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哲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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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试读：
自序
我之喜爱、学习唐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生史学研究情缘，展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爱国读史的社会人生，激发我撰写《唐自贞观至开元帝制改革》、《唐初儒学治国和中华大一统文化形成》、《东亚海洋文化开拓和日本高僧远渡天台》、《武则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奋斗精神》等论文，并结集成书，光阴如流水，确系赞叹岁月易逝的不朽名言，回首往事，分外感慨，转瞬过去了五十余年。“天下无巧不成书”，在小学启蒙教科书上，开始稚知大唐有个好皇帝李世民，他是我国历史上“百王之冠”，他所治理的贞观治世，誉为“千古之绝唱”，撼动幼小心灵，故乡，故土，童年所带来的知识启蒙，从此播下喜爱和研究的种子，尔后有花有果，其间确有一段颇为曲折离奇，而又令人眷恋的难忘经历。进入初中，父亲因读书很少，又饱尝旧社会商海的酸甜苦辣，主张孩子们读书谋生，讲些他也似懂非懂的三国、唐史人物，激励我们努力奋斗，督促读书习文，近乎严酷。平日少有玩耍，埋头书桌，背后我却喜偷看历史绣像小书《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女皇武则天》、《开元盛世杨贵妃》等，“自古英雄出少年”，敬佩他们的聪明智慧，强烈感染为国为民、英勇杀敌高尚品格之余，在童蒙世界里寻求自己生活乐趣，自始打开了学习唐史的大门，结下一生之缘，写下《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和《三国风云人物》等多部著作。
1953年8月，我有幸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当时系内大师辈出，顾颉刚、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王造时、谭其骧等教授，都是国内一流史学家。他们学风严谨，为人风范，史学思想，体大思精，融合诸家，不泥成说，独创己见；讲学民主，各有特色，堪称学问、人格皆为素养卓然的历史大家。我特爱听谭先生的生动讲课，主修课程就是他的《魏晋隋唐史》和稍后的《中国历史地理》；因为想攻读唐朝文学，大学二年级学年论文《关于李白谪仙之探析》是鲍正鹄教授指导的，颇有好评；毕业论文《唐玄宗杨贵妃恋情和安史之乱》是由谭其骧教授和徐连达讲师（现为博士生导师）指导的，但我没有写好，有负他的教诲，这更激发我一如既往地把唐史学习和研究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和生活情趣。大学四年匆匆而去，学习、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演变规律，非常钦佩、崇拜司马迁、陈寿、刘知幾、司马光、欧阳修、叶适、吴竞、胡三省、王夫之、赵翼、梁启超等杰出史家为人风范、政治气节，体大思精的渊博学识，正直无畏的史家直笔，也为今后学习唐史，打下一些专业基础。
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频仍，“文化大革命”掀起，人生道路坎坷不平，工作南北颠簸，政治也备遭莫名打击。我因回乡探望母病，引发阶级斗争理论的争议，无故挨批，由南京华东水院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下放徐淮、沂蒙山区劳动，辍学荒废五六年之久，但学史情缘难断，长年累月形成的唐史酷爱，及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的振兴和英雄的崇拜，艰难的劳动生活使我更坚强起来，劳动之余，也翻阅两《唐书》，等待着报考“唐史”研究生，回南京，上北京，重温年青时一段难忘的学史情缘和恋爱旧梦，安慰慈祥的母亲，开拓新的人生旅程。所幸1979和1980年，两次遇到早在复旦读书、情同手足的同乡同窗天台人齐陈骏（后为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忆起当年在复旦校园“小桥流水”苑内，畅谈理想，能有如老师一样对中国史学有所贡献，热泪盈眶，感慨万分。在他的帮助和激励下，我参加了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后又参加西安、洛阳、扬州举办的“中国唐史”等学术讨论会，重燃学习唐史的闪烁火花；特别是聆听史念海、唐长孺、韩国磐、王仲荦、何兹全、吴枫、宁可著名史家，还有一些年轻而又有卓见的师友袁英光、胡戬、徐连达、郑学檬、齐陈骏教授的大会报告发言，受惠不浅，拨正人生行程，毅然转入家乡台州学院（当时为台州师专），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开始撰写《中国唐史讲义》。1982年5月参加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通史讲义》的编写，执笔隋唐部分。《中国通史讲义》198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表《论唐太宗君臣贞观文治和调整统治政策》（1985年9月《唐太宗研究》第一期）。其后参加“中国唐史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唐太宗学术讨论会”、“武则天学术讨论会”、“唐玄宗学术讨论会”、“中国海洋史学术讨论会”……深切体会唐朝在中国及世界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唐史的研究激发我的爱国学史情感，我以“多读书，勤讲书，苦写书”为座右铭，结合教学实践，撰著《中国唐史讲义》，力求在政治史和人物纪传、海洋海交领域，有所开拓。这次选录自认颇有深度的部分论文，结集而成《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一书。
