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D.詹姆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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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之血试读：
第一章 身世之谜
1社工的年纪比她预想的大；或许在安排这次见面的那个不知名的官员看来，那些被收养的人在接受强制咨询时，大概会对头发灰白、体型臃肿的社工更为信任。毕竟，他们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安慰，对于这些失去原生家庭的人而言，法院的判令与他们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通过官方渠道调查自己的身份？社工露出职业性的鼓励微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是娜奥米·亨德森，您就是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小姐吧。抱歉，恐怕我必须先看一下您的身份证明文件。”“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只是我的名字。我来是想弄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菲莉帕险些脱口而出，幸好她及时地咽下了这句话，因为感觉这么装腔作势的回答似乎不利于见面顺利地展开。她此行的目的她们都心知肚明。她希望这会是一次成功的会面；希望它能够按照她的方式进行，虽然她也不是十分清楚要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她解开皮挎包的系扣，默默地递上护照和新考的驾照。
房间里的家具布置意在营造出一种让人放松的氛围。虽然办公桌看起来很正式，但菲莉帕一到，亨德森女士便立刻绕过办公桌，指了指矮桌两旁罩着塑料膜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示意她就坐。矮桌上甚至还摆了花，一个印着“波尔佩罗敬赠”字样的小小的蓝色碗状容器里盛着一束混杂的玫瑰花。这些并非花店橱窗里摆着的那种既没有香气也没有刺的花蕾，而是花园玫瑰，考尔德科特街露台花园里的那些品种：和平玫瑰、超级巨星玫瑰和艾伯丁玫瑰，这些花绽放后只剩下枯萎的花瓣和紧紧收拢的花蕾。菲莉帕好奇这些花是不是社工从自家花园里摘来的。说不定她已经退休，住在郊外，然后被返聘回来兼职这份特殊的工作。她甚至想象得出，对方穿着眼下这双布洛克鞋和这身耐磨的花呢衣服，笨拙地绕过玫瑰花坛去修剪那些是时候剔除的玫瑰花的样子。给花浇水的人未免过于殷勤，一滴乳白色的水珠仿佛一颗珍珠般停留在两片黄色的花瓣之间，桌面也有溅落的水迹。不过仿红木的桌子并不会因此沾染污渍；因为它根本不是真木头造的。玫瑰散发出一股潮湿的芬芳，但闻起来并不是很新鲜。这种简易的椅子任哪个访客也不会坐得舒坦。桌子另一头那抹激发她自信和信任的微笑，只是承蒙《一九七五儿童法案》第二十六章的恩惠。菲莉帕为自己的外表费了一番工夫，不过她一向如此，总是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想要展示自己，每天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形象。今天早上这身打扮的目的是要显得一切如常，这次见面也没有令她产生特别的焦虑，或者需要特别的关照。夏日的阳光将她浓密的头发晒得褪色，浅黄色的头发甚至找不到两绺颜色完全一致的，她将头发梳过高高的额头，编成一条粗辫子。她的嘴巴很宽，上唇弯曲而有力，唇角下垂的线条十分性感，她没涂口红，但悉心地抹上了眼影，用来强调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双明亮、略微突出的绿色双眸。因为不愿意早到，她在路堤花园逗留了太久，最后不得不匆忙地赶过来，汗津津的蜜色肌肤闪着光泽。她穿着凉鞋和浅绿色的开领棉布衬衫，下身搭配灯芯绒裤子。与这种刻意模糊消费水平或者社会阶层的随意不同的是她像戴护身符一样戴着的饰物：细长的金表，三枚硕大的维多利亚式的戒指——一枚黄玉的、一枚光玉髓的、一枚橄榄石的，还有左肩背的意大利皮包。这种反差是她有意为之。记不得八岁生日以前的任何事，知道自己是私生女，意味着她不必面对一大堆活死人，不必虚伪地祭拜先祖，没有任何刻板的想法制约她向世人展现自己。她想表现得独一无二，给人留下聪慧的印象，看起来引人注目，甚至古怪，但绝不可能是平凡。
菲莉帕的档案摊开在亨德森女士面前，又新又干净。她隔着桌子认出了其中几样东西：橙褐相间的政府信息表，那是她从伦敦北部公民咨询局要来的文件副本，她不必担心那里有人知道她或者认识她；[1]五周前，也就是她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她写给注册总署一封信，在信里申请了查明她身份的第一份文件——申请表，及其副本。信附着签条，搁在档案的最上面，纯白的信纸衬着浅黄色的政府文件。亨德森女士用手指摸了摸。某种东西，地址，或者厚实的亚麻纸(哪怕只是副本)忽然令菲莉帕萌生了短暂的不安。也许是因为她意识到她的养父是莫里斯·帕尔弗里。鉴于莫里斯不知疲倦地自我宣传，又出版了大量社会学著作，如果一位资深社工没听过他的大名，那就怪了。她倒是好奇亨德森女士有没有读过他那本《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从业者指南》，如果她读过的话，莫里斯对心理发展咨询和格式塔治疗之间差异的孜孜探索，在增强委托人(“委托人”这个词在社会服务术语中真是太举足轻重了)自尊方面又给了她多大帮助呢？
亨德森小姐说：“或许，我应该先告诉你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把它说清楚。《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针对获得出生记录的相关法律做出了重要修正。法案规定，如果被收养者有意愿，在成年后，换句话说，必须至少年满十八周岁，才可以向注册总署申请，查询能帮助他们找到原始出生记录的信息。你被收养时颁发的新出生证明，以及能把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这个名字和你的原始出生证明联系起来的所有信息，都被注册总署保管在机密档案中。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有意了解的话，注册总署必须向你公开这些相关信息。但是，《一九七五儿童法案》同时也规定，如果收养时间在1975年11月12日之前，也就是在法案通过前，被收养的孩子在获知这些信息前必须同顾问进行一次面谈。因为议会对这种回溯性的新规定存有顾虑，这么多年来，许多亲生父母放弃抚养权，将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而收养人在收养时认为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将被保密。所以，今天让你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考虑一下你追查亲生父母的信息可能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当然，这是你的合法权利，我们只是想以一种有益而恰当的方式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面谈结束后，如果你仍然想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原来的名字、你亲生母亲的名字，或许还有你亲生父亲的名字——不过尚不确定——以及颁发收养令的法庭的名字。我还能为你提供一张申请表，你可以用来向注册总署申请一份你的原始出生证明复印件。”
