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灿荣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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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未来试读：
序言
Preface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与秩序在振荡中调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不均衡特征突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群体性崛起，地区热点与冲突此起彼伏，“各国各忙各国事”，全球治理陷入困境，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转型、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在世界其他经济体陷入危机苦苦挣扎之际，中国风景依旧独好、“我自岿然不动”，保持了平稳快速良好的发展势头，向世界展示了抵御金融风险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世界平衡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超越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贸易出口额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如此成就，不能不令世界瞩目。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的声音不可忽视，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中国的角色不可替代——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成就，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方向，高度关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发展这么快，恐怕连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然而，对问题和困难的充分估计，中国时刻也没有停止过，从政治决策高层到草野民间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发展共识，即坚持以头脑的清醒保持思考上的冷静、以客观的自我认知保持行为上的理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鲜明地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诚如斯言，对一个人口超过13亿、长期积贫积弱、屡遭苦难的国家来说，时时处处都会显露出嵌入“双重属性”（dual identity）的国家特征。一个表现是，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大国身份同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并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虽然堪称经济大国，但人均收入却是“小国”，居世界百位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份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1位，而世界银行的数据则为第100位），甚至不如安哥拉和阿塞拜疆。有1.35亿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按照中国最新上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达1.28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另一个表现是，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人口世界第一，面积与欧洲相当，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所有大国里唯一尚未实现统一的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道德失范、核心价值缺失等问题凸显，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多的倍数都会被急剧放大为一个大问题。此外，由于集体心理上的差距，外部对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还难以完全适应，确实存在疑虑心理。此特殊性就注定了，未来20～30年之内，中国仍是一个专注于内部发展的内向型国家，一定会以解决内部问题为优先考虑，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国家团结，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也无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对此，国际社会应给予正确的认知和充分的理解。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型期，既拥有一条通向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又面临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种种关卡。历史和现实证明，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关键，也越危险，有可能会遇到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的，是指当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也就是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后可能出现的“发展悖论”，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自身难以克服经济发展矛盾，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并不必然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反而会遇到诸多发展中的“烦恼”、“挫折”，甚至是“失败”。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直到今天人均GDP仍在5000美元左右徘徊，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40～50年。可见，经济增长并没有“免费的午餐”，增长并不必然进步，而中国正好处于这个关键期，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谁也不能断定“中等收入陷阱”就不会出现，况且现在中国内部各种深层矛盾比较突出，内外发展环境也日益复杂，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内外风险考验。挑战之一：经济转型遭遇瓶颈，发展风险考验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主要是靠资源投入来推动，包括廉价劳动力、极其便宜的资源价格等，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越来越高，“刘易斯拐点”越来越近，“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弱化。经济增长的结构不够合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占主导，而国内消费需求明显乏力，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对此，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罗奇在2009年时就认为“现在是时候给中国经济敲警钟了”。经济增长方式在重压中艰难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依靠的是快速的工业化，而目前正处在资源消耗度大的工业化阶段，一方面面临资源、能源短缺的瓶颈，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甚至环境恶化这一负面的外部效应。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制造业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缺乏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迫切需要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始终存在，金融危机尚未探底，外部需求趋于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多，出口形势严峻，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比如，2011年6月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55％，极易受到国际油价市场动荡的影响，推高了经济成本与危机风险。挑战之二：社会转轨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
中国不得不面对高昂的发展代价，就是中国仅用了短短3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之一，但是西方在百余年内不同阶段产生的矛盾在中国这30多年的时间里高度集聚，导致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高发频发、集中“共振”，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目前已达到超警戒线的0.46，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引起民众普遍关注。社会的结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动较大，各种思想激烈交锋，道德失范现象增多，精神领域甚至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管理总体上还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和上亿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加速情况下，民生问题挑战很大，未富先老现象逐渐显露，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尽管在不断增加，但是显然难以跟上快速增长、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随着向市场的转型，诞生了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传统的管理架构和组织方式还不适应这些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细胞”，传统的政社互动方式愈加难以符合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要求。挑战之三：伴随政治转型，政治权威下降，国家治理的难度变大
在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框架下，共识容易达成，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能够充分体现，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成本更低、更有效。然而，随着从魅力型领导到常规政治的过渡，中国告别了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马型权威时代，个人政治权威的下降是个事实，威权和神秘性开始消解。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不同以往，新一代的政治家，不再是从流血牺牲的战争中走出来的革命家，其领导地位是由个人努力和良好政绩来确立的，领导以新的共识促进团结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传统上“强于控制，弱于协调”，但现在由于内部需求多元化，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再加上外部的种种压力，协调的任务相当繁重，达成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也存在困难。另外，公众政治参与在扩大，近5亿个“独立”网民群体在成长，信息“壁垒”逐渐消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显著增强，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显著因素，这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彰显个性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寻找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失误。挑战之四：外部环境不断面临“大国成长的烦恼”
中国崛起必然导致外部环境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做一个强国，虽然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乐见中国巨大的发展成就的，但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这个“大块头”的崛起心理上产生严重的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各种论调接踵而至，不一而足，破坏了中国的形象，疑虑、误解、误读、担心、偏见的心理屡见不鲜。有的国家持暧昧态度，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实现双赢，但也对中国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心存疑虑、怀有戒心，不过这些国家对中国还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还有的国家，如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态度则是比较消极的，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处处挖坑、设置路障，时时发出不和谐声音、唱反调，甚至对中国进行“软遏制”。比如，中美关系态势紧张，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并密集进行布局，各种军演接连不断，使得周边地区形势扑朔迷离；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海上争端频发，南海乱象丛生；一些国家妄图在大国间玩转平衡游戏，意欲两头获益、牟取好处，甚至有的还“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干着“敲诈、勒索”的勾当，频频向中国发难；部分国家误读了中国发展的意义，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有所防范；有的国家使用金融武器，以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进行施压、打压。这些都显示了外部世界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紧张和不安，而这背后，都是基于中国快速发展这样一个事实。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部世界，都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既需要反思和调整自身定位，学习如何更好地实现大国的大外交战略，也需要不断调整适应外部世界，保持谦虚负责的态度，提升国际形象。
