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 柯林斯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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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住院医生成长手记试读：
小罗的“白大褂”与小柯的“柳叶刀”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这是一位年轻医生的坦率提问：这年头做医生，心中总是五味杂陈，坊间不断传来各种伤医、毁院的负面信息，挫折、忧伤的情绪不时袭上心头，最初憧憬的职业神圣、崇高、尊严、成就感早已被现实的洪流淹没，甚至被击碎了。未曾想到医生的职业生涯如此艰困，迷茫、苦闷缠绕心间，应该拿什么来纾解？进一步回想，我是如何踏进医学之门的？那一刻不免有些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古往今来，不是医学世家的传习，就是亲人罹难的悲痛，或是生命奥秘的召唤，还有隐秘快乐的诱惑。我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为什么要迈进这个充满着艰辛与快乐、苦难与风流的职业？医学真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吗？缘何它就神圣了？年轻医生应该如何面对职业挫折，如何渡过职业生涯的激流期？
应该感谢这位勇于思考的年轻医生，他从现实激愤中触摸到诸多医学职业的母题。譬如如何品味职业的神圣感，医疗中都有哪些隐秘的快乐，以及职业生涯中的激流（挫折）期如何渡过？唯有把这些母题都思考透彻了，才会奋力坚守这个充满艰辛与快乐、苦难与风流的岗位。
能够回应这位年轻医生诘问的智者在哪里？被你捧在手中的书里就有两位：艾伦·罗思曼（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与迈克尔·柯林斯（梅奥医疗研究中心的住院医生）。他们是同龄人，他们以平视的眼光、平实的故事给人们带来一段平静的心灵拔节，记录了他们精神海拔的缓缓提升。他们的故事涵盖了医学生、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三个时段，深度展示了一位医者成长必然要经历的两个关键时期——斜坡期和激流期的苦闷与乐观、困境与突围。《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是医学生罗思曼的处女作，小罗姑娘的笔下描绘了一个医学生在哈佛医学院“全人教育”背景下学业与心智共同成长的平凡故事。故事从开学伊始，校方给医学院新生授予白大褂的仪式说起，那一天她的心中充满着喜悦与忐忑、神圣与敬畏，自此她翻开了医学职业生涯的第一页。很可惜，当时她领到了一件不合身的白大褂，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她内心的那一份对职业荣耀的眷顾，毕竟为了迈入哈佛医学院，罗思曼思恋得太久，也付出了不少。当她第一次接触临床，就感受到白大褂赋予医者的神奇权威，自己只是一位22岁的年轻医学生，一张稚嫩的脸，映衬着毫无临床经验的、惴惴不安的心，一旦穿上圣洁的白大褂，就可以让一位饱经风霜的73岁的老妪把她当作疾苦的倾诉对象，生命的拯救者。在罗思曼眼里，那件绣有深红色“哈佛医学院”字符的白大褂凝聚着信任与勇气，是医学生们陪伴病人穿越苦难与死亡峡谷的坚硬盔甲。
无疑，医学教育不只是简单的技能训练（一教一练，一教一学），不仅教授健康与疾病的形态、功能、代谢变化，打起灯笼找证据、掘地三尺做检查，像汽车4S店里的修车技师那样只想着“换零件”，毫无共情、敬畏与悲悯地干预身体与器官；医学是人学，是心灵、情感、意志塑造的教育与教化。医生要在学生阶段初步完成精神发育的历程，学会如何与苦难相伴、与死神周旋、知晓技术与人性如何融通、医生与患者如何共情、如何实施关怀与抚慰。医生不仅要重视生物医学信息的汇集与数据挖掘，还十分重视患者社会心理的分析与情感的挖掘。
哈佛的培养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科研型的（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模式，另一类则是临床型的“新路径”（New Pathway）模式。新路径改革始于1985年，开启了哈佛医学教育的新格局，罗思曼医生在1994年入学，正好赶上这场教育改革。与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相比，新路径将医学生快速推向临床境遇。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找回失落的那顶人文“草帽”，需要更多地补充医学人文知识与临床人文胜任力，实现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医学生下午的课程一般都是人文、社会、公共卫生和卫生政策课题，让学生能够在更广的视野中思考医学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培养他们强烈的职业神圣感与使命感。“问题为中心的教学”（PBL）则主要针对医学院一、二年级的基础医学模块，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小组式的分享与互动学习，通过阅读、提问、相互讲授，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与学习伙伴共同研讨的习惯。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通过分析真实病例而非背诵课本的方式让学生把握医学基础知识。它重视医患关系的探寻、演练，强调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运用现代医学。《哈佛医学生的历练》讲到一门“患者—医生”（Patient-doctor）的课程，贯穿了罗思曼在哈佛求学的全程，从一年级就开始了，课程包括I、II、III三级。其中I级和II级课程侧重于病史采集与查体练习，与中国的诊断学教学颇为相似，但哈佛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临床境遇之中，融入了诸多人文关怀的原则与抚慰技术。III级课程旨在帮助医学生掌握复杂的交往能力，包括排解忧伤、克服恐惧、告知坏消息，为日后成为真正的医生做好精神、情感上的预备。哈佛还特别强调医学生“共情”与“反思”技巧的培养，因为没有共情就没有反思，也就没有对“患者利益至上”信念的坚守。
罗思曼讲述哈佛的另一项教改也颇有创意，那就是“纵向学习”（longitudinal study）。现代医学的专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医学生的学习可谓“盲人摸象”，容易“目无全牛”。在病房里实习期间，与某个病人的接触通常只有两三天或者三五个小时，看到的只是疾病的“冰山一角”。比如心肌梗塞的患者，在进行心脏造影、球囊扩张、安置支架之后，很快就出院了。而患者的社会身份、性格类型、既往病史、社会交往史、出院以后的用药、康复情况、依从性、精神状态，都在视野之外。而这些，直接决定了病人的预后和转归。哈佛的具体做法是，让医学生在一年中随诊若干典型患者，如罹患心梗、糖尿病、中风、癌症等疾病的病人，和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医生保持联系，每月追踪病人身—心—社—灵四个维度的波动情况，获得完整的“疾苦”拼图。
