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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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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试读：

深情怀念亨利·H.卡明上校，还有弗吉尼亚大学，以及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间所有那些为了欧洲的自由而做出无谓牺牲的，勇敢、善良、诚实的美国士兵，我的战友们。

假如战胜者能够尊重失败者的神庙和神明，那么他们将会得到拯救。——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我感兴趣的东西未必总是对我重要的。——保尔·瓦莱里第一章瘟疫

正值那不勒斯“瘟疫”流行的那些日子。每天下午五点，杰克·汉密尔顿和我先在PBS——也就是半岛基地部——的健身房打半个小时拳击球，然后洗个热水澡，接着就步行去圣费迪南多。我们用胳膊肘为自己在人群中开辟一条路，因为那些人从黎明一直到宵禁时分都会熙熙攘攘地聚集在托莱多大街上。

杰克和我，我们干净整洁、营养充足，却置身于那群苍白、肮脏、饥饿、衣衫褴褛的可怕的那不勒斯人中间。由地球上所有种族组成的解放者队伍，操着世界上各种语言和方言叫喊着，谩骂着。在欧洲所有的民族中，命运让最先获得解放的荣光降临到那不勒斯人的头上。为了庆祝这应得的奖赏，在忍受了三年的饥馑、时疫，以及疯狂的轰炸之后，我可怜的那不勒斯人，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礼貌地接受了这一令人向往而又招人嫉妒的荣誉，扮演起失败者的角色：他们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高兴地跳跃，挥舞着外国人——前一天还是他们的敌人——的旗帜，从窗户里把花朵丢到胜利者的身上。

尽管民众表现出这种真挚的热情，然而，在整个那不勒斯城，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我不知如何解释他们灵魂中诞生的这种如此奇怪的情感。毫无疑问，意大利输掉了战争，所以，那不勒斯同样输掉了战争。当然，输掉战争比赢得一场战争更加困难。所有人都可以赢得一场战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输掉它。不过，并不是输掉一场战争就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在他们历经数个世纪而且饱含痛苦的古老智慧中，在他们真诚的谦虚中，我那些可怜的那不勒斯人并没有自诩为失败者。这一点无疑是因为他们太不敏感。不过，盟军难道能够奢求解放这些人民，同时又强迫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吗？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失败者。假如因为那不勒斯人既不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归罪他们，这恐怕有失公允。

走在汉密尔顿上校身边，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英国军装惊人地滑稽。意大利解放军的制服是旧的卡其色英国军装，是由英国指挥官送给巴多格利奥元帅的。这些军装被重新染成了深绿的蜥蜴色，大概是为了掩盖上面的血渍和枪眼。实际上，它们是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的。我的制服上衣上面就赫然可见三个机关枪射穿的洞。我的毛衣、衬衣、内裤上都带着血迹。就连我的鞋子也是从一个英国士兵的尸体上脱下来的。第一次穿上这双鞋的时候，我觉得脚板下面扎得慌。刚开始，我以为鞋子里面还粘着一小块死人骨头。其实，那是一枚钉子。假如真是一小块死人骨头，说不定还好些，因为我可以更容易地把它取下来。结果，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把钳子，把钉子拔了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得的确不赖。当然，结果也不可能更好。我们这些战败的士兵的自尊心得到了拯救：如今，我们与盟军并肩作战，为的是在输掉了我们自己的战争之后，并肩去赢得他们的战争。所以，穿上被我们杀死的这些盟军士兵的军装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我终于把钉子拔下来，重新把鞋穿上的时候，我将率领的那个连队已经在兵营的院子里集合多时了。这座兵营设在托雷塔附近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在梅尔杰里纳后面。几个世纪的侵蚀以及战争期间的轰炸已经使它破败不堪。修道院的庭院有三面是由细细的凝灰岩柱子支撑的回廊，其余一面矗立着一堵泛黄的高墙，上面布满斑斑驳驳的苔藓，以及巨大的大理石碑。石碑上面硕大的黑色十字架下，雕刻着长长的几列名字。在古代的某次霍乱中，这座修道院被作为传染病院，这些名字就属于那些在霍乱中去世的人。墙上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帕莱塞上校原本希望举行老军人们非常在意的那种简单仪式，也就是由他本人将我介绍给我的士兵。他是一个高挑、消瘦、满头白发的男人。他默默地握着我的手，一边忧伤地叹着气，一边微笑着。士兵们（他们几乎都十分年轻，而且都曾经在非洲和西西里与盟军英勇对阵。因此，盟军选择由他们来组成意大利解放军的第一支核心部队）列队站在庭院的中央，就在我们面前，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他们的身上同样穿着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的军装，他们的鞋也曾经穿在死人的脚上。士兵们面色苍白而憔悴，眼睛惨白而镇定，柔软而呆滞。他们注视着我，好像眼皮都不眨一下。

帕莱塞上校点头示意，下士于是喊道：“立正！”士兵们的目光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痛苦，那目光仿佛一只死去的猫。他们僵硬的四肢突然一弹，随即站直了身体。士兵们握抢的手惨白而没有血色，柔软的皮肤从指尖向下垂，仿佛一只过于宽大的皮手套。

帕莱塞上校开始讲话。他说：“我向你们介绍新上任的上尉……”他说话的时候，我注视着那些身上穿着从英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军装的意大利士兵，那些没有血色的手，那些苍白的嘴唇，那些惨白的眼睛。他们军装的胸口、腹部和大腿上，到处是黑色的血迹。突然，我恐惧地发现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身上发出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布匹、腐烂的皮革，还有阳光下晒干的肉的味道。我注视着帕莱塞上校，他也已经死了。从他唇间发出的声音潮湿、寒冷、黏滑，就像是你把手放在一个死人胃上时，从他嘴里发出的咕噜声一样。“下令稍息。”完成他简短的讲话后，帕莱塞上校对下士说。“稍息！”下士大声喊道。士兵们用疲惫无力的姿态，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左脚上。他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目光更加温柔，也愈发遥远。“现在，”帕莱塞上校说，“你们的新上尉要讲几句话。”我张开了嘴，一阵可怕的咕噜声从我的嘴里传了出来，那些字句低沉、沉重，但又软绵绵的。我说：“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志愿者，是新生的意大利的士兵。我们要打败德国人，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家园，丢到国境线的外边去。所有意大利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我们要把倾覆在淤泥里的旗帜重新竖起，在如此巨大的耻辱中充当所有人的榜样，显示出我们配得上这个时代，配得上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我讲完话之后，帕莱塞上校对士兵们说：“现在，你们中的一个要重复你们上尉所说的话。我想明确地知道你们是否已经听懂了。你，”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一个士兵，“重复你的上尉说的话。”

士兵注视着我。他面色苍白，嘴唇如同死人一样纤细，而且没有血色。士兵慢慢地说着，声音中带着那种恐怖的咕噜声：“我们要显示出自己配得上意大利的耻辱。”

