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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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亚诺作品系列(全4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封面版权信息蜜月旅行
家谱
来自遗忘的最深处
这样你就不会迷路
为罗贝尔·伽利玛而作夏日还会再来，但是炎热再也不会如此沉闷，街道也不像星期二那天在米兰那么空旷。那是八月十五日的第二天。我把行李放到寄存处走出车站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不该在阳光的直射下在城市里行走。现在是傍晚五点钟。去巴黎的火车要等四个小时。必须找个阴凉地，脚步把我带到了几百米以外的一条大街，它沿火车站通向一家饭店，我看准了那个高大门面的方位。
金色大理石走廊让你避开了阳光，在清凉和半明半暗的酒吧里，你进入了井底。今天，那酒吧让我联想到一口井，那家饭店呢，让我想到一座大碉堡。然而那一刻，我高兴的是，借助一根麦秆，喝到了石榴和橙子的混合饮料。我听到一位侍者在说话，他的长相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他在和另一位顾客说话，我完全不可能描述出那位顾客的外表和服装了。他只有一件事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他强调对话的方式是用一个“嘛”字，那个字回荡着丧家犬般的哀鸣。
两天前，八月十五日前夕，一个女人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自杀了。侍者解释说，人们叫来了救护车，然而无济于事。下午的时候他还见过那个女人。她来过酒吧。一个人。女人自杀后，警察询问了他，那位侍者。他无法向他们提供很多细节。只说是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饭店经理感觉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幸亏是在一年的这个时候，顾客不多，事情就这么不易觉察地过去了。今晨，在《信使报》上登出一篇加边框的小文。是个法国女人。她八月份来米兰干嘛？他们朝我转过身子，似乎在等待我给他们答案。然后侍者用法语对我说：“八月份不该到这里来。在米兰，八月份都关门了。”
另一位顾客用他这个丧气的“嘛”字表示赞同。他们每个人都用严厉谴责的目光审视我，让我深深感觉自己干了傻事，甚至比犯傻还严重，犯了不小的错误，在八月的米兰，一败涂地。“您可以观察一下，”侍者对我说，“今天米兰没有一家店营业。”
我坐进一辆停在饭店前的黄色出租车。司机发现我这个旅游者迟疑不定的样子，建议把我拉到大教堂广场去。
大街上空空荡荡，所有店家都大门紧闭。我在琢磨，他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回饭店自杀以前，也乘坐过一辆黄色出租车穿越米兰。我不认为在这时候考虑这座荒凉城市的景象会导致她作出决定。相反，倘若让我找出一个词语说明那个八月十六日的米兰给我的印象，我头脑里马上闪现出的是“开放的城市”这个词。这座城市在我看来，适合小憩，我肯定，活力和声音都会恢复的。
在大教堂广场上，一些戴鸭舌帽的游客在教堂底下闲散踱步。在维克多—爱玛努埃尔画廊进口，一家大规模书店灯火通明。我是唯一的顾客，在灯光下翻阅图书。八月十五日之前她是否来过这家书店呢？我很想向书店尽头、站在艺术类著作柜台的办公桌后面的一个男人打听一下。可是除了她有棕色头发，是个法国人之外，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
我沿着维克多—爱玛努埃尔画廊前行。在米兰，一切有生机的事物都隐蔽在那里，躲避灼伤人的阳光：孩子们围在卖冰淇淋的小贩身边，有日本人和德国人，还有第一次来游览这座城市的意大利南方人。在间隔的这三天时间里，我们都可能遇到过这位妇人，而我在画廊里，因为我们都是法国人，说不定还交谈过呢。
乘去巴黎的火车之前还要度过两个小时。我又坐上一辆排队等在大教堂广场上的黄色出租车，向司机说明了饭店的名称。夜色降临。今天，这座陌生城市的大街、花园、有轨电车，还有让你更想与世隔绝的炎热，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与这位女子的自杀十分吻合。可是在出租车里的那一刻，我心想，这是不幸的偶然之果。
只有侍者一个人在。他又给我递上了一杯石榴和橙子的混合饮料。“哦，您看到了吧……米兰的店家都关了……”
我问他刚才提到的，怀着敬意和夸张的语气说起“结束生命”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饭店住了很长时间。“不，不……在她结束生命的前三天吧……”“她从哪儿来的？”“从巴黎。她要去南方和度假的朋友们会合。在卡普里岛……是警察这么说的……有人明天要从卡普里岛来，解决所有麻烦。”
解决所有麻烦。卡普里岛在这些悲哀的词汇和蔚蓝色、海边的岩洞、轻柔的夏季之间，能令人联想到什么共同点吗？“一个很美的女人……她就坐那儿……”
他给我指了指那张最里面的桌子。“我给她的和给您的饮料一样……”
去巴黎的火车到点了。外面已经漆黑，可是炎热依旧和整个下午那样令人窒息。我穿过大街，目光停留在火车站建筑的正门面上。在宽敞的寄存大厅，搜遍了所有口袋，寻找那张能让我的行李归还我的寄存凭单。
我买了一份《信使报》，想读一读那篇为这个女人写的“加框小文”。她可能从巴黎过来就曾经抵达我现在所在的站台上，而我在相隔五天后，走的却是与她相反的路线……当朋友们在卡普里岛等你的时候，来这里自杀的念头多么古怪……也许她对这个举动曾经有过一个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动机。
上个星期我又回到米兰，但是没有离开机场。这次和十八年前不一样了。是的，十八年，我扳着指头算了算。这次我没有乘黄色出租车去大教堂广场，到维克多—爱玛努埃尔画廊下面。天在下雨，是六月份的闷雨。大约等一个小时之后，我会登上带我回巴黎的飞机。
我是过境，坐在米兰机场的玻璃窗大厅里。我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天，从那段时间以后，还是第一次，让那位“结束生命”的妇人——像那位侍者所说——真正开始占据了我的思想。
到米兰去的来回机票是我出发前偶然在汝福瓦街的一家旅行社买到的。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妻子阿奈特的原因，我把机票藏在了一个行李的底部。米兰，是我偶然在另外三座城市维也纳、雅典和里斯本以外选的。目的地并不重要。唯一的问题是，这架飞机和我本该乘坐到里约热内卢的飞机同时起飞。
