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于大卫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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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试读：
第一部
1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福的家庭自有其不幸福之处。
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得知丈夫跟从前在他们家的法国女教师有关系，便对丈夫宣称不能跟他在一个家里生活。这种状况已持续到第三天，感觉到痛苦的不仅有夫妻俩，有所有家庭成员，还有全体仆役。所有家庭成员及全体仆役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意思，任何在客栈偶然相遇的人都比他们——奥勃隆斯基的家庭成员和阖家仆役之间关系密切。妻子待在自己的几个房间闭门不出；丈夫已经三天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像丢了魂一般；英国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便函请女友为她找个新地方；厨子昨天就离开了家，正好是在午餐的时候；打杂的厨娘和马车夫要求清账。
争吵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勃隆斯基公爵——斯季瓦，社交圈都这样称呼他——在惯常的时间，即早上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而是在自己书房的羊皮沙发上。他在沙发的弹簧上翻了一下他那富态且精心保养的身子，就像要久久地再睡上一觉，又抱紧枕头让它贴着脸；但这时他猛地一起身，坐了起来，睁开眼睛。“是啊，是啊，怎么回事呢？”他想，回忆着梦境，“是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对了！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设午宴待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那个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是啊，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午宴，各桌都在唱《Ilmiotesoro》，不，不是《Ilmiotesoro》，比这个更好，还有那些小瓶子，一个个都是女人呢。”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两眼愉快地闪着光，他微笑着沉思起来。“是啊，真好，太好了。当时还有不少极好的东西，让人没法用言语述说，醒了连意思也表达不出来。”这时他发觉一条呢绒窗帘的侧面透进一束亮光，便愉快地从沙发上挪下两只脚，探寻着那双妻子用金色的上等羊皮为他缝制的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并没起身，只是朝卧室里他身边挂睡衣的地方伸出手去。这时他才突然想起自己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而是睡在书房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唉，唉，唉！啊！……”他哀叹着，回想起发生的一切。眼前又一次浮现出跟妻子争吵的所有细节，他毫无出路的困境，以及最让人难受的、他自己的过错。“是啊！她不原谅，也不可能原谅。最可怕的是，全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可我又没犯错。这就是整个悲剧所在，”他想道，“唉，唉，唉！”他绝望地评判着，一边回想这场争吵中那些让自己最感沉重的印象。
最让人不快的是起初那一刻，当时他刚从剧院回来，既高兴又满足，手里拿着一个给妻子的大梨，却没在客厅找到妻子；奇怪的是，也没在书房找到她，最后瞧见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张不幸的、败露了一切的便函。
她，总是事事操心，忙忙碌碌，心智平平，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多丽，手里拿着便函一动不动坐着，带着恐惧、绝望和愤怒的表情看着他。“这是什么？这个？”她问道，指着便函。
回想到这儿，就像常有的那样，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难受的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他对妻子这些问话所做的回答。
那一刻他所遭遇的情形，就像人们突然被揭发了某种极其丢脸的事所遇到的情形一样。他没能准备出一副面孔，应付自己的过错被揭露后站在妻子面前这种处境。不是觉得屈、否认、辩白、请求原谅，甚至显得无动于衷，这些都比他当时做的要好！他的脸完全是不由自主（就是“大脑的反射作用”，喜爱生理学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完全不由自主地忽然露出那惯常的、善良的，从而也是愚蠢的微笑。
他无法原谅自己这个愚蠢的笑。看见这个笑容，多丽打了一个寒颤，好像出自身体上的疼痛一般，继而发作起来，以她那本来的急躁脾性，爆出一连串狠话，跑出了房间。从那以后她不想再看见丈夫了。“全都怪这个愚蠢的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可是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找不到答案。2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个诚实对待自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他懊悔自己的行为。他现在不会懊悔六年前第一次对妻子不忠时所懊悔的事情。他不懊悔他这个三十四岁、漂亮、易于爱恋的人，并没爱恋过他的妻子——只比他年轻一岁,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他懊悔的只是他没能更好地瞒住妻子。但他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全部重荷，怜惜妻子、孩子和自己。也许，他可以把自己的罪过更好地瞒过妻子，要是他预料到这个消息会对她有如此影响的话。显然他从未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他隐约觉得妻子早就猜到他对她不忠，只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甚至以为，她，渐渐衰弱老去，已经不再漂亮、毫不出众、普普通通，只是一个持家的好母亲，按道理应该宽容为怀才是。结果却完全相反。“唉，可怕！唉，唉，唉！可怕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什么也想不出来，“在这以前一切多好啊，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好！她很满足，为孩子们而幸福，我任何事都不妨碍她，任由她忙活孩子们的事，忙活家务，她想怎么样都行。的确，糟糕的是那个人是我们家的家庭教师，糟糕啊！跟自家的家庭女教师求欢，实在有那么点儿平庸、下流。可那是怎样一个家庭女教师啊！（他清晰地回想起M-lle Roland那双耍弄人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当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没容许自己做任何事情。最糟糕的是，她，已经……一切简直就是存心似的！唉，唉，唉！唉呀！可现在，现在怎么办呢？”