诚然，我之研究唐史，是因她在世界文明史上重要而独特地位，大唐贞观至开元的一百多年间，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治理国家最出色的时期。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尤以贞观年间，无愧为古今治国之绝唱，历史之奇观，在世界政治、文化思想史上谱写了光辉华章。贞观二十余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大唐在世界历史文明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给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作用、影响和贡献。这批杰出而充满智慧的群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充分发挥最高统治集团在制定方针、政策和执行改革中的不断开拓创新，造成了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大唐帝国，成为世界中世纪最负盛名的封建王朝。史家誉唐太宗为“百王之冠”，贞观时代“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一直成为继起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效仿的表率和楷模，大唐是当时世界“文明之邦”。
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和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姚崇、宋璟、狄仁杰、张嘉贞等代表一批地主阶级政治家，其治国最大的历史特色和功绩是大乱之后，坚定地推行“必以文治之。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举天下一之于仁义，为百世不易之道”，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天下道一同风”的中华小康和谐社会：皇帝治国以民本思想，君臣论政倡民主谏诤，难能可贵地从改革封建制度核心皇权帝制入手，探索民为国本、君权民授，辅以均田、府兵、科举、刑律、义仓、政事堂和民族友好、和平交流等一系列革新制度、政策，有效地调动和启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拓中华大一统，谱写了我国历史上由打天下、治天下，而富天下的历史佳话；经济、文化、国力、中西海洋开拓和政治外交诸方面，尤以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都达到历史的高峰。武则天称帝，励精图治，独步古今，是对男权封建社会的极大挑战，并对封建皇权帝制作了重大改革。其所创设的科举殿试，任用女官，扩大和提拔下层庶族入仕为官；重视农业，开辟边塞农田，提倡民可告官的地方吏治改革，较唐初更加开放，更加发展。史学家宋祁、司马光、曾巩、欧阳修、范祖禹等都有极高赞誉：“自周武、成康，历八百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年而后有唐……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唐太宗被誉为“百王之冠”；武则天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杰出女皇政治家”，唐玄宗缔造开元盛世。遥看封建社会秦至唐，唐至清的前后二千一百多年，历代皇朝不可同日而语，望尘莫及。《唐书》曰：“大唐之治，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虽有周、汉、成、康、文、景之理，无出于此矣！”毫无疑问，唐之后的宋无法比拟，就是汉之文景、建元，明之永乐、弘治，清之康熙、乾隆，也难以匹敌。作为封建皇帝唐太宗、武则天以至唐玄宗，较之之先的隋文帝，之后的宋太祖，就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没有能如他们一样，把中华民族推向世界历史的最前列。当时亚洲、非洲，及至整个世界把大唐誉为“东方文明大国”，治国的表率，以至人类和谐社会的楷模。