帕莱塞上校靠近我，低声对我说：“他们明白了。”然后默默地走开。在他左边腋下，一块黑色的血迹渐渐扩散，渗透进军装的布料里面。我注视着那块逐渐散开的血迹，眼睛跟随着这位身上穿着属于一个死去的英国士兵军装的年老的意大利上校，注视着他缓缓远去，脚上那双曾经属于一个英国士兵的鞋子吱嘎作响。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这些杂种！”汉密尔顿上校一边分开人群，一边咬着牙说。“你为什么这样说，杰克？”

每天，当我们来到奥古斯泰奥大街的时候，通常会拐到圣布里吉达路上去，那里人比较少，然后就停下来喘口气。“这些杂种！”杰克一边说，一边把被拥挤不堪的人群弄皱的军装整理好。“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杰克。”

“为什么不能说‘这些肮脏的杂种’？”“噢，杰克！我也是个杂种，我也是一个肮脏的意大利人。不过，我为自己是一个肮脏的意大利人而骄傲。没有出生在美国不是我们的错。我敢肯定，即使我们出生在美国，仍然会是肮脏的杂种。你不这样想吗，杰克？”“别担心，马拉巴特，”杰克说，“别见怪。生活是美好的。”“是的，生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杰克，我知道。不过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对不起，”杰克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想冒犯你。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些卑鄙、肮脏、美好的人。”“我知道，杰克，知道你喜欢这些贫穷、不幸而又美好的人。地球上的任何民族都不曾像那不勒斯人这样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二十世纪以来，他们忍受着饥饿和奴役，但是并不抱怨。他们不诅咒任何人，也不仇恨任何人，甚至不仇恨他们遭受的苦难。基督是那不勒斯人。”“别说蠢话，”杰克说。“这不是蠢话。基督是那不勒斯人。”“你今天怎么了，马拉巴特？”杰克一边说，一边用他善意的眼神注视着我。“没什么。你以为我怎么了？”“你情绪不好，”杰克说。“我为什么要情绪不好？”“我了解你，马拉巴特。你今天情绪不好。”“我为卡西诺的战事而难过，杰克。”“让卡西诺见鬼去吧，让卡西诺见鬼去吧。”“我为卡西诺发生的事难过，真的难过。”“你见鬼去吧，”杰克说。“你们在卡西诺遇到那么多麻烦，太遗憾了。”“闭嘴，马拉巴特。”“对不起。我不想冒犯你，杰克。我喜欢美国人。我喜欢纯洁、干净、美好的美国人。”“我知道，马拉巴特。我知道你喜欢美国人。不过，别担心，马拉巴特。生活是美好的。”“杰克，让卡西诺见鬼去吧。”“噢，当然。马拉巴特，让那不勒斯见鬼去吧。让那不勒斯见鬼去吧。”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那不是太阳落山时，从托莱多的小巷、卡雷特广场、西班牙街区的圣特雷塞拉大街飘下来的味道。不是从托莱多大街开始一直向上到圣马蒂诺大街的那些恶臭而阴暗的小巷里掩藏的油炸食品铺、小饭馆、小便池发出的味道。不是汇集在小巷转角处圣母神龛脚下那些枯萎的花朵，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刻散发出来，随即弥漫整座城市的那种由成千上百的香气、污浊的气息——就像杰克说的，上千种微妙的臭气——构成的黄色、不透明、黏糊糊的味道。不是从撒哈拉吹来，带着绵羊奶酪和变质的鱼腥的西洛可风的味道。也不是傍晚时分从妓院里传出来，而且飘满整个那不勒斯的那种熟肉的味道。一天，让－保罗·萨特走在托莱多大街上。那里阴暗得如同腋窝，笼罩在一片温热而又饱含模糊的猥亵的阴影里，他从中闻到了爱情和食物之间那种不洁的亲属关系。不，那不是黄昏时分，当女人的肉就仿佛在污秽之下被蒸熟时，笼罩在那不勒斯上空的那种熟肉的味道。这种味道异常纯洁和轻盈。它纤瘦、轻盈、透明，是尘土飞扬的大海的味道，是带着咸味的夜晚的味道，是用纸折成的一座古老树林的味道。

一群群头发凌乱、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托莱多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后面跟着一群群双手苍白的黑人士兵。女人们从人群中冲过去，尖声叫喊着：“嘿，乔！嘿，乔！”卡佩莱，那些为公众梳头的女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候在巷口，逐个站在一把椅子的背后，每把椅子上都坐着一个健壮的黑人。他们闭着眼睛，脑袋后仰或者垂在胸前。黑人们的脑袋又小又圆，脚上黄色的皮鞋锃光瓦亮，如同圣基娅拉教堂里镀金天使像的脚。卡佩莱们叫喊着，用一种奇特的喉音彼此呼唤，或者歌唱，或者声嘶力竭地与从窗户或阳台探出头的女邻居们争吵，如同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样。她们把梳子深深地插入黑人们弯曲而浓密的头发，然后双手抓住梳子向自己的方向拉。这些女人还会把吐沫吐在梳子齿上，以便它们更滑溜些；接着，她们会把如河流般流淌的头油倒在手掌上，再像按摩师一样梳理客人们蓬乱而浓密的头发，使它们变得光滑。

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跪在他们那些镶嵌着祖母绿、海里的贝壳、镜子碎片的木质盒子前，一边用刷子把儿敲打着盒盖，一边叫喊着：“擦鞋！擦鞋！擦鞋！擦鞋！”与此同时，他们会用干瘦而贪婪的手一下子抓住摇摇晃晃从那里走过的非洲士兵的鞋子。一群群的摩洛哥士兵沿着墙壁蜷缩着身体，裹在深色的斗篷里。他们的脸上因为生过天花留下了疤痕，黝黑而且布满皱纹的眼眶里，黄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鼓起的鼻孔呼吸着布满尘土的空气中飘过的那种细微的气味。

一些苍白而憔悴，嘴上涂着口红，消瘦的面颊上施着脂粉，面相恐怖而令人可怜的女人，站在小巷的拐角处，向过路人兜售她们可怜的商品：八岁或者十岁的男孩和女孩。来自摩洛哥、印度、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的士兵撩起他们的衣襟抚摸他们，或者把手从短裤的扣子中间伸进去。女人们叫喊着：“男孩两美元，女孩三美元！”“说实话，你会愿意花三美元买一个女孩吗？”我对杰克说。“闭嘴，马拉巴特。”“其实也不贵，一个女孩三美元。一公斤羔羊肉要贵得多，而且我敢肯定，在伦敦或者纽约，一个女孩比在这里贵，不是吗，杰克？”“你让我恶心，”杰克说。“三美元勉强值三百里拉。八岁或者十岁的女孩能有多重？二十五公斤？想想黑市上一公斤羔羊要五百五十里拉，也就是五块五美元。”“闭嘴，”杰克叫喊道。

