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战神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湖光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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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战神谱试读：

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宗教信仰时常左右着参战者的思想，考之史籍，斑斑可见。

宗教的核心思想是鬼神观，而教徒对神祇的信仰则是宗教的基本特征。由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很多宗教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除了“儒、佛、道”三教之外，还有各种传统的民间信仰大行其道），所以，古代社会常常显得“神佛满天”，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例如：商人拜的是财神，读书人拜的是孔庙里的孔子，出海渔民拜的是天妃妈祖，农夫为祈求丰收拜的是土地庙里的土地神与谷神，而军人拜的则是战神。

在诸多神祇中，与战争关系最密切的无疑就是战神！中国古代的战神五花八门，作用不一。虽然古代军队出征之前会祭祀风云雷电等自然神，以及龙虎貔貅等猛兽之神，甚至还会祭祀刀枪剑戟等军械之神，但是，能够称之为战神的大多具备了人的精神面貌。就像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宗教总会假设“人的本性与神的本性是合一的”。在许多宗教的信徒们看来，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那也极可能将以人的面目出现，因为人是万物之灵。

在古代，的的确确存在过被老百姓视之为战神的人。他们表面上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也同样是肉眼凡胎，但因天赋异质而被凡夫俗子视为活神仙、活佛与活菩萨。他们当中有的孔武有力，能伏虎屠龙，这种人以军队中的武将居多；有的据说可以推测过去未来、逢凶化吉，并经常通过举行宗教仪式等办法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人通常在战争充当出谋划策的幕僚与军师；有的公开宣扬自己受命于天，负有扭转乾坤的责任，这种人最有王者风范，所以往往扮演着最高领袖的角色。关于这些活神仙、活佛与活菩萨的传说，有真有假，如梦如幻，当中不乏江湖骗子，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除了尘世活着的战神之外，还有天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战神。

天上的战神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远古传说中演变而来的战神，这些神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人，最好的例子是道教的玄武大帝。另一类是由真正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战神，他们过去是人，死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在世俗之人的口耳相传中成了神，其中著名的代表有三国的关羽。这两类战神虽然是人所塑造的，但常常能够反过来又影响人，甚至从精神上控制人。

以信仰为手段，各种各样的战神都具有从精神上控制军队的潜能。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精明的领袖就屡次在部队中进行“造神运动”，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这些战神有的成功了，可也不乏失败者。

综观历史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战神，有明一代比较典型。这个王朝有活着的战神，例如：刘伯温；有由历史人物演变而成的战神，例如：关羽；有远古传说中的战神，例如：玄武；有边陲地区少数民族树立的战神，例如藏传佛教的大黑天；还有揭竿而起的叛乱者树立的战神，例如：白莲教的弥勒佛与明王等等；甚至连明朝的国号“大明”也与战神脱离不了关系。

那么，贯穿整个明代历史的战神们各自具有哪些特色，这些被神化者是如何影响战争的呢？让我们从头细说，一一道来。第一章白莲教的天堂之路地狱与天堂

地狱是让人生畏的地方。根据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说法，生前造孽的人死后，灵魂就要堕入黑暗的地狱受罚。

不过，活着的人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地狱，也不想有朝一日生活在地狱，除非人间变成了地狱。而在14世纪中后期，元亡明兴的时候，人间确实变成了地狱，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折磨。

蒙古贵族统治者建立的元朝，由于长期实行错误的政策，积累的矛盾日益激化，火山必将爆发，灾难已经来临。

那时候的人，一出世便需要面对不平等的社会，其中大部分人都注定要毕生挣扎在社会的底层，毫无出头之日。统治者们将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包括钦察、唐兀、畏吾儿等欧亚民族）、汉人与南人四种，分别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与社会地位。日子过得最滋润的是人口比较少的蒙古人，中央政府的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即是负责政府日常行政事务的中书省，掌握军权的枢密院与掌控监察的御史台，这些要害部门最大的官都由蒙古人来做。至于府、州、路等地方政府，拥有实权的达鲁花赤一职也主要由蒙古人与色目人担任，人口最多的汉人与南人难以染指。元代骑马之俑

皇帝经常赏赐大量的钱财与土地给宗室贵族以及拥戴自己的权臣。统治阶级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逐渐使财政入不敷出，其结果必然导致赋役的增加。各级官吏放胆在民间搜刮，不少人趁机中饱私囊，致使吏治败坏。为官者在任上公开以各种名义问人讨钱而不以为耻。私下里发生的贿赂事件更是不计其数，例如官员初上任，便要收下属的“拜见钱”；到了逢年时要收“追年钱”；受人委托办理公务时要收“常例钱”与“公事钱”；下级调任跑关系时需要向上级送“好地分钱”与“好窠窟钱”，才能得到美差。整个官场人欲横流，一片乌烟瘴气。

国家经济不景气，农业生产日渐衰敝。那时，权豪世家大肆进行土地兼并，那些佃种富户土地的老百姓，则负担着沉重的租额，特别是在江南，有不少平民为此而破产。元初设置的劝农机构以及水利设施在官吏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已经形同虚设。更有甚者，元政府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多次在民间任意搜刮马匹，致使农民缺乏耕马。官僚们害怕农民造反，有时实行荒谬的政策，《农田余话》记载元顺帝在位之初，丞相伯颜下达了禁止江南汉人拥有铁禾叉，就是一例。这类倒行逆施的政策无疑使经济雪上加霜。

朝廷丝毫没有恤老怜贫的意思，反而滥印纸币企图将财政困难转嫁给民间。这种纸币称为“中统交钞”，官方硬性规定一贯纸币可换一千文铜钱，当政府将印刷的不可胜计的钱币投放入市场时，实际上无异于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钱，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物价四处上涨，已经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令工商业萎缩，也极大地损害了农业，而广大人民的财产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到后来，老百姓都不愿意使用钱币了，把它如同废纸一样扔在路上也没有人拾取。

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状态，朝廷对此束手无策。就这样，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相继把各阶层人民逼上了绝境。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难民，在山东山西、大江南北，到处都是一股接一股的人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挣扎于死亡线上。老百姓在贪官污吏与水旱蝗虫灾害的交相煎熬之下，无疑生活于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之中，大伙都盼望能过上丰衣足食、无愁无虑的日子，向往着这种如同神话一般的天堂生活。

然而，尘世间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出现天堂，人们只能在精神上憧憬它，希望能暂时麻醉自己，忘记现实世界的痛苦，因而那些宣扬天堂生活的宗教便派上了用场。其中，佛教的一些派别的理论就与天堂有关。这种理论教导信徒通过何种修行方式才能过上天堂般的幸福生活。

