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天民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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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民文稿试读：
前言
我于1951年参加工作。在文化部门工作三十六年，后调入昔阳中学工作八年，1994年退休。回首以往，工作中最大的遗憾是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文物，未能妥善保护并发扬光大。有些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有些被彻底毁灭，而我却无能为力。这是对历史的犯罪。虽然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我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愧于祖先，有愧于后代。现在，只能将所积累的一些文史资料整理留存，一则供后人研究参考，二则也是对过去失误的弥补，更为重要的是以资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民、对事业有个诚实而明确的交代。
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山西省文联研究员寒声，中国科学院眭凤鸣，我县老干部崔金山、王恒庆，县档案馆任永福，昔阳中学赵素贞、宋志清的具体帮助，我的同事、同行翟盛荣、史永红、聂志明、任启录、宫来祥、张胜利等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和插图，同时还采用了在外地工作的老乡杨君祥、吴志清等积累的珍贵图片、绘画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只读过高小，整理出版本书，只是基于一种工作责任，才不得不“班门弄斧”，错误自然难免，诚望批评指正。李天民2012年12月12日序张驰
我县老文化人李天民同志的《李天民文稿》要正式出版了，想让我给写几句话，算是个序吧。我利用业余时间粗略地翻阅了《李天民文稿》，感到一位耄耋老人，把自己近四十年从事文化工作的文字积累，整理成书，确实是一件既有意义，又很不容易的事情。
首先，《李天民文稿》是县域文化建设成就的总结。自秦汉以降，“郡县治，天下安”一直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理念，县域治乱兴衰，是历代统治者极其关注的重点，因而县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关注。但是，历来所突出的却是文化的教化功能，说穿了县域文化就是围绕怎样教育人民成为驯服的工具，而非人民的文化参与和文化利益。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才真正实现了文化的人民自主，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李天民文稿》从昔阳县文化发展的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成就。如昔阳县文化史料简述、文化馆建设与城乡文艺大巡演、文化县的记载、文化专业户的发展、大办文艺宣传队、史掌元歌曲选等等，虽然只是个片断或者说是个侧面，但完全能够折射出新中国的县域文化建设成就。因此，《李天民文稿》有着较强的史料性，对于后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县域文化建设成就会有帮助。
其次，《李天民文稿》是基层文化工作者对自身文化历史责任的深刻反思。从这个角度出发看这本书，其意义和价值是很大的。应当看到，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农耕文明历史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传统几乎都根植在乡土之中。县域作为乡土的政治模块，是形成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源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上，也确实有过许许多多的历史教训。李天民同志在近四十年的基层文化工作中，在和昔阳干部群众创造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切身感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文化无知和损害所带来的伤痛。正如他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于1951年参加工作。在文化部门工作三十六年，后调入昔阳中学工作八年，1994年退休。回首以往，工作中最大的遗憾是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文物，未能妥善保护并发扬光大。有些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有些被彻底毁灭，而我却无能为力。这是对历史的犯罪。虽然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我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愧于祖先，有愧于后代。现在，只能将所积累的一些文史资料整理留存，一则供后人研究参考，二则也是对过去失误的弥补，更为重要的是以资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民、对事业有个诚实而明确的交代。”我反复阅读这段话，深深为李天民同志的精诚态度和历史责任感所打动。一位身处基层、毕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在耄耋之年不图享清福，不怕得罪人，唯求“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民、对事业有个诚实而明确的交代”，这不光是需要勇气，更需要历史责任的担当！单从这一点讲，李天民同志就值得今人敬佩，后人称道！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追述文物的毁坏、文化工作的失误。比如《拆除古建的风波》《珍贵文物的毁灭》《保护文物现状》等等，文中所表现出的感叹和无奈，甚至是呐喊，非常值得人们反思！他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在我积累的文史资料中，有不少是记述古文化被毁灭和破坏情况的，这并没有给任何人评价历史功过是非的意思。其实我所记述的，也只能是挂一漏万。诚然，为了要一块生铁，甚至一块石头，就不惜毁坏文物，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我所以记述这些，旨在让后人一是知道我们过去有灿烂的文化，二是以史为鉴，不要再重复这些历史错误。仅此而已。”这是一位老文化工作者、老学者，一位慈慈老者的肺腑之言、谆谆教诲，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铭记！