答案是没有的，除了那个生活所给出的，应对所有最复杂难解问题的共同答案。答案便是：总得按日常需要过下去，也就是要忘却。在睡梦中忘却已经不可能，至少要等到夜里，不可能再回到那乐声，那些玻璃瓶子女人唱的歌里去了；因此，应该在生活的梦中忘却。“到时候再看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语道，站起身来，穿上浅蓝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甩起穗带打了个结，向自己宽阔的胸腔里充分吸进一口气，习惯性地迈出精神充沛的步子，向外撇着两脚，那样轻松地撑着他肥满的身体，走到窗边，拉起窗帘，响亮地打了打铃。应着铃声马上走进来他的老朋友、贴身男仆马特维，拿着他的外衣、一双靴子和电报。跟着马特维走进来的是带着刮脸用具的理发师。“有机关里的公文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道，一边拿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在桌子上。”马特维回答，询问般地、带着同情看了主人一眼，稍等片刻，又带着狡黠的微笑补了一句，“出租马车的业主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说什么，只是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从镜中相遇的目光里看得出来，他们彼此都明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目光似乎在问：“你干吗要说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两手放进外衣口袋，叉着一只脚，默默地、温厚地微笑着，看了一眼他的主人。“我叫他们星期天来，在此之前不要白白给您跟他们自己添麻烦。”他说出这句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马特维想开个玩笑，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撕开电报，凭着猜测纠正了里面通常都有的别字，继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马特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妹妹明天到。”他说，然后让理发师那光滑、肥胖的手停一下，那只手正在他长而卷曲的腮须中清出一条粉红色的通路来。“感谢上帝。”马特维说，以这一回答表示他跟主人一样，明白这次到访的意义。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爱的妹妹，可以促成夫妻之间的和解。“一个人还是跟丈夫同来？”马特维问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能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忙着剃他上唇的胡子，所以只是抬起一根手指。马特维朝镜子点了点头。“一个人。准备楼上的房间？”“禀告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她会吩咐在哪儿的。”“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马特维好像有些怀疑地重复道。“是的，禀告吧。拿着电报，再告诉我她说了什么。”“您是想试探一下。”马特维明白了，但他只是说：“是的，老爷。”
马特维慢慢在柔软的地毯上踏着嘎吱作响的靴子，手里拿着电报回到房间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净，梳理完毕，正准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吩咐我禀告，她要走了。说让他，也就是您，随便怎么做吧。”他说，只用眼睛笑着，把他的双手放在口袋里，侧着脑袋，紧盯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随后一种和善又稍稍有点儿可怜的微笑出现在他漂亮的脸上。“啊？马特维？”他说，摇了摇头。“没事的，老爷，会顺顺当当的。”马特维说。“会顺顺当当吗？”“一定会的，老爷。”“你这么想？那是谁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道，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声响。“是我，老爷。”一个坚定而令人愉快的女人声音说，随即从门后探出奶妈马特廖娜·菲丽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子脸。“什么事，马特廖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一边迎着她朝门口走去。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完全对不起妻子，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但家里的所有人，包括奶妈，这个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主要的朋友，几乎全都站在他这边。“什么事？”他沮丧地说。“您去去吧，老爷，再认一次错。许是上帝保佑呢。太受折磨了，看着都可怜，家里的一切都乱套了。也得可怜那几个孩子啊，老爷。认个错，老爷。能怎么办呢！乐得滑雪，就得……”“可她不见我……”“您只管做自己的事。上帝是仁慈的，祈祷上帝吧，老爷，祈祷上帝吧。”“哦，好了，你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脸红了，“来，穿衣服吧。”他转向马特维，决断地褪下了睡衣。
马特维已经举着备好的衬衣，像马颈圈一样，吹去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带着显见的愉悦将它套在老爷那保养很好的身子上。3
穿好衣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给自己身上洒了些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用习惯的动作把烟卷、皮夹子、火柴、带有两条链子和坠子的怀表分别塞进各个口袋，抖了抖手帕，感觉自己干净、芳香、健康而又身心愉快，撇开自己遭受的不幸，两腿微微摆动着走进餐厅，他的咖啡已经摆在那儿等他了，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从机关送来的公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下来，读了信件。有一封非常令人不快——是想买妻子地产上一块林子的商人写来的。这块林子必须卖掉；但现在，在与妻子和解之前，不可能谈及这件事情。最不愉快的是，这让眼前他与妻子和解这件事上掺进了金钱利益。一想到他会受到这种利益支配，为了卖掉这块林子而寻求与妻子和解——这种想法让他感到羞辱。
信已阅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机关的公文挪到自己这边，快速翻了翻两份卷宗，用大铅笔做了几处标记，然后推开卷宗，喝起了咖啡；喝着咖啡，他打开一份尚未干透的晨报，开始读了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阅了一份自由派报纸，不算极端，是那种大多数所支持的派别。而且，尽管科学、艺术、政治都没有让他特别感兴趣，但他坚定支持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而且只有大多数人改变观点的时候，才会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这些观点在他心里不知不觉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选择派别和种种观点，这些派别和观点是自己到他这儿来的。就像他不选择帽子和大衣的样式，别人穿戴什么他就买什么。对他来说，生活在知名的社交圈子里，由于成年时期通常发展的某种思维活动的需求，必须拥有各种观点，就像拥有好几顶帽子一样。若说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他偏爱自由派别，而不是他圈子里许多人也持有的保守观点的话，那并不因为他发现自由派更加理智，而是因为那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罗斯什么都糟糕，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有许多债务，钱根本不够用。自由党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的确，家庭生活没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来什么满足，还强迫他说谎、装假，是那样违背他的本性。自由党说，或者确切说是暗示出，宗教不过是民众中那部分野蛮人的约束。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连做个短短的祷告都会两脚生疼，他也弄不明白，那些有关来世的可怕而华丽夸张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今世就能够过得非常快活。