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中博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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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试读：
前言
创业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塑造创新向上的文化氛围，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还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创业者带来财富、成就和地位。正因为如此，创业活动成为引起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各级政府高度鼓励的热点问题。随着整体环境的日益改善，创业机会的不断增多，全民创业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早期创业活跃度指数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但是，大多数创业企业的绩效却并不乐观，成立之初就面临着“死亡之谷”，其原因在于新创企业存在的新进入缺陷以及老牌企业所设置的进入障碍和防备门槛。根据《2011年中国企业长期激励调研报告》以及《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白皮书2012》的数据显示，我国创业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5年。
然而，在大多数创业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创业的队伍中也不乏成功者。总结这些少数成功者的似然规律发现，网络的应用以及技术创新行为对企业生存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老牌企业不同，新创企业先天资源不足，内部自我创造和积累的能力弱，因此对外部资源的需求更强，但其声誉、经验、合法性都处于低层次水平，不容易获得合作伙伴和资源拥有者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在这一阶段，很难立即形成企业的组织网络，也就难以通过组织网络获取外部资源来提升绩效。此时，创业者掌握的个人网络理所当然的显得倍加重要，是新创企业获取信息、技术、资金、知识等资源最重要的渠道和最合适的机会，可以说，创业者的个人网络类似一个“婴儿的脐带”，源源不断地为新创企业提供“养分”。而且，其中的关系变量在传统“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基础上，发挥着通路、先机和举荐的作用，成为缩短新创企业与资源拥有者距离的最好方法。在技术创新方面，唯有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新创企业才能提供与老牌企业差异化的产品、服务、营销渠道，进而降低甚至打破原有的进入壁垒，后期更是提升购买其他产品的转换成本，创造收益增长点。
抛开将创业者的个人网络与企业的组织网络整体研究的思维框架，并且兼顾创业者网络特征的主效应要素与创业演进过程的协同，基于新创期企业绩效的提升主要是由“创业者—关系人”多主体共同完成的这一逻辑基础，本书试图围绕“创业者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的微观机理”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并且，阅读大量书献后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开始在创业者的外部关系中寻找技术创新的来源，创业者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可能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也可能还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间接影响绩效。为此，本书尝试构建了“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新创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并将环境的不确定性纳入其中，试图探索创业者网络关系视域下，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形成机制。
经过大样本的实证调研以及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书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关系能够直接有效提升新创企业绩效，强关系和弱关系这两个主要维度会使创业者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到信任、资金、信息等支持性资源，以弥补新进入缺陷的劣势；第二，技术创新在创业者网络关系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创业者网络关系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够得以实现，正是创业者网络关系开启了新创企业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使其开展创新性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活动，成为企业获取新创期绩效立竿见影的方式。在维度层面，创业者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分别通过利用性技术创新和探索性技术创新促进新创企业绩效，这一结论从强关系和弱关系发挥作用的不同路径为解决两者悖论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而且也为新创企业寻找技术创新驱动力提供了差异化来源；第三，环境不确定性在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一定的调节作用。由于新创企业不像老牌企业那样具有充足的资金、信誉、声望和经验，难以同时具备技术创新二元平衡的基础和实力，因此寻求利用性和探索性技术创新与环境要素互动下的间断平衡成为新创企业的理性选择。具体表现为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加剧，消费者的偏好越来越难以捉摸，行业内产品、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敦促着期待获得高收益的新创企业不断以开放性的思维，加速研发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的探索性活动。当行业内竞争性越来越强，尤其是这种竞争集中表现在某类产品和服务上时，新创企业针对当前技术和知识反复推敲的利用性活动，必然能够找到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压缩成本的方法，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而此时探索性活动的结果在激烈的竞争中容易迅速扩散，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无法弥补大量的资源投入。