几天以来，女孩和男孩的价钱下跌了，而且还在继续跌。与此同时，糖、油、面粉、肉、面包的价格却在上涨，而且一直在涨，人肉的价格每况日下。一个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她的价格在一个星期之前甚至能达到十美元，现在勉强能值四美元，骨头都包括在内。那不勒斯市场上人肉价格下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南部各地的女人都向这里汇集而来。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批发商向市场上抛售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西西里女人。她们不都是新鲜肉，不过投机家们心里清楚，黑人士兵的口味很刁，喜欢不太新鲜的肉。尽管如此，西西里肉的需求量并不大，甚至遭到黑人们的拒绝，因为黑人不喜欢肤色太黑的白种女人。每天都会有一队队健康强壮的女孩从卡拉布列、普列、巴西利卡塔、莫利塞赶到那不勒斯。她们几乎都是农民，而且受到了黄金的诱惑。妇女们或者骑着瘦弱的小驴拉的车，或者坐着盟军的卡车，不过大部分是步行。因此，那不勒斯市场上人肉价格大跳水，而且人们害怕这会对城市的整个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在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这无疑是一个耻辱，大部分善良的那不勒斯居民都会因此脸红。可是，为什么作为那不勒斯主人的盟军当局不会脸红呢？）作为补偿，黑人的价格上涨了，幸好这样，市场才能保持某种平衡。“今天，黑人的肉值多少钱？”我问杰克。“闭嘴，”杰克回答。“一个美国黑人的肉真的比一个美国白人的肉还贵吗？”“你这样说让我生气，”杰克回答。

我当然不想冒犯他，也不想拿他开玩笑，更不是不尊重美国军队：世界上最可爱、最和气、最值得尊敬的军队。一个美国黑人的肉比一个白人的肉贵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美国人，不论他们的肤色如何，这一点我在战争中已经屡次感受到了。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的灵魂都是干净的，比我们的灵魂更干净。我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基督徒，是真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总是站在有道理的人一边。因为他们相信错误是一种罪过，而且犯错是不道德的。他们相信唯有自己才是绅士，而欧洲的所有民族或多或少都是不诚实的。他们相信失败的人是有罪的，而失败是一种道德上的刑罚，是一种神圣的审判。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以及很多其他我不便说出的原因，我喜欢美国人。在一九四三年那个可怕的、对于我的人民来说如此充满羞辱与哀伤的秋天，他们的人文意识，他们的慷慨，他们思想中那种诚实而纯洁的单纯，他们的情感，他们举止中的淳朴，使我幻想人类是仇恨丑恶的，使我对更优秀的人类产生了希望。因此，我能够断定，只有善良（这些为了扬善惩恶，从大洋的另一边乘船来到欧洲的，很棒的小伙子们的善良与无辜）才能够将民族与个人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不过，在我所有的美国朋友中，参谋部的上校杰克·汉密尔顿是与我最亲近的。杰克是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他高大、消瘦、苍白、优雅，举止中带有几乎欧洲式的绅士派头。乍一看，他更像是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不过，我喜欢他并非出于这个原因，我对于他的喜爱就如同爱一个兄弟。随着我对杰克的了解逐渐加深，他的美国本性更加深刻而明确地表现了出来。杰克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从前的奶妈，”杰克说，“是一个恶魔附体的黑女人。”）不过，他并非美国意义上的南方人，而是一个有教养并且彬彬有礼的人，却又带着几乎孩子般的单纯与无辜。我想说，他代表了美国人这个名词最高贵的含义，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值得尊敬的人。他是一个基督教绅士。哈，把我希望借助基督教绅士这个词表达的意思解释清楚是多么困难呀！所有认识和喜爱美国人的人，都会明白我所说的“美国人是一个基督教民族”是什么意思，也会理解杰克是一个基督教绅士是什么意思。

杰克先后就读于伍德贝瑞森林中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他怀着同样的热爱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并且从事体育运动。他怀着同样的信任将自己托付给贺拉斯、维吉尔、西蒙尼德斯、色诺芬，以及大学健身房里的按摩师。一九二八年，杰克是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美国队的短跑运动员，奥运会上的胜利比大学文凭更令他骄傲。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在巴黎待了几年，期间效力于合众社，并且为自己近乎完美的法语感到骄傲。“我是通过经典作品来学习法语的，”杰克说，“我的法语老师是拉封丹、博内夫人，后者是我在沃日拉尔大街住所的门房。你没有发现我说话活脱是拉封丹书里的动物吗？”从他那儿我学会了一只狗完全可以打量一位主教。“那么你到欧洲来，”我说，“是为了学习这些东西吗？即使是在美国，一只狗也完全可以打量一位主教。”“噢，不，”杰克回答说，“在美国只有主教能打量那些狗。”

杰克非常了解被他称作巴黎郊区的地方，也就是欧洲。他曾经怀着人文精神和对知识的渴求（在阿诺德博士进行改革之前，英国的本科生在夏季的“壮游”中游历欧洲），参观了瑞士、比利时、德国，还有瑞典。旅行之后，杰克带着一部关于欧洲文明精神的杂文手稿和一篇关于笛卡尔的研究文章回到了美国，由此被聘任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文学教授。不过，当时佩戴在一个田径运动员头上的学术桂冠，并没有奥运桂冠那样翠绿。杰克没能够治愈膝盖上的肌肉拉伤，因此无法在国际比赛上再次代表国家参加短跑比赛，对此他始终无法释怀。为了忘却这个不幸，杰克开始在大学健身房的更衣室里，在橡胶、潮湿的毛巾、肥皂、油布的气味中——那是英语国家传统大学文化的典型味道——阅读他心爱的维吉尔和色诺芬。

一天早上，在那不勒斯，我在更衣室里意外撞上了杰克。在空荡荡的半岛基地部健身房里，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品达罗斯。杰克望着我，露出了微笑，微微有些脸红。他问我喜不喜欢品达罗斯的诗。然后说，在品达罗斯献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冠军的诗里，感觉不到训练的艰苦与漫长。在那些神圣的诗句中，响彻的是人群的呼喊和胜利的掌声，而不是田径运动员在竭尽全力奔跑时唇间发出的沙哑的嘶嘶声和喘气声。“我明白，”他说，“我明白最后二十米意味着什么。品达罗斯不是一位现代诗人，而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人。”

尽管所有诗人皆因贺拉斯和维吉尔那种忧伤的安详而钟情于他们，杰克却对希腊诗歌和古希腊怀着一种并非学生，而是儿子般的感激。他会背诵整部的《伊利亚特》。用希腊语朗诵六音步诗《为帕特洛克罗斯举行的葬礼竞技》时，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天，我们坐在沃尔图诺河边，在靠近卡普亚的贝雷桥的地方，等待守桥的下士向我们发出通行的信号。我们谈论着温克尔曼，以及古希腊人对于美的理解。记得杰克对我说，与粗鲁、野蛮，或者如同他所说，哥特式的古希腊那些黑暗、悲哀和神秘的形象相比，他更喜欢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到罗马人占领埃及那个阶段欢快、和谐和明亮的希腊，因为它朝气蓬勃，富于思想，而且现代。杰克把那个时期定义为法国式的希腊，一个十八世纪的希腊。我于是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是美国式的希腊。他笑着回答说：“色诺芬的希腊”，然后依旧面带微笑地绘制了一幅独特而又富于表情的色诺芬肖像，画面上的色诺芬如同一个“弗吉尼亚绅士”。画像是以约翰博士的风格画成的，其中暗含着对于波士顿学派某些古希腊学者的讽刺。