与此同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开玩笑，有时候喜欢拿一些话为难一下老实人，说要是为自己的血统自豪，就不应该仅仅止于留里克，摒弃掉第一始祖——猿猴。这样，自由派就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惯，他喜欢他的报纸，就像饭后的雪茄，喜欢它在他脑子里生出的那阵轻轻的雾霭。他读了社论，其中说道，现今时代全无必要大声呐喊，声称激进主义威胁吞噬一切保守分子，声称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的祸患，与此相反，“在我们看来，危险并不在于那梦幻般的革命之祸患，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传统势力”等等。他读了另一篇有关财政的文章，其中提及边沁和穆勒，影射挖苦了某个部。以他特有的快速理解力，他明白每个影射的含义，何人所发，指向何人，缘于何种事由，像往常一样，这让他感到某种乐趣。但今天，回想起马特廖娜·菲丽莫诺夫娜的劝告，想起家里那么不顺心，这乐趣就变了味道。他读到，博伊斯特伯爵据说到了威斯巴登，还读到不生白发，售卖轻型马车，以及某位年轻女性的征婚广告。但这些消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带给他平静、讽刺的乐趣。
读罢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了黄油面包，他站起来，抖掉坎肩上的面包残渣，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膛，开心地笑了，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情——是良好的消化引起了开心的笑。
但这个开心的笑容一下子让他想起了一切，他沉思起来。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搬着什么东西，掉落在地上。“我说过了，不能让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孩用英语喊道，“快捡起来呀！”“一切都乱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让孩子自己乱跑。”他走到门口，叫住他们。他们扔下充当火车的小匣子，朝父亲走过来。
女孩很受父亲宠爱，大胆地跑过来，抱住他，笑着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那样，闻着他络腮胡子散发出熟悉的香水气味便感到欢喜。最后，她吻了吻他因为弯腰的姿势而发红、焕发着温柔的脸，女孩松开双手，想要跑回去，但被父亲拉住了。“妈妈怎么样？”父亲说，一只手在女儿光滑柔嫩的脖子上抚摸着。“你好啊。”他笑着对前来问候的男孩说。
他意识到自己对男孩没那么喜爱，便总是尽量做到公平；但男孩感觉到了这一点，没有以微笑回应父亲冷冷的笑容。“妈妈？起床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就是说，又是一整夜都没睡。”他想。“那么，她高兴吗？”
女孩知道父母之间有过争吵，母亲不可能高兴，父亲也知道这一点，而他这么轻易问起这个，不过是在装样子。她为父亲脸红。他立刻明白了这一点，也脸红了。“我不知道。”她说。“她没叫我们做功课，叫我们跟古丽小姐去奶奶家走走。”“好，去吧，我的坦丘罗奇卡。哦，等一等。”他说，仍搂着她，抚摸着她柔嫩的小手。
他从壁炉台上取了昨天放在那儿的一小盒糖果，给了她两块，挑了她喜欢的巧克力和软糖。“给格里沙？”女孩指着巧克力说。“是的，是的。”他又摸了摸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子，这才放开她。“马车备好了。”马特维说，“来了个请愿的女人。”他补充道。“来很久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有小半个钟头吧。”“吩咐过你多少次了，要马上通报！”“可总得让您喝完咖啡呀。”马特维说，那种友善的粗鲁腔调让人无法生气。“那就快去叫来。”奥勃隆斯基懊丧地皱起了眉头。
请愿的女人是上尉卡里宁的妻子，请求一件既不可能又毫无道理的事情，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仍像往常一样，让她坐下，仔细地、不打断她，听她说完，给了她详尽的建议，去找谁，怎么说，甚至爽快而有条理地用他粗大、洒脱、漂亮而清晰的字体为她写了一张便条，写给能帮上她的人。打发了上尉的妻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停了一下，想了想是否忘记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忘记，除了他想要忘记的——他的妻子。“哦，对了！”他低下头，漂亮的脸带上了忧郁的神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语道。心里的声音对他说，不应该去，除了虚伪，别的什么都不会有，要改善、补救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让她重新变得有魅力，从而激发爱情，或者让他变成一个老头，没有能力去爱。除了虚伪和谎言，现在什么结果都不会有；而虚伪和谎言违反他的天性。“不过早晚还是得去，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他说，尽量给自己增添勇气。他挺直胸膛，掏出一根烟，吸了起来，吐了两口，便把它扔进珍珠贝壳烟灰缸里，快步穿过昏暗的客厅，打开另一扇通往妻子卧室的门。4
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穿着短上衣，编成辫子别在后脑勺的头发已然稀疏，从前却浓密而漂亮，脸孔干瘪、消瘦，一双大大的、由于脸孔消瘦而凸出的眼睛惊惶不安，正站在屋里散落一地的东西当中，在打开的小衣橱前，从里面挑拣着什么。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望着门口，徒然地想在自己脸上摆出一副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觉得害怕他，害怕就要开始的见面。她刚刚尝试了三天以来她已经试了十次的事情：收拾孩子们和自己的东西，好拿回母亲那儿去——然而再一次拿不定主意这么做；但是现在，就像前几次那样，她对自己说，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她应该采取点儿办法，惩罚、羞辱他，让他受一受哪怕他带给她的那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总是在说要离开他，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不可能是因为，她无法摒除认为他是自己的丈夫并且爱他的习惯。此外，她觉得，如果在这儿，在她的家里，她都几乎照顾不过来自己的五个孩子，那么到了她带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就更不好受了。就算这三天，最小的那个由于喂了坏掉的肉汤而生了病，其他几个昨天几乎没吃午饭。她觉得要走是不可能的，但她欺骗自己，仍然收拾着东西，假装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把两手伸进小柜子的抽屉，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直到他完全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才回头看了看他。但她本想在脸上作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却显露出不知所措和痛苦。“多丽！”他用低而胆怯的声音说，把头缩在肩膀里，想作出一副可怜、顺从的样子，但他依然焕发着清爽与健康之色。
她用匆忙的眼神从头到脚扫视了一下他那焕发清爽与健康的身姿。“是啊，他真是又快活，又得意！”她想着，“可我呢……这份和善真让人讨厌，人人都为此喜欢他，夸赞他；我恨他这副和善的样子。”她想。她嘴巴收紧，腮上的肌肉在苍白而神经质的右边脸颊哆嗦起来。“您要干什么？”她用急促、不自然的胸音说。“多丽！”他用颤抖的声音重复道，“安娜今天要来了。”“与我何干？我不能接待她！”她叫喊道。“可是应该的呀，多丽……”“走开，走开，走开！”她看也不看他，叫喊道，好像这喊声发自身体上的疼痛。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着妻子的时候，能平心静气，能期望一切像马特维说的那样，会顺顺当当的，也能平静地读报纸，喝咖啡；可是当他见到她那备受折磨、痛苦不堪的脸，听到这种声音，既顺从又绝望，他就觉得呼吸被阻住了，喉咙涌上了什么东西，他的眼睛里也闪动着泪水。“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啊！多丽！看在上帝的份上！……因为……”他说不下去了，一声呜咽停在他的喉咙里。