天堂，出现在佛教“净土宗”的经典书籍里，吸引了那些厌世的人的注意力。佛教的不同流派有不同的净土信仰，就净土宗而言，它最著名的天堂有两个，分别挂着“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两块不同的招牌。

首先说说“弥陀净土”，这个天堂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西方极乐世界”。在古代，“西方极乐世界”却是很多佛教徒死后向往的地方，是家喻户晓的天堂。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轮美奂的地方呢？在《无量寿经》与《阿弥陀佛经》等佛教的经典记载中，这个国家的国王便是人间妇孺皆知的“阿弥陀佛”（天堂叫作“弥陀净土”，就是以国王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均诞生于一种叫作“莲华”的美丽花朵之中，与人世间从母胎之中出生的婴儿有别。这个国家的国民居住在由金、银等各种宝物自然形成的宫殿里面。宫殿的环境异常优美，既有琼林池沼，又有神风甘露，各种各样的景色让人目不暇接，处处响彻着心旷神怡的天籁之音。居住在这个无比玄妙的境界之中，人人可以大彻大悟而长生不老。

尘世中的人要想往生佛国，生活在天堂里，就必须信仰佛教。信徒要做到不杀生、不偷窃、不邪淫、不妄言、不喝酒这些导人向善的戒律，生前多做善事，有错即改，死后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佛家的天堂除了“弥陀净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叫“弥勒净土”的好地方。弥勒净土虽然与弥陀净土仅仅只是一字之差，但繁华的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天上的神仙享受的全是农业社会里早已存在的东西，例如漂亮的房子、悦耳的音乐与美女等，只是数量大得惊人，质量也更加上乘。《弥勒上生经》这部佛经记载，挂着“弥勒净土”这一块招牌的天堂，本来是属于一个名叫“弥勒”的修行者的地盘。它范围辽阔，有五百亿座宝宫。每一座装修豪华的宝宫都有七重墙壁，每一重墙壁都由金、银等七种不同的珍宝筑成，每一种珍宝发出五百亿种光彩，每一种光彩中有五百亿朵莲花，每一朵莲花化作五百亿棵四面围绕着瑰宝的宝树，每一棵宝树的树叶有五百亿种颜色，每一种颜色有五百亿金光。另外还有五百亿个龙王围绕着宝宫的墙壁，每一个龙王都唤来雨水灌溉着数以百亿的宝树。在庄严的墙壁之上，产生自然的风，吹动着宝树，无数的宝树在风中互相接触，散发出的声音也仿佛在演说着佛法。这样金碧辉煌的宫殿，当然少不了美女。宫殿中散发的每一道金光都化作五百亿个全身披戴着珍宝的女子；每个女子都站在树下，手持璎珞宝物，在美妙的音乐之中念经修法。这时宝树结出玻璃色的果实，所有的颜色都映射入这种玻璃色中。这些奇珍异彩随着演说着大慈大悲佛法的声音而不停地左旋右转。

在人间，生活最豪华奢侈的通常是皇帝，但皇帝的居住环境比起天堂差得远，就以皇宫为例，它的面积比起弥勒的宝宫逊色得多，天堂里每一座宝宫中的每一重墙壁，其高度与厚度都达到千百里，比起人间的整座宫殿不知要大多少倍。难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了皇帝想成仙”，为了过上天堂生活，人间信佛的皇帝不在少数，更不用说老百姓了。据说，世人只要诚心信奉弥勒，遵守戒律，过着虔诚的生活，死后便能升上天堂，与弥勒在一起。

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这两个天堂，都是虔诚的信徒死后才能前往的地方。那么，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信徒在生前就享受天堂般的待遇？当然有，这就是人间天堂！

最初，信仰“弥勒”比信仰“阿弥陀佛”多了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信徒在生前就有机会活在天堂，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传说居住于“弥勒净土”这个天堂中的弥勒，他的身份只是菩萨（菩萨的地位比佛还要低一级），而为了成佛，他还要在五十六亿年之后从天上下凡到人间，广度世人，才能如愿以偿。弥勒成佛的同时，人间也变得焕然一新，成为天堂。根据佛经中绘声绘色的描述，弥勒下凡的时候，世界上人人都变得充满智慧，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从此过着快乐而安稳的好日子，再也没有疾病与烦恼，也不用担心饥荒与灾祸。战争远离人间，大地上到处和平宁静，没有作奸犯科的盗贼与土匪。在城镇的居民聚居点中，可以夜不闭户而高枕无忧。而且，人类的寿命更高达八万四千岁。女人要到五百岁才出嫁。出生的婴儿永远不会夭折，直到长大成人。每个人都身高十六丈。稻米在没有杂草的田园中成熟，味道极为香甜。每一种子能够收获七次，人们只需付出很少的劳动，便能得到极大的丰收。这个人间天堂比起天上的“弥勒净土”，当然差得远，但对于古代过着粗茶淡饭，甚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的普罗大众来说，肯定是梦寐以求的了。

有趣的是，正如佛经提到弥勒会在末劫时期下凡拯救众生一样，西方的《圣经》也有为一位名叫“弥赛亚”的救世主会在末世来临时拯救众生，到那时，世界各地都再无饥馑，蜜、奶、酒像水一样到处流淌。当代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弥勒与弥赛亚读音相似。故此，弥勒与弥赛亚可能源自同一神话故事，只是传到不同的地区演变成了不同的宗教人物。顺便提及，耶稣基督就曾经被信徒视为弥赛亚降世，基督这个词正是由希腊文的弥赛亚演变而成。

宗教的神话故事总是互相影响。后来，“弥陀净土”也受到“弥勒净土”的影响，产生了阿弥陀佛出世、人间变成天堂的说法了。

人间天堂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信徒们无不希望它早日出现在地平线上，为此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摧毁旧世界，伴随这一痛苦过程的是阵阵的血雨腥风。

众所周知，佛经中有一句偈语叫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提倡不杀生的佛教一贯以来给人和平的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与刀光剑影无缘。如果为了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僧人也会不惜“挺身而出，斩魔除妖”。比如，在信仰弥勒佛的狂热信徒的眼中，下凡到人间的弥勒佛就是战神。为了建立人间天堂，弥勒佛必将带领天下苍生铲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把地狱般的旧世界彻底砸个稀烂。这样一来，一些具备领袖才华的革命家，在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政府时，往往宣称自己是弥勒佛的化身，以此来吸引对现实不满的信徒，使队伍更加壮大。中国历史上，起源于净土宗的白莲教就是经常不惜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的佛教流派。“白莲”之名源于东晋名僧慧远创立的“白莲社”，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信奉弥陀净土的白莲教。此教产生于南宋初年，创始人是一个俗名叫茅子元的江苏人氏。为了吸引信徒，茅子元对净土宗原来的理论、仪式进行了改革。他在组织上，重视师徒关系，并大量吸收俗家弟子，因而在江南地区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大约在宋朝灭亡前后传入了北方。