历史表明，现代化道路艰巨而且漫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度实现变革和发展极其不易，国强而民不富，发展中的问题、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棘手，更具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既然中国现在面临这么多问题，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发展停滞、曲折反复呢？我看未必。事实上，中国有着强大的自我调整、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能力，是能够成功化解那些“成长烦恼”、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而中国现在和未来首先要做的是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心无旁骛、只争朝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惠民生、促和谐，把工夫和力气用在解决诸多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上，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选择和坚持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还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首先，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得益于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又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走这样一条道路是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坚持，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这样一种发展，有利于世界格局向更均衡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将工业文明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丰富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其次，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得益于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有着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比较完善的政治系统，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接逐步制度化，其期可预，总体上体现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和谐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是中国社会的共识，所以中国会不遗余力地朝着这方面去努力。最后，中国的现代化成就还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开放政策以及与世界更加紧密的全方位联系。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逐渐成长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与合作者，而非破坏者与挑战者，中国不会以损害别国利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相反，中国的劳动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西方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同时中国还用出口换来的外汇购买美元债券支撑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每向前发展一步，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就会增加一份积极的力量，就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相信中国一定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毅然承担与自身的国力、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发挥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
毋庸置疑，中国真诚地希望有一个公正合理、自由开放、和平合作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但是，也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要做到自己的利益能够与所有国家的利益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也不例外。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客观事实，但是有竞争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在合作中的竞争会实现“双赢”、“共赢”、“全赢”。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一直在发展进步，不是一个悲观的历史循环，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就是绝不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走追逐霸权的老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努力所作出的反应，将对中国的内部取向、对外行为、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中国的失败才是威胁。国际社会也应作出相应调整，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理解和信任，释放接纳中国崛起的国际体系的制度空间，真心乐见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中国，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中国，一个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中国和一个愿意并且能够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冲突和对抗这条路在大国的崛起中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我们更希望生活在一个共融、共荣、共生的和谐世界中，享受人类灿烂文明的幸福美好，相信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是为序。金灿荣2011年12月
第1章 一个真实的中国
一、中国是谁？——关于中国的四幅图景
作为一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我常有些机会到国外旅行，也会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有一次，我在美国中西部的怀俄明州旅行，汽车停在路边的麦当劳休息。夏季的草原异常美丽，我决定拿着食物坐到店外的椅子上，在阳光中享受怡人的美景。
不久以后，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店边。司机从高高的驾驶室里跳了下来。我看了看他，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男人，也许应该算是见多识广的那一类。他摇摇晃晃地来到我身边，和我说起话来。“你是游客吧？日本人？”他问我。“不，我是中国人。”
在美国，很多人都分不清日本人和中国人。但是这个司机明显知道日本和中国的区别。因为这时候他的脸上露出同情的表情来。接下来他告诉我，他认为美国应该怎样更好地帮助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这个美国司机眼睛中透露出来的，也许是外国人关于中国的第一幅图景。一个月以后，我赴华盛顿参加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青年领袖”沙龙，却看到了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一个30多岁、西装笔挺的男人，端着咖啡踌躇满志地向我走过来——看他的样子，我猜他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当他知道我来自中国时，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他热情地赞叹说，“未来的市场在中国”。然后他开始跟我谈论在中国做“新生意”的方法。他说：“我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家像Craiglist那样的网站。我应该怎么做？你知道Craiglist吧？”
我表示我知道Craiglist。那是一个同城信息分享的网站，每个人都喜欢用。但是据我所知，类似的网站中国已经有好几家了，而且竞争非常激烈。
这个男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只好把中国网站的网址写给他。他很认真地放进兜里，然后不甘心地问我：“中国有像facebook那样的网站吗？”“是的。”“亚马逊那样的呢？”
我想了想：“是的。”
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回答会让他过于失望。但我很快发现自己总是小看了美国人的乐观精神。他喝了一口咖啡，说：“好吧。也许我仍然可以做点什么。”“也许你可以先去中国看看。”我最后说。“当然。”他握住了我的手。在今天的西方，中国是个话题，谈论中国的人里面，很少有人真正到过中国。
即使在华盛顿这样的地区，我也尽量避免去问美国人是否去过中国。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每天使用中国商品，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人，对此习以为常，或者偶然感到困扰——比如电视上报道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的时候。如今电视上的竞选广告又在说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美国政府欠了中国很多钱。这也许让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中国的存在，但是也只会让他们对这个国家感到更加困惑。在今天的西方，中国是个话题，谈论中国的人里面，很少有人真正到过中国。
几年前，我曾经作为陪同人员，在北京接待了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本杰明·巴博。巴博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者，这是他对北京的第二次访问。上一次访问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在陪同巴博教授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本以为他会对窗外的城市发出感叹。要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这些绵延的大楼都还是荒地。然而他一路都很沉默。几天下来，他都在默默地观察。直到有一天，车子经过北京城中心一片残破而脏乱的四合院时，本杰明突然兴奋地说：“这才是我记忆中的北京城。”
是的，古老的、陈旧的、历史沧桑的、文化上神秘而难以接近的，这才是中国。可惜当时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离开北京之前，巴博教授提出希望看一场“中国戏剧”。时间很紧，我便带他到北京最好的剧院看了一场歌舞剧。看完之后，明显地，他很失望。我后来意识到，剧很好，只是一切都太西方、太现代了。难道我应该带他去看一场京剧吗？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会发现我不懂京剧了。不管是四合院还是京剧，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标签，在如今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了。
上面三个故事，展现了世界看待中国的三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三个故事都是和西方人相关的。我想最后讲一个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故事，看看关于中国的第四幅图景。
几个月前，我加入一个中国记者访问团，到巴基斯坦访问。在那里，很难在街头看见西方人。基地组织的本·拉登刚刚被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报复的行动正在各地展开。我们在各种袭击的消息中走遍了巴基斯坦大多数城市，感受着乱世中的平静和友善。与印度危险的军事对峙、难以控制的阿富汗和伊朗边境、不断发生的自杀性袭击、碉堡和拒马密布的城市街道、美军的战机和直升飞机在领土上空掠过、高额的赤字和苦苦维持的经济，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在那里，中国是先进的：在拉合尔的博物馆——这里陈列着四千年前古印度文明的文物，不远处还有伟大的莫卧尔王朝的故宫——一个头戴黑纱的当地少女高兴地告诉我，她马上要到中国留学。她去的是北京一个很好的理工科大学，离我工作的大学没多远。她太过兴奋以至于忘记了似乎不应该和一个陌生外国男人交谈太多。在那里，中国还是友善的：在伊斯兰堡半山腰的观景平台上，每一个伊斯兰堡市民都想过来和中国记者合影，他们一致称中国人为“兄弟”，他们太过于热情以至于太过紧张的安全警察不断地把他们拉开。除此之外，在那里，中国还代表着未来：在偏远的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省督在他的帐篷里接待中国记者。他好像不会讲英语。他用本地话赞美中国是超级大国。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望着帐篷外的喜马拉雅雪山，思考这个词对这片部落地区的意义。在山腰蜿蜒的公路上颠簸的克什米尔卡车司机可能也会这样说。他们和我在美国中部遇到的卡车司机的看法截然相反。他们为中国公司开车。中国人正在这里修建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
实际上，广阔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的印象跟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一样复杂、矛盾和分裂。巴基斯坦人可能觉得强大的中国“兄弟”是制约美国霸权的友善力量；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想在美国的霸权和中国的金钱之间寻求实用主义的平衡——即便中国强大而重要，也要提防她“不友善”的可能；非洲人有的把中国看作一种成功的新发展模式，有的则在西方媒体上谈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但总的来说，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更少受到在西方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更容易站在客观的角度看待中国。在这样的角度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中国崛起的含义远非一个“新兴市场”那么简单。
于是我们看到了世界关于中国的四幅图景，它们分别来自白人卡车司机、华盛顿商人、西方学者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领袖。这四幅图景分别是：
图景一：第三世界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巨大而贫穷，有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种种特征。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都需要发达国家的教导和帮助。
