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玛丽·皮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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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心理医生知道试读：
赞誉
理咨询工作的咨询师们，有时间不妨读读这本书，一定会使你有所感悟，对今后咨询工作的开展大有帮助！——525心理网
玛丽·皮弗的语言真的是娓娓道来，如春风，如夏雨，如秋月，如冬雪，每部分内容我都看了至少三遍。似乎你随便翻开一页，里面的那些朴质语言就能解决你现在咨询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富有敏感特质的咨询师的引领，这本书真的是年轻咨询师海上航行的灯塔！强烈推荐！——心里程心理咨询中心
1972年，我首次为一个来自暴力酗酒家庭、流浪街头的年轻妇女夏绿蒂（Charlotte）进行心理治疗。她带着抱歉的表情，信步走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在之后的一星期疗程中，我努力地为她孤寂、乱糟糟的人生理出了一些头绪。每当低声倾诉自己被强暴和殴打的遭遇时，她总是垂下头任油腻腻的刘海盖住双眸，她是那么害怕别人温柔的对待，连我对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出赞美，她都显得有点退缩。经过半年的心理治疗，夏绿蒂能把前额刘海拨到一旁露出眼睛正视我的脸了。第一年治疗近尾声时，她已经会对我咧嘴笑了，有时甚至试探性地笑出声来。在这三年的相处中，我序
相信我对她没有什么害处，我们相互喜欢且彼此尊敬，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绝对多过她从我身上学到的。
从那时开始，我陆续看过形形色色的人─多动症学童、受凌虐的妇女、天赋异禀的学生、同性恋父亲、哀痛逾恒的寡妇、暴躁易怒的青少年、做出各种蠢事的成人、精神变态者、身负照顾他人重担的人、迫切想要保持家庭完整的人、急于分道扬镳的人……这30年来，我看着无数的痛苦在无数的身体里流淌。
我现在可以说是研究人类痛苦的博士，我听过太多有警世意味的遭遇，见识过人类伤害自己和别人的各种手法，我也间接地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会如何避免犯他们曾犯过的错误，我曾目睹一个家庭随着婚外情而变得支离破碎，我不需亲自下海赌博、吸毒和欺瞒，便能体会那些行为带来的破坏力，从我所做的不同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中，我得到了终身免费的教育机会。
在临床执业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离家六个街区的诊所，和我先生吉姆（Jim）及好友珍（Jan）一起共事。我们开了一家“小即美”的诊所（“small is beautiful”office），诊所的清洁工作由我们的子女来做，等他们离家自立，我们便自己动手。我们也自己处理收费和安排看诊时间等杂事。有一次，一位知名精神科医生对我说：“我会叫我的助理打电话给你的助理。”我回答：“我没有聘请任何助理。”
经过数十载寒暑，心理治疗工作已有很大的变化，不断有新的理论跻身于舞台中央，但很快又退场。心理医生在口沫横飞中走过令人眩晕的20世纪70年代，而在大刀阔斧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几乎毁掉了我们自己。我们一路从松散的长期疗程转到锁定目标的短程治疗。“家庭治疗”曾是我们最优秀的技术，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如同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最爱的“像酒般深沉的大海”，心理治疗也是“总是不断变化，又全都一个样”。
我深爱心理治疗工作。经常有人问我：“整天聆听别人的问题，会不会让自己心情低落？”我总是回答：“我不是为听取问题而听，而是为解决问题而听。”个案通常是想要一些改变才找上门来，他们花钱是为了得到一些建议，而且已做好洗耳恭听的准备。我身为一名心理医生的经验是：闷闷不乐的个案来找我们之后变得更加快乐；经常斗嘴的小两口变得更能看到对方的优点；家庭成员们也终能言归于好并携手共度人生。虽不尽然如此，但几个疗程后常常就可以听到治疗出现成效的故事。
心理治疗领域一如人生，总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身为一名心理医生，我会从个案的问题中跳开，试着将注意力放在为他们量身定制、但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良好建议上：我要求我的个案保持冷静、温和且乐观的态度，我要求他们在面对人生选择时有信心，在面对自己本能的欲望时少凭冲动行事。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写道：“教育把苦恼推到更高的境地。”心理治疗也是如此，它探索痛苦迷惘，从而呈现生命的意义和希望。这本书集合了我从那些徐徐走进我办公室、扑通跌进旧沙发、找我谈问题的个案身上总结的经验教训，它是我花数百个小时聆听个案回答“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精华。和人交谈，与做爱、睡觉、分享食物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之一，尽管这个论调有待商榷。两个或更多人彼此交换心事，努力解决生活上的问题，重拾欢笑和内心的平静，弗洛伊德以新的方法建构这些交谈行为，然后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最后借着交谈解决问题，这就构成了心理治疗的内涵。
心理治疗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大文豪马克·吐温曾形容自己是“硬塞进一套衣服内的所有人性本能”。每一个走进我办公室的人，都有我们的影子，而且我们都是基于本性行事，我们都会推诿搪塞且自抬身价，也害怕承认自己是多么脆弱，并试图掩饰自己的缺点，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如何做一个普通人”。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曾是同事眼中“笨手笨脚的天才”，我母亲常开玩笑说我是没学会走路之前就会写文章。我一只眼睛失明、情绪起伏不定、缺乏时尚感和方向感、患有幽闭恐惧症而且很容易倦怠。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发现有些人还挺爱我，而我也知道他们的缺点，也很爱他们，他们是我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我至亲至爱的人。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自认为自己是个通才，相当于我母亲在医学界的地位。我不是一个游戏心理治疗师，在对幼童进行心理治疗时，我会帮他们的父母想出如何与孩子相处的方法，我会避免碰触法律方面的事务和精密深奥的诊断。精通某一个领域会带来财富和职业上的报酬，但是对我来说，心理学听起来很单调乏味，用30年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实在太长了。
