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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6 08: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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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乌尔里希·索罗曼(Ulrich Sollmann)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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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动,我就懂

你一动,我就懂试读:

前言

你的身体比灵魂更智慧——弗里德里希·尼采

那位老人,弓腰凝坐在饭桌前,无力的右手将食物缓缓夹起送入口中,仿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有着亮泽的银发和弯曲的脊背,岁月斑驳的印记刻在脸上,似乎向人倾诉着他早年的艰辛岁月。这一刻,他无视周边发生的一切,宁静而集中。我端详着这位老人,一个心愿油然而生,我要用相机捕捉这幅宁静的画面。

我当然不想打扰老人用餐。当时我站在离他30米开外的地方,因此确定不会被他留意到。

当我还未来得及按下快门时,这个老迈的身躯突然在瞬间释放出能量。老人立直腰板转向我,他竭力喊叫的音量之大给我以威胁的感觉。此般爆发力竟然出自一个神态平和、躯体无力的老者,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

我并没有听懂他的话语,不过我已经察觉到了自己微微发颤的身体正在不由自主地转向另一个方向。还没来得及听取中国同事的解释,我加快步伐迅速离开,带着内心尚未挥去的恐慌。我至今也不清楚老人具体说了什么,但毫无疑问我很清楚这段经历对于我的特殊意义,不仅是发生在老人与我之间的非语言交流表达出的意义,还有这个意外片刻使我陷入迷惑和恍惚的意义。那一瞬间,我的主观认知力、情绪感知力和感官力完全丧失功效。要知道,这些都是我(在我生活的西方文化中)通常依赖的,是我在不同情境中获取方向感和安全感的途径。

亲爱的读者,我为什么要向您讲述这段经历?我想赋予它什么意义呢?是什么促使我一定要在本书的中文版本提及此事?

这段与中国老人的遭遇显示了身体语言及非语言交流的强大力量。即便人们在语言沟通中不能相互理解,身体语言交流表达的效果通常是令人出乎意料地直接、高效和准确。研究人员指出,交流效果的来源包括三方面:文字意义(7%~10%)、语音语调(约25%)和身体语言或非语言表达(约65%)。我在上海的这段经历让我对这个理论更加信服。

我的学习体会是:

· 身体语言总能在瞬间发挥出直接效应,这种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够摆脱身体语言交流。

· 身体语言作为非言语信息调动整个肌体和情绪。这种自我表达经常因为摆脱其所属的社会文化圈中固有的依赖因素而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身体语言作为非文字信息总能够唤起他人的身体反应和情感反应。在这一刻,你“仅仅是你的身体”。对于这个过程的了解和诠释基于个体的身体经验。

·(接收信号者)身体的反应和情绪的反应(上述例子中的被迫情绪)将直接导致行为和动作的产生(上述例子中的扭头离开)。这种冲动力一般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其存在和发生都处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中。

· 身体语言表达的冲动性越是强烈,人们放弃其习惯性依赖的感观力在新状况下“丢失方向“的可能性越大。压力随之产生,人们在行为上表现为对抗、逃避或是无动于衷。

· 随着紧张反应的减弱,身体和情绪逐渐恢复平静,人们会惊异于自身刚刚经历的体验,并感到不知所措。对于这个新体验进行自我反思或与自我对话可以为非言语交流理清头绪。正是这种惊异感打开了人们对于自身感官和情绪层面上非语言交流的认知通道,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其自身身体语言的了解(在上述情况下还包含跨文化因素)。这个学习过程建立在身体与情感的共鸣、自我反思和自我对话以及与他人进行沟通的共同作用之上。

我在上海的经验证实,身体语言是一种在体验中存在的语言,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首先,身体语言是一幅如同照片一样的定格影像,比如我看到了一个特定的面部表情,知道这是一个微笑;其次,身体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以活跃对话并使其具备某种特征;第三,身体语言可以为沟通过程增添积极的吸引力。想象一下,你看到的不仅是对方的双眼,同时还有那双眼睛闪烁的光芒,你自然愿意在那里多停留一刻。这双眼睛“俘虏”着你,将你带进了交流状态。之所以说“俘虏”,是因为你无法逃避去感受自身无意识的内在情感反馈和对此做出反应的行为冲动,这种冲动始终是无法在交流对象面前隐藏的。对方会意识到你的状态、你的感受和你会做出何种反应。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非语言互动赐予了恋爱一份妙不可言的礼物。

在我和中国人接触的初始阶段,他们的面孔在我眼中似乎都是一个样子。尽管我可以观察到他们面部语言和身体反应的个体差异,但由于我面对的是一种陌生的文化,我无法确定我是否可以理解这些表达方式的涵义,这就如同当我还是婴儿时无法理解我身处的西方文化一样。上文提到的经历正是发生在这段时期。

随着我与中国人接触的增多,我开始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他们进行观察和感知。不知不觉地,我逐渐抛开了固有的西方思维和行动模式,而是倾听我的身心召唤做出反应。当植根于我心的西方文化不再起主导作用时,我的非语言沟通开始了如同“发现新大陆,发现新人类”的冒险之旅。认知浅薄的我浸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恰恰是我的不急于求甚解和充满好奇,使我放下包袱,开始依靠身体和心灵去感受和认识如此新奇的中国文化。

亲爱的读者,我诚邀您借此书踏上丰富多彩的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之旅。身体语言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如同照片一样的姿态和动作,它同时也是人们感受召唤做出的回应和反馈。

非语言交流通常包含所表达的(身体语言)和所造成的印象(个体情感触觉)两方面。

请您谅解我在本书中没有提出简单的指导性建议,诸如大声说话是一种攻击性表达,或者大笑是高兴的表现。要知道,一个响亮的声音可能表达的是气愤,也可能表达的是高亢的情绪、强烈的痴迷或者炽热的激情。那么笑声呢?它可以表达喜悦和幸福,同时也可以是自我消气或者自我安慰的方式,比如在东南亚地区。此外,笑声在特定情境下也可以具有讽刺意味或者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