罗思曼这样的医学生通过“患者—医生”这门课以及随后两年的临床跟班，都掌握了哪些独门绝技？感悟了哪些医学的真谛？修成了怎样的正果？罗思曼用她的妙笔诉说了一箩筐的故事，她要告诉后来者，其实，临床各科疾苦的征象大相径庭，住院医生的应对风格也各有迥异。最富有挑战的是急诊科与妇产科，这里不仅有技术难题，还有伦理的困境。透过这些故事，哈佛的医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疾病征象揭示与解释的技能，还具备接纳疾苦体验倾诉与抚慰的能力，知道如何警惕并克服诊疗活动中医生的“三大自毁行为”：冷漠、傲慢、贪欲（奥斯勒称其为“三宗罪”，但一些医者常常在内心为自我辩护，做各种合理化论证）。他们也知道如何面对患者疾苦时应激的“三大躁乱行为”，即盲目、偏见、戾气（在当下中国，医患纠纷常常发端于此，只因社会缺乏系统的疾苦与死亡教育，事发现场缺少真诚引导与理性解释），他们完成了技术—人性双轨认知，培育并夯实了共情能力、关怀能力、反思能力、纠错能力。就罗思曼而言，4年的哈佛学习生活不仅修成了学业优异的正果，还收获了与同学卡洛斯的爱情，毕业后双双去了印第安保留地行医。《梅奥住院医生成长手记》出自住院医生柯林斯之手，小柯原本是一位蓝领人士，开过出租车，做过建筑工人，因仰慕医生职业的高贵与神圣，重回校园完成大学学业，大学毕业之后幸运地考入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经过4年寒窗苦读，终于获得医学职业的入场券，然而，一场住院医生的入职面试，整得他灰头土脸。他在大学期间没有发表过论文，没有做过专门的骨科训练，对专科缩略语一无所知，差一点被梅奥的面试专家淘汰出局，好在他的灵机应变与谦卑好学的姿态得到了梅奥医疗研究中心主管的青睐，他侥幸过关，成为了全美排名前三的梅奥医疗研究中心的住院医生，两年后晋升为高级住院医生。由此可知，美国医生在人们心中的神圣感首先是众多的高门槛（入学，入职，专科资格，晋升等）堆砌起来的。
柯林斯在梅奥担任住院医生的前几周里，除了辛苦与紧张之外，最大的震撼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即使大专家也未能超越，也会有各种差错发生。他在跟随被称为“全能先生”的考文垂教授做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一位病人没做手术的髋部也有金属丝缠绕，原来，一年前，考文垂教授没有复核住院医生的手术标记，将患者健侧的髋关节外包韧带打开了，虽然及时纠正，还是留下了修复的印记。考文垂教授后来通过诚实的沟通与良好的照顾得到了患者原谅，但他总是用这件事来教育学生，警示自己。
让柯林斯困顿的还有住院医生微薄的薪酬。美国医生的高薪是全世界医生所羡慕的，但是住院医生却只有每小时2.5美元的收入，这对于已经成家，并育有两个孩子的柯林斯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窘迫。为了节约开支，他只能购买二手车代步，而且还只能选择行驶了25万公里以上的旧车，以至于二手车行的老板甚至怀疑他的医生身份。为了补贴家用，柯林斯还必须同时兼职挣几份工资，这使得他疲于奔波，却也让他从不同层级医院的临床病例中相互借鉴（专科思维与全科思维互补，应急处置与慢性病管理能力兼备），获得更丰富的临床体验，并在短期内脱颖而出，两年后升任高级住院医生，不过，家庭接二连三地添丁使得他的财务状况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三年住院医生生涯结束时不得不选择离开著名的梅奥医疗研究中心（梅奥的薪资并不是最优渥的），就在离开梅奥返回家乡芝加哥履新时，一件更“囧”的奇境发生了，他无力全额支付搬家公司的费用，只能先付1/3，然后只身赴任，请求新医院提前预支一次周工资才把剩余的搬家费结清，这一窘迫的情形让许多中国医生读者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些真实的生活境遇恰恰是一个美国青年医生跨越职业生涯激流期的真实写照。
印证罗思曼与柯林斯所述经历的中国伙伴是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年轻大夫杨远帆，杨远帆在忆及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的岁月时这样写道：医生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中“勤奋”“博学”“有社会责任感”等美好词汇的代言人，但是看一眼美国青年医生所付出的时间与热情，就知道这样的尊敬来之不易。住院医生必须每天在凌晨3点半起床，搭波士顿早晨的第一班公交车（出门的时候地铁还没发第一班次，必须搭汽车），再转两次地铁，才能最早到达医院。早晨4点多的第一班公交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医院的外科大夫或者实习医生，到了麻省总医院几乎都会下车，而且很多医生在路上直接穿着刷手服，所以公交上目之所及是一片浅蓝，这趟车也被人称为“波士顿医生专车”，每次早查房时病人们感叹医生来得好早，他们常笑笑说：“We are on a different cycle！”（我们处在不同的时区！）白天医院外科的手术量很大，有的主治医生一个人甚至要排六七台手术，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住院医生来协助完成主要的操作，主治医生在一旁指导和教学。没有这些经验丰富、吃苦耐劳的住院医生，他们不可能完成如此大的手术量。我们可以这样揣摩美国年轻医生的心思，他们艰辛付出的“盼头”是有朝一日跻身于高薪阶层——美国住院医生若能熬过resident（实习医生）和fellow（住院医生）做到attending（主治医生）就会有一份好收入。或许是“先苦后甜”模式激发了他们的奋斗，但认可并接纳职业生涯的激流险滩期才是最重要的。就搏击职业生涯激流的勇气而言，小杨大夫最深的感触是：“我们真的没有他们（美国医生）那么努力”。
面对中国当下“病人看病真难，医生看病真累”的转型期困惑（国人步入小康社会后，对健康的关注更多，希冀更高）与医改难题（求医不甘，死不瞑目），应引导病人科学就医、分层就诊，劝导他们克制做“三好病人”（上最好的医院，看最好的医生，吃最好的药）的欲念。不必盲目涌到大医院看病，还是应强化基层服务能力，扩大危急症、疑难病的诊疗平台，增加医生的数量，减轻医生的劳动强度。这些都是改革的可选项，但都不可能改变医学扶危济困的社会服务（非常态）定位，也无法彻底改变稀缺的医疗资源（专家门诊、检诊、专科病床）与突发危急症、夜间救助等的矛盾与压力，医学界还是需要一种坚韧的奋斗精神与慈悲的大爱情怀作为信念来支撑。有了信念的点金石，苦与累就会升华为坚毅、韧性与纯粹，而不是滑向怨（牢骚）、混（资历）、熬（年头）、捞（实惠），才能让内心归于平静。
无疑，医学从古希腊医圣手中的蛇与杖，到现代医生身上的白大褂、手中的听诊器、柳叶刀，充满各种仪器的检验大楼，变得越来越物化，而且越来越期许靠物质去填平物欲，轻慢甚至否定职业精神的启迪与启航作用，这才使得如何渡过职业生涯“激流期”成为一个严重的身心困境。然而，现代性的可怕魔咒是“物欲沟壑，越填越深”“物欲越甚，灵魂越空虚”，因此，灵魂的不安与躁乱，才是职业生涯“激流期”最难战胜的江心漩涡。