图景二：新兴市场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之一。她快速发展的经济、稳定的社会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外国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天堂。与中国接触，意味着经济机会。
图景三：古老文明的中国。
中国是古老、悠久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代表。她散发着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迷人气息。
图景四：超级大国的中国。
中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不论世界是该为此感到恐惧、欣慰还是焦虑，中国都在迅速建立世界性的影响力，并可能给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带来转折性的变化。
其实，在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眼中，关于中国形象的图景还有很多。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但很多人都可以从上面的四幅图景中找到某种共鸣。然而，问题出现了：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她是落后的还是发达的？是新兴的还是古老的？是全球化、现代化的，还是神秘的、与众不同的？是本质脆弱、需要帮助的，还是能量巨大、值得恐惧的？在这些诸多的矛盾特征中，我们是否能够对这些问题找到某种统一而连贯的答案？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写的是一本中国学者意图介绍“真实中国”的书，但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答案。而且我们还不得不进一步承认，如此矛盾的中国图景，并不是完全由于世界对中国的无知导致的。因为就连中国人自己对自己国家的看法，也充满了种种矛盾、分裂和多变。尽管西部大开发让西部地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部分农村相对落后。图为陕西某地一村庄。
生活在中西部广大农村的中国人，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可第一幅图景。如果你坐火车穿越中国的土地，而不是从一个城市跳跃到另一个城市，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园。但你需要向车外仔细观察，因为他们的家往往半埋在铁道边广袤的黄土之中，与荒凉的土地混为一色；或者坐落在火车从高山隧道钻出时一闪而过的半山腰上。我的父亲曾在这样的山区工作过一年。他向我描述了什么叫做绝对的赤贫。在他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乡，最好的建筑属于乡政府大楼。可是这栋三层楼的建筑连厕所都没有，官员们只能在楼边上搭建的半露天的围墙中“方便”。而许多普通家庭，可能家里连出门的衣物都必须“共享”。
跟这些中国的农民或者山民站到一起，没有人会说中国是发达国家、是崛起的超级大国。落后的农村生活着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国的市民大多数也是在几年或几十年间从这样的农村移民出来的，对那里的生活有着难以磨灭的回忆。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对于近些年来西方的赞美如此难以理解的原因。他们有理由难以理解。许多中国人坚信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排在世界的100位左右，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也只是属于中等。
但是，如果你问这些中国农民：什么能改变这落后的一切？是民主吗？不，他们会懵懂地对“民主”摇头，转而跟你谈论“政策”。大多数中国人面对困境的时候，都期盼政府有力的帮助，而不是换一个政府。在这一点上，最普通的中国人与国外对中国怀有“第三世界”印象的人思路不同。
虽然第一幅图景在中国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但是第二幅图景却越来越清晰地占据舆论上关于中国形象的主流。在中国的几十座大中城市里，数以亿计的人享受着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他们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现代商业世界里，相信个人成功，热情追求财富；他们出国旅游、消费奢侈品、登录网页、开博客、刷信用卡购物；苹果手机、宝马轿车和爱马仕女装都在竭力扩张其各自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年轻人在网络上，一边谈论民主，一边批评美国，同时又计划尽快到美国旅行或者读书。中国的城市生活与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没有两样，除了更新、更大、节奏更快、更有活力。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面，温州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这里每年都有上万家企业诞生，但也有同样数量的企业倒闭。东莞亦如此。这是基金经理们喜欢谈论的中国——活力四射、机会无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基金经理和外国的基金经理看法完全一样。上海浦东新区繁华景象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精英认识到了自己国家的变化，并对新生的商业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习以为常。而新一代的城市“90后”几乎完全在中产阶级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许多人为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越来越不能接受国际上对中国尊严的挑衅。许多人也在某些问题上激烈地批评政府和精英，同时激烈地互相批评。伴随着发达的城市经济，一个蜕变的、多元的、活力四射的市民社会也在孕育中。
比起“新兴市场”的中国来，“古老文明”的中国不易被发现，却又无处不在。四合院和京剧场在减少，但是中国人的特质却仍然强烈。一个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四川农民和一个生活在“新兴市场”的上海市民，都明显地共享着中国人的特质。这些特质根植于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并没有分裂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和一个封闭的中国，或者一个西方化的中国和一个传统的中国。强大的文明力量把中国人始终凝聚为一个整体，使得中国“新兴市场”的城市精英和“第三世界”的中国农民在价值观上的差距，并不会大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差距。今天的中国人开始逐渐缅怀“丢掉的传统”，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一直在传统的轨道上不自觉地前进。
在中国，跟前三幅图景比起来，“超级大国”的图景大概是最少有人认同的。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大多数是“第三世界”、“新兴市场”和“古老文明”的混合体。这样的搭配很难调制出“超级大国”的鸡尾酒来。不要说许多中国人对于农村生活的深刻记忆，即便是在广大的城市，中国人也把大多数精力——我指的是赚钱和追求成功之外剩余的精力——投入到关注新产生的“城市病”中：堵车、高房价、社会不公、弱势群体、环境污染。电视、报纸和网络上，这些话题吸引着人们持续而强烈的关注；相比之下，第一个地球空间站的发射和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下水，只是一时的新闻罢了。今天的中国市民，好像19世纪80年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市民的合体。他们一面热烈地追求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个人成功，一面想改造金钱泛滥社会中诞生的丑恶、无序和失德，最后，他们还对这一切抱有厌弃的情绪。超级大国？怎么可能？
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谈到中西方对于中国看法的“观念鸿沟”。外国人越来越惊奇地发现，中国人习惯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在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下水的时候，中国人在谈论美国有12个航空母舰编队群；在自己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中国媒体冷淡地引用外电的报道，然后继续谈论中国的人均GDP跟非洲小国并驾齐驱。一些外国观察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有巨大的野心和长远的筹划，或者有一种“金牌文化”——就像在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人只对金牌感兴趣，拿到第二名也算失败。
这是一种有趣的解释。但生活在中国的人都会感到这样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打开网络，看看每天在那里上演的混乱的争论，没有人能从中看出什么长远的计划。在中国，我们可以找出四幅图景，也可以找出四十幅图景，没有长远的计划，没有统一的答案，没有简单的逻辑，更没有完全的共识。唯一有用的概括是：复杂。她像欧洲一样多元，像美国一样辽阔，像金字塔一样古老，像一千个迪拜那样日新月异，中国的问题是19世纪的问题、20世纪的问题和21世纪的问题的集结。中国面对的挑战是非洲面对的挑战、印度面对的挑战、华尔街面对的挑战、布鲁塞尔面对的挑战和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挑战的合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中国。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也正因为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存在，她才如此引人入胜。
二、“他者错觉”——我们理解中国的方式
也许出自人的天性，我们一方面总喜欢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又总希望把别人都变得跟自己一样。越是对于那些不熟悉的国家，我们人性中的这种偏执越是强烈。
其实中国没有那么特别。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差异。我们说中国是个高度复杂的国家，但是哪个国家又不是复杂、变化而充满矛盾的呢？哪一个像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又不是由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图景组成的综合体呢？在美国，即使是在一个小小的纽约市曼哈顿岛上，中央公园以南和中央公园以北都是截然不同的图景。只不过外国游客通常只是到时报广场或者自由女神像的河边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回去告诉自己的朋友：这就是美国了。
许多人告诉我，他来中国之前，想象中国人都穿着一样的制服，有着一样的发型，整个国家像一个精密而沉重的巨大机器，每个人就像一个小齿轮一样在其中沉默地转动。我告诉他，这不是中国，这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认为每个美国人的卧室里都放着一把枪。这也不是美国，这是好莱坞的电影。这些可笑的想象都出于我们人性中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世界的幻想和自我认同的偏执。
我时常想告诉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朋友，不要用强烈地研究“客体”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就像自然学家研究某种动物或者植物一样。诚然，中国是一个“客体”，但她与“主体”的差别，没有自然学家所默认的那样大。让我们在谈论中国的不同之处的时候，看看中国与别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相同吧。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秉持着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千百年来，中国人崇尚勤劳、节制，并充满着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秉持着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千百年来，中国人崇尚勤劳、节制，并充满着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与自己作战，克制过度的欲望，同时又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追求人生的成功，最后贡献给家庭、社会和世界。中国人把这称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些中国价值观很特别吗？不，它看起来既可以是17世纪北美东海岸清教徒的价值观，也可以是欧洲中部日耳曼家庭教给孩子的信条，甚至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也分享着类似的想法。我们喜欢区分这种文明和那种文明以寻找其中的差异，却往往容易忽视人类文明之间大部分的共同点。这可能使我们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
时常会有人问：你们中国人不信宗教，如何保证这些人类所共有的美好品质得以实现呢？首先要澄清一个误解：中国人并没有不信宗教。数千年来，宗教一直是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我的家乡四川省的峨眉山，每个月某些特殊的日子里，你都会看到许多年事已高的老人，他们数百人结伴而行，用两天的时间从海拔500米的山底徒步爬到海拔3000米的山顶，目的是为了到山顶的佛教寺庙朝拜。这些朴素、虔诚而自由的信徒，在极其陡峭的山路上攀行，口中念着佛教的祷语，上百米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几乎从不休息，其信念可以压倒大多数自恃强壮的年轻登山者。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存在和宗教在中国人身上产生的能量。中国西部1/3的国土，甚至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社会。
有些人把宗教今天在中国的地位，归因于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是错误的。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政教分离。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在社会中长期、普遍地存在，甚至许多中国皇帝都是教徒，但是他们不会用宗教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跟欧洲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宗教势力与政治权力的争斗。当宗教干涉到政治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即便他本人原本笃信宗教——也会选择用强硬的手段，将宗教势力排除到政治之外。到了宋朝（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人发展了更加完善的、理性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统治体系，政教分离的原则就再也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几百年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经对中国人处理宗教和世俗政治关系的理性表示过热情的赞叹。到今天，政教分离也是西方社会普遍奉行的政治原则。