元朝统一全国，由于统治阶级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白莲教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发展得更加兴旺，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信徒们经常穿着白衣聚集于本教的宗教场所——莲堂，诵经修道，吃素拜佛，而且逐渐变得更加世俗化，不但参与进来的俗家弟子越来越多，连教中僧人也可以娶妻生子。教中人员的成分逐渐复杂起来，一些人打着白莲教的旗帜来搞巫术以图谋私利，还有人是为了躲避官府的徭役才入教的，甚至有人利用该教进行反叛活动。种种不法行为惹来了传统的佛教僧人的非议与官府的敌视，终于被朝廷所禁止。

元朝禁止白莲教的政策时严时宽，因而白莲教在民间的势力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最终在元末发起了一场颠覆朝廷统治的大起义。

起义的白莲教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反元，接纳了其他教派的宗教徒，故其教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教派理论的渗透，成了一个大杂烩。教义中除了信奉传统的弥陀净土之外，还接受了弥勒净土。此外，来自西亚的“明教”在教中也有影响。明教，又名“摩尼教”，此教由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其教义认为世界由光明与黑暗组成，而且将要经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阶段，光明最终将在未来阶段战胜黑暗，这也意味善战胜了恶。但在现阶段，光明与黑暗仍然纠缠不清、难分难解，因而需要世界的最高主神“明尊”派出使者助战。明尊的使者叫作“明使”，明使来到人世间的任务是教化众生，帮助普罗大众脱离黑暗的苦难，建立一个前景光明的美好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明教的教义，还是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的教义，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宣称世人将在神明下凡时获救。因此，无论是阿弥陀佛、弥勒佛，还是明使，都存在着被起义信徒所利用的可能。例如，白莲教徒中信奉弥陀净土的，自然少不了有人托言阿弥陀佛出世，带领众人造反；同理，信奉弥勒净土的，则托言弥勒佛出世；信奉明教的，则托言明使出世；共同与朝廷作对。到那时，阿弥陀佛、弥勒佛与明使，理所当然也就成了起义军的战神。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大起义的契机源于黄河水灾。元朝末年，黄河频繁缺口，致使两岸受灾的田地皆尽荒芜，人民流离失所，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与统治秩序的稳定。末代皇帝元顺帝于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命令工部尚书贾鲁与中书右丞玉枢虎儿吐华等大臣疏通河道。官僚们召集起河南汴梁、河北大名与黄河以南的庐州等地的十数万军民，修理从黄陵坡到白茅口、阳青村等处，广达二百八十多里的水道。

官府在给河工的补助中缺斤短两，引起了众怒。这么多愤愤不平的民夫聚集在一起，一旦发生哗变，官军势必难以迅速制止。白莲教中的“异见分子”们就瞄准了这个起义的好机会，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出生于白莲教世家的韩山童就这样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韩山童本是外来户，其祖父因传播白莲教触犯禁忌而被朝廷从河北赵州栾城流放到广平永宁县，从此便在他乡扎下了根，继续秘密干起传教的老本行。到了韩山童长大成人继承祖业为白莲教主的时候，白莲教已在北方发展得如火如荼，教中的骨干有刘福通等人。他们针对平民百姓对现实的不满，长期以来刻意在信徒中散布天下无道、民不聊生，明王即将出世、弥勒佛即将降生来拯救世人等消息，为将来的造反预先做舆论准备。

一场经过长时间酝酿的暴风雨终于降临了。白莲教徒们利用官府大肆征夫治河而人心骚动之机，暗中凿了一个仅有一只眼睛的石头人像，并在此物的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悄悄埋藏在将要挖掘的黄河河道上。同时使人广泛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天下反”的歌谣，机智地利用民间迷信谶语的传统心理，进行宣传战。果然不出所料，当独眼石头人像在黄陵岗河段被挖掘出来时，参与治河的军民一片哗然，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黄河两岸顿时沸腾起来。人心思乱，连天地也仿佛为之变色，日月也仿佛为之无光了。

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人出来振臂一呼，必然会从者如云！1351年5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人聚众三千于颍州准备起事。颍州是刘福通的家乡，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向父老乡亲宣称韩山童是宋朝皇帝宋徽宗的第八世孙，命中注定将要成为中国的主人，而刘福通本人则自称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裔，要辅助韩山童成就伟业。起义者在讨元檄文中声称要“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并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

白莲教作为宗教组织，其教主过去不过自命为弥勒佛、明王等超凡脱俗的救世主。如今到了起义的时刻，却打出了世俗的口号，这一点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这显然是为了争取非白莲教徒（特别是儒教徒）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白莲教徒而言，他们的领袖是传说中的救世主；而对于非白莲教徒而言，起义军的首领却是在现实中有着高贵血统的皇裔，天然负有济世安邦的使命。就这样，起义者们的精心策划使理想与现实似乎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韩山童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具有神的性质与人间天子的双重身份。

如果说，弥勒佛、明王等救世主的下凡，代表着人间天堂即将出现；那么，光复宋朝旧河山，并让宋帝的后裔登基，就是人间天国已经诞生的象征。这很容易理解，正是元朝的错误政策，引发了激烈的民族矛盾，让广大人民群众觉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中，而到了驱逐蒙古统治者，光复宋朝的时候，谁都会清楚，压迫在人们头上沉重得像大山一样的民族矛盾，必然会消弭于无形。因而这次起义把反对民族压迫当作是建立人间天堂的先声，韩山童针对元朝统治者倒行逆施的政策，在发布的檄文中责备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决心把民族矛盾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争取更多旁观者的支持。

遗憾的是，在起义举行前夕，由于走漏了风声，官府急忙调动军队镇压白莲教徒聚集的白鹿庄。韩山童被捕而亡，他的妻子杨氏与儿子韩林儿逃避到了武安山，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眼看就要胎死腹中了。幸亏刘福通绝处逢生，逃出了重围，他再次发动教徒，在五月初三卷土重来，一举攻克颍州，打了一个漂亮仗，打出了一个开门红，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起义。蒙古游牧骑兵

最初，起义军的装备很差，大多数人“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好像一支叫花子军队。相反，元军可谓“武装到牙齿”，他们骑着骏马，身上披戴着各式各样的精良铠甲，手中不但拿着刀枪剑戟等冷兵器，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火门枪，而且可以在“襄阳炮”等重武器的支持下出战。起义军虽然装备不如敌人，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有宗教信仰，相信打败了敌人，颠覆了朝廷就会过上人间天堂般的好日子；即使战死也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而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认定自己在战场上无论生死都有便宜可占，打仗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当时，起义者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因为根据教义，阿弥陀佛之色为红色，所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佛的保佑。同时，他们又烧香礼佛，故又被人们称之为“香军”。