综上所述，本书构建了创业者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框架，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弥合了网络理论与创业过程的协同演化研究，其结论对于创业者有的放矢的利用个人关系提升企业绩效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有意于拓展和提升新创企业绩效的创业者来说，个人网络关系是极具潜力的工具，然而随着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往往关系所带来的收益并不如从前那样即刻显现或者直接显现，创业者要具备一定的耐心，注意关注于在网络关系和绩效之间起作用的技术创新活动，还要发挥事前战略定位的作用，充分审视内外部环境，做出适当的创新选择以及设置明确的创新目标。如在行业竞争性较强的环境下，需要以更多的利用性技术创新活动提升新创企业绩效，则有必要对创业者的弱关系进行强化，再通过强关系获得更加直接的支持和更加复杂深入的知识和信息；在外部环境表现得较为动态时，要以探索性技术创新活动为绩效的主要驱动力，创业者则应当适当的增加弱关系成员的数量和规模，以获得更多异质性的信息和非冗余的资源。第1章绪 论1.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纵观全球，创业型经济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竞相追逐的一种经济类型，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宏观层面上，创业活动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塑造创新向上的文化氛围，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在微观层次上，创业活动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创建企业实体（Hitt et al．，2001），为创业者带来财富、成就和地位。可以说，创业活动已经成为促进创业者、社会和国家正向产出的一个重要变量。据统计，每天有2200家新企业在世界各地被创建，随着整体环境的日益改善，创业机会的不断增多，我国也已经成为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中国报告（2002—2012），我国的早期创业活跃度（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EA）指数在参与调查的六十多个国家中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十一名上升至2012年的第二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企业也印证了“全民创业”的火热状态。
然而，在关注创业企业数量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质量的提升。企业一经成立，就进入了新创期，学者们普遍认为处于新创阶段的企业最明显的特征是一个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与老牌企业（established firms）（达庆利和潘庆华，2007）相比，这些新创企业存在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Stinchcombe，1965），缺乏声望、经验、资本等资源禀赋，尚未形成完整的业务模式，其现金流、管理思维、规章制度等尚不健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要与老牌企业竞争，因此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考验，可以用创业圈里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死亡之谷”来形象说明新创企业的处境。尤其在各行业逐渐形成巨头效应的现状下，大企业的业务半径覆盖面越来越大，对新进入者也设置了更高的防备门槛，所以处于新创期企业的两个任务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立足以及逐渐通过创新、合作、联盟等多种手段在人员、销售额等方面实现增长。概括来说，新创企业一方面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和经营数据可以作为参考，用来预测和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比现有的老牌企业面临着更大程度的风险（张玉利和赵都敏，2009）。这也是众多满怀激情的创业者和新创企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的重要原因。从数据上看，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统计，在我国有75％的人具有创业意愿，但是自主创业的企业其存活率不到4％；根据《2011年中国企业长期激励调研报告》以及《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白皮书2012》的数据显示，我国创业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5年；GEM中国报告（2002，2005，2007）也指出，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创业企业的平均寿命短，死亡率高，成长率低，很多企业还没有度过新创期就已经面临倒闭的风险，因此如何在新创期提升企业的生存成长能力成为一大难题。
举例来说，随着乳品行业审核程序日益严格，消费者要求越来越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大批曾经辉煌一时的乳品公司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如曾经是乳酸菌饮料行业“龙头”的太子奶公司于2010年破产，曾经耳熟能详的田园牧村乳品公司转移市场去生产苹果醋等饮料；再如手机市场上2000年前后涌现出一批像“熊猫”“夏新”“波导”“TCL”等众多国产品牌，但是在2006年左右却集体销声匿迹，或倒闭关门，或破产重组，或转移市场，大都没有逃过被淘汰或者夭折的命运。
虽然如此，创业圈中也不乏成功者。例如，同是乳品企业，但作为后起之秀的蒙牛公司却愈战愈勇，不仅成功并购雅士利，还与爱氏晨曦、达能集团、新西兰安硕集团成功建立了合作联盟。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蒙牛公司创始人牛根生指出，蒙牛之所以能够后来者居上，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众多他熟识的商业精英在关键时刻的“江湖救急”。像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面临被境外机构恶意收购的危机，与牛根生同是华夏同学会成员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连夜召开董事会，两天之内就将两亿元打到蒙牛的基金账户上，新东方集团的俞敏洪则送来5000万元，牛根生在长江商学院的同学则纷纷买进蒙牛的股票，以拉升股价。再如，与“熊猫”“夏新”“波导”“TCL”相比，由2010年4月成立的小米公司推出的小米手机，却异军突起，不仅在激烈的竞争中树立了品牌形象，而且在销售收入、员工数量、市场份额等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增长，2012年实现销售量719万台，销售额达到126亿元，仅2013年“双11”当天，小米手机在淘宝网上就实现了5.5亿元的销售额，成为继苹果手机、三星手机“两枝独秀”之余的第三势力。其创始人雷军总结小米手机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小米公司的技术创新。在将生产过程外包后，小米公司有4000名员工，2500人从事的是与用户沟通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微信、微博、邮箱、论坛等方式收集用户对产品硬件、软件的要求和改进建议，再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其他1400名技术人员，根据用户要求的方向，这些技术人员再进行操作上、软件上、功能上的创新。这样从注重用户信息反馈，到以此为方向进行研发，到每周发布更新软件，到采取网络销售，无不体现了技术创新在从形成产品概念到商品化扩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证明了技术创新是小米公司摆脱新之劣势与小之不利进而与跨国企业竞争的重要利器。
通过上述这两个例子的对比可以简单地得出以下结论：创业者个人的网络关系与技术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帮助。具体来说：