对于波士顿的古希腊学者，杰克心中怀有一种宽容而狡黠的蔑视。一天早上，我发现他坐在一棵树下，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旁边是驻扎在卡西诺对面的一支重型炮队。正值卡西诺战役最令人悲伤的那些日子。天下着雨，两个星期以来未曾停歇。一列列顶棚由麻质白色厚帆布制成，满载着美国士兵的卡车，朝着阿皮亚大街和卡西利纳大街旁那些小小的军队墓地驶去。为了书页不致被雨淋湿（那是一本十八世纪希腊诗集，用软皮装订而成，还配有金黄色的穗子。书是著名的那不勒斯古玩书商，好心的加斯帕尔·卡塞拉，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朋友送给他的），杰克坐在那里，身体前倾，用雨衣的边缘遮着那本珍贵的书。

我记得他笑着对我说，在波士顿，西蒙尼德斯并不被认为是伟大的诗人。接着，他说爱默生在他的《梭罗挽歌》里断言：“他为‘烟’而创作的经典诗篇令人联想起西蒙尼德斯，但是，这首诗比西蒙尼德斯的任何诗写得都要好。”他开心地笑着，接着说：“哈，这些波士顿人！你看到啦？在波士顿，梭罗比西蒙尼德斯都要伟大！”于是，雨水流进他的嘴巴，与他的话和笑融为一体。

杰克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埃德加·爱伦·坡。不过，有的时候，要是比平常多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会把贺拉斯和坡的诗句混为一谈，然后又会非常吃惊，为何安娜贝尔·李和莉迪亚会在同一首古希腊诗中相遇？或者，他还会把德·塞维涅夫人的《会说话的叶子》和拉封丹寓言里一只会说话的动物彼此混淆。“不是一只动物，”我对他说，“是一片叶子，一棵树的叶子。”

于是，我开始为他背诵那封信中的段落。德·塞维涅夫人在那一段中写道，在她坐落于布列塔尼地区的罗歇城堡的花园里，希望能有一片会说话的叶子。“可是这太荒唐了，”杰克说，“一片会说话的叶子！是一只动物还可以理解，怎么能是一片叶子！”“假如想理解欧洲，”我对他说，“笛卡尔的理性是毫无裨益的。欧洲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不可侵犯的秘密。”“啊，欧洲！多么不寻常的国度！”杰克感叹道，“我需要欧洲，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不过，杰克并不是在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每一页中都会遭遇的那些巴黎的美国人。一九二五年前后，他们时常光顾蒙帕纳斯的选择酒吧。这些人蔑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茶会以及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关于埃莉诺·格林笔下的某些人物，辛克莱·刘易斯说“他们就像一九二五年左岸的知识分子难民，或者像是艾略特、庞德、伊莎多拉·邓肯，是陷入一个古老而不道德的欧洲黑色文化之网中的彩虹色苍蝇”。杰克甚至不属于来自大洋彼岸的那些聚集在美国《变迁》杂志周围的颓废青年，这本杂志于一九二五年在巴黎印刷出版。不，杰克不是一个失掉了根的人，也不是颓废派，而是一个爱上欧洲的美国人。

杰克对于欧洲的尊敬中饱含着热爱与欣赏。不过，尽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了解我们的美德与罪恶，在面对欧洲的时候，他的心中和几乎所有美国人的心里一样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并非表现为没有能力理解和原谅我们遭受的灾难和耻辱，而是害怕理解，是羞于理解。在杰克的身上，这种自卑感，这种纯洁，这种美妙的羞怯，可能比在其他美国人身上更加一览无余。走在那不勒斯的一条街上，在卡普亚、卡塞塔周围的一座村子里，或者是在卡西诺的大路上，每当他目睹我们的灾难，我们身体和精神上遭受的耻辱，我们的失望（对于灾难，对于耻辱，不只是那不勒斯和意大利，而是对于整个欧洲的失望）的某个痛苦的插曲，杰克都会脸红。

正是因为杰克的这种脸红，我才像热爱一个兄弟那样热爱他。为了他那美妙的羞怯，它如此深刻，如此美国。我感谢杰克，感谢克拉克将军的所有美国大兵，感谢美国的所有孩子、所有女人、所有男人（噢，美国，那明亮而遥远的地平线，那无法抵达的海岸，那幸福而遥不可及的国度！）有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的羞怯，杰克红着脸说：“这些卑鄙、肮脏的人。”有时，我会用挖苦，用苦涩的语言，用充满了痛苦和恶意的笑来对付他那种美妙的羞怯。我立刻就会为此感到悔恨，而且整夜都愧疚不已。或许他更希望我哭泣：在他看来，我的眼泪可能比我的讽刺更加自然，当然也不会像我的苦涩那样残酷。不过，我也有某些东西需要隐藏。在我们这个悲惨的欧洲，我们也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恐惧和耻辱。

另外，黑人的肉每天都在涨价也并非我的过错。一个死掉的黑人一文不值，比一个死掉的白人廉价得多，甚至比一个活着的意大利人还要不值钱！差不多和二十个饿死的那不勒斯小孩等价。一个死掉的黑人如此廉价，这一点实在有点蹊跷。一个死掉的黑人非常漂亮：他浑身发亮，身躯硕大而沉重。他的肢体在地上伸展开来，占据的空间几乎是一个死掉的白人的两倍。尽管在美国，活着的黑人只不过是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擦鞋工，或者码头的卸煤工，或者铁路上的司炉。然而，死了以后，他们占据的空间与荷马史诗中那些英雄高大而光彩的尸体差不多。说到底，我愿意幻想一个黑人的尸体和死掉的阿喀琉斯，或者死掉的赫克托尔，抑或是死掉的大埃阿斯占据几乎同样的空间。然而，我无法接受一个死掉的黑人如此廉价。

不过，一个活着的黑人却价值不菲。在那不勒斯，几天以来，活黑人的价格从二百美元涨到了一千美元，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只要观察一下穷人们在用如何贪婪的目光看着一个黑人，一个活着的黑人，就能明白活黑人的价格非常高，而且将持续增长。那不勒斯所有穷苦人，尤其是街上那些“顽童”的梦想，就是能够买到一个黑人，哪怕是几个小时也好。猎取黑人士兵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对于他们来说，那不勒斯是一座巨大的赤道森林，弥漫着浓烈而且热气腾腾的炸甜饼的气味。那些黑人陶醉地在街道上走着，身体晃晃荡荡，眼睛望着天空。在托莱多大街和福尔切拉大街迷宫般的小巷里，当一个“顽童”抓住一个黑人的上衣袖子，把他从一家酒吧拉到另一家酒吧，从一家小饭馆拉到另一家小饭馆，再从一家妓院拉到另一家妓院的时候，从所有家庭的窗户，所有房屋的门口，所有街道的拐角处，一百张嘴、一百双眼睛、一百双手向他叫喊着：“把你的黑人卖给我吧！我给你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五十美元！”这就是所谓的飞行市场。五十美元是购买黑人一天，也就是短短几个小时的价格：必须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把他灌醉，从帽子到鞋子脱光他身上所有衣物。然后，当夜幕降临，再把他赤条条地丢弃在一条小巷的石子路上。