我不想把这个话题复杂化了,如果您想象一下气愤的不同表现形式——说气话﹑克制怒气或者大发雷霆,您肯定就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同样的,您也许也体会过不同的笑,比如愉快的欢笑、无声含蓄的笑、调皮的微笑或是灿烂的开怀大笑。通常,同属于一个文化圈的人们通常能够本能地正确理解他人的面部表情含义,并对之做出回应。

我在本书中将向您详细解释什么是身体语言和非言语交流方式,及其在西方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意义。我努力通过不同层面向您介绍这个主题,以便一方面帮助您了解西方人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使您了解到一些学术研究的理论成果。拯救的拥抱

注:这张图片来自一篇名为“拯救的拥抱”的文章。这篇文章详细地记录了一对双胞胎出生后第一个星期的生活。一开始,两个婴儿被分别放置在各自的保温箱里。之后妹妹被判定无法存活了,一名护士违反了医院的规定将姐妹俩放到了同一个保温箱中。当她们被放在一起的时候,相对健康的姐姐将她的妹妹怜爱地拥入怀中。这时,妹妹的心率变得平稳了,她的体温也升至正常范围。Http://www.daurelia.com/spirit/rescue.htm

这本书不是具体的针对身体表达信号的行动指南,请回想一下我在上文提到的笑和气的例子。因此请您不要指望这本书给您开出行动处方。恰恰相反,您需要做的是拥抱孩子般的好奇和无知,然后积极地投入对您交流对象的观察中,包括他的面部表情、动作、站姿。在观察的同时您还要留意自身的感受。对方的身体语言给您留下了何种印象?您对此又产生了哪些想法?如果情况允许,将您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与对方进行交流。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实际上总包含着表达和印象两方面,是自身表达出的画面和对方接收到的画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请您不要急于对眼前所观察到的身体语言信息做出鲁莽判断。有一点请您铭记在心:人各有别,身体语言也因人而异。此外,身体语言仅在发生的瞬间可以得到识别。

除此之外,身体语言的发生背景当然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人们从事的职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归属的文化圈都有可能具备特殊的身体语言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直视对方双眼或者直截了当地审视对方或许并不受到广泛认可。尽管如此,我仍然要鼓励您勇敢地开始这段对身体语言的认知之旅。这也是我在接触中国文化过程中不得不跨越的门槛。不过请您不要忘记,人类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您今日的所见所感也许在明天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如果您在这个认知之旅中遇到任何问题并愿意与我分享,欢迎您与我邮件联系(sollmann@sollmann-online.de)。我将会在下一本以中国人身体语言为主题的书中就您的经历做出回应。

对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中国出版我这本书的邀请,我尤为欣喜并深感荣幸。我要特别感谢促成我和出版社友好合作的武汉大学的施琪嘉教授以及为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和顺利出版提供支持的于彬老师。

我非常高兴能够结识中德心理治疗研究院的施琪嘉教授。他在我眼中是一个情感细腻、不乏幽默的实干家。他对中国心理学科研究取得的进步和发展功不可没,我对其深表崇敬。

我还要由衷感谢赵旭东教授。他以务实的作风、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崇高的敬业精神,常年投入中国心理治疗和康复的普及工作。我通过他了解到认知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为此尽一份薄力。

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孙时进教授。在我为他院系的学生和同行做完一个以“身体和个性”为主题的演讲后,他鼓励我将我的有关身体语言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他讲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发展势头正好,然而中国在人性层面上的发展却急需加强,譬如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在这方面,他看到了中西方交流合作的巨大潜力。

作为中德心理治疗研究院的成员,我有幸多次受邀到中国发表演讲和开办工作坊,介绍身体对于人性发展、人际交流和心理治疗的重要意义。我在中国工作访问的经历以及在德国与中国朋友的交往总是充满惊喜并令人难忘,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并给我以莫大的启迪,我要感谢我所有的中国同事和朋友。

我的中国同行对于这个学科的求知心和在分享体验过程中的专业素养令我印象深刻。事实上,这种非语言交流的练习对于大多数中国同行都是陌生的。在练习过程中,大家自我展示,彼此观察,时而爆发出孩童般爽朗的笑声,时而惊异于自身的感受和领悟。大家表达出将身体取向运用到理疗工作中的积极心愿,这种心愿甚至是迫不及待的。

我与几位中国同行在工作过程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北京大学的方新和上海遨翔公司的同事刘涛。此外,几位年轻同行和翻译,如北京的张明和陈慧菁,也对我了解中国身体语言著作提供了莫大帮助,请恕我在此不能一一提名答谢。

与诸多中国友人的接触如同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缩影,使我在开放坦诚的互动过程中拓宽了视野,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在起初阶段并非易事。在与陈慧菁刚刚认识时,我俩在交流中谨慎地寻找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交流默契本身就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随后我们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观察来往人群,我时常会提出一些天真的问题,她的回答逐渐解开了我内心的种种谜团,尤其了解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我决定理清思路,用文字将自己在中国的跨文化经历记录下来。

对于我在中国的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积极反响我非常高兴,尤其当我看到自己的工作增加了人们对身体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关注时,内心倍感欣慰。不久前我应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邀请,开展了身体取向心理治疗的培训,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讲述了精神疾病的身体和心理因素的联系,以便帮助他们在工作中结合使用身体取向疗法。在此,我要感谢负责此次培训的仇剑崟老师。

目前,我的部分演讲和工作坊已经可以在网上观看视频(www.iespy.com)。感谢伍妍老师对此做出的努力。

最后一位我要致以诚挚谢意的中国朋友是本书的翻译者何媛女士。我与她对此书进行了多次深入、有趣的面对面探讨。她的语言能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我钦佩。不仅如此,她对于本书如何结合跨文化视角发表的真知灼见使我深受启发,我们共同修改并增添了部分内容,以便将此书更好地呈现给中国读者。我深信,她在这其中完成的不仅是翻译工作,而且建立起了一座联结德国文字和中国读者之间的桥梁,这点对于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