就我而言，干这行最好的诀窍就是：不耍任何手段。每当我想要装出一副聪明老练的样子时，我常把自己和个案弄得一脸糊涂。有一次，我指派给个案完成我自认为很漂亮、诡秘的家庭作业，他却反问我是不是正在吸毒。还有一次，我试图对个案的未来做一番预测，那个酒精中毒已深的个案直勾勾地看着我，突然大叫：“如果你能预测未来，那你应该到拉斯维加斯去试试手气。”
我提出的大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很普通，不外乎多休息、好好工作、一天同时做好几件事及找些人来陪自己等。当然，简单的建议并不一定容易，且不是都有效果的。当不见成效时，通常我会依赖自己对心理治疗的信念来支撑自己。爱因斯坦曾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思维水平来解决问题。”心理治疗为个案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人际关系，使他们能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能在外在世界中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并为他们混沌特殊的宇宙提供观点。
我在学生时代研究卡尔·荣格（Carl Jung）、哈利·沙利文（Harry Sullivan）、奥托·兰克（Otto Rank）、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和乔治·凯利（George Kelly）等心理大师的理论，我也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但我对他们有关“所有良好的行为都是情感升华”的概念从来就不太欣赏，我也不赞同他们所谓“人生大部分是竞争、攻击和性”的观点─ 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有关成长和以人的力量为中心去发展的原型理论（Strength-based Models）常常吸引着我，我敬重信仰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例如亚伯拉罕·马斯洛（Abe Maslow）、罗洛·梅（Rollo May）、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我认为，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与斯通中心（the Stone Center）有关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观点也很有意思，甚至在积极心理学派出现之前，我便深信专注事物积极的一面是很重要的。
我从1972年开始接受心理医生训练，那时的心理学家主要是试验者，我们学习如何进行智力测验、人格量表和心理投射测验。心理投射测验即是拿模糊难辨的刺激物（如墨迹图形）给个案看，让他们说出眼中所见到的东西。起初我觉得那些测验十分神奇，但是多了一些经验后，我变得比较喜欢把交谈作为一种心理诊断的方法。
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实习时，该中心正在进行好几项有关家庭治疗的开创性实验。之后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女性心理学的课程，算是较早开设这门课程的人。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是在心理学主流中浮游，但也是在独力行舟。我对家庭治疗中怪罪家庭、隔离治疗和归咎于无法在场为自己辩解的第三者的方法有很强烈的偏见，我总是力劝我的个案回家度假并与家人团聚，我从不使用“不健全家庭”这个术语，也不鼓励个案控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甚至小时候，我便觉得应该保护自己有点古怪的家人，我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双亲其实是有着自身复杂问题的、没时间陪小孩的不称职父母，但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很爱我，而且在尽最大的努力给我幸福，我的内在世界大部分是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形成的，我不想用严苛的标准去评断他们，而且也不想以严苛的标准去评断他人。
也许源自我在人类学方面的训练，我总认为心理方面的问题和外在环境息息相关。抑郁症、焦虑、家庭暴力、滥用毒品和酒精等问题，都源自我们极不健全的社会文化，更不用说多动症幼儿和饮食失调患者。在一个儿童都能接触到嫖客妓女和连环杀手电影的社会，谁的心理会健康呢？如果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们的邻居、不和家人亲戚往来，或没有时间在星期天下午小睡一会儿，我们如何能期待他们快乐呢？
我们深陷于一种否认自己对他人、大地和下一代具有影响的文化中。我们忽视儿童、难民、老年人和穷人的问题，我们的媒体鼓励我们生活在肤浅的表象世界里，叫我们想想如何装饰门窗，而不去思考世界和平和我们自己的精神需求的问题，我们还被教导把一切事物分隔开，这些都是我们身心呈现病态的原因。
好的心理治疗以温柔且坚定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负面的情绪和分割的世界，它帮助个案发展更丰富的内在生活及更宽广的自我认知，它也帮助个案学会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同时增进他们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并让人们责无旁贷地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影响力。
对我而言，幸福，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就实际层面来说，这代表着我要降低对事情是否公平或能否如愿发生的期望，也代表我要在平凡事物中寻找乐趣。我不是电视迷或购物狂，而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劝导人们不要有“幸福与拥有很多物质息息相关”的想法。
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意味着要接受不断作选择的神圣责任。我相信，我们到了某个年纪后，除了身患慢性心理疾病及心理遭到严重创伤的人之外，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若不这么想，就是心存傲慢和蔑视。我鼓励大家了解并接受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过去的事实，抛开过往继续前进，并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有伤心事，但是不能因此就免掉我们应尽的义务。
1979年，我开了一家诊所，大部分的心理治疗都是在那个心理医生拥有很多时间来帮助个案的黄金年代进行的。我的个案大多有保险，足够支付心理治疗费，甚至工厂的工人也可以要求延长疗程，且悠闲地探讨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不期待心理医生能创造迅速、具体的改变。当“管理式治疗”之风猛然吹到我们这里时，我抱着置之不理的态度，因为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从事心理治疗，且已实行多年，我无法容忍局外人对我的个案发号施令。
