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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7 08: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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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修涞贵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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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直行:修涞贵自述创业心路与人生感

正道直行:修涞贵自述创业心路与人生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正道直行:修涞贵自述创业心路与人生感作者:修涞贵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本书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万事德为先——“内圣外王”之道“德,天地之大本也。”

只有“德”,能与天地媲美;只有“德”,乃悠悠万事之大。“修德”是人生修养之最高境界,“修德”是成为“内圣外王”之基石。“修德”既是个人成功之本,也是企业常青之根。

修正药业集团是做药的企业。做药,就是行“天下之大德”。

不论是达官贵胄,还是平民百姓,都得吃五谷杂粮,都会有病痛损伤。无好药,难以解除病痛;无好药,难保长寿健康。由此可见,做药人的责任何其大。

何谓好药?答曰:“‘管用’即是。”

好药哪里造?答曰:“一心为苍生,好药‘修正’造。”

为什么修正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造出好药?

因为我一向心怀“三敬畏”:敬畏生命、敬畏法律、敬畏自然。

敬畏之一,母亲在世时说过,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做药、卖药;敬畏之二,想到病人,就感到我肩上的责任;敬畏之三,制药企业获得的利润,不能只用来发家致富,必须用以再做更多的好药。

心怀敬畏,就是育德。

何谓“德”?

中国自古就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定义人类高尚的道德。五者兼备者,方被称为“有德之人”。

中国自古“尚德”。《易经》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资治通鉴》云:“德者,才之帅也。”《论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

德,就是最高的智慧。古人云:“德者上智,法为中智,术为下智。”

人的本性失落,就是缺德;缺德就是缺智,缺了最根本的智慧。

我们从“德”这个字的演变过程中,也可以品出这一思想内涵:“彳”这个偏旁也是一个汉字(音“斥”)。右边是一个目(眼睛),目上面是一条垂直线,表示目光直射,目下面是一个心。“彳”是行动之义,我们在这里把它引申为做事。那么,我们就可以诠释:一个人做事眼正、心正,这便是“德”。可见,我们的先人,已经把“德”做了最清晰的表达。

世人常说“做人”。此“做”即是“修为”。修什么呢?就是修德。做人一日,不可一日不修德。修德之道,在于能存道心,去俗念。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即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提倡的“人生三不朽”。在“不朽”之业中,首推“立德”。德不立,立功与立言便失其据。功盖天下而鲜德行,定是奸雄之辈;言冠古今而鲜德行,必为狂鄙之徒。《易经》说“厚德载物”,就是指每个人只有以道为体、以德为本,才能像广袤无垠的大地一样容纳万物。人与万物共生、共长、共存,从万物中汲取营养,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古云:“人人可成英雄,人人亦可成圣。”然而举世滔滔,奔竞者多如牛毛,能至者若如麟角。究其原委,盖因“不正其体,不齐其本”,又怎可称雄成圣?

正人先正心。这里的“正心”就是以德主心,以善主心。一个人如果不是以德主心,不是以善主心,而是以恶主心,那就叫魔。只有正心,才能群邪俱退,外魔不侵。

德是人的心海,海大能容万物;德是生存的空气,人的生存须臾难离。仁德,是人们最安逸的居所,也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

做企业也一样。企业理念可以有多样性,但最核心的理念应当是厚德、积德。德之所至,市场大开;德之所至,企业常青。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蓦然回首,修正从最初的蹒跚起步,到如今的阔步向前,已然风雨兼程走过了几十载春秋。

佛经有云:“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正是有了当初对深埋心底的梦想义无反顾的执着追求,才有了今日修正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成果。

20多年前,当我来到那个破旧不堪的小药厂时,望着那排破烂的小平房和两扇摇摇欲坠的大门,翻着那让人触目惊心的负债账本,看着工人们那一双双绝望、麻木、怀疑的目光,潜藏在我心底的梦想火苗瞬间燃烧了起来。我要像大地一样,负载起这个工厂,用厚积的仁德,打开未知的市场。

从此,我的人生道路铺开了一段崭新的生命征程,修正大业,也从此诞生。

虽是初涉制药行业,但我深知做企业和做人一样,必须要“以德率业、进德修业”。所以,我把以诚立身、以信谋事,当作我引领修正不断前行的准则。

作为制药企业,我们比其他行业都更加了解生命的脆弱和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也正因如此,在面对竞争和挑战时,我们都奉行坦坦荡荡、不欺不诈的原则。正是源于对生命、法律和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修正事业每每在遭遇挑战和困境时,都能够峰回路转、破浪前行。

对病人负责是修正的宗旨,获取利润,只是为了制作更多的好药。尽管我们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药品,但是,正念总是带来福报,利润总是源源不断。

修正的迅速崛起,正是对我坚持“以德治厂”最直接的肯定和鼓励,是对我们全体修正人恪守并践行责任和诚信的最好回报,值得每一个为修正的成长付出艰辛努力的同仁们骄傲与自豪!

说到修正的成长,不能不说我的爱妻李艳华。多年来,她为修正的发展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撑起了企业的半壁江山。更让我难忘的是,每当我在创业的旅程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她就会在我耳边,轻声唱起那首老歌——《好大一棵树》。她说,这首歌就像专门为我而写的。

我感激她,深爱她。几十年来,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同看潮起潮落。无情的时光,在她的脸上刻画着岁月的沧桑,却在我的心里沉积着对她愈来愈深厚的爱恋。真情挚爱,我们共同分享;无论多少风雨,我们一如既往;无论多少坎坷,我们一起跨越;我们共同放飞创新的理想,不断收获喝彩与荣光。

走过了漫漫岁月,经历了挫折与磨砺,才更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贵,思悟生活的真谛;才更懂得品味狂风骤雨后的甜美与宁静。

同样,岁月在我的脸上也留下了烙印,而生根在骨子里的那份激情,仍让我有许多期盼。“天理良心,公平正义,初衷不变,永远向上,开心高兴,放松愉悦。”这24字箴言,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写照,更是我的信条。