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太太玛格丽特,感谢她对我长年累月的大力支持以及对本书的批判性见解和建设性意见。此外,我的女儿夏洛特和儿子马克思也对我认知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响,伴随他们成长的过程,我亲眼目睹了人类身体发育的全过程。他们的生命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不会忘记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和尊敬的两位老师,来自波鸿大学的卡尔克鲁文教授和扬恩博士。

与中国结下的情缘不仅使我在工作上受益匪浅,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内心充满感激和幸福。2015年12月,于德国波鸿前言

身体语言就像是被忘却的母语。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它(Molcho,1983),却不一定懂得其含义。作为非语言、社会化、跨文化的全球性沟通媒介,身体语言不仅由于日益增多的跨文化交流(出于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好奇)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在系统性身心治疗和咨询领域中有着学术上的现实意义。有关身体语言的畅销科普读物更是数不胜数。同时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如德国VOX电视台的《别对我撒谎》、德国卫星一台的《超感神探》),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对身体语言的奥妙进行生动有趣的讲述,激发观众在朋友和熟人圈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兴趣。对身体语言的关注为人际交往打入了一剂新型兴奋针。可以说,如果人们没有感受到这种直接影响到人际交往的“蛛丝马迹”,没有对它进行表达,那么对身体语言的关注便无从谈起。在我看来,这解释了为什么此类电视节目会在当前如此流行。

约翰·洛克(1632—1704)认为,我们通过体验来觉知这个世界。

显而易见的是,身体语言的存在不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一种特定的身体表达方式可以使跨文化交流畅通无误。当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时,身体语言会表达出母语般的文化共性。身体语言本身也是一种(非语言)交流方式。

当人们提及非语言表达和非语言交流时,一般来说是指身体语言。身体语言一方面包括表情、动作和体态,另一方面也将声调和语音表达纳入其中。“语音表达”这一词在日常生活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并不清晰,“非语言”这个概念的使用带有一定的不明确性,容易产生歧义。由于“身体语言”一词在日常口语和学术领域中被广泛运用,我在本书中明确其概念,即如上文所提包括语音语调在内的一切非语言的表达性行为都是身体语言。

目前,研究此领域的同行普遍认为,身体语言应结合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加以诠释。这一理论在众多学术著作中或被轻视或被完全忽略,尤其是在一系列强调身体语言实际应用的通俗读物中。这类读物强调简单实用主义原则,即让读者在阅读完毕后有能力通读每个人的身体语言,或者承诺读者可以将学到的身体语言技巧照搬到实际生活中。身体语言的观察角度由此被过于频繁地简化为相片式定格,譬如在一些书籍或者文章中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描述:将双臂交插在胸前是一种拒绝的表达。当人们坚信这种片面理论时,将毫无疑问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交流意图。然而,将双臂交插于胸前也可以表示:

——人们感到寒冷想通过拥抱自己取暖。

——人们久站后想更换姿势。

——人们想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强大和权势。

——人们在效仿其他人。

……

关于身体语言的众多读物一般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将身体语言理解为自我表达方式,在日常交流中只要能正确理解这些特征的含义便可以做出正确的回应﹔另一种则将身体语言比喻成一种图像,一种个体在他人眼中的成像,包括动作﹑表情和姿势。在第一种理论中,身体语言被理解为个体根深蒂固的性格特点﹔第二种理论则强调观察者的主观感受,认为其是结合自己的想象﹑记忆和判断力对所观察到的现象加以解释的结果。

简言之,前者是被观察对象的个体特点,后者是观察者对被观察对象做出的诠释。

身体语言交流则是结合两种观察角度、以沟通为目的交流,是植根于所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综合产物。

日常生活里,每当人们得知我是身体语言领域的专家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产生极大兴趣,希望了解所谓的肢体语言的奥秘。同时,伴随这种好奇的是内心的不安,担心我通过对身体语言类似X光的透视阅读,掌握他们内心的秘密。随着我们对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只要稍作努力,自己也可以具备阅读身体语言的本领,从而在人际交往中处于有利位置。

我本人在扮演这个“解密”角色的过程中也会窃窃自喜,他人的认可更是对我自身价值的肯定。同时这也能使我更轻松地赢得他人的信任,使我在自我表达中真实地释放,这反过来更加有利于我捕捉非语言层面发生的点点滴滴。当人们全身心地投入谈话中时,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也会不由自主地生动、丰富起来。

在工作中,也就是在我所从事的心理理疗、咨询、培训、人物解析等领域中,对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因素的综合考虑和运用方法已经获得了专业界的广泛认可和重视。此外,媒体对此的关注也与日俱增,比如对于公众人物肢体语言的分析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经常被搜索。

编著一本以身体语言及其在理疗中的运用为主题的入门性书籍对于我来说并非易事,难处在于从大量的基于不同出发点的研究理论成果中作出选择,并将它们用简明、清晰的学术语言解释给读者。说到底,入门性书籍应该提供给读者的是综合信息和多项选择,使读者获取认知导向,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相关的专题性读物。

在我看来,身体取向理疗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如下内容:相关理论的主要研究历史和成果、身体语言的观察视角、身体姿势、动作和手势表情、身体内在循环、感情逻辑、人类身心发展过程和身体取向理疗的基本方法。1 德国总理的非语言外交行为:默克尔深谙中庸之道

默克尔深谙德国和中国的政治策略。她深知中国人的为人之道,甚至还能烧几道中国菜。

她是一位在中国极受欢迎的客人。她在任期内曾七次访问中国,每一次她都得到来自中国政府最高首脑层的会见和社会各界的赞誉。作为欧盟的非正式女掌舵人,她的多次访华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的重要性。她深知,中德两国经贸合作的推进离不开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

每当德国政治人物与中国领导人就人权等敏感话题进行讨论时,都会很快感受到像是触碰到了禁区。而在德国领导人看来,这是访谈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默克尔是如何就这些禁忌话题进行成功对话的?她如何鼓起勇气直面意见分歧?她敢于运用德国人的谈话方式将问题直接挑明吗?她是否使中国领导人眉头紧锁?