最近，我碰到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心理医生，他吹嘘自己做的是“如假包换”的心理治疗，并宣称他可以在四个疗程内治好大部分个案的心理问题，我简直无法掩藏我的怀疑。好的心理治疗就像烹饪一样，费时费工。当然，有些个案和心理医生会滥用旧有的治疗方法短暂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很明智地利用时间。过去，我们可以和个案建立良好的关系，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心理医生必须动作快，且每周都要展示自己的进步成果，于是很多东西便流失了。
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心理研究所担任临床心理治疗指导教师多年，有时我到学校教室授课，或坐在只能从外往里看的镜墙外观察学生做临床心理治疗。研究所的学生也常常把他们的临床实习录像拿到我家放映，我边看边给他们指点和赞美。
我用给萝拉（Laura）写信的方式来撰写这本书。萝拉是我最钟爱的研究生，20来岁，单身未婚，她思想开放、不预设立场、待人热情诚恳且爱极了心理学。她和我一样是个喜欢在外面跑的人，但她不像我那么保守，是个勇于冒险的年轻人，她喜爱泛独木舟、溜直排轮和攀岩运动。一如大多数的年轻心理医生，萝拉有时会害怕，有时又过度自信，她想要实地搜集各式各样的病例，但又很容易惊慌失措。
我希望心理医生和一般读者一样，都能好好品味这些信函的内容，我举了很多自己在工作中碰到的临床实例，我省掉大量的引用语，但又忍不住在文章中加进一些我最喜爱的语录，我尽量避免使用心理学行话和社会科学术语，但是我仍想温柔地提醒读者，心理治疗可以是你在面对人生艰难坎坷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我都是在清晨写这些信，从我的书房可以看见一棵老枫树、花园、为鸟儿和松鼠所设的喂食站。以信函的方式写书是我为期一年的计划，而季节的变化影响了我的心情和写作（读者可能喜欢分析我的季节性情感障碍）。
我从2001年12月2日开始动笔写这些信，这正是内布拉斯加苦寒的季节，我正要把过去一年发生的点点滴滴埋入心底，其中包括“9·11事件”，我们无不期望新的一年能带给我们更好的讯息，但当时全世界已陷入黑暗时刻。写这些信对我来说好像在度假，它使我有机会把重心放在人的问题上，从而远离全球大事。
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们会发现这些信函具有教育意义和趣味性。身为心理医生，我认为，生活中的乐趣绝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是我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之一。所以，为自己在阳光下或火炉边找一个舒服的位子，泡上一杯水蜜桃茶，让猫趴在你的大腿上，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寻访吧！第1封信
成长之路一步一个脚印
亲爱的萝拉：
昨晚我整理了一些老旧的儿时黑白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襁褓时期胸前覆盖一本杂志熟睡的照片，早在那时，我便已学会这套阅读入眠术了；另一张是我摆好姿势，端坐在一张摆满晚餐的高脚椅上，照片中的我狼吞虎咽地用手把蛋糕往嘴里塞，直到今天，享用美食仍然是我人生的最大乐趣之一；还有一张是我和弟弟杰克（Jake）并肩站在一栋红色的砖造房子前，那是我们转到新学校上课的第一天，姐弟俩穿着不合身的老式外套，看起来瘦弱又怕生，眼睛透着不安、瞪得老大，杰克靠在我身上，而我紧握着他的手。
这些照片构成一条穿越时间之林的成长轨迹——横跨在出生于欧札克山区（Ozark）的我与定居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我之间。那个在开步迈向校舍之前，紧抓着弟弟手的女孩，与今天那个常常对个案说“我们可以一起来改善问题”的心理医生相互呼应。
马克·吐温年老时曾说：“我已到了自以为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年纪。”我们一而再地构建属于自己的回忆，它变来变去像梦一般，任由我们想象，但我仍想要与你分享我成长路途中的点点滴滴。
我最早住的小屋是爸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密苏里州亲手建造的。一年后，为了配合妈妈读医学院，我们搬到了丹佛市。等妈妈毕业后，我们全家便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几个小镇间搬来搬去，接着我们又在堪萨斯州落脚。1965年，我在那里念完了高中。四年后，我取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士学位，在进入研究所深造之前，我游荡徘徊于欧洲和墨西哥之间。随后，我定居林肯市，嫁人生子，并成了一名心理医生。打从一开始，无论我搬到什么地方，我总是静不下来，有讲不完的话，且热情洋溢，我一向很喜欢和人交往，亲近大自然，我也爱看书。
成长过程中的某些特殊时刻，塑造了我今天的想法。我还记得3岁时变成“文化相对论者”的那个晚上，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名词的意思。那是抗生素尚未普及的1950年，我妈妈常告诫我，洗完澡后一定要马上把双脚擦干，套上袜子免得着凉。一天晚上，我住在艾格妮丝姑姑家，姑姑看到我从四边嵌着虎爪的浴缸爬出来后，立刻用毛巾擦干双脚，便提醒我说：“好女孩要先把屁屁擦干，再穿上内裤。”两个我信赖的女性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态度竟然大不相同，着实令当时的我讶异不已。
从某种观点来看，我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教材。我是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女，妈妈是医生，爸爸既是研究员又是技师，医院工作余暇，他便养一些猪、鹅和鸽子等家禽家畜。我妈那边的亲戚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他们虽然在科罗拉多州东部的贫穷农场长大，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心态十分开放。我爸那边的亲戚则来自欧札克山区，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但都有一副热心肠。我有一位拥有百万家产、整年都在环游世界的自由派姑姑；有一位把票投给巴里·戈德华特（Barry aGoldwater）的农夫叔叔；有一位以卖香肠和猪油为生，却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叔叔；还有一位嫁给了高寿却一辈子从未跨出密苏里州一步的男人的奶奶。在我们家，你总可以见到感情丰富与严肃压抑的亲戚凑在一块儿玩牌、举止优雅的城市人与乡下人一起摆龙门阵、南方浸信派教徒和“一神论者”共进鸡肉晚餐等有趣的画面。
住在内州比弗城期间，一些亲戚有时会来我们家住上几个星期，表兄妹们会一起漫步田野，一路走到比弗小溪，或者骑着脚踏车在城里瞎逛，看看有没有好玩的事物。当一伙亲戚聊到半夜开始有气无力时，我爸总会讨好地对其他 人说：“如果帮你们煎丁骨牛排和马铃薯，可不可以不要聊个通宵？”