他们送我到机场：阿奈特、威才尔和卡瓦诺。我经常发现他们在我们远行的时候，佯装快乐。我呢，从不喜欢出去，那天呢，比往常还不想动。我真想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过了干这一行的年龄，用一个过时的名称，须称之为“探险家”的行当。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到普莱耶尔或者外省愈来愈稀少的电影厅去放新闻纪录片吗？我们小时候很愿意追随长者的榜样，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太迟了。已经没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了。“一到里约就给我们打电话啊……”威才尔说。
这是一趟常规远行：我要拍摄的是一部新纪录片，在拍其他许多片子以后将取名为《探寻少校法赛特的足迹》，好借口在马托·格罗索边缘拍摄几个村子。这一次，我决定其他人不要在巴西见到我，可是我没敢向阿奈特和其他人承认。他们不可能懂的。再说阿奈特正等着我出发好和卡瓦诺单独相处呢。“拥抱巴西的朋友们。”卡瓦诺说。
他暗示的是已经出发在大洋另一端住进里约热内卢苏扎饭店等待我的技术团队。那好，他们得久等了……四十八小时以后，模糊的不安会开始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会往巴黎打电话。阿奈特会拿起话机，卡瓦诺会拿起听筒。消失了，对，我消失了。像法赛特少校一样。但是有点区别：我出发远行一开始就消失了，还会有更让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会发现，在到里约的飞机里，我的座位是空的。
我对他们说过我更希望他们不要送我登机。我之前回到他们那个小团队时总在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他们。威才尔和卡瓦诺步履矫健，因为我们的职业虽然不真正同一，却有同一种追随童年梦幻的方式。我们还能长时间保留老小孩的样子吗？他们挥动臂膀，表示告别。阿奈特曾经令我激动。她和我肯定是同龄人，我二十岁的时候，她成为一群有些枯萎但仍旧吸引我的丹麦女孩当中的一个。当时她比我年纪大，我则喜欢她们能庇护人的温情。
我等着他们离开大厅，好让我直奔飞往米兰的飞机的登机口。我可能马上就会偷偷从米兰返回巴黎。但是我感觉首先有必要在他们和我之间保持距离。*
在这个过境大厅里，有那么一刻我真想走出机场，穿过米兰的街道，沿着以往的路线前行。然而这无济于事。她来这里是偶然死亡。应该在巴黎发现她的足迹。
在回去的路上，我让自己获得了满足感，那是我二十五岁时第一次到太平洋岛屿以来所未感受到的。那一次以后，还有很多次其他旅行。比如斯坦利港，布拉柴维尔的萨沃尼昂和阿兰·热尔伯，我是否在那里读到了幼年时期的探险经历？尤其是逃跑的需要。我从未在自身有过这样强烈的感受。就是在这架把我带回巴黎的飞机上，我感觉，要是我登上本该前往里约的飞机，还会往更远的地方逃窜。*
我在巴黎周边认识多家酒店，可是我决定定期调换。我第一家订房间的酒店是多雷门的多狄斯酒店。在那儿我不必担心和阿奈特相遇。我走以后，卡瓦诺可能把她拉到了杜凯纳大街的公寓。她可能并不会立即知道我的失踪，因为没有人——包括威才尔——知道她是卡瓦诺的情人，本该响起的电话铃，在维隆城区我们家，是没用的。然后在几天的蜜月以后，她最终会突然回到维隆区，会有一份电报——我猜想——在等她：“里约团队极度不安。让不在十八日的飞机上。火速致电苏扎酒店。”卡瓦诺会来维隆区找她，分担她的焦虑不安。
我一点儿都感受不到焦虑人群的心情。但是有轻微的，十分轻微的感觉。我拒绝让所有这些事都涂上戏剧色彩：我现在已经太老了。当我没有零花钱以后，我会试着和阿奈特达成一致。给维隆区打电话不大谨慎，因为有卡瓦诺在。然而我会找到一个与阿奈特秘密确定约会的办法。我确定她会保持沉默。今后，她要让那些还想跑出去找我的人泄气。她相当擅长涂抹痕迹，抹擦得如此干净，就像我从未在这个世上待过一样。*
今天多雷门这儿的天气不错。但是炎热不像十八年前在米兰的那一整天当中那般沉闷，也没有米兰的街道那么荒凉。在苏尔特大道和喷泉广场的那一边，一堆堆的游客熙熙攘攘挤在动物园门口，另外一些人登上老殖民地博物馆的台阶。我们，孩子们，卡瓦诺，威才尔和我参观过的这座博物馆，还有这座动物园，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着作用。我们在那里梦想过遥远的国度，有去无返的远行。
我现在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我刚刚又买了一张参观动物园的门票。从现在到以后几个星期，肯定会在某一张报纸上有一篇小文宣布让·B的消失。阿奈特将遵循我的指示让他们相信我在最后一次到巴西旅行的过程中，销声匿迹在大自然当中。时光流逝，我想象自己就排在失踪探险者名单上的法赛特和莫福莱之后。没有人会猜出我在巴黎的门户搁浅，而且那里就是我旅行的目的地。
他们在有关新近死亡者的文章里想象，可以重新追忆生命的进程。但是他们却一无所知。十八年前，我躺在火车的卧铺上阅读了《信使报》。我心头一震：文章涉及的那名女性，照侍者的说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认识她。火车在米兰车站停了很久，我如此震惊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离开车厢返回酒店，就像我还有机会见到她似的。
在《信使报》上，他们弄错了她的年龄。她四十五岁。他们用姑娘的姓称呼她，尽管她一直和里果维系着婚姻关系，然而这件事，除了里果，我和具备公民身份的在职人员，谁知道呢？是否真能指责他们的这个错误？是否更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论如何，都让她拥有她一生中前二十年做姑娘的那个姓呢？
酒店侍者曾说，会有人来“解决所有麻烦”。是那个里果吗？火车在晃动的时候，我想象中出现的里果，由于时过境迁，再也不是六年前的样子。他可能认出我吗？自从英格丽特和他与我在路上擦肩过后六年以来，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
至于她，英格丽特，我在巴黎见到过一次。但是没有里果。
车窗外面沉寂的郊区在月光下慢慢掠过。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只在夜间女值班员出现在我的卧铺上方时才打开灯。我只要提早三天抵达米兰，就可以在酒店大堂与英格丽特碰面。那天下午当出租车把我拉到多姆广场时我想的是同一回事，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她。
我们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她装作不认识我呢？装作？然而她应该已经感受到离一切都如此疏远，甚至没有留意到我。或许，她在和我永远离别之前，会严格地从礼貌上和我交流几句话。*
人们不能攀登动物园里被称作岩羚羊巨石的内部石阶了。它有坍塌的危险，被包裹在一个网里面。有些地方的水泥结构起了裂缝，暴露出骨架生锈的铁丝。可是我很高兴看到了长颈鹿和大象。今天是星期六。很多游客都在拍照。还有一些没出发度假的家庭，或者不出去的家庭走进凡塞纳动物园，就像走进夏季度假休养地一样。