默克尔十分清楚政治权力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意义。同时,她也清楚与中国领导人单刀直入谈政治不一定是明智之举。她不想与中国政治首脑发生冲突,当然不会公然对其进行谴责,默克尔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向重视来自德国的政治声音,默克尔知道用何种方式能够达到目的。

然而,她对中国的这种外交方式是否会得到德国媒体和百姓的理解和赞许?其实很多德国人对默克尔这次被戏称为“宫保鸡丁掌勺”的中国之旅嗤之以鼻。默克尔并没有屈服于来自德国国内各方的压力。她考虑的重点是在中国访问期间,在哪些适宜时机提出尖锐性话题。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将这些话题在一个公共场所进行讨论,即使她很清楚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受到来自德国媒体的批评。

默克尔很好地完成了既定的计划。她恰如其分地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访问。一方面,她尊重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政治权力。中央集权制已经扎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这种统治确定并保障着社会与文化框架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默克尔直面中国老百姓。她来到成都的农贸市场,自掏腰包购买各种烹饪香料。尽管她没有亲自动手,但显然她很享受在街边的川菜馆学做宫保鸡丁的过程,如同邻家大妈一样。近距离接触老百姓,让人们认识她,这是她在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

此前她还对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访问。重点不在于她在那里说了什么,关键是访问的地点。这种做法的寓意是:她选择了一个在中国政府眼中可能有些“碍眼”的地方。这样的考察地点和农贸市场一样,可以被中国政府接受,也可以被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进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媒体的报道增加了默克尔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她还尝试着对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进行讨论,并呼吁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

默克尔始终牢牢掌握着政治策略的主动权,她知道如何与中国进行平等交流。她是一位令人信服的女政治家。作为德国政府的主管人,她不会被别的国家左右思想。

默克尔间接地将她对于中国内部问题的政治见解通过中国的新闻媒体传播出去。对于这些敏感话题感兴趣的中国人对此也纷纷发表意见。

默克尔以强调和谐的姿态对中国老百姓抛出能够引发探讨的话题。中国政府虽然严格按照事先的访问安排行事,但默克尔还是如西方所愿,在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讨论中创造了更多空间。她非常清楚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周旋而不触碰底线。因为底线一旦被打破并遭到公众质疑时,政治对话便会立刻中断,随后中国政府“交流的心门”也会被关上。她也清楚,中国老百姓对于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是能够通过自身观察和讨论进行认识和判断的。如果西方对中国过度质疑并批评,将会直接遭到中国爱国百姓的抵抗。

默克尔十分了解这些中庸之道。出于对中国人心态的了解,她在与中国政府平等而不回避敏感话题的会晤中,努力表明和实现她的政治主张。她了解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的道理。她知道,这才可以使人权对话成为可能。2 双腿站立

某人单脚站立许久,随着肌肉渐渐麻木,腿部开始酸痛,继续保持身体的平衡成为一大挑战。不仅是腿部,全身的肌肉都受到这一非寻常姿态的影响而处于紧绷甚至痉挛状态。这个人看起来痛苦不堪,终于开始向他人呼喊求救。

这时有人开始通过按摩使其腿部肌肉得到松弛,一个人帮助他做颈部运动,另一个人索性伸出手臂供他依靠,以避免其身体倾斜。旁观的人群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个年迈的智者告诉当事人应该想想那些失去双腿而根本无法站立的人,从而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痛苦感便会减弱。他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则坚定地提出,当事人要做的仅仅是竭力想象自己轻如鸿毛,便可以一身轻松。还有人轻声议论道:年轻人翅膀还没硬呢,慢慢磨炼吧。

最后,一个路人轻描淡写地说道:“你既然有两条腿,为什么不放下另一条呢?”(Peseschkian,2009)

显而易见,这个故事表现了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并非易事。在我所从事的身心康复治疗领域,许多同行虽然给来访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性建议,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来访者的痛苦,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使来访者真正摆脱无助状态。如果理疗师仅从理论出发,戴上有色眼镜对来访者进行观察,而不是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去认识、去感知,是不可能帮助来访者脱离困境的。

在心理康复工作中,身体取向已经成为基本治疗理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仅从身体的一个层面出发,即使是专家也很难解决问题。故事中的最后一个人对单脚站立者的身体进行了整体认知,最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提出了最行之有效的建议。

在好奇性的引领下去感受、洞悉、认识,并学习。3 历史回溯

在哲学领域,有关身体语言、非语言沟通、修辞学和辩论术的研究已超过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亚里士多德便已提出身体语言、非语言沟通和个人表达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三大因素可以有助于沟通,即个人诚信、能力和共情特质。这些因素会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和姿态,结合声音的强弱、音调和节奏得以体现和表达。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沟通对象如果具备相关能力,便可以从中“找到身体语言的钥匙,如同阅读一本打开的书一样阅读一个人”(参见Renner,1999)。从事身体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理论研究,正好呼应了“理论”一词的古希腊传统定义,希腊语中“理论”(Theoria)的本意为“观看与审视”(Duden,1966),而不是我们如今通常认为的抽象概念。

18世纪末,利希滕贝格提出“对我们而言,地球上最有趣的表面就是人脸”(Renner,1999),这一观点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利希滕贝格一方面相信理解面部表情对理解人类的重要意义,然而另一方面,他自身对该观点又持怀疑态度。身体从来就不是灵魂的直接独有的表达途径,两者之间甚至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身体充当的更多的是内与外、自我与世界的交互点。因此,利希滕贝格不接受拉瓦特的“面相学推论”(Renner,1999)。