第一，创业者网络关系。众多杂志上的商业评论习惯于将那些成功创业的人士当作天才来看待，进而总结其共有的人格特质，而创业的理论研究应当进一步总结和探索他们取得成功的似然规律，然后通过教育、宣传来推广，引发学习的热潮。在众多似然规律中，应用网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按照Dubini和Aldrich（1991）、Bruderl和Preisendorfer（1998）、YankelevskyU和Avnon（2004）的观点，新创企业的网络是包含创业者个人网络和创业企业组织网络在内的综合体，两者在企业发展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处于新创期的企业强依赖于创业者的个人网络，这主要是因为新创企业先天资源不足（Hitt et al．，2001），内部自我创造和积累的能力弱，因此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和依赖较其他现有老牌企业更强，但新创企业的声誉、经验、合法性都处于低层次水平，不容易获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很难在这一阶段立即形成企业的组织网络（石秀印，1998），也就难以通过组织网络获取外部资源。正如Aldrich（1991）指出的，通过企业的组织网络，新创企业往往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资源（what they want），更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what they need）。这时候，创业者掌握的个人网络显得倍加重要，是新创企业获取信息、技术、资金、知识等资源最重要的渠道和最合适的机会，可以说新创企业是创业者网络特征的延续（张玉利等，2009）。而且创业者网络的作用主要通过关系变量展现出来，尤其在中国的情景下这种状态更加明显（Waston，2007）。长久以来，在“乡土中国”的基础上，传统社会已经形成了用于衡量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48），为了获取理想的成果，“人脉”显得尤其重要，“走后门”“拉关系”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新创企业也不例外，可以说充分利用创业者的网络关系是新创企业最好的选择（Peng&Heath，1996）。举例而言，孙正义在中国大陆进行风险投资的第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有利网，其成长历史离不开创始人刘雁南个人网络关系的帮助。有利网最初的互联网理财模式是在刘雁南与自己的两位同学任用和吴逸然经过长期交流和沟通后确定的，并于2013年2月正式上线运营。为了扩大知名度，增强顾客投资的信心，通过自己的父亲和同学，刘雁南分别请到了弘毅投资的赵令欢总裁以及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作为顾问，实际上就是请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声望为有利网做担保。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原来同事的介绍，寻找到了最初合作的全国知名的小额贷款公司，这次合作也使有利网正式定位于理财网络销售平台，正是这种定位获得了软银中国的青睐，刘雁南也因此被《创业邦》评为2014年30岁以下创业新贵的第四位。再以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公司为例，创建初期就是凭借创业者马云的个人关系组建了18人的团队、凑够了50万元的注册资金，随后又通过创业团队的重要人物CFO蔡崇信的个人关系，与高盛集团取得联系，获得了由其牵头的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解决了新创期的融资难题，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取得了先机，而同时期的众多企业却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可见，新创企业表现出对创业者网络的高度路径依赖（Julie et al．，2001），而网络的关系变量在其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技术创新。在多项提升新创企业能力的行为活动中，创新是最重要的。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一方面，要试图管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manage uncertainty），另一方面，依赖于资源又受资源的限制（Li&Atuahene-Gima，2001），一旦缺乏创新，新创企业就不得不依赖传统的技术、商业模式、产品形式、销售渠道与老牌企业进行竞争，注定会由于资源限制和缺乏规模效应而失败（伍满桂，2008）。技术水平代表了创新主体最重要的能力，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建立起不易被模仿的异质性能力，进而实现生存立足和成功发展的最重要保障。这里的技术创新早已经超越了科技发明和研究开发对“技术”的单一限定，逐渐发展成为集产品设计、实施生产、商业化以及市场扩散的整体过程，可以说是研究开发、整合资源、建立实体工厂、组织生产以及开辟营销渠道等多个行为综合的结果（傅家骥，1998；许庆瑞，2001；He&Wong，2004）。在学术研究史上，技术创新曾经被认为是纯粹依靠企业内部团队而进行的费用高昂、只有大企业能够负担得起的活动，但是随着美国硅谷、第三意大利、印度加尔各答的崛起，充分证明了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大企业的专利，还是中小型创业企业的重要竞争利器。尤其在我国由以生存型创业为主转向以机会型创业为主的现实下，良好的创业氛围逐渐形成，商务环境得到改善，机会不断增多，也意味着竞争不断加剧，新创企业迫切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提供与竞争对手差异化的产品、服务、销售渠道等，以获取竞争优势。如成立于2006年的买卖宝，是最早涉及移动电子商务的平台，与淘宝的目标群体不同，买卖宝致力于为三四线城市居民，以及“85后”“90后”的城市打工仔和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平等的网购机会。感受到由越来越多传统电商向移动购物市场迁移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加之大量打工群体缺乏消费国内高端品牌的能力，而中端品牌渗透性又差的销售状态，买卖宝开始尝试更多的可能性。2009年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的服装，2013年正式发布定价为899元的自有品牌智能手机“大Q”，与其他网络商品一样，大Q也支持货到付款，而且用户随时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反馈自己的消费诉求。按照买卖宝创始人张小玮的说法，正是通过技术创新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成立较晚的买卖宝在众多电商的竞争中获得了日均400万的访问量，已经从最初的销售平台向集设计、生产、零售为一体的全方位网络平台转型。
在众多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前置因素中，还有很多因素同时发挥着作用，之所以提炼这两个变量的原因在于其作用之重要与研究之不足。具体来说，其一，在学术研究上，多数学者未区分创业者的个人网络与创业企业的组织网络，过于强调企业的组织网络而忽略创业者网络（单标安，2010；朱秀梅和李明芳，2011；陈伊藤，2013），不利于新创阶段驱动绩效的最重要网络要素的挖掘。另外，在实践上，虽然众多创业者已然对个人网络关系的重要作用有了一定的认知，并且表现在积极的“拉关系”“讲交情”等具体行为上，但是由于对个人网络关系促进绩效提升的具体机制并不十分清楚，导致很多创业者盲目迷信关系，而真正要解决企业问题时却无的放矢。学术研究，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对“创业者如何将网络关系的收益内化并最终形成生产力”这一问题的解答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二，在技术创新的研究上，越来越多创业者和管理者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外部，在与自我（本企业）联系的关系中寻求技术创新来源（Davidsson，2003）。由于企业的组织网络尚未成熟，企业外部关系适合于创新的驱动系统还无法满足技术创新日益增长的资源投入需求，只有借助于创业者的网络关系，获取、存储、吸收、交流、学习所得资源，才能形成技术创新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创业者是新创企业的“关键性学习代理人”，决定着技术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在与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关系结合之后，自然而然的产生几个问题：在创业者众多的关系中，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等资源究竟来源于哪里？或者说，根据技术创新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利用性技术创新和探索性技术创新（Benner&Tushman，2003；Jansen，2005；Auh&Menguc，2005；Gupta et al．，2006；Lavie&Rosenkopf，2006），当企业确定了一种技术创新模式后，到哪里具体去寻找其来源和动力？另外，既然存在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对于原本就资源有限的新创企业而言，如何分配资源？