再次，《李天民文稿》是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县域文化发展规律实践和理论的有益探索。李天民同志从事基层文化工作近四十年，经历了新中国发展的诸多历史时期，工作中他既有经验，更有教训，并十分注意在实践中摸索、理论上探讨县域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创新问题。我认为，他在群众文化方面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值得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工作者认真借鉴。《群众文化基础理论初探》《群众文化与经济规律几个问题研究》《简论群众文化的源和流及其商品属性》《浅析文化专业户的社会意义》《关于神话故事的几点哲学思考》等篇章，尽管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是，对于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县域文化，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文化改革发展的中心环节是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焕发全民族的文化激情，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意识。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把握县域文化作为全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之一的内涵，不断地总结过去，积累经验，丰富实践，努力创新，以县域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断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为实现文化强国、共筑“中国梦”做出文化工作者的应有贡献！
愿我们有千千万万个李天民式的人物涌现！
是为序。（作者系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
铁笔补史 温暖叙旧——《李天民文稿》代序
孔瑞平李天民老先生的《文稿》即将出版，县文联主席李余彬将整理好的文稿拿来，嘱我看后写点东西。
李老先生是余彬的老父亲，历任我县多个文化岗位的职务，说到为先生的书写“序”，我岂敢岂敢。但是面对着这样一部浸透了一个文化工作者毕生心血、折射着文化昔阳一路沧桑的书稿，我在拜读之余，确实又觉着有很多发自内心的话，不吐不快。
书分四个版块，是作者对昔阳古文化的溯源寻根、对群众文化的理性思考、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以及作者对部分工作经历的片断记述。
万水有源，万木有根。从地理方位来说，昔阳位于中华民族最早起源、最早发育社会形态的区域，从西周时起，便有了可资考证的文献记载，然因历史原因，其隶制沿革、文化遗存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记载丰富但存疑甚多的特点。我们有着强烈历史归属感的先人及现代文化工作者，对此多有论述，称得上“众说纷纭”。本书第一个版块《昔阳文史资料遗存》是作者关于历史研究的心血之作，其中对“东山皋落氏”的归属、对古沾县遗址的寻访，对周穆王巡视、齐桓公入晋、申生伐东山、石勒攻乐平等历史事件的考证，都在综合大量正、野史记载并采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灼见。《〈昔阳隶置三字经〉解读》，文图对照，大量的实物照片及引用权威史料的大量行政地图，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一路行来的曲径，极具参考价值。最使我肃然起敬的是先生对于文化破坏的秉笔直书。现存的文化，无非是文化传承与文化破坏这两者此消彼长之后，留下的一个局面。对于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那些文化毁灭的惨案、闹剧，所知所见者岂独作者一人？但是民间的议论虽多，肯见之于笔墨、传之于后世的，也许只有老先生一人了！那远古的寺庙、美丽的八景诗亭、恢宏的金朝大钟、历尽沧桑的肥子国城墙、肃穆森然的千年古柏、氤氲着诗书气息的“文化大院的后花园”……今何在？！读来真令人拍案震惊，然后欲哭无泪！你可以从字里行间解读一个老文化人的理性、良知，听闻他无奈的叹息，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学习他那种当今社会极度需要却又极度缺失的文化人的风骨和胆量。“经历生活记忆点滴”这个版块，虽然有着平实的名字，却有着非凡的内容。昔阳是全国首个命名的“文化县”，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中心地带，作为当时县里文化部门的领导，作者既是“文化县”诞生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昔阳文化、大寨文化的建设者，丰富的经历融汇生动的文笔，带给读者极大的阅读享受。翻开这个版块，可以看到很多光芒四射的名字：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长廖鲁言、昔阳“文化县”的奠基人县委书记张怀英、演艺界明星郭兰英……作者用不着苦心酝酿、刻意煽情，随手写来，那个年代领袖和人民独有的精神气质便已经跃然纸上。环境是艰苦的，信仰是坚定的，品德是崇高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可谓甘苦与共，党和人民的联系，可谓密不可分。县委书记、县长亲自登台扮角，而且“书记口才好，又是男高音，唱出来清脆嘹亮，台下掌声阵阵”；县长是大个子，演抗美援朝小剧，他就得扮演个美国兵，一不小心在台上真的跌一跤，却得意于自己的表演效果更为逼真；干部下乡，不仅要挑自己的铺盖，还要分别兼背各种笨重的装备，一走就是百八十里。县领导虽然有骡骑，但是遇到了演出队，他的坐骑自然就驮了道具。县长和文化馆长在长途步行中一边走一边讨论、修改、对台词，路上走两天，一整台节目就排出来了，一到目的地，分别装身上台，为老百姓演出。那些富有才华、幽默诙谐、苦中作乐的领导干部，那种上下同心、水乳交融的和谐氛围，只是从先生温暖的追述里略一遥想，也令人不胜向往了。
此外，“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和“群众文化理论初探”，亦是作者在不同层面上的奉献。昔阳历史悠久、人文丰厚，从事此类整理和研究者大有其人，或可互为补充、互为印证。让群众文化蓬勃发展，让民间故事代代相传，是作者、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愿。
先生退休已久，如今年逾八十，却始终关注着本土文化事业，并以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解析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当前昔阳县委、政府把文化建设摆上了首要位置，昔阳民间更涌动着文化复兴的大潮，一个新的文化春天正在快步走来。先生这本文集恰于此时出版发行，对昔阳文化来说，是锦上添花、推波助澜。年迈的先生，以一部三十六万字的巨著，为这个冬天里吹来了一缕湿润的春风。（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农家书屋》杂志《留住乡愁》栏目主编。出版有散文集《岁月书签》《霜落蒹葭》）
天命垂青史 华章耀千秋——敬读《李天民文稿》
李彦良我本不认识李天民先生，但我在读了先生发表在《昔阳文史资料》和《虎头山》《松溪》上的一些作品之后，觉得先生很有学养，很有造诣，值得敬重，于是就产生了亲自到昔阳拜见先生的想法。但天不假年，还没有容得我践行自己的拜师计划，李先生就驾鹤西去了，让我倍感遗憾，耿耿然难以释怀。李天民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了，但其后人系统地整理编辑出版的《李天民文稿》，无疑成了一本全面展示作者情怀的珍贵读本。浓郁的昔阳乡土文化特质，跨越史学、方志学、家谱学、文学和教育学多个领域的文稿，让读者开卷得益。承天命做人作文，留华章光耀故土，我觉得李天民先生是个值得永远怀念的学问大家。《李天民文稿》共分四个板块：第一部分为“昔阳文史资料遗存”，收录史学类的文稿；第二部分是“群众文化理论初探”，收录文化类的文稿；第三部分是“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属于文学类的作品；第四部分为“工作经历记忆点滴”，辑录了作者的工作经历。每一部分都可读可赏，甚至具有资政作用。