那时我睡在餐厅隔壁的长椅上，睁着眼听大人们谈话，我一边听，一边问自己：为什么某些人会爱上彼此？为什么有人家里禁止小孩听摇滚乐或看电影？为什么我的一个叔叔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亲戚中有人爱小罗斯福总统爱得要死，有人却对他深恶痛绝？为什么我的一个表哥老爱耍狠，另外一个却对我亲切又有耐心？
我小时在母亲的办公室打工，做些数药丸、消毒塑胶手套和外科设备数量的杂务。我有时听到护士们窃窃私语谈论一些大部分小孩子无从知道的八卦─那个银行的女清洁工是一个妓女；送我妈花的那个有钱农夫，其实是想要我妈帮他女朋友堕胎；还有那个领我们进入教堂、笑口常开的男子患血癌快要去世了。
每个小镇都有一大群像莎士比亚名剧里的人物角色，镇上的酒鬼、老兵、同性恋圣诗班指挥、人品高尚或尖酸刻薄又从不出门的人，我全都知道。学校里的老师更是参差不齐，有的老师对学生漠不关心或极度无知，有的在十分认真地教我们诸如什么是秘鲁、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是什么或如何用简图来说明句子的结构等知识。辛苦教学的老师、梳着鸭尾头的街头混混、好心肠的葬仪馆工作人员和脾气暴躁的市长，我都和他们交谈过。我的邻居认为在公众场合穿着短裤是有罪的，这意味男孩子不能打篮球，儿童也不能在公共泳池里游泳─真是够严苛的信仰。
成长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家中的领导地位。我爸妈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家里的小孩经历了很多善意的忽视。当我们东倒西歪地在风雪中走了八个街区到达学校后，很多时候才发现学校当天取消了上课。一到暑假，我可以恣意挖一大碗冰激凌当早餐也没人管，然后我可以自己决定当天早上是要到图书馆看书，还是躺在杏子树下和其他小孩玩耍。我是家里拟订计划和协调各方的人。5岁时，我的姑姑问父亲我们全家要不要一起去野餐，父亲回道：“去问玛丽吧！家里的事都是她在规划呢！”
一些心理学家可能立刻将我贴上家长型儿童的标签─早熟且有责任感，而且他们可能会对我寄以同情。但是，我自己看这件事的角度和他们不同，在家扮演这个重要角色给了我极大的权威和自主，我很小就体会到辛勤工作和做个有用之人所能带来的快乐，我学会了烧饭、对儿童表现关怀、自己作决定、组织群众等技巧，也发现在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先要满足他人需求的道理，如果我能讲故事给别人听，帮他们烘烤饼干或逗他们开心，我一定会为他们所爱。
镇上流行的偏见是另一回事。镇上药房老板的儿子是跛脚，有一次犯了大错——企图亲吻另一个男孩，自此以后，他的人生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地狱深渊，至今我想到他仅因“与众不同”而遭受惩罚，仍会不寒而栗；镇上有一对双胞胎兄弟经常不洗澡也乏人照料，只因身为杀人犯之子，镇上的人便毫不留情地戏弄他们；另一个男孩大概牙齿有些毛病，每当他说话时总是口沫横飞或痰吐满地，小孩子都不敢靠近他，因为大家说他身上带有“细菌”；最后镇上来了一个原住民转学生，同学们对她视若无睹，仿佛拥有褐色肌肤就活该是个隐形人。即便当时我还只是个小孩子，但已觉察到这些行为不对。但是，我年纪太小，不知该怎么制止，我只知道我并不喜欢这些行为，也不加入这种残酷的游戏。我多么希望我能大声说，我曾为提到的这些弱势儿童挺身而出，但是我并没有做到这点，这也许就是今天我尝试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原因——我要为我过去的行为做些补偿。
我住的镇上四周到处是土拨鼠窝，在美国，你很难想象有比这个更偏远的乡下。那时夜晚的天空很清亮，我还记得北极光和冬天里罩着寒霜的星星。当电视还没有进入千家万户时，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我慵懒地躺在小镇广场上的榆树下，和一大群老人小孩打发时间。我经常在药房啜饮汽水、看漫画书，到了晚上，我便和朋友们四肢大张地躺卧在草地上观赏天上的银河，嘴里说些吓人的鬼故事。
我学会利用大自然的美景来安抚心灵和娱乐自我。暴风雨过后，我忙着拯救雏鸟和幼鼠。有一次，我养了一只喜鹊作为我暑假的玩伴。春天来时，我的家人从竞赛场上的猎人手里买下了一只幼狼，我与它们一直玩到秋天，才把它们放生。我们也在高速公路边捡过龟蛇之类的动物，放在水族箱饲养。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到室外走动，因为我了解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感到无聊或难受，大自然总会把我照料得很好。
到我12岁时，我已看完镇上图书馆里的每一本儿童书，并非我本事大，而是馆里藏书本就不多，我偏好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weitzer）、小罗斯福总统夫人和居里夫人的自传，我也喜欢《布鲁克林有棵树》（A Tree Grows in Brooklyn）、《大地》（The Good Earth）和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英勇的波兰儿童在没有父母的庇护下劫后重生的《银剑》（The Silver Sword）。
我在这个年岁也发现了《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并被它的内容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邪恶，这跟我以前见过的许多因误导、冲动和困惑产生的行为不一样，而是真正的大奸大恶。读完这本书后的几个星期，我吃不下也睡不好，我无法想象是什么原因允许大人这样杀害小孩，人类竟可以这样自相残杀，我的心因这本书的内容痛苦不已。然而，很奇怪的是，这本书也教给我什么叫作英雄，安妮至今仍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有时候，我的书也为我惹来麻烦。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度假，我带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打算好好读一读。这是一本探索人类亲密行为本质的心理方面的畅销著作，我父亲警觉地瞄了一眼书名，便推断我已沉溺在一些下流书刊里，愤然把我心爱的书丢到营火里烧毁了。
阅读带领我神游世界各地，每当我因家里的口角纷争或学校课业不顺搞得心烦时，书总能使我开怀并且平静我的情绪。有了书本，我在家里厨房翻搅豆汤时，心也能飞到伦敦与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相伴，或者随着神探唐娜姐妹（the Dana Sisters）或南茜·朱尔（Nancy Drew）的脚步，去查访珠宝大盗的行踪，我的心境因此变得更宽广了。
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比喻成始于初春、终于寒冬的一年，那么我的人生已然走到深秋时分，这个季节激发我对过去进行一次次反省。我童年时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片段─风平浪静的漫长暑假、姑姑阿姨们忙着把马铃薯装罐或揉面做水果馅饼的情景、深秋傍晚燃烧树叶的味道，原来是让我感受属于一个中年妇女的心痛和渴望。
萝拉，你的人生正值草木齐发的初夏，我很想知道你将如何开始这个季节。你曾说过求学时期，其他同学有问题时都会找你倾谈，当别人的知己密友，是你成长轨迹的一部分，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
