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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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作品集(1938)试读：
答案一束
记者十二月中旬在桂林的时候，曾和几位朋友去参观广西学生军，承他们提出许多问题讨论，当时因时间匆促，只由我们做简单的答复，答应他们在本刊上再加以较详的解释，同时也因为感觉到这些问题也许不仅是广西学生军的青年朋友们所注意的。有些问题在时间性上没有再讨论的必要的，在这里便不再赘述了。
一 抗战过程中应当怎样调剂民众的生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几点来研究：（1）必须设法维持民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必须制裁阔官僚阔绅士们的奢侈的生活。我们常听到“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的口号，这口号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力”这个东西也是要有最低限度的生活才能支持得住的。倘若纵任一般大众啼饥号寒，民不聊生，已有的力要消失，将来的力也无法培养起来。阔官僚阔绅士们的钱，仅仅向他们用哀求的方式是没有多大效力的，必须一方面有严密法令的规定，一方面有严厉的舆论对于奢侈生活作不容情的制裁。（2）中国是众所认为产业落后的国家，生产方面原来就有积极进行的必要，要提高大众生活的水准，必须在后方有整个的战时生产计划，容纳大量的人力。我认为大规模的民众训练工作，大规模的宣传及教育工作，必须和大规模的战时生产兼程并进。
二 怎样联合全中国的知识青年参加这神圣的民族斗争？
全中国的知识青年在组织全国民众与训练全国民众的任务上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试想像上面所说的大规模的民众组织训练与战时生产同时兼程猛进，要使全国的知识青年忙得怎样厉害？但是要这样做，就联合青年方面说，必须在政府领导之下先有关于青年的健全的组织，选择尤其优秀的青年分子做干部，把训练已足够的青年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分派到全国各乡村里去做工作，同时使训练尚未足够的青年受短期的相当的训练（这训练当然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分为种种部门），训练后也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分派到全国各乡村里去做工作。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那便是鼓励青年参加正规军的训练，例如政府的军官学校招生，无论是陆军或空军，我们应该从种种方面鼓励青年投考，使新兴的军事力量充满着活泼奋发的青年的新鲜的血液。
三 改革政治机构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为充实政府抗战的力量，所以有改善政治机构的呼声，最重要的条件是要保证抗战的胜利与适应国防的需要。同时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下层政治机构的刷新，因为下层政治机构与下层民众组织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
四 怎样巩固民族统一抗战阵线？
首先我们要用种种方法使各党各派乃至各个人彻底明白中国目前所应争取的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再说得具体些，就是要群策群力，使中国不至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民族利益是高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在这个大原则下，任何党派或个人都应该抛弃自己的成见与狭隘的立场，共同起来巩固统一的局面，团结御侮，不要再迷于“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局部的利益了。其次是大家不但同意于言论上的主张，同时还应该共同起来使言论上的主张见诸事实，如此才能使一般人更信仰全民团结在抗敌救国上的实际功效，自然更能引起一般人对于巩固统一阵线的热诚。
五 中国目前的民众为什么还没有觉悟起来捍卫国家？
我们看到战士在前后方的努力奋斗，不能说民众完全没有觉悟起来捍卫国家，但在事实上，直到现在，还偏于军事的作战，而没有充分使民众的伟大力量和军事力量配合起来，这却是事实。这个缺憾的基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已往民众宣传教育的工夫做得不够，一方面是没有鼓励并领导民众真正组织起来，尤其是下层的广大的民众，至少是做得太浮面太不够了。既然没有健全的广大的组织，又缺少充分的教育工作，人民虽多，仍然不能表现出它的应有的伟大的力量。此外下层民众的生活太苦，未有相当的改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 汉奸如麻的原因在那里？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上层里面含有买办性的分子，混在官僚及奸商里作祟，还有满清封建余孽中的遗老遗少分子，殊途同归的成为大汉奸的来源。此外有许多穷苦的老百姓，被敌人威迫利诱，做小汉奸，一方面因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顾不了，一方面又因为他们平日并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穷苦与无知合并起来，便造成“汉奸如麻”的可痛现象。
七 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展开中国的民众抗日运动？
中国的民众抗日运动要大规模的展开，要政府出来作坚强的领导，同时要尽量消除阻碍民众运动的障碍物。这障碍物有两个，一个是包办，一个是更坏的，那就是包而不办。所谓包办，是只由少数人紧紧把持着可以发动民众运动的机构，害怕大量民众的参加，不许民众有自动的组织与行动。这也许是误会领导的意义。领导和包办不同之点，是在：领导并不妨碍民众自动的组织与行动，并不抛弃或压抑社会中可以加入救亡运动及充实运动力量的种种力量，不过要接受领导，使不违背政府所规定的抗战国策而已。包办则不然，包办只是由少数人做一些不能深入民间的浮面的工作，譬如有人说起在有些地方的“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只限于大门里面，这虽说得不无过甚，但是包办的流弊，必然要和广大的民众脱离关系，必然不能运用民众的伟大的力量，徒然使可以发动民众运动的机构成为衙门机关，只有若干什么委员和办事员憧憧往来，做些官样文章而已。至于包而不办，那当然更坏，不但不能与广大的民众接近，更说不到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连少数人都不过是挂个空招牌，彻底做到完全有名无实的地步。在包办和包而不办的状况下，人民一有开展民众运动的行动，就不免有被诬为“反动”甚至反对政府的罪名。所以我们认为政府一方面要有动员民众的整个计划，一方面却要尽量消除阻碍民众运动的障碍物。
八 抗战与政治上之民主集中有什么关系？怎样达到民主集中？
民族解放的抗战，要达到最后的胜利，必须发动整个民众的力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原则，民主集中就是要实现这个原则的主张，所以与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民主，在抗战时期，是要能反映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与要求；所谓集中，是要有集中的权力来执行大多数民众所愿望的要求。至于要达到民主集中，必须有相当的健全的政治机构，适合于民主集中的政治机构。