这些话她以前说过，因为她说得未免太熟练了。
菲莉帕说：“出生证明的收费标准是两英镑五十便士。这个价格倒是很便宜。这些我都知道。那本橙褐相间的小册子里都写了。”“你都了解就好。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追查自己的出生记录的？我看你刚满十八周岁就立即提出申请了。是临时起意呢，还是考虑过一段时间了？”“《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通过时我就决定了。当时我十五岁，正在准备普通水准考试。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下定决心，一满法定年龄就立即提出申请。”“你有跟你的养父母聊过这些吗？”“没有。我们家人不太爱谈心。”
亨德森小姐没再继续这个话题。“那么，你究竟有什么打算？你只是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呢，还是希望找到他们？”“我想知道自己是谁。仅仅停留在找到出生证明上的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说不定那上面甚至没有两个名字。我知道自己是私生女。调查可能一无所获。我知道我妈妈死了，我找不到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爸爸。但是，如果我能查出我亲生母亲的身份，或许能找到关于他的线索。他有可能也死了，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冥冥之中，我总感觉他还活着。”
通常，她的幻想或多或少源自现实。可是，这一个与众不同，不合时宜，荒谬至极，然而又令她无法自拔，仿佛某种古老信仰的宗教仪式，既透着熟悉和荒诞，某种程度上又见证了本质上的真实。她已经记不得当初为什么要将想象的场景设定在十九世纪，以及，即便生于一九六〇年的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想象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还一直放纵自己沉浸其中。她的母亲身材苗条，打扮成维多利亚时代客厅女侍的模样，金色的头发朝上梳，隐没在系着两根英格兰刺绣飘带的抓褶帽下，幽灵似的倚靠着玫瑰花园的高大树篱。在喷泉的水汽下，她的父亲身穿全套的晚礼服，大步流星地穿过宽阔的步行道。草坪坡地浸润在柔和的夕阳中，闪着孔雀羽毛般的微光。两个身影重叠在一起，黑色的头颅俯向金色的头颅。“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不能让你走。嫁给我。”“不。你知道我不能。”
临睡前，重温她最喜欢的场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睡意伴着玫瑰花瓣降临。在最初的梦境中，她的父亲穿着一身猩红镶金的制服，胸前饰有缎带，腰间佩着一把当啷作响的宝剑。随着她渐渐长大，她删改了这些令人难堪的装饰。想象中的士兵、纵狗打猎的无畏骑士最后演变成了贵族学者。不过，核心的要素始终未变。
一滴水珠顺着黄色玫瑰的花瓣滑落。她失神地盯着水珠，希望它别滴下来。菲莉帕的思绪不知飘去了哪里，听不见亨德森小姐在说些什么。她努力拉回注意力。眼前的社工正在询问她养父母的情况。“你妈妈呢，她是做什么的？”“我养母会做饭。”“你是说她是个厨子？”社工似乎意识到这句话可能暗示着某种贬损意味，于是改口道，“她是位职业厨师吗？”“她只为她的丈夫、客人们还有我做饭。少年法庭的治安法官才是她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觉得她干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取悦我养父。因为我养父认为女人应该有一份工作，当然了，前提是不妨碍他舒适的生活。不过，烹饪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厨艺够格当职业厨师，虽然除了夜校，她并没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指导。他俩结婚前，她曾是我爸的秘书。我的意思是，烹饪是她的兴趣、她的爱好。”“哦，这对你父亲和你来说是好事啊。”
大概这种轻松的口吻可以让她在无形中放松紧张的神经。菲莉帕目不转睛地盯着社工，竭力从她的话中汲取勇气。“是啊，我养父和我，我们俩都嘴馋。我们吃得特别多，却不长胖。”
她觉得，这一点隐含了对生活的某种态度，对于美食他们心怀感激，但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嘴里塞；或许这更让他们相信人可以沉迷于享乐，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不同于性，贪食不用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也不会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造成伤害。她常常从鉴赏美食和美酒中获得慰藉。至少，这一点不是从他身上学来的。即使是莫里斯，这个坚信不疑的环境保护论者，也不能说鉴赏红酒的能力很容易习得。在学习品酒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拥有灵敏的味觉，再次证明了她遗传的品位。她回想起十七岁生日那天，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三瓶酒，商标都被遮住。她想不起希尔达在不在场。照理说她不会缺席一场家庭生日晚餐，但是记忆里只有她和莫里斯单独庆祝。他说：“现在，告诉我你更喜欢哪瓶。忘掉五颜六色的杂志增刊里那些漂亮话，我要你说出你的想法。”
她又依次尝了一遍，直视他挑战的眼神，把酒含在嘴里品味。每品一种都要用水漱口，她猜这是正确的做法。“这瓶。”“为什么？”“不知道。我就是最喜欢这瓶。”
但是，他想要的是一个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她补充道：“也许是因为我无法从气味和口感来区分它的味道。它们不是独立的感受，而是一种整体的愉悦感。”
她选出了正确的答案。答案总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她又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测试，再次赢得了他的赞赏。他无法彻底地厌弃她，不能把她退回去；她心知肚明。收养令无法撤销。更重要的是，她证明了他的选择没错，他的钱花得不冤枉。希尔达常常在厨房里忙活好几个小时，为他们准备餐食，自己却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她会坐在旁边，忧心地盯着他们狼吞虎咽。她给予，他们索取。有种几近夸张的心理学平衡。
亨德森小姐问：“你怨他们收养你吗？”“不，我很感激他们。我是幸运的。如果换作一个贫穷家庭，我过得不会好。”“哪怕他们是不爱你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爱我。我又不是特别招人喜欢。”
她适应不了贫穷家庭的生活，至少这一点她可以确定。无论哪对养父母，她都相处不了。各种气味：她自己的排泄物，小餐馆外腐烂的垃圾，坐在妈妈大腿上、裹着脏衣服的幼童因为公交车的颠簸紧贴着她……这些都会引发一瞬间的恐慌，这无关厌恶。记忆仿佛探照灯般扫过自我迷失的角落，清晰地照亮了种种场景，如儿童漫画般浓艳的色彩，如砖石般坚硬的线条，那些隐藏在黑暗废墟中数月不被记起的场景，并不像其他儿时的记忆那样根植于时间与空间中，也并非源自爱。“你爱他们吗，你的养父母？”