现在我坐在面临多美尼尔湖的一条长凳上。一会儿我就要回到旁边的多狄斯酒店，它位于沿老殖民地博物馆一侧的房屋中间。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去，会看到广场和嬉戏喷涌的泉水。我是否可以想象，在遇到英格丽特和里果的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遥远国度二十多年的旅行之后，搁浅在这里——多雷门呢？
那年夏天从米兰回来的时候，我本想对英格丽特的自杀多知道一些情况。我在巴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她一个人的时候她给我的电话号码没有回应。不管怎样，她告诉我已经不和里果一起生活了。我找到了六年前，他们陪我到圣—拉法埃尔火车站的时候，里果匆匆写下来的另一个号码：克雷拜尔83-85号。
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很长时间没见到里果先生了”。我是不是能给他写信呢？“如果您愿意，先生。我什么都不能向您保证。”于是，我问了她克雷拜尔83-85号这个地址。这是位于斯彭迪尼街带家具公寓的一栋房子。给他写信吗？但是吊唁的语句在我看来既不适合英格丽特，也不适合他，里果。
我开始旅行。对他们的记忆模糊起来。我只是做些能碰到他们——她和里果的事。我们的关系处于表面。在英格丽特自杀三年后的一个仲夏夜，在巴黎，我一个人过境，更准确地说：我从大洋洲返回，应该在几天后去里约热内卢，我重新感到需要给克雷拜尔83-85号打个电话。我记得，我走进了里沃利街的一家大酒店，专门是为了打电话的。把电话号码递给话务员以前，我跨越大厅走了百十来步，准备我跟里果要说的话。我担心怯场而说不出话。但是，这一次，没有人应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旅行，在普莱耶尔或其他地方放映纪录片，英格丽特和里果没有特别占据我的头脑了。我尝试最后一次给里果打电话那个晚上是像今天一样的夏日的晚上：同样的炎热，有一种孤独怪异的感觉，但是与我现在的感受相比，要淡漠多了……没有什么能比旅行者在两架飞机之间感受死亡时间的印象更为深刻的了。卡瓦诺和威才尔应该在几天后与我碰头，三个人一起去里约。生活还是因为行动和美好的计划而有声有色。*
刚才回酒店之前，我惊奇地发现老殖民地博物馆的门面和广场的喷泉灯火通明。两辆旅游大巴停在苏尔特大道的起点。快到七月十四日了，晚上的动物园还在开放？这个街区有什么东西能在晚上九点钟还那么吸引游客？
我不知道阿奈特下周是否会接待我们的朋友，就像我们每年七月十四日在维隆区我们宽大的阳台上接待朋友那样。我基本可以肯定：她需要身边有人，因为我不在。卡瓦诺肯定会鼓励她不要放弃这个习惯。
我沿着苏尔特大道行走。房屋勾勒出逆光下的轮廓。有时在某个房屋的正面，还留有一大片阳光的痕迹。在人行道上我也不时发现了片片阳光。阴暗和落日，炎热和空旷的大道形成对比……卡萨布兰卡。是的，我正沿着卡萨布兰卡的一条林荫大道漫步。夜色降临。从打开的窗口传来电视机的嘈杂声。我重新回到了巴黎。我走进一个电话亭，翻阅电话簿，寻找里果这个姓。通栏都是姓里果连带名字的人。可是我已经记不住他的名字了。
然而我肯定里果还活着，住在周边的一个街区。有多少人们以为死了或者失踪的男男女女住在标志着巴黎周边的一堆堆房子里……我已经在多雷门，根据他们的面部表情反映出的过去经历，选定了两三个目标人物。他们可能会和你说很多，但是会坚持保持沉默，这让他们完全区别于将他们遗忘的人们。*
在多狄斯酒店我的房间里，我在思考，所有的夏季都是雷同的。六月下雨，伏天，七月十四日的晚上阿奈特和我在维隆区的大阳台上接待我们的朋友……可是我碰到英格丽特和里果的那个夏天真是完全不同。空气中竟然还有一丝清凉。
从我生活的什么时候开始，与直到那一刻我才认识到的不同的夏天突然消失了？这太难确定了。没有明确界限。英格丽特在米兰自杀的那个夏天吗？好像和其他夏天一样。我今天回忆阳光下空阔的街道和黄色出租车的闷热，才感觉在巴黎七月份的今天同样不爽。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次的方式比往常更为激烈——夏季成为引起我空虚和自身不存在的感觉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把我带回了过去。是特别强烈的光线，街道的寂静，那个晚上留在苏尔特大道房屋正面形成落差的阴暗和落日造成的吗？由于超感觉的氛围存在，过去和现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一团乱麻。不爽可能就来自那里。这种不悦，不仅在今天孤独时有所感觉，而且在我们每个七月十四日在维隆区阳台的节日里。我总是听到威才尔或者卡瓦诺对我说：“喂，让，有什么不舒服吗？你该喝一杯香槟……”或者就是阿奈特靠在我身上，用她的食指抚弄我的嘴唇，或者用她的丹麦口音在我耳根窃窃私语：“你想什么呢？亚诺，说，你还是一直爱我的吧？”在我们周围，我听到阵阵笑声、低声交谈声、音乐声。
那年夏天，不存在这个不爽，也没有过去对现在奇异的超感受。我乘火车从奥地利的维也纳回来，在圣—拉法埃尔站下车。早上九点钟。我想乘大巴让它把我带到圣—特洛佩兹。我在搜寻外衣的口袋时发现，有人偷走了我身上剩余的钱：三百法郎。此刻我决定对我的未来不提问题。那天早晨天气很好，炎热和今天一样难以忍受，但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没有任何妨碍。
我守候在圣—拉法埃尔的出口处，在沿海边的路上拦顺风车。我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有一辆黑色轿车停下来。首先让我激动的是，开车的是个女人，他呢，坐在后排座位上。她从落下的车窗探出身子，架着一副太阳镜。“您去哪儿？”“圣—特洛佩兹方向。”
她点点头，告诉我可以上车。
他们一句话都没说。我找到一句话开始聊天。“你们在度假？”“是，是的……”
她心不在焉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坐在后排长凳上的他，正在查找一张比米其林地图还要大得多的地图。我在后视镜里把他看得清清楚楚。“马上到伊桑贝尔了……”
她看了看路边的路牌。然后她朝我转过头说：“我们在伊桑贝尔停一下不会惹您心烦吧？”
她说这话时的语气自然，好像我们认识了很久似的。“我们停一停，然后继续往圣—特洛佩兹去。”他微笑着对我说。
他折好地图，放在他身边的长凳上。我给他们两人估算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左右。她棕色头发，眼睛明亮。他剪着短发，拢到脑后，鼻梁有点儿塌，身着一件鹿皮外套。“应该就是那儿了……那家伙在等我们呢……”
他朝她俯下身子，手扶在她的肩头。一个身着夏装的男人，手拎一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在别墅的围栏前走了百十来步。她把车子停在人行道离围栏几米远的地方。“我们要耽搁一会儿，”她对我说，“您能不能在车里等等我们？”
他先下车，过来给她打开车门。她出来后，他关上车门。然后从拉下的车窗玻璃探进头。“您如果等烦了，可以吸烟……放手套的箱子里有烟……”
