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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兆晖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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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初论试读：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被提升到如此的高度，绝非“空穴来风”。我国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目前面对国内外的多重压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一、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论述的发展脉络

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及生态文明。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提出：“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当时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还不深入，随着十六大提出生态文明的初步设想，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思路不断清晰。（一）十六大提出生态文明的初步设想

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说明我国已经开始形成建设生态文明的初步理念。（二）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三）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我党的执政新理念。这具体体现在四个“第一次”上：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用一个单设的篇章部分来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四）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贯彻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体部署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作，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二、生态文明被提到重要地位的背景

在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后，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我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近百年来所经历的问题压缩体现出来——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峻。（一）世界发展潮流的要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进程最早发轫于18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经过200年左右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西方国家确实“发达”起来了，他们不仅有能力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做了人类世界的主宰，而且也有能力“上天入地”做自然世界的主人。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污染：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发生了一起起重化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事件，其中典型代表便是“八大公害事件”。八大公害事件指：（1）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

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工业区，外排的工业有害废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粉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综合影响，其中毒症状为咳嗽、流泪、恶心、呕吐，一周内有几千人发病，近60人死亡，市民中心脏病、肺病患者的死亡率增高，家畜的死亡率也大大增高。（2）1943年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

美国洛杉矶市的大量汽车废气产生的光化学烟雾，造成大多数居民患眼睛红肿、喉炎、呼吸道疾患恶化等疾病，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3）1948年美国多诺拉事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以及其他氧化物与大气烟尘共同作用，生成硫酸烟雾，使大气严重污染，4天内42%的居民患病，17人死亡，其中毒症状为咳嗽、呕吐、腹泻、喉痛。（4）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英国伦敦冬季燃煤引起的煤烟形成烟雾，大气中的污染物不断积蓄，不能扩散，许多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流泪不止。这导致5天时间内4000多人死亡。2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5）1953年—1968年日本水俣病事件

日本熊本县水俣湾，由于人们食用了海湾中含汞污水污染的鱼虾、贝类及其他水生动物，造成近万人中枢神经疾患，其中甲基汞中毒患者283人中有66人死亡。（6）1955年—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

1955年这里相继兴建了十多家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终日排放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和粉尘，使昔日晴朗的天空变得污浊不堪。1961年，呼吸系统疾病开始在这一带发生，并迅速蔓延。据报道患者中慢性支气管炎占25%，哮喘病患者占30%，肺气肿等占15%。1964年这里曾经有3天烟雾不散，哮喘病患者中不少人因此死去。1967年一些患者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1970年患者达500多人。1972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7）1963年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

在日本爱知县一带，由于对生产米糠油业的管理不善，造成多氯联苯污染物混入米糠油内，人们食用了这种被污染的油之后，酿成有13000多人中毒，数十万只鸡死亡的严重污染事件。（8）1955年—1968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

生活在日本富山平原地区的人们，因为饮用了含镉的河水和食用了含镉的大米，以及其他含镉的食物，引起“痛痛病”，就诊患者258人，其中因此死亡者达207人。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中的一部分学者率先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他们普遍认为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1962年，美国女学者蕾切尔·卡尔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用生动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农药、杀虫剂等化学制品对环境、生物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史称此书拉开了“绿色经济革命”的序幕。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以“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为理论假设，并由此得出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会耗尽“飞船”内部的有限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排出各种废弃物充斥“飞船内舱”，由此“飞船”必定会因内耗而毁灭的理论判断。这被认为是奠定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这篇报告列举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退化和恶化、资源流失和缺失的问题，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富足与贫困、就业无保障、对制度丧失信心等问题，在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的遗弃传统价值、经济秩序与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以及上述引起的人们心理紧张等问题。

同年，美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向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评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1974年，美国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发表了《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这本书认为，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生产方式。人类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必须采取有效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才能重建自然。

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与能量科学家特德·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告诫人类如果无节制地使用能源资源，其结果会把地球变成一个“熵”的世界，即无效能量充斥的世界，也就是被污染的世界。

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写出《新发展观》一书，庄严提出经济发展要以一切人的发展为目标，并把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也作为推动发展的目的。

在这样的反思下，1983年11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WCFD）成立，该组织由前挪威女首相格罗·布兰特夫人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成立后的四年里，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同有关人士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此基础上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报告。这是一份震撼世界的报告，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必须从现在起就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两个重大问题负起历史责任，它还提出了以“人类共同福祉”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