她沉思了一会儿。爱，这个语言中最常用，同时也是最被贬低的词。海洛薇兹和阿伯拉尔。罗切斯特和简·爱。爱玛和奈特利先生。[2]安娜和渥伦斯基。即使在异性恋狭隘的含义中，你希望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我也不觉得他们爱我。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彼此适合。我想，比起同那些你爱却不适合的人一起生活，这样更方便。”“我明白，这有可能。关于你的收养，你知道多少？又了解多少关于你亲生父母的情况？”“我想差不多就是我养母告诉我的那些吧。莫里斯从来不聊这个话题。我养父是一位大学讲师，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叫莫里斯·帕尔弗里，是一位能用英文写作的社会学家。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们的儿子死于一场车祸，当时那个男孩才三岁。车祸发生时是他妻子开的车。九个月后，他娶了我的养母。后来，他们发现她不能生孩子，于是找到了我。当时我正等待被收养，他们收养了我，六个月后向郡法院申请了收养令。收养是私下安排的，如果参照您所说的新法案，显然不合法。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非常明智。我当然没什么可抱怨的。”“对于成千上万的孩子和他们的养父母而言，这种方法很奏效，但也有弊端。我们不想回到过去，那时候弃婴们成排地躺在保育院的婴儿床里，等着养父母来挑走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这似乎是唯一合乎情理的方式，只要孩子们还小，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你挑小狗或者小猫时一样。我想，你要先喜欢一个孩子，觉得那是你想养育、能慢慢爱上的孩子才行。如果我要收养孩子的话——虽然我绝对不会，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收养一个由社工帮我选择的孩子。万一我们不喜欢彼此，只能等到社会服务部门认为我是那种神经质、收养孩子是为了个人满足感的任性女人时才能取消收养令，否则我就不能把孩子退回去。可是，收养一个孩子还能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呢？”“或许，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从而获得个人满足，您是这个意思吗？都是一回事。”
亨德森小姐当然不会费心驳斥这种歪理邪说。社会工作理论不会出错。毕竟，它的实践者是一群无信仰的现代教徒。她只是笑了笑，继续问：“他们跟你提过你的身世吗？”[3]“在维尔特郡一幢帕拉第奥式的宅邸中长大。我猜我母亲是那里的一位女佣，后来怀孕了。她生下我后，没多久就死了，所以没人知道我父亲是谁。但是，显然他不是那儿的仆人；因为她没法在仆人房里保守这个特殊的秘密。我猜他一定是那家的客人。关于八岁之前的生活，我只清楚地记得两件事：一是彭宁顿的玫瑰花园；二是图书馆。我觉得，我父亲，我是指我的亲生父亲，和我一起在那儿住过。也许是彭宁顿的某个管家在我养父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让他知道了我的存在。我的养父从来不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从养母口中得知的。我猜莫里斯之所以收养我，是因为我是个女孩。除非是他的亲生儿子，否则他不会让一个男孩继承他的姓。儿子得是他亲生的，这一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这可以理解，不是吗？”“当然了。这也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对我而言，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也很重要。”“嗯，姑且说你认为这很重要。”
她瞟了一眼档案，沙沙地翻动着纸页。“这么说来，你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月被收养的。你当时八岁，已经很大了。”“我猜，他们认为这样比收养一个需要起夜照顾的小婴儿好。而且，我的养父也能看出我很健康，体格不错，也不傻。不像收养一个婴儿那么冒险。虽然有严格的体检，但是人永远无法百分百地确信，反正智力方面是如此。他接受不了自己收养了一个傻孩子。”“这是他告诉你的？”“不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她可以确定，那就是她来自彭宁顿。某段儿时的记忆甚至比玫瑰花园更清晰：莱恩图书馆。她记得她曾站在装饰着花环和小天使的生机盎然的十七世纪石膏天花板下，目光扫过散落在各个架子上的格林林·吉本斯雕刻品，书架上的鲁比里阿克半身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凝望着巨大的房间。记忆中，她站在巨大的书架旁，读着一本书。那本书重得她几乎捧不住。她甚至依稀记得手腕的酸痛和害怕书掉下去的担心。她敢肯定当时她的亲生父亲和她在一起，她还为他大声朗读了那本书。她十分肯定自己来自彭宁顿，有时候她甚至更乐意相信伯爵就是她的亲生父亲。不过，这种白日梦令人难以接受，于是她放弃了这种幻想，回归了最初的想象：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位来拜访的贵族。因为如果伯爵同某个仆人生了孩子的话，他肯定知道，毫无疑问，他一定不会彻底地弃之不顾，更不会十八年对她不闻不问。她再没回过那幢宅子，阿拉伯人买下了它，那里成了她再也不会回去的伊斯兰城堡。十二岁那年，她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查阅一本关于彭宁顿的书时，曾读过一篇介绍那间图书馆的文章。书中还附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令她的心颇感震动。记忆中的一切都吻合了，石膏天花板、格林林·吉本斯雕刻品、半身像。然而，她的记忆在那一刻之前就有了。所以，那个站在书架旁捧着书、手腕酸痛的孩子必然存在过。
这次辅导的其余内容她丝毫没听进去。如果这是强制进行的流程，她认为亨德森小姐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对她而言，这不过是走个过场，是立法者们用以宽慰良心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意见能够动摇她寻找亲生父亲的决心。他们的见面，无论拖多久，对他而言怎么可能是多余的呢？她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他。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是她带给他的见面礼。
她将思绪拉回现实：“我不明白这种强制辅导有什么意义。你是打算劝我不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吗？我们的立法者要么认为我有了解的权利，要么认为我没有。他们给了我这种权利，同时又试图劝我放弃它，即便对国会而言，也太令人混乱了。莫非他们对这种有追溯效力的立法问心有愧？”“国会希望被收养人慎重考虑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养父母和他们的亲生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已经考虑过了。我母亲死了，所以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也没打算让我父亲难堪。我想知道他是谁，或者他是不是也死了。就这样。如果他还活着，我想见见他，但是我没打算突然冲进他的家庭聚会，当众宣布我是他的私生女。而且，我也搞不懂这些跟我的养父母有什么关系。”“先跟你的养父母谈论一下，会不会更明智、更妥善一些？”“有什么可讨论的？律法赋予我权利。我只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那天晚上，菲莉帕在家里回想整个辅导过程，她已然记不清当她拿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时那一瞬间的情景。她想那个社工一定说过些什么，例如“那么，这就是你在寻找的真相”，这对于亨德森小姐而言未免太做作、太夸张了，不符合她客观的职业精神。但是，她肯定说过些什么，又或者她只是一声不吭地从卷宗中抽出注册总署的证明递给她？