他们两人朝拿公文包的男人走去。我注意到他的腿一拖一拖的，但是身体笔直，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俨然一副保护者的模样。他们和拿公文包的男人相互握了握手，男人打开围栏门，让他们在他前面走了进去。*
在手套箱里找香烟盒的时候，我弄掉了一本护照。把它归回原处时，我打开了它：我无法说出这个动作是不是机械的，或者是否只是感到好奇。这是一本名字为英格丽特·泰森，里果配偶的法国护照。让我吃惊的是，她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那座我居住过几个月的城市。我点燃一根香烟，可只是第一口吸进去，我的胸口就一阵疼痛：那一夜，在火车上，从头一天午饭后我就没睡过觉也没吃过东西。
我没离开车子。我尝试着与疲劳抗争，但是渐渐地，我陷入了半睡状态。我听到一阵低语的对话，于是睁开眼睛：他们两个人都在车边，还有那个拿黑公文包的男人。他们和他握了握手，那个人大步流星，穿过了大街。
我打开车门，走出车子。“您不想坐前面吗？”我问那男的。“不……不……我非得坐后面，因为我的腿……我还不能完全弯曲……膝盖上有旧伤……”
他好像想让我安心。朝我微微一笑，他是不是那个写在护照上的里果呢？“您可以上来了。”她的眉毛娇媚地一皱，对我说。
她打开了装有手套的箱子，拿起一支香烟。她有些狂野地启动了车子。他跨过长椅坐下来，一条腿在座位上伸开。*
她的车开得很慢，而我却难以保持睁开眼睛。“您在度假吗？”她问我。
我担心他们会问我别的更加具体的问题：您的住址？您在学习吗？“不真是在度假，”我说，“我不大清楚是不是要留在这里。”“我们住潘普洛纳海滩旁边的一栋小屋，”她对我说，“可我们在找别的房子租住……您等我们的时候，我们参观了一栋别墅……很遗憾……我发现太大了……”
他在我们身后一言不发。他用一只手按摩膝盖。“我呢，让我喜欢的是地名：伊桑贝尔……您没发觉这是个美丽的名称吗？”
她在太阳镜背后盯着我。*
进入圣—特洛佩兹后，我们上了右手边的海滩公路。“从那儿开始，我总是弄不清路线。”她说。“你一直往前开。”
他低声说道，略带轻微的巴黎口音。这给了我询问他们是否在巴黎住过的念头。“嗯，但是我们可能会最终在这里定居。”她说。“您呢？您住在巴黎吗？”
我向他转过身子。他的那条腿始终跨在长凳上。我感觉他讥讽的目光包裹着我。“是的，我住巴黎。”“父母家？”“不。”“让他清静点儿吧，”她说，“我们不是警察。”
大海出现在比公路略显低一些的尽头。远处有一片葡萄园和松树林。“你还是走得太远了，”他说，“该走左边了。”
她转了半圈，准确地避开了一辆从相反方向过来的车。“您不害怕吧？”他问我，“英格丽特开车技术很糟。从今天开始以后几天，等我的腿好一些了，我会再坐到驾驶盘前面的。”
我们走上一条小路，路的开端立着一块指示牌：塔伊提—莫拉。“您有驾照吗？”她问我。“有的。”“那么您可以代我驾驶。这样更谨慎一些。”
她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正准备到驾驶盘那里替换她，她说：“不……不……不是马上……等一会儿……”“往左拐。”他对她说。
他给她指了指新出现的路牌：塔伊提—莫拉。*
现在的公路再也不是一条两边长满芦苇的路。我们沿着一道围墙前行，围墙开了一扇蔚蓝色的大门。她把车子停在门前。“我更希望从海滩回去。”他说。
我们继续沿着长满芦苇的路驶去，然后开到一块敞开的平地，这是用来做莫拉餐厅的停车场的。车子停好后，我们穿过了餐馆空荡荡的平台。抵达了海滩。“还在远一点儿的地方，我们可以步行过去……”
她脱下草绳底帆布鞋，挽着他的手臂。他拖着腿，但是样子没有刚才那么明显了。“海滩上还没什么人，”她对我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时候。”
与海滩分开的所属地用一个带孔的围栏隔着。我们从其中一个洞钻了过去。在五十多米以外的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四周围有凉台的印度式平房，令我联想到美国高速公路旁的普通人家。它躲藏在一片小松林的阴影下。“那就是主别墅。”他对我说。
我透过松林，从最深处辨认出一个摩尔式样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高大建筑群体，白色，不分层次，围绕着一个镶嵌着蓝色马赛克的游泳池。有人浸泡在泳池里。“主人就住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问他们租下的是园艺工人的房子。”*
她走出平房，身着一件天蓝色浴袍。他和我，我们坐在一扇可以滑动的玻璃门窗前面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等她。“您看上去很累，”他对我说，“您可以在这儿休息休息。我们呢，到海滩上去……就在前面……”
她透过太阳镜，默默地望着我。然后对我说：“您该睡个午觉……”
她给我指了指靠平房位置的一丛松树脚下的气床垫。*
我躺在气垫上，望着天空和松树顶。我听到从远处的游泳池传来阵阵笑声，扑通通的跳水声。在高高的松枝间，阴影和阳光在嬉戏。我让自己进入微微的麻木不仁。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似乎是我生命中感受到舒适安逸的罕见一刻，我甚至可以称之为：幸福。在昏昏欲睡，偶尔被穿过松枝阴影的一缕阳光打断或者晃晃耀目的状态下，我发觉犹如我们是多年相识，他们把我带到自己的住处，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如何，我别无选择。我们会看到事情发展的过程。我最终进入了梦乡。*
我听到他们在我旁边说话，可是我却睁不开眼。透过睫毛，渗进一道橘色的光线。我感觉肩膀上有一只手在推我。“喂，睡得好吗？”
我陡然起身。他穿着一条平纹布的裤子，黑色翻领运动衫，戴着一副太阳镜。她穿着浴袍。头发湿漉漉的。她可能刚洗完澡。“快三点了，”他说，“您和我们一起用餐吗？”“我不想打扰你们。”“不打扰。”
她微笑看着我，眼睛是淡蓝或者说灰蓝色的。
我们沿着沙滩径直走到莫拉餐馆的平台。大部分的桌子都空着。我们坐在一张有绿色帆布做顶的大阳伞遮蔽的桌子周围。一位相貌犹如过去的滑雪教练般的男人走来负责订餐。“吃的和往常一样，”她说，“三个人。”*
阳光静静地，满满覆盖着整个海滩、大海和莫拉餐馆的平台。在这深深的静谧当中，有一个细小的特别尖尖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是几个穿浴袍的人的声音，就在离我们的桌子不远的地方，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就像他们在我们近旁。一只从海面掠过的克里斯卡夫特汽艇的嗡嗡声四面传开，时不时关闭发动机，随意上下漂浮。于是我们听到了汽艇上人们的说笑声。“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对我说，“您在这里没有落脚点吧。”“没有。”“您在探险吧……”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儿讽刺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感觉到了他对我的同情。“但是不幸的是，我必须尽快回到巴黎工作。”“什么工作？”