当然，跟历史上一样，还有很多中国人并不信教。实际上，今天大多数汉族人都不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宗教。但是，不信宗教的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普遍地、或多或少地相信“天道”。这是一种有些类似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东西。中国人在3000年前就建立起了基于某种先验意志的伦理，这套伦理有时体现为一些宗教式的组织、教义或仪式，但更多的是深入到中国人的教养、习俗、谚语和哲学之中。数千年来，尽管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中国人仍然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一样，过着有道德、有尊严、自律的精神生活。
不过，今天的中国人正在为自己的价值观问题而反思。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个人追逐财富的时代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冷漠令人感到担心。一场场关于个人权利与社会贡献关系的讨论正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成为焦点。就像西方工业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经济发展越快速，社会的挫折感和道德空虚感可能越强烈。但到最后人类社会所共有的那些价值观和基本精神生活方式最终会反弹。这在西方表现为宗教和传统价值的复兴，而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们还不得而知。
另一个存有争议性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实行着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西方的大众舆论在这方面的分类法非常简单：民主与专制。就此得出的结论也非常清晰：专制是不可能取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专制短时间的成功必然是邪恶的；邪恶而成功的专制是对西方民主生活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真实的世界远非如此泾渭分明。实际上中国人分享着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政治伦理：民主、对普通个体的保护和尊重、对权力的制约；也许中国人没有那么清晰、成文的法治传统（主要是在民法领域），但在上述的几项上绝对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早在3000年前就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政治权力和民众关系的政治伦理，并很大程度上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帝国时代，中国的皇帝并不是西方所熟悉的那种如同罗马帝国后期的军事“暴君”、或者路易十四那样“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中国的皇帝在他童年的启蒙时代，要学习的头等事务就是如何节制自己的权力，保持对被统治者的敬畏。负责对其进行教育的是儒家的大臣们。在政治生活中，这些大臣跟皇帝分享权力，有的时候还要形成类似欧洲历史上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普通的平民阶层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很多时候生活在本地家族所规范的生活秩序中，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皇帝无所不在的压制之下。通过严格而公平的考试制度，平民阶层还有可能加入到统治阶级之中。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前者不能为所欲为，并要对后者负责。如果统治者不能对被统治者负责，“天道”就会换一个更有责任感和能力的新统治者，这比至高无上的皇权更不可违逆。
我们详细地描述中国古代帝国的政治伦理，是想说明今天“民主”与“专制”的简单划分只是迎合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但却忽视了在政治问题上实际存在的复杂性。在但丁的《神曲》中，在地狱的最底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背叛耶稣的犹大，另一个是背叛恺撒的布鲁特斯。犹大的罪恶可以理解，但丁为什么要把布鲁特斯放在这里呢？恺撒——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实际上是恺撒把罗马从一个“共和国”变为了“帝国”。但西方人到今天仍然喜欢恺撒，他结束了“共和国”的争吵与内乱，让罗马达到了西方古代史辉煌的顶峰。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也是个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是军事专制的法国，但是拿破仑却把“民主”传遍了欧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有魅力和仁慈的女君主之一，但是她仍然被置于专制君主的行列中，由此也带上了某种邪恶的色彩。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与“他们”的争执，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西方国家一样，不是一个静止的“民主”对“专制”的选择，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受挫和完善的进程。让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并建立一个对整体社会进步有利的政治秩序，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在为此而奋斗的路途中。美国在18世纪就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在将近一百年后才废除了黑奴制，到了20世纪，许多人仍在为争取公平、自由和和平而呐喊。直到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人民还在为此而奋斗，不然就不会有150个城市的人们走上街头要“占领华尔街”了。
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变革方面，中国的政治也是一样，甚至中国人民的奋斗比美国人民更艰难、更曲折。19世纪末，面对来自欧洲殖民主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政治体制在与西方的战争中失败，并迅速失去其合法性。清朝灭亡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混乱、分裂和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始探索现代化的政治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但中国人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为一个暴政国家引进从未有过的民主，而是建立符合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要把农业时代游离于中央皇权边缘的广大农民，变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和市民，满足他们新增的政治需求，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政治权利。
中国人在早期选择了一条激进民主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跟西方今天对其的普遍印象是不同的。比如最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西方所想象的奥威尔式的专制，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学生、农民或者市民，都可以冲到校长、市长或者部长家里面示威的混乱街头民主。精英阶层被打倒，大多数造反的“革命组织”机构都是选举的；个人财产被收归集体所有，全部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来实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不是在专制独裁的压迫下呻吟，而是在肆意妄为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中欢呼。直到他们感觉到肚子饿的时候，才开始厌恶社会失序带来的经济衰退，并转而支持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秉持着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解框架，坦率地讲，这是出于一种对“他者”的错觉。如果西方人愿意以理解本国政治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政治，就能像中国人一样感受到这其中的复杂性、变化、动力、风险与希望。今天，中国政治仍然有许多问题，在很多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人仍然像历史上那样向往着民主、良治和政治进步，并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态度看待自己，急切地追求着改良。这一切都无法用简单的“民主—专制”两分法来加以概括。中国人想要的实际上和西方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跟非洲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胸怀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使命感、而不是简单地站在“我们”与“他们”的立场来看待现实政治的不完美，才能真正理解别的国家。
三、“泥足巨人”？——中国所面对的挑战
抛开文化与政治不谈，外国人可能对中国经济有更深刻、更直观的印象。即使是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也很容易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数字：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高盛等投资银行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一段时间内——有可能是短短的十年内——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第一经济大国。
当然，对同样的事情也有不同的解读。下面是欧洲一家新闻网站2010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被中国权威的国际新闻报纸翻译过来，又在中国的各大网站广泛转载：
中国目前的生产和服务水平是1978年时的近100倍。这样的数字令人吃惊恐惧。有人戏言：上帝创造了天地，其他一切则由中国制造。它折射出外界对中国的这种观感。中国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还是最多产的出口国，甚至连德国都甘拜下风。
但是，我们真有必要如此惴惴不安吗？我们难道没经历过类似的忧虑吗？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在汽车领域攻城略地，美欧节节败退。法德汽车制造商迎难而上，强化设计、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改善质量和生产率劣势。欧洲品牌得以杀出重围。
可以说，中国目前仍是“泥足巨人”。它坐上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也只是没多久的事。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人均GDP位列第127位，连安哥拉和阿塞拜疆都不如。我们不要忘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学家们才会有些怀疑她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多久。接二连三的罢工导致工资大幅增加，这最终损害了中国的竞争力，迟早会拖慢宝贵的增长率。
中国人非常容易接受“泥足巨人”这样的比喻。中国人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巨大，而使得中国的问题成倍地增加，中国的难题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难题都更难以解决。说实话，中国人的危机感在某些方面有些夸张——中国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只不过这些问题要放到十几亿的人口中去解决。
让我们选取几个多数国家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看看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心态。
就业问题。今天的西方人对失业问题非常敏感。创造新增就业是美国最主要的经济难题。政府为此刺激经济、投资项目，甚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排挤外国竞争者。全世界有一种普遍印象，那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中国人的日子很好过，因为工作机会都跑到中国去了。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你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在中国找一份工作相当困难。因为有600万人与你同时竞争。是的，2011年，中国有660万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从学校毕业，同时还有900多万学历没有这么高的年轻人也一起加入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再算上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面，一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而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现在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增长速度，每年也只能安排1200万个就业岗位。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些数字：每年，在中国，有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需要找到工作。为此，中国把自己变成“世界工厂”，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提供就业机会，可是即便如此，每年也只能解决一半的工作。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劳动者要面对的竞争形势。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世界工厂”还面临着尴尬的另一面：从2010年开始，中国沿海的工厂居然发现自己招不到工人。中国最底层的蓝领工人开始厌倦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如果工作条件得不到改善，他们宁愿放弃在遥远省份的工作而留在家乡找些活儿干。可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很多只是为欧美的品牌代工，利润微薄，不愿意担负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于是，中国出现了一边有人找不到工作，另一边工厂却招不到人的矛盾景象。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西方人熟悉的另一个问题。欧洲国家可能觉得自己的保障措施太多，公共财政压力太大。而奥巴马总统则认为，美国有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是不正义的。可是，他也许并不知道，在中国没有任何形式医疗保险的人超过1亿。而在有医疗保险的人中，大多数人的保障水平非常低。他们如果到医院看病，有一半的钱还得自己掏。在中国，政府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住房问题，被中国人称为“三座大山”。要在十几亿人口中间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奥巴马应该庆幸他是在美国。
