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影响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彼特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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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影响文库)试读：

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章都写作于1910—1950年这40年间，最早的3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是用德文写的，而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外，其余的都是在一些杂志上刊载过的文章，有的是为某位经济学家的去世而作，有的是为了某些重要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如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50周年、纪念帕累托诞辰100周年等。因为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匆忙写成的，熊彼特本人认为将它们汇编出版的价值不大，但有时又难免需要用到这些文章，而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易找到，所以在1950年1月，也就是熊彼特去世前几个月，他还是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们整理出版。

这10篇主要的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之外，都是由熊彼特自己选定的。他本计划收录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1949年6月）这篇文章，但是后来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取代了它，因为它更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他们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请求，这篇文章才得以收入本书中。在这里，我还要对《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及《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们表示感谢，是他们同意将原本刊登在自己杂志上的文章收入本书中。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刊登在《国民经济》杂志上，不过该杂志已经停刊了。

根据哥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议，我们将关于克纳普、维塞尔和鲍尔特凯维兹的三篇短文收入附录之中，他认为应该重新出版它们，并和其他传记体的文章一起选入本书。这些文章分别是熊彼特作为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熊彼特离开德国的波恩大学，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工作。

作者和这些传记文章的主人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钦佩他们的工作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彼此熟悉，特别是和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但马克思是一个例外，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则和凯恩斯一样，恰好在这一年出生，凯恩斯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本书的日文版的序言里，熊彼特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对读者来说很快就会看清，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目标（熊彼特本人的）和构成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些思想与目标完全一致。实际上，他与同时代及过往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对经济过程的看法，即这种过程是否是由这个经济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而在其他各方面，他只是引用李嘉图的说法和观点，但是把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置于次要的黑格尔的背景中，却是他自己的见解。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总是不断地提起他的原因，尽管他们对这一概念也有很多不认同的地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手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思想框架中，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静学的附属物，而是该时期经济的核心问题。他分析的重点落在了揭示经济过程怎样被自身逻辑决定，以及不断变化的整体社会的结构上。”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推导出来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要借助于长远眼光和纯熟技术的学科。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眼光，同时也推崇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的纯经济理论。关于这点，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这样说：“经济学就好像是一辆大公共汽车，它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不相称的乘客。单就纯经济理论来说，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唯一能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与瓦尔拉则完全不同，他们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另一个则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开创性地在我们的科学史上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是：对历史的和纯理论性的东西、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大量实际资料、社会学及统计学，他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有用。他如此广泛的学术兴趣也反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中。

在维也纳学习期间，熊彼特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学派的共同的创始人。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也只和他见过一两次，但是这些传记还是翔实可信的，因为其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他和庞巴维克就利息率的问题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论战；1921年，在庆祝维塞尔诞辰70周年时，他是3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他很看重奥地利学派，而且在这个学派中受到了学术训练，但实际上，他对提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更感兴趣，这个学派就源于瓦尔拉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其实是帕累托。帕累托原来是瓦尔拉的学生，后来又接替瓦尔拉在洛桑大学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直到现在，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也是过分“数学化”、过分“理论化”了。同时，英、美经济学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即阅读用其他文字写就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在早期就有了两位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和H.L.穆尔。本书中的10篇文章中有3篇是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特别描述了一次聚会，会上谈论了许多经济学家，而当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熊彼特说：“在我听到他（帕累托）高度评价（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不免感到意外。”

1906年，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又到英国生活了几个月。在英国期间，他拜访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1907年首次遇见了马歇尔。熊彼特在1933年12月写给《经济学杂志》的有关凯恩斯的传记文集《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raphy）的书评的注释中描述了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写作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他写道：“当我在1907年的某一天早餐时间隔着桌子看到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在我们谈了关于我的科学计划之后，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莽撞冒失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个不可靠的婚姻一样，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危险的念头。’他回答道：‘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的话，老人的劝告就没有用了。’”熊彼特在本书中表明了他对马歇尔著作的态度，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之(1)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于1941年6月从英国剑桥寄来的一封短信。信里说：“刚收到这期的《美国经济评论》，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关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看得出你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地、恰当地表达这种评价。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尤其使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欣赏凯恩斯写的《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而在评价美国经济学家（陶雪格、费雪、米切尔）时，熊彼特可能和他们刚刚认识。那是在1913—1914这一学年，我记得熊彼特好像是作为交流学者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在此之前，他也曾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好像还和陶雪格通过信。陶雪格于1912年11月27日从剑桥写了一封信给他，在这封信中，他对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表示赞赏，然后讨论了后者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什么异议，但我还是觉得应该以更现实的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陶雪格还随手附上了一些供给图表，并说道：“我想把和资本、土地一样的论证运用于劳动力，并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草拟出一个大纲。你可能也知道，我的朋友J.B.克拉克也进行过这种论证，而后来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仔细的论证。但是这个论证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并非是如此狂妄自大，以至于认为这个结论应该由我做出，但我确实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双方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0年陶雪格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头几年（1932—1937年），他和陶雪格一直住在斯考特街2号。