在第一部分中李天民先生从昔阳县的历史隶置沿革的变迁写起，远至荒蛮的石器时代，近至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资料翔实，有理有据，图文并茂，给读者展示了一部详详实实的昔阳县发展历史。其中《〈昔阳隶置三字经〉解读》，完全可以用来做中小学生的乡土教材。先生对皋落部落、库城古迹、石瓮山形成、民安村原始洞穴的研究，对古沾县遗址及历史地位的寻访，重古籍文献记载，重遗存实地考究，不道听途说，不凭空想象。其中对历史名镇静阳的解说既尊重静阳村中科院的当代学者眭凤鸣先生的看法（关于肥子国昔阳城问题，眭老的基本结论是：春秋时河北藁城有个肥国，晋州有个鼓国，鼓的国都叫昔阳城。公元前530年，晋国把肥灭掉，将国君绵皋带回山西，在我县东冶头和静阳之间修了一平方华里的城郭，把他软禁起来，因绵皋为子级，故取名肥子国。公元前520年，晋又把鼓灭掉，将鼓子鸢鞮带回，也软禁在肥子国里，并把鼓国的都名昔阳城，移植在肥子国。民国三年即1914年，乐平县改名时，又把昔阳城移用到乐平城，全县改称昔阳县），但却没有附和眭凤鸣先生“东冶头是从静阳分出来”的观点。
李天民先生对沾县遗址的确定有他自己的看法：“1999年新编的《昔阳县志》上称：沾县在北掌城村东，乐平郡府在巴洲村北野坪。我核实了有关史料，恐为讹误。虽然巴洲乡北掌城村是我的故乡，但也不敢见名就占，以讹传讹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足见先生对于史学研究的态度是多么的严肃慎重，他敢于在权威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李天民先生对历史人物石勒的评价更有其独道见解，他认为对于后赵石勒这个羯族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价。石勒发迹河朔十八骑起兵，称王不受，很有自知之明，而且胸怀坦荡，不计前嫌。在公卿百僚中倡导胡汉一家，并扶助孤老，盛待乡人，是个被历史埋没了的民族英雄。因为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汉民族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外族人一直被歧视为盗贼、胡寇。东晋时北方十六国的历史不被写入正史，只能用“载记”的形式加以兼述，被淹没在“五胡乱华”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中。我们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的民族大分裂，最终导致了民族的大融合，因此说石勒与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这些英雄并列无愧。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他讨公道，鸣不平，还石勒以本来面目，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之永垂不朽。读先生的文章，不只可以学到历史知识，还可以学到他实事求是地解读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和方法。他不愧是昔阳史学界的先贤。
李天民先生为追寻“乐平王”的有关史料，搜索古籍，辑要史录，他认为乐平郡治存在于北魏帝国的开头和末尾，在此期间，史料上有过三个乐平王的记载。北朝时北魏的建立，结束了以前一百三十六年的民族混战局面，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在北魏的建立过程中，乐平王拓跋丕功不可没。他是北魏的第二个皇帝拓跋嗣的儿子，他顾全大局不搞内乱，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积极协助他的哥哥太武帝拓跋焘，冲锋陷阵东征西战，为北魏的建立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资治通鉴》就有记载。从史料上看乐平王的分封和乐平郡的设置非常吻合，三个乐平王都在乐平设郡期间。自古以来，国有史可资政，方有志可助业，家有谱可传人。李天民先生对“乐平王”的研究结论填补了昔阳县地方志的空白。
李天民先生还认为清代末期的杜庄翰林李用清“是一个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为不久前新编译出版的白话文李用清《课士语录》写的序也很有史料价值，他认为李用清为官清廉而一再遭贬，虽然被沉没在历史混乱的烟尘之中，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经对《李菊圃生平志事》等一些其他史料研究考证发现，李用清修德修身、注重教育，禁烟攘外、拯救民生，为官清廉、力惩腐败，兴农耕、修水利、重桑织，治国治家的民族精神值得赞扬和发扬光大，其历史地位是需要肯定的。特别是在山西河东书院和晋阳书院主讲期间，那为人师表、刻石立矩、警示后生的治学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可谓一代楷模。以史为鉴，激励后生。李天民先生对记载李用清生平事迹的“神道墓碑”的被毁十分心痛。所以李天民先生建议成立“李用清研究会”，收集史料，开展对李用清一生行迹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为他树碑立传。建议在杜庄建立李用清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并与李用清在台湾的后裔开展联谊活动，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
历史是文明的载体，没有古往，何有今来？难得李天民先生一辈子对昔阳的历史研究苦心孤诣。先生的考证和见解增补了昔阳县地方志的历史资料，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李天民先生对寺庙文化的见解也独树一帜，他认为寺庙是一种文化财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寺庙既是一种精神文化，也是一种物质文化。所谓精神文化，就是它寄寓着人们的信仰和崇拜，属于意识形态；所谓物质文化，就是它是有形的，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和艺术才能。寺庙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极为宝贵的财富。把这些遗产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是不唯物和不科学的。寺庙文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是必须继承和保护的。什么是寺庙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先生对昔阳县境内的崇教寺、慈云寺、石马寺、卧佛寺都做了简要的记载。先生对距今已有两千六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北关晋祠庙尤为推崇，那是老百姓为感念晋献公使太子申生讨伐赤狄部落东山皋落氏时，申生接受大夫狐突的谏言，没有屠灭当地老百姓的仁义之举而建立的，对研究春秋时代的晋国历史极有佐补作用，也有人文价值。先生还设想在皋落可将供奉申生、狐突的祠庙恢复，把申生被陷害致死的史实绘成壁画或拍成电影，以昭后人。建议修建“晋文公纪念馆”，将他的十九年流亡和建立霸业兴晋的历史功绩形象地展现出来。