黑人对此毫不怀疑。他觉察不到自己每一刻钟都会被购买和出售。他天真而快乐地走着，为他如黄金般锃亮的皮鞋，笔挺的军装，黄色的手套，他的金戒指和金牙，他那白色的、滑溜溜、透明的、像章鱼一样的大眼睛而自豪。他微笑地走着，脑袋歪向一侧的肩膀，眼睛望着远处像大海一样蔚蓝的天空中一片飘荡的绿色云彩。黑人洁白的牙齿如锋利的剪刀般划过屋顶上装饰的蓝色穗子、靠在阳台栏杆上的姑娘们裸露的大腿，还有摆在窗台上的陶制花盆里种植的红色石竹花。他如同梦游者一样向前走着，快乐地品尝着各种气味、颜色、声响，以及使生活变得甜蜜的各种画面：炸油饼、葡萄酒、炸鱼的气味，一个怀孕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口，一个姑娘挠着后背，另一个则在乳房上抓着虱子；摇篮里一个孩子的啼哭，一个“顽童”的笑声，一扇窗玻璃上反射的太阳光，一台留声机里传出的歌声；小巷拐角处的神龛里，被打入地狱的人在圣母脚下用纸烧起的炼狱的火焰；一个男孩用如同耀眼的刀子一样雪白的牙齿，从一块形状如同口琴的西瓜上咬下新月形的缺口，在灰色天空一般的墙壁衬托下，那红红绿绿的瓜瓤清脆而闪亮；一个女孩在窗口探出头来，一边梳头，一边唱着《噢，玛丽！》。她注视着天空，就像是在照镜子。

黑人没有注意到牵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手腕、柔声和他攀谈、用温顺的眼睛望着他的那个男孩会不时发生变化（当一个“顽童”把他的黑人卖给另一个“顽童”时，会把他的黑人的手交到买家手上，随后消失在人群中）。在“飞行市场”上，一个黑人的价格是根据他的消费能力与慷慨，他对于酒和饭的贪婪，他微笑、点燃香烟、注视女人的方式决定的。一百双专业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黑人的每一个动作，计算着他从口袋里掏出的硬币，监视着他又红又黑、指甲惨白的手指。有些孩子对于这种精细而快速的计算非常在行（一个叫帕斯奎拉·梅勒的十岁男孩，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借助在“飞行市场”上购买和出售黑人赚了大约六千美元，并且用这些钱在奥利韦拉广场附近购买了房子）。从一家酒吧到另一家酒吧，从一家小饭馆到另一家小饭馆，从一家妓院到另一家妓院，黑人笑着、喝着、吃着，一边还抚摸着姑娘的胳膊，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变成了用来交换的商品，他甚至没有怀疑自己像奴隶一样被出售和购买。

当然，对于美国军队里如此和气、黝黑、可敬的黑人士兵来说，他们赢得了战争，像胜利者一样在那不勒斯登陆，却被像贫穷的奴隶一样出售和购买，这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不过，这种事情在一千年以前的那不勒斯就曾经发生过，就发生在诺曼底王朝、安茹王朝、阿拉贡王朝、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甚至是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本人身上。假如那不勒斯人不是偶尔有机会购买和出售所有人——不论是意大利人，还是妄想以获胜者和主人的姿态在那不勒斯登陆的外国人——那么他们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饿死了。

在“飞行市场”上购买一个黑人士兵几个小时只需要几十美元，要是想买他一个月、两个月，那么价格就会很贵，从三百美元到一千美元不等，甚至更多。一个美国黑人就是一座金矿。作为一个黑奴的主人就意味着拥有一份有保障的定期收益，一个轻而易举的收入来源；意味着解决了生活的困难，通常还会因此变得富有。当然，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宪兵对欧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对贩卖黑人抱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不过，尽管有军事警察的存在，黑人贸易在那不勒斯还是享有很高的荣光。无论怎样贫穷，每个那不勒斯家庭都拥有自己的黑奴。

黑人的主人会把自己的奴隶当作亲密的客人一样对待：给他喝，给他吃，用葡萄酒和炸油饼把他喂饱，让他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在古老的留声机伴奏下翩翩起舞；还会让他和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在那张占据每个那不勒斯人“矮屋”大部分空间的大床上睡觉。每天晚上，黑人都会把糖、香烟、肉罐头、熏肉、面包、白面粉、毛衣、袜子、鞋、军装、被子、大衣，和像小山一样多的糖果带回来作为酬谢。黑人喜欢这种安静的家庭生活，这种诚实而热情的招待、女人和孩子的微笑、电灯下摆好餐具的桌子、葡萄酒、披萨，还有炸甜饼。几天之后，这个沦为一个贫穷而热情的那不勒斯家庭奴隶的幸运黑人，就会成为主人家某个女儿的男朋友，每天晚上都给女朋友带回几箱牛肉罐头、几袋糖和面粉、几条香烟，以及他从军需仓库偷回来的各种宝贝。女朋友的父亲和兄弟们会把这些商品拿到黑市上去卖。在那不勒斯这座丛林里，也可以购买白人奴隶。只是他们的回报比较少，因此也不那么贵。不过，陆军小卖部的一个白人和一个有色人种司机价钱相同。

所有奴隶中价格最为昂贵的是司机。一个黑人司机甚至可以卖到两千美元。有的司机甚至会送给女朋友整整一卡车面粉、糖、汽车轮胎，或者一桶桶的汽油。有一天，一个司机送给女朋友孔切塔·埃斯波西托一辆谢尔曼中型坦克，这个姑娘就住在位于基艾亚滨海路尽头的托雷塔。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这辆隐藏在庭院里的坦克被拆卸完毕。在两个小时里，它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在庭院的石子地面上能够见到一些油污。一天夜里，在那不勒斯港口，一艘自由之船被盗了，几个小时之前它才和另外十艘船一齐从美国驶来。被盗的不仅仅是船上的货物，也包括那艘船本身。它消失了，人们从此对它一无所知。在得知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从卡波迪蒙特到波西利波，响亮的笑声震撼了整个那不勒斯，如同一场地震。看得出，缪斯、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朱诺、密涅瓦、狄安娜，奥林匹斯山这些每天晚上都会在维苏威火山上的云端露面、注视着那不勒斯的女神们，一边纳凉，一边双手托着乳房开怀大笑。维纳斯洁白的牙齿上射出闪电，令天空颤抖。“杰克，一艘自由之船在黑市上值多少钱？”“噢，不太贵，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杰克红着脸回答。“你们派哨兵在战舰的甲板上站岗是对的。假如不小心，他们会把舰队也偷走。”

“见你的鬼，马拉巴特。”