同样地，他对欧文·费雪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也很钦佩，与他们也维系了一定的友好关系。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到费雪位于纽黑文的俭朴的家中做客时（那儿没有烟、酒、咖啡，甚至连肉都没有），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特别准备的。阿尔及尔大学的G.H.布斯凯教授在1950年第3期的《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描述了这次在周末进行的交谈。本书中纪念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逝世的文章是熊彼特在逝世前一两个星期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有着共同的学术研究——研究商业循环，他们都相信，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需要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不辞辛劳地独自收集资料，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但是他对那些能够明智、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也从1920年起就担任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职务，但双方直到1927年才见了面。由于一些微妙的、很难解释的缘由，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都不十分密切。

对评述瓦尔拉、门格尔、庞巴维克的那3篇文章的翻译曾遇到过麻烦。正如保罗·斯威齐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序言及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季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应用德文写作，所以熊彼特的文风特别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富于书卷气的笔调，也许用‘奇异的风格’来形容最合适，这种风格恰好能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大量的长句子、大量的修饰短语、对修饰语的再修饰，以及对含义差别的辩解上。他的这些风格特征，正如人们所提到的，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别显著，这是因为德语更适合于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冗长，应加以删改，并为英语读者而重写。他着重指出，不那样做是不行的。

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本书中所收录的相比原作已经删去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一起进行的，而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的学生。在这儿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及3位译者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慷慨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书，并在此过程中帮我润色了英文及在多处澄清含义。出于某些考虑，我不得不对有些章节中的过于直译和模糊不清之处做了一些修改，修改的重点就是那篇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因此它的责任完全在我，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次也就保持不动了。除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做的一些小的改动——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没有再做其他改动或修订。(2)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1951年2月2日【注释】

(1)此处指玛丽·佩利·马歇尔，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译者注

(2)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熊彼特的第三任妻子。她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于1937年与熊彼特结婚。——译者注卡尔·马克思（1818—1883）(1)马克思主义学说

绝大部分融合人类智慧或想象的作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就永远过时了。这一时间，也许短暂如茶余饭后的片刻，或者漫长如经历一代人的沧海桑田，然而它们终究逃不脱被遗忘的命运。有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此刻也许是黯淡的，但一定会有复兴的时刻，到那时它们会以各自的形式，带着人们可以目睹手触的各自的烙印，作为文化遗产中可以被辨识的成分重新绽放光芒。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伟大的作品——这一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妥之处。按照这个定义，伟大一词毫无疑问是适用于马克思（Carl Marx）的学说的。但是，不容忽视地，将生命力的复苏纳入伟大的定义范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们在界定一个作品伟大与否时可以脱离私人的爱憎之情。我们不必以为伟大的成就，不论在基本宗旨方面或在细节方面，必然有着光明的来源，必须是完美无瑕的。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是黑暗的力量；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也可以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对于马克思理论，正是由于那些非难或甚至完全否定没能给它以致命的打击，故而最终引起了整个理论体系感召力的爆发。过去的20年是目睹马克思主义复兴最有趣的时期。首先是它在苏联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所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享有盛誉是很正常的。另外，在这里，马克思学说经典化的过程表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横亘在马克思学说的内涵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实践、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它巨大如谦卑的基督教义与其笼罩下的教徒或中世纪战争时期的军阀的行为实践、思想体系之间的差距。

但是另一处的复兴就不这么容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强调马克思学说重要性的笔调。当时，美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肤浅的、不重要的和没有地位的。此外，布尔什维克式的复兴，在之前那些最为马克思观念所浸染的国家此时也失去了本应有的冲击力。尤其是德国，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为显著的一个，在一战后的社会主义兴盛时期和过去的萧条时期的确始终存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马克思学派，但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物（不仅是和社会民主党联盟的那些人，还有在实际问题上比社会民主党的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走得更远的那些人）对于恢复原来的教义没有表示出多大兴趣，对马克思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对经济问题的解释上，也和其他经济学家如出一辙。因此，在俄国之外，美国的现象是一枝独秀。我们无须追究这一现象的起因，但花费片刻思考一下许多美国人所形成的自己的马克思(2)主义的轮廓和意义，也是值得的。一、马克思——一个预言家