她猛地关上小柜子，瞥了他一眼。“多丽，我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话：请原谅，原谅吧……想一想，难道九年的生活还不能补偿一时的，一时的……”
她站在那儿，垂下眼睛，听着，等着他说下去，就好像求他不管怎样把她劝说过来。“一时的，一时的醉心……”他说了出来，想继续说下去，可一听到这句话，就好像出于身体上的疼痛，她的双唇又收紧了，右边脸颊的肌肉又抽动起来。“走开，从这儿走开！”她更尖利地叫喊道，“不要跟我说您的醉心、您的恶心事了！”
她想出去，但晃了一下，便抓住椅背来撑住自己。他的脸变宽了，嘴唇肿胀起来，眼里溢满泪水。“多丽！”他说道，已经在呜咽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想想孩子们吧，他们没错啊。我错了，就惩罚我，让我来赎自己的罪吧。我能做的，我都准备做！我错了，错得无话可说！可是，多丽，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大声的呼吸，让他觉得难以言表地怜惜她。她几次想要开口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他等待着。“你想着孩子们，只为跟他们玩耍。可我想着他们，知道他们眼下都毁了。”她说。显然，这一句出自她这三天来跟自己说过不止一次的话。
她对他称“你”，让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动了动，好去抓起她的手，但她厌恶地避开了他。“我想着孩子们，所以为了挽救他们，世上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可我自己都不知道拿什么来挽救他们：是带他们离开父亲，还是留他们跟着放荡的父亲，对，跟着放荡的父亲……好了，您说说吧，经过了……那件事，难道我们还有可能住在一起吗？难道有可能吗？您说呀，难道这有可能吗？”她重复道，提高了嗓音，“在我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跟自己孩子的家庭女教师有了恋爱关系之后……”“可是……可是又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头垂得越来越低。“您让我恶心，讨厌！”她喊道，越来越气愤，“您的眼泪——就是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没有心，也没有高尚人品！您让我觉得可鄙、恶心，是陌生人，对，陌生人！”她带着痛苦和恨意吐出“陌生人”这个让她可怕的字眼。
他看着她，她脸上现出的恨意让他又害怕又惊讶。他不明白，正是他对她的怜惜激怒了她。她看出他心里对自己的怜悯，但不是爱。“不，她恨我。她不会原谅的。”他想。“真可怕！可怕啊！”他说道。
这时别的房间里有个小孩哭叫起来，大概是跌倒了；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仔细听了听，她的脸突然变得柔和。
她，看上去用几秒钟缓过神来，似乎不知道她在何处，她该做什么，接着，快速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她还是爱我的小孩的。”他想，觉察到她听到孩子哭喊时脸上的变化，“爱我的小孩，她怎么能恨我呢？”“多丽，还有一句话。”他开口道，跟在她后面。“您要是跟着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们！让所有人都知道您是个下流坯！我今天就走，您就跟自己的情妇住在这儿吧！”
她走出去，狠狠摔上门。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抹了把脸，轻轻迈着步子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会顺顺当当的；可怎么做呢？我甚至看不出有这种可能。唉，唉，真是可怕！她叫喊起来多俗气啊。”他对自己说，回想着她的喊叫和言语：下流坯和情妇。“可能使女们都听见了！真是俗气得可怕，可怕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几秒钟，擦擦眼睛，叹了口气，然后，挺起胸脯走出房间。
这天是星期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钟表上发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记起自己对这个一丝不苟的秃头钟表匠有个笑话，说德国人“自己一辈子上足了发条，好给钟表上发条”，便笑了起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好的笑话。“也许，会顺顺当当的！这个词儿好啊：顺顺当当。”他想着，“这话可要随处说一说。”“马特维！”他喊了一声，“你跟玛丽亚在休息室把一切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安排好。”他对走上前来的马特维说。“是的，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毛大衣，走上门廊。“您不在家里吃饭吗？”陪着出来的马特维说。“再看吧。拿这个用作花销。”他说，从钱夹里取了十卢布递过去，“够用吗？”“够呢，还是不够，看吧，总得将就过去。”马特维说，使劲儿关上车门，退到门廊上。
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这会儿哄好了孩子，凭马车的声音知道他走了，便又回到卧室。这是她唯一躲避家务琐事的地方，只要她一出屋，那些事情就会围上她。就是现在，她去育儿室这么短的工夫，英国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丽莫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问题，都是不能耽搁并且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回答的：给孩子们穿什么去散步？给喝牛奶吗？要不要派人另找个厨子？“唉，别找我，别找我吧！”她说，回到卧室，又在刚才跟丈夫说话的地方坐下，握紧消瘦下来的两只手，上面戴着几枚好像要从皮包骨的手指上滑脱的戒指，开始在回忆中拣选出刚刚过去的整个谈话。“他走了！可他是怎么跟她了断的呢？”她想，“莫非他还在见她？我怎么没问问他？不，不，不能和解。就算我们还留在一个房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又带着特别的意味重复着这个让她可怕的字眼。“可我多爱他，我的上帝，我是多爱他啊！现在难道我不爱他了吗？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可怕的是，主要在于……”她开了头，但没能完成自己的想法，因为马特廖娜·菲丽莫诺夫娜从门口探了进来。“请吩咐人去叫我兄弟吧，”她说，“他总算能做顿饭；要么，就像昨天似的，直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吃上呢。”“好吧，我现在就出去安排一下。派人去取鲜牛奶了吗？”