朝廷对红巾军在颍州起义成功的消息非常震惊，急急忙忙地召集精锐部队镇压。枢密院派出赫厮、秃赤两员悍将，带领号称训练有素、善于骑射的六千“阿速军”，在大批汉军以及河南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前去镇压起义。

元朝正规军主要实行世兵制。军中无论是官还是兵，大多数是父传子继，世世代代吃皇粮。这些人平素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无论是作战意志还是战斗力，比开国创业时期都逊色得多。元军欺负百姓倒是拿手，历来骄横惯了，便不知不觉地犯了轻敌的错误，全军上下莫不以为这趟差事会很轻松地办妥，将帅们在征途上一路沉湎于酒色，士兵们好像脱缰的野马，时不时地骚扰平民，到处剽掠，真是“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痛苦的永远是老百姓。谁料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元军看到白莲教徒在狂热的宗教情绪的煽动下，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时，很多人都当场发愣，接着惊慌失措地往后跑。带头逃命的统帅赫厮一边骑着快马，一边挥鞭大叫道：“阿卜，阿卜（意思是快跑）！”就这样，元军望风披靡，红巾军一口气占领了安徽、河南等省份的大片地区，所过之处，纷纷逮捕以及处死元朝官吏，摧毁其腐朽的统治机构，把旧世界砸了个稀巴烂。

昔日那些卑微的穷苦人、乡下人如今终于可以在城里的达官贵人之前扬眉吐气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步他们的后尘而加入到队伍中去。从6月至9月，人数一下就扩大到了十多万。连当时的一首民谣都唱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连战连捷，对全国各地正欲举行起义的人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促成了群雄并起之势。很快，芝麻李等人在徐州拉起了一支队伍攻城略地，其范围广及宿州、虹县、沛县、灵璧、安丰等州县。而濠州，也被郭子兴、孙德崖所率的数千人所占领。芝麻李与郭子兴这两支部队均“聚众烧香”，可见都是属于白莲教徐寿辉政权所铸的钱币的分支。在此前后，王权、孟海马于江汉流域举起义旗响应。王权号称“北琐红军”，转战于唐州、邓州、南阳、嵩州、汝州一带；孟海马号称“南琐红军”，转战于均州、房州、襄阳、荆门、归陕等地。一时间，白莲教大起义从北向南地蔓延到全国各地。

那时，白莲教在塞内如遍地开花般四处传播，著名的领袖除了韩山童之外，还有另外一位有影响的领袖叫作彭莹玉。彭莹玉生于江西袁州的农家，年幼即出家为僧，因为懂得医术，便四处为人治病，在各地的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他深知民间疾苦，为了改变黑白颠倒的现实世界而在行医的同时积极宣传白莲教，目的也是为了改朝换代。早在北方红巾军大起义的13年前，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难，据《庚申外史》所载，他们有意选择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举起反元大旗，并让追随者的“背心皆书‘佛’字”，以为写上了这个字，能起到“刀兵不能伤”的效果，事实最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这次起义也因准备不充分而失败，周子旺被杀。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彭莹玉一边躲避着官府的追捕，一边在江淮地区继续传教，宣称弥勒佛即将下降凡间，成为救世主，无时无刻地为下一次燎原大火而提前制造声势。当长江以北的白莲教徒纷纷举起义旗的时候，他的弟子徐寿辉与志同道合者于1351年8月在蕲州发动起义，两个月后攻克蕲水。起义军烧香礼佛，对外的口号是“弥勒下生，当为世主”，并以蕲水为首都，拥立徐寿辉为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大宋”。成为南方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支红巾军。

当然，在全国各地的起义军中，也有一些不信奉白莲教的队伍，例如：纵横于东南沿海浙江地区的方国珍以及崛起于江苏等地的张士诚，也同样活跃在反元前线上。黑暗的大都与光明的汴梁

虽然，各地的白莲教起义此起彼伏，但是，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始终是抗元的主力军，并顶住了元朝的轮番攻击。然而，抢先建立政权的却是南方红巾军，而徐寿辉的大宋政权也一时为世人所瞩目。刘福通当然不会让徐寿辉白拾便宜，他为了凝聚人心，便将建立政权的事提上议事日程。白莲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需要一个走上神坛的领袖，最适合的人选是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

再说韩山童死后，他的妻子杨氏与儿子韩林儿逃入了武安山中，其后又辗转来到安徽砀山。这对孤儿寡母于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2月被刘福通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并被迎接到亳州，至此，北方红巾军终于可以像南方红巾军一样成立政权，与元朝分庭抗礼。

北方红巾军建国的国名也叫“宋”，年号“龙凤”，首都暂时设立在亳州，并开始建筑宫阙。韩林儿被红巾军正式奉为主，号称“小明王”，其母杨氏成了皇太后。新政权建立了一系列行政机构，刘福通虽然实力雄厚，但仍要受到内部其他派系的牵制，因而仅仅出任平章政事一职，而另一位实权人物杜遵道则出任丞相。

韩林儿因为年轻，所以号称“小明王”，这个名号显然与白莲教提倡的“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有关。众所周知，白莲教融合了其他的宗教流派，教中有的人信奉阿弥陀佛，有的人信奉弥勒佛，还有的人信奉明王，不一而足，“弥勒降生”这个口号肯定来自于弥勒净土的信仰。问题是，明王出世中的明王究竟属于哪一个宗教流派的神祇？当代历史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明王出世”是来源于明教的神祇，出自明教典籍《大小明王出世经》；另一种意见认为明王就是佛教的阿弥陀佛，因为净土宗的《大阿弥陀佛》中多次提到阿弥陀佛是“光明之王”（元代的白莲教本身也有弥陀出世的说法），所以明王出世就是阿弥陀佛出世。

总之，无论韩林儿自命为明教中的明王还是佛教中的阿弥陀佛，哪一种说法都否认不了他作为宗教领袖的地位。对于信仰明教的教徒而言，意味着光明已经降临，黑暗将要被驱逐。对于信仰弥勒净土的佛教徒而言，则意味着弥勒佛出世，旧世界在被毁灭的同时，新世界也将来临。对于信奉弥陀佛的人来说，明王出世既然是与弥陀降生同时发生的，因而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大家都认定人间天堂就快降临，信徒们快要过上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了。