我并非因为偶然疏忽而拿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的身份，硬给这一章冠以此标题。这不只是类比，因为在某种重要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对其信徒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些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检验各种事件和行动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指南，它指引人们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它指出罪恶所在，以使人类或那些“被选中”的群体脱离这种种罪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教化人们“得善终”的那一分支流派。我相信，如果圣典学家将以上特征总结并纳入宗教体系，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和评论提供方便，这样做可能比纯粹经济学家的任何说明都更深入地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以上做法的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解释了其(3)成功的原因。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所达到的更为完善，也从来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永垂青史。他的政党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特殊武器库——政治口号也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成功的部分原因，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实应归功于他给他的信徒准备的武器——在任何平台都可以随时使用的大量白热的成语、激昂的控诉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一点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武器过去起到了、现在也正在很好地发挥着它的作用，但它的产生也带来了一种不利影响：为了给滋生社会冲突的战场制造这类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曲意逢迎，或是偏离他的学说体系按正常逻辑所应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马克思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煽动性的言论，那他现在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不会为此类服务而心存感激，他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会自编自导政治歌剧的人的名字。

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这一成就的内涵，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着手考察。那是资产阶级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其文明的低迷期；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尚未显露出任何孕育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的迹象，到处充斥着让人反感的陈腐糜烂气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都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唾弃，工人世(4)界的唯一一线光明（除了从罗奇代尔和储蓄银行所得到的些许安慰(5)以外）也随着消逝了，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十分满足于穆勒的《逻辑》和济贫法。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给无数人带来了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人们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随意称为冒牌货或对信仰一词的戏谑之说（基于这一观点可以有多种表述法），但在调侃之余，不要忽视了作品本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即使马克思学说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几乎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同命运。然而，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学说在产生之初是为了让那个时代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所接受而组织和传达的。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将马克思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是合乎情理的，其具体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它（学说）一方面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的措辞系统及对受挫折和被虐待心情的详细描述，使那些用自我治疗方法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拯救人们脱离苦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经得起各方考验的。

在那个时代，正在没落的宗教遗留给人们一些超理性的渴望，这使他们如丧家之犬一样失去理智，但是当时的大趋势却难以避免地由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所主导，它们不能容忍任何没有科学或假科学内容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把这些超理性的渴望和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趋势成功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何等高超的技术！单纯针对最终目的的说教往往收效甚微；单纯针对特定社会进程的分析又可能只会引起少数专业人士的关注。但披着分析外衣的说教并能够直指人心，是马克思赢得热烈拥护的原因并因此为其追随者赢得无上的褒奖，它包含在这样的信念中，即人们不可能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打败，恰恰相反，他们会因这一力量而取得最后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信条中体现的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火花相对独立地起作用，没有它们，新的生活和生活中新的真谛就无处产生。但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另外，不得不提到关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归宿的不可避免性这一做法的中肯性与正确性。事实上，上面提到过的他对于失败的大多数心理的系统描述的一句评论就足够了。诚然，这样的描述并非有意识的或是潜意识里真实的情感抒发。我们倒可以把它看做一种试图以对社会进化或真或假的揭示来代替真情实感的行为。然而，这一行为及他为将术语“阶级意识”加于人民而做的努力，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他对工人心理的错误解读（工人的真实心理是成为小资产者，井且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来取得这一地位）。但是只要他的教导产生影响，他也就扩大了追随者队伍并为之增添了荣誉。他没有为了自己勾勒出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洒落任何多愁善感之泪。这是他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比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更优越的一点。他也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担心得不到利润的时候，喜欢将工人称颂为终日勤劳的英雄。他完全没有拉拢工人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在他的某些不够坚定的信徒中是极为明显的。关于人民大众这个词的含义，马克思具有很透彻的理解。他所关注的是整体的社会目标，而这些远超出了工人的思想和需求范围。另外，他从不教导大众去实现他个人的理想。他没有这种虚荣心。正如任何真正的先知都自称为他的神祉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从没妄想传播历史客观进程的逻辑之外的事情。这一切所表现出的庄严弥补了许多偏狭和俗鄙，这些也成为他的作品和生活中奇特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点也不应当略而不提。马克思个人的修养很高，那些目不识丁的庸俗社会主义教授完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能极其精准地理解文明及这种文化价值的“相对而言的绝对”价值，无论他自己感觉与这种文明相隔多远。在这一方面，我们提不出比《共产党宣言》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眼界。在这一宣言里，(6)他也热烈地赞扬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即使在他的学说里宣布资本主义未来必然灭亡时，他也从没有不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态度暗示了许多马克思本人内心本不愿接受和承认的事情。但毫无疑问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他关于历史的理论对事物的有机逻辑做出了特定的阐述，认识到这一点，使他更容易采取并坦然接受这种几乎有些“决绝”的态度。对他来说，社会事物都有一定的轨道。也许在他生平中的某些时候，他很可能是潜伏在某个咖啡店中的阴谋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内心的确是蔑视这类事情的。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要消灭其他一切生活情调并对其他文明制造不健康的，甚至愚蠢的憎恨或轻蔑的一种痴迷。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是基于他的根本立场而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说得通的。二、马克思——一个社会学家