夜深人静之时，每一位年轻医生都应该认真地问问自己：当初，我们为何选择医学？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医生？未来，我们有怎样的职业前景？一位终日帮助他人直面苦难、穿越苦难、超越苦难的人，自己应该如何直面苦难、穿越苦难、超越苦难？我们还愿意为坚守初心再打拼一程吗？还愿意为明日霞光再爬涉一段长坡吗？想明白了，心里也许会好受些。王一方医学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研究员。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硕士生主讲医学哲学、医学思想史、健康传播、生死观等课程。
做医生，我不悔
值此中文版《梅奥住院医生成长手记》出版之际，我深表荣幸，并希望与每一位读者分享我生命里的一个重要篇章。
早在立志成为医生以前，我就渴望能成为一名作家。就在经历那一段喧嚣骚动、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住院医生岁月时，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段值得书写的人生。由于严重缺少睡眠，我预见到自己将不会总能清楚地记得周遭发生的一切，于是我竭力挤出时间来记录点滴感受与经历，有时是在手术前后，有时是在急诊室，还有时是深夜在兼职的医院里。直到现在，某个角落的箱子里还存有那些字迹潦草的记录。
结束了住院医生生涯，我又忙于养家糊口和新的工作，留给写作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这些笔记便静静地躺在地下室的某个抽屉里，直到15年后的一天，我终于决定要书写这段人生历程。促使我下定决心的因素之一是我偶然看到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意在评估医生们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满意度。其中一个问题是问执业医生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继承衣钵，其中超过50%的被调查者不鼓励孩子成为医生。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深表遗憾。如此多的同仁并不像我，他们没有感受到医疗事业的高尚与价值。我不得不认为他们已迷失了方向。当然，当前医生们遇到的挫折比我扔掉铁锹、决定做大夫的那个时候多了不少。医疗事故、费用偿还、公文，还有让我们逐渐屈服的保险业，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因素，但它们并不能抹掉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医生，我们很荣幸地接受了专业教育，也有能力帮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人们。虽然医疗的很多方面都已经改变，但不变的是基本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作为医生的你，仍然要打开那扇门，坐下来，与病人沟通，为病人做检查，希望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从一份职业中得到什么呢？
正如你接下来在书中要看到的那样，我成为骨科医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但工作辛苦，而且还需要长时间劳作。不过，我并没有尝试淡化医生工作的辛苦，而是希望当今的年轻人从我这段疯狂、繁杂的经历中感受到：当医生真有意思！今天，当我回首这段岁月时，心中不是庆幸它早已结束，也不是憎恨它让我如此辛苦，而是一种怀旧的喜悦：那个时候的我正奔跑在这条荣光大路上，沿着救死扶伤的传统前行。我的妻子，在那段日子里付出许多，也牺牲了许多，她和我的感慨相同，我们都认为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误认为成功即意味着不再需要紧张工作。他们被告知工作是讨厌的，一定要能避免就避免。我在从医的道路上获得了满足与喜悦，也鼓励年轻人这样想，从事一项高尚的工作会让人感受到自我的价值。我不会说我喜欢在我当住院医生时那些不眠的夜晚和长时间的劳作，但我会说那是必要的过程。我想成为骨科大夫，所以我需要这些辛苦和磨难，它们会在我职业生涯初期训练我，使我习惯作为一个骨科大夫必然会遇到的艰苦。
回首过往，让我惊讶的是我竟然热爱这段经历，也痴迷于帮助被病痛折磨的人们之后的那种神奇的满足感。能够逐渐练就原本复杂、困难的技能并能用之来帮助别人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妙！因此，对那些考虑选择从事医疗事业的每个人，我会说：在成为医生的道路上，你会遇到一些糟糕的事情，你的身心也会备受折磨，但在最后，它值得！所有的都值得！
圣·玛丽医院急诊室
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医疗研究中心
第4年 6月
急诊室的门“砰”地被撞开，急救护士们推着病人鱼贯而入。我在旁边跟着一路小跑，冲进了外伤第一诊室。“男孩，14岁，拖拉机碾伤！”急救护士汇报，“我们到时还有意识，高压100、低压60。右腿完了——开放性骨折，全身都是泥！”“名字？”我问。“约翰逊。肯尼·约翰逊。”“挺住！肯尼！”我对这个不省人事的男孩耳语。
掀起盖住男孩下肢的床单，一股浓厚刺鼻的粪便恶臭味扑鼻而来。腿已经面目全非，偏向一边。参差不齐的胫骨一头已经戳破满是泥巴的牛仔裤。身下的血形成了一汪小塘，浸红了下面的床单。第1年菜鸟出诊呆瓜手术刀4年前的7月
一个闷热难耐的周五下午，我们聚在梅奥医疗研究中心14楼的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参加岗前会议。再过一天，我们这些人就要正式成为住院医生了。挤在这间小屋里的人中有15位聪明绝顶的骨科医生，这是他们工作的第一年。还有我——29岁，曾经的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一个对医学怀有极大的梦想与热情却没有足够证书证明自己能力的我。
我们开始轮流做自我介绍，有人来自大学优秀生联谊会，有人则1是阿尔法·奥米伽的成员。梅奥医疗研究中心（后文简称“梅奥”）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我就是那个急躁、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是一个迷恋着手术刀的“呆瓜”。
其他所有人早在医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实习过好几轮了，其中大部分人还在之前花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来写论文、做关于骨科的研究。可我呢，当我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晚上会去货车停车场工作。我既没有搞过研究也没写过论文，并且仅仅只有过一次实习经历。我没有接触过成人外科手术的世界，而成人外科手术又恰恰占了梅奥骨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
