，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1895-1945）（香港，1990）、梁炳华的《城寨与中英外交》（香港，1995）、王齐乐的《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1996）、关礼雄的《日占时期的香港》（香港，1993）、谢永光的《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香港，1994）、陈湛颐的《日本人与香港》（香港，1995）等。

这一时期香港学者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主编的两卷本著作《香港史新编》（上、下）（香港，1997）。该书的作者由包括王赓武在内的23位学者组成，该书采用类似剑桥史的编写体例，分为若干专题论述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风俗、考古等方面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广。由于各专题皆邀请对该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撰写，因而具有相当的深度，代表了香港学者在香港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当然，由于编者人数众多，也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个别结论尚值得商榷，某些提法似乎不够准确。然而瑕不掩瑜，该书可以说是香港学者对香港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引起特别的重视。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史开始纳入香港中小学历史教学课程，香港史开始为更多的香港学者所关注，在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香港地方志项目的上马。香港回归后，为体现香港文化的回归，并与内地地方修志文化对接，在一些学者和热心人士的推动下，2007年2月，香港正式宣布启动香港地方志编纂工程，计划用时6年，耗资2.5亿港元，动员约2000名专家，编撰一部约1000万字的《香港通志》，记载香港自远古至回归祖国前的详细情况。香港地方志工程采用民间修志的方式，2009年“香港地方志基金会”注册成立，基金会负责筹募资金和组织地方志的编写，由香港岭南大学华南与历史研究部牵头，并成立基金会，下设机构“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在此办公，负责修志工程的具体实施。近年来，“香港地方志办公室”通过召开会议、举办展览和出版“香港地方志系列丛书”做了大量工作，推进了香港史研究的深入，但由于项目资金筹措上的困难，香港地方志工程目前仍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近10年来，香港学术界开始更加注重香港地方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蔡荣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2001）、丁新豹的《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1870—1997》（香港，2010）。此类著作强调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识和港人对促进香港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所做的贡献。这种学术倾向与近年来香港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关系。

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为帮助香港摆脱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央政府颁行了包括CEPA和内地居民自由行在内的多项惠港措施，随着内地对香港影响的深入，部分港人开始对香港日益“内地化”倾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担心，担心香港失去自身的本土特色与法治精神。因此，一些学者试图从历史上寻求某种答案。

历史不能代替现实，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可能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某种启示，这也是我们继续深入研究香港历史的需要与动力。三、本书的写作内容与意图

作为民国史专题研究的一部分，本书将考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香港历史，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华民国史大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的多重联系和相互影响，对香港地方自身的历史发展研究从略。

本书将分六个章节对此予以考察。

第一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将考察英国政府从19世纪中叶侵占香港到20世纪中期在香港所建立的殖民统治，以及统治手法的变化；第二部分将探讨港英当局统治下香港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本章将揭示近代香港的两大特性：一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二为华人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两大特性为近代香港与内地发生紧密联系及相互影响的重要基础。

第二章集中考察20世纪初期香港与内地政局的互动及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毗邻内地，且以华人为主体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香港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地政治局势的冲击，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20世纪初，内地经历了千年不遇的政治变局，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建立起新型的民主共和体制。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中，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曾多次利用香港为基地，组织策划武装起义（关于此项内容，在中华民国史专题辛亥革命卷中有专章介绍，本书略去）。从1917年开始，孙中山为反抗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对民主共和的破坏，在广州以“护法”为名，先后三次建立政权。从1917年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到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在广州掀起了一场最终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广州的革命运动在香港爱国华人间获得积极响应，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为维护英国在香港及华南的利益，也史无前例地卷入广州政局，内地与香港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产生了多种方式的互动，这一政治互动，对内地政局及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考察抗战时期内地与香港的关系，考察重点放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香港沦陷之前，香港为支持内地抗战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做出的贡献，彰显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对外窗口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作为远东地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香港受惠于其所依托的内地市场的支持，同时对内地而言，香港也是其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窗口，两者相互依托，共存共荣。这一特色，从中国抗战时期香港支持内地抗战所做的贡献中，我们可以轻易看出。甚至到1949年以后，香港的这一作为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依然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第四章考察民国时期中英关于香港主权问题的谈判，重点介绍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前后，国民政府围绕收回香港主权与英国展开的交涉，同时，对民国政府围绕收回九龙城管辖权问题与英国展开的交涉做简要介绍。收回香港主权，一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梦想。民初以来，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中国政府开始尝试通过谈判修约的方式，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通过施行“革命外交”，以国民革命及外交谈判的方式，收回了部分利权，但限于当时的国力与政治形势，民国政府收回香港未列入当时的主要议事日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入日本人之手。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美国的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43年中英关于废除在华特权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趁机提出收回香港问题，并与英方举行了谈判。但是，中方收回香港主权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英方的强硬反对，加之美国支持，中方收回香港的立场又发生倒退，为维持抗战大局，国民政府被迫让步，收回香港的努力未获成功。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政府经过精心部署，于1945年8月30日重新占领香港，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国民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的失败，受限于当时中国国力水平和国共纷争的复杂政治局势。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退出大陆，收回香港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身上。