我们现在不得不做一件最为马克思的忠实信徒所反对的事情，那就是对他们所认为的一切真理的真正源泉进行客观冷漠的分析，而这使他们很自然地感到憎恶。但最能使他们感到不愉快的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作品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评判。他们会说，这一做法表明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领会这一伟大作品的整体，因为它的各部分是互为补充和互为说明的，不可分而视之。因此，如果单就其中一部分或一方面来考虑，就会失去作品的真正意义。但是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冒犯他们。当违背了他们的意见，在分析了作为先知的马克思之后来分析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无可否认，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存在对社会看法的统一性，这一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给予他的作品分析的统一性，当然更多的是外在的统一性。我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作品的各部分无论从其内在来看有多独立，作者已经尽力将它们彼此之间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如此，这部巨著所分立出的各个部分，仍各自保留着足够的独立性，使学习本书的人可以在接受作者在某一领域的劳动果实的同时，拒绝其他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的魔力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有意义的一点是它把重要的和鼓舞人心的真理从一艘不可救药的破船中解救了出来，因为让真理独立存在比将其束缚要有价值得多。

这一理论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倒不如干脆不加以评论。由于他在德国成长、接受教育，为人又善于思考，所以他的哲学基础很巩固，他对哲学的兴趣也很浓厚。德国式的纯粹哲学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青年时代的爱好。有一个时期，他把这看成他真正从事的职业。他曾经是新黑格尔派哲学家。这大致是说，他和他的同盟者一方面接受了他们的创始人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摒除了黑格尔派的其他信徒们对于黑格尔哲学所做的保守解释，而代之以极其相反的解释。这一背景在他的作品中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思想倾向和训练基本相仿，都主要抓住这一因素并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体系的钥匙。(7)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并且对于马克思的科学能力是一种不公正的看法。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他的早期爱好，他欣喜于自己的论证和黑格尔的论证之间可能找到的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仅止于此而已。他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分析他的论证，就可以证明他在序言里所说为实，不是自欺欺人的。他所有的论证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涉及哲学领域。诚然，那些从哲学角度出发的注释者或评论者们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对于有关的社会科学他们了解得还不够多。此外，哲学体系建立者有一种心理倾向是只愿意接受来自哲学原理的解说，而不喜欢接受任何其他解说。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实践经验看做哲学在有关事实问题中的展现，从而把讨论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做既误导了他们的盟友也误导了对立阵营。

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借助广泛掌握历史的和当代的资料这样一种武器来完成他的使命。然而，他所掌握的当代的资料总是有点过时，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书呆子，所以他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完全不同于他所习惯的报纸的资料来源）总是有点滞后。然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他也许经常会忽视一些专论文章，但他从不忽略同时代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文章。我们当然不能用颂扬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的词语去评论其在社会领域的成就，事实上，他在社会领域的知识架构还称不上像在经济领域里那样“无所不通晓”。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在社会领域中的贡献，他仍然可以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来阐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而且他的大多数理论都被认为达到了不在同时代其他社会学家之下的水平。他在引用这些资料时，都是透过杂乱不规则的表面现象深入其中洞察历史事件的伟大的必然趋势的。在这方面他不单有热情，也不单是对某事件进行分析的冲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为了将自己的社会理论系统化所做出的努力的(8)成果，即所谓的经济史观，毫无疑问到今天仍是社会学上一项最伟大的个人成就。在这个成就面前，再去追究这一成就是否为马克思的原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和法国先辈之类的问题，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

经济史观并不表达人们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这个主题。与此相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关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结构的说明，以及关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于个人精神方面的分析。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宗教、形而上学、各派艺术、伦理观念和政治主张是由经济动机所催生的，但也并不否定它们与经济动机之间的关联性。他只想揭露形成它们，同时也(9)能说明其兴衰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的全部资料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这些集团或阶级如何解释其本身的存在、地位和行为的方式，无疑是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然而令他大为光火的是，有些历史学家根据社会集团和阶级的表面价值而形成他们的态度和概念（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派生物），并想用社会现实去解释社会现实。但是如果观念或价值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社会进程的主要推动因素，那它们也不能被看做轻易就消逝的一股青烟。如果使用类比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中是起着传动带的作用的。战后这些理论所取得的最有趣的发展是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10)Knowledge），它是能提供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过多涉及它，但提到它是必要的，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连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的演说中，也认为这一理论意味着个人和集团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看法在一些重要领域是错误的，在剩余的领域中也浅薄得可怜。