纵观当前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套用老牌成熟企业的框架研究新创企业的居多，而普遍对新创企业的特殊性不够重视，自然在回答创业者网络关系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来源时缺乏着力点，在解释如何抉择技术创新投入的问题时力度不够。这些研究的缺口更加说明了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这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鉴于此，本书选择以创业者网络关系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新创企业绩效的形成机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创业者网络关系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第二，技术创新在创业者网络关系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什么作用及其具体的驱动来源；第三，新创企业怎样在不同技术创新模式间实现资源的有效平衡配置，以保证上游网络关系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1.2研究意义1.2.1 理论意义
第一，本书将创业者个人网络与新创期企业绩效做匹配研究。网络对于新创企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方世健和蒋文君，2011），然而，很多学者将创业者个人网络与创业企业的组织网络作为整体研究，未免无法凸显创业者网络在新创期这一阶段的主效应。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创业者个人的网络是应用最频繁的，既涉及真实情感沟通的社交性活动，也涉及为获取资源、推销商品、促进交易、达成合作而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Coviello&Cox，2006；Kock&Galkina，2008）。这主要是因为新创企业的组织网络尚未完全形成，网络角色的管理能力弱，此阶段创业者的个人网络类似一个“婴儿的脐带”，源源不断地为新创企业提供“养分”（方世健，2011）。因此，根据创业者的个人网络与新创企业的组织网络在新创期所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不同，有必要将两者予以单独研究。正如Baumol（1968）所认为的，脱离了创业者（entrepreneur）而单纯去理解创业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s），就类似于抛开Hamlet而去揣测Shakespeare的创作意图一样。那些得以生存和成长的新创企业与其他已经夭折或者濒临被淘汰境地的新创企业相比具有一些差异性的特征，这种差异可能是来自于创业者主观人格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来自于社会和外部环境对这些创业者的支持（Johannisson，1996）。从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创业者特质论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成功者和创业失败者的区别归结于人格特质，但是经过近30年的研究，此理论并没有找到任何一种预测成功创业者的真正特征，因为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在多个方面各不相同（Hatten，1997），更多的是应当将研究视角放在创业者行为上。对创业者所具有的网络进行研究不是要重复过分“神化”创业者的人格特质论，也不是强调创业者“英雄式”的身份（Shane&Scott，2000），而是按照创业活动的推进过程，挖掘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在新创阶段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新创企业成活率的研究思路。
第二，本书从关系视角入手，研究创业者网络关系对处于新创期企业盈利和成长的作用。按照Nahapite和Ghoshal（1998）与Liao和Welsch（2005）的观点，创业者网络具有三个特性，即结构特性、关系特性和认知特性。在机会识别阶段创业者网络的结构特性通过信息机制帮助创业者获取其他人不了解的信息，这也是机会最重要的来源；在新创阶段，关系特性通过信任和共享机制为企业创新和获得效益提供最主要动力；在企业发展至成熟阶段，已经形成一定的声誉和经验，与企业建立联系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企业或组织间基于制度和契约的交易循环，创建了企业的商务网络和联盟网络，原本基于创业者个人的情感信任转化为企业和组织间的认知信任，在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刺激下，通过沟通、交流、共享的文化认同机制发挥作用。可见，创业者网络的三个特性在创业企业所处不同的阶段其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关系特性在新创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视角的切入兼顾了创业者网络特征的主效应要素与创业演进过程的协同，也能够带动后续研究对创业者个人网络结构特性和认知特性的关注。
第三，本书以技术创新为媒介，解构关系形成生产力的机制，为寻找新创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源以及缓解“关系嵌入悖论”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随着第五代网络式技术创新轨迹的发展，学术界形成了企业创新网络的研究热潮，如张首魁和党兴华（2009）、潘松挺和蔡宁（2010）、贾卫峰和党兴华（2010）等学者都是从企业的创新网络出发寻求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新创企业尚未形成完整的组织网络，构建创新网络的能力也受限，因而从这个角度来寻找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可能存在一定难度。创业者是新创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性学习代理人”，从企业创立之日起，创业者就已经自动承担起搜索信息和资源，并实现知识转移、组织学习、整合吸收、督促应用的职责。而且，创业者最直接的学习来源在于其个人的网络关系，因此，从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出发，必将更加清晰的厘定新创企业技术创新的具体来源。同时，当前的学术研究对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作用形成了“关系嵌入悖论”，众多学者对于强关系的作用更突出还是弱关系的效果更明显展开争论，构建创业者网络关系及其维度与技术创新的作用模型，在理论上解释了产生关系嵌入悖论的原因在于强关系和弱关系产生影响的路径差异。