1992年，国际社会聚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讨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一个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具体实现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接着在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这个执行计划是建立在从里约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和具体步骤，以及可量化的和有时限的指标和目标。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份文件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合作精神，展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确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现阶段我国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

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有着紧密联系：从十七大报告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到十八大报告再次警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均衡。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有15年和30年。延续当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5%。而且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目前常规能源和重要资源进入高价时代已不可避免，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决定了我国能源资源约束将日益增强。我国70%多的国土不适宜和较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发利用，土地等稀缺资源的约束也将强化。

我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全国森林覆盖率20.36%，不及世界30%的平均水平；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全国26%的地表水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东海已呈重度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功能严重退化。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环境污染严重，人民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因此，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党高瞻远瞩地把生态文明提到了重要地位。三、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

十八大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清晰地阐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一整套体系，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做出了诸多理论贡献。（一）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把人类能够涉及的世界，统一在客观的自然物质之中；把人类生活的现实环境即社会，统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交错运动的辩证关系体系之中。

从人类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视角看，为了自身的发展，人类一直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同时，为了有效率地实现这种变换，人类也一直在不断地设计和创造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本质上是人类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的人文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尽管在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劫掠、杀戮、暴力、强权、野蛮、不合理，但如同恩格斯所说，人类还是在这条道路上不畏艰难地为“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为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二）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晰地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晰地阐述生态文明的理念。生态文明，不同于匍匐于大自然的农业文明，更是对征服大自然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它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从最早的古埃及算起，其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发生、发展，仅仅在最初的一千年的时间内，就永久性地彻底改变了我们地球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比如，最著名的大型农业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古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和恒河文明，古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文明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古中国的黄河文明等。这些巨无霸的大型“农业文明”彻底铲除了沿着大河和它一级支流上的两岸广袤纵深的大小平原上的原始森林，难以数计的物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从地球上被人类“农业文明”在最短的时间内残酷杀害而灭绝。其古代“农业文明”永久性地改变了自然界中的最大的茂密丛林生态系统统统都分布在广袤平原上的神圣法则。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发展生产力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出现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三）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重要地位

生态文明建设不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具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它或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或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生态文明在“五位一体”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生态文明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第一，生态文明是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李克强总理曾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见到实效，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生态环保的力度有多大，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是否降低”。生态文明建设将推动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第二，生态文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目前，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2012年就发生了7月2日的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7月28日的江苏启东反对污水排海项目以及10月27日浙江宁波反对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等重大环境群体事件。这些事件都由环境污染事件转化为了人民群众对政府政治决策的不满。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在生态环境领域进行突破，这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相对而言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会比较小，而且这又是目前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领域。可以先完善环境立法，试行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生态环境领域的政治决策中，让人民群众对涉及生态环境的政策及项目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将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生态文明是先进文化的题中之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涵。生态文明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动听的歌声、壮美的画卷、优秀的文化创意及丰富的旅游项目等都来源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四，生态文明是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康社会建设的深入，群众关心的社会民生问题，不再单纯是“吃饱穿暖”，而是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其中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群众对细颗粒物（PM2.5）污染的关注就可见一斑。而且据调查统计，环境问题也是很多富裕人员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设好生态环境，对于改善社会民生具有重大意义。（四）强调统筹各种生态文明的实现形式的共同推进

我国首次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统筹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绿色发展是以绿色技术体系为物质基础，以改善环境问题为价值基础的经济形态。其强调了对生态环境有利的技术创造了绿色产品，这种绿色产品具有生态环境价值，既能改善环境，又能实现经济价值。而循环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通过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具体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技术的利用来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则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目前最大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物。其核心在于通过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减排为定量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三者的结合为建设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抓手。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美丽中国的保障

十八大第一次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提出了一整套制度体系，紧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这一整套制度体系进行了细化，并部署了具体任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源问题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这就需要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是个新名词，但是产权这个概念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已经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概念了。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包括占有权（所有人对于所有物的实际上的占领、控制）、使用权（依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物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的权能）、收益权（收取由原物产生出来的新增经济价值的权能，新增经济价值包括利息和利润）及处分权（决定财产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命运的权能）。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能发挥这种决定性作用，基于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资源稀缺性。稀缺的资源要同时具有两个性质——竞争性与排他性，才可以通过市场来有效地生产和分配。竞争性是某些资源的内在属性，即一个人对资源的消费和使用会减少其他人可以使用的资源数量。排他性是指资源只允许其所有者使用，同时阻止其他人使用。排他性需要政府或社会组织为所有者签订社会协议保障其对资源的使用。这种社会协议便是产权。因此，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就是指为保障所有者对自然资源资产的排他性而设置的社会协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涉及非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如股权债权、城市房屋产权、知识产权等，已经逐步建立健全。但是在自然资源资产领域的产权还普遍存在缺失。这导致了众多问题：第一，自然资源的定价不合理，价格普遍偏低，导致对许多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第二，民众没有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享受到应有的收益。第三，自然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