不管怎样，这东西最终到了她手里。她难以置信地盯着它看，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这其中肯定有一些官僚主义造成的混乱。表格上有两个名字，不是一个。上面显示她的亲生父母名叫马丁·约翰·达克顿和玛丽·达克顿。她低声念着这几个单词。两个名字对她而言毫无意义，勾不起任何回忆，唤不起任何完整感，或者某些被遗忘的认知在听到某个词后被激活的感觉。接着，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她恍然大悟，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喊了出来：“我猜他们一发现我母亲怀孕就把她嫁出去了。很可能嫁给了共事的男仆。在彭宁顿，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肯定每一代都不少见。但是，我没想到我母亲死前已经安排了我的收养。她一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保证我能过得好才这么做的。当然，如果我出生前她就结婚了，那么她的丈夫就会被登记成我的父亲。这样，名义上我就是婚生子。她有丈夫这一点对我而言很有用。马丁·达克顿在同意结婚前一定已经知道她怀孕了。或许，她临死前还向他透露了我亲生父亲的身份。显然，下一步是要找到马丁·达克顿。”
她拿起挎包，伸出手同社工告别。亨德森小姐临别前的嘱托她只听进去一半，像是未来她愿意继续为她提供任何帮助，再次建议菲莉帕和养父母商量一下她的打算，并温和地叮嘱她应该通过中间人寻找亲生父亲。其中的某些话触动了她。“我们都需要依靠想象生活。有时候，放弃这些想象特别痛苦，那不是令人激动又新鲜的重生，而是一种死亡。”
她们握了握手，菲莉帕这才第一次饶有兴致地盯着她的脸，也是第一次把对方当作一个女人看待，并从她的脸上捕捉到一种一闪即逝的神情，要不是她已彻底地领悟其中的深意，或许会误以为那是一种同情。2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傍晚，菲莉帕将申请表和支票寄往注册总署，像之前一样，随信还附上了一只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虽然莫斯里和希尔达对她的私人信件不感兴趣，但是她也不愿冒着信箱中出现一封带着官方标志的回信的风险。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大多数时候她都待在室外，免得坐立难安的焦躁情绪令希尔达生疑。她围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湖泊徘徊，双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心里推算着出生证明寄达的时间。虽然政府部门出了名的效率低，但是这件事实在不费什么劲儿。他们只需要核对一下记录，而且也不存在同时应付一大堆申请的状况，毕竟法案一九七五年就通过了。
一周后的星期二，也就是七月十一日，菲莉帕发现门垫上躺着一只眼熟的信封。她迅速拿回自己的房间，路过楼梯时大声告诉莫里斯没有他的邮件。她拿着信走到窗户旁，就好像她的视力突然下降，得站在更亮堂的地方才能看清似的。崭新、干净的出生证明相比之前提供给她的那张简易表格正式许多，作为被收养人，又时隔这么久，这张出生证明乍看上去似乎同她没有任何关系。证明记录了一个名叫罗斯·达克顿的女婴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埃塞克斯郡赛文金丝班克夫特园街41号。父亲马丁·约翰·达克顿是位职员，母亲玛丽·达克顿是家庭主妇。
这么说，他们在她出生前就搬离了彭宁顿。这可能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搬到了距离威尔特郡那么远的地方。也许他们想完全摆脱过去的生活，摆脱那些闲言碎语和回忆。说不定有人帮他在埃塞克斯郡安排了一份工作，又或者那里是他的家乡。她很好奇这个虚伪的男人，这个名义上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模样，有没有善待她的母亲。但愿她能喜欢他，或者至少尊敬他。他可能还住在班克夫特园街41号，或许又娶了一位妻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十年的时间并不算很长。菲莉帕用自己房间里的分机给利物浦街火车站打了个电话。赛文金丝隶属于东部郊区线路，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隔只有十分钟。她没吃早餐就出门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她会在火车站喝杯咖啡。
九点二十五分从利物浦街火车站出发的那班火车没什么人坐。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的行驶方向刚好同早高峰相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间未免太早了。她坐在角落里，眼睛随着疾驰的火车沿着东郊线穿过扩张的城市；黑乎乎的砖头构成了一排排了无生气的房子，修补过的屋顶支出一团团乱糟糟的电视天线；冰冷的细雨打湿了高层公寓，透出一派脏污的景象；有个院子里堆满了砸扁的汽车，仿佛郊区墓地中排列整齐的十字架；油漆厂；一堆煤气罐；粗砂和煤炭成堆地堆积在轨道旁；荒草丛生的废墟；一条倾斜的绿色堤岸向上延伸至乡间花丛，玫瑰和蜀葵中散落着晾衣绳、工具房和孩子们的秋千。东郊，还有那些动听却名不副实的名字——马里兰、福里斯特盖特、曼诺公园，对她而言都极其陌生，过去的十年间她既未涉足也鲜少关注，仿佛格拉斯哥远郊和纽约一样遥不可及。白教堂路附近还有几个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朝时代的街区，那里的高楼和工业废地之间自发形成了几个文化和先锋时尚聚集地，虽然她学校的朋友中没人住在贝斯纳尔格林区东部，但据说几个她从未拜访过的朋友在那里有房子。然而，当火车穿过这片肮脏、杂乱的市区时，某些休眠的记忆渐渐苏醒，陌生中透着熟悉，虽然同样荒凉、暗淡，却又独一无二。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此前曾来过这里。大概只是因为眼前一闪而过的景象和她预想的一样枯燥无味，同每座大城市的近郊别无二致，那些被遗忘的描述、旧照片、报纸和电影片段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这种认同感。或许每个人都曾来过这样的地方。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无人地带。
赛文金丝火车站没有出租车。菲莉帕询问检票员如何去往班克夫特园街。对方告诉她沿着主街走，教堂巷左转，右手边的第一个路口就是。主街的一侧是铁道，另一侧则是一些楼上是公寓的小店铺，自助洗衣店、报刊亭、蔬果店，还有一间收款台已经排起长队的超市。