李天民先生对我县珍贵文物的毁灭痛心疾首，对保护文物不遗余力地呼吁。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一是无价，二是不能再造；是历史的见证，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形象地反映着我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不仅可以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精神，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李天民先生特别详细地记载了城东大庙坡脚下的“乐平八景诗亭”原来的面貌和被毁的过程。还把原来亭子里雕刻有乔宇亲笔书写的《乐平八景诗》做了记录。先生认为我县仅有的这处名人墨刻“乐平八景诗亭”颇具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是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乐平八景诗亭地处松溪河畔，坐北朝南，依山傍水，亭楼精巧，出檐挺拔，且围有石刻栏杆。前有潺潺流水，绿树成荫；近观鸟语花香，鱼翔浅底；遥远望去，气势磅礴，置身其间，幽雅安静。乔宇的诗作豪放、抒情、流畅，用字严谨、含蓄。乔宇的字体独具一格，奔放流畅，苍劲有力，为我县古人书法之珍品。八景石工的雕刻精巧细微，独具匠心，乃我县石刻艺术之精华。出于对历史的负责，李天民先生还对1960年昔阳县政府立碑保护文物现状做了记载。据李天民先生附着在书中的《昔阳县政府一九六○年立碑保护的文物单位现状统计表》看，当时全县除了西峪惨案遗址保存比较完好之外，南寺坪灰坑遗址、民安石器遗址、东冶头肥子国遗址、石马村石马寺、南冶头园林寺、红土沟状元墓、钟村状元坟、黄岩抗日战争战斗遗址和龙门口抗日战争战斗遗址全都不同程度地被损毁了。李先生对昔城“文化后花园”的被拆，扼腕叹息。神掌洼古庙、凤凰山寺庙群、县城内西大街的三座过街古牌楼、县城的梯云阁、三义阁、白羊峪坐化岾庙宇和千年古柏都是先生关心的。先生向来关注民生，对昔阳县历史上的窑洞、草房、石板房和土坯房四种古民居的建筑特色的叙述，十分的生动。
第二部分“群众文化理论初探”辑录了李天民先生的几篇文化理论思考。先生认为：群众文化基础理论是研究群众文化活动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群众文化这一社会现象，源远流长，领域宽广，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先生从群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谈起，他认为原始文化直接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劳动，是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劳动号子就是古远的歌声，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结绳计数就是远古的数学，淳朴的自然主义和由于蒙昧无知而产生的自然崇拜是原始群众文化的鲜明特征。阶级的出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财产私有的出现使群众文化具有了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是群众文化得以大力发展的可靠的政治保证。群众文化是文化建设的主体，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群众性是群众文化的首要特征。寓教于乐，寓智于赏，寓益于兴的多样性是群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文化同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中，经济基础具有最终决定性，而文化具有相对独立和承继性；三者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群众文化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群众文化当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继承与发展、鉴赏与创造、专业与业余、普及与提高。“什么是群众文化的源？概括地说，群众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自行创作和创造以及移植专业、吸收同化、扎根群众的文化产品，为自己享受应用，并且物化于自己的物质生产生活之中的精神财富，就是群众文化的源。例如民间文学方面的故事、童话、童谣、谚语、歇后语、顺口溜等等；民间音乐方面的民歌、曲牌、山歌等等；民间美术方面的墙画、剪纸、窗花、炕围花、刺绣、泥塑、石雕、木刻、面捏贡品、砖雕、瓦当、布娃、布鸡、布老虎、纸叠、灯笼等等；民间文艺方面的小戏、秧歌、小唱、舞蹈、赛诗会、武术、杂技、鼓乐队、拳术、滚钗、高跷、抬阁、焰火、马故事、竹马、舞狮、打虎、耍龙等等；民间习俗方面的春联、年画、打灰尘、婚丧礼、打灯谜、讲故事等等。什么是群众文化的流？概括地说，群众无偿或有偿地享受、占有专业文化团体和专业文化工作者，乃至输入的外国文化，为自己所用和服务，并进而充实丰富自己文化素养的，都是群众文化的流。因为群众并不满足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活动，同时还要求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地满足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看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看大戏、听音乐会、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参观各类展览、游览公园、读书、读报纸、进网吧、进歌厅、进舞厅等等。这些活动，多数都得掏钱，有些活动硬件，还需花成百上千元去购买，借以扩大自己的视野天地，更快更高地更新自己的智能需求。它的质的规定性是活动专业性、品位高雅性、借鉴示范性、价值商品性和交流广泛性。群众文化源与流的关系是什么？源和流都是群众文化工作的有机构成，而它们的关系，则是辩证的、相互转化的。源是流的基础，流是源的发展。源流之间是互相转化的。”如此理论联系实际的分类、定义和说明简直是精妙至极。即使时过境迁了，也有其文献的价值。
先生在阐释了群众文化源流之后，还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研究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为群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其中的文化专业户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先生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文化专业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他讲到了收藏，藏书、藏宝；工艺制作，琢玉成器、刻金为鼎、化腐朽为神奇。根雕、泥塑、编织、堆景；树根、麦秆、玉茭皮、竹屑、藤皮、易拉罐、碎玻璃、泥土、石块、贝壳、树皮、羽毛等物尽其用，都有了文化的寓意。还有半农半艺、半工半艺的演出团体，具备有利于继承发扬文化遗产、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化的质量、提高社会成员就业技能、文化市场的兴旺发达、增加城乡群众的收入、城镇经济文化建设和促进旅游和文化交流八个作用。而且提出了“正确引导，加强辅导，提高质量，贯彻方针”, “优惠政策，积极扶持，广泛交流，促进竞争”等建议。一个县级的文化部门领导，如此专业、如此热衷的能有几个？可以看出李天民先生是在用他的专业智慧做工作，是实实在在的内行。