最后，本书引入环境的不确定性变量作为研究模型得以成立的条件性因素，这对于新创企业绩效研究的推进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面临新进入缺陷的新创企业难以实现利用性和探索性技术创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目标。由此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进入研究视野，其理念在于将注意力有顺序地分配到有歧义的任务目标之上，其意义在于长时间稳定的利用性创新被短暂的探索性创新所打破，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这种间断平衡是主动的，是以某种信号为标志，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使两者轮流处于主导地位，在给予处于主导地位的创新模式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之余，也要维持和稳定处于次级地位的创新活动（Gersick，1991）。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书引入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作为间断平衡的标志。目前，环境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绩效的解释作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但对于新创企业如何根据环境不确定性的特征，有倾向、有步骤的保持和提升企业绩效未获得应有的关注。就本书研究的资源禀赋较弱的新创企业而言，可能由于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的存在，导致创新行为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方向。因此，通过本研究，不仅是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在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而且为基于多要素互动行为视角探索新创企业绩效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更多可能。1.2.2 实践意义
本书的相关结论对于创业者如何应用网络关系、新创企业如何选择技术创新模式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本书有助于创业者理解关系对于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方式，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商务机会增多，在众多成功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试图通过创业实现个人财富、地位和成就。然而，创业初期，创业者就面临着众多挑战，这也使很多创业者痴迷于“关系”，无可厚非，创业者的网络关系的确重要，在众多创业者中也流行着“关系就是生产力”的习语。但是实际上对为何关系就是生产力以及如何形成生产力的问题是解释不清的。一旦揭开这个“黑箱”的内容，能够帮助创业者更加有的放矢的管理和应用网络关系，以更好的实现创业梦想。具体的，本书加入了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提醒众多创业者将这三个重要变量融入同一思维框架中，对有意于拓展和提升新创企业绩效的创业者来说，虽然随着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往往关系所带来的收益并不如从前那样即刻显现或者直接显现，但创业者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关注于在网络关系和绩效之间起作用的技术创新活动。
第二，本书提出了创业者网络关系及其维度对技术创新的显著影响，为新创企业寻求创新支持提供了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方向。在各行业逐渐形成巨头效应的现状下，大企业的业务半径覆盖面越来越大，对新进入者也设置了更高的防备门槛，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使新创企业以新产品、新服务、新渠道突破“死亡之谷”。然而缺乏资源禀赋的新创企业很难通过组织网络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知识等支持性资源，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关系为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加便利的优势。而且强关系、弱关系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路径，创业者可以根据新创企业不同的创新需求去具体的关系类型中搜寻创新的驱动力，较之之前没有方向的创新资源搜索更加节省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第三，以环境不确定性作为技术创新间断平衡的标志，使新创企业以环境因素的权变作用来调整技术创新的方向，有助于新创企业充分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程度上提升竞争优势。虽然企业同时需要利用性和探索性技术创新，但是新创企业的新进入缺陷和老牌企业的防备门槛使之难以实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目标，因此有必要有侧重的给予目前企业最需要的、最能够促进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帮助企业做决策，既能够综合考虑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又能够比较客观的比较行业内部微观环境的压力，这也是新创企业面对新进入缺陷所能做出的理性选择。
有效而积极的理论不仅要说明应该做什么，更要说明怎么做。本书对于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新创企业绩效三个变量的理论研究正是为创业者、研究者提供这样一个思路：为了提高新创企业绩效，在不同的不确定性环境特征下，创业者怎样发挥事前战略定位的作用，确定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到与之相契合的关系类型中搜寻所需要的资源，切实发挥创业者网络关系正向积极的驱动作用。1.3研究设计与技术路线1.3.1 研究对象
本书选择吉林、辽宁、重庆、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北京八个地区的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就其界定而言，选择成立时限小于8年的自主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涉及制造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行业。具体受访对象选择那些新创企业的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核心成员，这些人员在新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熟知企业技术创新和绩效的具体情况，保证调研数据的有效和准确。研究层次上，本书主要是从企业层面进行界定，使用的是各项指标都被证实比较成熟的量表，在测量上则采取受访者自评的方式。1.3.2 研究方法（1）文献分析法
在系统查阅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书梳理了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新创企业绩效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理论成果，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借鉴有代表性的观点，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基本的研究框架和假设。（2）问卷调查法
以数据的形式对之前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假设进行检验，问卷中的题项均来自于较为成熟的量表，为了增强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在与专家、学者交流的基础上对题项表述进行修正，并且通过预调研对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形成最终的问卷。（3）统计分析法