成功的解释有很多种,我所追求的成功,是境界的成功,“大我”的成功。财富的形式有很多种,又岂止金钱?金钱的多少,只能反映一个人的经营能力。当一个人在生活需求基本满足或是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他的理想就会变成对精神富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我一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能够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人们的认可。

我对健康的感受,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不仅是出于对自身和家人的关爱,也源于对父母至深的孝心。可以说,父母的疾病深深地刺痛了我。“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是我后半生都无法释怀的痛。他们的病与逝,使我在陷入巨大悲恸的同时,开始对人类的健康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修正的健康理念,正是这个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对于父母的孝心,也成为我长期以来做“良心药”“放心药”的心源。

据《汉书》记载:“修”,本是一位司管道路之神,是水神共工的儿子。因其温和善良,深受天人爱戴,后引义为完美、精进、整合。而“正”,源于中医理论中的“祛邪扶正”,寓意浩然和健康。“修”和“正”的完美结合,演绎和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史。几千年来人类的进化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修正的历史。可以想象,人类的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一旦失去修正而任其发展,后果必然不可设想。

在修正的企业发展历程中,正是“修正思想”在企业运营中的应用和践行,才塑造了如今的修正;也正是坚持“在成长中修正,在修正中成长”的理念不变,才实现了修正20多年来一直健康持续的发展。

早在2002年,一次企业高层论坛上,我首次提出“修正哲学”这个概念。“修正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所犯的各式各样的错误,犹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其实,归纳起来,所有错误的表现形式只有两个:一是“过”,二是“不及”。我们通过修正“过”或“不及”,就能找到做人做事的正确途径——“致中和”。

实践证明,每一个“致中和”,都是依靠修正“过”或“不及”得来的。正是在这样的修正之后,真理才来到了柏拉图的身边,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身边,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致中和”,始终与“修正”为友。

愿所有人都能通过修正“过”或“不及”,找到“致中和”;愿天下人都能通过抑制“过”,促进“不及”,沿着“致中和”的路线,走向成功的彼岸。

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所有快乐、幸福的源泉,只有健康,才能使生命的瑰丽与美好有所依附。为国人创造健康,让生命的瑰丽常驻人间,永远是修正人最向往、最执着的追求。

为此目的,修正将“修元正本,造福苍生”作为全体员工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每一个修正人从事的都是一项造福苍生、功德无量的善事,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每一个修正人都忠诚于患者,忠诚于修正,忠诚于自己。正是他们的忠诚和敬业,让修正药在全国市场广为畅销。企业的发展,最终带来的是对社会的回报,对天下苍生的回报,是“兼济天下”的儒家大功利思想的终极实现。

2008年春天,我被邀请赴美国参加“哈佛中国年会”,并做有关修正企业发展和哲学思想的演讲。从会场热烈的掌声中,我发现,修正所倡导和践行的“做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的理念已获得广泛认可,这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母亲生前常对我说:“药,是治病救命的。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卖药。”10多年来,我觉得她老人家一直在冥冥之中看着我,督促着我以德做药、用良心做药。这就是我和全体修正人,坚持秉承“做药就是做良心”和“做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的初衷。我想,这也是哈佛大学邀请我发表演讲的原因所在。

20多年日积月累的积淀,修正孕育出修德正心的品德文化和造福苍生的实践文化。这种无形的精神财富,春风化雨,惠及员工,并福泽消费者。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修正面临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修正人不仅善于把握机遇,更善于化挑战为机遇。心胸博大,自然海纳百川;眼光开阔,当然审时度势;勇立潮头,必然独领风骚。当修正人把梦想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时,这个梦想就注定超越国界线,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伟大复兴梦想的一部分——国际化的修正,世界的修正。

回顾修正20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取得的一个连着一个的胜利,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具有修正特色的企业发展道路,做到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心无旁骛、矢志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非常难的。因为这条路前无古人,没有可以学习借鉴的模式和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修正这么多年来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久的实践积累才形成了现在的模式和体系。

实践证明,我们走的修正特色的企业发展道路是对的,我们独特的思想体系也是对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信,只有修正特色的道路,才是强企富民之路。我们坚持“企业发展,员工致富”的总目标绝不动摇,坚持“百姓买药,首选修正”的战略绝不懈怠,坚持政策稳定持续、价格秩序井然、人心凝聚和谐绝不折腾。这样,我们修正特色的道路定会越走越宽,员工的信心定会越来越足,我们的事业定会越做越大!

尽管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在修正内部,企业一直在为员工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企业发展,员工致富”的总目标是确定的,“修元正本,造福苍生”的宗旨是确定的,“做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的经营思想是确定的,“百姓买药,首选修正”的核心战略是确定的。所以说,我们的思想基础是确定的。

已经通过的“医保改革方案”会让老百姓成为最终受益者,医药市场因此而继续大幅、快速扩容,消费者需求会继续放大。所以说,这个市场的前景是确定的。

近年来药品、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媒体的宣传、政府的监管更广泛地教育了消费者,与此对应则凸显了修正人的责任意识、修正药的品牌价值。老百姓买药为的是治病,为的不是省钱,投机取巧的药厂早晚会失去竞争力。所以说,修正药被患者认可的基础和上升势头是确定的。

有这么多的确定因素,这么大的定数,我们就能把握不确定因素,掌握其间的变数。所以说,修正人从来不缺少信心,也永远不丧失信心。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我自己,也不是为了赶潮流,而是想把修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贡献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这本书里,我不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已走过20多年的修正,更要告诉大家一个百年后的修正、未来的修正。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修正人的宝贵财富,更希望修正的成长之路和我的心路历程会给读者朋友们带来收获,为更多希望持续发展的企业做出一点贡献。同时我也想通过这本书,系统地盘点一下自己,以便更好地踏上新的征程。

我誓做人类健康的守护者,牢记做药人的责任,时刻想着病人,做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人类疾病一天不彻底消除,修正的使命就没有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追求健康的道路永远不会有终点,我将和全体修正人一起求索。2016年2月第一章溯源·梦想·厚德——德者脚下路自宽