此时的韩林儿，像他的父亲一样，既是传说中的救世主，又是有着宋朝皇帝血统的后裔，因而众望所归地被信徒们捧上了神坛，在这场宗教色彩很强的战争中成了部属眼中的战神。

不过，在元朝君臣眼里，韩林儿只是一位不扣不折的叛乱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元军在镇压红巾军时经过一系列的失败后，开始重新调整布置，并鼓励地主武装组织“义兵”，调动一切力量反扑。在元军的“义兵”队伍中，最凶狠的是河南东部的察罕贴木儿与李思齐等人组织的部队，这支部队崛起之初就于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攻下罗山，人数迅速发展过万，屯于沈丘，对北方红巾军形成了较大的威胁。

此外，元军在河南与陕西之间的要塞潼关，陕西的汉中、商州与山东等地均集结重兵，企图在战略上包围北方红巾军，瓮中捉鳖。其中，元军悍将答失八都鲁等人于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下半年向北方红巾军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激战于河南许州、中牟、嵩县、汝州、洛阳、怀庆等地，黄河两岸大震。

刘福通在各路元军的重兵压境之下作战一度失利，宋政权的临时首都亳州被答失八都鲁率兵包围。宋主韩林儿避往安丰。直到第二年的3月，红巾军才击退来犯的元军，巩固了亳州防线。

这时，北方红巾军上层的权力机构亦在残酷的斗争中重新改组，刘福通已经杀死了擅权的原丞相杜遵道，自任为丞相而辅弼韩林儿，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并逐渐完善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机构。红巾军各级将士也在战争中经过血与火的磨炼，拥有了更加丰富的战斗经验，逐渐具备了与元军摊牌的条件。

从1356年9月开始，刘福通为了减轻亳州长期面临的军事压力，陆续派遣李武、崔德经潼关进攻陕西，派毛贵出兵山东，成功地分散了元军的兵力，逐步解除了亳州的警报。次年，北方红巾军领导人根据起义之初就提出的“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这就是集中主力，分兵多路北伐，打算一箭双雕，同时完成光复汴梁与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这两个战略目标，既要埋葬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旧世界，又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天堂。

埋葬旧世界的首要措施是直抵幽燕之地，打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元朝贵族政权，因为元朝的首都大都，正好在幽燕之地，那个地方骄奢淫逸、贪污腐化、弱肉强食、道德沦丧，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这个直捣黄龙的战法一旦实施，必将大大加快改朝换代的速度。古人在有关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上，向来有认庙不认神的习惯，也就是说，不管那个政权由什么人组成，只要他们有能力占有首都，便有资格代表正统。不过，对于北方的红巾军而言，就算真的占领了大都，也不等于建成了人间天堂，要建成人间天堂而重开大宋之天，重要的一步还要收复北宋的首都汴梁。

汴梁对那些狂热的白莲教徒而言，具备意味深长的宗教意义。这座位于黄河之滨的城市，无异于白莲教的圣地。圣地，通常是指那些与宗教教主生平事迹有重大关系的地方。虔诚的教徒都要对圣地顶礼膜拜。身为白莲教教主的韩林儿既然自称为宋徽宗的后裔，就与汴梁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从宋太祖开国，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来自关外的金军俘虏为止，总共九个皇帝都以汴梁作为首都，它是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在遭到入侵之前这座城市没有民族压迫，到处呈现出繁荣昌盛、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可见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汴梁在宋家皇朝历史中的神圣地位。然而，无论哪个宗教的圣地，都难免血光之灾。在14世纪的东方，白莲教认为占据汴梁，就可以让时光倒流，让天下苍生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果说大都是现实社会中的黑暗深渊，那么汴梁就代表未来世界的光明乐土。

由此可见，光复汴梁与攻克大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起义军的整个战略计划里都是重点之中的重点。

负责经略大都的是刘福通的手下得力部将毛贵，他奉命带着东路军，从山东北进；关先生与破头潘带领中路军，绕道山西转攻河北，配合东路军围攻大都；李武、崔德组成西路军继续留在陕西作战，并得到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人的增援，力图牵制当地元军。刘福通兵分多路出击，试图将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区域打一个四面开花，而自己坐镇大本营，伺机从中路突破，向汴梁进军。

毛贵及其部属在此前已经攻占山东大部，夺取济南，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使南北水路陷于瘫痪。当他们奉命组成东路军之后，于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2月从山东突入河北，连克南皮、清州、沧州、长芦、蓟州，锋芒直逼大都。元朝君臣大为震惊，好些名门望族和达官贵人们被这伙“泥脚子”吓得惊慌失措、坐卧不安，甚至有人主张迁都以避难。可惜东路军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而且始终未能得到其他北伐军的及时配合，最终功亏一篑，被从四面八方赶来勤王的元军击败于柳林，不得不退回山东济南，一蹶不振。毛贵不久死于内讧之中。

关先生与破头潘的中路军也不顺利，这支队伍于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9月从山东曹州出发，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但在向省会太原进军时受挫，折返太行山。次年，将士们在援军的支持下再次进攻山西绛州、沁州、太原、大同等地，意图与东路军一起分进合击大都。后来因为东路军败退回山东，致使会师计划破产。红巾军苦心经营的攻占大都的军事行动，就此化为泡影，那个驱逐元朝统治者的宏伟计划也被迫搁置，就好似汹涌的波涛，一次又一次地被坚固的堤坝所阻，最终因精疲力竭而不得不退回大海。描绘皇宫宣德门祥瑞的《瑞鹤图》，由宋徽宗赵佶亲绘元代射猎人物

自从东路军败退回山东后，在山西的中路军孤掌难鸣，只得弃守那些刚刚夺取的城池，经河北出敌不意地闯向塞外的蒙古草原，于1358年年底打下了元朝的另一个防卫疏松的首都——上都，在濒临绝境之时得到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胜利。上都与大都一样都是元朝的首都，这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根据游牧的传统习俗而实行两都制。元朝皇帝在每一年之中的春夏两季从塞内前往塞外避暑，到上都办公；到了秋冬两季的时候，再返回塞内的大都。上都虽然不是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但在政治上与大都的地位同等重要。中路军攻占了上都，对政局造成了震撼性的影响，起义者们放了一把火，将城内的宫殿烧成灰烬，然后赶在敌军援兵到来之前撤走，身后仅剩下一堆堆断垣残壁。

由于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一路深入的义军连连得手，攻占辽阳等重镇，兵锋直指关外的严寒之地，甚至先后多次杀入朝鲜半岛，进攻元朝的附庸国高丽。然而好景不长，在敌军四处调集重兵赶来镇压的情况下，红巾军终于在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于开京（今朝鲜开城）作战中失利，关先生战死，破头潘率领残部于同年4月返回辽阳。这支征战千里的疲惫之师，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元军镇压的命运。