就此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投身在日常的家务里，将自己的痛苦暂时搁置一旁。5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学校学习很好，得益于自己的好天分，但他懒惰又顽皮，所以毕业时成了最后几名。不过，尽管他一直过着放浪的日子，官级不高，年纪也不老，却占了莫斯科一个机关里既显赫又有好薪水的长官位置。这位置是他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卡列宁得到的，妹夫在部里占据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位置，这个机关就隶属于这个部；但如果卡列宁没有把长官位置给自己的内兄，那么通过上百个其他的人，兄弟、姐妹、嫡亲、表亲、叔伯、姑婶，斯季瓦·奥勃隆斯基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其他类似的位置，拿到六千卢布年薪，他需要这些钱，因为尽管妻子有富足的财产，他的事情却是一团糟。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和朋友。他出生在那些过去是，或者后来成了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物当中。三分之一政府里的人，那些老人，都曾是他父亲的朋友，在他穿小童衫的时候就认识他；另三分之一跟他以“你”相称；余下的三分之一是些老熟人。这样一来，化形为职位、租金、特许权等诸如此类的世间财富的分配者就都是他的朋友，不可能绕开自己人；奥勃隆斯基也不用特别争取，就能得到有利可图的位置；要做的只是不拒绝，不嫉妒，不争吵，不生气，而他，凭着他特有的善良，从来没这样做过。若是有人跟他说，他得不到那个有他所需要的薪水的位置，他会觉得好笑的，况且他的要求也不过分，他只想得到他的同辈人都得到的东西，而行使这类职务他也不会比任何其他人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喜爱，不仅因为他善良、快活的性情和毋庸置疑的诚实，而且在他身上，在他漂亮、鲜明的外貌，闪闪发光的眼睛，黑黑的眉毛、头发，面容的白皙与红润之中，有一种东西，从身体上亲切而愉快地影响着遇见他的人们。“啊哈，斯季瓦！奥勃隆斯基！他来了！”遇见他的人几乎总是带着兴奋的微笑这样说。尽管有时候，在与他交谈过后，看来也没发生什么特别愉快的事情——可第二天、第三天见到他时，大家还是一样高兴。
已是第三年担任莫斯科一个机关里的长官位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获得的，除了喜爱，还有同僚、下属、上级和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尊敬。能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职务上获得这种普遍尊敬的主要特质便是：第一，待人极其宽厚，这是基于对自己种种不足的认识；第二，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从报纸上读来的那种，而是在他血液中的自由主义，他以此完全平等和一致地对待所有人，无论其地位和身份如何；还有第三——最重要的——对于他所做的事情全然不关心，他从来不曾热心投入，结果也就没犯过错误。
来到自己供职的地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被一个恭恭敬敬的看门人陪着，拿着公文包走进自己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便进了机关。文书和职员们全都站了起来，愉快而又恭敬地鞠着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往常那样，快速朝自己位子走去，跟成员们握了握手，坐下来。他开了个玩笑，说了几句话，完全恰当得体，接着开始办公。没有人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更能找到自由、直率和官场礼仪的限度了，那是愉快从事公务所必需的。秘书就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机关里的所有人一样，愉快而恭敬地拿着文件走过来，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提倡的那种随便的自由派语气说：“我们总算从奔萨省府弄到了报告，那么，是不是要……”“终于得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根手指按在文件上，“好吧，各位先生……”办公便开始了。“假若他们知道，”他摆出郑重其事的样子低头听着报告，心想，“半个钟头之前他们的主席完全像个犯错的小孩子呢！”他的眼睛在宣读报告时笑起来。两点钟前要不间断地工作，接着是休息和午餐。
还没到两点钟，办公室的一对大玻璃门突然打开，有个人进来了。沙皇像下和法镜后面的所有成员为这消遣高兴起来，朝门口望去；但站在门边的看门人立刻把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后关上玻璃门。
卷宗宣读完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展肢体，为了迎合时下自由主义之风，在机关里拿出纸烟，去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两个同僚，老公务员尼基金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他一道出来。“午餐后还来得及做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当然来得及！”尼基金说。“那个福明必定是个骗子。”格里涅维奇说到他们办的案子里的一个参与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格里涅维奇的话皱了皱眉，以此让他觉得提前作出判断不合适，也没有回答他什么。“进来的人是谁？”他问看门人。“不知是什么人，大人，我刚一转身，也不问就钻了进来。要找您。我说，等官员们出来，到时候……”“他在哪儿？”“大概去门厅了，刚才还一直在这儿走来着。就是这个人。”看门人说，指着一个十分结实、肩膀宽阔、蓄着卷曲胡须的人，他也不摘羊皮帽，快速而轻松地沿着磨光的石头台阶跑了上来。往下走的人里头有个带着公文包的瘦削职员，停了一下，不以为然地看了看奔跑者的双脚，然后又询问般地瞥了奥勃隆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在台阶上方。当他认出跑上来的人，他那张露在制服绣边领子上方、和善地放着光的脸就更加光彩焕发了。“原来是你！列文，终于来了！”他带着友好、讥讽般的微笑说，一边打量着朝他走来的列文。“怎么你不嫌弃来这个洞窟里找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满足于握手，还吻了吻自己的朋友，“来很久了吗？”“我刚刚到，非常想见到你。”列文答道，腼腆地，同时又生气又不安地环顾着四周。“喏，去我的办公室里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了解自己这位朋友自尊而又易于迁怒的腼腆；他抓住列文的手臂，拉着他跟着自己，就像是在危险之间引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跟自己所有的熟人都以“你”相称，包括六十岁的老人、二十岁的男孩子、演员、部长、商人以及侍从武官，因此有许多以前跟他以“你”相称的人处在了社会阶梯的两个极端点上，要是他们知道，通过奥勃隆斯基，他们拥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一定会非常吃惊。他对所有与之喝过香槟的人都称呼“你”，而他跟所有的人都喝过香槟，因此，当下属在场时遇到自己那些有失体面的“你”，正如他对自己许多朋友戏谑称谓的那样，他，凭着本身特有的机敏，能够淡化留给下属们的不快印象。列文不是有失体面“你”，但奥勃隆斯基凭自己的机敏感觉到，列文认为他在下属们面前可能不愿显示出两人的亲近，因此才急忙带着列文去自己的办公室。
列文与奥勃隆斯基差不多同样年纪，互称“你”并非只因为香槟。列文是他青春初期的同伴和朋友。他们相互喜爱，尽管性格和乐趣有别，就像青春初期交往的朋友那样相互喜爱。但，尽管如此，就像选择了不同事业的人之间常有的那样，他们每个人，尽管讨论起来，对另一方的事业报以嘉许，心里却是鄙视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过的那种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而朋友所过的——不过是个幻影。奥勃隆斯基见到列文便无法控制住那淡淡的嘲弄的微笑。他不知多少次见列文从乡下来莫斯科，他在那儿做着什么事情，但到底是什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来没能好好弄明白，不过也不感兴趣。列文来莫斯科总是激动不安、匆匆忙忙、略显拘谨，又因为这种拘谨而恼怒，而且大多带着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见解看待事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嘲笑这一点，又喜欢这一点。同样，列文在心里鄙视自己朋友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有他的公职，认为它琐屑无聊，并加以嘲笑。但区别在于，奥勃隆斯基做着所有人都做的事情，嘲笑得自信而温厚，而列文则不自信，有时还很生气。“我们等你很久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办公室，放开列文的手臂，似乎以此表示危险已经结束。