谋事在能力,成事在做人,有德必有得;先立德,后立身;德不修,人不立。

德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能力。德的最大能力是汇聚资源。

人生就是一个通过不断修“道”而达到自我完善的过程。万事人为先,立业先为人。个人的修养不仅是处世的条件,更是成就事业的强大资本。一 做人要诚实,要有责任心

我一直认为,修正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得益于父亲的心传。就我们父子而言,不但是血缘上的传承,更是心灵上的传承。

我一直认为,修正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得益于父亲的心传。就我们父子而言,不但是血缘上的传承,更是心灵上的传承。

我家祖籍是山东高密,当年,我爷爷带着全家闯关东,在清源县的山脚下开荒种地,安了家。

家父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他这一辈子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要有责任心”的教诲,一直鞭策着我。

父亲从小没上过学,直到17岁,才在冬闲的时候,去了一家私塾念了两个冬天的书。

父亲一直想去外面体验世界的精彩。但是,直到24岁时才走出大山。当时他听说辽宁抚顺的名称是“千金寨”,一个充满诱惑的名字,便带着淘金梦,走进了“千金寨”。

其实,那里既不叫“千金寨”(抚顺真正的名字叫“千家寨”,不知什么时候以讹传讹变成了“千金寨”),也没有黄金,有的只是遍地的饥民。换作别人也许会转身还乡,但是父亲没有,既然走出来就决不能轻言放弃,山东人朴素的倔强让他留了下来。

那里最容易找的工作是去露天煤矿背煤。工钱少得可怜,劳动量却大得惊人。这样的工作,父亲一干就是3个月。

就在父亲的体力似乎消耗到了尽头的时候,他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贵人。而这主要源于他的善良。

父亲每次背煤都要经过一个工棚,有一天,他来回几次都听到若有若无的呻吟声,便顺着声音寻去,发现一个人躺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里。

父亲走进了窝棚,一问才知道呻吟之人叫阎相吉,是一个木匠师傅。严重的痔瘘使他坐卧不安,疼痛难忍,能够治疗痔瘘的獾子油在他的亲戚家里,往返路程有20多公里。

一天的劳累工作已使父亲疲惫不堪,但他这种热心肠的人,知道了就不能不管,他必须帮助这个人。问清了地址后,善良的父亲徒步上路了,到了午夜才返回,为阎师傅敷完药后,时间已是下半夜了。

自此,阎师傅和父亲成了莫逆之交。

几天后,阎相吉的病情有所缓解,就带着父亲离开了煤矿,来到城里的一家木匠铺。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生性聪颖、悟性极高,在阎相吉的指点下,没用上2年,就成了“千金寨”里一流的木匠师傅。

阎相吉的病时好时坏,三天两头疼得不能动弹,就得躺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当时就下定决心,自己走到哪里,就要把他带到哪里,一辈子要像伺候父母一样伺候他。后来,阎相吉一直生活在我家,直到病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他们要修一条从通化到达鸭绿江边的铁路,终点站是“缉安”(现今的吉林省集安县)。日本人开始大规模招工。

父亲得知缉安铁路招工的消息后,有些犹豫不决,为日本人干活,父亲从心里是不情愿的。但又一想,铁路是修在中国境内,而小日本迟早会从中国滚回去,况且参与修铁路的工程不同于做木匠活,毕竟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从小日本那里肯定能学到更多的技术。

父亲打定主意后,便带着阎相吉去通化参加了施工队。铁路工程浩大,仅木工就有几百人之多。但只有父亲会写字算账,他能够记下所有工人的名字和钱数,并且账目清楚。于是,工头就让父亲给他当半个文书。可这并不是父亲的志向所在。

父亲对筑路测量、图纸设计等都非常感兴趣,顷刻之间就能默记下来。晚上回到住处,他将所有的东西画在纸上,自己琢磨其中的门道。一年下来,他已经可以画简单的图纸了。

就在当年的年底,那个领着几百人干活的工头,从日本人那里领到全部工资以后,携款潜逃了。工人们拿不到工资,无法回家过年,几百人乱成一锅粥。

父亲镇定地安抚大伙的情绪说:“咱们大家想想办法,要不和日本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预支2个月工资,让咱们拿点钱先回家过年。”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平时父亲在众人心中威信颇高,于是他们一致请求父亲代表大家和日本人交涉。临危受托,父亲义不容辞。

面对日本人,父亲的意思委婉而明确,就是希望预借明年1月份、2月份的工资,好让工人回家过年。日本人同意了,但是要父亲保证,领到工资的人在春节过后必须准时回来上班。如果有一个人不回来,就要把他送到监狱去“顶账”。

父亲回到住处,把话跟大伙转达了。大伙一听,纷纷签字画押,有的跪下来对天发誓:谁拿了钱不回来,天打雷劈。

父亲把大家画了押的账本交给日本人看,日本人最终同意预借工钱,父亲把钱一一发给了大家。

年很快就过去了,父亲忐忑不安地从家里赶回工地,让他惊喜的是,所有的工人一个也没少,全都回来上工了。现在想来,父亲不但是善良的,也是勇敢的、智慧的。

日本人认为,父亲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就任命父亲来当木工的“把头”。

当了“把头”,除了能够为工人办事,更有机会接触到施工中的高难技术,比如说道路测量、桥梁建设、涵洞和隧道建设等。父亲在这个工地的所见、所闻、所学到的知识,已经让他成为整个队伍中技术最好的中国技术人员。整个铁路沿线,筑路、筑桥和打隧道等多个工种和上千名工人都归父亲管理。

2年后,缉安铁路的修建结束了,日本人想让父亲继续参与下一条铁路的建设,父亲委婉地拒绝了。尽管日本人给的工钱并不低,但对父亲来说,钱不是最主要的,他已学到了他想学的东西,该离开了。

这一年,爷爷去世了,父亲决定定居通化,把奶奶从山里接来。他在繁华的街口开了一个木匠铺,收了几个徒弟,开始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