答董振华
董振华先生：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依记者的了解，认为是各党各派各阶级的合作对外，里面含有各党派，含有各阶级，不过在团结御侮的大原则下合作起来。至于经济的成分也不是没有的，日本帝国主义声声口口要“经济提携”，便是经济侵略的假面具，我们的一致抗战，对于经济侵略也当然是要反对的。讲到国内，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起来参加救亡运动，对于一般民众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应该有相当的改善才行。
答王毅文
河南偃师王毅文先生：（一）初学写作的人，最好从记事文入手，尤其是宜写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或经验，因为描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最深刻的材料，容易写得好；初学写作的人不宜于即写论文，因为论文要写得好，关于正确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判断，都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积蓄和训练的。（二）你的文章应该寄到什么地方才合用，这要看内容，很难凭空猜度。你可以多看些现行的定期刊物或日报，也许可以由自己看清他们的需要之后，试试看。（三）写作在练习，练习的方法，一方面多看有益的书报，多贮蓄思想，多尝试写作。关于这方面，拙作“经历”一书略有论及，也许可供参考。（四）日报主笔或杂志编辑多是很忙，要他们对投稿加以批评和指导，在事实上恐怕有困难。
答国华
广西桂林国华先生：青年在学校里是正在受训练的时候，没有怎样大的能力来参加校外的工作，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一方面学校课程须尽量与战时教育的需要配合起来，一方面在青年学生的能力可以胜任的范围内参加一部分的救亡工作，仍然是应该的。
答王胡
四川戎州王胡先生：你学满了三年的学徒，自觉手艺并没有学到，并不是自己的懒惰，却是师傅没有教过你。中国旧式的学徒制度，对于教学徒，根本就没有什么有系统的教法，只是学徒靠自己在旁边看看榜样，自己暗中摸索罢了，甚至还加上不少和工作本身没有关系的，和学习本业不相干的服役。但是改革一个制度既不是一二人的短时间的行为所能够达到目的，你就是“忧”也无用。你目前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最重要的是一面细心学习你所要学的手艺，一面于业余设法多看有益的书报，增加自己的知识。我有好多朋友——值得很敬重的朋友——是由做学徒出身的，肯继续努力于自我教育的人，必有光明的前途。你的光明的前途也在你自己的掌握中。
答雪令
雪令先生：你的朋友认为中国目前所最需要的是统一，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怎样才能统一？必须共同以抗日救国为大目标，在这个大目标下，大家尽其力量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目标既相同，大家所用力量的方向既相同，统一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在这抗战的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力量，无论什么党派，它的力量的增加不但不应该引起任何方面的“疑虑”，应该要认为是抗战力量的增加，反而是一件可以欣幸的事情。中国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用整个中国的团结力量，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所谓整个中国的团结力量，就是中国各部分力量的总和，这总和里面所包含的各个力量的增加，也就是总和力量的增加，这于民族解放的前途是有利的，有什么可以“疑虑”呢？讲到力量的增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在这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抗战时期，任何方面，只须是对于抗战最坚决，对于抗战最忠诚，对于抗战最出力，对于抗战贡献最多最大的，它必然更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仰，它的力量也必然随之而大大地增加。所以任何部分要增加自己的力量，其枢纽并不在压抑别部分的力量的增加，却在乎自己在这抗战大时代中作更大的努力，对抗战有更大的贡献，在这方面与别部分竞赛。天下只有前进的力量能增加，落伍的力量不但不会增加，而且只有一天天地减弱。明白了这一点，便知道徒然惧怕别部分的力量的增加，是自己没有自信心的表现，是自己不愿出力而又不愿别人出力的表现，是最没有出息的念头！
答陈云英
广东新会陈云英先生：你觉得我们对于为国英勇作战的士兵还缺乏积极的鼓励，这确是当前急须努力补救的一件事情。士兵如多多得到社会上有组织的卫护和鼓励，不但可以增加他们为国努力的志愿，而且可以改善他们的纪律。关于这个问题，本刊上期有一篇“为武装同志服务去”，颇有积极而切实可行的建议，可供参考。
答胡㥌樵
胡㥌樵先生：乡间捉壮丁的惨剧，我们以前也接到不少的读者来信报告过，在本刊信箱里也曾经发表过几封这类的信。关于补救这件事的办法，记者在本栏里也曾经有过简单的答复，也许你曾经看见过。你说得对：“民众并不是没有爱国心，只因未认清国家与自身的关系，如果一认清楚了，一定是很勇敢为国出力的，只要看任何一处的乡下，如两姓械斗，不是一个个都很勇敢吗？若他们晓得国家对自身的关系比家族更大，我相信决不致看到国家陷到这样危殆的境地而不热烈起来抗战的。”换句话说，我们对于乡村民众必须下一番切实的教导的工夫。你主张大规模地动员训练过的指导员到乡间切切实实地去做组织民众训导民众的工作，这个主张是完全对的。
答毛子良
桂林毛子良先生：你的“组织抗战读者会”的建议，我们很感谢你的好意，在原则上，大概说来，也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如果有读者自动组织起来，因集体的研究与批评，对本刊的内容及应该改善的地方，加以切实的指教，那更是我们所热烈欢迎的。不过记者及为本刊经常撰述的几位朋友都是忙得要命，实在抽不出工夫来参加或襄助这样的组织，这是很觉歉然的。还有一点，你的意思，要使这样的组织成为“一个伟大的救亡干部训练班”，在事实上恐怕也办不到。
答圭德
安庆圭德先生：你所提出的疑问是政治的不良要影响到军事的胜利，但又恐怕因提倡政治的改善而致引起内部的摩擦而分化此时空前的团结形势，更使军事受到不良的影响。其实政治的需要刷新，不但是民间一致的希望，即政府当局及前线将领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此事的过程虽须走曲线，但是只须各方面有明彻的了解，不致“分化此时空前的团结形势”。据我们所知道，目前在军事方面已根据去年来在各战场上所得到的血的教训而积极整顿；政治与军事是分不开的，其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深信抗战到底既为确定了的国策，政治的改善是必然会随着军事上的需要而随着好转的。这两方面是同时并进，我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为谁先谁后的。
答王慎思
长沙王慎思先生：依记者在苏联所见，他们的日报及定期刊，除政府及党所办的以外（可说是居少数，）民众集团如各种学术团体合作社，及各处集体农场等等，只须在不违反社会主义的范围内，都可以出版。我国的一切刊物，当然也须以不违反三民主义为范围。民众团体乃至个人，只须在这个范围内努力，仍应享有他的言论出版的自由的。根据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我国在这个抗战的时期，尤须注重“抗战第一”的原则，一切都应把这个原则做估价的标准。凡是妨碍这个原则的任何人，都不允许他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凡是拥护这个原则的，都应该享受言论出版的自由。