可以按照“可持续规模—公平分配—有效配置”的模式来推进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晰其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处分权。

首先，由于大部分自然资源本身不具有稀缺性，因此确定其产权必须依靠政府事先确定。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资源可以分为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与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两大类。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有使用的限度；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等虽然在长期中是可再生的，但是由于污染严重，清洁的空气、水已经变成了“不可再生的”，这就是说污染是有限度的。这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的使用规模就是三中全会中所说的“生态保护红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称为“阈值”，就是资源使用一旦超过一定的量，就会导致无法恢复的状况。因此，一旦政府根据自然规律上确定了一个可持续的规模，自然资源便具有了稀缺性，可以赋予产权。

其次，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自然资源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表明我国自然资源的占有权是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具体的使用权必须分配给具体的主体来使用，收益权应当分配给全民共享，因此公平分配使用权与收益权成为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

最后，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处分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这种管理体制便是自然资源资产的处分权。我们也要发挥市场在自然资源资产配置中的作用，让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有效的配置自然资源。（二）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

十八大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这核心就是改变现有的“唯GDP至上”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把单纯的强制性环境约束指标转变为有效衡量生态文明发展的考核标准，从根本上优化GDP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然而，建立一套完善的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GDP，它曾经被一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推崇，认为是可以反映经济秩序中有关供给、需求、失业等议题的有用依据，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及其进步程度的最重要指标。然而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等不断涌现和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GDP指标体系远不能正确反映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甚至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比如，受法国总统萨科奇委托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更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归因为“监控系统失灵”，他们认为GDP“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总体福祉，而且这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和生态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而完善GDP这一重要指标，这便有了绿色GDP的提法。绿色GDP，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将其定义为“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层面看，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发展方向。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已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正式启动绿色GDP研究项目，积极进行研究和试验，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绿色GDP数据对外公布。GDP的问题在于经济学味太浓，都是以货币单位衡量，只有以其他单位做一些附属账户；绿色GDP只是GDP的扩大化，无法构建一个指标，绿色GDP只是在生产法上一小步的修正，不好操作。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提出要用福祉指数替代GDP，她认为要克服GDP导向的政府行为，就应考虑在“十二五”规划中改进人民福祉。福祉指数，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共四个方面，其中涵盖收入与消费、收入分配、健康状况、环境治理、环境满意度、安全感、政府治理（政府廉洁、司法公正等）、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44项指标。这与一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相比，显然增加了“民生”的分量。其实，所谓福祉，也就是幸福、利益、福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感受。所以，“福祉指数”里面主观指标多达15项，据称“这一设置是为了能够对客观情况和主观情况都有所反映”。福祉指数是沿袭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概念，只是绿色GDP的另一种说法，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其综合评价体系中很多指标还没有理论依据，还不如GDP严谨。

还有一种观点是用竞争力替代GDP, GDP是从生产角度测算的，不能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层面的，有近20%的问题解释不了。这解释不了的方面正是竞争力所能解释的。竞争力从宏观角度，虽然不能解决微观问题，但从测度上寻求了多计量单位或自然单位与货币单位相结合认识客观的发生过程、技术过程和经济过程。因此，可以用竞争力构建起一套生态文明相关的指标体系。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对地方政府的传统GDP的考核方式，向生态文明的统计体系转变，通过收集更加精确、完善的基层数据，建立起切实反映、衡量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作为考核体系。这样的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企业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目标，中央政府更加严格地要求企业提供基础数据，企业更加自愿地提供基础数据，这样便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良性互动循环。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可测量、可报告、可验证”的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二）按照区域经济差异建设生态文明

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

我国陆地国土空间辽阔，但适宜开发的面积少。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用地，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及其他方面建设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必须走空间节约集约的发展道路。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发展不均衡，因此，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应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2011年6月8日，我国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由国务院正式发布，并明确提出要将国土空间开发从占用土地的外延扩张为主，转向调整优化空间结构为主。