翻开中国历史，对世界中世纪历史的文明传播，友好来往，贡献最大、影响最大，诚然是唐朝的贞观和开元时期。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特别是海洋、海运、海交的开拓，促使世界文明大交流，其广度、深度可堪为世界之首篇华章。东亚日本、朝鲜等派出一百多次“遣唐使”，中亚波斯、大食以至北非，直至欧洲西班牙，通过大秦使者，都络绎不绝地派遣留学生、商人、官员到长安，学习大唐文化、文明。试看当时世界，欧洲封建制度刚刚开始确立，七世纪中期建立的法国查理曼帝国，进攻西班牙，吞并意大利，威震四方，为罗马教皇加冕，授予“罗马人皇帝”，曾几何时，旋即分裂，演变成长期的割据战争；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时侵入大英不列颠，建立星罗棋布的小王国，互相兼并，不断战争，有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欧洲刚刚看到封建时代的曙光”。辽阔的俄罗斯，正由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两个不设防城市为中心的小王国，互相竞争，阶级正在分化；至于建立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还要再过三四个世纪，才开始形成。所谓五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正在衰落，昔日繁荣昌盛的东罗马，正为野蛮的日耳曼民族的侵入，而日落西山，摇摇欲坠。总之，唐初君臣所治理的贞观、开元盛世，无愧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先进、最繁荣，并以和合、和平理念，推进世界文明历史向前发展。
大唐治国在我国历史上最为出色、成功，首先以唐太宗为核心统治者集团，提倡谏诤，集思广益，发扬民主，从理论、制度上反思和批判封建的皇权帝制，制定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奉行以儒学为宗，兼融佛道，“安民为先”，发展生产，促进科技文化繁荣。唐太宗极其难得而令人信服的是一登上皇帝宝座，大宴群臣的第一天，就宣布“以百姓之心为心”, “戡乱以武，守成以文”；从限制皇权帝制入手，进行后宫、储君（太子）、官僚制度的改革突破，创新政策，终于赢得“中国既安，天下大宁”，快速实现由打天下，治天下而富天下，社会和谐、文明，经济发展、繁荣，达到我国历史最称完美的时期。
综观贞观、开元所倡导儒学治国，不仅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孟；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以其“内圣外王”之道，适合时宜地制定、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针、政策和措施，和历朝，特别是和隋炀帝统治时期相比，有下面几方面明显的特色和不同：一，生产性、社会性、文化性的政策措施多于消费性、奢侈性的政策措施；二，发展经济性的政策措施多于政治性、军事性的政策措施；三，在政治经济性政策措施中，缓和安定措施多于急政扰民的政策措施，偃武修文的中外政策措施多于穷兵黩武的政策措施。这些方针政策的改变和调整，高度展示出统治者的聪明智慧、远见卓识，对于急剧变化着的唐初政治经济形势，起着适应、缓和、安定的作用，既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汉族和外族，尤以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为社会持续发展开拓创造出巨大的动力。尤以内庭及官僚制度改革，精妙有度地限制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的贪欲，既能适应当时统治阶级长远利益，也最大限度地顺应和满足了乱后人民群众安定生产和安定生活的迫切要求和愿望。这种民主性而又带有均衡、平和、宁静色彩的理论和让步政策，有效保证人民生产、生活，而又不过分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思想，大大激发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政治缓和安定与经济、文化恢复发展的双重效果，唐太宗君臣无愧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最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所导演的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政策的大调整、大改革，无愧为我国封建王朝中儒家民主治国之绝唱。所以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编稿》中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威之世，其文物制度，统传广播，东至日本，西及中亚”, “融会异国，混合古今”，终于赢来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经济繁荣，国家富强，而成为当时世界和平发展的文明大国。