拉瓦特将人的行为和身体的表达能力假定为一套自身的语义,并研究了一套“相面技巧”。例如,他对鼻形、眼睛位置、头部形状等面相细节加以特别观察和描述,对这些面部结构特征赋予含义,并将之与动物进行比较。拉瓦特认定这些面部特性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只需准确识别这些面部特性,便可了解与其相联的个性特征,并决定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拉瓦特作为面相大师,将寻找一种人类原始语言视为己任,这种努力至少可以使人们向探究梦寐以求的原始具体真相迈进了一步。”(Renner,1999)在此过程中,拉瓦特忽略了将语境、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纳入考虑的必要性,同时也未将观察者自身因素和感知过程考虑在内。

十余年后的19世纪下半叶,自然学家亥姆霍兹提出,拉瓦特的研究结果很可能将观察自然和人类的视角引向错误方向,该观点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亥姆霍兹指引人们认识到,看似移向地平线之下的太阳其实从未真正下落消失,它仅仅是在我们可认知的经验范围内“消失”,而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升起。他认为,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本性,长久以来一直和具体经验密切相关。对自然以及人类身体表达的认知是以个人经验和情感关系等因素为基础,在特定空间和环境下进行评估的综合结果。拉瓦特将面相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并认为其具备固有特性的理论由此受到质疑,甚至被亥姆霍兹完全推翻。

身体语言永远是在个人经历及社会文化影响下的面相表达。

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对身体语言、表达行为和情绪表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剖析。抱着对“视觉感受往往会导致错误结论”(Darwin,2000)的理论的坚信不疑,达尔文首次断然推翻了拉瓦特的观点,即认为可以通过阅读“人体表面”解读人的身体语言的观点。达尔文通过探究情感的基本表达方式,假定这是一种人们应对环境影响的原始性适应方式。

达尔文横跨不同科学领域,结合生活实践、社会和文化环境因素,对身体、情感、个性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领域,如婴儿情感、脑科学等,侧重于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而包括精神分析学和人文科学(后者已发展数千年)在内的专科研究则在提供大量理论基础的同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理疗的开展开辟了路径。

20世纪30年代,面相学在德国不幸成为种族主义的宣传手段和行动工具(Barth,1999)。其理论来源主要为胡特尔和兰布罗索的观点。精神病学家兰布罗索进一步推进了面相学研究,试图根据身体特征识别潜在的犯罪行为。面相心理学家胡特尔则发展了面相学在生活指导领域的实际应用意义,其理念至今仍在瑞士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受到推崇。由于政治取向、种族思想等方面的影响,许多上述理论的拥护者坚信不同人种各自具备典型的身体特征,例如犹太人、斯拉夫人、黑人和雅利安人,这种特征尤其体现在面部(Burger-Villingen,1912)。图3.1 “面部特征决定灵魂”面相分析说(Burger-Villingen,1912)注:德国纳粹通过该理论进行了种族优劣划分图3.2 “眼睛到嘴巴的位置”(Burger-Villingen,1912)

直到1973年,作为对纳粹“恐怖时代”迟到的反省,前联邦德国将表达心理学从教学大纲和考试规定中删除。

尽管延迟了几十年,但是人们终于重新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印象心理学,这是积极的一面。不久后,弗雷凭借其研究建立了连接表达心理学与印象心理学的桥梁。“表达”是指人们展现出了什么,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功效和意义是什么。反之,印象心理学强调特定的现象和成像在人心里引起或触发了什么,即某人如何解读其感知到的事物。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加上“对视觉刺激看似不可替代的兴趣”(Frey, 1999),促使人们开始研究感知的核心领域,即对人类身体语言表达的感知。不同于强调文字内涵和理性逻辑在人际沟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弗雷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身体语言表达和非语言沟通的重要意义。人类的感知习惯和对行为的解读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对该问题的思考带来的是研究角度的历史性转移,正如弗雷所讲:“人们开始从后端出发,从接收者的角度探讨沟通过程。”(Frey,1999)这也是弗雷的莫大功劳。

在过去的25年中,行为研究、行为生物学及大众心理学的研究者对该课题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使其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结果也由此成为日常沟通的组成部分。关于身体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论述丰富多样,同时该课题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可以在社会大众广泛的相关言论中得到证实。仅需想想图恩以沟通为主题的著作多么受欢迎就足够了。

此外,跨学科交流与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在新世纪的学术界广泛兴起,随之带来了出人意料的不同于传统的理论结果,并且依据充分。这些结果逐渐被用于与实践结合的理念中,也还算成功地运用到各种社会领域中。后来,这种实践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具体的可利用价值,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如市场营销、消费行为分析等)。

进而,人们可将这些在过去几年中热烈讨论的话语归于海森堡的科学理论传统。海森堡明确指出,“传统物理学认为人们能够描述那些自己并不置身于其中的现象,这种幻觉已经破灭”(Heisenberg,1989)。

归根结底,在对身体语言的感知和评价过程中,不可将感知主体自身以及特定环境下的感知过程置之于外。

此外,这本身也开启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非语言沟通过程。这种沟通是建立在特定的兴趣和需求之上的,因此绝非毫无目的的行为。

科普读物

与借助学术方法理解和运用身体语言的角度不同,大众科学采用的方式相对简单。在我看来,大众科学通常从某一现象出发,并结合照片定格式的观察、身体语言现象的归类,以及相关的社会心理学内容对身体语言进行解读和归因。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科普类读物或节目缺乏对身体观察、身体感知和评估过程的说明和概念性描述。因此,读者和观众往往会产生这种印象并对此深信不疑: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牢记书中或节目中描写的案例和心理学解释,便可提升自己对身体语言评估的命中率。