中国领导人每天早上起床开始工作，就会面对各种民生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中国政府投入教育和医疗的经费却连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如。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医疗事业的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在中国的医疗事业经费中，政府的投入只占24.7％。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保持在75％左右，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55％的水平。中国政府在教育经费上的投入同样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政府都把钱用到什么方面了呢？一些激进的言论认为，许多钱都被浪费或者贪污掉了。浪费或者贪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政府把主要的财政开支用于影响经济增长：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新产业、补贴低收入的地区和人口。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中国政府必须尽量保持高经济增长率，这使得社会保障的投入长期滞后。而且最近几年，政府越来越发现，它们还陷入了由高投资和高增长带来的新麻烦之中。
经济泡沫。今天的世界经济处在泡沫破灭的痛苦之中。金融危机是从次级贷款和房地产市场开始的。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根据统计，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房屋价格已经达到或超过纽约曼哈顿和德国柏林的房屋价格，但是中国城市的家庭收入水平却与国外相差数倍。中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都比国际认可的合理区间高出一倍以上。过高的房价激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也让中国经济增加了“硬着陆”的危险。
除了房地产以外，中国许多基础产业都出现了投资过剩。2010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6亿吨，相当于其他国家所有钢产量的总和。可是过剩的钢产量却使中国的钢铁企业利润微薄，再加上上游国际矿石巨头的挤压，生存环境相当艰难。中国沿海的轻工制造业同样竞争极其激烈，当国际需求衰退的时候，大量企业不得不走向倒闭。
中国政府正在全力遏制中国经济日益吹大的泡沫。中国经济泡沫一旦破灭，将会对低迷的全球经济带来新一轮灾难。中国突然发现自己承担着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但中国有可能不堪重负。中国已经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持有房屋的人相信房价会继续上涨，而没有房屋的人则要求政府让房价下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的资金进入制造业并不能带来足够的利润，许多现金最终流向了金融和投机市场，这加剧了制造业的衰退和金融系统的风险。一些大型企业垄断着行业资源，它们不愿意看到开放的竞争者出现，甚至排斥竞争性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地方政府依赖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害怕经济降速引发失业问题。跟经济衰退的西方一样，高速增长的中国充满了利益冲突、争吵、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和某种程度上的无奈。
贫富分化。经济增长似乎从来就不是指向公平的。市场竞争总是区分成功者和失败者，以及很多的不参与者。增长率越高，贫富分化带来的张力可能越大。如果你相信中国经历了多么成功的一段经济增长，那么你就需要同时意识到中国社会积累了多少贫富分化带来的张力。1978年，一个中国市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相差209.8元，到1992年是1242.6元，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2022元。这个可怕的数字背后有着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是今天，中国大中城市和农村生活水平的差距让它们看起来确实不像处在同一个时代。
最可怕的差距出现在东部的城市和西部的农村之间。2009年，浙江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是贵州农村的近10倍。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据说在2012年就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些昂贵的消费几乎全部由东部的几千万最富裕的城市人口来提供。而在中国西部，还有40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2.7亿人被政府列入低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数字还会扩大。
如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民众担心的，不只是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发展机会的不公。尽管中国所有的孩子仍然像过去一样公平地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可是生活在最贫困山区的孩子与东部大城市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有统计表明，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来自贫困阶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是经济竞争和教育竞争的自然结果。对于那些最贫困阶层的青年来说，他们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看起来正在变小。
想象一下：许多父母拥有数套房产、使用着国际上最流行产品的年轻人，和许多只能通过举债来完成大学学业、并有可能在毕业以后就失业的年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是存在着不稳定隐患的。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超过0.4就表示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约为0.47，处于高风险的警戒线。
我们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只是中国面对的诸多问题中的几个。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宁愿相信自己是“泥足巨人”。许多中国人不理会世界对中国的各种评价和期待。他们在激烈地批评政府和精英，也在激烈地相互批评。政府十年前就开始希望缩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地区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数年来，政府多次干预房价，甚至出台了强制性的限购政策，但是房价依然停留在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政府推翻了以前把医院完全市场化的政策，希望降低医疗成本，但是普通民众仍然在抱怨看病难。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是从农村的基层教育到高等教育仍然饱受诟病。中国的外交部门很难向外国人解释，他们为何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每天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各种来自内部的问题上，很少有精力考虑如何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成就也配得上世界的尊重。但是外国人应当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处境和心态。从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的哲学和世界观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宋、元、明、清的中国处在世界科技和经济的最顶端，国力也高度强盛，但是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向的心态。中国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非常关注内部问题的处理，同时不断抵制外来势力的威胁。中国的舰队早在14世纪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却没有进行全球殖民征服，这并非偶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相信维持和发展这个庞大的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这本身就是一番伟大的事业。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内部的问题、把国家发展得更为强盛，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自然会对中国表示尊重。在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中，这叫作“内圣而外王”。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
因此，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孤立主义”。就像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相信：因自己的正直、仁慈而最终可以成为伟大国家的典范。中国一千年来的政治哲学都是这样。
其实，华盛顿这篇伟大演说中的很多话，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外交模式。比如：“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又比如：“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就像我们一直想说明的那样，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智慧与世界其他民族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中国今天的外交决策者很可能并没有从华盛顿那里得到直接的启示，但却按照祖先传下的逻辑自然地行事。有趣的是，中国的这些做法今天却饱受批评。中国当然应该接受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应该是某种偏见的产物。
最后，让我们在观察和讨论中国问题时，重新温习华盛顿的忠告：“不要成为敌意的奴隶”。
第2章 理解经济发展中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魅力
经济总量显著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成就表现为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人民币增长到401202亿元人民币，约合5.88万亿美元，由世界第七位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特别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强劲动力。自1978年至2010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29727.6亿美元。除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明显下滑外，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增长态势，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此基础上，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截至2011年6月已达到31974.91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在对外投资方面，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倍。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有关数据计算，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伴随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和对外投资年流量均大幅上涨，分别达到11％和17％。2010年中国外资流入量上升至1057亿美元，基本恢复金融危机前的高位。这得益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地区间产业的升级与转移，中国吸收外资的前景进一步被看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调查显示，中国是跨国企业在未来两年全球投资的首选地。
基于日益增长的经济总量，中国已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坚实力量，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在200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20％，2009年更超过50％。这既包括中国庞大国内市场对世界消费品的吸纳，也包括逐渐加速的对外投资为对象国创造的就业，更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之，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中国正以其全新的形象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中国居民生活改善的显著指标是人均收入的变化。自1978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910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5919元。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2005年的24.9％提高到2010年的46.8％。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中国居民生活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其中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0年的35.7％，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1.1％。这一变化可以明显反映在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的增长中（见表2—1）。以家用汽车为例，2000年以前中国每百户家庭汽车拥有量几乎为零，但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10.89辆。2010年末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9086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284万辆），比2009年末增长19.3％，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6539万辆，增长25.3％。民用轿车保有量4029万辆，增长28.4％，其中私人轿车3443万辆，增长32.2％。在通信方面，截至2010年末，中国固定电话年用户29438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19662万户，农村电话用户9776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11179万户，2010年末达到85900万户。其中，3G移动电话用户4705万户。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5339万户，比2009年末增加9244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86.5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4.57亿，其中宽带上网人数4.5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在旅游方面，2010年中国国内出游人数达21.0亿人次，比2009年增长10.6％；国内旅游收入12580亿元，增长23.5％。国内居民出境人数达5739万人次，增长20.4％。其中因私出境5151万人次，增长22.0％，占出境人数的89.8％。表2—1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储蓄方面，自1978年到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从210.6亿元增加到307166亿元，其中截至2009年，定期余额从128.9亿元增加到160230.4亿元，活期余额从81.7亿元增加到100541.3亿元。