回顾自己的来时路，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自己； 而了解自己，也有助于你的人生和工作。
我们一而再地构建属于自
己的回忆，它变来变去像梦
一般，任由我们想象。
(1) 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年1月1日至1998年5月29日，美国政治家。第2封信
并非人人都能当心理医生
亲爱的萝拉：
我刚与家人团聚庆祝圣诞佳节回来，家里的人各自准备着菜肴，晚餐后大家还享用了李子布丁，并交换了圣诞礼物。在吃墨西哥式色拉时，我的侄女告诉我她将来想要做一名网络管理员，我在她那个年纪时，这个职业根本还没有出现呢！我俩针对如何选择事业、擅长与喜欢某一项技能的差别，以及工作不应全以金钱为考量等问题，好好详谈了一番。我侄女说她听说坦帕市缺乏网络管理员，而且她一直想要住在靠近海滩的城镇。
我俩的长谈勾起我30年前凭一时冲动决定成为一名心理医生的往事。当时我还没有把握能找到人类学研究所就读，误打误撞地就进入了心理学领域。我一时兴起，走进校园的心理咨询中心求见临床计划主任，他鼓励我攻读博士，并保证会提供给我奖学金，我实在够走运，因为我太想念研究所了。今天我能够以治疗医生、咨询师、教授、作家、演讲者的头衔纵横职场，全拜我是心理学家所赐。萝拉！我知道你怀疑自己是否有天分成为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请容许我以“玛丽阿姨”的身份来谈谈这个话题。
心理医生就是坐在一个狭小、通常很不舒适的房间里，从早到晚八个小时，倾听一个又一个个案抱怨他们犹如木头人的伴侣、充满敌意的青少年子女、超爱掌控的老板。除非我们保有持久的好奇心，否则数小时下来，我们会很辛苦。像我们这样热爱心理治疗的人，往往很容易为人类陷入和摆脱困境的各种可能方式而深深着迷。
从事心理分析治疗需要体力、专注和耐心。这个行业不会让你名利双收，除非你有很强烈的帮助他人的动机，否则很难持之以恒。心理医生哈利·阿彭特（Harry Aponte）说他没办法一直对着他人工作，除非他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影子，或对方能在他身上找到部分自己。正如尊重理应是相互的，蔑视也一样，除非你对大部分人的基本感觉是正面的，不然，心理治疗并不适合你。
教我写作的一个老师曾经告诉我：“如果你向世界传达的讯息是‘人生像狗屎’，那就省省吧！”心理医生是不能散播负面信息的。人都是因为内心遭受折磨才走上心理咨询之路的，我们的工作大部分和人有关。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位有着一头及腰的金发、身怀六甲的美丽女子，进门抛下一句“我得了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后便大哭了50分钟，简直泣不成声。在第一次治疗中，我忙着递纸巾并静静地听她倾诉，最后我给了她一个拥抱，邀请她两天后再来。在第二次治疗中，我听她大谈三个年幼子女，和她那个赚钱不多、依赖她作决定且反过来需要她安慰的丈夫，这次她又哭了一会儿。我对她说：“你已经做到‘勇于面对问题’这个最困难的部分了。”我接着说：“你一定可以渡过这个难关！你比自己想象得更坚强，你的家人会尽他们所能与你共渡难关。”第二次治疗结束前我问她：“往后几天你要怎么过？”她泪眼汪汪地回答：“今晚我要带女儿去公园玩。”
个案史薇兰娜（Svetlana）的大礼是希望。她极为害羞，在中学时代是同学们嘲弄取笑的牺牲品，到九年级时，同学们对她的辱骂逐渐在她心里内化，她不再相信自己。逐渐了解她后，我发现她其实很爱动物，而且有一种另类的幽默感。我帮她找到一个可以骑马的地方，也支持她想在人道协会（Humane Society）做义工的决定。史薇兰娜慢慢培养了新的技能，也因此重建了对自己的信心，与动物为伍的工作让她远离了不怀好意的同学，而和一些年纪较长、心智较成熟的人相处。
我预言：“整个夏天，你会因快乐的时光和信心感到惊喜，明年你会碰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我的预测大部分都成真了：史薇兰娜和马群共度了一个快乐的暑假，当年秋天，她迈着勇敢的步伐进入高中，后来她的确也交了一个朋友。然而，她还是对我说：“我宁可去铲肥料，也不愿面对百分之百烂透了的高中！”这点我倒是可以接受，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每件事。
我们进入心理咨询这一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本人有强烈的私人需求。我从小到大都在扮演关怀和照顾幼小的“大姐姐”的角色，但同时我也十分擅长对别人呼来唤去，且过度有责任感。身为心理医生，我必须注意自己这两种人格倾向。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有时我们会把个案和我们自己的母亲、小学校长或初恋男友搞混，我们也必须明白什么人我们可以协助，什么人我们帮不上忙。举例来说，我没办法处理具有暴力倾向的个案，因为我怕他们。同时，我也无法原谅他们伤害妇女和小孩。
心理医生本身不必是心理健康的典范，我也认为我们需要理性地调整自我的心态。吸毒、精神变态和自欺欺人的心理医生会伤害心灵脆弱的个案，我们需要学习与人相处的良好技巧。我自己是从担任女服务员的工作经验中学到这些技巧的，整个高中，我都在啤酒快餐店当服务员。上大学后，我在各式各样油腻的小餐馆和甜甜圈店打过工，我应付过挑三拣四、动不动就生气的客人及势利小人、酒鬼、小气鬼。当然，我服务的对象中也有万人迷和爱开玩笑的客人，还有一些人好得难以想象。在我领悟了与凡夫俗子相处之道时，其实我已从中充分认识到了人类的荒谬和粗俗。
那些言行粗暴怪异、其他同学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生最好去找别的差事。研究所班上有一个心理不健全的心理医生罗伯（Rob），他是个尖酸刻薄、喜欢嘲讽他人，且以让他人感到自卑为乐的人。在观看罗伯的心理治疗录像带时，我们初级班的学生个个坐立难安。他在国家精神病院对他的第一个个案─一位患抑郁症的英语专业的女学生─进行测试时，个案很快就被他一连串带有强烈敌意的问题吓得泪眼汪汪，他问她：“你真的指望我会相信你说的？你是不是想耍我？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比较聪明的事啊？”我们的老师看起来被吓得目瞪口呆、沉默不语。几个星期后，罗伯转到实验心理学部门，从此大部分时间与实验室里的老鼠为伍。
我们这个行业享有的一件奢侈的事情是，心理医生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像警察、房东或酒店老板，我们在这行待得愈久，就愈有让人喜欢的资本。那是因为我们是从别人的视角来逐渐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知道大多数人都想要做个好人。
曾经当过别人个案的经历是我成为心理医生过程中上过的最好的一课。我记得第一次打电话预约时，我尴尬到连声音都变了，我觉得自己有点愚蠢和软弱，也终于了解到承认自己失败、把秘密告诉陌生人是多么不容易。我十分在乎我的心理医生怎么想，连一些微不足道的意见，我都认真看待，我也会注意他用什么牌子的笔，以及他什么时候眨眼睛。
我的心理医生是个谦虚、低调的男人，我会在周六早上去他家找他，他的太太会给我倒一杯咖啡，然后把我带到她先生的小办公室里。他看到我时会先微笑地轻声问：“怎么了？”然后专心听我倾诉，他并没有分析我的性格，也很少提供什么建议，有时他会开个小玩笑，基本上他对我很亲切。
有一次，当我试着描述我的感受时，他轻柔地建议用“愤怒”这个字眼。那一瞬间他解救了快要生气的我，帮我认清了自己很难觉察到的感受。