这回轮到她在问我了，她苍白的眼神总是盯着我。“我为地理杂志撰写文章……”
我只有一半在撒谎。我写过一篇关于记者和探险家亨利·R.斯坦利的长篇文章，寄给了一本旅行杂志，然而还不知道是否会发表。“那么您是旅行回来了？”他问我。“是的，从奥地利的维也纳回来……”
我很想把话题转移到维也纳上。她应该很熟悉那座城市，既然她在那里出生。我很惊讶的是她竟然没有反应。“维也纳，是座美丽的城市……”
我白白强调了一番，维也纳仍旧没有引起她的任何回忆。“您呢，在巴黎工作吗？”“我退休了。”他微笑着对我说，但是声调干巴巴的，没法让我有兴致再提什么问题了。“我去游泳了。你们在这里等我？”
她起身脱去白色浴衣。我的目光追随着她在炎热迷雾中的身影。她穿过海滩，然后向海里走去，当海水淹没她半个身体时，她已经开始仰面漂浮在海上。*
我们重新回到印度式平房的树荫下，他们教我玩一种扑克牌游戏。规则很简单。那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打扑克。然后就到了傍晚时分。“我去买些东西。”她说。
他转向我：“您能不能陪她去？这样更稳妥一点儿……她没有驾照……我刚才不想和您说这事……您可能害怕会被截在圣—拉法埃尔的公路上……”
他微微一笑。“我什么都不怕。”我对他说。“您是对的……我们在您那个年龄时也是……”“可是我们仍旧无所畏惧。”她说着竖起了食指。*
我总在外衣的内袋里装着护照和驾照。我坐在了驾驶盘前面。我花了点力气才启动了车子，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开过车了。“我感觉您比我开得还糟。”她对我说。
她给我指路，走的还是那条沿途种着竹子的小路。那条路之狭窄，以至于每有一辆逆行的车子开过来时，我都得往人行道边靠。“您要不要我替换您？”她对我说。“不，不用，会好起来的。”*
我把车停在巴黎饭店前面，它的门面和装有木条百叶窗的小窗户像是一座山间旅店。我们步行到码头。这个时候一群群的旅客都沿着岸边在闲逛，欣赏靠岸的快艇，要不就想在塞内吉耶咖啡馆的平台上找到一个空位子。她在药房买了几样东西。她想知道我是否什么都不需要，我迟疑了片刻，向她承认我需要超锋利的吉利刀片和剃须膏，可是身上没钱。然后我们走进书店，她挑选了一本侦探小说。接下来我们到了码头的酒吧烟草店。她买了几包香烟。我们好不容易才从人群当中挤出一条通道。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单独在旧城的小街上散步了。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回来过这个地方，我在阿奈特、威才尔和卡瓦诺的陪伴下沿着码头和同样的小街走过。他们都比我强。我不能完全分享他们的无忧无虑和生活的快乐。还有一个离我越来越遥远的夏天，我在其他地方，那年夏天的阳光随着时间的变化，经历着奇特的变化：完全不像过度曝光的旧照片那样一片苍白，阴影和阳光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致让我看见了全黑与全白的色彩。
我们沿着拉彭什街前行，穿过拱顶以后，我们停在高于渔港的广场上。她给我指了指一座废弃房屋的平台。“我和丈夫很久以前住在那个高地……那时您还没有出生……”
她苍白的眼睛总是盯着我，面无表情的样子令人恐惧。然而我已经注意到她皱眉头的样子作出了善意嘲讽我的表情。“您想不想走一走？”
在斜坡上的花园里，城堡脚下。我们坐上一条长凳。“您的父母健在吗？”“我见不到他们了。”我回答她。“为什么？”
她还是这样皱皱眉头。回答她什么呢？古里古怪的父母亲总是在找寄宿学校或者轻罪犯监狱以便摆脱我。“今晨当我在路边看到您时，我就在猜想您是否还有父母。”
我们从城堡街下来，朝码头走去。她抓住我的手臂，因为路是倾斜的。她的手臂和肩膀的接触让我产生了还从未感触过的印象：处在某人的保护之下。她可能是第一个会帮助我的人。一种轻松感包围了我。她通过简单的手臂接触和不时抬头相望的淡蓝色目光，传递给了我温暖的电波，我不知道今生还会不会有这等事情发生。*
我们经过海滩回到印度式平房。我们坐在躺椅上。天黑了下来，从里面透出的光通过一个窗口照亮了我们。“打一把扑克吗？”他说，“可是您好像不大喜欢社会上流行的游戏……”“我们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玩扑克吗？”
她举他为证，他笑了起来。“我们没有时间打牌。”
他对她低声细语，只对她一个人说，我感到好奇的是想知道那个年代他们在忙些什么。“您可以睡在我们家，如果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的话。”她对我说。
想到他们把我当成了流浪汉，我很不好意思。“很谢谢你们……我很乐意，如果不会打搅你们……”
这很难说出口，我攥紧拳头，鼓足勇气。然而还是应该最艰难地向他们告白：“我明天要回巴黎。倒霉的是，有人偷走了我身边所有的钱。”
说我低下了头还不如说在看着她，我两眼直视，等待裁决。她再一次皱起眉头。“您就因为这件事忧心忡忡吗？”“放心吧，”他说，“我们会给您买到明天火车的座位的。”
高处松林后面的别墅和泳池灯火辉煌，我看到有身影在蓝色的马赛克上面滑动。“他们每晚都在过节，”他说，“让我们无法入睡。因此我们另外找了一栋房子。”
他突然产生了一副不堪负重的神情。“开始他们非坚持邀请我们参与他们的节日，”她说，“于是我们关闭了这个平房里所有的灯，做出我们不在家的样子。”“我们待在黑暗当中。有一次他们过来找我们。我们就躲进了旁边的松林底下……”
为什么他们和我用了这样信任和坦白的口气，好像在极力辩解什么似的？“你们认识他们吗？”我问他们。“嗯，是的，有点儿认识……”他说，“但是我们不想见到他们……”“我们变成了野人。”她说。
人声愈来愈近。一小群人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顺着沿途种有松树的小路行走。“我们关灯不影响您吧？”他对我说。
他走进平房关上灯，把她和我留在半明半暗的影子里。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现在，”她说，“说话声要低一点儿。”
她朝我微微一笑。他呢，站在我们身后，慢慢拉动滑动玻璃窗，不让它发出声响，又回到躺椅上坐下。那些人现在离得很近了，就在通向平房的路口。我听到其中一个人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在说：“可是我向你发誓！向你发誓……”“如果他们走过来，我们只好装睡。”他说。
我想象着我们给他们造成的奇特场面：黑暗中沉睡在躺椅上的样子。“要是他们拍打肩膀叫醒我们呢？”我问道。“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装死。”她说。
然而他们离开了通向平房的小路，走下了松林底下的斜坡，朝海滩方向走去。在月光的照射下，我辨认出两男三女。“危险过去了，”他说，“最好是待在黑暗里。他们可能会从海滩看到光亮的。”