史家于历代“治国以文”，亦有推崇宋朝；实则以治国实效，尤以民本治国、政策制度措施的民主创设，国力强大，社会和谐，首推大唐治国的成功，其所构建儒家封建治世的民主政制模式，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伟大的开拓和创造。在我国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大胆提出儒家民主治国，民为国本，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并以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调整、改革，缓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中央到地方比较民主的政权、政制，构成大唐前期封建民主政治的模式，开拓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得到人民的高度拥护和支持的封建民主政权，宋朝和其他王朝，是望尘莫及、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模式，虽然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但其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映出统治者难能可贵的最大限度的制约人性的贪欲惰性，展示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才华，值得赞赏和借鉴，某些原理、政策、机制和具体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唐前期治国以文方针，开启我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凝聚、造就了中华民族一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史学家、科技学家，拉开了“王者无外、四海同风”、华夏一统的历史序幕。唐太宗讲：“无隔华夷，诚信如一，日月贞明，煦照著于环宇”。他们继承和开拓两汉以来与各国的友好交往，从陆路、海路铺开中西丝绸之路，通往东亚、西亚、南亚、非洲，以至欧洲的四通八达的天可汗大道，培育了大批精英人才，也推进中外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他们又不断吸取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兼容提炼，导演出中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大交流、大融合、大提高的历史壮举。大唐的国都长安、洛阳两京，是当时世界政治重心，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大唐学者、商人、高僧、官吏频繁出使；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商人、高僧、学者、官吏，也不断进入中华，各国的璀燦文明，在大唐舞台融合交流，发扬光大，缔造出中世纪世界历史的文化辉煌。据有关典籍资料，7—9世纪国外涉及唐代有关历史的《行记》、《纪传》、《游记》、《文集》、《省道纪》有七八十种之多，是世界史上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具世界性影响的名著有：公元710—794年日本著名文史学家淡海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或称《鉴真和尚东征记》（有说台州开元寺高僧思托合撰）；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行记》，简称《入唐巡记》；新罗留学生崔致远，874年在中国一举及第，曾为溧水县尉、侍御史，著有海交名著《桂苑笔耕集》；还有波斯、大秦及北非阿拉伯人撰写的：阿拉伯人苏烈曼《苏烈曼游记》；伊本·考尔大贝《道程及郡国志》，他曾任中亚喀巴尔省邮务长官；还有伊本·罗斯德《阿尔阿拉克那非撒》一书，被誉为介绍大唐文明的百科全书。这些书，从不同方面记录、描绘唐朝历史文化、经济物产、礼仪制度、社会太平、城市繁华、杰出人物、名胜古迹、经贸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称誉大唐文明“天上人间，金银铺地，城市繁华，美丽，神往，无论冬夏，都穿丝绸，人民文化素质尤高……”
对海洋的开拓和繁荣，也是大唐文明的一大亮点。唐朝为推进世界文明交流，进一步开拓海洋、海运、海交，把东西丝绸之路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我国东南沿海著名交流港口增加，广州、扬州、楚州、明州、杭州、福州、越州、温州、台州、桂州，尤以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等内陆名城等；誉满环宇，不少成为世界性城市。沿海港口建有市舶司、互市监，专门接待各国来华的使节和客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称广州：“贞观十七年（643），设立市舶司”，是我国最早的海口市舶司。世界各国大批“遣唐使”、“入唐使”等从海道、陆道进入中国，光就日、韩官方和民间史载就有220余次。唐玄宗开元期间，“四夷来同，海内宴然”, “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亚、西亚、阿拉伯，以至欧洲的大食帝国、东罗马“入唐使”、商客、学者、僧侣蜂拥而入中国。唐中央政府后来还把对外接待政策推及到州县，自由往来，相互平等，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为大唐文化添砖加瓦，缔造中世纪泱泱文明大国。