答毕荣成
广西灵川毕荣成先生：（一）怎样献身于国家？这个问题是没有人人可以通用的答案，因为献身于国家是要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来贡献给国家，而能力的大小与部门的殊异却是各人不能完全相同的。大概说起来，我们要努力使主观的能力与客观的需要配合起来，客观的需要有种种，但是各人的能力却有一定的限度与类别，我们只能选定其中为我们自己力所胜任的做去。当然，有时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力宜做某事，而在选择上却不一定就能得着某事的机会，那只有选定其次的去努力，同时常常留心更适宜的机会。你提起小学教员的职务，我们觉得小学教员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不可轻视它。下一代的国民是将来的成员国民的“后备队”，今日教育是否正确即将来国民是否健全的根源。试问如果大家都轻视小学教员而不愿做，下一代的国民有谁去教育他们，影响于国家的基础又是怎样的严重呢？即在抗战期中，救亡工作也有种种部门，要各人根据各人的能力，分头努力，小学教育也是应该做的部门之一。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劝人人都去做小学教员，我们的意思是不可轻视小学教员的任务，倘若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是近于这类的工作，就应该努力做去；即自己想改业，在未得到更适宜的工作以前，还是要负责任地干，等到找到了更适宜的工作再辞去。（二）自修要买书报，这在经济上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无力买很多的书报，不妨先买少量的书报；再不然不妨设法看看公共图书馆或图书室的刊物；再不然，不妨结合几个朋友传观或交换书报看，或共同摊派购买书报的费用，藉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再不然，或设法向可以借阅书报的地方或朋友借看。总之，真有志自修的人，不是绝对没有方法想的。你如果看过“高尔基”这本书，你可以看他其先也是没有钱去买书的人，但是他却无孔不入地借到书看。至于有意思没有地方发表，也不尽然。例如本刊虽有几位朋友经常特约撰述，但是对于来稿，只要是确有精彩可取的，也是很欢迎的。问题是在所要发表的意见是否有精彩。做编者的人对于读者是要负责的，所以对于稿件不得不负选择的责任。初学写作的人，投出去的稿子往往总是退回来，或则好像石沉大海，无影无踪，这是很平常不足奇的情形。你如果看看世界上名作家的传记，可以看到他们几于每个人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在自己能否逐渐有进步，暂时的挫折是不足虑的。（三）家累确是许多人所感到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既不能眼巴巴地望着家人饿死而不顾，也只有尽自己的心力做到那里算那里。国难固然超过了家难，但是弃了家是否就大有贡献于国，也是一个问题。
记华北前线归客的话
这里所说的华北是专指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因为最近有一位朋友从那里回来，他是在军队里服务的，对于这部分的华北情形有着直接的接触，给了我们不少的报告。
他谈起韩复榘不战而退，退得非常的快，使日本的军队连赶都来不及赶！难民南渡黄河，每人被勒索五块钱，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是大家所已听到的，尤其可怪的是日本军队利用这个机会，假装难民，也每人缴去五块钱，也照样地被允许渡河，等到敌兵过河的人数略多，方才发觉，已仓皇失措了！贪婪昏聩一至于此，那里还谈得到什么参加抗战！当韩复榘在开封被拘的时候，这位朋友也在场，据说韩被拘后，在韩的寓所里搜出四个年轻貌美的女传令兵！
这位朋友说，韩如能迟退三星期，山东各地的武装民众和游击队当能取得更密切的联系，更有计划的连合行动。但是他谈到这一点，却不免叹息于韩氏平日对于民众运动的压迫，一点不许动，就是能多守三星期，也还是在压迫之下，武装民众和游击队还是动不起来，还是无济于事的。说句怪可伤心的话，韩氏退后，民众运动，民众武装，和游击队的勃兴，反而可以多得一些自由，虽则敌人已升堂入室，发动已嫌太迟了。韩未退时，强缴民间枪械十余万枝，在他当时是怕民众的力量，但在他放弃国土逃遁后，民众的武装却因此受了他的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恨的事情。
关于山东的战事，有一段“佳话”可述。前在北平以话剧著名的张锐芳女士，组织话剧团在山东各处做宣传工作，团员十三四人，张及团员等都是年轻少妇，曾在山东各县跑过不少地方，对工作非常努力，后来要往济宁曹福林（韩的部下，听说当时还只是一个师长，现在已是军长了）的军队里去做宣传工作。最初有好些人阻止她们，说山东军队纪律不好，尤其是对于女性，非常危险，劝她们不要冒险。但是她们自信有力量克服困难，毅然往该处军队里去表演了五天的话剧，竟使全军上自将领下至士兵都受到很深的感动，军中每个人看见她们都要很恭敬地行敬礼。大家认为后来曹福林的军队在济宁的英勇抗战，得力于张锐芳剧团的宣传不少。
濮阳是河北大名县之南的第三县，那里有个女子师范学校，这位朋友到该处的时候，大名刚才陷落，形势紧张，但是这个女师里仍有四五十个女生自愿留着努力于救护工作。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她们的热烈救国的情绪是任何人见了都要深深地感动的。她们一定要这位朋友替她们设法送到新乡去参加游击队的工作。这位朋友虽十分敬佩这班爱国女青年的精神，但是对于这件事却不敢随便答应，因为沿途很不稳妥，尤其不宜于一群少女的旅行，于是对她们说：“你们还是先征求得家长的同意再商量罢。”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这样的必要，声明她们自己已下了决心。后来这位朋友终于不忍使她们过于失望，尽力设法把她们送到了新乡。现在这一群女战士已在新乡参加游击战的工作了。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中的一群代表型的青年战士。
这些当然是受过相当教育及救亡文化熏陶的青年国民。至于华北的一般民众，因平日民众运动不但没有受人注意，而且常在地方当局严酷压迫之下，所以他们对于国难的认识，全由亲身受到日帝国主义的野兽军队的抢掠奸淫，才唤起他们的自卫的决心。例如河北省有一个小县名清丰，在大名县之南的第二县，于去年十二月有一部分日兵二百余人掠夺少女五十人，即在路上轮奸，引起该县民众愤怒，纷起抵抗，斧头刀枪，任何武器，都拿出来杀敌，杀死敌兵七百余人，但是因为我们的民众没有现代武器，也被敌人杀死了二千人左右。自从这场激战之后，该处的民众的游击战就组织起来了。
山东、河北、河南省，除河南的南部外，各校都停顿下来，无数流亡着的教师和青年学生，以及同感痛苦的许多老百姓，都渴望着有力的抗敌领导。他们都说现在不要你们告诉我们要抗敌，因为这一点我们是已深刻地知道了，我们受到这样的惨酷的痛苦，我们是不怕死，我们是都有为国拚命的决心的；我们所要求的是要受组织，受领导，共同来拚死地干去！但是直到现在，他们还缺乏有计划的组织和有力的领导，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看见青年就骇怕，情愿出些路费叫他们流亡到外面去！这类的青年都是怀着无限的悲愤哀痛，都是情愿为救亡做最苦的工作，是志向最纯洁，最能艰苦的青年，但是因为缺乏有组织的领导，往往容易陷入三种歧途：（一）悲观，（二）堕落，（三）怀疑社会及政府。这一部分伟大的民族的潜力，还是像宝藏似的，未曾被开发，未曾被尽量运用来充实中国抗战的力量。
想来华参加抗战工作的一个美国朋友
在记者所著的《萍踪寄语》第三集里，读者也许看到和我同往西美视察的几个美国朋友里面，有一个名叫纪因的（他的英文原名叫做Eugene Kaplan，好友们就只叫他做Gene）。最近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想来华参加抗战工作！他说：“我每天看到中国被残暴的日本屠杀奸淫，说不出的震怒与悲痛。只有每日又看到中国军民对于暴敌的英勇抵抗，才使我们的胸怀稍稍舒畅了一些。”他说：“自从和你做了朋友，更深刻了解了中华民族，我觉得对于你的民族发生了什么联系似的，对于中国的事情格外感到深切的关怀。”