某个场景生动地重现，那种气味、声音和记忆中的痛苦令她无法相信这一切不过是她的想象。记忆中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走过这样的一条街。而她差不多只是个刚学走路的小童，抓着婴儿车的扶手，磕磕绊绊地走在旁边。闪着斑驳光影的石子路在婴儿车的车轮下蜿蜒，车轮越转越快。她紧抓着湿热的金属扶手，心里极其害怕一旦抓不住就会被抛下，会被亮红色的公交车驱赶、碾压。紧接着是大声的咒骂，还有甩在她脸上的巴掌，险些把她的胳膊拽脱臼的那一把猛拉，那个女人的手帮她再次抓紧婴儿车的扶手。她叫那个女人阿姨。梅阿姨。太不可思议了，她竟然还能记起这个名字。婴儿车里的孩子戴着一顶红色的羊毛帽。脸上挂着鼻涕和巧克力渣。她想起自己恨那个孩子。当时一定是冬天。主街沐浴着刺眼的光，蔬果店的摊位上方挂着一串彩色灯泡。女人停下来买鱼。她想起那块案板，案板上从红眼鲱鱼身上脱落的白花花的鱼鳞，还有腌鱼散发的油腻气味。有可能就是这条街，只是眼下这里没有鱼贩子了。菲莉帕低头看了一眼因雨水而显得斑驳的石子路。这就是那条她曾心怀恐惧蹒跚走过的石子路吗？又或者，这条街连同铁道旁的景象只是想象中的另一个场景？
从主街拐进教堂巷仿佛从单调的商业郊区跨进了林荫深处隐秘而舒适的生活区。狭窄的街道旁种着低垂的梧桐树。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确实是一条通往古老乡村教堂的小巷子，而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早已不复存在。远远地，一个矮小的尖顶映入她的眼帘，看着像是用人造石板建造的，而这座建筑物却有些令人困惑，尖顶上插的是风向标，而不是十字架。
终于，菲莉帕找到了班克夫特园街。街道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半独立式住宅，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每栋房子的侧面都铺了一条小路。这些房子，她想到，或许从建筑结构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区别，但至少透露出一股人情味。前门和栅栏都拆掉了，前花园围着低矮的砖墙。方形的前飘窗呈角塔状，远看是一派体面景象。然而，居民的不同个性打破了建筑的统一性。每家的前花园都不一样，有的种着大片的夏季花朵，有的铺着精心修剪的草坪，有的则在石板路旁放着栽了天竺葵和常春藤的花盆。
当菲莉帕找到41号时，她呆立在门口。这幢房子透露出一股古怪而花哨的庆典意味，与左邻右舍格格不入。黄色的伦敦砖被刷成亮红色，白色的勾缝勾勒出房子的轮廓。看起来就像是用大积木搭建的。红蓝相间的飘窗窗框。窗前挂着的松垮网状窗帘上系着缎面蝴蝶结。前门换成了不透明的玻璃门，也被刷成了亮黄色。花园中有一片人造玻璃池塘，三个握着钓鱼竿的小矮人坐在池塘周围的人造石上傻笑。
菲莉帕按下门铃，叮当的铃声一响，她已经预感到房子里没有人。主人很可能在上班。她又试了一次，依旧没人应门。菲莉帕忍住偷看信箱的冲动，决定去隔壁打听一下。至少他们能告诉她达克顿一家是不是还住在41号，或者他搬去了哪里。邻居家没有门铃，门环敲在门上的声响十分刺耳，听起来很生硬。没人应门。她等了整整一分钟，正打算再敲一次时，门里传来了慢吞吞的脚步声。门打开一条缝，门链还闩着，她瞥见一个穿着围裙、戴着发网的老妇人神情不善地盯着她，似乎在她看来一大清早的不速之客只预示着不吉利。菲莉帕说：“对不起，打扰您了，不知道能否请您帮个忙。我在找一位名叫马丁·达克顿的先生，十年前他住在隔壁。我刚刚去敲门，隔壁没人，我想您或许能帮我。”
老妇人什么也没说，呆愣在原地，一只晒得黑黝黝的手仍然勾着门链，露出来的那只眼睛茫然地盯着菲莉帕的脸。这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更沉，却还是慢吞吞的。一个男人问：“谁啊，妈？怎么了？”“是个姑娘，她要找马丁·达克顿。”
老妇人的嗓音很轻，嘶嘶作响，带着一种惊讶和愤怒。男人胖乎乎的手松开了门链，在儿子的衬托下，老妇人一下子变得很矮小。妇人的儿子穿着休闲裤和背心，趿拉着红色的地毯拖鞋。菲莉帕猜他可能是个公交车司机或者售票员，今天刚好轮到他休息。真不该这时候打扰他们。她满怀歉意地说：“实在抱歉打扰二位，我在找一位名叫马丁·达克顿的先生。他之前住在隔壁。我想您大概知道他的下落？”“达克顿？他死了，不是吗？快九年了。死在旺兹沃思监狱里了。”“监狱？”“不然还能死在哪儿？该死的杀人犯。他强奸了那个孩子，然后和他老婆一起把她勒死了。你和他什么关系？你是记者还是什么人？”“没什么关系。肯定是另一个达克顿。也许是我搞错了。”“你很可能被人骗了。他确实是达克顿。马丁·达克顿。她是玛丽·达克顿。而且仍然是。”“这么说，她还活着？”“据我所知是的，而且很快就要出来了，这不奇怪。事情过去快十年了。不过，她回不了隔壁。达克顿一家搬走后，隔壁先后住过四家人。那房子一直卖不上价。半年前被一对年轻夫妇买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死过孩子的房子。当时那孩子就死在楼上的前厅里。”
他朝41号点了点头，眼睛从始至终没看过菲莉帕的脸。老妇人突然开口：“他们应该被吊死。”
菲莉帕大吃一惊，下意识地说：“绞死。那个词叫绞死。他们应该被绞死。”“没错儿。”男人说。
他转过头问他母亲。“他们把孩子埋在埃平森林了，是吧？他们是这么对她的吧，妈？把她埋在埃平森林。她才十二岁。你还记得吧，妈？”
老妇人或许是个聋子。他最后那句话根本是不耐烦的叫嚷。妇人没回答，只是盯着菲莉帕，说道：“她叫朱莉·斯凯思。我想起来了。他们杀了朱莉·斯凯思。但是没等他们逃到森林就落网了。警察逮捕他们时，在汽车的后备厢里找到了那孩子的尸体。朱莉·斯凯思。”
菲莉帕动了动僵硬的嘴唇，艰难地开口：“他们有孩子吗？您认识他们吗？”“不认识。当时我们不住这儿。他们入狱后，我们才从罗姆福搬来。听说他俩有个孩子，一个女孩，是吧，被人收养了。对那个可怜的小不点来说，这是最好的安排。”
菲莉帕说：“那就不是同一个达克顿了。我要找的达克顿没有孩子。我搞错了地址。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她辞别母子俩，沿着路往回走。两条肿胀、沉重的腿好像注了铅似的，仿佛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拖着她向前走。她低头盯着石子路，像个接受测试的醉汉一样把石子当成指引。她猜老妇人和她的儿子一定还看着她，于是走了大概二十米后，她转过身，冷冷地盯着他们。二人立即消失了。
现在，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不再受到监视，菲莉帕发现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她伸出手，摸索到离她最近的花园的砖墙，扶着墙慢慢坐下来。她觉得头晕，还有一点恶心，心脏剧烈地收缩，像颗炽热的球般狂跳。然而，她决不能在这里晕倒，决不能晕倒在这条街上。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回到火车站。她低下头，垂在双膝之间，感觉血液又砰砰地流回到前额。头没有那么晕了，但是恶心的感觉更加强烈。她再次站起身，闭上眼睛，不再看那些似乎在摇晃的房子，深吸了几口带着花香的空气。然后，她睁开眼睛，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她能触摸和感受的东西上。她的手指划过粗糙的墙壁。墙上曾装过铁栏杆。她摸得出水泥粗疏的纹理，想必是用来填充空洞的，那里就是砖墙曾打过孔的地方。或许，那些栏杆在战争期间被拆走，回炉炼成了武器。菲莉帕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的石子路。石子沐浴着阳光，化成无数的小光点闪烁，仿佛钻石一般明亮。花粉从花园吹到了这里，还有一片无精打采的玫瑰花瓣像一滴血般躺在路上。这条普通的石子路如此不同，在她灼灼目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些东西至少是真实的，她也真实存在，虽然愈加不堪一击，也比不上砖石结实、耐久，但依然存在，看得见，有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人经过这里，一定看得见她。