李天民先生《关于神话故事的几点哲学思考》是一篇十分精要的文学理论。先生认为神话故事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神话故事是幻想思维的产物，幻想思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源于原始社会生活实践《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大禹治水》《长臂操鱼》无不带有生活实践的色彩。愿望的幻想、迷信的崇拜、功利的取舍，使鬼神文化表面看似唯心的，而它的思想内核却是唯物的，至少是一个唯心和唯物的混合体。神话故事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政治、经济的折射反映。神话艺术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凡神必拜”“凡鬼必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不科学的。因为，神鬼文化中塑造出来的各种形象，说到底，也都是些艺术符号，也有好神坏神之分，好鬼劣鬼之别。区别其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是看它对真、善、美，假、丑、恶的态度是什么。浪漫主义是神话幻想艺术创作的特殊形式。如马克思说，好的神话是有永久魅力的。因为真正的艺术是跨时空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把艺术真实当成生活真实去鉴赏，是鉴赏思维的扭曲。科学知识和神话故事也具有思维法则的同一性，科学知识对神话欣赏有指导作用。幻想思维是艺术创造的永恒方法之一。对神鬼文化批判继承是一个辩证的系统工程。我们当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服务。先生的讲述和论证，实在是精辟。
第三部分的“昔阳民间故事选编”，无疑是整个作品集当中最具有民间文学色彩，脍炙人口、老少皆爱，最为广泛流传的佳作。李天民先生用“叨昔话”的方式，把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老百姓的心理诉求和自然界神秘现象、社会上确实存在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等各种现象糅合在一起，用昔阳特有的地方语言娓娓道来，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或扬或抑，哲理昭昭，善恶分明。《盘古大闹人祖山》中的王母、金猴、土地老人和盘古、盘妹以及世间万物是那样的自然而然；《老牛卧地长出气》中的牛郎织女和老牛是那样的接地气，有人缘；《神农氏吃桑椹》，告诉了人们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臭椿何以臭？人们为什么喜欢桑？原来都是有原因的呀；《张果老骑骆驼》的创意十分完美，张果老骑毛驴过沙漠多亏了山神土地，吃苦耐劳的骆驼正是十二属相的化身；要不是老鼠献出了牙齿，黄牛献了蹄，老虎献出了肚，野兔献出了嘴，火龙献出了脖子，长蛇献出了眼睛，骏马献了耳朵，山羊献出了脸，猴儿献出了皮，公鸡献出大冠，狗献出了腿，猪献出了尾巴，怎么会有沙漠之舟呢！是十二个动物弟兄的自我牺牲精神成就了骆驼的完美，那十二种动物给人当属相实在是理所当然；《虎弟吃猫哥》也很现实，把猫吃老鼠和老虎不会上树演绎到了社会的现实中，很有意思；《斑鸠和石鸡》是由它们的外貌和叫声演绎出来的，天女散花、神童射雉，寓意含蓄；《卖香屁钉上桃木角》的民间传歌颂了厚道、鞭笞了缺德；《孙悟空拧反洋鬼头》不只演绎了倭瓜和萝卜的故事，把“小日本”也编进去了，巧妙至极；《放驴小和玉皇爷换马骑》告诉了读者幸福在于老老实实地做人；《接生巧婆游天堂》中的巧婆竟敢给王母娘娘接生，把乐平酸菜也带上天庭啦，真美；《兔女婿招在丈母娘家》说明天上人间都有爱情，女婿入赘又何妨？《金银山闹鬼》是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神鬼偏辅助不爱财的厚道人；《糠面窝窝飞上树》《不孝媳妇被龙抓》《背上后娘去喂狼》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意在教育人不要做昧良心的事。李先生的笔下那能够踏云踩水，飞跑无阻，敢于抱打不平惩恶扬善的飞毛腿崔国正，还有铲除恶霸的独臂神手，是民间的英雄。被铜钱噎得半死的小气鬼，舍命不舍财的财迷精，永远也战胜不过木刻的神位、纸印的灶王爷、泥捏的土地神。美丽的二郎担山和《夜游神点太阳》的传说把昔阳的淤泥河、二郎峪和与平定县交界处的浮山都编进去了。《嫦娥奔月窟》的故事更是不同寻常，不是地上的嫦娥飞上了天，是月上的嫦娥飘游到了昔阳的南营、孔氏一带，孔子、善良的老农民和勤快的蚕姑姑，秀美的轿顶山，月窟窿山、石瓮山、断岭、马岭关都进入了故事里。“袁天刚、李淳风，抵不住老奶脚后跟”的农谚俗语，《秃妮捻麻线》《和尚背媳妇》《长工画老婆》和《铜锣敲鼻子》的传说，《韩信斩卧龙》《羊攻寨擒妖》的掌故，《土地庙里俩乞丐》的善恶因果，《增和桥对诗》中花和尚、酸秀才和出口成章的巧媳妇，无不栩栩如生。特别是《昔阳八景》的神话传说，更是将天上地下、神仙凡俗都聚会到昔阳县了。要俩钱给仨钱《买勺》的大娘，《抬扛》的老两口，算岁数《定亲》的精明人家，诙谐中的取笑，让人开心开颜。确如宋明珠先生评价的“
字字珠玑寓真情
”。第四部分工作经历记忆点滴，是李天民先生生活经历的真实记载，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在其文章中都留有音容笑貌，资料十分珍贵。
先生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昔阳县的文化建设过程，实事求是，发人深思。在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城乡文艺大巡演中，县委书记陈子万扮演劳动模范王殿俊；县长尹兴仁扮演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兵；副县长王希圣让出坐骑（骡）驮幕布、道具，与演职人员一道步行，手足并用爬行、腾空跳跃龙王辿的过程；1958年、1967年、1969年三起三落办“宣传队”的不凡经历；“大禹传人一声吼，脚踏南河水倒流；愚公子孙舞银锄，搬到蒙山做枕头。今年是个大丰年，踩上粮堆登上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对上太阳抽袋烟。全民总动员，老少一起干。拴住天上水，控住地下泉。气得龙王干瞪眼，吓得土地打战战”的“大跃进”诗歌；建国初年的文工团；“文革”时期的《大寨轻骑》; “学大寨”运动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阶段都浸透着先生的心血。1955年，在里安阳沟接待新疆文化参观团的记载，生动、形象、感人。《昔阳县群众文化史料简集》资料翔实，有名有姓，有时有序，十分珍贵。抗战前、抗战中、抗战胜利后、合作化时期、“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群众文化活动，在先生的记忆中，在先生的文章里都有详尽的展示。曲曲折折、扎扎实实、轰轰烈烈，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1958年，县委领导拟定的“实现农村文化工作全面普及县”的规划影响到了全国。《文汇报》以《学昔阳、赶昔阳》为题发表了社论，使昔阳成了举国瞩目的文化县。“打擂台”“红旗台”“跃进榜”“赛诗台”“赛诗会”，老年歌咏、夫妻对唱、五世同台，花样繁多，层出不穷。1984年后，全县二十个乡镇普遍建立了文化站。全县四百二十四个村庄，都建立了各种文化组织，兴办有各种文化设施，有图书室、文化室、俱乐部、游艺室、电视室、广播室、青年之家、业余剧团、八音会、演出队、武术队、歌剧院、电影队等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县文化馆从1949年8月成立时仅有两人，发展到了今天，专业文化机构日渐完善，文化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创作成果日渐丰富，戏剧、音乐、美术、摄影、出版，成就多多。读李天民先生掷地有声的文章，让我们听到了昔阳县文化发展的脚步声。