既然说到此，我们还可以顺便给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使他遭受另一种误解，即经济史观常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自己也这样称呼它。这一术语的使用使它在某些人中间更享有盛名的同时，也使它在另一些人中间变得更不受欢迎。但这一结果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具有唯物主义特征，如果将他的历史观与其他经验科学相比，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有一点应该被澄清，那就是这正像世界上的任何物质现象一样，它们在逻辑上是与任何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信仰不相矛盾的。中世纪的神学本身也提供了一些方(11)法，可用以建立这种相容性。

经济史观所实际说明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人类的态度、行为和文明又是社会结构所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用“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名言来表达他的观点。这种说法过分强调了技术因素，甚至于到了应该给以预警的程度，但如果能理解单纯的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么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通俗化一些，并且知道以下说法会使我们流失很多理论本来的含义，那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每天的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方面——或我们各自能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2）各种生产方式本身都有其内在的必然趋势，那就是说，它们是随着其本身的内在需要而变动的，从而只通过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后继的生产方式。用同一马克思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以“手推磨”为特征的制度产生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即手推磨的机械生产方式逐渐被社会接受并成为实际需求，从而使得个人或集团都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趋势。蒸汽机的兴起及其运用又产生了新的社会机能和社会地位，新的集团和他们的新观点，它们于是就保持这样的发展并互相影响，直到现有的结构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容纳它们为止。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推进器，它首先推动经济变迁，并由于经济变迁进而推动其他一切社会变迁。这一推进器仿佛一个永动机，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动力。

毋庸置疑，这两个命题都包含大量真理，也是极宝贵的假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的反对意见都完全失败了，例如，所有那些从伦理或宗教因素角度考虑的反对意见，(12)或伯恩施坦早已提出的那种轻松而简单地认为“人有脑子”，因而能够随意行动的反对意见，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进行了以上阐述之后，几乎不需要再细说这些论证的弱点了。人们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直接由周围环境的客观事实所强迫使然。但他们是根据一些特定的立场、观点和倾向来进行选择的，这些立场、观点和倾向当然并不会自成体系，而是由客观的形势所造成的。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只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近似法，是否人们总是认为它在一些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时，在另一方面就会产生不太令人满意的反作用。这里一开始就出现一个明显的约束条件。社会结构、类型和态度就像是一些尚未被熔化的铸币，它们一旦铸成之后就能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保持几个世纪。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形式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于是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实际生活中的集团和民族的行为，与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试图做的推断所预期的结果，或多或少有些距离。虽然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况，但是当一种高度耐久的社会结构整个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时，是可以看得最为清楚的时候。诺曼人征服西西里时所处的社会情况正好能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这些事实，但是他也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一切引申含义。

与此相关的一个案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意味。回想一下6世纪和7世纪在法兰克王国中地主和佃户之间封建关系的出现。这无疑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塑造了延续很多世纪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了生产条件，包括需求和技术在内。但对其最简单的解释，要从先前由那些绝对征服了某些新的领土之后成为封建地主的家族或个人所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去寻找（征服以后他们仍然保有这种职能）。这一理论并不完美地符合马克思的主导思想，并且很容易被误解而将结论引向其他方向。毫无疑问，借助于一些辅助的假定也可以把这类性质的事实包括在总的理论之内。但当需要插入这样的假定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理论开始走向终结。

在运用马克思方法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引起的许多其他难题，可以由承认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13)相互作用而得到解决。但是笼罩在基本真理的魔力周围的马克思主义，正恰恰决定于它所主张的单方面关系的严格性和单纯性。如果此中有疑问的话，经济史观将不得不沦为同时期其他比较庸俗的理论之列——成为许多局部真理中的一种——或让位于另一种能阐述出更多的基本真理的主张。但即便如此，它按成就的卓著程度而取得的排名，或它作为研究假定而具有的便捷性，都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对于忠实的信徒来说，经济史观无疑就是打开一切人类历史的秘密宝库的总钥匙。如果我们有时面对经济史观得到天真幼稚的应用而感到忍俊不禁，此时我们应当谨记被它所取代的都有些什么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时刻铭记这一点，那么就连经济史观的跛足姐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变得更加通俗易懂了。