该规划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出发，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1）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化开发，形成3个特大城市群；推进哈长、江淮、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地区的重点开发，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2）构建“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构建以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和甘肃新疆等农产品主产区为主体，以基本农田为基础，以其他农业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农业战略格局。东北平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专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棉花、专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棉花、油菜、畜产品和水产品产业带；汾渭平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和专用玉米产业带；河套灌区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带；华南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甘蔗和水产品产业带；甘肃新疆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棉花产业带。（3）构建“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青藏高原生态屏障，要重点保护好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发挥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要重点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和天然植被保护，发挥保障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作用；东北森林带，要重点保护好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东北平原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北方防沙带，要重点加强防护林建设、草原保护和防风固沙，对暂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发挥“三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南方丘陵山地带，要重点加强植被修复和水土流失防治，发挥华南和西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三）制定适应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十八大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这需要构建了一整套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适应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第一，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所反映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二是资源性产品对生态系统影响所体现的生态价值。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既要放开国家干预，让市场合理定价，还要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加上由国家确定其生态价值。比如，目前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目前中国所实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颁布于2009年5月。根据现行管理办法规定，国内成品油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成品油价格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机制不灵活、市场贴近性差等缺点，而且还没有加上合理的燃油税。

第二，在经济学原理上，生态环境污染被视为市场的负外部性，而解决这种市场外部性的机制有三种：环境资源税费、排放（污）权交易及行政惩罚管制。（1）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就提出了庇古税，即对每个污染排放行为征收一个单位的排放税，实质就是给污染确定价格。在环境资源税费方面，我国早在2007年就酝酿推行资源税改革，但当时迫于通胀压力未能实行。接着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使得资源税再次搁浅。我国目前资源税征税范围限于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等七个品目，而且存在从量计征、税额偏低的问题。仍有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未包括在内，如水资源、地热资源、森林资源等。2010年6月1日我国启动了新疆矿产资源税改革试点，明确扩大范围，从价计征，提高税率。2010年7月举行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矿产资源税改革扩大至整个西部地区，这标志着我国资源税改革拉开了序幕。（2）经济学家科斯于1960年提出的科斯定理，指出通过给污染行为确定产权，污染权可以进行交换，从而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得到最有效解决。我国在排放（污）权交易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尤其是碳排放权的交易。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把碳市场作为碳减排的重要工具，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构建自己的碳交易市场。由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的大国，遭受了巨大的国内外碳减排的压力，因此我国已经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了国家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东和湖北被确定为首批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并提出2013年我国全面启动基于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交易。目前，试点省市已经制定了各自交易方案，将于2013年正式启动。（3）在环境资源税费、排放（污）权交易没有建立或无法推行的领域，国家还是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行政惩罚管制。

加紧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调研，厘清基本的理论问题。目前，对环境赔偿的根本目的、环境损害的界定、赔偿原则、赔偿范围、免赔条件、追溯时限等一些基本理论还没有具体界定；因果关系的确认、举证责任、赔偿程序、赔偿数额的计算等基本的政策、标准、规范尚未建立；对无法确定环境侵权人的环境损害如何赔偿、损害后果超过环境侵权人赔偿能力时如何赔偿等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更没有操作依据。目前，环境保护部正依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在7省市进行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工作。待试点成熟后，应确定全国统一的环境损害鉴定和评估计算方法，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权威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为环境损害赔偿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中国低碳经济年度发展报告（2012）[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

[2]杨志，王岩，马艳．低碳经济：经济发展方式全球性转变中的新增长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3]杨志，郭兆晖．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理论篇第一章基于《资本论》探析马克思生态思想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启示

对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历来都是饱含争议的。在生态危机的破坏力扩大到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时候，马克思更是成为众多生态主义者口诛笔伐的对象。马克思带给人们的印象总是和生产力发展有关的，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句取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竟取代了马克思本人的看法。在对文本的解读中，或有意或无意，人们总是喜欢断章取义，其中甚至包括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宣言》中一句“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就被刻画成具有反生态立场的例子屡见不鲜。当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广大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断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逐渐使学者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实践家，也是一位蕴含丰富生态思想的学者。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著作中也明确指出“许多对马克思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最近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