我无从知晓这是说着玩呢还是认真的。“我们的态度让您惊讶吗？”她对我说，“有时候我们没有能耐与人家交流一句话……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他们的身影勾勒在沙滩上。他们脱去外衣，丢放在一棵被雕琢成波利尼西亚图腾形状的巨大树干上，它的树影给你在南海某个地方的礁湖岸边的印象。女人们全身赤裸，奔向大海。男人们好像追随着她们，发出狂叫。从最深处的别墅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和谈话的嘈杂声。“这个声音会延续到凌晨三点钟，”他声调厌倦地说，“他们跳舞还要在夜间泡澡。”
我们在黑暗中，长时间安安静静地待在躺椅上，好像是躲藏了起来。*
她叫醒了我。当我睁开双眼时，又见到那个盯着我看的淡蓝色或者说灰蓝色的眼睛。她拉开房间的滑动玻璃窗门，早晨的阳光令我目眩。我们三个人在室外用了早餐。松树的味道漂浮在我们周围。下面的海滩空无一人。他们在半夜里的海水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一件衣服被遗忘在波利尼西亚图腾上。“您若想在这里待几天，可以，”他说，“这不会打扰我们。”
我曾想对他们说好的。那种温情，那种激情像是我和她走那条下坡的街道的感受，再一次向我袭来。就任性地过一天是一天吧。再也不要对未来提什么问题。在帮助你克服困难的、渐渐对你产生信任感的充满关怀善意的人们的陪伴下生活。“我要回巴黎……要工作……”
他们建议开车把我带到圣—拉法埃尔火车站。不，这并不打扰他们。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再拜访一下伊桑贝尔的房子。这一次，是他开车，我坐在后排的软长椅上。“我希望您不会害怕，”她说着朝我转过身体，“他开车技术比我们还糟。”
他开得极快，转弯的时候，我经常要紧紧抓住长椅才行。我的一只手最后稀里糊涂放在了她的肩头，刚想把手放开，他到了另一个弯道猛然刹车，于是她用力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想把我们杀了。”她说。“不不，你们不用担心。下一次不会再这样了。”
在圣—拉法埃尔火车站，他匆匆奔去售票窗口，她则拉我来到书报摊。“您能不能给我找一本侦探小说？”她问我。
我看了看书架，挑了一本黑色系列。“不错。”她说道。
他找到我们。递给我一张车票。“我给你买了一张一等座位的。这样更舒服些。”
我不知所措。找寻着答谢他的说辞。“不必客气……”
他耸耸肩，买了一本黑色系列。然后他们送我上了站台。要等十来分钟火车才能到。我们三个人坐到一条长凳上。“我很乐意再见到你们。”我说。“我们在巴黎有个电话号码。今年冬天我们可能会去。”
他从外套内袋取出一枝笔，撕下黑色系列的护页，写下了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折好纸页递给我。
我走上车厢，他们两人站在车门边等着火车出发。“您放心吧……”他说道，“车厢里没人。”
火车晃动起来时，她摘下太阳镜，我又看到了那双淡蓝或灰蓝色的眼睛。“祝您好运。”她对我说。
在马赛，我翻了翻旅行袋看我是不是忘记带护照，在一件衬衣的领子那里，我发现了几张纸币。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或者他想给我留下这些钱。说不定是他们两个人同时的主意呢。
我利用七月十四日溜回维隆区的公寓，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借用了红磨坊后面那个不再使用的楼梯。第四层上的门通向一个储藏间。在我假装出发去里约热内卢以前，我拿到了这个门的钥匙——一把布理卡尔式的老钥匙，阿奈特猜不到它放在哪里，公开放在我床头柜上的她认识的唯一一把钥匙，是公寓大门的那把。因此，即便她猜出我留在了巴黎，她知道我忘记带钥匙了，因此不可能出其不意走进公寓。
储藏间里没有灯光。我摸索着找到了通向一个小房间的门按钮，如果阿奈特和我，我们有了孩子，这个房间会被称作“育婴间”。一条堆满书籍的走廊通向给我们用来做客厅的大房间。我踮起脚，但是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们都在上面平台上呢。我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生活没有我仍在继续。有一刻我曾想扶着绳索扶手和固定在墙壁上的凸起爬上狭窄的楼梯，走上酷似大型客轮高级甲板般的阳台，因为阿奈特和我，我们曾想让我们的公寓给我们总是在海上游荡的幻觉：舷窗、纵向通道、舷墙……我会走上阳台，陷入可被我称作死亡的寂静。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他们问这问那，庆贺我，比往常还要异常兴奋，要以归来者的名义痛饮香槟。
然而刚走出第一步我便停了下来。不，可以确定，我并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说话，不想做解释，不想重新进入我人生惯常的生活进程。我想进入我们的房间挑选几件夏装和一双低帮皮鞋。我轻轻扭动门按钮。门从里面反锁了。门底下的地毯上透出一缕光线。他们在节日进入高潮时却把自己隔离在这里。真是这样？是阿奈特和卡瓦诺在一起吗？我的寡妇——因为当我决定不再露面的时候，她难道不成了我的寡妇？——此时此刻她是不是和我最好的朋友占据着双人床呢？
我冲进毗邻的做我办公室的房间。通往两个房间的门半掩着。我辨认出阿奈特的声音。“喂不必……亲爱的……不用怕……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你肯定？任何人都能从阳台下来进入这里……尤其是卡瓦诺……”“不会……卡瓦诺不会来……我用钥匙把门锁了……”
一听到她前面几句话，我就从她温柔和保护的语调里猜到陪她的不是卡瓦诺。接下来，我听出本·斯密达纳低沉的声音，那是年初在探险家俱乐部我们接待过的一个年轻人，卡瓦诺和我是俱乐部的介绍人，这是一个愿意献身搜寻沉没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船只的残留物的年轻人，阿奈特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一张希腊牧羊人的脸”。*
卧室的灯光熄灭了，阿奈特用沙哑的嗓音说：“别怕，我亲爱的……”
于是，我轻轻关上门，点亮我办公室的灯。我在抽屉里翻了又翻，直到发现了一件夹着纸片的暗绿色衬衫。我把衬衣夹在腋下离开房间，把我的寡妇和本·斯密达纳留在他们的缠绵做爱当中。
我一动不动，在走廊中间待了一会儿，倾听他们絮絮叨叨的谈话。我想象卡瓦诺站在高处，手持一杯香槟，面对舷墙。他正和其他受邀的宾客观赏布朗什广场，广场的景象犹如一个小渔港，他们刚刚停靠在那里。至少他没有觉察到阿奈特消失很久了，也猜不到我的寡妇能在什么地方安然作乐。
我又看到二十年前，在英格丽特和里果的陪伴下，待在平房前的半明半暗的阴影里。我们周围的说话声和笑声与现在从平台上传到我这里的声音一样。我现在大约与英格丽特和里果当年的年纪差不多，他们那时在我看来如此奇特的态度，正好是我今晚的态度。我还记得英格丽特说过的话：“我们就装死。”