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对回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的数据分析过程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主要应用SPSS17.0和Amos完成。1.3.3 技术路线
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1.4论文结构
按照研究路线和方法，本书共分为6章，具体如下：
第1章：绪论。从我国早期创业的火热状态以及创业企业存活率低的对比现象出发，结合相关研究和实例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背景，提出要解决的问题，阐述了研究进行的意义和基本路线，设计研究结构，说明文章的主要创新点。
第2章：文献综述。对涉及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新创企业绩效与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回顾，为研究假设的制定和研究模型的创建奠定基础。
第3章：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书中涉及的研究变量维度进行进一步确定，分析要素间关系，提出本书的研究假设，形成研究框架。
第4章：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首先确定各变量操作化定义以及测量量表，其次对问卷进行设计和调整，并通过预调研对问卷进行修订和完善，最后对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予以说明。
第5章：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将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验证本书先前提出的假设和理论模型，并对结果进行讨论。
第6章：结论与展望。对本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明确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创业者、管理者的启示，进一步剖析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1.5创新之处
本书存在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所研究的主体、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观点上，具体来说：
在研究主体上，本书跳出传统对于企业的笼统研究，以新创企业及其创业者为对象，凸显新创企业的特殊性。鉴于新创期企业绩效的提升主要是由“创业者—关系人”多主体共同完成的，因此选择由创业者的角度入手，更加肯定了创业者个人对新创企业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的问题上，本书逻辑主线在于新创企业的进入缺陷使其面临着死亡之谷，此时重中之重的工作在于识别绩效来源，网络无疑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变量，抛开将创业者的个人网络与企业的组织网络整体研究的思维框架，兼顾创业者网络特征的主效应要素与创业过程的协同演化，围绕“创业者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作用的微观机理”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在肯定创业者网络关系功效的同时，分析和探索创业者如何将网络关系的收益内化，最终形成生产力，是对理论研究“知其所以然”的认真践行。在具体的研究上，则构建了“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新创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用于解释创业者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同时将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加入研究，作为研究模型成立的条件性因素。
在研究的观点上，第一，本书结合新创企业绩效低下的现实背景，借鉴网络关系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并将其代表性测量量表在创业者和新创企业的背景下进行合理修订，收集定量数据，提出并经过数据检验发现创业者个人的网络关系通过弥补新进入缺陷直接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这不仅为众多创业者和管理者所推崇的“关系即是生产力”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而且有助于新创企业据此开发关系资源，展开网络攻势；第二，本书创新性的提出了技术创新及其两大维度以中介变量的角色对于缓和强关系和弱关系悖论的重要作用。实证分析发现，受创业者网络中强关系的影响，新创企业能够获取到深度、复杂、冗余、隐性的知识以及建设性的意见，以利用性技术创新的方式驱动绩效，而创业者网络中的弱关系使新创企业接触和尝试更多冗余的、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以更加独立、完整的探索性创新成果为企业带来新的收益增长点。技术创新及其两大维度所发挥的关键变量作用说明关系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强关系和弱关系产生影响的路径差异。同时，受这一系列中介效应的影响，新创业企业还可以识别不同技术创新模式的差异化驱动源，为资源有限的新创企业寻找创新的驱动力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第三，在研究框架中引入了环境不确定性变量，提出并检验了这一变量在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文章研究框架成立的条件因素。由于新创企业不像老牌企业那样具有充足的资金、信誉、声望和经验，难以同时具备实现利用性和探索性技术创新二元平衡的基础和实力。因此，本书转换视角，寻求利用性和探索性技术创新与环境要素互动下的间断平衡，特别强调要体现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主动感知和适应，发挥事前战略定位的作用，充分审视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创新选择，提请新创企业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资于那些当前环境下最迫切需求的创新类型，并在相契合的关系类型中寻找驱动性资源。第2章文献综述
谨遵“科学研究，理论先行”的逻辑，本章将对涉及创业者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新创企业绩效和环境不确定性几个变量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合梳理，为下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1创业者网络关系2.1.1 新创企业的网络及其路径依赖
新创企业的网络是包含创业者个人网络和创业企业组织网络在内的综合体，两者在企业发展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Dubini&Aldrich，1991；Bruderl&Preisendorfer，1998；Yankelevsky U&Avnon，2004）。因为新创企业先天资源不足（Hitt et al．，2001），内部自我创造和积累的能力弱，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和依赖较其他现有老牌企业更强，同时新创企业的声誉、经验、合法性都处于低层次水平，不容易获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很难在这一阶段立即形成企业的组织网络（石秀印，1998），也就难以通过组织网络获取外部资源。正如Aldrich（1991）指出的，通过企业的组织网络，新创企业往往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资源（what they want），更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what they need）。这时候，创业者掌握的网络显得倍加重要，是新创企业获取信息、技术、资金、知识等资源最重要的渠道和最合适的机会。这里的创业者网络是企业的网络在领导层面的代表和反映，既包含基于利益形成的商务网络，也包括因个人私交而形成的社会网络（Lorenzen，2005）。商务网络包括创业者以新创企业为利益核心与竞争者、合作者、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构建的网络，社会网络是创业者以个人为中心与家庭、亲属、朋友、同学、同乡等建立的网络。