总体来看，伴随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明显改善，这又反过来通过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毕竟，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消费具有根本性作用，因此中国居民生活的改善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获得的苏联援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时建设的一批基础设施至今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苏联援建的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更是对连通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是京广铁路的重要路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再主要依靠外援，而是独立自主，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取得了长足进步。
1954年至200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由1949年的2.18万公里增至2008年的近7.97万公里。这些新增里程中近一半是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1962年中国国家铁路电气化里程仅为100公里，2008年达2.5万公里。建成了上海磁悬浮、广深高速铁路等工程。公路里程由1949年的8万公里增至373万公里（含农村公路），其中高速公路由1988年的0.01万公里增至6.03万公里，增长了602倍。民用航空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到2008年底，中国民用航班飞行机场152个，比1985年增加了70个；航线1532条，比1990年增加了1095条；民用航空运输线路长度为246万公里，是1949年的216倍。
基础设施建设巨大成就带来的是运输量的迅猛增长。2010年中国全年货物运输总量达320亿吨，比2009年增长13.4％。货物运输周转量137329亿吨公里，增长12.4％。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80.2亿吨，比上年增长15.0％，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24.6亿吨，增长13.6％。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4500万标准箱，增长18.8％。
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而言，基础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包含深远的政治意义。比如高速铁路建设在具有提高运输速度的同时，更能够增强中国相距遥远地区的交往，增强民族认同感。因此，强大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工业化进程大幅提速。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的一批重工业项目对中国工业建设起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至今仍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华中经济中心武汉为例，由于其九省通衢的重要区域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多项援建项目都投资在武汉，从而诞生了一批“武”字头工业企业，如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等。其中武汉钢铁在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位列第340，跻身世界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并成为全球钢铁制造商中拥有矿石资源最多的厂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制造”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0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160030亿元，比2009年增长1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7％。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3.7％；集体企业增长9.4％，股份制企业增长16.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4.5％；私营企业增长20.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日趋合理，民营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诸如华为、沙钢集团、三一重工、比亚迪、吉利等民营企业甚至已经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钢铁、通信、装备制造、汽车等领域占据主要乃至领导地位，中国工业化在它们的推动下必将呈现更多元和富有活力的明天。
2011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有61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而在2003年时还只有11家企业上榜。伴随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科技和教育实力的增强，可以预见中国工业经济不仅将更加壮大，而且会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不仅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更将为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助力。
新兴产业崭露头角。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份评估报告的出炉使气候变化这一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迅速升温，气候变化目前已成为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它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叠加，促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趋势，即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经济结构升级，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气候和环境瓶颈，其中最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就是新能源。为此，中国政府已按照市场需求、经济效益和产业带动性为标准制定了以新能源为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发展规划，目的就是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方兴未艾，已连续多年投资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水电重点流域开发力度继续加大，预计开工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2亿千瓦。核电机组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岭澳核电站二期二号机组实现投产，核电装机将达1174万千瓦。新疆哈密、内蒙古、吉林通榆、甘肃酒泉、江苏海上风电等项目开工建设，预计2011年全年新增风电装机超过1400万千瓦。西部地区的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项目继续开展，预计2011年将新增装机50万千瓦。生物质能产业将更趋多元化，产业创新模式和产业链加快培育，利用规模继续扩大，综合利用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除资金投入外，独立自主的研发力量也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此外，在科技部和财政支持下，中国已正式启动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目的就是“针对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优先领域和关键问题，部署一批项目，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以全面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维护国家权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由此可见，中国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创新已全面起步，这无疑将极大提升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正是因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如此迅速，中国已顺利完成《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2010年达到能源消费总量10％左右的目标，正在朝2020年达到15％左右的目标迈进。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农业基础薄弱。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困境依然是农业，农业基础薄弱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阻碍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首要问题。农业基础薄弱首先表现为需求增长进一步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不足的巨大压力。中国可耕地本来就少，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2月26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比2007年减少29万亩，离18亿亩红线又近了一步，人均耕地更不足1.4亩，排在世界120多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虽然中国连续7年粮食丰收，但仍然必须进口大量大宗农产品，如2009年大豆进口4255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3倍，此外还进口816万吨植物油。进口大幅增长在满足国内需求、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对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挑战。近几年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且急剧扩大，2004年逆差为46亿美元，2010年增至231.4亿美元。大豆、羊毛、油菜子、棉花等产品进口依存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按照匡算，目前大豆的自给率不足30％，食用油自给率不足50％，棉花的自给率在60％左右。大豆、羊毛新增市场几乎全部被进口产品占领，棉花新增市场60％～82％被进口产品占领。进口产品对新增市场的过度挤占，使得农产品产量没有因为需求的强劲增长而得到相应增长，农业生产发展空间受到一定抑制。由此带来的风险首先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其次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较严重的对外依赖，大大增加了经济安全隐患。
输入性通货膨胀是近年中国物价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引起的价格上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处于整个经济链条的最前端，因此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必然带来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进而推高下游产品的价格。农业投入不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投入不足和流通投入不足。在农业生产领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利投入不足，比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亚华的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水利投入不足2000亿元，还不及交通投入的10％。从水利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水利投入占比基本维持在0.6％～0.8％之间，比较特殊的“大跃进”时期最高。改革开放之初，仅为GDP的0.2％～0.3％。1998年抗洪抢险之后，国家再次开始重视水利设施的投入。新世纪以来从0.6％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0.4％。此后虽有反弹，2010年也只有0.58％，甚至不及“文革”期间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扩大内需，而内需的启动必须依赖广阔农村市场的开辟。
农业流通领域的投入不足主要是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一方面，农民难以及时得到有用的市场信息，导致农产品无法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市场会提高经销成本，最后又分摊到农产品价格上。这两大不足带来的共同问题是，在推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扩大内需，而内需的启动必须依赖广阔农村市场的开辟。但在经济学家姚景源看来，现在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看起来非常热闹，但仔细分析这些招法，会发现有一个特征，都是往农村卖东西，都是把手伸到农民本来就没有几个钱的腰包里掏钱，而不是帮农民卖东西，往农民口袋里塞钱”。因此，要同时达到农民增收和稳定物价的目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增加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流通领域的投入，降低交易成本，让农民和消费者都能得到实惠。