西路军在李武、崔德等人的率领下，同样受挫。1357年，他们在陕西凤翔之战中被元军名将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败，辗转于陕、甘、宁地区，终因势穷力竭于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接受元朝的招安。只有部分不肯投降的残余武装继续流荡于四川、湖北等地。

至此，红巾军在北方气势磅礴的三路北伐，相继溃败。好像天空中刚露出那一丝曙光，很快又被乌云掩盖了。元朝虽然病入膏肓，但还没有彻底垮掉，仍然有力组织反抗，进行垂死挣扎。

尽管战况不利，可白莲教的忠实信徒在此期间仍然拥戴着号称“小明王”的韩林儿，不屈不挠地奋战。刘福通乘北方元军主力在冀、鲁、晋、陕以及大都、上都等地忙于围追堵截各处义军时，挥师北上，毫不踌躇地踏上了通往汴梁的荆棘满途之路。

第一次攻城是在1357年6月，但当时未能一举得手，红巾军随机应变，改变正面硬攻的策略，转而采取迂回战术，占领汴梁的周边地带，陆续夺取大名、卫辉等地，控制了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大片区域，孤立了汴梁城。其后，义军主力多次击败元军悍将答失八都鲁，迫使其退回山西，因而得以逐渐收紧对汴梁城的包围圈，使城内的敌人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到了1358年5月，刘福通再次指挥声势浩大的攻城行动，元守将竹贞见势不妙，弃地而逃。浴血奋战的广大白莲教徒终于完成了多年的夙愿，光复了宋朝的故都。《清明上河图》描述了汴梁的繁荣景象

在进入城市的那一刻，估计很多狂热的信徒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步入天堂的门槛，正要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恍惚之间似乎从凡人变成了天兵天将。此时此刻，上至统帅，下至普通一兵，相信有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心情难以平静。或许有人在合掌向天祈祷，有人在跪地喃喃念佛。光明已经笼罩大地，传说的人间天堂已经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怎么会不让所有的信徒激动呢？此情此景，有人情难自控，不禁泪洒当场；还有人激动不已，直至瘫痪倒地。也许普天之下，虔诚的信徒无论信奉哪一种宗教，其狂热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吧。

韩林儿得知汴梁已经光复，马上从安丰赶到。而汴梁也被白莲教定为新的首都，并在此“造宫阙，易正朔”，号令天下信徒，莫敢不从。屡败屡战的北方红巾军，云开雾散般出现了气象一新的鼎盛局面。

然而，汴梁的光复并不等于元朝统治的结束。光明未能照遍所有角落，仍然与黑暗处于胶着状态。天堂梦的幻灭

圣地并非天堂。“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事情在世界上屡见不鲜。在汴梁也重演了这一幕，很明显，这座城市的光复不等于人间天堂已经到来。当红巾军作为战胜者的喜悦情绪平静下来时，发现饱经战火的汴梁满目疮痍，四处是断瓦残垣，城内的百姓死亡的死亡、逃难的逃难，留下来的人不少也无家可归、缺衣少食、面带菜色。白莲教徒在残破的街巷中风餐露宿时，如诗如画的天堂生活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已被证明为南柯一梦。

刘福通重视军事行动，忽视了生产，控制区内的经济一片萧条。天上不可能掉下来馅饼，驻扎于城内的部队终于陷入给养不继的窘境。“人是铁，饭是钢”，将士们在饥饿的痛苦折磨之下清醒过来，发觉自己仍然是人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缺衣少食致使部分士卒不守军纪，陆续出现了扰民的现象。丑恶的现状和白莲教徒长期在心中憧憬的天堂形成巨大的反差，部队里面人心浮动是不可避免的。

更为严峻的是，分兵北伐的红巾军作战不利，元军得以腾出手来，集中陕西、山西等地主力，开进河南，围攻宋政权。察罕帖木儿经山西进驻河南渑池，将红巾军的阻击部队逐出洛阳地区，兵锋直指汴梁。刘福通的老对手答失八都鲁已在山西的地盘病死，而所部在其子孛罗贴木儿的率领下卷土重来，意图切断汴梁与山东红巾军的联系，并攻陷山东曹州。决战的时刻逐渐逼近，各路元朝武装在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5月间接踵而至，南路军经归、亳、陈、蔡四州集结于汴梁之南；北路军经渡过黄河，途经曹州南部到达汴梁之东。当从陕西、山西等地远道而来的元军纷纷到达指定位置时，宋政权便岌岌可危了。

尽管韩林儿被视为是白莲教的战神，但他在元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也无力回天。刘福通指挥守军竭尽全力抵抗到8月，汴梁的末日终于来到，这座城市失守时，共有数以万计的官吏、士卒以及家眷沦为俘虏。刘福通拼死保护韩林儿杀出重围，逃往安丰。

汴梁作为宋政权的首都，它的失陷，对于白莲教众而言，等于明王出世之类的神话已经接近于幻灭，人间天堂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如今正在坍塌，慢慢地消失。

但是，刘福通不愧为意志坚定的义军领袖，他仍然忠于韩林儿，并召集那些信仰虔诚的残余部属坚守安丰这个据点，继续与敌人周旋。占领汴梁的元军统帅察罕贴木儿没有以“痛打落水狗”之势跟踪追击，而是移师山东，镇压当地的起义力量，此后数年，山东半岛硝烟四起，一片血雨腥风。《张士诚纪功碑》中的张士诚

退到安丰的韩林儿、刘福通等人尚未站稳脚跟，便遭到了盘踞在沿海地区的一些武装势力的威胁。自从张士诚在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底坚守高邮，挫败元军的进攻后，势力便日益壮大，逐渐与另一位“反元豪杰”方国珍一齐控制了江浙沿海地区。当时，元朝首都大都的粮食补给主要依靠于张、方两人控制的东南产米地区，元军既然暂时无力收复失地，只好采取怀柔的手段对这些人进行招安，以便能够继续征收部分粮食。但张、方等人叛逆无常，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对元朝不过是阳奉阴违而已。这些沿海地区的武装势力与白莲教素无渊源，难免互相争斗，张士诚乘韩林儿、刘福通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之机，于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2月夺取濠州，接着，张士诚的部将吕珍又带着大队人马围攻安丰。刘福通等人寡不敌众，困于孤城之下，危在旦夕。《纪事录》记载：饥不择食的红巾军内又一次出现人吃人的事，即使是埋于地下而腐烂的尸体亦有人挖掘出来吞食，到了连尸体也没有的时候，竟有人把井底下的泥挖上来捏成丸，用人油炸来吞食，完全是一片人间地狱的景象。描述察罕帖木儿生平事迹的《宦迹图》之一，此图一度被收藏者误认为是宋人的《赵遹泸南平夷图卷》描述察罕帖木儿生平事迹的《宦迹图》（之二）