“非常、非常高兴见到你，”他继续说，“哦，你怎么样？好吗？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沉默了，看着奥勃隆斯基两位同事的陌生面孔，特别是文雅的格里涅维奇的那只手，那样白皙纤细的手指，那样又长又黄，末梢弯曲的指甲和衬衫上那样巨大而闪光的袖扣，这双手，看起来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让他无法自由思考。奥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微笑起来。“噢，对了，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金，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接着转向列文，“地方自治会活动家，新地方自治人士，单手举得起五普特的体育家、畜牧家、猎人、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兄弟。”“非常高兴。”那个小老头说。“我有幸认识您的兄弟，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过自己那只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
列文皱皱眉，冷冷地握了一下手，马上转向奥勃隆斯基。尽管对自己这位闻名整个俄国的同母异父作家兄弟十分尊敬，但现在，他受不了别人不把他当作康斯坦丁·列文，而是当作著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看待。“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会活动家了。我跟所有人都吵翻了，也不去参加会议了。”他对着奥勃隆斯基说。“这么快！”奥勃隆斯基笑着说，“怎么呢？因为什么？”“说来话长。我什么时候再讲吧。”列文说，不过现在就开始讲了起来，“喏，简单说，我确信，自治会里根本就不可能开展任何活动。”他说开了，就好像眼下有人冒犯了他，“一方面，那是个玩具，是他们在议会里所玩弄的，而我既不算年轻，也不算老，没法拿这些玩具寻开心；而另一个（他磕绊着说）方面，这个——是县里coterie捞钱的手段。以前是监督局、法院，而现在是地方自治会……不是通过贿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该拿的薪水。”他说得那么热切，好像在场的人中有谁质疑他的见解似的。“哟呵！你呀，我看出来了，你又进入了新的阶段，成了保守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还是以后再谈这个吧。”“好吧，以后谈。可我必须见你。”列文说，厌恶地盯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稍可察觉地微微一笑。“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穿欧洲式样的衣服了吗？”他说，瞧着列文崭新的、显然出自法国裁缝的衣服，“对了！我看出来了：新的阶段。”
列文突然脸红了，但不是像成年人那样——很轻微，自己都不觉察，而是像小男孩那样——感到自己的腼腆可笑，结果羞愧得脸更红了，差点儿掉下眼泪。看到这张聪明的、男子气的面孔处于这种孩子般的状态是那样奇怪，奥勃隆斯基便不再瞧他。“那么，我们在哪儿见面？我非常、非常需要跟你谈谈。”列文说。
奥勃隆斯基似乎沉思起来。“这样吧，我们去古林吃午饭，在那儿说说话。三点钟以前我有空。”“不。”列文想了想，答道，“我还得去个地方。”“喏，好吧，那我们就一道吃晚饭。”“吃晚饭？我倒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有两句话，问点儿事，以后我们再聊。”“那现在就说这两句话吧，晚饭时我们再谈一谈。”“这两句话就是，”列文说，“不过，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的脸孔突然现出气愤的表情，那是出自他极力克服自己的羞怯。“谢尔巴茨基一家怎么样？一切照旧？”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妻妹吉蒂，稍可察觉地笑了笑，两眼愉快地闪着光。“你说了两句话，可我没法用两句话回答，因为……抱歉，等一等……”
秘书走了进来，一副随便而恭敬的样子，还带着一点儿秘书们所共有的谦和意识，觉得对事务的了解比自己的上司高明，拿着文件走到奥勃隆斯基面前，以请示的模样，开始解释某种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没听完，便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秘书的衣袖上。“不，您就照我说的办好了。”他说，用微笑缓和着自己的意见，在简短地解释了他是怎么理解这件事之后，便推开文件，说，“就这样做吧，拜托，拜托，就这样，扎哈尔·尼基季奇。”
困惑的秘书离开了。在奥勃隆斯基与秘书商讨的时候，列文完全从自己的窘迫中恢复过来，站着，两只胳膊肘撑在椅背上，他的脸上现出嘲弄般的专注。“不明白，不明白。”他说。“你不明白什么？”奥勃隆斯基还是那样愉快地笑着说，拿出一根纸烟。他等着列文说出点儿什么怪话来。“我不明白你们在做什么，”列文说，耸了耸肩膀，“你怎么能认真地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就因为，没什么可做的。”“那是你这么想，可我们的事情都埋过头顶了。”“都是纸头上的。是啊，你有干这个的天分。”列文又加了一句。“就是说，你认为，我有某种缺点了？”“也许，是吧，”列文说，“不过我仍然钦佩你的伟大，骄傲我的朋友是如此伟大的人物。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加上一句，竭尽努力地直视着奥勃隆斯基的眼睛。“哦，好的，好的。再等等看，你也会这样的。多好啊，你有卡拉金县的三千俄亩，还有这身肌肉，气色清新，就跟十二岁小姑娘似的——但你也会走到我们这边来的。对了，至于你问的事情：变化是没有，只可惜你很久都没来了。”“怎么？”列文惊恐地问。“没怎么，”奥勃隆斯基答道，“我们过后再谈吧。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唉，这个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脸又一次红到了耳根。“那好，明白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知道，我本来该叫你到我那儿去，可妻子身体不太好。这样吧，要是你想见见他们，他们大概今天四点到五点会在动物园。吉蒂在那儿溜冰。你坐车去那儿，我也过去，然后一起去什么地方吃晚饭。”“好极了。那么，再见吧。”“当心点儿，你呀，我了解你，会忘掉，要么就突然回乡下去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叫道。“不，肯定的。”
可是，想起忘记跟奥勃隆斯基的同事们道别时，他已经到门口了，列文便走出了办公室。“大概，这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先生。”列文走出去后，格里涅维奇说。“是啊，老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着头说，“真是个幸运儿！卡拉金县的三千俄亩土地，前途大好，那么有精神！不像我们这帮人。”“您还抱怨什么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唉，糟透了，不好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沉重地叹了口气。6
当奥勃隆斯基问列文，他到底为何而来的时候，列文脸红了，又因为脸红而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回答说：“我是来向你的妻妹求婚的。”尽管他正是为这件事来的。