唐朝进一步开辟出四通八达的海陆丝绸之路，更广、更大、更远，开始波及西非、北非、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特产、商品，也有重大的拓宽和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推进中世纪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提升，使当时世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演进。
唐朝的中西海陆丝绸之路，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有重大推进和拓展。以洛阳、长安两京为重心，构筑而成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及余杭（今浙江杭州），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通往世界各国的海洋海交的新格局。东出东海、黄海，至高丽、日本、新罗诸国；东北经黑水靺鞨到达翰海以北“骨利于国”，及“去京师一万五千里”的流鬼国（即今海参崴一带）；北由回纥向西拓展到黑海以东，西出葱岭至阿姆河地区，及到波斯、大秦；西南可到印度、锡兰，至北非及拂菻（东罗马）等国，间接进入欧洲西班牙地区；向南经南海可抵苏门答腊、诃陵、婆登等地。此外出海东由广州南行，可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爪哇等南海诸国，以至颇近南极的耨沱洹等，史称商船“来广州，近五月海程”。据《唐书》、《唐会要》所录的国家地区，可考的有130多国。著名而有使节来往的如康国（今撒马尔罕）、安国（今布哈拉）、石国（塔什干）、阿国（喀沙尼亚）、火成国（今欧非交界花剌子模）、吐火罗（阿富汗）、波斯（今波斯东）、骠国（缅甸）、天竺（印度）、拂菻（北非、东罗马）、狮子国（锡兰）、罽宾国（克什米尔）、穆国（今马里）、大食（又称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等。
当时我国海外交流航道，已经形成“两路四线”格局，较两汉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历史性的开拓和发展。北路有黄海北线和黄海南线：北线北路由山东登州沿海出发，东北行经辽东半岛，再入西南朝鲜湾，直航日本九州；南路由山东靖海沿海出发，直取朝鲜半岛西岸，再沿岸南下驶进入日本。南路有东海南线和东海北线：南线的基本走向由浙江的明州、越州、台州、温州出发，横越东海，首达日本南方奄美大岛，进入日本。南路北线由江苏的楚州、扬州、苏州沿海出发，横越东海，直达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日本、韩国。特别是南方大港广州的开发，使唐朝和东南亚、南亚、东非等的海上航运出现崭新的局面。
唐代南线广州海运空前活跃，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罕见的盛况，广州成为当时世界性港口城市，出现贾耽所说“广州通海夷道”。可分三段：第一段由广州出发，顺马来半岛直下爪哇；第二段再由新加坡，穿过马六甲到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第三段，由波斯湾头的奥波拉，沿阿拉伯半岛西航，直至红海口，到东非海岸。这就是世界航海史上所说由黄海、东海、南海直达欧、非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海洋著作《南海寄居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传》、《大唐和尚东征传》和日人圆仁《入唐求法巡行记》等，真实反映南北线空前开拓、繁荣，唐朝远洋船队不但已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首次到达红海和东非海域，651年大食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国王首次正式派使入唐，并辗转远至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国家来中国遣使自651年至798年的148年中，正式遣使达39次之多。记录了我国与南亚、东亚、西亚、东南亚以及北非、欧洲的航海活动及经济文化交流的诸多精彩节目。
尤值得一提的是，大唐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明、昌盛的王朝，百家争鸣、百花盛开、学术繁荣、日月争辉，政治、经济、文化远播中外，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大唐成为世界中西文化繁荣的殿堂。我国的儒学、道学、佛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天文学、地理学、生化学、军事学等大放异彩。一代人物李世民、房玄龄、魏徵、李白、杜甫、王维、智、杜佑、刘知幾、白居易、韩愈、李思训、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吴道子、一行、鉴真、孙思邈、唐玄奘……他们的学术思想、著述典籍，流播世界各国，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从东部的日本、朝鲜，至西部北非和东罗马，各国的学者、商旅、艺术家、僧侣，顺着海陆丝绸之路，到世界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洛阳两京和扬州、成都、广州、明州等城市，传播本国的文明和科技，真如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所云：“对中国优秀文化益加叹羡和憧憬，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和模仿，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他们以文化和典章制度为主。”