我走下那个红磨坊背后的秘密楼梯，重新来到林荫大道。我穿过布朗什广场，抬头望着我们家平台的方向。他们在那个高处不用担心在大巴吐出的如潮人群和七月十四日的散步者中找到我的位置。他们还会稍微想到我吗？从根本上说，我很爱他们：我的寡妇，卡瓦诺，本·斯密达纳和其他邀请来的人。有一天，我会回到你们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复活的具体日期。必须要在我有力气和渴望的时候。但是今晚，我只想乘地铁到多雷门。轻轻松松。如果摆脱一切。
等我半夜返回时，广场上的喷泉仍旧灯火通明，有几伙人，我发现其中有孩子，朝动物园门口走去。利用七月十四日这个时机它一直开着，动物们可能待在笼子和围栏里，快睡着了。我为什么不也在夜间去参观参观动物园，因此在幻觉中实现我们以前的梦想：深夜把我们留下来，关进动物园呢？
可是我更希望回到多狄斯酒店，躺在我房间的樱桃木制小床上。我又读了读暗绿色衬衫里面的纸片。那是十年前令人欣慰的一项计划的草稿：为英格丽特写一部传记。
那是九月份，在巴黎，我第一次对我的人生和职业感到了怀疑。今后我要和我的妻子阿奈特，我最好的朋友卡瓦诺分享一切。公众抱怨我们报道地球两极情况的纪录片。所有相关的旅行，那些刮季风，有地震、变形虫和原始森林的国家都对我丧失了魅力。他们难道从未被那些东西感染过吗？
那是充满疑惑和忧郁的岁月。在根据东方之旅以往取道的路线经过亚洲长途跋涉之前，我有五个星期暂缓工作的时间。我憎恶那次探险的成员们，他们逼我不得不去重新找寻轮胎的痕迹。巴黎，塞纳河岸和布朗什广场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引人入胜。还要离开这一切是多么愚蠢……
对英格丽特的回忆令人心痛，占据着我的头脑。我在出发前的日子里记下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一切，就是说不是什么大事……二战结束后五六年，里果和英格丽特生活在南方，然而我不掌握这段时间的任何情况。后来英格丽特去了美国，里果没有去。她在那里跟随了一个电影制片人。这位制片人让她在几部不太重要的片子里表演了几个角色。里果来找到她，她放弃了制片人和电影。里果返回法国，她再一次和里果分开，又在美国待了很多年——到底多少年我完全不清楚。然后她重新回到了法国和巴黎，此后不久，又与里果重逢。我们回到了我在圣—拉法埃尔公路与他们相遇的时光。
十年后再来阅读这些笔记，我感到不舒服，就像作者是别的什么人似的。对有一个被命名为《在美国的岁月》的章节也有同感。我最终是否能肯定这一节能在她的人生中占据这样一个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节显得无关紧要，几乎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在我记录那些东西的时候，特别对一鳞半爪的东西有感触，没有触及主要的部分。多么天真幼稚的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本杂志上剪下了一张夏夜的香榭丽舍大街的彩照，借口说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夏季，在大街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英格丽特认识了美国制片人……我把这份资料加入记录，以便更好地暗示二十五岁的英格丽特的生活氛围。露天座的遮阳伞和藤椅，构成海水浴的景象，不过依旧是香榭丽舍大街的情景，巴黎宁静的夜晚与她的年轻风貌完美配合……我记下的那个名字是阿列克塞·达克，好莱坞的一位上年纪的法国人，他在那天晚上，把英格丽特介绍给了制片人，因为他全程陪制片人在欧洲旅行，负责让他认识了当时被称作年轻人的那些人……
还有一个依我看在英格丽特的资料库里必不可少的资料放在我的笔记里：一张美国制片人的照片，是在我找东西时无意间发现的。这张照片是在佛罗里达一个游乐场里举办的盛大晚宴上拍摄的。体操运动员正在大厅中央的台子上表演节目，突然那位制片人让英格丽特眼前一亮，他从桌边站起来，脱掉礼服、领结和衬衫。他上半身全裸登上表演台，面对目瞪口呆的体操演员，他抓住了高空秋千。照片表现出他悬在秋千上的形象：上身鼓起，肚皮收缩，两腿岔开。他的身材瘦小，唇边留着修剪过的小胡子，勾起了我遥远童年的回忆。他下颌骨紧闭，上身挺拔，双腿平展……
这个男人要向一个可能是他女儿年龄上的女人证明自己一直永葆青春。当英格丽特给我讲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和我一样狂笑着，直到眼眶里溢满泪水，我不知道她的泪水是不是每当想起和那个晚上一样白白浪费的时间就会涌来。
我撕掉了香榭丽舍大街的照片和掺和进来的制片人的零零碎碎的小照片，飘飘洒洒，把它们扔进了我房间的垃圾桶。我让那张记着阿列克塞·达克名字的纸片也遭遇了同等命运，那个名字微不足道，行使着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掮客的勾当，十年前，我却认为这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值得出现在英格丽特的传记里。我隐约感到内疚：传记作家有权在他认为多余的借口下，删除某些细节吗？或者说它们都很重要，应该把它们集中起来整理清楚，不允许有益于一个而损害另一个，以至于像放进盘点清单一样，一个都不可以遗漏吧？
至少生活的准则，一旦到了期限，就没有从所有无用的和装饰性的因素当中得到自我净化。于是剩下的只是基本的东西：白色、安静和乐器的音符。最终我满脑子翻腾着这些重大问题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在广场和苏尔特大道转角处的咖啡馆里，最多不过二十岁的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坐到我旁边的桌边，他们朝我微笑。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我发现他们二人十分相配，他一头褐发，她呢，金发。也许阿奈特和我在同样年龄的时候也有这个外形。他们的在场给我安慰，给我传递了某种流光溢彩的东西，因为我整整一天都保持了精神饱满的状态。
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让我想起在圣—拉法埃尔公路与英格丽特和里果的第一次相遇。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停下车子，那么自然地把我邀请到他们家。人家总以为他们是我很久的老相识了。当然，我在火车上一整夜没睡，疲劳给我造成了一切皆有可能和生活再也没有崎岖坎坷的印象：只要任意在坡道上下滑，抬起手臂让一辆车停下来，人家一句话都不问来帮助你就够了。你睡在松林下面，醒来时，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看着你。我在英格丽特的臂弯搀扶下走下城堡街，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在某人保护下的可靠感。