列文和谢尔巴茨基两家都是古老的莫斯科贵族家庭，互相之间一向有着亲密而友好的往来。这一关系在列文的大学时期更加巩固了。他跟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多丽和吉蒂的哥哥，一起准备考试，一起上了大学。这段时间列文经常去谢尔巴茨基家，也爱上了谢尔巴茨基一家。不论这显得多么奇怪，但康斯坦丁·列文的确爱上了这个家，爱上了一家人，特别是谢尔巴茨基家里的女性。列文已记不得自己的母亲，他只有一个姐姐，所以在谢尔巴茨基家他第一次见到古老贵族那种有教养的、正直的家庭环境，这正是他因父母的死而失去的。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女性，让他觉得是被某种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遮盖着，他不仅没有看见她们的任何缺点，而且，在这遮盖着她们的诗意帷幕下，他推想到最崇高的情感和极尽可能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个小姐隔天交替着说法语和英语；为什么她们在一定的钟点轮流弹钢琴，声音总能在楼上的哥哥那里听见——两个大学生正在那儿做功课；为什么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教师来这儿；为什么在一定的钟点这三个小姐全要同M-lle Linon一起坐着马车去特维尔林荫道，穿着缎子外套——多丽穿长的，娜塔莉穿半长的，而吉蒂完全是短外套，这样她那紧绷在红色长袜子里的两条优美的小腿就全露了出来；为什么她们让一个软帽上别着金帽章的仆人陪着，去特维尔林荫道上散步，——这一切，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她们的神秘世界里的事情，他都不明白，但他知道，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很美好，爱上的也正是发生之事的这种神秘性。
在上大学期间他差点儿爱上他家长女多丽，不过她很快就嫁给了奥勃隆斯基，然后列文开始去爱二女儿。他似乎觉得他应该爱上姐妹中的一个，只是挑不准到底爱哪一个。可这个娜塔莉，刚刚在社交界亮相，便嫁给了外交官利沃夫。吉蒂在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参加了海军，溺死于波罗的海，列文与谢尔巴茨基一家的关系，尽管有他跟奥勃隆斯基之间的友谊，还是变得愈发疏远了。但是到了今年，入冬时，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后来到莫斯科，见到谢尔巴茨基一家，他明白了三姐妹中他真正注定要爱的是哪一个。
看起来，最简单不过的，倒是他这个出身好、应该说富有而非贫穷的人，时年三十二岁，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很有可能立刻被认作良婿人选。但列文已经爱恋上了，因而在他看来，吉蒂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缺，是那种超乎一切世俗的人，而他是那样世俗的卑微之人，实在很难想象别人和她自己会承认他配得上她。
在莫斯科，昏头涨脑之中过了两个月，几乎每天都在社交场里看见吉蒂，他开始去那儿也是为了遇见她，此后，列文猛然认定这件事情不可能，便到乡下去了。
列文相信这件事不可能，其根据在于，在亲戚们的眼里他对美好的吉蒂是个不利的、不相称的人选，而吉蒂自己也不会爱他。在亲戚们的眼中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惯常的、确定的事业和地位，而他的同伴们，在他三十二岁的年龄上，如今已经——有的是上校和侍从官，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成了让人敬重的头面人物——银行和铁路的经理或者机关里的主席，像奥勃隆斯基那样；可他（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别人看来是什么样）只是个地主，干着养牛、猎鹬、盖房子这类事情，也就是一个没天分的小人物，不会有任何出息，正在做的，按社会上的理解，恰恰就是那些无用之人所做的事情。
神秘而美好的吉蒂自己也不会爱上这样不漂亮的人——他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主要是不会爱上这种什么都不出色的人。此外，他以前与吉蒂的关系——那种与她哥哥的友情连带出来的、成年人跟小孩子的关系——在他看来是爱情的又一个新阻碍。一个不漂亮但善良的人，正如他所自认的，他觉得，可以像朋友那样去爱，但要想让人用他爱吉蒂那样的爱情去爱，就必须是个美男子，主要的是——必须是个特殊的人。
他听人说过，女人常常会爱上不漂亮、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不相信，因为他以自己为参考，他只会去爱漂亮、神秘而特别的女人。
但是，在乡下一个人住了两个月后，他确信，这不是他在青春初期所经历过的那种恋爱；这种感情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平静；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她会或是不会成为他的妻子，他就无法活下去；他的绝望仅仅产生于他的想象，他没有任何证据认为，他将要被拒绝。现在他带着坚定的决心来到莫斯科求婚，如果他被接受，就结婚。或者……他不能想象如果人家拒绝他，他会怎么样。7
乘坐早班火车到达莫斯科，列文落脚在自己同母的哥哥科兹内舍夫那里，换了衣服后就去了他的书房，打算马上告诉他，自己为什么而来，并征求他的建议。但哥哥不是单独一人，他那儿坐着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是从哈尔科夫来的，特意为了解释他们之间就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发生的误会。教授向唯物主义者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谢尔盖·科兹内舍夫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新近的文章，在信里把自己的反对意见写给他，他指责教授对唯物主义者们让步过大。教授立刻赶来，以便达成协商。谈话涉及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活动中，心理和生理现象之间是否有界限，这一界限在哪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通常对待所有人的亲切而冷淡的微笑迎接了自己的弟弟，把他介绍给教授，便继续谈话。
矮小而面黄的人戴着眼镜，额头狭窄，片刻间撇下谈话，问了声好，就继续说着话，不再去注意列文。列文坐下，等着教授离开，但很快就对谈话的题目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杂志上看到过谈话涉及的那些文章，也兴趣使然地读过，作为自然科学的大学生，将其看作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原理的发展，但从来没有把这些关于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起源、关于反射作用、关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结论同生与死对自己本身的意义的那些问题相提并论，这些问题最近愈发经常地出现在他的脑际。
听着哥哥与教授的谈话，他注意到，他们把科学问题与精神问题联系在一起，好几次都接近了这些问题，但是每一次，当他们刚一接近他认为的最主要之处，又马上匆忙避开，重新深入细微的区分、附带条件、援引、暗示、引证权威的领域，因而他很难明白谈论的是什么。“我不能容许，”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他习以为常的鲜明而清晰的表达和优雅的措辞说道，“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凯斯，说我关于外部世界的全部观念都来自印象。最基本的存在概念不是我通过感觉得到的，因为没有专门的器官传达这一概念。”“是的，但是他们，乌尔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会回答您说，您的存在意识来自所有感觉的总和，这种存在意识就是感觉的结果。乌尔斯特甚至干脆说，如若没有感觉，也就没有存在的概念。”“要我说恰恰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
这会儿列文又感觉到，他们刚要接近最为主要之处，却再次避开了，便决定向教授提出问题。“这么说，如果我的感觉消失了，如果我的身体死亡了，任何存在就都不可能了？”他问。
教授有些恼火，就像被人打断而感到精神痛苦地瞧了瞧这个不像是哲学家，反倒更像纤夫的古怪提问者，便把目光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似乎在问：说什么才好呢？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话时远远不像教授那么用力，只顾及一方，在他脑子里留有空间，以便既回答教授，同时又能理解刚才这个问题中的那种朴素而自然的观点。他笑了笑，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无权解决……”“我们没有材料。”教授肯定道，继续自己的论断，“不，”他说，“我指出的是，如果，像普里帕索夫直接说的那样，感觉以印象为基础，我们就应该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等着教授离开。8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弟弟：“很高兴你来了。能待久些吗？农事如何？”