法国人征用了卡弗利施咖啡馆，把它作为士兵之家。我们像每天晚上一样，来到托莱多大街的这家咖啡馆面前，然后放慢脚步，以便倾听朱安将军的士兵们用法语交谈。我们喜欢听从法国人嘴里说出来的法语（杰克经常跟我讲法语。盟军在萨莱诺登陆之后，我随即被任命为意大利解放军和半岛基地部总司令部的联络官。参谋部上校杰克·汉密尔顿立刻问我是否会讲法语，当听到我说“是的，上校”时，他高兴得脸都红了。“您知道，”他对我说，“说法语有好处。法语是一种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语言。它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在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卡弗利施咖啡馆门口的人行道上总是聚集着一小群来自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塞内加尔、塔希提和印度支那的士兵。不过，他们所说的不是拉封丹的语言，我们甚至一个词也听不懂。然而，有的时候，我们伸长了耳朵，便能迅速听懂用巴黎或者马赛腔调发出的几个法语单词。杰克高兴地涨红了脸，抓住我的胳膊说：“听，马拉巴特”，他说：“你听，这是法语，真正的法语！”我们两个于是停下脚步，激动地听着那些法国腔调，那些法语单词，那种巴黎梅尼蒙区和卡纳比埃尔区的腔调，杰克说：“噢，太棒了！噢，这太有益处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相互鼓励，然后走进卡弗利施咖啡馆。杰克腼腆地靠近负责士兵之家的法国下士，红着脸问他：“是不是，碰巧……有人在这儿见到过利奥泰中尉？”“没有，上校，”下士回答，“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我很抱歉。”

“谢谢你，再见，我的朋友。”

“再见，上校。”“噢，能听到法语太棒了！”杰克说，然后红着脸走出卡弗利施咖啡馆。

我和杰克经常与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吉米·雷恩上校一起，到一家面包店吃刚出炉的热塔拉利。这家面包房位于圣芭芭拉小斜坡，也就是从港口的椅子街一直向上，通往圣基娅拉教堂的那条漫长而舒缓的台阶。

这个小斜坡是一条凄凉的小巷。不过，这不是因为小巷从爬满绿色青苔的高大墙壁和古老而又肮脏的房子中间穿过，也不是因为那里终年黑暗，即使在有太阳的日子也不例外，而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非常奇怪。

事实上，圣芭芭拉小斜坡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很多女侏儒。她们的身材非常矮小，几乎够不到一个中等个头男人的膝盖。她们的面孔肮脏、布满皱纹，是世界上最丑的侏儒。西班牙有相貌俊俏的侏儒，她们的四肢和轮廓的比例都非常匀称。在英国，我也见过非常漂亮的侏儒，她们的皮肤呈玫瑰色，头发是金黄色的，简直是微缩版的维纳斯。然而，在圣芭芭拉小斜坡，侏儒们的长相都非常恐怖，即使其中最年轻的看上去也异常衰老。她们的面孔那么憔悴，前额凹凸不平，头发稀少、苍白、凌乱。

最神奇的是在这条发臭的小巷里，在那些可怕的女侏儒中，男人们却生得非常漂亮：他们身材高大，长着乌黑的眼睛和头发，举止缓慢而高贵，声音清晰而洪亮。在圣芭芭拉小斜坡，见不到男性侏儒，这令人猜想男性侏儒或许在摇篮里就已经死掉了，或者天生四肢短小的厄运仅仅遗传到了女人身上。

那些女侏儒每天坐在“矮屋”的门槛上，或者蜷缩在自家巢穴的房门旁边矮小的凳子上，彼此间用青蛙似的声音唧唧呱呱地说话。与阴暗的陋室中堆满的家具相比，她们的四肢显得非常短小。那些家具包括五斗柜、抽柜、巨大的壁柜，以及像是供巨人睡觉的大床。要够到这些家具，女侏儒们需要爬到椅子或者凳子上，同时借助铁制床铺的靠背，费力地将胳膊举起来。第一次来到圣芭芭拉小斜坡的人，会以为自己置身于格列佛的小人国，或者是成了维拉斯凯兹描绘的马德里宫廷里那些侏儒的亲戚。女侏儒们额头上的皱纹，像戈雅画中那些可怕的老妇人一样。联想到西班牙并非毫无缘由，因为这里正是西班牙街区，卡斯蒂利亚（即西班牙）对于那不勒斯的漫长统治的记忆依然清晰。那些街道、小巷、房屋、大厦，那浓烈而甜美的气息，那些喉音，还有阳台之间互相呼喊和回答中那种悠长而音乐性的抱怨，以及阴暗的房屋深处传出来的留声机沙哑的歌声，都带着一种古代西班牙的风格。

塔拉利是一种中间有孔的圆形甜点。位于圣芭芭拉小斜坡中段的那家面包房，每个小时都有香脆的塔拉利出炉，是整个那不勒斯最有名的。当面包师把长长的木铲伸进热烘烘的烤炉时，女侏儒们便争先恐后伸着如同猴爪子一样又黑又皱的小手，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抓住纤细、滚烫，而且冒着热气的塔拉利，随后四散而去。她们沿着台阶爬上那条小巷，把塔拉利放在锃亮的铜盘子里。随后，她们坐在自家陋室的门口，托盘放在膝盖上，等着人们来买，一边还唱着：“噢，塔拉利！噢，漂亮、热乎乎的塔拉利！”塔拉利的香味弥漫了圣芭芭拉整条街道。女侏儒们蜷曲在门口，嘀嘀咕咕，彼此说笑着。其中的一个，或许是个年轻人，从高处一扇小窗户里探出头，唱着歌，仿佛一只巨大的蜘蛛从墙上一处裂缝里伸出它毛茸茸的脑袋。

谢顶和缺牙的女侏儒在滑溜溜的台阶上爬上爬下：她们拄着棍子、拐杖，靠着短小的双腿蹒跚而行，上台阶的时候，抬起的膝盖甚至碰到了下巴；或者是匍匐爬行，一边呻吟，一边流着口水，犹如勃鲁盖尔和波希笔下的怪物。有一天，我和杰克见到了她们中的一个。她坐在一间破房子的门口，手里抱着一条生病的狗。在她的怀中，在她瘦弱的臂弯里，那条狗如同一只巨大的动物，一只庞大的野兽。一个女伴走了过来，两人一起抓住那条生病的狗，一个人拖着狗的后腿，另一个抓着脑袋，费力地把它拖进房子里，仿佛拖着一只受伤的恐龙。随后，房子深处传来尖利的叫喊声，又小又皱、如同年老的娃娃一样令人恐怖的孩子发出的哭声，听来就像是垂死的小猫的哀鸣。要是你走进一间这样的陋室，会看见在散发着恶臭而且半明半暗的房间中，那些长着硕大脑袋的蟑螂趴在地上。你必须小心翼翼，才不会让皮鞋底踩到它们。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些侏儒爬上小巷的台阶，拽着美国士兵的裤脚，将他们拖进自己的陋室。这些士兵身材高大，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感谢上帝，那些白人士兵都喝醉了），而且都因为惊奇而睁大了眼睛。我颤抖着，想象着高大的床铺上，巨大的男人和那些怪物之间的交配。