诚然,在私人空间中洞察分析周边亲友身体语言的体验一定很有趣。人们还会由此产生高人一等的满足感。取得这种效果恰恰是私营电台晚间娱乐性节目的初衷。

同时,部分大众科学使人们认为,在评估他人身体语言的过程中,自身并不在考虑因素范围内。其实这不仅不利于深入地、差异化地解析身体语言,反而强化“抽屉式”惯有思维。在实际运用中引发误解,从而干扰人际间的非语言沟通。

科普文学让人们的思维局限入狭窄的“抽屉”中,因此它无法恰当地反映身体语言的含义。

这里举几个科普读物的典型例子:

莫尔肖大概是身体语言方面最出名的大众科普代表人物。作为维也纳马克思莱茵哈特学院的哑剧演员和在此执教多年的教授,他被认为是身体语言这种交流媒介的唯一专家。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身体是“精神的手套”。莫尔肖对解读身体语言的不同途径进行区分,援引不同的规则,分别适用于青春期和成人期的人,以及不同的文化圈中。他还始终将身体语言看作一种非语言交流或者交流动机,并对将身体语言归因于刻板肤浅的肢体语言提出了警告。

他在书中和课堂上对该主题的呈现方式,让人们误以为他仅仅代表着“大师的观点”,因为他并没有详尽阐释身体的感知过程和对非语言交流的评估。因此,此书使读者对莫尔肖自身经验产生广泛认同,而不是对该主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吕克勒的《经理人的身体语言》一书因专门针对特定场合和社会群体的应用性描述开创了同类主题出版物的先例。尽管吕克勒详细描述了有关儿童身心发展以及个性和沟通的关系等内容,但他提供给读者的一系列深奥的心理学解释模型,导致众多经理人丧失阅读兴趣,或者感到无从下手。这使人们意识到,畅销读物最终要具备如同麦当劳一样的“快餐特质”。

在美国文学中,有一本畅销书是科利特的《体态秘语:肢体语言手册》,他将微妙的非语言信号比喻为路标,认为身体语言是可操作的和系统化的。科利特借此暗示,只有当人们及时识别这些“泄密”信息并做出反应时,才能真正改善(非语言)交流。这里说的改善是指更好地理解他人,揭开他人的体态秘语,并且在自己身上更加留意这些信号。“泄密”的说法不禁让人联想起埃克曼观察到的微表达(埃克曼是对身体语言作出科学解释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正如科利特(2004)和埃克曼(2007)所证实的那样,这种微表达只能被真正受过训练的眼睛捕捉,其出现的时间仅为八分之一秒。换言之,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看穿”这些“泄密”,通过一本书学习认识这种面部表情的微小动作更是天方夜谭,这俨然已经超出我们常人的意识控制范围。如果观察对象还正巧在皮肤里注射了肉毒杆菌,脸部根本展现不出自然、本能的表情,一切就更成为徒劳了。

身为前FBI探员的纳瓦罗著有《让读人像读一本打开的书!》等肢体语言畅销书。他声称可以为以下问题提供“专利性”解答:

他表达的是真实想法吗?

他说的是真实情况吗?

他到底是怎么看待我的?

……

在过去25年中,纳瓦罗的任务是发掘间谍苗子。他的方法是观察对方的身体语言,分析对方的想法和感受。纳瓦罗信誓旦旦地声称,他的读者在读完他的书后可以看懂他人,识别欺骗手段,甚至“完全揭掉他人身体语言的面具”。他在FBI的工作经历自然使其话语具备一定权威性,这大大地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期待掌握纳瓦罗的专业技能。若是考虑到观察者的动机在阅读身体语言过程中起的作用,我已经能预想到,在读过那本书后,一群冒牌的“FBI探员”将如何干扰沟通的正常进行。

身体语言具备了自身语法:其大部分内容适用于所有文化。

科学文献

斯特里克的小册子《手势及其与理疗上的联系》让人读起来很舒服。这本书重点探讨的是“他人在场时行为的表现形式”以及“被治疗者和观察者在真实关系中的互动与交流”(Streeck,2009)。从肢体语言解读的科学性角度出发,这本书的水准明显比科普文学高出一筹。

特劳特曼福格特和福格特所著的《身体语言的语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改变状态的非语言暗示信息,即通过视线接触、手势、面部表情、姿势和动作进行情感交流”,这些因素构成了个体间的交流磁场。福格特研究出了一套身体语言的差异化系统学。直到几年前,针对特定领域(诸如婴儿情感)的身体语言研究结果还寥寥无几。身体心理治疗学固然将身体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并将其视为不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种探究并没有应用到治疗领域以外更广泛的空间,从而对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进行理论性规整,在描述身体语言交流的主要元素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身体语言始终被视为身体表达的整体,包括“身体接触、身体动作、手势、体态、面部表情、声音、语速和语调”,外在呈现出的是一幅完整画面,包括声音表达和身体连贯性动作,等等(Trautmann-Voigt u.Voigt,2009)。此外,他们还借助希腊语中对语法的理解(原意为语言学/语言艺术),将这个概念应用到身体上,认为身体语言是“个体语貌、语义单元、分类变化、结构形式及这些因素在整个体系中的融入和相互作用。”(Trautmann-Voigt u.Voigt,2009)。就此说来,对于想要在本课题上进行深入和差异化研究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著作。

以上仅仅是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献举例。4 身体语言的解读视角

身体语言是人们个人表达、个人印象、非语方交流在某一社会文化背景中共同作用的综合产物。

当人们关注身体语言现象时,会同时从不同视角感受、猜测和评价对方,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由此产生的行为结果。各种(主要)视角的权重,即观察者主要通过哪一副眼镜进行观察,往往基于当事双方的兴趣和语境。一种可能性是,当事人之间进行有意约定从而就此达成一致;另一种可能性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诠释视角不同,可能会导致各种基于身体语言的“方言对峙”。这就需要一些非语言的“翻译工作”了。

例:A倾向于对身体语言进行照片定格观察,B则基于文化条件对身体语言进行理解。在一场关于信号X的讨论中,A认为这个信号具有确定含义,而在B看来解密信号是一个信息搜索过程,要综合在场每一个人对谈话场景进行的描述。