第五章考察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间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重点放在国共两党和第三方政治势力在香港的活动。这一时期正值国共爆发内战，中华民族重新面临历史抉择的时期。在国共内战时期，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英国政府一方面积极谋划对香港的防卫，以确保英国对香港继续维持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英国也开始审慎考虑其对华政策，并谋求与中共新政权打交道。在国共内战期间，英国基本保持了中立态度，港英当局对中共在香港的反蒋活动基本采取了默许与容忍的态度，因此这一时期的香港成了中共对外宣传、谋求社会最广泛支持，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这一时期的香港也成了各种反蒋势力和失意政客汇聚与活动的地方，这股政治势力中的多数最终受共产党的感召，以民主党派的形式加入了中共新政权，成为中共领导下新政权的重要补充。这一时期，国民党方面也利用香港作为其从事反共与争取民心的活动舞台，但由于国内政局的持续恶化，留给国民党方面政治活动的空间已然很少，在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上已难有作为。

到1949年，这场持续了不到四年的国共内战结束，战争的结果，国民党政权最终败退大陆，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中国从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也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第六章考察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为近代香港与内地诸多联系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部分。香港以贸易立港，以航运为贸易的承载，故本章关注的重点放在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航运上。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由于被英国侵占，香港经历了与内地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从1841年被英国侵占到1997年回归中国，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渡过了长达150余年的漫长岁月，长期的殖民统治经历令香港深受英国及西方的影响，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香港都形成了与内地不同的特色。正是考虑到此点，中央政府才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解决回归后香港的治理问题。从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中国到今天，香港瞬间已经走过17个年头。在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实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贯彻落实，香港继续保持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并且受惠于内地经济发展的红利与中央对港政策的优惠倾斜，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回归后的香港发展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国际上要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香港自身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与挑战，如经济如何成功转型问题、政改路向和特首普选的问题、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等。

近年来，香港面临诸多问题中有一个热点话题，即回归后香港日益“内地化”的问题。有论者谓：香港回归17年以来，两地间的融合多于疏离，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内地的靠拢为主。自CEPA成功实施与自由行顺利开展，两地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大为增长，而在可以看得到的未来，两地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必将进一步地加深，由此他们担心随着内地对香港影响力的扩大，香港的自由经济将受到危害，香港的司法独立将不保，港人赖以自豪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所谓的香港“核心价值”将会丧失。将回归后香港与内地愈来愈密切的紧密联系冠以“内地化”的称谓，反映了部分港人对未来香港有可能丧失其自身特性的某种担心。实际上，“内地化”并不可怕，历史上看，香港的生存、发展与繁荣，实有赖于其身后的中华大地，香港与内地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而且“内地化”也并非意味着香港一定要放弃其自身所持有的特色。在如何观察与处理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上，回顾历史，也许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这或许正是本书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当下问题所带来的一点现实意义。(1) 由于填海造田，香港境内的土地面积一直有微涨，上述数据来自香港特区政府2011年年报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2) 甘长球：《香港对外贸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3页。(3) 例如，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章洪：《香港海员大罢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蔡洛、卢权：《省港大罢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章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和香港的华人社会

1841年1月24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中国当时清朝政府统治下的领土香港岛实施了武装占领。翌年8月，英国逼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条约的形式规定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英国占领香港后，将香港置于殖民统治下。英国对香港采取的是更加集权的直辖管理模式，而不是移民殖民地、自治领地等相对较民主的管辖方式，主要是基于香港本地居民大部分是华人这样一个事实，采用集权的方式更加便于管理，并确保英国对香港的掌控。在长期殖民统治时间里，英国在香港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备的行政司法管理制度，这套管理制度的核心是英国对香港的无上权威，为保证对香港的有效管理，港英当局也借鉴英国的经验，引入建立了一套包括文官制度在内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司法管理体系，这套行政司法管理制度对后来包括今天的香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港是以华人社会为主体的，在香港走向繁荣的发展进程中，广大华人付出了巨大艰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英国长期以来在香港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香港华人的政治地位低下，这一现象在进入20世纪以后虽有所改观，但直到1949年前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第一节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一、殖民统治政治体制的沿革