在介绍完规则后，一个身材高大、厚嘴唇、头发灰色还带着卷儿的男人笨拙地走到了台前，自我介绍说是部门主管约翰·哈丁医生。他首先对我们的加入表示欢迎，接着简要地介绍了梅奥骨科的历史，追溯了一大圈名人，并表示我们现在从事骨科医疗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科技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哈丁医生讲完后，一个小个子男人凑近话筒，这人满脸皱纹、镜片很厚。等到屋子里安静下来，他才开始介绍自己：“我是本杰明·伯克医生，住院部主任。”他也说了一些欢迎的话，然后就开始讲述我们这个职业的神圣性，警示我们前面的路还很漫长，但又可以拥有强烈的满足感。“你们要在这里待上4年，前两年是初级住院医生，后两年是高级住院医生。倘若你够努力、技艺也够精湛，那么在最后一年，我们或许会考虑让你来做住院总医生。”在末尾，他说：“这儿就是梅奥。病人带着期盼来到这儿，希望从这里得到帮助，而我们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
最后，伯克先生的助理——维欧拉·霍普金斯向我们介绍第一年的任务：“梅奥下属有两个医院，你们都需要在这两所医院里工作。但是在第一年，你们中的12人会去圣·玛丽医院，另外4人会去罗切斯特卫理会医院。”她还说期待再次见到我们，祝福我们都有一个“愉悦幸福的梅奥4年”。
接下来，我撕开了属于我的那个小盒。在“罗切斯特卫理会医院”的题头下，写着4个名字：
比尔·查普林
迈克尔·柯林斯
杰克·曼宁
弗兰克·威尔士
当我们从这间屋子四散而出的时候，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迈克尔·柯林斯？”“嗯。”我应了一声，转过身来。
一个矮胖、满脸雀斑、长着一头桀骜不驯的红头发的男人伸出手来。“比尔·查普林，”他说，“我想我们会是一个战壕里的了。”
握手的时候比尔问：“你见过其他两位战友了吗？”他指了指身后。
一个看起来很友好，长着浓密褐色胡子、扎着蝶形领结的男人双手握住了我的手。“弗兰克·威尔士，见到你真高兴！”这就是弗兰克。后来的接触让我觉得，这个来自怀俄明州农场的小子有着灿烂的笑容和宽广的心胸。我都分不清他乡村式的滑稽有几分是故意装的、几分又是与生俱来的。“我是杰克·曼宁。”一个高个子、有着运动员般健壮身材的男人说道。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额头有些秃。我与杰克握了手。接着他问我从哪里来。“芝加哥西区，你呢？”我说。“盛产玉米的地方——得梅因，艾奥瓦州。”
我转向弗兰克·威尔士。“弗兰克，你呢？”“我从上帝的领土来——”“你也是从芝加哥来的？”“芝加哥？哈哈，小子，是怀俄明，那里是麋鹿之乡、野牛之地。那山远得眼睛都望不到边儿。哈，在芝加哥可没有这样的好地方。”
我说确实没有，不过我们有大个儿的耗子和蟑螂。
在梅奥，每位大夫名下都有一定数量的病人。初级与高级住院医生会被分配给各个大夫。当我发现自己被委派给了哈丁医生的时候都傻了。
哼，太好不过啦，这正是我所要的：让部门主管亲自发现他雇了一个什么样的蠢货。我仿佛在脑海中看到了第二天哈丁医生考问我的样子。“柯林斯医生，您都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嘛，啊，嗯，确切地说，我还没有……”“那论文呢？写过什么东西吗？”“论文？我写过东西吗？嗯，好像没有。我是说，啊，没有写过很多。嗯，这一点儿那一点儿的。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当然了，我还是很想写啦。想写很多。我有很多想法，正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搪塞说很快就会把写的东西给他过目。
非常幸运的是，哈丁医生——抑或是大约翰（住院医生们都这样叫他），在第二天早上根本就没理我。在草草地与我们握了手后，他就将精力放在了另一位高级住院医生——阿特·海斯垂身上。阿特引导我们去病房巡查病人。在梅奥，这样的巡查一天两次。除了星期天之外的每个早上，主治医师都要带领住院医生进行查房，而住院医生则在每天下午自行查房——包括周日早上。
当我们站在一号病人门外的时候，阿特对哈丁医生简要介绍说：2“TKA，第二天。引流管拔出。今天下床。状态还好。”显然，哈丁医生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点了点头，进了屋。我呢，则忙不迭跟了进去，一边还在琢磨TKA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缩在后面一言不发，整个上午的查房都是这样。只有这样，我的无知才不会被发现。当查房结束的时候，我是一个表面还清醒着但其实已经被吓蒙了的年轻人。真的要补课充电了。
可更糟糕的是，周六上午有组会。伯克医生提醒过我们，这样的组会是必须参加的。我磨磨蹭蹭地进了会议室，发现会议才刚刚开始，一位高级住院医生正在讲解病例。看到他自信满满，医学术语随口就来，令我由衷地产生了敬畏。“这是一个52岁的农民。30年前做过半月板切除术，术后恢复良3好。最近10年关节变形。考文垂医生已经在上周三为其做了UTO。”
我满头雾水地坐在那里，对自己是梅奥最无知的骨科住院医生的事实心知肚明。于是我奋笔疾书，记录：“UTO？”“检查约翰·斯文森的X光结果。”
对于这样的会议，我在医学院里已经是司空见惯。通常是实例讲解在先，然后一些倒霉的初级住院医生就会被叫起来回答那些复杂的问题。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答不上来的，结结巴巴或者是不知所云。随后，高级住院医生或者主治医师就会给出正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难倒初级住院医生被认为是件好事儿，因为可以激励其更加努力地学习。
可我呢，完全不在调上。虽然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成绩非常好，但是我极少接触骨科。看到住院医生同僚们的资历后，我意识到自己缺少的不仅仅是经验。在他们面前，我简直是个骨科大白痴，倘若有人叫我回答问题，那么恐怕他们都会替我感到羞愧。一想到我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整个部门的大夫没准儿就会疯掉。
当坐在我后面的杰克·曼宁向前凑过来问我见习过多少UTO的时候，我不得不假装没听到。他还不如问我坐过多少次UFO呢！至少我还知道UFO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早上，若是比谁缩在椅子里更深的话，那么没人能赢得过我了。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脑袋都滑到椅子背下边去了，以至于被杰克取笑说我这个软骨头都快化了。化就化吧，幸运的是我还没有被点名回答问题，因此我的小秘密还可以保存一个礼拜。
会议结束了，直到我低着头蹭出了会议室，心里也还在哆嗦，生怕谁会把我叫回去问我：什么情况下更适于采用半侧的关节成形术，而不是整个肩部置换术？那样的话，我宁可趴到地上，让他们杀了我，至少这样还可以减轻点痛苦。
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我已经从成为梅奥的骨科住院医生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假冒伪劣产品，这感觉真是痛苦。把我放在这儿都算是玷污了这些优秀的大夫们。一旦我的无知被发现了，他们准得命令我立即向住院医生项目主任汇报。接着，我就会被塞进昏暗的图书室，对着堆满了古老的、皮面的、褪了色的医学条款的樱木书架。再接着，从阴暗中走来了冷静的伯克医生，他会递给我一个精雕细琢的木盒子，并说：“来吧，打开它。”