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地缘特征都有较大差异，因此难以制定统一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带来的结果便是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地区利用国家开放政策率先发展，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少数地区已接近中等国家收入行列，但是，广大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依然艰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依然巨大。据统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前十名的省市和后十名的省市相差是非常巨大的。位于第一名的广东是最后一名西藏的89.6倍，人均GDP位于第一的上海是最后一名贵州的6.84倍。即使在前十名的省市中，位于前四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相比其他省份都具有绝对优势，这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即总量很大，人均不高，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产出水平上，而且表现在经济生产水平和经济体制完善程度上。东部地区经济已经走上了三次产业发展较为平衡的道路，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银行、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相关从业人员也成为扩大地区消费的主力。一个有趣的例子的是，深圳市拒绝参加2011年广东省第二届农民运动会，理由是已经没有农民。这充分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仍然依赖资源能源高消耗的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仍然是中西部省市的繁重任务。在体制机制方面，东部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生产、流通，到分配和消费都以最大程度减少交易成本为最终目标，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存在许多落后的体制机制，中部中心城市武汉近期掀起的“治慵风暴”就很能说明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过去纵容公务员慵、懒、散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政府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效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地区发展不平衡则是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如何实现辽阔国土的平衡发展，中国任重而道远。“三驾马车”不协调。投资、需求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在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需求不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始终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这一方面使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通俗地讲国家有钱了，扩大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同时，中国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西方国债，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救世主”。但另一方面，经济过于依赖出口必然较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会使各国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竞相实施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使作为西方债主的中国遭受首当其冲的危害。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在霸权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中瞬间蒸发。在生产领域，西方国家因为危机导致的需求不振很容易就传导到中国国内产业中，致使大量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严格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然有庞大对外贸易作为支撑，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而且对外贸易中出口和进口比重失调，这不仅会带来外汇储备结余过多引起的金融风险问题，还会在外交上激化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只知道赚钱，不知道为其他国家提供最后的消费市场以承担缓解危机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应当更好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同时适当增加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相对于贸易而言，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更具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前期阶段，需要政府的高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桥、修楼房依然是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直接途径。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中央政府投入了4万亿财政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位于中部的湖北省却作出了12.06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一投资计划，几乎是湖北省GDP的10倍。湖北省发改委官员表示：湖北省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仍然主要靠投资带动，投资将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一方面，转变发展方式，要通过项目来落实、通过投资来改变；另一方面，过去积累的问题，也要通过投资引导来消化。这12万亿元的投资项目按照投资的不同领域，分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农业水利、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六大投资部类。
在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看来，这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可持续，他在2009年时就认为“现在是时候给中国经济敲警钟了”。罗奇说，在中国GDP比重中，出口和投资占很大比例，而国内消费需求占比则不高，这种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无法维系。在罗奇看来，“我们看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在表面上达到了增长效果，同时也把不平衡重新压到表面之下，这又好像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前三季度GDP的显著增长几乎就是一个净投资额的增长，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比例，而这种非常不平衡加速了经济增长”。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如果能够提高购买力就会成为世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如果能够提高购买力就会成为世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先天优势。因此，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环就是要提高中国居民的购买力，将扩大内需落到实处，实现投资、需求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良性互动，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遭遇环境和能源瓶颈。经济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必须嵌套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经济活动从环境中汲取自然资源，反过来又会破坏环境，当达到一定限度时便会突破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崩溃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无法继续。将经济活动与环境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能源，而中国又是能源消耗大国，因此破解能源与环境瓶颈的压力格外巨大。
2010年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煤炭、石油、钢铁、建材消耗却位居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量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世界第一。自1978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近70％始终是煤炭，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迅速增长，这一变化不仅使中国国内环境，尤其是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使中国突然间被推向了全球气候政治的中央，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达到自己获取气候政治领导权的目的，极力要求中国承担约束性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太平洋小岛国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比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小岛国代表就积极呼吁将2℃的温控目标降低为1.5℃，并提出发展中大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理应接受约束性减排指标，特别是中国又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更不应该和发展中小国争夺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资金。不仅如此，中国还应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
与此同时，中国能源瓶颈还表现在对外能源依赖与国际能源通道风险增加的矛盾上。2011年初的西亚北非变局从原因上看是复杂的，既有美国小布什政府大中东民主计划余波的影响，也有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但其核心还是该地区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而这也导致了危机过后对众多石油消费国的复杂影响。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在西亚北非有着越来越敏感的切身利益，因此此次变局对中国能源利益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是从整体上推高了原油价格，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次是冲击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大量能源投资项目，尤其是在利比亚，因为利比亚变局最大，也是此次事件中唯一以战争收尾的国家，而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则不在少数。目前来看此次变局并未完全结束，叙利亚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伊朗因为这次变局与西方关系会走向何方也仍可未知。总之，西亚北非这一中国严重依赖的能源供应地在近年持续动荡，必然加剧中国国内的能源压力。此外，印度洋亚丁湾的海盗在多国打击下依然猖獗，中俄之间关于能源价格的谈判也悬而未决，湄公河中国船员被杀的血案则又凸显出中国能源进口的东南亚线路并非高枕无忧，这都给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敲响了警钟。由此可见，中国的能源瓶颈已经不是简单的国内发展问题，而是涉及国内国际结合的复杂战略问题，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细的战略谋划才能统筹应对。“中国制造”面临困境。AC米兰和国际米兰是同属意大利米兰的两家著名足球俱乐部，在世界足坛享有盛誉，正因为如此，两支球队一向是宿敌。五年前，一场席卷意大利足坛的行贿丑闻使AC米兰等老牌劲旅遭受重创，但国际米兰却幸免于难，于是独霸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多年，豪取五年冠，直到2010—2011赛季，AC米兰重回联赛榜首。值得注意的是，AC米兰球迷在庆祝自己的球队重夺联赛冠军时，打出的标语竟是“国际米兰的冠军：中国制造；AC米兰的冠军：意大利制造！”意思就是，国际米兰尽管拿了五连冠，但是是在主要竞争对手遭受处罚的情况下获得的，所以就像“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是廉价的、低劣的，而AC米兰的冠军是在打败所有竞争对手下获得的，因此就像意大利顶级奢侈品一样，是高品质的、货真价实的。由此可见，曾经令中国人无比自豪的“中国制造”，如今却成了廉价和低等商品的代名词。“中国制造”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关键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建设初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加工和代工贸易赚取外汇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这发挥了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但是，当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汇率必然上升，因此，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的利润必然被摊薄。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三名，人均收入迈入4000美元大关的时候，正好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一方面国内生存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国际需求因危机而锐减，这使得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企业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