李天民先生为《史掌元歌曲选》写的序，肯定了史掌元歌曲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他说史掌元的歌曲，源于生活，源于劳动人民。他的歌曲创作从土地改革唱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和亿万农民斗争、劳动和生活的音乐史诗。它以时代的强音，高度赞颂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曲折和灾难，以悲壮的吟唱发出过忧虑和感叹。史掌元无疑是在昔阳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创作的《唱得幸福落满坡》在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国外。他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出席过第三、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1960年的全国群英会；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和音协山西分会副主席、县人大常委。说是序言，可先生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史掌元做结论，言之凿凿，让人信服。李天民先生为《中华李氏谱书》写的序，定位了姓氏文化的作用和价值；为大寨普乐寺开光写的简介也很有文化内涵。
特别是《古文化旅游设想》对当今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先生说：“旅游的内涵是文化。大自然虽然没有恩赐给我们江南那样的山水，但我们却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可供开发利用。”他曾设想在东冶头可将肥子国故城复原，同时建一个蜡像馆，将晋荀吴灭肥、伐鼓的故事形象地陈列展示；把原始灰坑、口上白皮关长城的古迹发掘修整；把东冶头日本据点开发，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把水磨头一带的山水游相衔接，西起东固壁寺庙，东到卧佛寺观光，也可开发一个别具一格的旅游区。先生认为北掌城的寿圣寺保存比较完整，可向北往上扩展，搞一个寺庙群。建造石勒纪念馆，再加上沾县城遗址的寻找开发，顺清漳而下，和顺县李阳镇，便是石勒的故乡。再和乐平古八景之一的沾岭拖蓝、秦山水库相辉映，又是一个旅游区域。人已去，而梦犹存，读李天民先生的美好设想和建议，实在是让人感动。
李天民先生于1934年出生在昔阳县的北掌城村。1937年日寇的大扫荡就是送给他这个刚满三岁孩子的记事大礼。是父亲把他藏在了村外的那片芦苇丛中，是本家叔叔把他捡回来还给了他逃难的母亲。父亲李洪昌，字绍文，是个教书先生，往来家里的人，谈论时局，关心抗日。为了安全，他父亲曾改名换姓流落他乡，好多年不敢回家。先生八岁之后在外婆居住的李家沟读了三年书，直到及近抗战胜利，他和父亲才都回到了村里。多灾多难的童年为先生铸就了一辈子忧国忧民情怀，有文化有教养的家长为先生树立了为人做事的榜样。父亲的病逝让先生年纪轻轻就帮母亲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而后先生和所有中国农村的有文化的人一样，经历了共和国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坎坷曲折和苦难荣辱，时事和责任把他锤炼成了一个肩担道义、笔著华章的国家干部和有良知的文人。
先生虽然只上过五年学，但学养重厚，才气超凡。这与他从小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通过读先生的《琐忆我尊敬的几位老师》就能够读明白他的童年。日寇占领期间的启蒙老师韩青长，饱学中外，一个人在李家沟辛苦地代着四个年级的复式课，严厉而负责，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负责，先生挨过韩老师的花椒木手板，也在课堂上尿过裤裆，但考了第一名也会受到韩老师的表扬，足见韩老师对他的影响之大。既是先生的三姨夫又是老师的王瑞五关心了先生一辈子。高小的历史老师李棣园为先生担保插班就读、申请公费助学。音、体、美样样精通的王守政和半医半师的抗日英雄王吉祥是先生的恩人。宠辱不惊的高小教导主任兼地理老师李善贤，命运坎坷多才多艺的山大毕业生张履亨，先生给做过伴的李栋老师，学识渊博笔耕不辍的教导主任杨润甫……在先生的笔下无一不是学高之人师，身正之人范，老师们的学识、品质和风骨，一直保留在先生的记忆中，影响了先生一辈子。先生认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知恩图报，不管沉浮荣辱与老师们的往来一辈子都没有中断，他们是师生，也是亲朋。这些足见先生为人之谦虚和待人之重厚。“文化大革命”中，当李天民先生被运动打成了“文艺黑线干将”和“大学阀”挨批斗的时候，他与同为“黑帮”的同事说：“不行也得挺住，千万不能自杀。上北京找中央申诉，反正不能在昔阳束手就擒，死也死到天安门去。”如此的刚强和自信，许是天命任之，天意与之的担当。
病故之前，李天民先生从容地安排着自己的归宿：“我家的祖坟在北掌城，地下埋人，地上种庄稼。退耕还林，正合我意。我带着儿孙，在坟上种了大量的松柏。我的墓室，二十年前早已修好，万事俱备，只等落叶归根了。”老人家写道：“从西周的洛国，到西汉的沾县，又到东汉的乐平，直至现在的昔阳，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毛主席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我短暂的一生中，历史在不断前进，可昔阳的历史性、标志性变化有两个最为突出，一个是陈永贵带领全县人民，改变了昔阳的山河面貌；一个是丁雪钦同志领导全县干部群众改造建设了一个昔阳新城，我如果死后还有灵魂的话，也会铭记在心里的。”（见《叶落归根》）
李天民先生又总是虚怀若谷，严于律己。直至生命的终了，也还在反思自己。他在《前言》中写道：“回首以往，工作中最大的遗憾是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文物，未能妥善保护并发扬光大。有些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有些被彻底毁灭，而我却无能为力。这是对历史的犯罪。虽然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我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愧于祖先，有愧于后代。现在，只能将所积累的一些文史资料整理留存，一则供后人研究参考，二则也是对过去失误的弥补，更为重要的是以资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民、对事业有个诚实而明确的交代。”耿耿忠心照天宇，拳拳之心至岁终啊！
李天民先生从1951年参加工作，在文化部门做干事当领导工作了三十六年，后调昔阳中学当书记八年，到1994年退休。退休之后的二十年里，不管是顺达还是坎坷，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规范着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方方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办事，勤勤恳恳工作，辛辛苦苦笔耕，严严谨谨作文，最终成了昔阳县乃至晋中、山西知名的学者、作家和文化达人。真是活着是榜样，故去留丰碑啊。读文章，也在读作者的人品。《李天民文稿》无疑是先生一辈子的心血积累，天命垂青史，华章耀千秋，先生一辈子秉承天命做人作文，担大任鞠躬尽瘁，为了党和人民的文化事业，为了昔阳县的文化建设，可谓至死也没有懈怠了工作的意志。我们应当为昔阳县有李天民先生这样的先贤文哲感到自豪，让我们继承先生的遗志，传承先生的精神，严谨治学，无私爱岗，毕生敬业，把他老人家未尽的文化事业做得更加辉煌吧。（作者系山西省作协会员，曾任阳泉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字字珠玑寓真情宋明珠