于是我掀起盖子，发现一把30厘米长、把手上镶着珍珠的匕首静静地躺在小巧的缎子垫上，刀刃闪着凛凛寒光。
为了整个住院医生项目，为了梅奥，为了曾经拿起手术刀的每一位大夫，我一定要“做一次正确的事情”。当然了，伯克医生不可能作出任何许诺，但如果我“做了”，如果我还有“团队意识”，那么我就会在尸体实验室里坐上“头把交椅”的。
回到休息室，我开始抄写哈丁医生名下病人的名单，计划着等有时间一个一个调出他们的检查报告看。刚抄完，阿特·海斯垂就进来了。4“迈克！”他拍拍我，“周末我去双子城，你帮我代班吧。今天下午走之前我会查房，明天早上就拜托你啦！”他看到我很惊恐，继续说道：“别担心啦，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找高级住院医生，他们会帮你的。”
说完，他把传呼机递给我，笑着说：“就这么说定啦！”然后就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儿有好几秒，手保持着微微张开的状态，眼睛死死地盯着手中的传呼机。这个吓人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将传呼机别在腰间，仿佛那是一小瓶随时会爆炸的硝化甘油。一想到护士随时会通过它呼叫我，我就毛骨悚然。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在看检查报告。一边看报告上的信息，一边在卡片上做记录。然而，也有一些术语让我抓破了头皮也不知其所然。我的确可以问护士，但接下来她们就会把我扔出门去，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6点，我已经开车回到在罗切斯特郊区的家中了。妻子帕蒂在后门迎接了我。她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问：“我们骨科大夫的第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好像被蜇了一下。把我称作是骨科大夫可真算是异想天开了，连医学系的学生知道的骨科知识都比我多。可我只是亲了亲帕蒂，含糊地说：“还不错。”“那干吗苦着个脸？做了什么傻事了？难不成切错腿啦？”“亲爱的，我感觉我是个傻瓜，连骨科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
帕蒂用手背摩挲着我的脸颊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住院医生啊！”
那个晚上，有3年住院医生资历的约翰·斯蒂文森举行派对。他很贴心地邀请了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菜鸟们。于是，我和帕蒂将两岁大的女儿艾琳交给保姆照顾，于8点抵达了斯蒂文森的公寓。
帕蒂和我在屋子里闲逛，不时听到有关肌肉干细胞、肩胛下肌关节囊成形手术以及抗心磷脂的讨论。我真希望有人能谈点别的，那样至少我还能插上话儿。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比尔、弗兰克和杰克。他们举杯示意后，开始向彼此介绍自己的妻子。
正当我们把酒言欢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吓得差点儿把碗扔在地上。是卫理会医院的骨科打来的，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电话一通，就马上有人告诉我赶紧到卫理会医院，有急诊需要处理。我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我在卧室门边找到了电话，拨了过去。“您好，我是柯林斯医生。”“柯林斯医生？”对方很困惑，“我要找的是海斯垂医生。”“今晚我替他当班。我今天才开始上班，我是初级住院医生。”“哦，好吧，”对方在电话中说，“我是安·齐沃斯，照顾韦尔特舍尔太太的护士。我们能扶她起来吗？”
听到这儿，我在脑海中疯狂地搜寻着。韦尔特舍尔太太……好像有一点印象。我顿了顿，最后终于咕哝道：“韦尔特舍尔太太？”“是的，韦尔特舍尔太太，在7214病房。3天前刚做TKA。”
我惊恐地琢磨：TKA？啊，想起来啦，全膝关节成形术。
虽然我现在知道了它是什么玩意儿，可是关于能不能把她扶起来，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个韦尔特舍尔太太没准儿是哪个国家总统的老婆呢。要是说错了怎么办？我仿佛看见明天的罗切斯特新闻快报的大标题写着：
由于蠢蛋初级住院医生错误地允许韦尔特舍尔太太在术后3天行走，导致腿断！
那我可完蛋了。我在梅奥的工作会仅仅持续一天——虽然按规定，我这不着调的医生还要待上4年呢。
我沉默了许久。护士终于开口了：“喂？您还在听吗？”“啊，我在。”“那么，我们能扶她下床吗？”
再考虑也没有用，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答案。于是，我做了所能做到的最机灵的事儿——博取护士的同情。“你瞧，安，我是新手。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通常是怎样做的？”
属于她的时刻到了。或许平日里她不被那些自大的外科医生放在眼里，这下，她可找到撒气筒了。
电话这边，我在等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肯定是可怜我，因为她没有把我当成撒气筒，而是慷慨地帮助了我——这不是护士第一次帮我，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让病人起来。她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想可能是海斯垂医生忘了和我们说了。”“好的，那就好。你们让她起来吧。”“谢谢您，医生。”
我长出了一口气：“安，这次算我欠你的。”
放下电话，我解脱了。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感谢了约翰的邀请，然后和帕蒂回到了家。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明早还要去检查哈丁医生的每一个病人——独自去。查房上班第二天
菜鸟出场的时刻终于到了——查房的任务只能落在我这个最菜鸟级的新手身上了。
我们负责15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接受了我还从未亲眼见过的髋部或膝部的重置手术。我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就谢天谢地了。于是我决定早点去——趁着病人还没太睡醒、懒得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此刻，我非常害怕有人会问我：“大夫，做完这个髋部（或膝盖、肩部）手术，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跳舞（或开车或做运动）？”