就像经济史观一样，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应被史册记载的贡献。一种奇怪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方面是异常缓慢的。理所当然的，他们常常把那些互相作用产生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过程的人分成阶级。可是这些阶级不过是展现了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根据这一理论，有些人因为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被划分为地主，有些人因为出卖其劳动服务而被划分为工人。但是社会阶级不是依附于分类学家的分类而产生的，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生动实体。它们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很容易因为我们将社会看做个人或家族单纯的、无定形的聚合而被我们忽略掉。究竟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多大重要性，仍是一个相当有争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在很多涉及实践应用的方面和一般社会发展过程所涉及的一切更广泛的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社会阶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共产党宣言》所包含的一段名言里，即“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把它的位置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但即使我们把语调降低到这种主张，即历史事件常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现存的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时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论据(14)能够支持我们的观点，即这一概念和经济史观本身几乎是同样有价值的。

很显然，我们自己做出的特殊阶级理论的正确性对由阶级斗争原理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对历史的描绘和我们对不同文化模式及社会变化机制的全部解释，将按照我们选择的理论的不同而不一样。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如戈比诺一样把人类历史归结成种族斗争的历史，或者选择施莫勒或涂尔干式的劳动分工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对抗分解成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或许在分析中出现差异的范围会超出阶级的性质问题。不管我们对于阶级的性(15)质采取什么态度和看法，只要我们对阶级利益的定义不同，或者只要对于阶级活动是如何表现并展开的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一题目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偏见的“温床”，还没有达到它的科学阶段。

有一个现象十分奇怪，那就是据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明显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枢纽之一的社会阶级理论有系统地写出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阶级概念看问题的，以至于他不觉得有必要写出其确切的定义和说明，因而把这一工作拖得太晚，来不及写了。同样也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些问题在他的思想中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他对现象的概念解释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化的思想，所以给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这就阻碍了他走向完成一条完备的阶级理论的道路。他自己和他的信徒都把这一发育不全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典型事例上去，其中他自己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便是(16)一个突出的例子。但除此之外，他在这一理论方面没有取得真正的发展。他的主要伙伴恩格斯的理论是属于分工类型的，而且他对于分工的含义也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间接的和片断式的说明——其中有些是有力量的和杰出的——散见于这位大师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

由于把这些片段拼合在一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能在这里尝试，但基本思想特别清楚。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占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如厂房、机器、原料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或被排斥在这些所有权之外。这样，我们基本上有占有所有权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的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而且也只有两个阶级。当然不能否定存在两者之间的中间集团，如由存在雇佣劳动但也参加体力工作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由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集团。但是由于它们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趋向消失，所以它们被当做不正常的集团。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由于它们所处地位的必然性和完全独立于个人的任何意志，所以在本质上是彼此对抗的。虽然每个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阶级内各小集团之间产生的冲突甚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最后的分析中，这样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的。唯一不带偶然性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对抗与建立在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上的冲突，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真正性质上的冲突——阶级斗争。

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马克思试图向我们说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如何彼此互相摧毁，最后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也试图说明资本所有权将如何导致资本进一步积累。但这一论证的切入点及把所有权问题看做社会阶级基本特征的这个定义本身，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家一开始时如何成为资本家”这一问题，或“他们如何取得（按照马克思学说所阐述的）为开始剥削所必需的物资储备”这一问(17)题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极不明确。根据“资产阶级童话说”，过去已经有人，并且现在每天也有人正在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工作和储蓄的机会而成为资本家。马克思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而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用哄笑的态度来摆脱不适宜的真理，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方法，只要看看那些政客就知道，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擅用此方法。但事实是，只要不是别具偏见的人，在观察历史上和当代的事实之后，都能看到这一“童话说”虽然远没有说出全部真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真理的某些侧面。出类拔萃的智慧和能力是推动产业成功的原因，特别是在创立产业定位方面，那些成功的案例十分之九是出自卓越的才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和任何个人试图创立自己的产业初期，储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不完全像古典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诚然，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会用由节省工资或薪水所积累的资金来建设工厂，从而获得资本家的头衔（产业雇主）。大部分资本积累来自利润，因此必须先有利润才能有积累——实际上这是把储蓄和积累区分开的真正途径。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一般是借用的别人的储蓄——社会上存在许许多多小额储蓄，这是容易解释的——或是靠借用银行为供将来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使用而设立的存款。即便如此，后者照例是由储蓄而得的：他的储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因为每日衣食无着落而不得不从事苦力工作；使他得到充裕的时间，以便考察环境，扩展计划和寻求合作。因此，如果仅从单纯的经济理论问题方面考虑，当马克思否认储蓄具有古典著者所说的作用时，他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措辞有些过分，但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因此，不管古典理论是否正确，他这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不见得是公平(18)的。