这位朋友当我在美的时候，还是一个医科学生，现在已是在医院里服务的医学博士了。他的父亲是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却不在乎这些，却满心要替人类干些有益大众的事情。他在这封信里表示，如果中国允许他来替战场上的战士们服务，他一定肯来。
中国为着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为着世界的正义而战，像这位朋友的“义愤填膺”，只是世界上的千千万万里面的一个例子罢了。
《寥寥集》序
读沈先生的诗
我生平不知诗，更不会做诗，但是在苏州和沈衡山先生同过看守所中生活的时期内，沈先生每写完了几句诗，就给我看看，我渐渐不自觉地竟养成喜欢读沈先生的诗的习惯。我是偏于情感的人，沈先生是极丰于情感的人，这也许是我喜欢读他的诗的一个原因。我因此觉得富于情感的人才会有好诗。
我最初看到沈先生的诗，还在看守所外面，那就是他看了我所作的《悼戈公振先生》一文而作的一首。我哀痛公振先生的死，写那篇悼文的时候，正是刚从他临终的榻旁哭别回来之后，我当时一面写一面哭。后来在苏州看守所里，沈先生谈起他看到我这篇文，也泪如泉涌，他写那首诗的时候，也是一面写，一面哭！
沈先生的生平，在我所著的《经历》一书里曾有较详的描写。“文如其人”，沈先生的人格的伟大与爱国爱友爱同胞爱人类的热情，读了他的诗，更可得到亲切的感动，所以我很快慰地看见他这本诗的辑成和出版。我希望这本诗能培养成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参加我们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韬奋记于《抗战》三日刊编辑室廿七年三月廿九日汉口
《盛世才与新新疆》序
重远先生在私谊上是我的一个共患难的好友，在公谊上是我的一个共同努力参加救国工作的最忠实的同志，因为有这两层关系，我自信知道他最深；因为我自信知道他最深，所以我很欣幸地在他这本好书出版的时候，替它写这篇短序。
他的这本《盛世才与新新疆》是由二十一篇辑合而成的，每篇都在我所编辑的《抗战》三日刊上登载过的，当这样登载着的时候，题目是《到新疆去》，有好多读者那时看了开首的好几篇之后，还没有看到著者踏进新疆的境域，好像很着急似的，有的当面来问，有的写信来问：“杜先生为什么还没有到新疆？”这种着急的情绪表示了什么？表示了大家都在很密切地注意到中国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新疆——的最近的实际情形。
这本书关于新疆的形势、资源、民族问题、在国防上的重要位置、努力建设的概况、以及对苏联的外交关系等等，都有很扼要而饶有趣味的论述，是研究新疆的一本最好的参考书，是注意中国民族复兴问题的一本最好的参考书。
现在这本书可以整个地贡献给读者了，这是一件多么可以欣幸的事情！
韬奋。廿七，三，三十。写于《抗战》三日刊编辑室。
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
我是在小学时代就认定了以新闻记者做我的终身事业的，我怎样跑进了这个队伍里面来，以及种种辛酸苦辣的经过，在我所著的《经历》一书里面已原原本本地“招供”了，在这里似乎用不着再噜苏，免得过分糟塌读者诸友的时间，而且我虽加入这个队伍里干了十几年，可是并说不上有什么重大的贡献，所以常常感觉惭愧，也没有什么可说。但是依我十几年来在这个队伍里摇旗呐喊的经验，以及冷眼旁观这队伍里其他“同道”的经历或变化，深刻地感觉到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应该有的是活动的正确动机。
什么是活动力？这个名词似乎太抽象，但是我觉得这个名词的含义有许多妙处。就新闻记者的立场看来，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新闻记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的，所以对于知识的补充和当前切要问题的内容，都须有继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的。至于搜索材料和奔波采访，那也是新闻记者的分内事，可是非有坚忍耐烦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办。
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时代的梁任公先生当时他对国事主张的得当与否固为另一件事，但是他当时的研究勤奋，笔锋锐利，眼光四射，左右逢源，每有主张，风动全国，他的那种活动力，确可算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范。
又例如替以前的《上海时报》担任驻京（当时的北京）特约通讯的远生先生（即黄远庸先生），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外国的新闻记者如Walter Durenty，他在美国已成为苏联研究的权威，你如看到他所著的几本名著，在那里面看到他冒万险采取新闻材料的种种有趣故事，乃至断了他的一条腿还是干着他的新闻事业！还是津津有味勇气百倍干着他的新闻事业！那种活动力是够令人惊喜的。最近在中国最能引起敬重的外国记者Edgar Snow即在西安事变以前冒险深入陕北视察的美国记者，你如看到他所著的几本名著，看到他在赴陕北途中吃苦的趣事，也足可看出他的活动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新闻记者就要有入虎穴得虎子的魄力和勇气！这至少是新闻记者活动力的一种表现。
但是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再说得具体些，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我常和长江先生谈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有事业的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有事业的兴趣才会埋头苦干而仍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没有个人的野心才不至利用从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的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我也许还要补充一句，对事业所以有兴趣，一方面固然是适合于自己的性格与特长，是自己所喜欢干的事情，在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社会大众的福利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
我十几年来所常以自勉的是要做个有益大众不为私图的新闻记者，我现在以及将来的志愿还是如此。我并且深信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与建国的大时代中，新闻记者有着他的重要的任务，我要终我之身守着这个岗位，和同志们望着光明的前途共同努力。廿七，三，廿二。汉口。
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