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为了便于浑江两岸的交通,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财力决定建造一座木制的大桥,在通化市开始公开“招标”。父亲闻讯,认为自己有能力设计大桥以解决这个最大的交通难题,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力。父亲没有助手,也没有多少仪器,只凭自己的经验和土办法,一连十几个日夜奋战,完成了标书,参与竞标。

几天之后,一位解放军的后勤部长来到我家,详细询问了父亲的学历和经历。父亲说他的本事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偷学来再加上自己研究的。

部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我都了解过了,你在伪满修过铁路,当过近千人的工长,虽然是为日本人做事,但是你心肠好,从没坑害过谁,有中国人的良心。我们看了十来份竞标的图纸,认为你的设计最符合实际,价格也最合理。我们决定,把修建浑江大桥的任务交给你了。”

父亲不善辞令,感激地握住部长的手,心情激动不已,当即就跟着部长去商量开工事宜。

大桥的正式修建是从冬天开始的。那一年父亲刚好40岁,承担了通化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的全权指挥任务,既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也涌动着无穷的动力,他要用自己全部的心力来建造好这一座象征着自由和解放的大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一度出现过零下40℃的严寒,加上国民党要第二次占领通化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工程进度不自觉就慢了下来。父亲着急了,他决定扩大施工队伍,把“两班倒”改成“三班倒”。歇人不歇机,日夜不停施工。

为了保证工期,父亲干脆就住到了江边的工棚里,日夜监守在工地。因为每个班里都有现场问题需要他来解决和定夺,一个走了又来一个,那个冬天下来,他没睡过一宿安稳觉。连大年三十晚上的饺子,都是由大哥送到江边的。

在父亲的坚持和督促下,大桥的建设进度明显加快了,终于赶在第二年开江前,如期完工。

通车典礼那天,通化市的党政要员和解放军首长悉数到场,十几辆拉着野战炮的美制卡车徐徐通过大桥,两岸同时燃放起鞭炮。“修文彬寒冬建江桥”,成了当时流行的一段佳话。

这座桥虽然是由木头建造的,但却坚固无比,它在浑江江面上挺立了十多个春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新建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后,才把它拆除。

1953年,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市委决定修建“杨靖宇烈士陵园”。

工程的开工仪式很盛大,但是进展却不如想象般顺利。由于山坡的土质问题,陵园围墙屡建屡塌,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不得不停了下来。众多的设计和土木建筑方面的专家赶来,一连商量几天也没拿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有人建议易地改建。可是,大部分建筑材料都已经运到山上,易地改建,谈何容易?就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有人想到了父亲,请他出山来“会诊”。

如果说建造一座横架大江两岸的桥梁,展现了父亲高超的建筑水平和指挥能力,那么在这一同样重要的工程中,展现的则是父亲对于中国古建筑知识的灵活运用、师古而不泥古的高度智慧。父亲没有什么文凭,但他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完全不亚于科班出身的高级土木建筑工程师。

父亲察看了地形和土质后,当即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出乎众人意料的设想——建造“地桩镂空围墙”。

这个“地桩镂空围墙”的想法,是从建造铁路和桥梁的实践中演化而来的。铁路建设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地质土层,解决的办法多种多样,地桩固定就是其中一种。修建桥梁更不用说,它是建在水上的,桥桩也是同样原理。这个设想不仅可以解决建造围墙的实际困难,还可以让围墙更加美观。

市领导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个想法切实可行。于是把领导“杨靖宇烈士陵园”施工建设的指挥权交给了父亲。

能为杨靖宇将军修造陵园,父亲感到非常荣幸。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就听说过杨靖宇将军的大名,从通化到集安的铁路沿线,正是抗联活跃的地区之一。修建铁路期间,日本人对工人实施严密监视,但工程队的工人们还是尽己所能给抗联战士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在父亲的掩护下,他们把粮食和棉衣送给了抗联战士,日本人追查时,作为把头的父亲都机智地遮掩和搪塞了过去。所以,父亲不仅是善良的、勇敢的,而且是正直的。

烈士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修好陵园便是对烈士最好的尊敬和纪念。

父亲是个精益求精的人,他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请来教授,一同研究陵园图纸和装饰图案的设计,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直到他完全满意,施工才正式开始。

首先开始的是围墙建造。许多人都在关注“地桩镂空”设计的可靠性。依照父亲设计的地桩,按一定的距离深深打入地下,成为围墙的坚固支撑,着力在地桩上的镂空围墙克服了地层条件的影响,牢牢地立在地面上,成为陵园里一道亮丽的景观。

父亲以他的智慧告慰了逝者英灵,“活鲁班”的名声从此传扬通化城。

此后,父亲成了通化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参与和指挥了英额布水库、军分区大楼等工程的施工建设。父亲以他的聪明和智慧,不断地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成为通化市建筑业著名的领军人物。

就在修建杨靖宇陵园的那一年,阎相吉终因久病不治而去世。父亲将他的牌位长供于家中,与我们的祖先一起,享受着永久的供奉。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他一直坚持两个字:责任。父亲从不说豪言壮语,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父亲一直用他淳朴的人生观教育着我们要诚实,要踏实。“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这是父亲对我们最重要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并以此来教育我的儿子和员工。在修正文化当中,我首推的就是责任——制药企业的责任。我认为责任是制药企业的本质,而这种理念的本源就来自父亲从小对我的熏陶。二 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做药

我一直认为,修正能够靠做药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大,不是靠别的,是因为遵守了母亲的为人之道。因果报应,毫厘不爽。做好药,有好报!