隔壁第二栋房子走出一个年轻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朝她的方向走来，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抓着婴儿车的扶手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旁。女人瞥了菲莉帕一眼，孩子拖着脚步路过，又转过头，瞪着大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她。他松开了婴儿车的扶手，菲莉帕挣扎着站起来，朝他伸出手，像是在提醒又像是恳求他。这时，他妈妈停下脚步叫了他一声，孩子朝妈妈奔去，再次抓紧婴儿车的扶手。
菲莉帕注视着他们拐进主街。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她不能一整天都依靠着这面墙，把它当成避难所，仿佛它是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唯[4]一可靠的现实。班扬的话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接着她发现自己大声地念了出来：“有些人希望下一步就能通往家门，这样他们或许就不必再翻山越岭；不过路就是路，终会有尽头。”
她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能安慰她。她不怎么喜欢班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失望、痛苦又恐惧的时候会突然想起这段话。只是在回火车站的路上，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它，仿佛这段话有自己的意识，就像她正走着的这条路一样永恒、坚实。“路就是路，终会有尽头。”3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莫里斯·帕尔弗里都待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自他被任命为高级讲师起，社会学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乐观主义和世俗主义浪潮的影响迅速扩张，占领了学校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一幢十八世纪后期的宜人房屋。他同东方文化学院共享这栋办公楼，这栋楼毫不显眼却访客众多。他们大多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男人和披着纱丽的女人每天络绎不绝地穿过前门，隐没于神秘的寂静中。他似乎总在狭窄的楼梯上遇见他们；对方会后退一步，颔首，眯着眼睛微笑；但是很少听见他们嘎吱作响的脚步声。莫里斯感觉这栋房子里到处是秘密和小心翼翼的忙碌。
他的办公室曾是一楼会客厅雅致的一部分，透过三扇高大的窗户和锻铁阳台能够俯视整个广场花园，然而现在这间办公室被隔出一块留给他的秘书用。雅致的平衡被打破了。室内有着精雕细琢的壁炉架，此前一直挂在彭宁顿办公室的乔治·莫兰的油画眼下被他安置在壁炉架上方，还有两把摄政时期的椅子，看起来既做作又虚假。他认为有必要跟来访者解释，他没有用仿品装饰这间办公室。可惜解释收效甚微。他的秘书必须从他的办公室穿过，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打字机咔哒咔哒的声响穿透薄薄的隔墙，成了他会客时令人恼火的伴奏，他不得不命令莫莉在他接待客人时停止工作。一旦想到坐在隔壁的秘书正无所事事地怒视着打字机，他就很难在会面中集中注意力。没有效率的实用性毁掉了雅致和美观。海伦娜第一次参观这间办公室时，只是说了一句“我不喜欢这个构造”，然后再也没来过。而希尔达从未留意或者在乎过这间办公室的格局，他们结婚后她就离开了社会学系，并且再也没有造访过这里。
同海伦娜结婚后，他就养成了不在家工作的习惯，当时她买下了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68号。他俩曾像两个探险的孩子一样，牵着手穿过一间间空旷的房间，卷起百叶窗，让阳光洒在未打磨的地板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光圈，他们一起确定了未来的生活。海伦娜明确要求他不能把工作带回家。他提出要一间书房，她回答房子太小了，整个顶层要留作婴儿室和保姆房。显然，她已经准备好在钟点工的帮助下洗衣、做饭，但是不打算自己照顾孩子。她列举了他们必需的空间，客厅、餐厅、两间卧室和备用卧室。彭宁顿从未有过书房，所以他的提议在她看来十分古怪。而那儿更不可能有一间图书馆。她从小在彭宁顿的莱恩图书馆长大，对她来说任何私人图书馆不过是人们用来存书的地方。
现在，他早就摆脱了悲伤——他的一些同事曾准确地描述这种痛苦的心理过程，就是摆脱那种屈辱和烦恼——又陷入了一种道德怪圈，毫无顾忌地成了父亲，却因堕胎的念头而感觉感情遭到了践踏。他想起她跟他提起那个孩子时，二人之间的对话。他问：“你打算怎么办，堕胎吗？”“当然不是。别这么保守，亲爱的。”“堕胎很危险，令人反感、不快，甚至是不道德的。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我保守。”“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你究竟为什么觉得我会堕胎？”“你可能觉得那孩子是个麻烦。”“我的老保姆是个麻烦，我父亲也一样。可是我没把他们全杀了。”“那你想怎么办？”“当然是嫁给你啦。你单身，不是吗？你不会在哪儿偷藏了一个太太吧？”“不，我没有太太。但是，亲爱的，你不会想嫁给我的。”“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最好能结婚。”
这是最寻常，也是最不加掩饰的欺骗，而他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受害者。然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坠入爱河，他现在意识到在当时那种状态下他无法清晰地思考。诗人称爱是一种疯狂，无疑是对的。他的爱的确算得上一种疯狂，他的思考过程，对客观现实的洞察力，甚至他的生命、胃口、消化和睡眠都受到了干扰。难怪他压根没怀疑过，当初在佩鲁贾的短暂休假中，她是如何三两下就勾搭上了他，第一次隔着餐桌朝他暗送秋波后没多久就把他拐上了床。
诚如她所言，她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在他看来，她的需要都不过分，她的不需要同样充斥着强烈的欲望。令他惊讶的是，他们那么快就在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找好了房子。伦敦的所有辖区都令她难以忍受。汉普斯特德太新潮，梅费尔区太昂贵，贝斯沃特太粗野，贝尔格莱维亚区太精明。与此同时，她不接受抵押贷款，这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即便他列举了税款减免的诸多好处也无济于事。十九世纪曾有位伯爵抵押了彭宁顿，拖累了继承人，令他们窘迫不已。在她看来，抵押贷款是一种世俗的举动。最终，他们搬进了皮姆利科的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在那里度过的四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论她送给他的这份礼物多么随意。她的死，奥兰多的死，令他彻底体会了痛苦的滋味。他庆幸当时的无知让他有机会体味最初那几个月的悲痛。直到他和希尔达结婚两年后，二人因为一直没能怀孕寻求医疗诊断时，他才知道了真相——他永远也无法孕育一个孩子。现在对他而言，那段哀悼一个不存在的女人和一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的时光，就像一笔偿清的债务，一种不朽的慈悲，不无道义。