在承认了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后，接踵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有多少生态思想？他在研究生态问题上究竟有哪些贡献？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莱斯、阿格尔等人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但是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灭亡的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算是对马克思分析理论的回归。但是并不承认马克思具有多少生态思想，甚至采取否定的态度。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所以马克思被认为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阈”。但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而非一位“生态学家”。虽然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认识差异如此之大，但这些不同观点都集中于一个矛盾上：一方面马克思是关心生态问题的，从他的伊壁鸠鲁的研究开始就已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不可能完全抛开自己的哲学理念进行研究创作。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态度总是“忽冷忽热”，其描述总是散落在各个章节中。有些对经济发展方面的描述甚至会让人以为他是一位反生态分子。正是这个矛盾构成了所有问题的焦点。本文正是以这个矛盾为中心，通过研究《资本论》，抽丝剥茧，力图为这个矛盾的产生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尝试着通过分析文本解读出马克思真实的生态思想，并给出其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启示。一、《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研究阐述《资本论》尽管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其研究重点。但是这不代表《资本论》的研究全都是脱离实际自然情况的经济真空研究。实际上，施密特通过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资本论》都追随费尔巴哈的一个思想：“一切科学都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门科学在它不能找到自己的自然基础之前，只不过是一种假说”，说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会有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思想的必然性，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以及对《资本论》三卷的研读，可以将《资本论》生态思想研究分为四部分，分别评述。（一）论述劳动的部分的物质变换（或物质代谢）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分析商品和劳动的时候就首先提出了物质变换思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劳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生物体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人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生存发展。“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句话中表达出了生态思想的意蕴。从生物体的角度来看，人类借由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具有使用价值的生产物，经过人类内在自然的消耗后，生产物转变为废弃物被生物体排出，之后回到自然环境里。物质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互换。当代生态学就是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展开的。

这种物质变换有四方面特征：

1．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商品生产、交换而实现的。

2．资本主义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物质变换效率。

3．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变换服从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4．资本主义劳动目的是物质变换异化的社会根源。“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资本论》引证了当时的材料，揭露资本家的贪婪，对自然和活劳动进行疯狂的掠夺，造成的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把劳动作为一种工具进行肆无忌惮的使用，所造成的结果不仅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种物质变换是一种异化了的变换，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不仅根本不是“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的是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充分的生态批判，不见生态危机踪影”，而是表达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物质变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是注入了生态学思考的。（二）论述生产排泄物部分的循环经济思想“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并以伦敦为例来说明这种浪费。但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紧接着，马克思提供了一种节约的方案，“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生产能力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资源节约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整个物质的闭路循环中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其中减量化原则（Reducing）属于输入端的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再利用原则（Reusing）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资源化原则（Recycling）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资源化原则是尽可能通过对废弃物的再加工处理（再生）使其作为资源，制成使用资源、能源较少的新产品再次进入市场或生产过程，减少垃圾的生产。马克思上述关于生产排泄物正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三）论述土地部分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代际正义”的环保思想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感兴趣的主要是生态理性农业的条件，比如说，怎样增加土地的肥力，以恢复和增加农业生产力以面对由不断加快的都市化进程而带来的对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急剧扩大的需求。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土地价格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必须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句话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代际正义的表述。

首先，我们简单说明一下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的定义和关系。代内正义是当代人之间表现在空间上的横向公平，代际正义则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包括已在场的后代人与尚未出场的后代人）之间表现在时间上的纵向公平。代内正义是实现代际正义的前提。再看马克思的这句话，前半句是在强调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很荒谬的，说明从横向上看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即代内是不正义的；再看后半句，对于这后半句的分析，重点要落在“应当”这个词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按照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的关系，代内不正义是不可能推导出代际正义的。那马克思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呢？单从这一句来说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所以我们联系上下文来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这里之所以会分析到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因为前面马克思在研究地租的时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获取地租的权力是由生产关系创造的。“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的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有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这句话来看，马克思的逻辑是和代内代际正义的关系逻辑是一致的：只要存在着这个生产关系（代内不正义），与其相关的历史上的源泉就不会消失（代际不正义）。所以，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面那句话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更是对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在土地关系上的正确阐释。因此，尽管这里的叙述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化关系，但是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只把马克思关心的土地问题简单的归类到“生态理性农业的条件”是不准确的。（四）散见于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生态保护的思想