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也的确起到了作用，它帮助马克思为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扫清了道路。但是这一理论也许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暴力，掠夺——镇压人民大众助长了掠夺，掠夺的结果又推动了镇压——这一观念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并且和一切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观念是相吻合的——现今这个时代甚至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符合这一规律。但显然它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要说明有些人如何取得镇压和掠夺的权力。通俗的作品是不会为这一问题而烦恼的。我不应该想到要向约翰·里德的作品提出这一问题，因为我是在和马克思打交道。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的历史性至少提供了近似于解决方法的解释。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状态成长起来不仅仅是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而且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产生了探究社会阶层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机制的问题。但马克思(19)实质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暴力统治，在这种统治下，镇压和剥削人民大众已是既成事实。这样，最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而设计、提出的阶级理论被引申到它的“前辈”封(20)建社会了——就像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很多概念一样。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被隐藏在封建的混合物里，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它们却已经以确定的状态作为论据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剥削者简单地代替了封建剥削者，这一推论在假定封建主实际转化为实业家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且只此一点就可以解释前述问题中未解决的部分。历史事实对这一看法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主实际上在后来建立并管理着工厂，并且常常由他们的封建地租提供资金支持，由务农人口(21)（不一定全部是他们的农奴，但相当一部分是）提供劳力，最突出的是在德国。在一切其他情况下，可以用来弥补漏洞的资料显然就比较贫乏了。能够表明这种情况的唯一比较坦白的解释是，根据马克思观点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里的“满意的结论”指的是那些(22)借助于非马克思的因素推论出的非马克思的结论。

但是这就在这一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的根源上削弱了这一理论的强度。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也能够解释之后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好像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都一直持续着），所以我们不可能说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只有在解释遥远的过去社会发展过程时是行不通的，而在其他时期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都不能从任何一方接近它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中心，因而根本不必受到重视的理论来说，如果我们抓住它的缺点不放，那就显得有些多余了。能够最好地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应该主要在以中等类型、所有者直接经营的企业占优势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里寻找。超过这一类型的范围以外，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阶级地位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于相应的经济地位，但它常常是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地位的结果。经营上的业绩显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通向社会显要地位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偶然能够决定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但是即使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如果我们把所有权看做划分界限的标准，那也是欠妥当的，其不合理程度就像把一个偶然装有一支枪的人界定为士兵一样。把一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远看做资本家，把另一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远看做无产者，且加以严格的划分，不仅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社会阶级的特点——总会有个别家族跨入上等阶层的行列，同时也有的人从这一行列退出。我所提到的事实都是明显的和无可争议的。如果它们不能表现在马克思的画面上，那只是因为它们的含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这一理论并不是多余的，考虑到它在整个马克思的体系中所担负的使命，以及它在整体分析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即不同于它作为煽动者的言论工具的其他用途。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不会把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看做两个独立的学说，这是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所不同的地方。马克思认为社会阶级理论以一种特殊方式补充经济史观，从而限定了，也更确定了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决定着社会结构，并通过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整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历史动向。但是在一切非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由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规定的。社会阶级是社会这一舞台上真正的灵魂人物，它同时也是通过阶级这一武器来影响一切其他事物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逻辑的直接产物。这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说成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狭义的经济现象：这样他就可以使自己的理论不必从更深层次去解释阶级，但在他的分析图式里，由于他给阶级以这样一个定位，所以他也就无可选择了。

另一方面，马克思想用给阶级划分下定义的相同方法给资本主义下定义。稍微思考一下，读者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非做不可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其分析战略中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它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实质上不受社会阶级存在与否影响的社会主义，根据他给出的定义，成为除了原始社会以外唯一可能的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巧妙的同语反复的说法，只有在马克思所选择的为资本主义和阶级划分所下的定义（根据生产手段私有制所下的定义）中才能使其结果得到可靠的保证，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定义都无法获得同样的收效。如此说来，社会就只存在两个阶级，即所有者和无产者，因此对于一切其他划分原则，即使是更为说得通的，也不得不加以忽视或低估，或是划归于马克思的定义下。