在前线军事消息吸引全国注意的时候，大家都容易感觉到只有军事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感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并不错误的。因为在抗战的时期，一切都须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中心，就是经济建设，也是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因国防建设是军事胜利的一个要素，是坚持抗战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说一切都须以争取军事的胜利为中心固然对，如说除了军事以外便不重要，那便是大大的错误。即就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新闻记者的任务似乎是和军事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前线战士的英勇抗战必须使后方民众有深刻的印象，才能更努力于种种辅助军事胜利的后方工作，以全力支持前方的需要，可是这种前后方的沟通作用，战地新闻记者便负有很重大的任务。报道战地新闻，还只是新闻记者一种任务而已，就整个抗战建国的前途说来，宣传国策，教育民众，反映民意，督促并帮助政府对于国策的实施，在在都须彻底认识新闻记者所负责任的重大与工作的艰苦。知责任的重大，便不致糊涂过日子，要时时振作，时时警觉，时时求进步。知工作的艰苦，便不致一遇困难便心灰意冷，兴趣索然，未干新闻记者时渴望着做新闻记者，一旦加入新闻记者的队伍，又要浅尝辄止，不肯用一番埋头苦干的工作，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与决心。
讲到抗战建国的国策，较具体的说来，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是最重要的根据。这似乎是很简单，但在白纸上写黑字尽管看来似乎很简单，要把它实行起来便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要督促实行，帮助实行，排除实行的障碍物，在这种种历程中的努力奋斗，更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些事当然不是新闻记者所能包办，但是新闻记者所应参加的部分与所应努力的部分，却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对于外交方针明明规定“本独立自立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明明规定“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但是一遇最先承认伪“满”的意大利诱迫英国向国联提议意并阿的事件，竟有些人主张要作英国的尾巴！什么叫“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什么叫“正义”，什么叫“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一古脑儿忘记得干干净净！
又例如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抗战建设纲领中明明规定“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有人建议“改善人民生活”，却有某些人公然认为提起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汉奸！甚至厌闻民生主义！这种自己是道地十足的反动分子，却公然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把“反动”的帽子强戴在别人的头上！
积极方面，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宣传国策，建议具体方案；在消极方面也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纠正并扫除那些破坏团结为虎作伥的言论与行为，这是抗战建国期中新闻记者的主要任务。
苏联热烈大选给我们的教训
苏联于六月二十六日起，开始举行十一个共和国最高委员会的选举，各地人民热烈参加，举国腾欢的盛况，可谓空前，我们在艰苦奋斗中的中国国民，对于在远东和我们共利害的这个友邦，和我们有着共同敌人的这个友邦，于敬表莫大的快慰与祝贺外，还应该从他们的热烈大选的盛况中，提取若干有益于我们努力奋斗的教训。
这次的大选是根据史达林宪法，但是史达林宪法并非仅仅颁布使人民服从而即算了事，在未颁布以前，曾将草案发给人民，发动人民作八个月的热烈讨论和研究，使每个工厂，每个农场，每个学校，每个公务机关，都热烈地集会讨论，尽量发表他们的意见，尽量对草案加以批评，使他们感觉到这个宪法是他们自己的宪法，使他们感觉到这个宪法的最后形成，他们每个人都尽了一部分的力量，然后由当局汇集人民的意见，将草案加以修正，成为人民公意的结晶。这样一方面可借人民集体的力量，使宪法格外严密，格外完善；一方面也广大地给人民以实际的教育，增强人民在政治知识上的素养。
由于这样的民主的精神，所以能够引起广大人民自发地对于宪法发生热烈拥护的情绪，自发地对于大选的举行发生亲切的兴趣。这只要看苏联各共和国这次参加投票的选民，总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便可以看出一般人民对于这次大选所感兴趣的浓厚了。
苏联各地人民庆祝选举胜利，都纷纷举行大规模游行，在莫斯科一地参加者达一百万人，其他各地亦举行同样的游行，例如在列宁格勒参加者达七十万人，在基辅参加者达三十万人，其盛况可以想见。苏联对于各种工作，往往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动辄数十万数百万，这次大选也是这同样的作风，不过规模尤其伟大罢了。
苏联和目前的中国当然有若干方面的差异：它是苦尽甘来的国家，中国却是尚在艰苦中挣扎的国家；它的人民是在享受着进步的文化与进步的生活，中国的人民却是尚在流离颠沛遭难受苦的环境中；它所努力的是安定的建设的事业，中国在目前所聚精会神的是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是苏联正在继续努力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正在继续努力的是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这两方面都是一种伟大的任务，都是需要广大民众来参加的，都是需要广大民众来支持的，关于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却有着共同点，苏联对于广大民众伟大力量的重视，却可以做我们的借镜。
有些人不认识广大民众有伟大的力量；有些人虽感觉到广大民众确有伟大的力量，可是他却希望民众只受被动的统制，而不知道只受被动统制的民众便要失去他们的伟大力量，必须唤起他们的自发的行动，唤起他们自发的兴趣与努力，才能发挥他们的真正的力量。要唤起他们的自发的行动，自发的兴趣与努力，必须用民主的方法，使他们明了他们的任务，真能参加实际的工作。像苏联的宪法和大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全民抗战的使命
全面全民族抗战已经一周年了，在此伟大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抗战》三日刊及《全民》周刊，为了充实力量，对抗战作更大的贡献起见，以联合的阵容，与全国同胞相见，同人实感觉无限的感奋及欣幸。《抗战》，《全民》都是诞生于这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抗战》是于沪战揭幕后，在上海创刊的，《全民》是于第二期抗战开始时在汉口创刊的。两刊的同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固守文化的岗位，作为一个鼓动前进的小小号兵；以号召全民族的儿女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为自己特殊的职责。发刊以来，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并得全国读者的爱护与作家的合作，使我们这两枝号角的声音，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变得更加宏亮，《抗战》，《全民》曾分布达各省区，前线，以及海外，它们俩在这一年光荣的民族斗争中，曾尽了一些绵力。然而民族解放大怒潮方在增涨中，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当前正进入第三时期，壮烈残酷的战斗正展开在我们的面前，发动全中国广大的民众支持当前战争，参加到战争中来，更是迫切的任务，因此舆论在这时期的作用更增大了重要性。我们自己亦感到我们身上的责任也一天天加重。