英国占领香港后，于1843年4月5日颁布了第一份针对香港的法律性文件《英王制诰》（Letters Patent，即“香港宪章”），这份文件确定了香港的地位和政权性质，是针对香港的一份最重要的基础性法律文件。该文件规定派驻香港总督，授予其广泛的统治权力，主要包括：（1）港督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全权。（2）港督具有最高行政权，是英王派驻香港的全权代表。（3）港督享有任免权，他可根据英皇室训示及足够的理由，有权免除官员或中止其职权，或给予纪律处分。（4）港督拥有赦免罪犯的权力，有赦免死囚的权力。而港督要服从英王，同时规定英国政府保留一切最终权力，以确保伦敦的意图得(1)到贯彻。《英王制诰》是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大法，以后虽曾进行过多次文字上的修订，但其基本内容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英国统治香港的第二份重要法律文件是1843年4月6日以英王名义颁发给第一任港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皇家训令》（Royal Instructions）。该文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立法局和行政局的组成方式、拥有的各自权力，以及运作程序，并明确了港督和立法、行(2)政两局的关系。《皇家训令》是对《英王制诰》的补充，两者具有同等效力。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文件，英国殖民地部发布的《殖民地规例》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同样适用，该规例内容广泛，涉及有关殖民地管理的一般性内容，包括总督的任命、薪俸、休假、礼仪规格，以及殖民地其他官员的委任、操守、纪律、退休等许多方面。

依据上述文件规定，香港的殖民政府具体是由作为政府首脑的香港总督、港督的决策咨询机构行政局（早期亦称议政局）与立法局（早期亦称定例局）、各行政执行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构成。

香港总督。港督是英国政府派驻香港的最高行政首脑，被赋予极大的权力。香港所有的官吏、军民等都要服从他的管辖。他是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当然主席。立法局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过总督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他拥有香港三军总司令的名义。此外，还有任命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颁布特赦令等权力。对于港督的集权，战后长期担任港督的(3)葛量洪曾坦言：香港“总督的权威仅次于上帝”。

当然，上述说法也只是形容港督权力的集中程度，在具体行使权力时，港督的权力还是要受到很多方面制约的。首先，作为殖民地部下属官员，港督需听命于殖民地大臣，在涉及香港事务的重大决策与行动上，港督要随时向殖民地部上告。其次，在处理有关香港的许多具体事务上，港督还要取得香港本地民意的支持，特别是在港英商的支持，在涉及本地华人利益的一些重大决策上，港督也会与华人上层沟通。华人的政治影响力虽不如英商，但华人的联名上书也会对政府形成相当大的压力。此外，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由英国外交部负责，香港无权直接插手。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时任港督司徒拔（R．E．Stubbs）就因无视这一规定，与孙中山的广州政权打交道，曾招致英国外交部的严厉抗议，以致影响了他本人的仕途。

根据《殖民地规例》的规定，港督的任期一般为5年，但在实际执行上英国政府视具体情况也会有调整。香港在任时间最长的两任港督是葛量洪（A．Grantham）（1947—1957）和麦理浩（M．MacLehose）（1971—1982），两人分别连任2届，长达10年之久。而任职时间最短的港督郝德杰（A．Caldecott）（1935—1937），只干了不足一年半即被调走。

早期香港总督兼任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受殖民地部和外交部双重管辖。从1859年开始，香港总督才专一管理香港事务，由殖民地部选派并接受其领导。担任港督的人选早期大都有军人出身的背景，后来则大都在香港的官员中产生，有些甚至曾在香港政府工作多年，如香港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F．H．May）（1912—1918），香港“官学生”出身，出任港督前曾在香港服务多年，历任香港警察司与辅政司等职。1925年接替司徒拔的香港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C．Clementi）也是香港“官学生”出身。英国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拥有为数众多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部在英国政府各部门中具有重要地位，历史上担任殖民地部大臣的多为有声望的政治家，这些人对幅员广阔的殖民地了解极为有限，具体掌管事务的主要由经验丰富的政务次官等官员负责。因此殖民地部官员便需仰仗外派的总督对各地进行具体管理，并赋予其极大的权力。因此，遴选具有殖民统治经验的人担任香港总督，对于维持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秩序与确保香港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英国的统治下，虽然香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港督集权与英国对香港的绝对控制并未发生任何的变化。