在修正本部的大门上有一块牌匾,上书“德配天地,道贯古今”8个大字,这是已故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先生为修正题写的。

德的本意就是“得”,有德必有得。儒家之道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谓懂得至善之境界,然后才能够有坚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够心不妄动,然后才能够所处而安,然后才能够处事精详,然后才能够达到高境界。得,得其所止,止于至善,得到高境界,德也。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最贵。”天地万物,天能生,地能养,但它们不能治。只有“德”,能与天地媲美;只有“道”,可以跨越古今。

德为人的第一需要。修造自己的德行,以德动天。德即人德,人生的行为准则,是道在人的行为上的表现形式。神就是道,道即天道、自然规律,能按自然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孟子说:“仁者无敌。”在孟子眼里,仁德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所谓的“仁者”,就是有仁德之人;所谓的“无敌”,不是指实质上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是形容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无人能及的宽阔胸怀。

家母从我小时起,就教我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诚待人,以礼待人,说实话,办实事,交挚友,不占便宜,不怕吃亏,不偷懒耍滑,更不能损人利己”。

与那个年代大部分的普通妇女一样,家母勤快、聪慧、善良。她中医世家出身,我姥爷在当地是个有名的中医,母亲天资聪颖,又爱求学,从懂事起就跟在姥爷身边,耳濡目染。从辨认药材,到抓药,再到给病人诊脉看病、开药方,母亲掌握了姥爷的全部医术,传承了姥爷的衣钵。和父亲结婚后,就在当地红旗医院做了一名中医。

母亲是勤劳的、善良的。即使是怀着孩子的时候,只要有人求诊,不管多远也要让父亲套上马车送她去。

由于父亲有着一手高超的木匠手艺,我们家的生活比一般人家要宽裕一些,但我们家的饭食却从来不会太宽裕。只要母亲看见有邻居吃不上饭,她柔软的内心就像被拧了一下,她宁肯我们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给揭不开锅的邻居们多少弄点吃的。有时我们兄弟几个不解,她就会说:“人不能光顾着自己的肚子,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扬名。”

这话听着有点粗糙,但话糙理不糙。这就是母亲用她朴素的语言在诠释着“德”。

母亲不仅对认识的人是这样,就是对讨饭的,也从来不会让人家空着手离去,有窝窝头给窝窝头,有饭盛饭。有一次锅里没饭了,只有我还端着碗,母亲就把我碗里的饭给了人家。

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兄弟几人一直勤于劳作、乐于助人,并且安分守己。即使饿着也绝不会去拿别人的东西,而且还会尽量把自己吃的分给那些挨饿的人。

由于母亲从医的缘故,幼年的我就觉得治病救人真好,对医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止一次幻想着自己将来要做个神医,要研制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一种长生不老的药。这虽然只是我儿时的想法,但就是这天真的想法促发了梦想的萌芽。

母亲对于治病救人的虔诚,更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她给病人抓药、煎药,常常都顾不上给家里人做饭。母亲经常说,药是治病的,不能出一点差错,抓错一味药可能就是一条命,一味药不足就达不到治病的效果,甚至会加重或延误病情。碾药、煎药更是马虎不得,火候不足,药的浓度就不够;火候过了,药里面的杂质增多,有害成分就会进入药里面。

然而,当我父亲中风病倒时,母亲竟然束手无策了,她心急火燎却使不上力,当时的药没有明确标准,手里拿着治病的药方,要找到一种真正见效的好药却十分困难。

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记得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下班的时候看到家门口围了很多人,觉得可能出什么事了,就赶紧往家里跑。进屋一看,我父亲躺在炕上,单位领导围了一圈,原来父亲中风了,半身不遂。当时按照医生的嘱咐是要吃安宫丸,但事实上安宫丸性凉,中风应该吃人参再造丸这样性热的药,才能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所以,当时的用药是用错的,病情反而更严重了。

父亲病倒了,全家人心情都很沉重,那种痛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只要听说有一种药能治疗父亲的病,就要试一试,甚至连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都信。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0多元,经常一抓药就花掉七八十元。有一年春节,和亲戚唠嗑中听说有位老中医治疗中风很有经验,我马上骑着自行车冒雪去找。打听了一整天才找到线索,人家早搬城里去住了。后来又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那人请到,可结果也就那么回事,还是没起到多大作用。花钱、出力、受累,我都不在乎,关键是用了药病情不见好转,这就让人心里堵得难受。梦想当时要有一副管用的药,该有多好。

我看着劳碌一生的父亲就这样躺在了炕上,病痛不时发作,满头大汗,却硬忍着一声不吭。这样的情景,我真的不愿再回忆了。

如此几番,我疲于求人,自己买了一大堆医书,对中草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光是笔记就记了几大本。

渐渐的,我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父亲疾病的可靠方子。为了保证药效,不管多远我都亲自去抓药,回到家亲手熬制。就是靠着我用笨方法找来的那些药,延续了父亲9年的生命。母亲感叹地说:“原来你父亲的病是能缓解的,咱们不是缺药,而是缺少好药啊!”

父亲离去之后,母亲因为受打击过大而抱病不起。母亲最早被诊断为肝病,医生说要增加肝糖原,也就是多吃糖。

那时候买东西要凭票,我托了不少关系才多买到一些白糖。母亲吃什么我都给她加糖,连米饭里面都加。后来却发现,母亲疼的地方不是肝,而是胰脏,是糖尿病引起的胰腺疼。母亲得了糖尿病,我却给她吃了那么多的糖、要命的糖。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个凶手。

于是,我又开始了第二轮对中药的探索,但是也没有留住母亲太久。

回想母亲整个一生几乎都在治病救人,没想到最后竟被误治耽误了她的病,这成了我一生永远的痛。

父母亲过早地因病离开了我们,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做药人的责任。老百姓需要的是能够治病的好药,不能治病的药即使再便宜抑或白给,他们也不需要。做药人首先要有医德,要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后来我进入医药行业就一直坚持“做良心药、放心药”。这正如孔子说的推己及人,站在患者和家属们的角度上想问题,就能加深自身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地为患者生产出管用的药,减轻病人的痛苦,治病救人。

母亲常说的那句话,“药品是治病救命的,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做药、不能卖药”,时常响在我的耳边。我觉得母亲一直在天上看着我,嘱咐我用良心做药。是母亲冥冥之中的呼唤与鼓励,使我能够有勇气将梦想变成现实,在一路艰难中坚持走下来。我要求修正的员工能经常想想病人,做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正是始终坚持这种理念,才铸造了今天的修正药业。三 谁家少年不英雄?