列文知道，哥哥对农事的兴趣不大，问他这个不过是对他退让一下，因此只回答了卖小麦和钱的事情。
列文想告诉哥哥自己打算结婚并征求他的意见，他甚至下定决心这样做；但当他见到哥哥，听了他与教授的谈话，随后又听到哥哥用不自觉的保护人的腔调问及农事（他们母亲的地产还没有分割，列文管理着双份），不知为何，列文觉得他无法开口跟哥哥谈起他结婚的决定。他觉得，哥哥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看待这件事。“那么，你们的地方自治会呢，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对地方自治会很感兴趣，对此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哦，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你是理事会成员啊？”“不，已经不是成员了，我退出了，”康斯坦丁·列文回答，“也不去参加会议。”“可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
列文为了辩解，开始讲起他们县议会上发生的事情。“一直都是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我们，俄国人，一直是这样。也许，这正是我们一个优点——有能力看到自己的缺点，但又做过了头，我们拿嘲讽自我安慰，时刻挂在嘴边。我只要告诉你，把我们的地方自治权力送给别的欧洲民族——德国人和英国人就会从中制定出自由，而我们就只会嘲笑。”“可又该怎么办呢？”列文愧疚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我真心实意地试过。我做不了。没有能力。”“不是没有能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是你没有这样看待问题。”“也许吧。”列文沮丧地回答。“你知道吗，尼古拉兄弟又来了。”
尼古拉兄弟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也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同母异父的弟弟，一个毁掉的人，挥霍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在最奇怪、最坏的圈子里打转，跟兄弟们也吵了架。“你说什么？”列文惊骇地叫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普罗科菲在街上见过他。”“在这儿，莫斯科？他在哪儿？你知道吗？”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准备马上就走。“我真后悔把这件事告诉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对激动的弟弟摇着头，“我派人打听他住在哪儿，把他给特鲁宾写的票据送给他，我已经付清了。这是他给我的回答。”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镇纸下面的便函拿给弟弟。
列文读到用奇怪的、让他感到亲近的笔迹写下的：“恳请容我清净。这便是我对自己亲爱的兄弟们的唯一请求。尼古拉·列文。”
列文把这读完，头也不抬，两手拿着便函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面前。
他心里发生了一场争斗，想现在就把这个不幸的哥哥忘掉，同时又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好。“他，很显然，是想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着说，“但要侮辱我他是做不到的，我一心希望帮助他，但我知道这办不到。”“是的，是的，”列文重复说，“我明白，也很看重你对他的态度；不过我要去他那儿。”“如果你想去，就去吧，不过我不建议你这样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就是说，关系到我，我倒不怕，他不会让你跟我吵架；但对于你来说，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帮不上忙的。不过，你想做就做吧。”“也许的确帮不上忙，但我觉得，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哦，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踏实不下来。”“哦，这我就不明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只明白一点，”他补充说，“这算是谦卑的教训。我已经更为宽容且另眼看待所谓的卑鄙了，自从尼古拉兄弟成了现在这样……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唉，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列文连声说。
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那里拿到哥哥的地址，列文准备立刻去他那儿，不过想了一下，决定将此行推迟到晚上。首先，为了获取一种平和的心态，应该解决他为此来莫斯科的那件事。列文从哥哥那里直接去了奥勃隆斯基的机关，询问了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情况，然后坐车去了人家告诉他可以碰到吉蒂的地方。9
四点钟，感觉着自己的心跳，列文在动物园下了出租马车，沿着小路去山坡和溜冰场，确信能在那里找到她，因为他在入口看见了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
这是晴朗寒冷的一天。入口处并排停放着一辆辆马车、雪橇、万尼卡和宪兵们。整洁的人们，帽子在明亮的太阳下闪着光，熙熙攘攘走在门边和一条条清扫过的小道上，穿过有雕刻梁柱的俄式小房子；园中虬曲的老桦树，枝杈因落雪悉数低垂，像是披上了崭新的仪典法衣。
他沿着小路往溜冰场走，一边对自己说：“必须不发慌，必须平心静气。你说什么？你怎么回事？闭嘴，愚蠢。”他对自己的心说。他越是极力让自己平静，就越是觉得喘不过气来。一个熟人迎面而来，喊了他一声，但列文甚至没认出这人是谁。他走近山坡，下滑和上升的雪橇链条叮叮当当，滑动的雪橇辘辘作响，传出一片欢快的人声。他又走了几步，那片溜冰场便展现在他眼前，马上他就从所有溜冰的人中认出了她。
他认出她在那儿，凭的是占据他内心的喜悦和恐惧。她站着跟一位妇人说话，在溜冰场的另一头。看上去，无论是她的衣着，还是姿态，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对列文来说很容易从这群人中认出她来，就像在荨麻中认出蔷薇那样。一切都因她而发光。她是照亮了周围一切的微笑。“难道我可以从冰上走过去，走到她的身边吗？”他想。她所在的地方，让他觉得是不可抵达的圣地，有那么一会儿他差点儿没有走掉：他感到那样害怕。他需要用力约束自己才能作出判断，在她周围有各种人在走动，他自己也可以去那儿溜冰。他走了下去，避免长时间看着她，就像不能这样看太阳，但他看见了她，就像太阳一样，不用去望。
每个星期的这一天，这个时辰，冰上聚集了同一个小圈子的人，所有人都彼此熟悉。这里有炫耀技艺的溜冰能手，也有扶着椅子的初学者，动作胆怯笨拙，有小男孩，还有为了保健目的而溜冰的老人们；在列文看来这些全都是被挑选出来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在这儿，在她身边。所有溜冰的人看上去完全漠不关心地超过她，赶上她，甚至跟她说话，完全与她无关地自娱自乐，享受着出色的冰面和晴好的天气。
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吉蒂的堂兄弟，穿着短夹克和窄裤子，脚上套着冰鞋坐在长凳上，他一看见列文，便朝他喊道：“啊，俄罗斯头号溜冰运动家！来多久了？冰好极了，快把你的冰鞋穿上。”“我没有冰鞋。”列文回答，惊讶有她在场时自己的这种大胆和无拘无束，一秒钟都不让她离开视线，虽然并没去看她。他感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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