1992年，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为了“再造宏碁”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如图2—1。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现在来看，中国企业的大多数还停留在中间的组装和制造阶段，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利和高附加值的品牌影响力，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以利润换生存，当无利可赚时，只能被市场淘汰。比如，瑞士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称，当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的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始。预言没错，在珠三角不少企业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部分厂商将永久停业，一些将搬迁到中国内陆，还有一些会迁出中国。跨国公司同样感到了变化，一项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及上海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2008年3月对中国境内66家外资制造企业的调查显示，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图2—1 产业链的微笑曲线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是与中国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紧密联系的，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这必然会引起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诉讼，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在金融危机中尤其如此。目前，中国已是被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而且出现了新的趋势，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逐步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化工产业以及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扩散，并从具体产品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层面，这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政策与体制都将产生较大影响，因为结构升级后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会有更多产业重叠。另外，碳关税的征收对于中国这样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而言也会带来重大冲击。总之，“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和高能耗战略已无法支撑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总量，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出口这辆马车如果再减速的话，中国经济要想保持持续高速发展的预期不容乐观。
从深层次上来看，“中国制造”的廉价和低品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外国公众不可能像精英一样深入研究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是通过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当这些产品因为质量问题给他们造成损失时，外国公众自然无法对中国产生好感。中国崛起带来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多时候是通过中国企业及其制造的产品为载体的，所以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就是中国国家的品牌形象，中国产品品质的提升就是最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国虽然是后发国家，但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永远只靠卖廉价的鞋子、袜子、饮料、玩具等商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历史，任何产生了世界影响的国家都必须依赖于产品的创新，且不说德国的西门子和奔驰，美国的IBM、微软和现在的苹果，就是荷兰这样的“小国”都诞生了飞利浦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也正是因为这种创新精神，荷兰才可能创造出股份制和证劵交易这种引领人类现代化革命的制度形式。直到今天，由当年荷兰移民建立的纽约证劵交易所依然是世界金融的核心。同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由“中国制造”走上“中国创造”的道路，竭力寻求产品品质和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最终为中国塑造负责任的品牌国家形象。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走上了开放经济的道路，这一方面使中国能够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必须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巨大风险。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国际经济体系是与国际政治体系相互嵌套的，因此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国的本能便是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因此倾向于采取本币贬值货币政策。在危机中，美国不断实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给，致使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持续贬值，国际贸易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这不仅给中国出口带来巨大影响，而且严重威胁中国所购美国资产的安全。
第二，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需求锐减，中国出口面临严峻形势。由于购买力充足，发达国家市场依然是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在危机中，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陷入无就业增长怪圈，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更是引发世界经济二次触底风险。发达国家经济的困境直接导致购买力减弱，中国出口的商品尽管廉价，但也无法抵御经济寒冬的影响，危机发生后中国东南沿海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就是明证。
第三，国际金融体系与能源体系相互影响，世界原油价格大幅动荡。国际能源体系近年来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波动。这一阶段石油价格大起大落的深层原因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危机刚出现时的市场影响是黄金价格上涨和美元迅速贬值，由此带来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上涨，但当2008年9月份次贷危机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衰退的预期明显超过了美元贬值的负效应，由此带来对能源需求大幅减少的恐慌，油价也相应大幅下跌，直到2009年初世界经济开始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世界油价的影响表面看起来似乎主要是需求下降导致的油价下跌，但更深层的意义却在于全面危机之前的油价迅速上涨，因为这种不正常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储备货币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放任国际游资对大宗原料商品的投机性操作，而这反映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以美国霸权为支撑、以美元为单一储备和计价货币、以美国和欧洲主导国际货币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极大不合理性。换言之，“导致石油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主要来自金融层面的美元冲击以及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创新”。正如金融危机之后有学者提出，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与国际能源体系改革一并考虑，否则单一的改革无法根本解决当前两大体系密切联系背景下的世界性金融和能源危机。因此，“以货币、能源与金融框架为依托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换言之，“美元本位制下的浮动汇率制是国际石油价格动荡的根源”，这在根本上反映的实际是美国单极霸权结构的不合理性，其结果就是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石油价格的走势实际上起到了直接作用，这一作用甚至已经超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控制范围。当前金融危机并未结束，相反欧美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困局等重大经济政治事件却在持续发酵，它们使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波动的潜在可能性始终存在。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根源还是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性。只要这一秩序没有根本性改变，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就可以采取相关经济政策转嫁国内危机，波及世界经济的稳定性。面对这种客观环境，中国经济必须未雨绸缪，预防风险。
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努力
加强“三农”建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因此加强“三农”建设也是巩固中国农业基础地位的根本性措施。其中，农业是生产力因素，在“三农”问题中又起到核心作用。中国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关键是以科学技术支撑的农业现代化，从源头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尤其是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农村问题是制度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新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配置各种经济资源，使农村既成为村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又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农民问题本质是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经济发展最终要靠人，而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中，传统农民的现代化更显得尤其重要。这里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同时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建设，让农民老有所养，安居乐业。
可见，“三农”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建设和农民现代化的人力资源支撑，新农村的制度建设也必须要以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为根本动力，而农民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农业经济模式和农村治理模式的创新。
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套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之中的。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工业对农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而这又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统一调控的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要加大“三农”投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9884.5亿元，比2010年增加1304.8亿元。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油料、生猪调出大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大奖励补助规模和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确保涉农贷款增量占比不低于2010年。加大政策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应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有效举措。目前从整体上看，中国区域发展政策可以分为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具体来看，这些地区又可分为东部的长三角经济区、东南部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南部的珠三角经济区、华北的环渤海经济区等。在这些区域中，又因地制宜地划分出更具体的经济特区和实验区，比如以武汉为核心，周围八座城市环绕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与湘潭组成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环渤海经济区中辽东半岛经济圈、成都的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等等。
更进一步，一些大城市中也设立了新的特区，已有的特区政策也更加完善，比如都属于副省级的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新疆，目前也已设立了喀什和霍尔果斯两个新特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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