优秀的心理医生要能容忍模棱两可的状态，人类的情况常常变化多端、五花八门，又独一无二，没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咨询方式，最后，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是“要视情况而定……”。认为“这就是我的方式”或“人人都这么做”的心理医生是个失败者，他们非黑即白的二元化哲学，往往让那些处于灰色世界的个案抓狂。我们镇上有个只凭一招半式就行走江湖的心理医生，所有的个案不管遭遇到什么问题或是哪种性格，接受的一律是他那直来直往、专门分析行为模式的短期快速治疗。这样的方法不但没有用，而且可能对个案造成伤害。
表明问题的复杂性，是我认为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个案要的不是被分类归档，对个案解释他们的情况很复杂，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问题要是那么简单，个案也不会来寻求治疗。“复杂”是一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能为你争取到时间和空间，它暗示需要检视各种情况，看能否出现意想不到的发现。
心理医生要能厘清问题的真伪和深浅，以及是长时间累积还是只是一时的问题，我们需要海明威式的方法——“连笨蛋都会使用的狗屎侦测器”。混沌不清的思考和粉饰太平、拐弯抹角的意见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我曾经在一所精神病院碰到一个嘴巴很甜，但脑筋不太清楚的心理医生，她告诉我她对每个人都给予无条件的正面关怀，甚至对精神变态者和介于精神崩溃边缘的个案也是一样，她还引用披头士的名歌《你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我想个案需要的不只是这些，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弄清问题、展望未来，而且有些人需要象征性地被踢一脚。
不加判断可能指的是好坏不分，而立场开放也可能意味着没有原则。好的心理医生能平衡好保持传统基本常识和鼓励新思潮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我们的了解是否够深入，或我们的意见是否恰当。我们的工作内容大部分不是硬邦邦的科学，心理治疗应该涵盖科学、直觉和亲切关怀的态度。因为在心理治疗上能真正发生疗效的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与另一个有血有泪的人之间产生互动联系。
不要被我所列的一大串看起来很难做到的要素吓到，对我们这一行感兴趣的人与生俱来就有这些特质，这也是我们成为心理医生、努力解决人类问题的原因。萝拉，你除了需要再多几年的经验之外，已经拥有成为一名优秀心理医生所需的每一项条件。
从事心理分析治疗需要体力、专
注和耐心。这个行业不会让你名利双
收，除非你有很强烈的帮助他人的动
机，否则很难持之以恒。第3封信
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亲爱的萝拉：
现在正值南达科塔州印第安人所谓的树枝噼里啪拉响的月份，这个季节因冰风暴常折断树枝而发出很大的噼啪声响而得名。下个月将是寒霜降临的月份，三月底则会带来茫茫的大雪，这些月份的名称可以带我们一起窥探南达科塔人如何与大自然相处的奥秘，我多么希望今天我们也能使用这些古老节气的名称。
我现在正动手拆除圣诞节庆的摆设装饰，并对今年收到的圣诞卡片做最后的浏览。我的个案桑德拉（Sandra）寄来一张她的爱犬普拉西多（Placido）的相片，这次是普拉西多站在花园吐着舌头，它的颈上还围着一面美国国旗。桑德拉以卖炸甜甜圈为生，生活重心就放在普拉西多身上，这只狗给了她心满意足的友谊。过去几年，我收到满满一抽屉普拉西多的照片，它们提醒了我宠物对人类有多么重要。
很多个案就是从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救赎的。多妮拉（Donella）一直想要养一只宠物，但是她又为自己找了一大堆不应该养宠物的借口，例如，她对猫毛过敏、目前住的是狭小的单间公寓、经济拮据买不起猫食、猫的大便难处理、看兽医要花很多银子等。然而，“9·11事件”后，多妮拉就没法专心工作了，于是她跑到“人道协会”挑了一只暹罗猫回家养。事后她说：“要是没有苏菲（Sofie），我非得服用抗抑郁和治便秘的药不可。”
失去宠物的感受，比大部分人想象的，或我们这个文化一般所能了解的都要痛苦。很多个案在为失去宠物痛哭的时候总是很抱歉地说：“我觉得为了宠物那么沮丧，实在很蠢！”不过，他们又加了一句：“我比我父母去世时哭得还伤心。”宠物的可爱打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但是身处在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社会，我们很羞于承认这点。
在珍妮·古道尔（Jone Goodall）制作的一部名为《儿童与大自然》（Children and Nature）的影片中，有心理问题的儿童都被送到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宠物学习营。刚开始时，管理员需要盯着这些小孩，以免发生虐待动物的事件。很悲哀的是，心理受创的儿童伤害动物的情形十分普遍，但慢慢地，他们开始喜欢动物，而且都挑选了自己心爱的宠物，有些人会有些迟疑不敢去碰触他们的宠物，生怕伤害到他们。过去，这些小孩除了自暴自弃外，对自己没有其他的感受，他们甚至期待自己会一不小心摧毁他们所爱的一切。当他们开始对他们的宠物付出关心，并且和它们建立关系后，他们终于体会到他们的宠物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活下去，也首次体验了对他人毫无条件的正面关怀。
动物不能按照时钟运转来作息，更别说按照计算机或微波炉时间来作息。最近，我去了南达科塔州市集，与一群展示他们饲养的牛的儿童打成一片。我心想，这群牛行动的速度和一千年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是在今天，把孩子的脚步放慢到与牛相同的速度，便可以对小孩产生治疗效果。
生命的律动会有同步发生的时候，所谓“共振原理”（entrainment）指的是生物体聚在一起时，很快就能搭上彼此节拍的一个生化法则。我们在自然世界中会很自然地放慢脚步，神奇美妙的事紧接着就会发生。去年八月，我和儿媳躺在毯子上观赏天上的英仙座流星雨，我们一面呼吸着夹带青草味的冷冽空气、数着陨落的星星，一面聊着天，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这天晚上是我们结为婆媳以来最畅快的一次交流。
萝拉，你已从攀岩和泛舟的运动中了解到大自然的效应。当你跟着水流的速度划进时，你的呼吸频率也跟着改变。你的感觉器官张开，闻到了树木的芬芳，也听到了流水溅开的声音。南非的科萨族人（Khosa）深信当没有人去注意日出日落和月圆月缺时，人类将遭到诅咒和灭亡。我同意这个观念，如果我们过于漠视而对“樱桃转红的月份”来临毫无察觉，那么在天地宇宙间，我们还能和什么打交道啊？
也许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让我们可以领悟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理论上，我们可能在商场突然感到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但那里通常不是这种感觉发生的地点，在四周环境安静停滞时，灵光才会迸现。