因此，我们感到我们这两枝号角分散的声音还不够宏亮，我们这两队号手，各个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为了配合新的抗战形势，集中人力物力的原则，我们深觉这两个抗战的单位应该并成一个。因此，我们遂于这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之际，将两个刊物实行合并，合组全民抗战社，发刊《全民抗战》三日刊。我们决定在集中双方的力量，发挥双方的特点，补足双方过去的不够的原则下，以统一的意志，从事更大的努力，力求我们今后对于全民动员的号召与教育上更多的尽力。
同时，我们甚愿在本刊第一次与国人相见之时，顺便报告本刊今后努力的鹄的和自己的期望。
我们的信念与认识，在《抗战》，《全民》上已有明确的表现，当前并无丝毫的改变，这用不着在这里多说，至于本刊在抗战建国总的任务下，当前实践的任务，我们认为有两个：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
另一是以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政治的任务。
关于本刊内容，也有需要略为提及的。三日刊在性质上原具有两重性。三日刊是日报与杂志的中性刊物，它应具有新闻和杂志的二种特点。因此本刊今后在时事方面，力求保持新闻趣味，但以系统的供给新闻为原则，而在其他方面，我们却要发挥杂志本身的特点。至于更具体的编辑方针，我们以为这里可以不必说它。
本社工作同人，今后对于一切工作，均想做到是集体的力量的表现，本刊的言论，也想渐渐做到都是集体的讨论的结果，因此我们希望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及全国读者经常对本刊提出批评，建议，报告，通信，使《全民抗战》变为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与全民教育，宣传，最有力的工具。
最后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正在开幕中的国民参政会，希望这一伟大的集会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我们并用自己的工作，用《全民抗战》，来纪念伟大的七七纪念日。
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
中国是在非常的时期，国民参政会是在这非常时期所产生的非常的民意机关。这民意机关，和欧美各国的所谓议会，显然有两个最大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各国议会里的议员是由民选而来，我们这次的参政员是由政府选请而来的。第二个差异是在各国议院里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各党有各党的目标，往往互相非难，像在英国的众议院里，在野党索性老实称为“反对党”（他们叫Opposition），而我们这次的参政会却是由各党各派，各区域，各民族，及无党无派的国民，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但是说国民参政会不同于各国的所谓议会则可，如说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异，国民参政会便绝对不能成为民意机关则不可。为什么呢？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虽不是民选，但就政府所发表的参政员的人选看来，一般地说，政府对于民意代表这一点确有着相当的注意。自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和人选发表以来，一般舆论也以民意机关属望于国民参政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各参政员虽不是由民选而来，不是直接受人民的付托，但却应该以民意代表自任，却应该把国民参政会视为民意机关，应该努力使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成为民意机关。
要使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能够成为民意机关，最重要的一点，是参政员要时刻注意行使职权的时候，须尽量反映大多数民众的迫切要求，须尽量反映在抗战建国时期中的大多数民众的迫切要求。无论在行使决议权，或行使建议权，或行使询问权的时候，都应该时刻不忘大多数的民众，都要努力反映大多数民众的意志。各参政员虽不是由民众自己选择出来，但是一般民众却把民意机关来看待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在民众间已成为一个“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机构，能否克尽它的任务，民众是不会忽略过去的，民众也不应该忽略过去的。
当然，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代表民意发言的机关，执行之权却在政府，所以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能得到怎样程度的效果，要看国民参政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达到怎样的程度。倘若“决而不行，行而不彻”，那末这个会是多余的！政府既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在第三期抗战这样紧急时期召集国民参政会，我们相信它能够本着集思广益的宗旨，重视国民参政会的任务。
在这样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国民参政会未尝不能做到真正的民意机关，这完全要看我们怎样干，完全要看我们要怎样干。这是我对于国民参政会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对于国民参政会的希望。
其次我想提出讨论的是关于参政员的提案问题。
自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发表以后，一般社会人士所特别注意的大概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效果？还有一个是各参政员将提出些什么议案？关于前一个问题，记者在上节里已经贡献了一些浅见，现在想研究第二个问题。
参政员的职权原有三种，即决议、建议和询问，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三种职权都是同样的重要。提案只是属于建议权的部分，也许一般人对于能够反映民众迫切要求的建议，希望特别殷切，所以对这一点似乎特别注意，每见人遇着一个参政员，在问句中往往总少不了“你将要提出什么议案？”
当然，做参政员的并不一定人人都须提出议案，而且也不是必须提出议案才算有贡献，因为他对于政府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在决议的时候，可以贡献重要的意见；对于政府施政实况提出询问的时候，参政员也可以贡献重要的意见。此外如有其他参政员提出和自己主张相同的议案，便可加以联署的赞助，不一定要由自己提出；在讨论其他参政员所提出的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贡献重要的意见。但是自己觉得有提出议案的必要的时候，当然应该无所用其踌躇地向大会提出来，以备大家的“公决”。