还是一个炎炎夏日，有朋友告诉我老局长（李天明先生在昔阳县文化局曾经是我的前任）约他在西寨乡境内跑了一整天，又是爬土塄、又是捡瓦片、又是访村民、又是查《辞源》，把一伙年轻人拖累得疲惫不堪，目的是考证西寨一带是否有古沾县遗址。听到这个消息我大惑不解：一位古稀老人，一场大病初愈，一次无益之举，昔阳西寨到底曾经有无置县，实在和他没啥密切关系，何必如此劳动自己。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李天民先生托人给我送来一本他自著、自编、自印的线装文本《昔阳县文史资料遗存》。我怀着好奇的念头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了起来，结果废寝忘食，欲罢不能，一气读完，受益颇深。一是为他念念不忘对昔阳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感动；二是在字里行间让我不仅懂得了很多道理，而且对昔阳的历史发展轨迹有了更新的认识。随即吟诗一首《拜读李天民先生〈文史资料遗存〉》，诗中写道：“线装成册自打印，古稀求索不消停。半部史志书中藏，千载春秋笔下生。释疑解难重考察，去伪存真少铺陈。先生功力谁人比，溪水沾山故土情。”这本小册子使我豁然开朗，明白起来。
我第一次接触李天民先生收集整理的昔阳民间故事也是缘于他自著、自编、自印的线装小册子《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当这本很难引人注意的油印册子摆到我面前时，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如获至宝，反复捧读，尤其那些烂熟于心的“瞎话”经他这样一整理，再次重温，历历在目。平添了不少儿时的乐趣，勾起我多少美好的回忆。
今天，听说李天明先生要把他一生中积累的文稿编辑出版，以示世人，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李天民先生是我从事文化工作的领路人，他是我尊重的领导，也是我崇拜的良师。五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仅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而且在群众文化理论、隶置典故考研、民间故事整理等方面都有建树。但出于诸多原因，致使流传民间的不少，结集成书的不多。在他退休以后，带着多病之躯，以顽强的毅力，致力于一生散乱文稿的收集和整理，其精神不能不令我敬佩。县文联主席李余彬先生让我为这本书写点东西，我还真不知道从何写起，偶然翻出十年前为李天民先生的《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写过的一篇文章，决定翻新一下，以此为耄耋老人的大作付梓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深深的敬意。
十年前，昔阳县文化馆的馆办刊物《松溪》，要为《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出个专辑，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受县文化馆同志们的委托，让我为《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写点评论，我不能推辞。因为这是作为晚辈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但诚恐诚惶，生怕知疏识浅，难以胜任，情急之下，斗胆小试，班门弄斧，涂些文字，浅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其实，越是高深的东西越简单，越是深奥的道理越浅显，越是普遍的现象越值得我们去探讨，越是尽人皆知的事物越能挖掘其中广博的内涵，民间故事自然也脱不开这种法则。到了民间，就有故事。中国是民间故事的海洋。民间故事和民间谚语、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等民间艺术形式一样，承载着厚重而缤纷的传统民族文化，从远古洪荒一直走到今天。上下五千年，亘亘一线牵，随着历史风雨的剥蚀，大浪淘沙的筛选，那些有价值、有品位、有特色的民间故事与时俱进，日臻完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不断充实着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典，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探讨和研究空间。
昔阳民间故事，以其鲜明的立意，浓郁的特色，巧妙的构思，生动的语言，形成特定的地域风格，久传而不衰。但绝大部分是口传相承，真正见诸文字和做过理论探讨的就是李天民先生广泛收集、精心编纂，集莅成册的《昔阳民间故事选编》以及他曾经在省、市刊物上发表过的《关于神话故事的几点哲学思考》和《群众文化基础理论初探》。
李天民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凡六十余年。他不仅在文化理论方面见解精辟，而且在文化艺术的很多门类上造诣很深。今天我们谈到的《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就是他在传统民间故事基础上，通过自己敏锐的时代嗅觉，赋予现代思想内涵精选而成。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仍不失为一本寓教于乐具有劝诫教化功能的教科书。细细读来，可凸显以下几个特点：
一、鲜明的思想倾向
鲁迅先生在谈到宋元话本时曾经说过：“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二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这里所讲到的要义就是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李天民先生是一位审慎而严肃的文学工作者。他深知一个文学作品的立意，决定着这个作品的生命，是作品立身处世不可或缺的灵魂。因此由他选编的每一个民间故事，思想倾向都十分鲜明。比如规劝世人积德行善的《老牛卧地长出气》《卖香屁钉上桃木角》《放驴小和玉皇换马骑》《接生巧婆游天堂》等；鞭挞丑陋邪恶的《孙悟空拧反洋鬼头》《虎弟吃猫哥》《不孝媳妇被龙抓》《糠面窝窝飞上树》等；还有一大部分是渲染大自然灵山秀水，倡导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民间故事，例如有关昔阳古八景的动人传说等等。长期以来，人们对民间故事有一种肤浅认知和世俗偏见。总以为它仅是民间茶余饭后、消闲取乐的佐料，是炕头哄孩逗趣的笑饵，终究不得入大雅之堂。因而，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研究始终难得广泛和深入，更谈不到对其思想内涵的挖掘和弘扬，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我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有多少精彩篇章，无不是作者从民间故事中采撷整理，加工润色而成文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重点在宣扬听天由命、因果报应、色情淫秽、轻视知识等封建糟粕、践踏人性、传播迷信的东西，这些都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总之，通过选编作品鲜明的思想倾向，体现出编者一贯奉行的唯善唯美、崇尚和谐的高尚情操和泾渭分明、刚正不阿的思想作风。这也是所集选的作品本身依然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发挥劝诫和教化功能的核心思想之所在。
二、浓郁的地方特色