然而我难以忘怀里果尽可能轻松地跛脚走路的样子，好像他想隐藏什么伤痕，就像英格丽特在黑暗中低声说出的话：“我们会装死。”他们两人都已经感觉到了，跑步的终点——至少英格丽特是这样。我的出现大约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给了他们短暂的慰藉。我大概瞬间为他们勾起了年轻时的回忆。他们确实是在我这个年龄上，在蓝色海岸重逢的。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了自己。是孤儿。这也许正是英格丽特想知道我是否有父母的理由。
今晚，在多狄斯自己的房间里，我不需要查阅我的记录。我记得所有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他们是一九四二年春天到达蓝色海岸的。那时她十六岁，他二十一岁。他们不像我抵达的是圣—拉法埃尔火车站，而是汝安雷班火车站。他们来自巴黎，越过了偷渡的边境线。英格丽特随身携带的是一张以泰森·英格丽特命名，里果夫人名义的假身份证，让她老了三岁。里果在自己外衣的双层夹里和行李底层藏了几十万法郎。
他们是那天早晨在汝安雷班唯一的旅行者。一辆出租马车等在火车站前，黑色的马车套的是一匹白马。因为行李的关系，他们决定乘这辆车。马缓缓前行，他们沿着松林广场中心空无一人的小公园行走。马车夫的头总是朝右倾斜着。从背后看去，我们觉得他睡着了。转向海岬那条路时，大海出现了。马车走上一条倾斜的小路。马车夫抽响马鞭，马儿快步小跑上去。然后他急急勒住马绳，马车震荡着停在普罗旺斯饭店高大白色的建筑脚下。“要跟他们说明咱们是蜜月旅行。”里果说。*
饭店只有一层开放，寥寥无几的顾客好像是偷偷摸摸住在那里似的。进入电梯口之前，电梯慢悠悠地穿过黑暗和安静的楼梯平台，总是不停。对于喜欢爬楼梯的人来说，必须打开电灯。宽大的餐厅紧闭，它的枝形吊灯架包裹着一个白色床单。酒吧也不营业。于是他们都集中在大厅的一个角落。
他们房间的窗户在饭店的背面，面对一条缓缓倾斜通向海滩的街道。他们从阳台上俯临松林，经常看到出租马车在海岬路转弯。晚上的寂静如此深沉，以至于木鞋敲击路面的声音要好长时间才能消失。英格丽特和里果开玩笑，两个人当中最后听完木屐哒哒声的，才是耳朵最尖的那个。*
在汝安雷班，大家各行其是，好像战争根本不存在。男人穿着沙滩长裤，女人穿着色彩鲜亮的海滨裙裤。所有那些人都比英格丽特和里果年长二十来岁，然而不大辨认得出来。幸亏他们皮肤晒出了褐色，举止像运动员，才保持了年轻的神态和虚假的无忧无虑。他们并不知道夏季结束后，事情的进展如何。在喝开胃酒的时候，他们互换地址。今年冬天要不要在默热沃订房间？有人更喜欢瓦勒迪塞尔，已经准备好“待在”伊泽朗山口。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想离开蓝色海岸。他们可能去重新打开圣—特洛佩兹的名为海拔43号的白色旅店，这家旅店酷似一艘搁浅的大型客轮，位于普罗旺斯鱼场海岸上方的松林当中。在那里可以躲避起来。在他们褐色的面孔下面可以看出一丝焦虑：说明必须分秒必争出发寻找一个避开战争的地方，而这样的宜人之地愈来愈少……在海岸地区，开始了定量配给。要想不丧失士气，就什么都不要去想。这些游手好闲的日子有时会给你住在被监视的宅子里的感觉。一定要把头脑清空。在阳光和风儿吹动摇曳的棕榈树下，任自己进入轻松麻痹的状态……闭上眼睛。英格丽特和里果以及那些忘记战争的人生活在同一个节奏上，不过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避免和他们说话。开始人们对他们二人的年轻感到惊讶。他们是在等待父母亲？度假？里果回答说英格丽特和他是在“蜜月旅行”，就这么简单。这样的回答没有令他们感到惊讶，反而成为对这些普罗旺斯饭店顾客的慰藉。如果年轻人还在出门蜜月旅行，就可以说明形势还没有如此悲惨，地球还在继续转动。
他们两人早晨来到松林下面，位于游乐场和海岬街中间的海滩。属于饭店的架有藤蔓的私人海滩和浴场更衣室都不运作了，用普罗旺斯饭店看门人的说法“好像正处于和平时期”。几把躺椅和遮阳伞随顾客支配。然而直到战争结束，都禁止他们使用更衣室。新来的人不知道进入这片海滨是否违法。甚至对使用阳光浴场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开头几天，里果都在安慰英格丽特，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害怕人们问她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原因是，她还在忍受着先前在巴黎的动荡生活对她的冲击。里果为她在汝安雷班的一家商铺买了一件淡绿色紧身浴衣。还有一条和别的女人穿的一样的粉色画图案的海滩裙裤。他们躺在浮桥上，等太阳一照到他们的皮肤，就又跳进大海。他们游向宽阔的海域，然后并肩返回海边仰面漂浮在海面上。午后，当炎热逼人的时候，他们就穿越寂静的公路，沿着松林和棕榈树边通向普罗旺斯饭店入口的小路行进。看门人经常不在接待室。不过里果把他们的钥匙放在浴衣的口袋里。电梯攀升缓慢，黑暗的楼层平台滑过，让他们猜想那些没有尽头的安静走廊是什么样子，房间里可能只有床绷。随着电梯升高，空气变得更加清新，半明半暗的新鲜空气包裹着他们。到了六楼，巨大的栅栏门在他们身后发出咔咔声，然而却丝毫没有搅乱平静。
他们从自己的阳台欣赏松林，从松林边缘暗绿色的后面分辨出游乐场的白色痕迹。沿着围绕饭店墙壁的倾斜街道，没有一个人经过。然后他们关上房间的百叶窗——淡绿色的百叶窗和英格丽特的紧身浴衣一个颜色。*
晚间，他们沿着松林中间的小广场去汝安雷班的一家餐馆用餐，这家餐馆可能不知道定量配给的事。顾客们来自尼斯和戛纳。开始时，英格丽特在那里感觉很不舒服。常客们一桌挨一桌地打招呼，男人们的粗线毛衣漫不经心地系在肩头，女人们裸露着晒黑的脊背，头发包裹在克里奥尔风格的方头巾里。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听到英语对话。战争如此遥远……餐馆店堂位于游乐场隔壁建筑的侧翼，餐桌移出店堂，摆在了人行道上。大家都说，老板娘，某个叫考缇庸小姐的人与司法机构有过纠纷，然而今天却从“保护”中得到了好处。她为人亲善友好，在汝安雷班被称作波旁公主。*
他们回到了饭店，几个夜晚没有月光，焦虑不安侵袭着他们两个。没有路灯，也没有一扇有亮光的窗户。波旁公主的餐馆还是灯火辉煌，就像她是最后一位敢于顶撞宵禁的人。但是走出几步路以后，那个灯光就消失了，他们只好在黑暗中行走。低低的对话声也消失了。所有那些他们在白天的海滩看到的和出现在餐桌边的那些令他们放心的人们，现在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不真实了：被战争阻断在汝安雷班的那些巡回演出的哑角们，被限制在海滩，在虚假的波旁公主的餐馆扮演了伪装避暑的角色。那家在黑暗深处识别出来的普罗旺斯饭店的白色巨大建筑呢，简直就是纸板浆搭建起来的雄伟装饰。
每当他们穿越这片幽暗松林的时候，英格丽特都会因为恐慌，泪水涟涟而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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