我打小就是个英雄主义者,所以,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注定了我人生的起伏曲折、不同寻常。我深感“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也许是英雄故事听多了,小时候,我十分向往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小的时候,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狂风怒吼,大雪漫天。但我和小伙伴们全然不顾,一溜烟地往外跑。

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每天都按时集合,人手一把弹弓,兜里鼓囊囊的都是小石子或晒干的泥弹子,见到鸟(最常见的是麻雀)就打。在那个一年到头不知肉味的年代,那些胖得圆滚滚的麻雀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

我的“弓法”在小伙伴中是最准的,只要看准了目标十有八九都能射中。一旦有麻雀应声落地,小伙伴们高兴得欢呼雀跃,佩服之情自不必说。当我们把麻雀烤熟的时候,大家总以一块肥厚的胸脯肉来奖赏我高超的“武功”。每到那时我心中就有种被推崇的感觉,我知道要鹤立鸡群就必须做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做得好就会有不一样的回报,比如那块肥厚的胸脯肉。

转眼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开学的第一天,我早早就起床了。父亲要送我去上学,我拒绝了。我心想,要是连上个学都要大人陪着去,以后可怎么做英雄。回想一下,那时候的我就已经很独立了。

小学前几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挺好。那时候,有种读物叫小人书,现在已不多见了。《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那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令我如痴如醉,年纪稍大一些便千方百计地弄来整套的名著细读。有那么几本书,随便讲哪一段我都能说上来。

学校距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带着同学回家吃东西。吃完东西,我就给他们讲故事。在他们崇拜的眼神中,我讲得声情并茂,一旦遇到忘记的地方就即兴演绎一段,也能把故事说得像那么回事儿。

就这样,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孩子中的无冕之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很快停了课,由于我平时在同学中“威信”较高,很自然就被选做了所谓的“军长”。当时,我管辖了160多个队员。我们在大教室里,把课桌排成长龙,我经常坐在前头训话,安排刻钢板、印传单、开辩论会。

少年的我自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运动所蕴含的深层次的东西,父亲却看出了其中不正常的一面,为我的未来深深感到担忧。那时父亲已经退休了,他怕我这样下去会被毁掉,所以坚决让我跟着他学木匠。父亲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我离开那个环境,把他一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我。

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气,退休之后,还有不少搞基建的来请他做监理。打小我就经常跟着他去工地,早就熟悉了那种忙碌的工地气氛,了解了一些做工匠的基础知识,对木工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听从了父亲的劝告,跟着他学木工、学基建。学木工的时候父亲说:“要学就好好学,要不就干脆不学,决不能应付了事。”我说:“爸,你放心吧!你儿子什么时候应付了事过?”于是,父亲在整个传授过程中对我耳提面命,我对自己要求也格外严格,从使刨子、用斧子到制作模型、画图,我都一一学会了。

就这样,我当起了木匠,直到现在,我的手艺都没有忘,一个外件从制模到放大样、到画图,我都会。我从三级工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七级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三级工一天能赚1.86元,四级工一天能赚2.21元,五级工一天能赚2.26元,六级工一天能赚3.62元,七级工一天能赚3.72元。这些钱我都赚过,最多的时候赚到100元。

我从小过的就是穷日子,知道赚钱不易,所以从不乱花钱。不管赚多少钱,包括一个月赚100多块钱的时候,我都一分不少地交给父亲。

在基建工地,从开挖地基到砌砖抹灰,从打圈梁到高楼封顶,父亲深入浅出的指导再加上我的悟性,不管什么活我看一两次就能琢磨出门道,第三次就完全会干了。

和父亲在一起干活的日子,活儿都是我干,老爷子就是在一边喝着茶水,指指点点,干出来的活质量也都是一流的。

有一次,跟着父亲到离通化几十里的乡下给人家做家具。到了他家,见到一位老人,拄着棍子,在他儿子的搀扶下,告诉我们要打什么样的家具。这个老人,一见面就让人觉得气度非凡,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农民。

父亲和他坐在炕上唠嗑。原来这位老人是清朝留守东北看护龙兴祖坟的皇族后裔,当年在通化也是个名人。光绪末年,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后,就在通化教书。到了伪满时期,他当过一任税捐局长,因为和主管的日本人闹翻了,一气之下辞官回家。

在我干活的时候,两位老人谈得越来越投机。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喊过去,那个老人把门窗关好,窗帘拉上,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本线装书,这本书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周易》。

父亲对《周易》也有所了解,两个人算是遇到知音了,所以才能谈得那么投机。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位老人是个高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有较深的理解。他研究《周易》,是从日本回到通化后,得到了玉皇山一位老道士的真传。

他认为只有把《周易》研究透了的人才能知道,古人用《周易》占卜是探求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用以富国强兵。这个传奇的老人成了我读《周易》的启蒙老师,正是听了他讲的“太极图”和“阴阳八卦”,我才对《周易》有了初始的了解。回到家里,我跟父亲也在一起探讨过,终因条件所限,加上年纪太小,没有太深的理解。直到改革开放后在书店里能买到《周易》时,我才开始系统地研读。《周易》中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对我的启发很深。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做人的标准,是做正人君子的标准。要想做君子,就得自强,就得厚德。

从此,这两句话也成为我的人生信条。四 认准的事就要坚持《论语·阳货》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对理想的追求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心灵探寻的过程。所谓坚持,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没有变成有。而这,必须有高度的智慧和倔强的傻劲。

1973年,我作为通化市的第一批知青,被下放到了郊区的江北养鸡厂。

当时的治安5队附近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吊桥。报到后做的第一件活儿是扛豆子。肩膀上扛着100公斤重的黄豆,脚下的吊桥忽悠忽悠的,胆小的人看着那水就晕,脚丫子哆哆嗦嗦地伸不出去。

我也是胆战心惊的,但是再害怕活儿总得干,既然怎么都是干,何不大胆一些。我看也不看脚下,扛起袋子就直往前冲,恐惧感也就消失了。

人生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太多的事情你认为力不能胜,可当你有勇气付诸行动时,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艰难。