除了以上各种思想外，马克思的生态保护思想散见于《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不过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是从批判生态破坏的角度来间接反映自己的生态保护思想的。例如，马克思从对自然对社会两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汇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在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并进一步指出资本家不负责任的追逐剩余价值这种生产方式才是造成生态破坏的根源：“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马克思对于生态问题的论述有一种反向论证的特征。在《资本论》中这种特征更加明显。一方面，马克思较以前更加成熟的提供了自己的生态思想和对生态问题的看法；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好像并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往往是开一个头以后就回到原来的论述中去了。这个矛盾的存在直接导致人们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分歧：注意到前者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有作为生态学家的一面；而注意到后者的专家则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充其量只是一位资源保护主义者。那么马克思在这个矛盾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角色？二、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真实看法探析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思想还是很丰富的，只是没有深刻阐述。这也为我们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但是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究竟是怎么看的？在对每一种生态思想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论述背后，马克思是怎么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的？

要理解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的一句话：“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从上面这句话可以看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被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时候，当人不再是追逐剩余价值的工具而是社会化的人的时候，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不会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盲目的扩大化生产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有计划地、生态化地生产方式。这时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和谐，生命系统和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个状态下高度统一。“对马克思而言，在未来的新生产方式里，由于人们已超越了自身纯生理的需求，也摆脱了自然力机械性的支配，而进步到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的阶段。是故，未来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不会采取短线操作，每一项社会生产都将是为了使人的无限潜能释放而做。自由王国中的每一份子都将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此时的自由王国已经可以用最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就是可以做到合理规制生产与消费中的剩余废弃物。届时，所有人都将小心翼翼地呵护这唯一的地球，而不致使整个生态系的新陈代谢受到扰乱。”因此，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不是不关心或少关心生态问题，而是认为如果不改变生产方式，不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进行人与自然关系的改进也是徒劳的，至少是暂时的。只有建立起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合理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于是，上面讲的那个矛盾就解决了：马克思不是不关心生态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不是不研究生态问题，而是要从纷繁复杂的生态表象中脱离出来。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所认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方法，是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法。笔者认为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态问题表达出的真实看法，也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成熟阶段的体现。三、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启示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对《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一次比较完整的讨论，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如同马克思墓志铭上所写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一样，只有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应用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其理论价值才能得到检验和彰显，其思想才具有生命与活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应用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一）必须创建和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制度的生态化建设

只有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如果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缓解了。而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我国经济制度体系的生态化建设。

在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经典作家分析了人、劳动及生产的二重性理论，为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二重性，恩格斯指出社会经济价值与自然生态价值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其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自然生态的不良循环和经济的不良循环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不良循环。而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会使社会经济运行沿着良性的循环轨道向前发展。因此，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把社会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统一起来协调发展，必须遵循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规律，把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从生态视角观察，经济制度体系既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生命系统，又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环境系统。经济制度体系的生态化建设就是在不同层次的不同子系统中进行的。这种制度体系本身是那些具有超复杂性的经济生命系统和经济环境系统耦合而成。中国经济制度体系生态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就蕴含在这个耦合的系统中。因此，中国经济制度体系生态化建设，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其中的“生命系统”和“支持系统”也看作是具有能动性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以互动的形式对其中的元素加以引导，把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纳入到生态化建设的框架内。我国经济制度体系本身就具有自我稳定性因素。其中，能够在经济制度体系中担当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性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整体中，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主导和主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大特色。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自身稳定性；能够在经济制度体系中担当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性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经济系统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才能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作为有机体在经济体制中茁壮成长。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控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非稳定性，实现经济制度体系的生态化发展。只有这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二）我国“绿色政治”势在必行

生态危机的解决不可能是“自发”的，而是必须依靠政治上层建筑。前面我们已经说到，经济制度体系既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生命系统，又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环境系统。它本身就是由那些具有超复杂性的经济生命系统和经济环境系统耦合而成的。而把这些具有超复杂性的社会生态系统耦合起来，就需要一种具有约束性的力量：即制度。因此，要进行生态建设，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就必须依赖于体制改革，就要推进我国“绿色政治”的发展。

首先，应当加强对人口的管理，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激化人与自然矛盾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生态思想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的生产若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就会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反之将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必须加强对人口的管理，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使人与自然保持协调的关系。我国的人口问题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素质较低、老龄化问题严重等都对自然环境形成严重考验，对我国的发展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巨大挑战。所以，我们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继续实行计划生育，缓解生态承载压力。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提高人口质量，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提高民众的生态意识。

其次，健全生态保护法制建设。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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