中亚波斯，以及印度、阿拉伯、东罗马等国来中国的学者、富商，也和日本、新罗等国一样，传播，宗教、艺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医药、植物和技艺，造就了以中国为重心的世界文明，“百花竞放、万紫千红”。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相互交流，兼容并蓄，开花结果，大唐是世界历史的主角，为世界中世纪文明发展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大唐初期的百余年，尤以开元盛世二十余年，堪称黄金盛世。当时全国人口，唐史著名学者汪篯认为实际已达7000余万（包括在外人口流亡）；全国耕地面积已达850万顷；全国有国子监在内生徒60000余人；乡里学校8.91万所；全国水陆驿有1643所；著录书籍达53915卷。疆域辽阔，东起海，西至巴尔喀什湖，西南至喜马拉雅山麓，东北达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霍库次克海海岸，东南包括台湾至南海的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当时国家粮仓堆积如山，光洛阳含嘉仓就有58334000余担，“东都米斗十三钱，青齐五钱”，诚如杜甫《忆昔》所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并非溢美之词。
尤令史家研究，而异常感慨的，开元盛世的二十余年，为历史长河之一瞬，安史之乱悲剧地结束了大唐往昔的强大、繁荣、昌盛，自此步入衰退、败亡的历史进程。百年历史，由大治而为鼎盛，再由鼎盛而为极衰，自此以后，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内外交困，最后演成五代十国，以至宋、辽、金、元的分裂、混乱时期。开元，这是中世纪封建社会中诡奇错综又发人深省的一段悲剧性的国史。一方面，大家都认识到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发达、最文明的时期，它的稍纵即逝，一下子骤变而为安史大乱，揭示出盛世背后潜藏着严重社会危机，从而走向极衰，大可作为今后振兴中华历史的借鉴和教训。另一方面，唐朝百年确为我们今天振兴中华的一盏明灯，从正面学习其成功经验，开拓我国富强、繁荣、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盛世。当然，开元骤转天宝之乱，其对大唐，以至宋明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逆变影响之大，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引以为鉴。历史实践证明，宋明之后，可以说再也没有出现有如汉、唐盛世。值得思考的是，此一，历史上比安史之乱破坏更大、更广、时间更长、影响更深的，如春秋战国、南北朝混乱之后，并无出现安史乱后长期的历史逆势。二，玄宗和贵妃恋情引发皇族、大官僚、大地主们荒淫酒色的天宝景象，腐败混乱，如汉武、西晋司马、北宋宣和、明嘉靖、清乾隆后期等，也都不一定产生这样的长期历史巨变，并不是“及富必衰”、“鼎盛极衰”，所能概括和解释的。三是安史之乱后，北方衰退，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发展，黄河流域经济衰退，然国家繁荣昌盛，也不是地域的差距所完全决定的。历史运动，应在历史运动中去探索溯源：一方面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地主阶级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开始走向衰退历程，只是我们还缺乏潜在内因研究；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史大家，随着地主阶级内争，宋、辽、金、元战乱，自难提供、产生、出现有如唐初开国辉煌，缔造出新世纪的一批伟大人物；特别是对儒家民主治国，政治、经济、军事理论的开拓和创新。宋明儒学、道学、心学，特别是理学，“以民为本”，开拓不足，滞固有余；恢复和发展、推进小农经济乏力，从政策、制度方面促发资本主义萌芽，开拓历史前进，举步艰难。另一方面，封建中世纪后期地主阶级统治者，很少有如唐太宗、魏徵等这样政治胸怀，以政策制度、治国理论的开拓提升，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使社会陷入更为复杂深刻的矛盾，也解决不了这些矛盾。这些主观、客观，内因、外因相互交错，使我国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在治国理论、政治经济制度、提拔人才政策方面，改革乏力，纵有千百次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以至农民起义反抗，却难引发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剧变、质变；社会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整整沿袭了一千多年。唐初百年历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