有一次，我和吉姆（Jim）跟着民谣歌手布奇·汉考克（Butch Hancock）一起去露营，我们一路开到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界的大弯国家公园（Big Bend National Park）。公园里，仙人掌花在长如蜡烛的枝头盛开如火，野猪和土狼在柳树林、颠茄和牧豆灌木丛间徘徊觅食。那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驾着独木舟沿着格兰德河逆流而上。傍晚时分，我们煮着晚餐，搭好帐篷闲聊，即使先前在河上泛舟时，我和同伴之间的谈话都仅限于客套式的问答。当天乌云密布，大家也都感受到了恹恹的寒意，我的心情也很低落。就在那时，太阳破云而出，在河谷四壁上照映出如火般炫目的古铜色，布奇转向我兴奋地大叫：“快来看！这就是那种真的可能发生的奇景！”我不确定布奇这句话的意思是否和我理解得一样深入，对我来说，这是个暗示。现在，每当失意时，我就会想起那天如同被火烧红的峡谷墙壁，并告诉自己：“好好看看周围可能发生的美好事物吧！”
萝拉，你无法计划顿悟的发生，但是你可以建议你的个案在夕阳西下时出门散散步，在群星交辉的夜晚，裹着毯子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然后，你十指交握，期待一只天鹅飞过月亮的脸庞，或者梓花如雪片般吹落在你个案的身上。
任何时候，只要面对心里想不开的个案，不妨考虑建议他们养一只宠物，没有什么比看到小猫咪在火炉前玩耍更能让你平静下来。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大部分的人都可以从一只忠狗热情的迎接中得到一些安慰和疏解。下次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把我最近收到的普拉西多的照片秀给你看。
失去宠物的感受，比大部
分人想象的，或我们这个文化
一般所能了解的都要痛苦。第4封信
抨击家庭并不能解决问题
亲爱的萝拉：
安妮·狄勒德（Annie Dillard）曾说：“你若整天看书，便算是善用一天了。”这句话最适合二月天，一年的这个时节，我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守在炉火旁看书。通常我会先从和工作有关的书籍和文章开始读起，一小时后，我会改读从小就爱看的凯瑟（Cather）和特罗洛普（Trollope）等人的作品。窗外天寒地冻，四野一片漆黑，偶有微星闪烁，但是屋内温暖明亮，内外对比鲜明，颇有趣味。
昨晚我翻阅一个有关快速深入治疗的案例，这个咨询方法虽然只有几个疗程，却深深改变了接受治疗的个案，读到此时，我心头一震，好一个虚假的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要花时间建立的，当我们以为能在仓促的情况下给个案提供高质量的建议时，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削去了我们本可以审慎思考他们处境的冷静空间。更有甚者，如果我们忽略了他们人生中的经历，而贸然提出激进的建议，且拟定浮夸的改造计划，可能会伤害到个案。
这位个案是位非洲裔美国妇人，她和一个她不是很爱的男人同居，也极讨厌目前的工作。之前，她已经吃了一阵子抗抑郁药，并对心理医生形容自己长期处于这种痛苦状态中。心理医生问起她的家族史，她提起她的母亲曾在一个葬礼中说出很刺伤她的话，心理医生便抓住她母亲的那些话不放，认定这便是造成她长期抑郁的原因。他觉得个案的母亲长久压抑她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却忽略了其他可能的问题，例如，个案不理想的工作，犹如木头人的同居者及缺少可以倾诉的朋友。他也没有调查个案的运动习惯，是否有喝酒、吸毒的习性，或者黑人妇女在这个国家经常面对的一些重大问题。相反，他帮着个案挑起对母亲的愤恨。仅仅根据从个案那儿听来的几句话，心理医生便把个案的母亲妖魔化，来制造一个简短和深切的经验，这样的互动方式错在哪里呢？
在几乎缺乏信息的情况下，这位心理医生鼓励他的个案改写她的过去，重新规划未来的人生。他只附带讨论了一下检验主观事实的重要性，但这个事实仅限于个案描述过去发生的几句模糊不清的话。在我看来，这个是一种很麻烦的处方，那位心理医生的做法如同在蛋白酥皮上盖摩天大楼。
很多个案的人生已扭曲变形，他们主观认定的过去也会跟着改变，来找我们寻求协助是为了检验他们主观认定的事实，或者重建比较可信的事实，这也是心理医生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不知道这个案例中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个案的心理医生对这位母亲也毫不知情。所有小孩对父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怨恨，没有人觉得自己被父母真正了解。我爱极了电影《YaYa私密日记》（Divine Secrets of the Ya-Ya Sisterhood）中谢普·沃克（Shep Walker）的台词，在被问到“你是否得到足够的爱？”时，他回答说：“怎样才叫作足够呢？”
那位心理医生做了一个不太站得住脚的假设：如果女儿不快乐，一定是她家人的错。事实上，诚实的父母不一定能教养出诚实的儿女。我认识一位心理健康的女性，她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是个酒鬼；我碰到的不快乐的大人中，有一些来自以儿女为重、感情敏感的家庭；对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夫妇有时特别没有儿女缘；反而粗心马虎的父母却能养出极有成就的小孩。其实，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
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家便将家庭视为疾病滋生的温床，我们教导心理医生要去寻找生病的动因、隐藏的遗传密码和家庭加诸在家庭成员身上的无形压力，我们也鼓励个案回想成长路上微不足道的小事、错误及他们曾被伤害或被误解的记忆片段，在重启记忆的过程中，我们甚至会“协助”个案勾起他们已经忘怀的伤痛。
当了30年的心理医生，我深知有些家庭发生过可怕的人伦悲剧：我曾经看过一名美发师妈妈常虐待她女儿；我治疗过近亲通奸的受害人和被父母遗弃的儿童；我也曾目睹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商人谈起他那苛刻的父亲时，掉下了男儿泪。然而，我相信我们怨恨家人的同时，我们也痛恨自己。
心理医生过去习惯用不健全家庭的例子来解释人类的痛苦和挫败，这种做法严重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做着缺乏意义的工作、花很长时间上下班、住在单调贫困的郊区，以及对贫穷、战争、死于非命或环境灾难的恐惧等。我们还忽略了一个自上帝造物以来人类早已知道的事实─大部分人的人生并不快乐。
心理学领域中的很多理论对家庭的功能并没有好的评价。我们使用“自主”和“独立”等正面字眼来赞扬冷漠疏离，而用带有惩罚意味的“共存”和“纠结”等负面字眼来形容家人间的亲密关系。像“精神上的乱伦”这样的用语，便是把家庭中很多表现爱的行为看作是病态的，而且让人类彻底搞不清楚爱的本质。我们长篇累牍地详述家庭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却没有清楚地阐明家庭可能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向鼓励个案放手去追求他们的梦想，不要去理会渴求他们探望的高龄祖母、博取关注的儿女或需要支持的兄弟姊妹。