比起海伦娜的死，他更痛心失去了奥兰多。海伦娜的离去带走了他的快乐，一种他从未感觉自己有资格拥有的快乐，一种他感觉不大真实的快乐，一种他希望持续下去却不敢奢望的快乐。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已经接受失去她是一种必然，生活比死亡更能彻底地分解他俩。他曾发自内心地以无法言说的悲恸哀悼奥兰多。失去一个漂亮、聪明、快乐的孩子在他看来似乎是件令人愤慨的事，况且这个孩子还曾是他的儿子。他的悲伤似乎包罗了全宇宙的苦楚。莫里斯从未对奥兰多寄予厚望，或者擅自把远大的志向强加给他；他只要求奥兰多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美丽、善良和笨拙的优雅。
正是因为奥兰多的死，他才决定和希尔达结婚。他知道很多朋友觉得这段婚姻不可思议。其实，这很好解释。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希尔达是唯一为奥兰多的死哭泣的人。海伦娜和奥兰多死后被安葬在家族墓穴中，对莫里斯来说那代表着最后的别离，他们追随着故去族人的脚步走了。葬礼结束后，莫里斯从彭宁顿回来的第二天，希尔达带着晨报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记得她当时的模样，她穿着白色的学生衬衫和早上刚熨过的裙子，他能看出熨斗在前摆留下的褶皱。她站在门边，看着他，只是嗫嚅道：“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他望着对方凝重的面庞突然因悲伤崩溃。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眶涌出，无法抑制地布满她的脸颊。
她不过是趁保姆偶尔带奥兰多来办公室时短暂地见过他几次，却为他的死而哭泣。他的其他同事或是写来悼词，或是前来吊唁，然而他们的眼神中却没有这种无法平息的痛苦。死亡是一种糟糕的体验。众人心怀同情、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仿佛他罹患了某种令人尴尬的疾病。而她却用一滴率性的眼泪祭奠了奥兰多。
那就是一切开始的契机。接着，是第一次晚餐邀约，第一次电影院约会，直至只是加深了他们对彼此错误印象的古怪求爱。他曾劝慰自己她是可以被改造的，她的善良和质朴能够满足他繁复的需求，她那张温柔、平淡的面庞背后是只消他关爱就能绽放的灵魂，虽然他从未有过确切的把握。她和海伦娜有着天壤之别。相比于接受和被他人爱，给予和爱他人更讨人喜欢。所以，尽管在他的一些同事看来，这场婚礼似乎有些草率，他们依旧如期出席了二人在注册中心举办的婚礼。可怜的姑娘一直梦想着一场白色的教堂婚礼。那种交换结婚证的安静仪式在她或者她父母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个正式的婚礼。她忍受着尴尬的痛苦熬过了整场婚礼，担心注册官或许会误以为她怀孕了。
他突然坐立不安，于是穿过办公室，走到高大的窗户前，俯瞰外面乱糟糟的广场。淅沥沥的细雨过后梧桐树又湿又脏，浸透的碎纸片一动不动地趴在湿润的草坪上。这个夏天随着雨水慢慢流走，正如他的心绪。他一直不喜欢两个学年之前的那段间隙，这期间上一个学年的琐碎尚未彻底清理干净，下一个学年的繁杂已经渐渐投下阴影。他记不得从何时起责任取代了热情，又是从何时起尽责屈服于厌倦。现在，令他发愁的是每次临近新学年，一种比厌倦更恼人、介于恼火和恐惧之间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他清楚自己已经不再将学生视为个体，除非站在导师的层面，否则他也再无了解或者同他们交流的意愿，他们之间甚至再无信赖可言。双方的身份似乎颠倒了，他是学生，他们才是导师。他们穿着年轻人的潮流服饰，牛仔裤、套头衫、又大又笨的胶底帆布鞋、开领衬衫套着牛仔夹克，像个审讯者似的坐在那里盯着他，等着听背离正统观念的说辞。他劝解自己他们和以往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教育意味着一种能力——优雅、准确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清晰地思考，判别或者欣赏，那么他们无疑粗俗、愚笨又无知。面对那些已经为自己夺取了足够特权的人，他们内心满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因为意识到自己能获得的特权是那么少。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后，他们不想再被教导。
琐碎的事情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还有某些正渐渐消失的东西，例如那些教名，比尔、伯特、迈克、杰夫、史蒂夫。他想知道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否与双音节的教名势不两立。他们的用词惹恼了他。在青少年法的系列研讨会中，他们总是谈及“孩子们”。这个词中隐含的傲慢和奉承令他反感。他自己一直谨慎地使用“儿童”和“年轻人”这两个词，也清楚这让他们感觉麻烦。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位教导初三学生的迂腐校长一样对他们说：“我已经改正了一些语法和拼写错误。这看起来或许像是庸俗的卖弄，但是如果你打算筹划一场革命，就必须说服聪明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和无知的人。或许有必要尝试一种并非社会学术语和综合教育标准混合体的文体。‘淫秽’意味着‘下流’‘不雅’‘肮脏’，这种词汇不适合用来描述单亲家庭建议的政府政策，这同那个决定一样可能会遭受斥责。”
学生领袖迈克·比尔拿到发还的论文时小声嘀咕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该死的狗杂种”。若非比尔离了“法西斯”这个词就不知道该怎么骂人，说不定还真是“该死的狗杂种”。比尔刚念完二年级。运气好的话，明年秋天他就能毕业，获得社会工作资格，在地方政府谋得一份工作，很可能要教导少年犯们“暴力抢劫这种偶然事件是下层阶级对资本主义暴政的自然反应”，或者帮助那些找借口不付租金的公屋租户提高政治意识。然而，他终将被人取代。学术机器无情运转，最奇妙的是，本质上他和比尔处于同一阵营。他抛头露面的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否认。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圆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想，不过只要知道在斗争中站在哪一边也就足够了。
他将那天早上送到小办公室的几封信塞进公文包。其中一封来自国会社会学家委员会，邀请他助力十月初的大选。莫里斯愿意做客政党政治电视广播节目吗？他想他会接受邀请。电视认可并赋予了一种身份。越熟悉的面孔越容易获得信任。另一封信再次请他申请一所北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职位。他能理解社会服务工作者们对这个职位的关注。最近许多社会服务领域之外的人接受了任命。但是反对者们没弄明白的是学术工作和研究的质量才是关键，而不是申请者的学术背景。考虑到近期围绕着关键职位的竞争，社会学需要展现其学术地位，而不是追求一种虚假的专业主义。同事们的敏感和不自信令他越来越恼火，他们总觉得自己被过度低估，时常抱怨外界期望他们补救所有的社会弊病。而他只希望能治愈他自己。
他收好最后几份文件，锁上办公桌的抽屉，忽然想起克莱格霍恩一家今晚要来吃饭。克莱格霍恩是一家致力于研究青少年犯罪原因和处理方法的基金受托人之一，而莫里斯有个硕士研究生正在找一份未来几年能从事的研究工作。定期举办晚餐聚会的好处就在于当你有事相求时，晚餐邀约不会显得目的性太强。他关上门，毫无兴趣地寻思着菲莉帕一大早去哪儿了，她还记不记得克莱格霍恩一家，能不能准时回家准备餐厅的插花。4