行政局。行政局名义上是香港政府的决策机构。按照规定，除非极端紧急，或高度机密的事项，香港总督在所有政事上都必须咨询行政局的意见。行政局通常每周举行一次例会，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开会内容保密，不允许外人旁听。行政局的主要职能是就重大决策向港督提供意见，但最后决定权在港督。港督是行政局会议的主持人，会议的议题只能由港督提出，如果其他议员希望讨论某议题，则需事先向港督提出书面申请，征得港督的同意。对行政会议的意见，港督可自行决定采纳或不采纳。由此看来，行政局只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构。

香港行政局成员由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组成。官守议员就是由担任政府官职者充任的议员，非官守议员就是由非政府官员身份的人充任的议员。行政局的规模在初成立时只有3名官守成员，1872年在港督麦当奴（R．G．Mac Donnel）任内，行政局增加了一个官守议席，由4名成员组成。1875年港督坚尼地（A．E．Kennedy）任内又增加一席，变为5席。到1883年港督宝云（G．F．Bowen）任内再增一席，成为6席。此时担任行政局成员者由辅政司、律政司、总登记官兼抚华道、工务司、库务司和驻港英军司令组成。行政局6名官守(4)议员的数目，一直延续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未发生改变。

迫于香港英人社会参政议政的压力，从1896年起，港英当局开始在行政局设立了2名非官守议员，被委任的非官守议员主要由居港的英国富商、银行家、律师等充任。出于对华人的歧视和不信任，港英当局一直拒绝委任华人充任非官守议员。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一些华人殷商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协助港英当局在维持香港秩序上做出了贡献。罢工结束后，为了平息华人的反英情绪，安抚并进一步拉拢华人上层，1926年港督金文泰任命华商周寿臣为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作为首个以华人身份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周寿臣在任10年，于1936年退休，他的职缺由另一个华人领袖罗旭和接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行政局一直维持由6名官守议员和3名非官(5)守议员组成的规模。

立法局。香港立法局的主要职能是向港督提供涉及香港地方事务的有关立法的参考意见，并通过港督要求制定法例。与一般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不同，立法局的立法职能要服从港督的意志，非经总督提议，立法局无权通过法例，或讨论任何动议。根据《皇家训令》的规定，总督作为立法局的主席，投票表决时除拥有自己的一票外，在赞成与反对票相等时，港督还拥有投决定性一票的权力。即便立法局议员一致反对，港督仍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和颁布法例。除了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最后批准外，港督的立法权力不受限制。因此，与行政局(6)一样，香港的立法局也只不过是香港总督的咨询机构。

1843年立法局刚成立时成员只有3名，由副港督、辅政司和总巡礼府3名官守议员组成。到1850年港督文翰（G．Bonham）任内，在迁港日益增多的英商再三吁请下，为尊重所谓的“民意”，港英当局以英商推荐、政府任命的形式，在立法局内新增了2名非官守议员。2名非官守议员的身份是在港英国著名商行的老板和大股东，他们代表了居港英国商人的利益。此后，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人数有所增加，(7)席位长期被英国商人所占据。

港英当局一直拒绝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在立法局内选派其民意代表，这种局面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变。香港开埠后，随着转口贸易的繁荣，大批华人来港经商，到70年代，香港华商已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成为香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阶层。在港督轩尼诗（J．P．Hennessy）任内（1877—1882）时，香港华人已成为香港最大业主，据时任香港总督轩尼诗1882年的报告，1881年香港纳税3000元以上的大业主共有20名，其中华商占17名，而西商只(8)有怡和等3家。而政府收入中，90%来自华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华商从1878年开始上书港督，提出参政要求。港督轩尼诗审时度势，于1880年任命华人大律师伍廷芳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开华人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之先河。但当时的英国政府以“假如中英交恶，立法局的华籍议员将处境尴尬”为由，拒绝在立法局内给予华人(9)一个永久的议席。1884年，继任港督宝云对立法局进行改革，增加2名官守议员和1名非官守议员，其中指定一个议席由华人充任。至此，在立法局内才出现华人永久议席。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港督金文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立法局增加4名议员，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各增加2名。改革后的立法局规模有所扩大，官守议员除港督外由9人组成，非官守议员由8人组成，其中华人专设议席为3个，(10)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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