家庭或许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生命意义、人际关系和人生快乐的最大来源。我想起一位来找我治疗的妇人，大约四十出头，她的三个儿女都已上高中准备展翅飞离家庭，她由此开始出现自我预设性的忧伤症状。她说：“我多么希望能在我们家周围筑一条护城河，全家便可以守在一起不分开，往日的时光是多么快乐呀！”我记得我女儿5岁时，一头钻进她爸爸的怀抱中说：“我实在幸福得快要融化了！”
当然，身为心理医生，我们免不了要探讨个案受伤和愤怒的感觉，而且有时候，个案需要为他们在家里能容忍及不能忍受的行为设立一个限度且表明立场。但是，强化家人间的关系始终是我们的目标，即使是对来自暴力家庭的个案，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建议：“找一个家族成员好好去爱，即便他只是一个搬了两次家、行踪不明的远房表兄，你还是要找到他，和他建立家人关系，每个人都需要亲人嘛！”
家族在遭遇到问题、找不到出口时，会向我们寻求帮助，这通常意味着家族至少想要解决一个以上的问题，这种方式反而使情况更糟糕。一个妻子想要博取丈夫的注意，因此她经常对她的丈夫抱怨，她的丈夫却感受到威胁，反而更加退缩；父母希望能与青春期的女儿多沟通，要她报告很多事情，女儿却因此变得更想保留，然后，父母又要求知道更多。
写到出现问题的家庭，我想到了威尔森一家（the Wilsons）。皮衣不离身的爸爸有一头红色鬈发，经常骑着摩托车到处跑，两个儿子也穿着同样款式的黑色皮衣外套，有着同样飞扬的红鬈发。这家人来找我是因为两个男孩在读到高中时都遭到退学，爸爸坚持让他们继续念书，但是儿子以不上学、不做功课来展现他们的男子汉气概，标榜他们是正宗的父子，因为他们的爸爸也是念到高中就辍学了。他们一家人在我的办公室正儿八经地大谈学校成绩及与老师的会谈。但是，有一天，我不小心在“奶品皇后”冰激凌店遇到了他们父子仨，他们正对着冰激凌上的香蕉碎片开怀大笑。吃完后，父子三人戴上安全帽、跨上摩托车绝尘而去，消失在夕阳下。看到威尔森一家在真实世界的表现，我提醒自己，心理治疗只是我们个案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有责任不把他们生活中的其他已发展得不错的部分搞砸了。
从我进研究所读书后，我们这一行对家庭严苛的见解已稍有软化，心理学界开始有一些正面的行动，且很多临床心理医生也愿意重新思考他们的态度。在社会文化逐渐被腐蚀的今天，大部分心理医生都了解身为父母所面临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很多家庭需要的不是被解剖分析，而是外界的支持。萝拉，你仍会在指导课程、书本和教室中体验到无数家庭的挫败和创伤，我希望你处理每位个案时都要经过全盘思考。
所有家庭听起来都有些疯狂，但那是因为人类本来就有些疯狂。当我们把个案和他的家人隔绝时，我们便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对家庭的信念，那我们拿什么来取代家庭呢？倘若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相信，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人呢？
如果一个个案告诉你，你比他妻子还要了解他时，你可以回答：“但是，我没有每天早上在餐桌上看到你啊！置身事外对我比较容易，因为我每个星期只需跟你相处一个钟头，我也不需唠唠叨叨要你去除草。”若个案一开口就是“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你可以说：“我们先不要管你的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面对一个劲儿抱怨父母应该为他的自暴自弃负责的个案，你可以说：“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也可以谈谈怎么做能让你更快乐一点。”
家庭纵有再多的缺点，但毕竟是祖先留下来的制度，是真正的避风港。我们的个案失业、生病住院或需要有人出席他们的保龄球锦标赛时，是家人陪伴在他们身旁，而不是心理医生。我引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家，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接纳你的地方。”在同一首诗中，他也写道：“家庭，你不见得有资格拥有，却不知怎地就为你存在。”
面对需要治疗的家庭时，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在没有你的协助下，早就共同解决了1000个以上问题。你可能看到了他们生命中的寒冷二月天，但寒冷的二月不会永远逗留，六月终将降临，轻轻地踏出脚步，不要去修复原本就没有破损的关系。第5封信
心理治疗没有捷径
亲爱的萝拉：
过去几天，我守在爱荷华州孙女家中。我们舒适地蜷卧在室内，一边看着电视上的路况报道，一边张望着窗外的大风雪，我从没有这么快乐过。8个月大的小凯特（Kate），可以取悦你了，摸她、看她或听她叽里咕噜地发出各种可爱的声音，真的很好玩。我喜欢看儿子抱着凯特跳舞，就好像昔日我和父亲相拥而舞一样。不同的是，杰克和凯特手舞足蹈时放的是凡·莫里森（Van Morrison）的摇滚乐，而当年我跟父亲跳舞时放的是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爵士乐。
我从孙女的双眸中看到了奶奶的眼神，我从她的一些手势中回想起我的母亲。在儿子家做了几次客后，我想到时光一去不复返，如果有幸，我还可以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我们一家七代的血脉延续─上自我的曾祖母，下至凯特将来所生的子女。我也想到我可以在凯特的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希望她能够达成她的意愿，运用她的天赋造福人类。
心理学者弗兰克·皮特曼（Frank Pittman）把他人生的发展过程称之为“灵魂的成长”。个案来找我们通常是为特定的问题所困，譬如在商店顺手牵羊失手被捕、长期失眠或工作令人生厌但又害怕被辞掉而心生焦虑，他们可能因厌食或暴食、与情人间的感情不好或自己的小孩在学校成绩不好而痛苦不堪。他们通常期待的是只要花很少的心力便能很快解决问题，有时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到这点。但是，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往往牵连其他，特定的问题到头来变成了更大问题的暗喻或症状。
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那个男孩之前因入侵学校的计算机系统而被抓。他晚上常熬夜上网玩计算机游戏，他不仅偷偷玩计算机，在交朋友和处理金钱上也都神秘兮兮，不让家人知道。母亲早在多年前便已离婚，男孩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生父，他们住的地方离其他亲戚家很远。如果想要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要真正了解这位母亲、男孩及他们的生活环境。
另一位下着紧身蓝色牛仔裤、上穿低胸羊毛衫、足蹬高跟鞋的女士，跑来向我抱怨她丈夫不再花时间陪她，她怀疑丈夫有外遇，“我每天都到健身房报到，体重维持到跟婚前一样”。她又加了一句：“如果他真的有外遇了，我会去自杀！”我问她：“你生活中除了你的丈夫之外，还有什么？”
深入治疗牵涉对表面怨言的处理，并且借此引出更深层的问题。有时我们需要问一些很冲动的问题，例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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