我对吉米·雷恩说：“我很高兴看到那些侏儒和你们英俊的士兵彼此喜欢。你不感到高兴吗，吉米？”“当然了，我也高兴，”吉米回答说，一边气愤地嚼着口香糖。“你认为他们会结婚吗？”我问。“为什么不呢？”吉米回答。“吉米是个好小伙子，”杰克说，“不过不要向他挑衅。他立刻就会发火。”“我也是一个好小伙子，”我说，“而且我很高兴你们从美国来改善意大利的人种。假如没有你们，这些可怜的侏儒会成为老处女。我们这些可怜的意大利男人做不到。幸好你们从美国来，娶了我们这些侏儒。”“你肯定会被邀请参加婚宴，”杰克说，“你可以做一篇精彩的演讲。”“对，杰克，会是一篇精彩的演讲。不过杰克，你不认为，”我说，“盟军当局应该鼓励那些侏儒和你们英俊的士兵喜结连理吗？你们的士兵和那些侏儒结婚会是一件大好事。你们这个种族的男人太高了。美国需要降低到我们的水平，你不这样认为吗，杰克？”“是的，我也这么想，”吉米斜眼看着我。“你们太高大了，”我说，“也太英俊。世界上存在一个如此高大、英俊、健康的种族是不道德的。我希望看到所有的美国士兵都娶那些侏儒。那些意大利新娘在美国会大受欢迎。美国文化需要短一些的腿。”“你见鬼去吧，”吉米说，一边向地上吐了口痰。“你要是再这么说，他就要抽你耳光了。”杰克说。“是的，我知道。吉米是一个好小伙子，”我说着在心里笑。

这样的笑令我难过。但是，假如有一天，所有的美国士兵挽着那不勒斯、意大利、欧洲的所有侏儒回美国，我会高兴的，真的高兴。

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爆发的，正是盟军部队以解放者的身份开进这座不幸的城市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是那不勒斯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意大利和欧洲开始摆脱忧虑和耻辱，摆脱奴役与战争的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这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而且从这座城市逐渐蔓延到整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

怀疑这场可怕的疾病是由解放者们带到那不勒斯来的当然有失公允。不过，当人们带着惊奇和迷信所引发的恐惧，发现盟军士兵奇怪地没有受到感染，这种猜疑在他们的头脑里便得到了证实。盟军士兵的面孔红扑扑的，安详而带着微笑。他们在患上瘟疫的人群中游荡，却没有感染可恶的疾病。这种疾病单单在平民中找寻它的受害者，不只是在城里，也包括乡下。随着盟军艰难地将德国人赶向北方，疾病也如同一摊油一样在自由的土地上扩散。

不过，当局严厉禁止在公众中散布瘟疫是由解放者们带到意大利来的这种说法，并且威胁说违者会遭到很重的惩罚。私下里重复这种说法也是很危险的，即使窃窃私语也是一样，因为在这场瘟疫众多令人厌恶的后果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疯狂的愤怒，还有对于告密的渴望以及它带来的快感。一旦传染了这种疾病，每个人都会监视父亲、母亲、兄弟、孩子、伴侣、情人、亲戚，还有最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从来都不会监视自己。这种奇特的瘟疫最惊人和令人作呕的特点，事实上是将人类的良知变成一种恐怖而肮脏的毒素。

为了战胜这种疾病，英美军事当局除了禁止盟军士兵涉足城里传染最严重的区域以外，没有找到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在所有的墙壁上，都能看到禁区和出界的字样。字的上方是代表瘟疫的一个文雅的标志：一个黑色的圆环，里面画着两条相互交叉的黑色斜线，就像是灵车马披上画的颅骨下面那对彼此交叉的胫骨。

短时间内，除了市中心极少的几条街道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划为禁区。然而，解放者们最常光顾的恰恰就是那些禁区，也就是传染最严重，因此受到禁止的区域。因为在人类的本性中，尤其是所有时代和军队的士兵，都喜欢那些被禁止的东西，而不是得到允许的东西。因此，或许由于这场疾病是由那些解放者带到了那不勒斯，又或者他们将疾病从城市的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从受感染的区域带到健康的区域，总之，这场传染病很快就变得非常严重。它如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节日，一场丧礼的表演，怪诞而污秽的外表赋予了它一种残忍，甚至恶魔般的特征：在广场或者大街上，在被炸毁的房子的废墟里，上演着喝醉的黑人与几乎赤裸、甚至是赤裸的女人之间的舞蹈；在成千上万覆盖在瓦砾下的死尸散发出的可怕臭气中，他们饮酒、吃饭、享受、唱歌、大笑、挥霍和尽情狂欢。

那是一场与众不同的瘟疫。不过，它与中世纪不时会给欧洲带来灭顶之灾的流行病同样恐怖。这种崭新疾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会腐蚀身体，但是会腐蚀灵魂。患者的四肢表面上未受伤害，然而，在健康的肉体躯壳之内，灵魂已经变质、腐烂。它是一种道德的瘟疫，好像没有任何措施可以与之抗衡。最先受到传染的是女人。在所有的民族中，她们抵抗恶习的能力都是最弱的，是向所有丑恶敞开的大门。这一点看上去最是令人吃惊和哀伤，因为在奴役和战争的年代，在期待承诺中的自由到来的岁月中，不只是那不勒斯的女人，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女人，在普遍的灾难和不幸中都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尊严和精神力量，而男人却望尘莫及。在那不勒斯，在欧洲的任何一座城市，女人们没有把自己献给德国人。只有妓女与敌人做生意，不过并不公开，而是隐藏起来的。这样做不仅仅为了避免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应，也是因为连她们自己也觉得那种生意是一个女人在那些年里能够犯下的最可耻的罪行。

由于这场令人厌恶的瘟疫首先损害的是女人的荣誉感和尊严，最可怕的卖淫将耻辱带进了每间“矮屋”和每栋大厦。不过，为什么要说是耻辱呢？传染所具有的邪恶力量是如此巨大，使得卖淫成了值得赞颂的行为，几乎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有人，男人和女人，都绝对没有为此而脸红，而且好像为自己和众人的卑鄙感到荣耀。确实，绝望让很多人变得有失公允，他们几乎在为瘟疫辩解：他们暗示女人们把这场疾病作为卖淫的借口，并且从瘟疫中寻找理由来为她们的耻辱辩解。

然而，此后对于这场疾病更加深刻的认识表明，如此的怀疑是恶意的。因为首先为自身命运感到失望的正是女人。我本人就听到她们中很多人哭泣，并且诅咒这场极其残忍的瘟疫，因为它以无法抵御的、她们那脆弱的贞操无法抗拒的暴力，迫使她们像母狗一样卖淫。啊，女人生来就是这样。她们经常会用眼泪来为自己的耻辱辩解，博得怜悯。然而这一次，我们却被迫为她们辩解，对她们怜悯。

如果说这就是女人的命运，那么男人的命运同样可怜和可怕。一旦传染上这种疾病，他们立刻失去了对于自己的任何尊重：他们会从事最为无耻的买卖，做出最为卑鄙的行为，他们一边匍匐在污泥中，一边还在亲吻“解放者”（后者为如此不受欢迎的下流行为感到恶心）的皮鞋。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他们在奴役和战争的那些年里所遭受的痛苦和侮辱请求原谅，也是为了能够荣幸地被新主人踩在脚下。他们向国旗吐口水，公开出售自己的老婆、女儿、母亲。他们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即使那些表面看上去没有受到感染的人，也染上了一种令人作呕的疾病，这种疾病促使他们为自己是意大利人，甚至为自己属于人类而感到脸红。应该承认，他们为了使自己配不上“人”这个称呼已经无所不为。没有受到传染的人非常之少。疾病仿佛无论如何都不能战胜他们的良知：他们腼腆而恐惧地四处游荡，受到所有人的鄙视，他们是这种普遍存在的耻辱不合时宜的见证人。