我对于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提案，有几点意见贡献如下：（一）这次会期只有十天，时期很短，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这个短促的时间，特别集中于与抗战最有重要关系的几个特别重要的议案，最能反映大多数民众在抗战期中最迫切要求的几个议案。这几个最重要的议案，当然是为整个国家民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议案，是最大多数，甚至是全体参政员所共同主张的议案，应由最大多数的参政员共同提出或联署，不分党派区域的共同提出！（二）在短促的时期中，提案如果太多了，反而要减少效率，所以合并的议案应尽量的合并，尽可能化多数为少数。（三）各参政员在会外多多交换意见，多多发现共同点，多多讨论不同的意见，这样可以使共同的议案因合并而减少，在会内的辩论时间亦可因有事前研究而减少，使大家得多余下时间和精力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四）各界同胞对各参政员当尽量贡献意见，充实他们的提案内容，同时各参政员也应该自动地多多征求会外专家和特殊工作者的意见，充实自己的提案内容。
我自己这次很惭愧地也被列入参政员的名单，曾经承蒙朋友和读者们由口头或用书信问我将提出什么议案？我觉得每个参政员除对于整个的议程都应该注意外，也尽可就他平日的工作范围所见到的特殊事项，认为有提出价值的，向大会提出。我一向是服务于舆论界和文化界中的，所以想根据平日所特殊感到的，提出三个议案：（一）保障民众团体以卫护民力案；（二）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三）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案。第一案是反映民众运动的一个迫切的要求；第二案是反映文化事业的一个迫切的要求；第三案是反映多数青年一个迫切的要求。
我很深刻地感觉到自己能力的薄弱，但是我应该积极努力，尽我所能尽的小小力量。
二十七，七，三。汉口。
抗战一周年
已往的教训和前途的希望
自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国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保持世界的正义，发动英勇的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战争更尖锐化，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今年七月七日，抗战已届一周年了。这个周年纪念，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是最光荣的一页，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页，同时也是最惨痛的一页。
我们在艰苦奋斗中经过了这一周年，在今天很兴奋而沉痛地纪念这抗战一周年，不但要追悼整千整万为国家民族而壮烈牺牲的英勇战士，不但要系念整千整万为国家民族而忍痛遭难的无辜同胞，并且要记取已往的教训，很诚恳而坦白地检讨已往的一切，纠正所有的错误，补救所有的缺憾，根据血的经验，向着更完善更周密的计划，勇往迈进，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最后成功。这首先需要我们的忠实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忠实的批判就是责难，就是怪这个，怪那个，依这些人的意思，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味歌功颂德，不许对已往的事实有所检讨，有所批判，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但是国家民族已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计，不应该有所顾忌而缄默无言了，我们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必须抉出已往的错误，才有纠正的可能；我们必须抉出已往的缺憾，才有补救的可能。当然，我们在这抗战一周年中，已有着不少的进步，这是不可抹煞的。我们通常把这次抗战分做几个时期：自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起至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止，为第一期；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起至今年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止，为第二期；自今年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以后为第三期。从一般地说来，第二期比第一期有进步；第三期刚开始未久，虽难于遽下断语，但是我们只要不忘却已往的教训，不讳疾忌医，不忽视已往的错误和缺憾，那也是必然可以有进步的。
就第一期抗战说，我们的最大的进步是全民族的统一，各党各派一致团结起来，全国一致拥护抗战的政府，全国军队统一起来，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努力于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我们的民族敌人认为只要几天可以解决的淞沪战争，由于我们的英勇抗战，支持到三个多月，震动了全世界的人心，表示了中国是可以抗战的，是有抗战能力的。有人批评这期的战略太偏于阵地战，而没有好好地运用所谓运动战，由被动的防御，进而发挥自动的猛攻，这在军事观点上诚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最大的缺憾还是在于当时未曾尽量运用由浴血抗战所争取的三个多月极可宝贵的时间，在后方对全国民众作大规模的动员，在政治上作大规模的刷新，以配合军事上的迫切需要。结果于上海撤兵之后，由无锡苏州而南京，一道一道的国防线都靠不住，首都没有守着几天，竟成崩溃之势。这种沉痛的教训，应使我们深刻地觉悟到军事的胜利不仅仅依靠军事的动员，同时必须与政治动员和民众动员配合起来，才有把握；同时也应使我们深刻地觉悟到，由艰苦挣扎所争取的时间，我们应该要一刻不轻易放过地努力运用，迅速而紧张地加强我们的抗战力量。
在第一期的末了，因军事上的一时的失利，妥协的谣言和空气盛极一时，妥协分子有纷纷蠢动之势，幸有最高统帅发表告国人书，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人心大振，妥协主义和失败主义者的汉奸阴谋顿然为之烟消云散，第二期的英勇抗战，开始重现光明。
在第二期抗战中，军事上最大的进步是战略的改变，是能机动地利用运动战游击战以配合阵地战，一变被动的防御而为自动的进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经验，造成台儿庄大胜利的顶点，一举而歼灭敌军两万，使敌人著名的矶谷与板垣两师团溃不成军，威震寰宇，势寒贼胆！此外我国的空军也较前增强充实起来，屡显神威，努力助战，尤其是“四二九”在武汉击毁敌机二十一架，打破我们抗战以来空军胜利的纪录，引起了我们全国同胞的鼓舞欢腾，给与了我们鲁南前线战士以兴奋刺激。
在这个时期里，政治方面最令全国同胞注意的是三月底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这个大会对于政治方面的决议，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民意机关的组织，召集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以利国策的决定与推行；一是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对于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与教育，在原则上都有相当的规定。这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获得全国的热烈拥护和响应。