北方红巾军在内外交困中陷入绝境，其余地方的一些白莲教起义军处境也不妙。战斗于江汉流域的北琐红军与南琐红军在沧海横流的浪潮中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官军镇压。

至于建都于蕲水，成立了大宋政权的南方红巾军，也在内外敌人的夹击下苦苦支撑。这个政权成立后很快便分兵四出，经略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并一度攻克武昌、汉口、汉阳等城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最早树起反元大旗的白莲教领袖彭莹玉，他带领一支义军长期转战江西、安徽、浙江，到处宣传“弥勒佛出世”，又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显示起义者的目的不限于解决民族矛盾，还想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实行土地均分，争取财富平等。这支队伍于1352年7月打下了南宋的故都杭州，获得了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红巾军光复北宋故都汴梁相媲美的胜利，只是停留的时间过于短暂，很快在各路元朝武装的反攻之下被迫撤出，退却到安徽，最后在江西瑞州陷入困境，彭莹玉后来被敌人俘杀。彭莹玉这一路军队灭亡后，其余的几路起义军也先后受挫。元军从四面八方杀来，不断收紧包围圈，夺回武昌等城，并于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成功攻克南方红巾军的首都蕲水。大宋政权名义上的首领徐寿辉被迫在黄梅山与沔水湖等地打游击，起义转入低潮。

不久，渔民出身的湖北人倪文俊在重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1355年起组织一支人马重占沔阳，恢复了声势，此后相继占领大江南北的襄阳、中兴、武汉、汉阳、岳州、饶州等城市，于1356年正月重新建都于汉阳，仍旧扶持徐寿辉为皇帝。自任为丞相的倪文俊在1357年准备弑君自立，因行动失败而从汉阳逃往黄州，后被部将陈友谅所杀。倪文俊篡位事件说明，徐寿辉这位被神化的领袖的影响力已经急剧衰退，退出历史舞台是迟早的事。1359年，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乘迁都江州的机会伏击了徐寿辉的部众，彻底架空了徐寿辉，并最终于次年闰五月在太平这个地方命令武士用锤子击碎了这位傀儡领袖的脑袋，然后自立为帝，国号“汉”。

可是，南方红巾军内部很多将领不服篡权夺位的陈友谅，纷纷离去，致使重建的政权再度分裂。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攻占四川的明玉珍，这人得知徐寿辉死亡的消息后，拒绝听命于陈友谅，并高调在重庆城南建立徐寿辉庙，春秋祭祀，实际上将自己视为徐寿辉的继承者，并于1363年公开称帝，成立“夏”政权。著名的明史学家吴晗先生认为明玉珍本来不姓“明”，而是姓“旻”，后来因为信奉明教而改姓了明。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在南方红巾军中，明玉珍就是继徐寿辉之后又一位把自己摆上神坛的人物。明玉珍以四川为根据地，一度企图向汉中与云南发展，但不太顺利，后来很少出境作战，以防守为主。

很明显，四分五裂的南方白莲教徒对退守到安丰的北方红巾军基本采取坐视不顾的态度。在此穷途末路之际，韩林儿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在南方奋斗的传奇人物朱元璋，这是这位宗教领袖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第二章明朝的开国君臣脱颖而出

掀起反元狂潮的白莲教源于佛教，其起义不可避免地连累了佛教的其他教派。在各地镇压白莲教徒的元军常常采取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策略，把途经的寺庙视为眼中钉，放一把火烧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在1352年，淮河南岸濠州的一座佛寺被路过的元军几乎烧成了一片焦土，僧人们如树倒猢狲散般纷纷逃离这块危险之地。寺里只剩下断垣残壁与几堆灰烬，并迫使一位年轻的僧人铤而走险，参与了战争。

这位僧人正是朱元璋，由于此人在元末白莲教大起义的历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而必须回顾一下他崛起的过程。二十四年之前，他出生于淮河南岸的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大平乡孤庄村。其容貌异于常人，头上“奇骨贯顶”，有天赋异质之相，可惜家境贫穷，自幼只能屈居家乡干一些粗糙的农活。早在1344年（元至正四年）的上半年，淮河流域遭遇了旱灾，田土被太阳晒得焦黄，禾苗枯萎，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现了蝗灾，束手无策的农民们不管怎样干都是白忙一场，避免不了颗粒无收的命运。大灾之后总是伴随着大疫，瘟疫在饥饿的人群之中蔓延，老百姓越来越难以熬下去。在朱元璋居住的村子里，每天都有人死亡，而朱元璋一家从4月起，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死了父亲、母亲与大哥三口人，幸存的家人也大都四散出外逃荒。元代人物画朱元璋之像

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青少年时期的朱元璋本来也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但在外面实在找不到什么出路，遂决定到孤庄村旁边的一座佛寺出家，做了个和尚。他在寺里的资历最浅，受委屈的时候找不到活人作为出气筒，便把气撒在殿中供奉的泥菩萨身上，有一次，他因为伽蓝神所在的大殿里老鼠出没猖獗，便认为伽蓝神没有起到保佑大殿的职责，拿起一支毛笔，在这尊神像的背上写下了“发配三千里”的字样，要将其流放到三千里之外。这显示朱元璋在充满逆反心理的青少年时期便产生了不盲目迷信神佛的心理，这种大无畏的藐视权威的精神，在作风保守的僧人中是罕见的，任由这种精神无拘无束地发展下去也许以后会出现一个呵佛骂祖，思想解放的禅学大师。但是阴差阳错，他的尘缘未尽，出家不久便因寺里受到饥荒的影响而不得不手拿瓦钵，出门化缘，四处讨饭吃，成了一个游方僧。他穿州过省，在安徽与河南等地颠沛流离了三年后，受到思乡心切的困扰而再度返回家乡的佛寺，想不到还没有过上几年的安定生活，栖身之处便让元军不由分说地一把火烧了。

幸好，朱元璋因事外出而幸免于难，当回来时，目睹满目疮痍的景象，对未来到底何去何从一时感到迷茫。那时，在朱元璋家乡的州城附近也发生了白莲教起事。信奉白莲教的定远土豪郭子兴散尽家财，结纳义士而聚众烧香，并于1352年带领三千名随从乘着夜色偷袭濠州，占领了整座城市。其中，朱元璋童年的玩伴汤和也入了伙，汤和早已写信劝朱元璋前来干一番事业，本来犹豫不决的朱元璋，此时此刻在寺院被毁的事实下不得不尽快做出决定。他后来在《御制纪梦》这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自称经过反复考虑后，跪在幸存的伽蓝神之前讨卦，由神来帮他做出决定，而占卦的结果是以参加起义为吉兆。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朱元璋就把参加红巾军的原因归于神的启示，显示他利用老百姓迷信的心理，巧妙地暗示自己的出道是符合天意的。其实，伽蓝神对于朱元璋来说，不过是一件服务于自己的工具，当这尊泥塑的神像没有利用价值时，他便可以放肆地在神像的背上涂鸦，罚其流放三千里；当神像还有利用价值时，他便跪在神像之前占卦。这种对宗教的实用态度，贯彻了朱元璋的一生。