我当然不能搪塞说：“放过我吧！”我应该回答说：“哦，若想在髋部替换手术后活动，那么还要取决于许多因素。”接着，我应该摸摸下巴，慢慢悠悠地在他床尾踱来踱去，“要考虑到神经系统的工作情况，还要考虑到金属替代物之间的摩擦——更不用说润滑剂特殊重力问题。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我会请哈丁医生周一早上给你详细解答。”
当我将车驶入卫理会医院西端的停车场时，时钟显示为4点57分。我从后门进入的时候，保安正在看杂志。见我进来，他从桌子上抬起头，问：“有急事儿吗，大夫？”“啊，”这个时候最好顺水推舟，“是，有急事儿。”确实是的。如果今天早上过不了关，我就等着被炒鱿鱼吧。那样的话，对我来说，还真是个急事儿。
走进医生休息室，我竟然找不到电脑中的名单。后来我才知道，每天早上的名单是在6点半的时候才打印出来。现在我手上的是昨天的名单。可倘若哪个外交官或是重要人物昨晚突然住院怎么办？要是晚些时候哈丁医生在听音乐会或打高尔夫时，他突然打电话过去，质问为什么没人来处理他胫骨上的霉菌，又该怎么办？
我缓缓走向骨科办公室。幽暗的走廊里回响着我的脚步声。进来后，我从架子上试图抽出表格。护士看见了，问我：“大夫，有什么事儿吗？”“哦，没有。我正要去查房。”“查房？5点10分就去？”“我想早点儿开始。”
她摇了摇头，继续整理表格。
走到第一位病人的房间门前，我足足站了有几分钟，同时在谨慎地翻阅表格、浏览机器数据、了解重要的生命迹象情况和恢复情况，以及查看治疗记录。终于，我缓缓地深呼吸，走了进去。“瑞德克里夫先生？”
没人回答。
我又大声叫了一次，“瑞德克里夫先生？”
最后我走了过去，摇了摇病人的前臂，喊道：“瑞德克里夫先生！”“嗯？”“你好，瑞德克里夫先生。我是柯林斯医生。”“谁？”“柯林斯医生。记得吗？哈丁医生带的住院医生之一。”“啊，想起来了。柯林斯医生，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先生。就是来例行检查。介意我看一下您的刀口吗？”
就这样，我摧残了一个又一个睡眼蒙眬的病人，完成着哈丁医生给的任务（“明早给她引流。”“给他换衣服。”“给他打石膏。”）。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进了拉维尼亚·奥伦巴姆的房间。奥伦巴姆夫人82岁，曾是拜伦医院的护士。她滑入了浴缸导致髋部骨折。哈丁医生于4天前给她做了手术。
我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扯着毯子。“早上好，奥伦巴姆夫人。我是……”“你这个坏家伙，撒谎精！”
我吓了一跳，感觉肚子仿佛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奥伦巴姆夫人，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你什么都做啦！你和他们。你们这是密尔沃基最烂的酒店。我再也不来了。”
密尔沃基最烂的酒店？噢，我明白了。关于她骂我是撒谎精的事儿，我没必要放在心上。我笑了笑，以示安抚。然后检查了她的刀口。小心地掀开病号服的衣角并轻轻拉向后面，我看到刀口愈合得不错。
奥伦巴姆夫人突然打了我的手一下，愤愤地说：“你想干什么？你这小子！”“不好意思，奥伦巴姆夫人。刚才我是在检查您的刀口。”“变态！你这个变态！”她开始用力地用左手挥向我。在她的扭动下，点滴架开始摇晃起来。“奥伦巴姆夫人，不要这样。我是您的医生之一。”“你这个肮脏的流氓！”
我不得不一边后退一边向她挥手示意不要说了。她喊得那么大声，整个楼层的人一定都知道了哈丁医生带的医生是个肮脏的变态。“嘘！奥伦巴姆夫人，您不要这样……”往后退的时候，我撞到了正在进来查看事情状况的护士身上。“哎呀，您可把我们的丽维惹怒了。”她说。
我无辜地高举双手说：“我只是想检查她的刀口而已。”我在心里祈祷护士可别已经打电话给警察或是反恐特警队，让他们来抓猥亵7203号房老太太的神经病。于是几个一百多公斤的长着坚硬二头肌的大汉，头上罩着黑袜子，从楼顶天台拉绳子下来，用机枪瞄准我，大喝一声：“别动！蠢货！”然后，我将在奥姆斯特德监狱的性犯罪科度过在梅奥的第二日。“放轻松，”护士说，“丽维今儿早上有点儿糊涂。一个小时前，她拔掉了点滴。我重新给她扎上的时候，她还想咬我来着。”
当我从病房走出去的时候，奥伦巴姆夫人还在紧紧地抓着被单盯着我。只剩下两个病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呢？一切都是我的想象，还是他们确实认为我很好笑？
7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医生休息室，查看哈丁医生的新名单。谢天谢地，昨晚没有外交官或是其他重要人物住进来。约翰·斯蒂文森正在从打印机里拉出他的病人名单。从穿着上看，他有一点儿憔悴。我对昨晚的派对表示了感谢，说玩得很尽兴。“要去查房吗？”他问。“刚弄完。”“完啦？几点开始的，6点？”“不，5点。”“你傻了吧！谁会在周日5点就开始巡查啊。”
当我告诉他这么早干活的原因时，他表示理解地点点头。“听着，”他说，“你会干好的。别担心，骨科可不像‘跳蚤’。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刁难你。”“跳蚤”是我们讽刺内科医生时说的。外科医生常嘲讽内科医生像跳蚤，到哪里都是一大群，忙忙碌碌却不见干了什么。看他们高人一等的神情就让人厌烦。“不管怎么说，没人指望初级住院医生会有什么大建树，”约翰继续说道，“做好让你做的就行了。准备好参加每次手术，还有认真阅读手头的病例。”
谢过他之后我回了家，感觉更糟了。“准备好参加每次手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学习如何进行一次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手术呢！
我撕开新买的坎贝尔的《骨科手术学》的包装纸，开始认真研读关于髋骨与全膝关节置换术的部分。可事实证明我被打败了。每读一句，我就会发现一个新词，于是就开始查字典，可是字典给出的解释中又有新的词。接着查下去的时候，我都忘了最开始要查的那个词是什么了。“嗨，事情办得怎样？”周一早上，阿特问我。“哦，还好，”我把传呼机递给他，“没问题。有几个病人的伤口还在渗血，但整体上说，大家都还好。”
是的，“大家”可不包括我。刚刚过去的48小时对我来说就是地狱。
这，难道就是我在未来4年要面对的生活吗？全膝关节置换术7月
勉强熬过了第一个周末，我重新捡回了一些自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阿特逐渐亲近起来。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医院楼下的咖啡厅里吃早餐。医院规定，只有前一夜值班或者是在清早6点钟之前就开始工作的医生才有资格享受免费的早餐。然而，在第一天付账的时候，阿特看到我在找钱包就大声说道：“去他的吧！当你和我们一样玩命工作的时候，早餐就该免费！”
早餐通常是“阿特时间”，他会炫耀最近的猎艳经历。他是一个俊朗、机敏的人，具有和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他不但是个“女性杀手”，也是梅奥的传奇人物，身边总是不乏美女。虽然他的医疗专业技术不错，但总是马马虎虎，喜欢到处宣扬自己的兴趣在于解剖而不是骨科。
我和阿特将史密斯夫人扶上手术台。麻醉师将她麻醉后，我们用止血带将她大腿的上部勒住，盖好无菌单，然后去叫哈丁医生。这期间我非常兴奋，因为这将会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
大约翰（哈丁医生）从员工休息厅出来，匆匆地挤了进来，两手一拍，走向手术台。他用大手抬起病人的膝盖反复弯折了几次，触诊了两个膝盖后，伸出手说：“手术刀！”