但是在第二期抗战虽有着很大的进步，可是还不能阻止敌人的深入，敌人在这一期里所集中争夺的徐州仍不能做“玛德里”，这表示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而最大的缺憾，除军事本身尚有问题外，仍然是政治配合不上军事，民众动员更配合不上军事。在第一期抗战中，在上海战事负重要责任的陈诚将军即感于民众动员工作的太不够，听说曾为此事专电中央有所建议，但是到了第二期抗战，由前线归来的白崇禧将军也仍以民众动员工作太不够为言，这实在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与反省。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先生自徐州随从大军突围出来，说依他在徐州及沿途所见，民众动员的工作实在做得太不够了。他说“徐州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将近半年，对于发动民众保卫徐州的工作，简直是原封不动！”（见《抗战》三日刊第七十九期《徐州撤退后的教训》一文）新华日报记者陆治先生自徐州归来，也有同感，他说“当前抗战的中心问题，依然是民众动员不够，军民关系尚未能达到预期的阶段！”（见《抗战》三日刊第七十八期《徐州归来》一文）现在已到了非常紧迫的第三期抗战，民众动员的重要工作是不能再忽略的了。
最可痛心的是抗战到了一年，还有些人不认识民众动员与争取抗战胜利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人说我们的敌人只带军队来，并没有带民众来，也打了胜仗！他没有想到我们有民众的伟大力量而不运用，让敌人放手大规模组织汉奸，反而增加我们的困难，在第一期抗战有此可痛的现象，在第二期抗战仍有此可痛的现象！我们现在所恳切希望的，是在第三期抗战，要能避免这种可痛的现象。
在第三期抗战中，我们敌人的企图是要包围大武汉，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保卫大武汉。于是大家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保卫大武汉？我们的答案是：能否保卫大武汉，要看我们怎样干！
我们要保卫大武汉，不仅要注意大武汉本身，同时要注意整个的战局：我们要注意怎样在敌人后方（即我们的沦陷区域）发动广大的武装民众，努力于广大的游击战以牵掣敌人的前进；我们要注意怎样发动战区和后方的民众，切实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借以加强军事的力量；我们要注意怎样加强兵力在华北，努力于大规模的突击，扫荡敌人所建立的伪组织和伪军（伪军还可以用政治方法促其反正），并且与各地的民众武装配合起来干；我们要注意怎样发动热烈爱国的青年去补充军事的力量；我们要注意怎样发动以军事为中心的整个的抗战力量！
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卫大武汉，而且要用全力利用争取来的空间与时间，建立机械部队的新军，扩大并充实我们的空军；由迅速切实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而建立伟大的英勇的卫国力量；由普遍深入的文化工作而广大地把民众精神武装起来，和民众武力上的武装相配合，共同参加抗战建国的伟业；由紧张而敏速的发动生产，使一般人民得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使难民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伤兵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由下层政治机构和人选的根本改善，而解除民众的不必要的痛苦，扫除真正动员民众的障碍。必须这样，才不但能够保卫大武汉，不但能够阻止敌人的深入，而且还能驱除敌人于国土之外，建立新的自由幸福的中国。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全国一致，不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力量于内部的明争暗斗，必须抛弃以前一切对于党派的猜疑与成见，大家真正精诚团结起来，一致养精蓄锐，共为救国的一个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使第三期抗战真能愈战愈强，达到我们抗战建国的目的。
我们兴奋而沉痛地纪念抗战一周年，同时我们热烈而诚恳地预祝第三期抗战的伟大胜利！二十七年七月三日。汉口。收入1938年7月生活书店版《全民抗战》三日刊创刊号特辑，署名韬奋。
关于保卫大武汉
关于保卫大武汉的问题，各方面讨论的很多，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也不少，这当然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国第三期抗战中实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吸引着许多人的注意。
最近有些人对于“保卫大武汉”这个名词，发生怀疑；他们认为我们所该保卫者是整个的中国，我们的目的是要收复一切失地，难道整个中国不要保卫而只要保卫大武汉吗？难道其他失地无须收复而只须保卫大武汉吗？他们因为有着这样的疑问，甚至觉得关于怎样保卫大武汉的办法也不值得提出来，这种误解在事实上对于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是不无影响的，所以有迅速纠正的必要。
很显然的，保卫大武汉是保卫整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对于保卫整个中国只有相成而不相反，保卫大武汉只是郑重提出保卫整个中国的一件极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在日寇用全力来夺取武汉的紧急时期，保卫大武汉绝对不含有不必保卫整个中国的意思。这一点明白之后，保卫大武汉也绝对不含有不必收复其他失地的意思，自可不待烦言而涣然冰释了。
无论在那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在整个过程中特别着重于某一件或某几件的特殊重要的工作，在某特殊时期中特别注意于某一件或某几件的特殊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取消整个过程，也不致妨碍整个过程，而且是在整个过程中，为着求得实际效果所必要的步骤。“保卫大武汉”并不是一个名词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于保卫大武汉有彻底明了的和深刻的认识，然后才能根据切实计划，共同努力于实际的工作，争取实际的效果。
有人说武汉在目前虽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是在其他地方也都可建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限于武汉。这句话固然有它的一部分的真理，例如南京上海等重要地点，原来也是我国的政治及经济文化的中心，陷落之后，取而代之者还有武汉。但是这种中心不是绝对无须客观的条件的，而且在各地的客观条件还有优劣的比较而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对于具有可以做这种中心的客观条件的据点，或客观条件比较特优的地点，还是要用全力保卫的。
保卫大武汉的目的并不仅大武汉的本身，这意义是很显然的；在别一方面，所谓用全力保卫大武汉，全力两字的意义，还有两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就武汉说，所谓全力，并不仅是关于武汉的军事上的布置，同时也联系到整个大武汉的全部动员。抗战整整一年了，而在武汉的所谓农工商学文化等等团体还未健全的组织起来，有的简直是根本未曾开始组织，这是很大的憾事，最近虽有发动的倾向，我们希望在最短时期内能有迅速的发展与切实的执行。第二，用全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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