瘟疫是由解放者自己带到欧洲来的这种怀疑，后来变成了确凿的事实，而且在人们的心里唤起一种深刻而真诚的痛苦。尽管自古以来失败者都会仇恨胜利者，但那不勒斯人并不仇恨盟军。他们焦虑地等待盟军的到来，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上千年的战争和被外族侵略的经历教会他们，让失败者沦为奴隶是胜利者的惯例。而盟军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人们立刻爱上了这些出色的士兵：他们如此年轻，如此英俊，头发梳得如此整齐，牙齿如此洁白，嘴唇如此红润。在几个世纪的被侵略和战败的历史中，欧洲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士兵：他们如此优雅、整洁、有礼貌，胡子总是刮得非常干净，军装无可挑剔，领带的结都打得非常精心，衬衣永远清洁，皮鞋永远崭新而锃亮。他们的裤子或者肘部没有一处破损，军装不缺一粒扣子。在这支仿佛维纳斯般在大海的泡沫上诞生的神奇军队里，没有一个士兵有疖子、坏牙，或者脸上长个小包儿。在整个欧洲，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般消过毒的士兵，无论在他们皮肤的褶皱处还是良心深处，都没有哪怕最微小的细菌。多漂亮的手啊！洁白、精心保养，仿佛总是受到干净无瑕的麂皮手套保护似的。不过，最令那不勒斯人感动的，是这些解放者和蔼的举止，尤其是美国人，他们那种自如的文雅，他们的人文主义意识，他们诚实、善良、天真的大男孩似的无辜而热情的微笑。假如输掉战争是一种荣誉，那么，对于那不勒斯人，对于欧洲其他所有战败的民族来说，在战争中输给如此礼貌、优雅、整洁，如此善良和宽宏的士兵，肯定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尽管如此，被那些妙不可言的士兵触摸过的东西却会立刻腐烂。被解放的国家里那些不幸的人们，一旦接触到解放者的手，就会开始腐烂、发臭。只要一个盟军士兵从吉普车上探出身子，向一个女人微笑，稍稍抚摸一下她的脸，那个在此之前始终非常自重而且纯洁的女人就会变成妓女。只要孩子把美国士兵送给他的糖放在嘴里，他无辜的灵魂就开始堕落。

解放者们同样为如此沉重的灾难感到恐惧和动容。“同情失败者是一件合乎人性的事”，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前言中谈到一三四八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那场可怕的瘟疫时如此写道。不过，盟军士兵，尤其是美国人，在那不勒斯这场令人怜悯的瘟疫面前，不仅仅同情不幸的那不勒斯人民，也同情他们自己。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天真而善良的思想中已经渗透了一个怀疑，那就是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存在于他们诚实而腼腆的微笑中，在他们充满仁慈和同情的目光中，在他们亲热的抚摸中。瘟疫就存在于他们的怜悯中，在他们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减轻他们的灾难、将他们从令人恐怖的不幸里拯救出来的愿望中。

或许历史早已写下，欧洲的自由不应该诞生于解放，而应该诞生于瘟疫。或许历史早已写下，就像解放诞生于奴役和战争的痛苦一样，自由应该诞生于解放带来的瘟疫所造成的新的可怕的痛苦。自由价格昂贵。比奴役的价格更加昂贵。因为用来支付它的不是黄金，也不是鲜血或者最高贵的牺牲，而是怯懦、卖淫、背叛，是整个灵魂的腐烂。

那一天，我们同样跨进了士兵之家的门槛。杰克靠近那个法国下士，腼腆地问他，几乎像是在说悄悄话：“有人在这儿见到过利奥泰中尉吗？”“是的，我的上校，我刚刚见过他，”下士微笑着说，“等一下，上校，我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瞧，一个可爱的下士，”杰克高兴得红了脸，他对我说，“法国下士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下士。”“对不起，上校，”过了一会儿，下士回来后说，“利奥泰中尉刚刚离开。”“谢谢，您太可爱了，”杰克说，“再见，我的朋友。”“再见，上校，”下士微笑着说。“噢，能听到法语真好，”杰克说。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从咖啡馆走了出来。他的脸上闪烁着一种孩子般的光彩。在那种时候，我觉得我实在喜欢他。我很高兴能喜欢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从前，我对于比自己优秀的人总是感到蔑视和仇恨。现在，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咱们去看海吧，马拉巴特。”

我们穿过国王广场，然后把身体靠在巨人下坡巷尽头的护墙上。“这里是欧洲最古老的护墙之一，”杰克说。兰波的所有诗歌都记在他的脑子里。

正值黄昏时分，大海逐渐变成了葡萄酒的颜色，就是荷马史诗中大海的颜色。但是，在大海的另一边，在索伦托悬崖和卡普里岛之间，海面、高大而陡峭的海岸、山丘以及山丘的影子，都慢慢地染上了一层珊瑚色，仿佛覆盖着海洋深处的珊瑚丛逐渐冒了出来，它们反射的那种古老的血色染红了天空。布满柑橘园的索伦托悬崖耸立在远处的大海里，仿佛绿色大理石制成的坚硬牙龈。西斜的太阳拖着它微弱的光线向反方向的地平线倾斜坠落，后面留下橙黄色耀眼而灼热的光亮，以及柠檬色寒冷而铁青的闪电。

如同一块因为风雨的腐蚀而变得古老、憔悴、光滑的骨头一样，维苏威火山孤单、赤裸地耸立在宽阔而晴朗的天空下，逐渐被一抹神秘的玫瑰色光线照亮，仿佛它内心的烈火从坚硬、惨白，如象牙般闪闪发亮的岩浆外壳中透了出来，直到月亮打破如同鸡蛋壳一样的火山口的边缘，从夜晚幽深的蓝色中升起来，明亮，欣喜，却又惊人地遥远。或许是因为月亮那种不可思议的透明，又或者因为抽象而阴森的景色中蕴含的那种冰冷的残酷，一股微妙而短暂的忧伤之情在此时油然而生，仿佛是对幸福的死去的猜测。

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坐在从海中高耸而起的石栏上，一边唱着歌，一边抬头望着天空，脑袋微微侧向一边的肩膀。他们的面孔苍白憔悴，目光由于饥饿而显得模糊。孩子们像盲人一般唱着歌，仰着头，眼睛望着天。人类的饥饿有一种奇妙的温柔与纯洁。饥饿的声音不包含些许人类的特征。它是从人性一个神秘的所在诞生的声音，那里正是生命深层意义的根源所在，也即生命本身，我们最神秘而鲜活的生命。空气清新，嘴唇甜蜜。带着藻类和盐分气息的微风自海上吹来，海鸥们痛苦的鸣叫使波浪上月亮金黄的倒影颤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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