还有一种情况,双方无需加以解释便可以在身体语言表达上达成共识,即所谓的身体语言层面上的“心有灵犀”,这种默契确保了非语言交流的成功。第一种情况下通过“翻译”也可能达到这种效果,但往往需要一方作出退让,以使另一方的视角起主导作用。如上文所提,对于身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解读始终是建立在视角的转换和应用之上的。

例: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小丑兼哑剧演员,自称“无声演员”。他向我描述了他和莫尔肖的第一次会面。尼莫(我朋友的艺名)向莫尔肖寻求挑选哑剧培训学校的建议,莫尔肖让尼莫进行一段即兴表演。尼莫表演了不同场景下的几个角色,并且注意到莫尔肖一边聚精会神地观看,一边开始手舞足蹈地配合他一起表演,通过手势和表情反馈尼莫的表演。最后他给尼莫的建议是,继续自学,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老师。莫尔肖与尼莫在不同场景中进行的即兴互动恰好是一种在无意识条件下双方身体语言达成一致的过程。

瓦兹拉威克(1983)的名言“人不可能不交流”同样适用于身体语言交流,这是一种用于交流的身体无法摆脱的即兴冲动。反过来说:即便是在以语言为主的交流活动中,大量的甚至绝大部分的信息交换发生于隐蔽的身体语言交流层面上。

身体语言始终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要介绍的是身体语言的几种解读视角。

照片式视角

如前文所提,身体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现象,在科普文学中经常以照片的形式呈现。它展示的是一个特定的身体姿势、手势或者面部表情。作者通常会以一概全地对其进行简单分析解释,好比将一个单词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然这有助于将非语言的内容通过语言直接呈现,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再识别效应或者一种归因逻辑:如果今天表达现象x的意思是y,那么下次还是如此。人们会以类似学习单词的方法去认识身体语言表达,并且相信,这些词汇在以后和其他人交流时可以重复使用。

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用手指摩擦鼻翼的行为曾被媒体解读为犹豫不决的表现。这个动作在随后几年的电视新闻和个人访问节目中反复出现。人们自然得出结论,每当施罗德(或者某人)用手指摩擦鼻翼,就表明他心里打鼓了。

照片式身体解读理论倡导身体语言解读的实用性和准确性,宣称可以使感知交流更加快捷明了,从而提高沟通效率。

按照其理论,人们可以基于从他人身上看到的画面,了解其行为的初衷以及自己该如何应对。照片解读法以经验性认识作为依据,如上文提到的经常出现在媒体中的施罗德。这种观察角度将身体语言描述为一种明确的可被定义的“知识”,结合日常交流的实际场景,对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解释。对此充满好奇的人们跃跃欲试,希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各类媒体也“积极配合”,向观众和读者输送大量的图片和影像信息(而非文字信息)。

照片视角的明显弊端在于认知和诠释的肤浅。它忽略了人类的多样性和个体的独特性,也欠缺对身体语言现象本身丰富多样性的考虑。这时,非语言交流已经“放弃”了了解对方身体语言真正含义的心愿,因为当事者无视身体语言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多层面相互影响。在这种前提下,交流自然会漏洞百出。不仅如此,由于当事人深信自己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并能够做出针对性反应,从而错过了解读身体语言对交流效果的影响。文字语言对于这种非语言效应的掌控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实现。

通常情况下,摄影师通过二维影像记录画面。优秀摄影师不会盲目对其所要展现的画面进行简单的诠释。出色的人物摄影作品是摄影师对场景进行全身心观察,在某些情况下与所拍人物进行交流的结果。其人物可以是特定模特,也可以是被摄影师在某一场景捕捉到的主角,而他自己也许对此毫无察觉。人像最终展现的是故事,凸显主角的某种个性,同时影射出人物与摄影师之间的关系。

社会与文化因素

每个人都是其所处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一方面,与周边环境的交互影响会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另一方面,人们会根据所处环境和场合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反过来对其环境和场合施加影响。这同样适用于非语言沟通中的身体语言。特定的手势和信号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将食指与大拇指相连形成圆圈状,在一种文化中代表“好(OK)”,在另一种文化中则是一种侮辱性手势。读者一定还知道很多类似的例子。

此外,具有不同社会文化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情感表达也存在极大的差异。试想一下,南欧人的交流以大音量和大幅度手势为显著特征,而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则明显更加含蓄克制,相比之下声音也更加轻柔,这两者表现出的行为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身体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方式因地而异,其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 情感的表达(如悲伤、气愤等)

· 问好方式和交往礼节

· 衣着和饮食行为

· 对距离的理解

· 对权力和地盘的理解

身体语言是人类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虽然身体语言表达与理解存在社会与文化差异,但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对身体语言的解读仍存在全球的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例如,母亲哺乳时注视孩子的姿势在所有文化中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一非语言表达形式通常会被赋予积极的含义。相反,此头部倾斜的姿势如果出现细微角度变化,则会被多数人视为不讨人喜欢的动作(参见Frey,1999)。此外,在人类的会心笑容中,面部下半部分与眼部之间的和谐平衡是人类学中另一个不变常量。

自出生起,人类便已具备基本的身体语言表达能力,这是原始的令人信赖的表达方式储备,对此,人们不会也无须多加思考。这适用于非语言沟通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适用于全世界。如果人们能够在交流中下意识地依赖这种储备,便可以建立或者加强对身体语言交流的信任,这种体验与霍布斯主义对人类的论断大相径庭。他有一句名言“人对于他人就像狼”(Thomas Hobbes,1970),即人类归根结底和动物没有本质不同。

因此,很多无需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会在非语言沟通中对于人类的共处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反之,如果对人类学的基本特征思考过多,则会如同拥有百足的蜈蚣,在蠕动前行时故意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结果自己被自己绊倒在地。