养鸡厂的活儿累脏自不必说,天天穿梭于鸡舍,喂料、捡蛋,身上常常沾满饲料。这个差事没干多久,我就被安排去管生产。生产主管有时需要到外地去采购东西,当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时,对我来说,这是很引以为荣的一件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反过来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虽然那时我所谋之“政”有些微不足道,可我还是用心谋之。

我们厂的鸡雏孵化器是我亲自设计的,它用木头制成,这种孵化器需要的导电表在当时必须到上海才能买到。所以,我就经常被派去上海洽谈采购业务。

一个18岁的山城孩子,突然来到这座绚丽的都市,面对高耸的大楼、拥挤的人潮,我蛰伏心底许久的万丈豪情一飞冲天。原来大山之外的世界是如此精彩,有那么多的新鲜事物我不曾接触过,有那么多未知的领域等着我去探寻,终有一天我要像父亲一样走出来。

拿着介绍信,我找当地的相关部门接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去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需要开介绍信,去上海的介绍信需要在临近上海的几个省开才可以。我先被安排到共和新路招待所,之后住进上海大厦。上海大厦那时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相当于今天的和平饭店。由于是开介绍信才被调到上海大厦的,也不增加费用。

白天跑了一天业务,晚上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大冬天也穿衬衫、打领带,着实长了不少见识。

那段时间,我最喜欢的就是逛友谊商店。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友谊商店可以买到很多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和稀罕的洋货。很多人眼馋的中华香烟,也只有在友谊商店里才能买得到。

那时,我的烟瘾是比较大的,一般情况下是一天一盒。虽然我用公款买点烟是不成问题的,说是联系业务用也就报销了。但我告诫自己,只能来看一看,过过眼瘾。这虽是公费出差,但那钱是公家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东西就不能要,不是我的钱就不能花。这是从小父母就教导我遵守的做人准则,从未打破过。后来读《论语》,知道圣人的教导也是如此朴素直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君子心中始终持守着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小人日夜所思的皆是恩惠、利益。

那时候,“返城”是我们这些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人的唯一出路。所以,当时的招工转正几乎是我们所有知青的梦想。

在我心里憧憬着未来的时候,忽然来了个文件:养鸡厂要变成农场,我们这一批知青都要变成农业工人。

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做农业工人还是做产业工人?

没有人可以商量,家里人不管这事,也不懂这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不做农业工人,就得重新下乡。

在我心里,产业工人伟大。当时我们这一批有30多个知青,我是个头儿,不仅管生产,仓库、车辆也都归我调配,大家都愿意跟着我干活。

当我第一个说出不做农业工人的时候,七八个知青也都跟着我一起不转正了。立誓不当农业工人,即使重新下乡,也要当产业工人。这就是我当时“认准的事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性格。

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我们第二次下乡。再次报到后所做的第一件活儿不是扛豆子,而是挑鸡粪。鸡粪都用大筐装,一筐有100多斤重。在那个百无聊赖的年代,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寻回一些快乐,尽管这快乐会让别人不快乐。有几个小子故意整我,每次都把筐装得满满当当的。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小九九,从小就当孩子王的我,岂是这点困难就能被吓倒的?背就背,不仅要背,还要跑得最快。为了示威,每次我都跑着走,每次都跑第一,让他们目瞪口呆。

面子上是过去了,但是一连挑了3天的鸡粪,我的肩膀都被磨破了,一沾扁担就疼得像火烧似的。但我想,父亲以前还背过煤呢,一背就是3个月,我只不过才背了几天,这点苦还吃不了吗?我咬牙坚持着。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选择不难,而坚持选择却要付出代价,同时也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周下来,我被大队、公社注意到了,领导见我有文化、能干又不多言语,就把我调到了公社工作组。

孔子曾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好好修炼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并给别人带来快乐。那时我就在想,“修己以安百姓”是圣人所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应是我寻求的境界。创办了修正药业之后,我把“修元正本,造福苍生”作为企业文化一以贯之,而这一思想的源头就是那时的思考。

公社的马文里书记非常喜欢我,对我特别重视,很快就任命我为团总支书记。

当时有句话,“个子大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我个子高,仗着这先天条件成了基干民兵。当民兵可神气了,配着枪,白天操练,夜间巡逻。这种“保家卫国”的事正好圆了我小时候的英雄梦,我干得不亦乐乎。不久,我就当上了民兵连长,后来又做了治保主任。

我在公社待了1年多的时间,通化市皮鞋厂就来招工了。马书记知道我一直想做产业工人,就对我说,下半年公社就有指标了,党委都很看好我,决定让我当个农业助理。当时的农业助理管的事虽然不大,但是前途无量。只要当上了助理,接着可以升特派员,升科长,一步步上去,一路能干到县委书记。

我那时完全不理会这些,一门心思就想当工人。对我来说,工人阶级无上光荣,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勤劳踏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成为一名光荣的产业工人是我的第一个事业目标,这是雷打不动的。这话现在听起来有点空,像口号,可当时就是那样热血沸腾。

我就这样一根筋地被招进了皮鞋厂,在车间工作。开始只是一个操作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是,凭着踏实肯干的态度,1个月之后,我被厂领导发现了。因为压鞋的模压机器得翻砂,我会做模型又会做图纸,于是被调到技术科当上了模型工,做机器的翻砂,管铸铁、铸钢。那时候的模型工是厂里最高级的工人,待遇也是最高的。所以,你要相信“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老话。

正如父亲所说的,“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管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丰衣足食也好,扬名立万也罢,一定要活在当下,着眼于当下,务实于当下,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地踩出自己脚下的每一步路。一个人将消极变成积极、将被动变成主动,工作起来就不会觉得累。

所谓“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其实并不是我们迈出第一步多难,而是我们大胆迈出第一步时自己了解自己、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比较难。大凡做事的根本,一定要先修身。因此,既要有高度的智慧看准事,又要有倔强的傻劲把认准的事做到底。五 人生每一步都不白走《列子·说符》云:“大道以多歧而亡羊。”人的一生面临太多的十字路口,每一步都是艰难的,都是重要的,前一步决定着后一步,走好、走对每一步都很关键。