从艺术发生学角度讲，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特定的生活环境，必将为艺术作品打上深刻的烙印，形成浓郁的地方特色。失去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势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必然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在李天民先生所选编的民间故事中，不仅可以抽象地感受到昔阳这块古老土地上蕴藏的思想观念，文化神韵，风土人情，而且可以使人具体地领略到故事中的方言俚语，时令风俗，地形地貌。明确地告诉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土地上才能发生这样动人的故事。比如在《沾岭拖蓝》中，作者形象而逼真地写道：“张果老腾云驾雾的那股神气，永远飘浮在西起沾岭，东达乐平的巴洲川上空。时而蓝色，时而白色，时而橙红。早晚时辰，霞光四射，十分壮观。而果老扬土堆成的那道岭梁，由西向东竖贯沾岭和乐平之间，从此人们从沾岭到乐平城再不涉水过川、乐平城外三面环水，这也是乐平城通往全县唯一的一条陆路通道。”当你读罢这段文字，巴洲川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会跃于眼前，使人感到那么贴近，那么亲切。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艺术形式，是这个地方特有的标签，它不仅存在着地理山川、地域差异，使这个地方形成特有的生活特征、时令特色等农耕文化现象，而且会依据这个地方历史沿革的远近、人文景观的多少、名人胜景的寡众，形成固有的风俗民情、传统习惯等文化积淀。这些东西无不在当地的民间故事中反映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而作为艺术作品它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山川河流，总是通过艺术加工使这一方故土成为普遍的甚至世界的典型，让人们在作品中受到启迪，获取愉悦。《昔阳民间故事选编》中所涉及的昔阳县具体村落地名近百处，这些村落地名都为故事提供了特定的环境又为塑造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丰富的情节，揭示形成昔阳民间谚语、歇后语的来龙去脉十多处，从而又使故事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三、精巧的艺术构思《昔阳民间故事选编》尽管不是瀚章巨著，但它所反映的内容却异彩纷呈、包罗万象，既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又有昔阳名胜景观的传说；既有古代名人的寻足觅踪，又有善恶交锋的斗智斗勇；既有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又有世态炎凉的真实写照；既有牲禽走兽的拟人测变，又有花草树木的摇曳多姿；既有村落地名的沿革演变，又有民俗谚语的形成出处；既有言简意赅的寓言，又有冷嘲热讽的笑话等等，它们来自民间，但没有照搬民间，每一个故事无不是经过作者的去粗取精，精巧构思，悉心编纂而成。正像作者在他的《关于神话故事的几点哲学思考》中所讲的，在故事编纂过程中他没有停留于“捡苹果”，而是致力于“磨豆腐”。像《盘古大闹人祖山》《张果老骑骆驼》《老牛卧地长出气》以及关于昔阳古八景的传说等故事，在我孩提时代就不知听过多少次，而今天伏案读来，每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人物设计较之原始故事，又有了不少新意。尤其那些笔墨不繁而情节婉转，篇幅不赘而循序渐变的精巧构思，都紧紧连接着昔阳这块黄土的地气，以鲜为人知的青山秀水结构全篇，以精巧的结构剪裁，将人物和故事写得细腻美丽，使生命、自然、人性、天道浸润在黄土地中，嚼烂了揉在一起，重新打扮得绚丽多彩，表现出惊人的美学力量，令人陶醉和震撼，着实让人领略到编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谋篇的独具用心。
四、活泼的文学语言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而反映特定环境、特定情节、特定人物的特定语言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的精华。昔阳民间故事，自然离不开昔阳地方语言。在这一方面，李天民先生堪称“昔阳地方语言大师”。其一，他的语言极具口语化。民间故事由民间口头传承，本身口语化就是一个关键的要素，李天民先生编纂民间故事的语言犹如他个人，心静如水，通体澄明，不加任何雕饰，不做任何打扮，没有华丽辞藻，没有太大的棱角，都是以亲切的口吻，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像《糠面窝窝飞上树》中的开头语：“从前，昔阳有个胡家庄，胡家庄有个胡掌柜，外号送下‘笑面虎’。家里有一个长工叫韩厚，年轻力壮，干活卖力潇洒。村里人都夸‘干净媳妇看锅边，干净长工看地边’；胡掌柜的地最好找，一看地边就知道。”行如流水，干净得多一字显繁，少一字说不明意思，一气呵成，朗朗上口，透出一种地方语言的自然美。其二，他的语言极具个性化。尽管我们读到的每一个民间故事篇幅不长，但它们都会以生动的情节引人入胜，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是这一个而绝不是那一个（都是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典型情节和典型人物）。这些情节和人物只有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才能构筑完成，只有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才能使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迷人的气息，有一种如诗如画的贴切，有一种从生命的艰难中透露出来的细腻和美丽。还是在《糠面窝窝飞上树》这个故事中作者写道：
一天吃晚饭时，有人问韩厚：“晚上吃的什么？”
韩厚说：“吃的弯月饺。”（清汤映月亮）
那人又问：“今天早上吃的啥？”
韩厚说：“吃的摊煎饼。”（糠面糊糊掺了水再吃）一问一答，悲愤中的幽默，苦涩中的乐观，一个旧社会憨厚老实、机敏豁达、忍辱负重的青年农民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三，他的语言极具地方化。历史的沧桑和生活的真谛，赋予了昔阳人民极强的语言能力。无论蜂飞蝶舞，牛耕鸡鸣；无论皇天后土，从古至今，他们都会把一些枯燥的事物用自己那种形象、客观的语言表现得活灵活现。大量采用地方语言叙述，是李天民先生编纂民间故事的主要特点。那种原生态的方言俚语在整个故事选编中比比皆是，如：“灵眼活突”“胡寻不思”“嘴尖舌阔”“香汤辣水”“烧手燎脚”“插柴烟火”等等，像一位绘画技巧娴熟的漫画家，在不经意间随意勾画，实现了表现形式与其所表现内容的高度统一，决定了这种民族的地方的特定语言的不可替代性。
掩卷沉思，会有一种动感撞击着我的心扉，编者的那种平实、坦诚、从容，故事的那种节奏、色彩、气韵，总是不时诱惑我回到那种似曾相识、充满梦幻的环境中，唤回我不泯的童心。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昔阳民间故事的价值所在，它和其他艺术精品一样，同样具备感染、启蒙、教化人们的魅力和功能。说起来，编纂昔阳民间故事是一件技巧并不高深的好事，但是，技巧并不高深的好事却是很多高深的人没有想到去做，而李天民同志在他古稀之年认真地做了。但具体做起来，并非易事，非要不懈的精神，敏锐的嗅觉，扎实的功夫，娴熟的文笔而不可为之。始是金丹换骨时，成如容易却艰辛。在这里我们要诚挚地感谢昔阳文化前辈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把我们祖先创造的尘封许久的传统文化之珍宝挖掘出来，传承下来，磨揩发光，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奉献于广大民众。他们的无私义举，为昔阳文化建设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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