早在1988年Johansson就指出，企业要想形成自己的商务网络（business network）和联盟网络（alliance network），要首先依赖于已经存在的创业者网络（entrepreneur's network），也就是要建立在创业者的个人身份基础上。按照Storper（1995）的观点，创业者网络对新创企业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运行、风险决策、战略选择上。Palmer（1995）等4名学者在对企业并购（acquisition）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最初的创业者与商业精英（elite）建立的网络影响企业被并购的方式，那些被所谓掌握着网络资源的核心创业者（central entrepreneur）经营的企业大多被友好的并购（friendly acquisition），而不具备那些网络资源的企业则更多地被恶意接管（hostile takeover）或掠夺性并购（predatory acquisition）。纵观当前的成功企业，在初创阶段都离不开创业者网络，可以说创业者的网络链是新创企业物质和非物质资源传递的重要通道。如创新工场，正是基于创始人李开复的个人关系在创业伊始就获取了包括柳传志、俞敏洪、郭台铭等在内的9位企业家的鼎力支持和赞助；再如优米网成立了由马云、王石、史玉柱、冯仑、潘石屹、周鸿祎等500位优秀企业家组成的豪华导师团队，并请到汪小菲、袁岳、姚劲波等12位企业家打造明星创业者真人秀活动，这都与其创办人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丽芬的个人网络密不可分，这也是成立仅4年的优米网被称为“创业智慧供应商”的秘籍所在。
但是Larson和Starr（1993）也指出，即便是新创企业依赖于创业者个人的网络，但是也并不能过分夸大其存在性。因为从性质上来说，创业者网络是基于情感、交情而建立的非正式（informal）网络，而新创企业组织网络是基于合作、利益、契约而建立的正式（formal）网络，其形成始于相互依赖的企业之间的联系（Powell et al．，1996），发展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嵌入联系之中（Gulati&Gargiulo，1999）。新创企业的网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创建初期主要起作用的是创业者网络，当新创企业已经建立了应有的管理能力和地位声望，在生产和销售的链条上形成了不可或缺的位置，与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了可靠的长期联系时，创业者网络转化成为企业发展的辅助性资源（石秀印，1998；Liao&Welsch，2005；方世健和蒋文君，2011）。实际上这也符合Garud和Karnoe（2013）对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定义，他们指出所谓路径依赖是事物的发展敏感性依赖于其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 sensitive dependence），虽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但这种依赖并不是长期的，随着资源的积累，路径依赖的特性会逐渐淡化，一个企业的跨越式发展（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是不允许长期路径依赖存在的，需要借助创新（innovation）和创造（creation）来寻求新的空间。2.1.2 创业者网络形成的动因
如前所述，新创企业主要依赖于创业者个人网络，类似Coase的“企业为何存在”，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也是“创业者网络为何存在”，按照Ahuja（2000）的观点，其形成离不开“动机”和“机会”。（1）动机
与资源相关的理论是分析创业者网络形成动因的重要依据（Gualti，1995；Combs&Ketchen，1999），主要用于解释网络形成的“动机”问题。从传统的资源基础观，到资源依赖理论，都强调了资源是组织实现生存成长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尤其是资源依赖理论更加重视组织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外延式动态发展。
①资源基础观
资源是企业所能够自主控制、并且能够帮助企业设计和实施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所有战略的集合，包括资产、组织过程、能力、信息等（Draft，1983）。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一文开创了资源基础观（Resource Based View，RBV）研究的先河，文中将企业视为资源的集合，并且认为企业成长的最强有力的动力实际上来源于企业拥有资源的多少。RBV正式形成的标志是Wernerfelt（1984）在《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企业的资源基础观》（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文中Wernerfelt将资源定义为能够为企业带来优势或者劣势的一切有形（tangible）和无形（intangible）资产（assets）。基于资源基础，她提出了“资源定位壁垒（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的概念，并强调资源定位壁垒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基于产品基础的“进入壁垒（entry barrier）”。因为先拥有资源的人比后来者占据更多的成本和收入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可以通过后续行为得以巩固，也可以由一个市场传递到另一个市场。而基于产品的进入壁垒只能应用于一个市场，当该市场衰退时，优势容易成为退出障碍，转化为劣势。按照Wernerfelt（1984）的观点，创业者应该找到那些能够支持构建定位壁垒的资源。之后，著名的战略管理学者、RBV的主要奠基人Barney在1986年以及1991年后的4篇文章中，构建了RBV的研究框架，使RBV以一个战略管理领域成熟理论体系的形象为学者们所关注重视。在《公司资源和持续性竞争优势》（Firm resour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一文中，Barney认为竞争优势是企业实施了一项竞争对手从未采用过的、却能够创造非凡价值的战略，而持续竞争优势是在此基础上，此战略一时间无法被对手轻易模仿复制。而且Barney强调所谓“持续”的重点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无法复制（unable to duplicate）”。为了证明这种持续性是建立在“资源在所有企业中间是异质性分布（heterogeneity）且具有黏滞性、不可流动（immobility）的”这一观点之上的，Barney进行了反向思考，验证了资源在同质（homogeneous）和流动性（mobility）条件下，企业全部都实行相同的价值创造战略，不存在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进入壁垒或者移动壁垒（mobility barrier），更不用说持续竞争优势了。进而，Barney还提出为企业所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其标志是：价值性（valuable）、稀缺性（rare）、不可完全模仿性（imperfectly imitable）和不存在替代物（non-substitutable）。