当年由于历史原因中断学业,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恢复高考后,终于能上大学读书了,我兴奋不已,选择了吉林大学,进修法律专业。

大学期间,除了上课,其余时间我几乎都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对我而言是快乐的,我可以在书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养料。我偏爱文学和哲学书籍,尤其是对《周易》《中庸》《矛盾论》《实践论》等更是爱不释手,很多篇章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大学毕业后,正赶上公安局招人,由于我是学法律的,再加上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就顺理成章地被选中了。我心中儿时就埋下的英雄梦又被唤醒了。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坚强后盾;是维护正义、和平,与黑暗、丑恶斗争的光明之子。这不就是我儿时梦想中的英雄吗?但我的编制还在厂里,厂领导不愿意放我。后来,公安局想出了个办法,队里拿一个老同志去换我。那个警察姓张,由于年龄已大即将退休,于是就把他放到皮鞋厂,这才把我换到了公安局。

我最先在环城公社派出所工作。那里是城乡接合部,问题最多,也最难管。当时所里主要有3个人,所长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大好,经常在家休养。而内勤又刚刚结婚,整天泡在新房里。我是外勤,又是光棍一条,于是整个所里就我一个人天天晚上去值班。

在派出所那阵子,我主要负责审讯、做笔录等工作。我平时不大言语,表情腼腆,却自有一份“不怒而威”。那时警察办案并不规范,也缺乏办案程序,遇到不配合的犯罪嫌疑人就得使用一点儿“武力”。我虽然不打人,但目睹这样的场面,心里着实不是个滋味。芸芸众生岂是一个“暴”字治得了的,我更相信仁者的教化力量。

后来我申请调到了交警队。我觉得还是交警队好,大冬天穿着皮夹克、大皮靴,威风凛凛地站在路口,指挥着来往的车辆。另外,交警队也相对清静,不和犯罪分子打交道,顶多是违章,不需要用“武力”。

到了交警队,我先是进了宣传组。那时交警队通过创办报纸和杂志,扩大广大干警的信息交流,使干警们能够及时了解工作情况,增强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通过各种形式征求干警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提议。

文字让我感觉亲切,我也喜欢驾驭这些有魂有魄的精灵们。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自行车十不准》,接着《不准带人为什么》《交通工程学》《停车十句》等文章也相继发表在《红绿灯下》杂志。

现在回想起来,我再次走进校门是我一生中关键的转折点。因此,我宁可让口袋贫穷,也决不让脑袋贫穷,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学习是长期的,是与生命相伴始终的。而且,学习的目的在于创造,要学得进去、走得出来,关键还要能用得上。这是一个人能够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

当交警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最难的不是指挥,而是执法。严格执法是为了交通安全、畅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罚到谁头上,谁都不乐意。作为政府的执法人,交警在很多时候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经常有违法人员对执法不理解、抵触,甚至刁难交警。

与韩非子推崇的“务法不务德”理念相比,我更愿意接受荀子的“礼法并用”的思想。面对违章者的刁难,除了严格执法,还当以礼相待,礼为“治之始”,法为“治之端”。

交警工作中,最基本的礼仪要求就是敬礼。通化市的“纠正违章先敬礼”规定,我是第一个贯彻落实的,而且是“双敬礼”——处理违法行为的时候,先向违法人敬礼;处理完违法行为以后,再次向违法人敬礼。在十几年的执法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严格执法的交警不易,做一个严格执法、又让群众满意的交警更难。要想化解矛盾,耐心、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诚恳。如果能以诚相待,学会换位思考,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

有一天,一名男子蹬着一辆三轮车在人群熙攘的马路上行进,车上的货摞得很高,晃晃悠悠的,吓得路人直往两边躲,我打手势让他靠边停车。

我对他说:“你这么干太危险,万一把谁剐了碰了,可能这大半年都白干了。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让你一家人指望谁去?”

这位当事人果然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就靠他挣钱养活,日子过得很艰辛。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他感动地对我说:“警察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提醒,这是最后一次。”

面对每一位违章司机,我都是耐心倾听,并且告诉他为什么会被交警拦下,直到说得对方心服口服,我才开罚单。

善待生活,生活也会善待你。

我很快升职为中队长,管理当时的新车站到老车站之间的那一片区域。当时那一带还没有岗楼,我们的中队分为江东中队和江西中队,我分在江东中队。

除了处理好日常的巡逻、监察工作之外,我积极地向老同志学习警务知识,以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每一天我都感到工作充实、精力充沛、激情满怀,总想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送迷路儿童回家、跳冰窟窿救人、帮助店主打退歹徒……这些我都干过,有的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已经记不起来了。

新站附近有一个集贸市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有一天,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从新站的桥上下来,不知为何马受了惊,奔大市场就冲了过去。原本熙熙攘攘的集市顿时大乱,人们纷纷往两旁躲让,马车所经之处,摊货倒翻,行人在躲避时乱成一团。

我从岗台上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伸手就去拽辕马缰绳,将浑身的力量集中在手上使劲一带,惊马陡然刹住冲势。我却滑倒在马的身边,地上都是冰雪。我紧紧抓住缰绳不放,那马在尥蹶子,眼看一蹄子就要踢着我,我不得已松开手挺身一滑,躲开了危险的这一蹄子,皮夹克被刮出了一条大口子。这时候的马已狂性大减,周围的人涌了上来,拉的拉、拽的拽,一起控制住了马车,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第二天,广播、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新闻。记者涌到局里,争先恐后地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平静地说:“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必须拽住它。”

作为中队长,我有吊扣违章驾驶员1个月驾驶证的权力。有那么一段日子,每天都有人拿着驾驶证来请示:“中队长,吊扣1个月。”我问:“什么理由?”答曰:“不服从管理。”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我问:“什么理由?”答曰:“不服从管理。”

我嘴上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多?”心里却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那时候的每周三下午,我们都搞业务学习;周五下午,搞政治学习。队里的干警与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讨论工作。

在一个周五的会议上,我决定把心里藏了好久的问题摊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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