压力状态下的身体语言

当人们处于冲突、压力、劳累、危机、狂躁的状态中,或者承受着诸如堕入爱河等非同寻常的高负荷时,有意识的行为方式随之减少,因此在非语言层面的表现会尤为明显。也就是说,认知控制系统被调整到基础“求生”模式。这种现象大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随着感知的广度和开放度降低,人们进入所谓的“隧道视野”中。

例如,想象一下,您正站在一只野生狮子面前。您会怎么做?无论如何,您没有时间多加思考,这时,您会信赖生理本能,即“战斗或逃脱”。任何感知都会在此刻聚焦于此,受限于此。饥饿、疲劳、性欲等感知都不再重要,如果因此分散了注意力,人在产生下一个想法之前,恐怕已被狮子吞入口中。

压力下的行为遵循“战斗或逃脱”的生存模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面对过“狮子”,比如童年时代严厉的母亲或霸道的同学,由此我们形成了一套能够成功帮助自己“生存”下来的行为和反应模式。这里的“生存”是指成功克服困境及压力,从而避免艰苦的体验。这种行为随后被“自动化”,以便我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处理压力,因此人们会下意识地依赖这种曾经多次自救的行为方式。

这种自救模式同样体现在身体语言上。压力下的行为自然也包括身体表达的全部。从生物学角度看,仅仅认识到狮子的危险性还不够,身体也须做好相应准备,才能够逃跑或与狮子对抗。通常,人们自身对此是无意识的。即便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非如此棘手,这种情境仍然会激活往昔的情感,似乎我们又回到童年时期面对严厉的母亲而不得不做出“战斗或逃脱”的选择。对某人在压力面前的身体语言进行观察,可以认识到压力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条件。另一方面,此人从小养成的行为反应模式也会暴露无遗,即他的个人“压力信息”。这在有关压力的研究中被称为个人情感负担。

一般情况下,人们自身对于压力没有意识,作为观察者,如果对身体语言比较敏感,可以从对方身上识别和理解这种压力模式,并做出反应。但如果观察者本身也处于压力下,两个压力反应模式则会相互碰撞。此时,非语言交流的发生则以确保自身非语言行为的成功为首要目标。如果两人均启动自救模式,这无疑会给沟通带来极大的干扰和困惑,因为双方可能都将对方视为危险的狮子。

自身的压力越小,人们便越能够像阅读“一本打开的书”一样阅读他人,并做出聪明的非语言反应。人们对他人的身体语言表达模式越熟悉,非语言沟通就越容易取得成功。

在压力下隐藏自己的身体语言并不是件易事。人们越是想隐藏,暴露的反而越多。

身体语言对于新一代互联网人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小巧多彩的表情符号渐渐简化甚至替代了语言文字,成为新时代的世界通用语。包括Emoticon表情语、Emoji符号和Smileys面部表情在内的众多“颜”语表达了当事人的情感和心境,使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也似乎真实感受到了对方的表情、手势和声音。Emoticon表情语表述的是人的情感,Emoji符号则不仅可以表达心情,还包括植物、动物、食品、天气、地点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图标。人们尝试通过结合两者,对客观事实进行充满感情的描述。互联网沟通使人们无需见面就可以交谈,这不免使人们在情感互动中无从下手。这时,通过开心、生气、哭泣等图案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则显得意义重大,在避免误会的同时,也使得交流更加生动有趣。

Emoji这个概念远比表情符号Emoticon更宽广。Emoji包罗万象的图标对交流情境进行了描述。严格地讲,采用表义符号的Emoji和Emoticon的交流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也称不上是发生在交流对象间的非语言交流。这是一种符号图像交流,使用的是不同于文字和非语言表达的数码语,是一种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交流工具。

当今世界存在的图像语言已经多达1000余种。实事求是地讲,这才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当然也在德国和中国通用。唯一存在的区别或许就在于不同地区电脑系统的差异。可以说,在第二代互联网盛行的现在,是科技创造了世界语,而不是人类。

通讯科技造就的表情符号使文字不再枯燥乏味。Twitter发布的Emoji使用频率排行榜表明,笑脸和爱心在全世界受到普遍欢迎。这个排行榜的公布再度激发网民热情,全球弥漫着Emoji流行病毒。这些符号不仅设计得新奇有趣,符合大众口味,而且内容紧跟时代潮流。有意思的是,出现频率越高、越受欢迎的符号,其作用于人们视觉的效果越是强烈。其他不常用的Emoji符号则被渐渐遗忘到角落。从这个角度讲,Emoji符号反映了网络交流中情感需求的发展。图4.1 Emoji表情符号

那些风靡全球的Emoji符号往往具备很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可以在不同网站和不同平台上发挥作用。而那些被遗忘的Emoji符号可能也曾经历辉煌,存留了时代的烙印,如电话听筒、电脑软盘,等等。表情符号和各种图像对跨国界交流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简明易懂的图像代替了繁琐的文字性描述,而且这种表达越来越具体、精准,比如拥有不同肤色发色的头像和具备不同性别特征的表情。Emoji符号如同数码狂欢街上的五彩碎纸,能轻而易举地触动人心。同时,Emoji符号如此高的出现率也反映了当今图像时代的本质特征:每个人都会敲敲脑袋问自己,我要向外界展示什么?要如何完美地展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新型数码交流方式无形地缩小了代沟。大多数人都使用智能手机,并且喜欢Emoji符号。

当然,掌握它的含义是保证沟通效果的前提,然而这并不总是一件轻松的事。例如爱心符号 可以表达“我爱你”,也可以表达“我觉得不错,好喜欢”。同一个表情符号在不同人的眼中可以呈现不同的含义。仅仅出于这一点就可以肯定,Emoji符号是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的,尤其是发生非语言层面上的交流。即使生活在数码时代,人类也不可能放弃瞬间体验到的真切情感表达,以及自发性本能反应。

来自学术界的研究解释了表情和图像符号普及的原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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