旁边的护士将手术刀递到他手中。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大约翰切开了史密斯夫人膝盖的前部，脂肪层随即向两侧摊开。虽然绑有止血带，但血还是从四处渗了出来。
60秒钟之内，他已经切开了膝囊、翻开膝盖骨，关节露了出来。我可以看到磨损了的层状软骨，肌肉的加速运动以及软骨附着的骨头。哈丁医生偶尔还会切下一团脂肪，然后扔进脚边的废物桶里。
哈丁医生完成了关节部分的操作后，从护士桌上捡起动力锯，开始伸向股骨的后方。“她有腔隙综合征的迹象，”大约翰切完股骨之后说，“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胫骨这边走刀。”他一边咕哝着，一边把牵引器伸向了膝盖的另一侧。“快！拿着这个鬼东西！”他朝我说。
我胡乱地接过牵引器。“别害怕，它又不会咬人，”大约翰说，“使劲按它。我需要看清整个结构，然后才能开刀。”
他从护士手中拿过动力锯，稍稍偏向右侧，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紧接着，他用动力锯将胫骨切开。然后，他绕过髌骨，将下面的胫骨也切开了。
当阿特用抗生素处理伤口时，大约翰转向负责清洗的护士，告诉她他将用什么样的修复法。与此同时，我则充满好奇与惊叹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病人的膝盖被剔除了，锯子锯下来的骨头四处散落。我极力保持镇定——即使看惯了残肢断体，但对于这样的场景，我还是不太适应。
阿特仍然在处理伤口。液体布满膝盖位置。他冲我叫道：“嘿，傻小子，赶快拿东西来吸，别在那儿愣着了！”
于是，我立即抓起抽吸器和海绵，开始清洁现场。
大约翰已经挑选好了他做修复时要用的部件。巡回护士把器械打开，扔到后面消过毒的桌上。然后大约翰转向我们道：“最有意思的时刻到了！”
他先拿起要用的部件，在胫骨与股骨间比画着，衡量着大小。然后拿起锯，将胫骨再割去一小块。接着对清洗护士说：“你来吧。”
护士从一个塑料袋子里取出一些粉末放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打开一瓶气味刺鼻的药水，倒出一些液体后将两者混合。
当我正疑惑这是要干什么时，护士告诉大约翰弄好了。他拿起这团白色、奶油状的混合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粘骨的胶），开始抹在骨头的断头处，也抹在要装上去的假膝上。然后，他将替代膝盖安在原膝盖的位置上，拿一把大锤，一点一点地凿进去，摆正位置。
多么神奇的事情！我们打开了一个人的身体，从中切走了一部分组织并丢弃它，然后换上新的，最后再把身体合上。过了一两天，这个病人就会重新开始走路，并且感觉不到疼痛了。我要保持对这份事业崇敬与痴迷的心境，我不想让这份可敬的事业沦为平庸的日常琐事。
下午5点，我们完成了最后一个病例。昨晚是我值班，虽然也睡了几个小时，但是手术室里的劳作已经让我精疲力竭。在住院医生的更衣室里，我瘫在墙上，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回家。
15分钟后，帕蒂开车到了卫理会医院的后门。艾琳坐在车里，一只小手忙着将一把动物形状的饼干塞进嘴里，还不忘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朝我挥挥，嘴里咕哝着问好。我把头伸向后车窗，在艾琳的额头上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亲了她一下。当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帕蒂将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想我了吗？”我转向她，点点头，脸上带着疲惫的微笑：“当然，我总是想你。”
帕蒂是一名护士，所以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在我任职住院医生的最初几个月里，帕蒂在骨科上可能比我懂得还多。她喜欢听我说自己的工作。大多数年轻夫妇谈论的都是电影、书籍或是体育，而我们不同，我们的话题是骨科。
乔纳森·威尔海姆咬了一口煎饼，小心地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突然间用大拇指指着我说：“上帝呀，这是谁呀？”
威尔海姆是高级住院医生。这家伙喜欢自己的声音，并且总是喜欢打断他人讲话，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天早饭的话题是肩部重置手术。像往常一样，我傻坐在那儿听着。他们在探讨一项名为“布里斯托”的手术。于是我问阿特什么是“布里斯托”，威尔海姆简直不敢相信。“可别告诉我这家伙是骨科大夫！”他看着桌上的每个人，接着转向我，“你是医学院学生还是内科大夫？”“我是哈丁医生带的初级住院医生。”“你确定你是骨科的住院医生？”他带着厌烦的表情举手投降。
我被吓傻了，也羞于为自己的无知辩解。然而令我感激的是，阿特站在了我这边。“一边待着去，威尔海姆。他很正常。”“一个骨科住院医生竟然不知道‘布里斯托’这也叫正常？”他摇摇头，接着吃煎饼去了。正当我松了口气时，他突然又转向我问：“你知道髋骨是和大腿骨连在一起的吧？”他对自己的机灵相当满意，看了看周围的人，想让大家和他一起乐一乐。有一两个笑了，但被阿特堵回去了。阿特再次警告威尔海姆不要得寸进尺。“不管怎么说，阿特，”笑声过后，威尔海姆说，“你算是和他绑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了。阿特注意到我眼中的神情，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说：“走吧，该去查房了。”
梅奥的工作日分为手术日和会诊日，即要么整天手术，要么整天为病人诊断。在手术日的所有手术中，我总是第二助手。偶尔阿特会主刀，可我除了帮着拿牵引器，就是记录术后工作内容。在会诊日里，哈丁医生和阿特看病人，我则紧跟在两人后面。
有天早上查房完毕之后，我发现住院医生休息室的布告板上写满了住院部主任本杰明·J.伯克医生（以下简称BJ）的通告，其中有：
服装要求：大褂和领带。周末也要穿。违反穿戴规则者，严禁查房。
每年一次的骨科培训考试将在9月23日星期六举行，所有住院医生都要参加。
周六的会议是强制性的！所有人必须参加！不许请假！
作为住院部主任，伯克医生全权负责我们这些人。他就是我们的国王和主人，是通往拯救之地的火车的控制阀。如果伯克医生不恩准，我们就无法完成这个项目，也无法成为骨科大夫。“小心BJ，”阿特提醒我，“每年都有一两个倒霉鬼触到了他的霉头。他会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会上点名、大厅里拦截，或许只因为他们领带系歪了，总之就是找碴儿。可不要惹着他，否则你的屁股就要被当球踢了。”
我打算离伯克医生越远越好。他要是发现了我有多无知，就真的会活埋了我。“干自己的活。少说话。不要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每天我都在心里重复这样的想法。把自己当作是隐形的医生，并且我打算坚持到底。
在哈丁医生手下做隐形医生很容易。可能不到一周，他就会发现我的知识欠缺得厉害。也正因如此，他做了最善良的事情，那就是——忽略我。查房的时候，他总是和阿特说话。手术室里，他也是让阿特做手术。我都不确定BJ是否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不怪他。在值得被他教导之前，我得补大量的功课。