从上述分析来看，马克思对两个阶级之间分界线的绝对性和重要性的夸大，只有在与其对两个阶级之间敌对关系的夸大相对比时才稍显逊色。对于任何没有因深受马克思思想浸染而心存偏见的人来说，两个阶级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显然主要表现为互相合作的关系，其余任何相反的结论都缺乏有力的论据，多半只能依赖一些病态的事例作为证明。在社会生活里，除了某些极端情况外，敌对与和谐是普遍存在的，两者实际上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相伴而生的。但我几乎倾向于说，古老的“和谐说”，虽然也充满了强词夺理的说法，但其中的绝对理论要逊色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是绝对无法逾越的。但是再一次重申，马克思在这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因为他迫于革命需要而要得出既定的理论（他可以从几十种其他可能方式中同样圆满地得到这些结论），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理论分析的需要。如果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带来社会主义曙光的手段，那么在他的只存在两个社会阶级的理论假定下，这两个阶级就必然是敌对的，不然他的社会动力论就将毫无说服力可言了。

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即根据私人控制生产方式的制度来给资本主义下定义，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论却来源于他的经济理论。这一经济理论试图说明的是，包含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里的社会学数据，是怎样通过经济学上的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得出的，以及它们如何恰好产生出最后使自己走向灭亡的组织结构，同时为另一种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这一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将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的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整理一切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会聚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焦点。因此，它不仅是只解释一种现象而忽略了其他现象的关于一种个别现象的理论，它是一个有机体，具有综合的功能，与那些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有效措施、方法相比，这种功能对于马克思学说体系来说要重要得多。在我们试图理解像马克思这么精于分析的学者如何能容忍其理论中有缺陷存在时，不应该忽略上述功能。

从古至今，总有一些热心于欣赏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阶级理论的人。与他们的行为相比，他们做出这些行为时的心情更容易理解：他们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强大力量和恢弘气势所折服，以至于几乎不论它的组成部分有多少缺点都能加以宽恕。我们也将试图对它加以评价（见本文第四部分），但首先我们必须分析马克思的经济机械论如何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完成自己被赋予的使命。三、马克思——一个经济学家

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对于一位被我称为天才和先知的著者，我认为开篇就应该强调他学识渊博这一特点，这看起来是多余的甚至有些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天才和先知并不总是在专业知识方面出类拔萃，而且如果他们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话，往往恰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出众。但这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无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锻炼或学识。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极少遗漏重要的文献，他消化了他所阅读的一切，他热情地钻研每一个事实或论证的细节，这在习惯着眼于整个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是极少见的。不管是批评和拒绝还是同意和接受，他总是把一件事情研究得十分彻底。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不得不说它是其理论作品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他的工作肯定是为证明某种特定的学说，但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和设法精通一切可以精通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放弃了偏见和非科学的目的。对于他的伟大的聪明才智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就问题论问题而不是考虑如何增加自身利益，因为前者是他的兴趣所在。无论他多么醉心于他的最后结论的意义，当他工作时，他首要关注的事情是如何把当代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磨得更锐利，如何解决逻辑上的困难，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即使在一些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但在性质和宗旨上却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的性质总是被误解，而且这一误解除来自他的敌人外，还来自他的朋友，不过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朋友看来，他的水平要远高于单纯的专业理论家。如果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著作给予过分赞扬，对他们来说，那将近乎于对他所有成就的亵渎。他的敌人则厌恶他的态度和他的理论背景，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他的确做出了一些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并能够承载如此高的评价。此外，生硬如冷却过的金属一样的经济学理论，由于浸没在马克思著述的火热的辞海里，所以取得了它本身所没有的热度。凡是对把马克思称为一个合格的、科学的分析家表示出异议的人，一定是只想到了他的语言，那些充满热情的词句，想到他了对于“剥削”和“贫困化”［这可能是对德语vereleadung一词的最好译法。vereleadung不是好德文，正如immiserization（贫困化）这个怪词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字在意大利语中是immiaeri－men－to］的强烈控诉，但是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些语句背后的他的思想。当然，这一切(23)及其他许多方面，如他对于奥克内夫人的恶意讽刺和粗俗批评，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它们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他的信徒和怀疑者来说都是如此。它们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某些比他的老师的类似主张有更多内涵的东西，有些理论甚至从根本上与其导师所主张的背道而驰。但它们并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真有导师呢？有的。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认(24)识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位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的学生。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而展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了推理的艺术。他总是使用李嘉图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所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难题，都是在他对李嘉图学说的深入钻研后，或者是他在其基础上受到启发而安排今后的工作时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本人也很大方地承认了这一点。诚然，他不会承认他对于李嘉图的态度是典型的普通学生对教授所应有的态度：到教授那里，听教授三番两次地说人口的过剩、过剩的人口再加机器使人口过剩，然后返家努力把功课做出来。围绕马克思主义而争论的双方都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唯一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影响的理论，在所有(25)对其产生影响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魁奈的理论，马克思关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魁奈。在1800年至1840年之间，一些英国作家企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甚至可能提供了许多建议和细枝末节的东西，但他们的影响在我们提及李嘉图思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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