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RBV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体系，Diericks、Cool、Peteraf、Amit、Shoemaker等学者也加入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很多学者提出，RBV的分析呈现出静态方向，实际上，企业要获取竞争优势，不仅仅要拥有资源，还要具备利用资源的知识和能力，并通过一个极具动态的过程实现资源的价值（Conner&Prahalad，1996；Teece et al．，1997；Makadok，2001；Simmon et al．，2007）。进而，在RBV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核心能力理论、知识观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强调资源的传递，指出通过集体学习才能够发现和培育核心能力，进而占据竞争优势地位（Lennard，1992；Makadok，2001；Fiol，2001）；知识观认为企业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异质性的知识，要不停地吸收、创造、存储和应用新的知识（Spender&Grant，1996）；动态能力则强调企业资源受环境动态性的影响，为此企业需要具备与环境要素相匹配的洞察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等动态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最终形成持续性竞争优势（Teece et al．，1997；Zahra et al．，2006；Simmon et al．，2007）。
Barney最早研究RBV实际上是源于“竞争中的企业为什么存在不同结果”这个问题，虽然，传统的RBV研究呈现过于静态的倾向，Barney（2001）在《企业的资源基础观：1991后的十年总结》（The resource based view of the firm：ten years after 1991）中也指出，20世纪90年代关于RBV的研究实际上缺乏对资源的产生过程和具体操作的关注，并对随后衍生的理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指出资源、知识、动态能力的结合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②资源依赖理论
对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RDT）的研究应该源于Selznick（1949）的《TVA与基层结构：政治组织的研究》（TVA and the grass roots：a study of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一文。Selznick当时的意图是通过田纳西州水利大坝管理机构的案例来研究Weber的理性组织问题，按照Weber的观点，理性组织按照职能（function）和职位（position）分工，以规则（rule）为管理依据，以专业化、等级化、规则化、非人格化和技术化为组织运行的基本特征。然而，研究却发现由于同时存在多方势力，原本应该体现上述特征的理性组织发生了偏离，成为那些有势力的人达成个人目标的工具。研究的结果显示，组织运行受外部环境影响和控制，包括那些组织内部成员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利益联盟。
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资源依赖的概念，但是Selznick已经打开了组织与环境之间理论的研究之窗。RDT最重要的代表学者就是Pfeffer和Salancik。1978年两人在合作完成的《组织的外部控制：资源依赖视角》（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一书中提出了一套详细的资源依赖理论体系，指出要想有效了解组织行为，首先要了解行为所嵌入的背景，强调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了生存立足及成功发展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进而形成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同时指出控制资源会给组织带来权力，而对于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组织而言，要不断增强自身的资源实力，降低“被权力控制”的程度。《组织的外部控制：资源依赖视角》一书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在此书首次出版30年后的2008年，SSCI对该书的引用次数超过了3334次，而且50％以上的比例是1998—2008年这10年引用的，说明30年来学者们仍然热衷于RDT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RDT认为，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从外部获得包含原料、人力、资金、信息等在内的输入（input），经过内部转换，将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输出（output）给顾客和消费者。具体来说，RDT的基本理论包含几点：组织的生存（survival）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生存的前提是积极有效，这种有效性来源于组织对于自身需求的管理，也就是说组织的生存要具备满足需求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组织不能自治（autonomous），需要与外部参与者进行交换，这种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组织受环境约束（constrain）以及对外部资源提供者的依赖（Pfeffer&Salancik，1978）；依赖是相互的（interdependencies），但是当一个组织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组织时，权力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对那些掌握着稀缺性和关键性资源的组织来说，它们会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掌握着更多的影响力，其他组织有可能会选择同意这些强有力的外部参与者的某些需求，可能由于对资源的依赖会促使一些组织屈从（subservience）于控制资源的权力（Thompson&McEwen，1967；Pfeffer&Leong，1977；Prechel，1990），使组织自身发展面临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组织要采取管理这种外部依赖（manage external interdependencies）和环境约束的行为，通过吸收资源（如企业并购（merger）、合资（joint ventures）、董事会联动（board interlocks））或者获得自治（如立法），建立一种能够控制自身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Pfeffer，1972a；Pfeffer，1972b；Pfeffer，1973；Pfeffer&Nowak，1976；Pfeffer&Salancik，1978；Baker，1990；Palmer，1995；Hillman et al．，2009）。
很多学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资源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如Baker（1990）对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当公司对银行机构的依赖性强时，会主动试图建立长期往来关系，当依赖程度较低时，会采用短暂式或者插曲式的交往。而且，为了避免“唯一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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