1352年闰三月三十一日，年已25岁的朱元璋来到濠州投靠郭子兴，因相貌奇伟、粗通文墨以及精明能干，得到郭子兴的另眼相看，不久便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从此，军中职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并经常奉命带兵执行一些军事任务。自1353年起，他便有意利用在外地招兵买马之机扶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一股以淮西人为主的核心武装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徐达，他与汤和一样都是朱元璋的童年玩伴，后来在史上留名的还有郭英、顾时、唐胜宗、吴良、吴祯、孙兴祖、邵荣、耿炳文、冯国用、冯胜等。

其后，朱元璋率部分人马离开濠州，南略定远、滁州等处，按照《御制皇陵碑》的说法，这支数以万计的队伍行军时“赤帜蔽野而盈岗”，也就是打着红巾军旗帜，漫山遍野地纵横驰骋在淮河流域。

郭子兴在1355年病死后，军中的事务由他的儿子郭天叙、小舅子张天佑与朱元璋共同管理。这些人的兵马时分时合，转战于滁州、和州等地，但总体实力还不算很强大。为了避免被别的割据势力吞并，张天佑亲自到亳州找小明王韩林儿，加强了与白莲教领袖的联系。不久，韩林儿任命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妻子马氏之像

当韩林儿的命令传到军中时，朱元璋却有点不甘心，《鸿猷录》诸书记载：他凛然道：“大丈夫岂能受制于人！”然而诸将经过商议后都同意找韩林儿做靠山，借北方红巾军的旗帜以为声援。形势比人强，朱元璋只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不过，这支军队尽管以“龙凤”为年号，但基本上凡事皆自作主张。

那时，韩林儿、刘福通等人率部与元军在北方打得热火朝天，正好掩护了和州的数万红巾军。而元军主力集中于北方，也给朱元璋有机会实行蓄谋已久的进攻集庆的战略计划。因为一把手郭天叙年纪尚幼，二把手张天佑不过是一介武夫，故军中事务常常是由三把手朱元璋说了算。在此前后，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巢湖水军头目李扒头、俞通海、廖永安、廖永忠等人先后前来投靠，壮大了部队的声势。元代集庆

经过精心准备的朱元璋等人，于六月初一率领水陆大军南下，渡过了长江，击溃了元朝守军，占领了采石、太平等处。早已被朱元璋招入军中的李善长等知识分子奉命写下禁令，不许军队掳掠，违者军法处置，又派遣执法队四处巡逻，以防患于未然，至此，民心大定。多年以后，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回忆渡江前后的往事时，说道：“我本是濠梁之民，初列行伍，逐渐升至领兵之将，‘灼见妖言不能成事’……遂引兵渡江。”所谓“妖言”，是指白莲教有关“弥勒降生”等言论，而朱元璋自称在未渡江之前就已经不相信这一套了，实际上已经开始准备与白莲教分道扬镳。这是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对红巾军诸位领袖进行冷眼观察，发现其中尽是一些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难以成就千秋大业，故不得不思考另起炉灶的问题，以慰平生之志。

在朱元璋看来，白莲教鼓吹的人间天堂不可能实现，他执政的思路是实事求是，提倡“仁政”，主张“德治”，重视中国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因此，他在江南地区到处招徕儒士，以为辅政之用，显而易见，他已不再把江南视为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而是当作长期的根据地来经营。就在太平这个城镇易手之日，地方上的儒士李习、陶安等人前来军门拜见。朱元璋向他们请教治国之道。据《明史·陶安传》记载，陶安当即胸有成竹地回复道：“如今海内鼎沸，豪杰纷争，然而这些人的本意不过是专注于财富等身外之物，非有拨乱反正、拯救百姓以安天下之心。主公渡江，没有像群雄那样烧杀抢掠，让百姓人心悦服。如此则上应天意，下顺人心，以仁义之师征伐扰民之徒，天下不难平定。”他接着建议朱元璋下一步攻打集庆（今南京），作为经略天下之本。李善长之像陶安之像冯国用之像

类似的建议冯国用在早前也提过。集庆位于南北的交通要冲，既是长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又是中国历史的名城，素来有“六朝古都”之称，属于虎踞龙盘之地。由于元朝的主力集中于长江以北镇压红巾军，故此地兵力薄弱，最易被对手乘虚而入。

朱元璋果然把握了战机，在击溃反攻太平的元军之后，乘胜进军集庆。在攻城期间，郭天叙与张天佑两人在前线被部队内的元朝奸细所暗算，双双惨死。至此，郭子兴的旧部名正言顺地以朱元璋为首。等到1356年三月初一，集庆守军的末日终于来了，朱元璋占领溧水、溧阳、句容等城镇，扫清了这座城市的外围后，指挥主力打入城里。元朝守将福寿自杀，水寨元帅康茂才以军民五十万投降。

集庆变换主人后改名为应天府，义军以此为大本营，四出扩张。不久，徐达攻克镇江，击毙元军守将定定。同年6月，邓愈打下了广德。形势一片大好，在北方的小明王韩林儿闻讯给江南诸将封官晋爵，其中官做得最大的仍然是朱元璋，先升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晋升为吴国公，并设置江南行中书省，自任中书省平章，手下的谋士李善长与诸将也相继得到升迁。

虽然长期活动在南方的朱元璋与北方红巾军联系得不太紧密，但是在战略上也还有配合。一个例子是在1359年，奉刘福通之命北伐的中路军打进高丽时，部队将领曾经致书高丽国王，而《高丽史·恭愍王世家》记载其中有一句文绉绉的话说道：“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这句话大有玄机，清楚地交代了供奉韩林儿为主公的各路红巾军的战略任务。其中，“恢复中原”是指由刘福通的主力部队负责经略河南。“东逾齐鲁”是指由毛贵的东路军负责经略山东。“西出函秦”是指由李武、崔德的西路军负责经略陕西。“北抵幽燕”是指由关先生、破头潘的中路军负责经略山西、河北。“南过闽广”似乎指由朱元璋所部负责经略南方，兵锋势将触及福建、广东等南疆之地，因为这支部队是长江以南听命于宋政权，仍然使用“龙凤”年号的军队，并利用元军主力长期被刘福通等人牵制于北方的良机，不断扩大南方的地盘，已经隐约有割据半壁河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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