我的学习劲头的确很足，每每想到我的一个错误决定可能会要了某个病人的命或是使其致残，我就不寒而栗。当然了，现在还是有保障的——因为没有人会在第一天就把手术刀交给我。然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所以我得准备好。
我比任何时候学习得都刻苦。一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二是因为我意识到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掌握在我手里；三是因为我热爱这项工作。是的，我正在逐渐爱上骨科。
每天晚上我都拿出之前记下的问题与笔记的卡片一张一张地看，通常熬到凌晨两三点，直到困得不行了，我才摇摇晃晃地蹭回卧室，蜷在帕蒂身边眯上几小时。第二天又是这样。
阿特总是在我连珠炮一般的发问中感到不耐烦。他知道如果鼓励我一小下，我就会整天追着他问问题。所以，他做了一件很明智也让我受益匪浅的事儿——把事情都塞给我。他总是时不时地走人，留下我照看一切事务。
有一次，我们正在更衣室换便装，阿特告诉我大约翰之所以如此有名，原因之一就是能背下一首关于一个英国男孩小阿尔伯特的叙事长诗。一小时后，当我们查完房，阿特用肘部轻推了我一下，对哈丁医生说：“老师，我想迈克还没听说过《小阿尔伯特》呢。”“啊？”哈丁医生闻言道，“你当真没有听说过《小阿尔伯特》？”“我没有。怎么了？”
接着，哈丁医生把他那肥厚的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开始背诗。诗是关于小阿尔伯特和他碰到狮子的事。于是我们站在7楼的电梯外，听着他用伦敦佬的腔调背着诗。随着嘴唇兴奋地一张一合，他四处巡视。当讲到这个小孩糟糕却又令人捧腹的动物园之旅的时候，他的视线在跳跃，胳膊也挥舞了起来。故事以小男孩被狮子吃掉结束。小男孩的爸爸颇有哲理地评说道：“没人帮的事情，只好自己忍着。”
这也成了我在接下来的4年里时常温习的句子。
当我在哈丁医生手下工作的时间还剩6天的时候，他的助理马维拉打电话给我说科威特的萨勒博王子邀请哈丁医生、阿特和我在他卡勒饭店的总统套房吃晚饭。两个星期前，我们曾给这位王子做了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很显然，他是在表示感谢。“可以带妻子吗？”我问道，希望帕蒂也可以玩上一晚。“不，大夫。只是您三位。”
恐怕帕蒂会不高兴了。我去阁楼上的总统套房与王子共进晚餐，5她则只能在家里和艾琳一起吃“汉堡帮手”了。我一边在心里盘算如何向帕蒂解释这件事情，一边开口问马维拉：“什么时候？”“周三晚上。”“哦，不，”我发出痛苦的呻吟，“可别是周三。我晚上值班。”说到这里，我顿了顿，希望能听到她说：“没关系，我问问王子，看看能不能改天。”可是她却只应道：“真遗憾。”王子和主治医师们当然不可能因为一个初级住院医生而改变计划。
后来阿特告诉我饭店负责了全部的晚餐准备工作。王子的套房在顶楼，晚餐上有蜡烛、水晶器皿和银器。在罗切斯特的一个月，王子已经把整个楼层都租了下来。
随后我问阿特王子是否为我未能到场表示遗憾，阿特禁不住大笑。我想科威特人也一定有特定的词汇表示初级住院医生，不过不论有没有，王子也不会屈尊考虑这件事。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婉拒是不是显得我很傲慢。或许他们还不敢相信哈丁医生的“奴隶”竟敢冒冒失失地拒绝邀请呢。
阿特说那顿饭吃得再顺利不过了。人人都沉默地坐着。王子的翻译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但几乎用不到他说话。科威特人显然是被哈丁医生的沉着冷静镇住了，就像大约翰和阿特被科威特人的富有镇住了一样。
他们吃完道别的时候，大约翰感谢了主人的款待。王子与其握了手，然后说了一句他们从没听说过的英语句子。
他说：“我非常感谢您的慷慨与善举。”同时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将手伸向桌子——那上面放着三个盒子。他把其中的两个给了大约翰和阿特。“最后那个是给你的，”第二天，当阿特向我伸出手来炫耀新的劳力士手表时告诉我，“多遗憾呐，你没有去。”“他给你一块劳力士？你这混球，”我气得把手术帽团了一团扔向墙角，“你和大约翰吃龙虾、青蛙腿，我却解决了4个咨询，处理了一个腕骨骨折病例，还有一个膝盖出脓的瘾君子。”“这说不定还挺公平的呢。毕竟，你要是太追逐财富了，我可是会为你担心的。”阿特一边说，一边扎起一片法国吐司扔到嘴里。
正当我逐渐适应了哈丁医生的时候，8月中旬到了，我们要交换工作地点了。全能先生8月
在梅奥有一些医师很受欢迎，每个住院医生都想跟随他们学习——汤姆·黑尔和安东尼奥·罗梅罗就是科室里这样的明星。他们都热爱教学，同时让跟随的住院医生亲手做大量手术实践。弗莱德·黑斯廷斯与加勒特·弗莱伯格则是世界闻名的手部手术医师，鲍勃·菲尔莫尔在肩部手术领域享有盛誉，但其中最德高望重的还要数马克·考文垂。
马克·考文垂是梅奥骨科的巅峰人物。满头白发的考文垂医生身材高大，风度不凡，他与生俱来的华贵气质使得其他的主治医师都敬他三分。他是外科医生中的佼佼者，在美国首次成功施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即使已经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考文垂医生仍然是全美最受人尊敬的骨科医师。在这个8月的中旬，我离开哈丁医生，转到了考文垂医生的名下。
从跟随考文垂医生学习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我也为没有在去年就把我分给他而感到庆幸，否则考文垂医生一定会惊骇于我的无知透顶。不同于哈丁医生将我当作隐形人对待，考文垂医生不时地给我提出挑战。
考文垂医生对他手下的住院医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发现我们不清楚出血、引流、病人疼痛或者凝乳酶等问题，大家就要祈祷了。在他注意到之前，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并且进行适当处理。考文垂医生对这些事情的重视，实际上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证明了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他的态度、举止以及他对完美的执着追求都时刻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吉姆·惠特默是考文垂医生手下的高级住院医生。他要求住院医生在正式查房前都要自行预查房。于是吉姆和我约好从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探访负责的所有病人，然后去见“全能先生”（我们这些住院医生在背地里都这样称呼考文垂医生）。大约在7点半时，进行正式的查房。
在考文垂医生手下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当我正准备去探访一个病人时，我发现有一张骨盆的X光片看起来十分诡异。在片子上，我看到右边进行过髋部替换手术。左边看起来是很正常的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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