抵达利物浦街后，菲莉帕一直在城里闲逛。待她回到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时，时间刚过下午六点。雨眼看就要停了，好像冰冷的雾针般细密地拂过她温暖的脸庞。人行道湿透了，像是下了一整天大雨似的，一些浅浅的水洼汇进路旁的排水沟，飘着浓密乌云的天空仿佛凝结的牛奶一般偶尔有雨滴坠下。68号如同每个沉闷的夏日傍晚她放学回来时一样。这次回家表面上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一如既往地，地下室的厨房灯火通明，房子的其他房间依旧一片漆黑，只有前门精美的气窗透出一丝光亮。
厨房位于房子前部的地下一层。餐厅位于房子后部，几扇法式门通向花园。整个一层都是客厅，一段精工雕刻的锻铁阶梯连通了客厅和花园。夏日的傍晚，他们会端着咖啡走进庭院，围坐在无花果树下。围墙围着的花园只有三十英尺长，玫瑰和白色紫罗兰的香气缭绕。庭院中摆着漆成白色的木桶，天竺葵沐浴着灿烂的夕阳，映出绯红色的光，庭院的灯打开后花色又会变淡。
面向北侧的厨房永远亮着灯，希尔达从不拉窗帘。或许她从未意识到，对于站在地下室上方的人而言，她就像登上了明亮的舞台。她现在就站在那里，开始准备晚餐。菲莉帕蹲下身，抓着栏杆，凝视着她。希尔达专心致志地做着饭，仿佛一个女祭司在祭祀用品中穿行，以艺术家审视模型的专注力聚精会神地查阅她的菜谱，然后迅速地点过每一种食材，像是祈祷前画十字一般。她着迷似的整理房子的其他地方，但是房子里的其他东西好像都与她无关，只有厨房，只有这种井然有序的混乱才令她觉得自在。这里是她的栖息地。窗户前的防护铁栏杆和带刺的围栏仿佛将她困在双层的笼子中，她透过一连串或杂乱或匆忙的脚步见证这个世界的经过。她暗淡、平直的头发常常垂在脸前，现在用两把塑料梳子拢到了脑后。她总是穿着白色的围裙，看起来年轻又无助，好似一个正全力准备实践能力考试的女学生，或者忙于应付第一次晚餐聚会的新手女仆。并不是因为她在厨房里干活才看起来像仆人。除了学校最富有的那群女孩的妈妈，大多数妈妈都自己做饭。烹饪已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手艺，几乎称得上是一种狂热。或许是因为那条白色围裙，以及那道似乎总是等待着、甚至是渴求着被责难的忧虑目光，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心赚取生活费的女人。
菲莉帕早已忘记克莱格霍恩一家和加布里埃尔·洛玛斯要来吃晚饭的事。以洋蓟为头盘的晚餐就要开始了。桌子中央，六个洋蓟摆好盘，正等待入锅。在两盏日光灯的照射下，厨房好似婴儿室墙上的挂画。此外，还有一把铺着破旧拼缀垫子的细藤椅。莫里斯和菲莉帕都没有趁希尔达做饭时坐在厨房同她聊天的习惯，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买一把椅子。书架上平装菜谱的封面已经被翻得油乎乎、皱巴巴，挂在壁式电话旁的日历上画着亮蓝色的布里克瑟姆港，厨房里还有一台手提式黑白电视，彩色的那台摆在客厅。菲莉帕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希尔达一个人坐在客厅。她为什么要待在客厅呢？那又不是她的客厅。毕竟，客厅里的每个物件都出自莫里斯或是他前妻之手。
菲莉帕从未听莫里斯提及海伦娜，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为他依旧在哀悼她的离世，还是顾及希尔达的感受呢。很久以前，她就觉得莫里斯是个不轻易表露情绪的男人。这样，生活才不会受往事的影响。戏剧性的早逝为海伦娜蒙上了一层神秘、庄重的面纱，她时常会对海伦娜·帕尔弗里产生隐隐的好奇。她只见过一次莫里斯前妻的照片。她记得那是学校为帮助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举办的义卖，有位家长捐了一大堆时尚杂志，杂志很受欢迎，人们很乐意用一两个便士交换追忆过去的短暂快乐。他们一边翻杂志，一边咯咯地笑：“快看，这是莫里斯和约翰在参加亨利皇家划船赛。亲爱的，我们真穿过那么长的裙子吗？”
翻阅其他待售杂志时，菲莉帕猛地认出了莫里斯的脸，大吃一惊。那是个年轻得多的莫里斯，既陌生又熟悉，脸上挂着错愕、傻乎乎的笑容，看起来像是突然被照相机拍到，一时间没想好用什么表情面对镜头。那张照片是在某个婚礼上拍的。标题写着：“莫里斯·帕尔弗里先生和海伦娜·帕尔弗里女士正与乔治爵士及斯科特-哈里斯女士畅谈。”但是，照片中的他们没有同任何人聊天，只是盯着镜头，端着香槟杯，仿佛为了庆祝二人共同经历的这一秒被记录在胶片里而干杯。海伦娜·帕尔弗里女士戴着一顶宽檐帽，身着一条奇短的裙子，微笑着站在丈夫身旁，身材似乎比他还高几分。黑色的头发勾勒出一张不再年轻的脸，瘦骨嶙峋，饱经沧桑，眉头紧蹙。菲莉帕偷偷撕下了那张照片，夹进一本书里，私藏了近一年的时间。她偶尔会拿出来，就着卧室窗户的光线着魔似的盯着看，希冀能找出蛛丝马迹，了解这个女人的性格，他们的爱情(假设他们曾经相爱过的话)，以及他们共同经历的生活。然而，最后她挫败地撕碎了照片，冲进了马桶。
此刻，她透过栏杆聚精会神地盯着莫里斯活生生的妻子。她倾身靠近桌子，小心翼翼地铺开小牛肉片。看来晚餐的客人要吃酒渍小牛肉佐蘑菇酱。客人们自然会称赞这顿饭，他们总是这样。菲莉帕记得曾经读过这样的说法，上一次战争最终打破了英国人对餐食品质的缄默。现在，大多数女人，偶尔也有男人，会称赞、打听或者相互交换菜谱。不过，轮到希尔达时，称赞就变得夸张、不自然、虚伪得几乎令人尴尬。好像他们需要鼓励或者讨好她，赋予她所看重的价值。自结婚以来，她丈夫的客人们一直以这种方式对待她，仿佛烹饪是她唯一的兴趣，是她唯一能谈论的话题。不过，现在也许的确是这样。
街道的方向传来一阵脚步声。菲莉帕匆忙站起身，酸麻的双腿让她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忽然一阵眩晕袭来，她赶忙抓紧围栏顶部的尖刺稳住自己。菲莉帕这才想起今天她在伦敦街头走了将近七个小时，足迹遍布公园、教堂和堤岸，中途滴水未进。她费力地踏上前门的台阶。
菲莉帕转动钥匙，穿过镶嵌着寓意春夏的双层伯恩-琼斯彩色玻璃的内廊，进入珍珠灰色的安静门厅。她又闻到了那股淡淡的味道，夹杂着薰衣草和未干油漆的气味，淡得像是一种错觉，一种对家的条件反射。雅致的栏杆支撑着精美的光面红木扶手，从涡卷形装饰部位延展，弯曲着向上，引导视线随之落到楼梯平台的彩色玻璃窗上。两块窗格玻璃延续了门廊的风格，戴着花环的女人端着盛满秋季水果的[5]丰饶角，满脸胡子的冬日老人在一堆柴草木棒旁。依照稍早时候的趣味，他们自以为的唯美和魅力会遭受唾弃。现在，虽然莫里斯并不太喜欢，但也没想挪走，大概是因为清楚它们背后的价值。不过，门厅其他装饰出自他的品位，确切地说是他或者他前妻的品位；与斯塔福德郡相关的历史收藏在白色木制矮架的映衬下分外醒目；消瘦的纳尔逊脚蹬黑靴，面无血色地战死在哈代的怀里；陆军元帅威灵顿腰间挂着元帅杖，身跨战马哥本哈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领着那群金发孩子聚集在大英博物馆门前；灯塔在汹涌的海浪中若隐若现，格雷斯·达林奋力地摇着桨。它们上方挂着莫里斯收藏的日本木版画，三幅十九世纪的画作装裱在弧形的红木画框中，分别出自延一、菊川和床文之手，虽然与其他装饰品的风格迥异，却因为兼具了力与美，所以看起来还算和谐。孩提时，菲莉帕就获准为这些收藏品拂尘，装饰品是她童年的一部分，勇猛的武士身佩倭刀，惨白的月亮躲在繁茂的树枝背后，眼睛细长的女人身穿红绿淡雅的和服。所有这些，她真的是被领养后的这十年才认识的吗？那些只在梦魇中出现的门厅又是哪里呢，黑乎乎的护墙板，门内挂着油腻腻的橡胶雨衣，卷心菜和鱼腥味，面对楼梯下方漆黑橱柜时的幽闭恐惧又源自何处呢？
菲莉帕没脱外套，径直走进厨房。希尔达捧着一盒鸡蛋走出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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