我这一生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五十余年，从学习研究唐史开启，以“多读书，勤讲书，苦写书”为座右铭，在教书天地里，构建学术研究的生活乐园，促进我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人间特有的师生情谊，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使我度过波澜曲折的一生，这是我著述这部唐史研究的诚挚心声，奋笔疾书，使我写出著作、教材、讲义七部，论文近180余篇，共200余万字。唐史这部著作，以我所处的时代特殊灵感，对大唐人物、制度、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影响认识，希望能率直公正，褒贬得体，又能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能对振兴中华，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和效果。
所录贞观至开元时期19篇论文中，前12篇大半是参加唐史学习、研究、学术讨论会而发的。后数篇是从事唐史教学，有感当今治国、社会、人生的感触而作的；还有自己比较喜欢，学界又有争议的帝王将相、民间学士文人、普通农民百姓，研究亦有心得而撰写的。由于学术环境、专业基础较薄，功力不足，想有所开拓、推进，也是力难从心。其中，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又有一定学术性，如唐太宗和魏徵君臣知遇，开辟出我国儒家民主治国的政治模式，缔造中世纪世界历史强大、繁荣、文明的大唐帝国。武则天一生爬坡奋斗精神，治国特色，再度振兴中华，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叱咤风云的女皇帝，应予正面评价。袁晁农民起义的皇帝残梦，也是浙东农民起义想做皇帝，也做了一年半载皇帝的罕见的政治、思想现象。还有几篇较有深度、广度地涉及海洋、海港、海交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论文，是想说明唐朝所以成为强大、繁荣，在世界各国文明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是治国中最重要的突破，也是大唐统治者治国成功的最大亮点；展现了统治者的宽阔胸怀和聪明智慧，超出历史视野；也深感今日振兴中华，只有海洋、海港、海疆、海交的发达、强固和强大，才能真正成为时代强国。总之，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应在历史发展运动中找到它的规律、轨迹，唐朝是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的杰出榜样和典范，研究、借鉴唐史振兴中华，希望开辟历史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最后一篇是关于节假制度的，也是前几年国家颁行令人振奋的全面节令假日的规定，联想而起的，实际上唐朝早就有了，全面、精彩、科学，这是振兴中华，关重民生，和谐社会的突出展示和亮点。该文有关资料及部分内容，是由我的弟子浙江省图书馆周聿丹同志提供的，由我撰写成篇的。
本书订正、删改、汇集的过程中，深感许多不足：一是大唐是世界闻名的泱泱大国，繁荣强大，丰姿多彩；但也深感时代局限，境界有限、素养和学识不足，颇有力不从心之憾。二是唐初治国思想、制度、政策，改革调整，达到历史高度，深透各个领域，需要广泛资料汇集，师辈、朋友研究磋商和提升；本书内容丰富而庞杂，论证要有广度、深度，不足和疏失，也会不少。三是治国理论思想的研究中，强调儒学，而忽略道学、佛学、法学、兵学……在政策制度研究中，偏重中央帝制、官制，而涉及基层、民间，尤以民族地区的研究，涉面不多，颇难展示大中华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其四，很想在历史人物、事件的研究中有些突破，贞观至开元期间是我国人才辈出，明星广照的时代，虽然罗列排比不少著名人物和文士学者，然深层专题点评少而褊狭，特别是对于称名中外，又有巨大历史贡献人物研究不多；纵使对唐太宗、武则天、魏徵、寒山等人的研究，有些创新，但总的而言，寥寥可数，深度、广度，更难登大雅之堂。
再者，本书是先后近三十年，逐步陆续完成。1988年8月一场大病，大伤元气，尔后人大、政协，社会工作繁忙，难以集中精力和时间，反复修正；而今年事已高，全书30余万字，全靠自己一人校正删改；观点论证，史料取舍，以至辞不达意，错失不当之处，望不吝指正、赐教。
本书准备付梓，首先感谢浙江省参事室、文史馆潘汉生、梁平波、魏新民等诸位领导的关心、鼓励和支持，终于在完成《台州文化发展史》一书之后的第三年，得以顺利地完成《初唐治国特色及中西海洋海交开拓》。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叶春华教授为本书题词。同时，也感谢长期来，一直鼓励我完成此书的浙江省社科院原历史所所长陈学文研究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学檬教授，同窗挚友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齐陈骏教授，还有学院胡正武教授、台州国学会吕俊法副会长、编辑王晴博士，使我完成一生夙愿，在东海台州文化史上留下一部唐史学习研究的著述。叶哲明2011年4月22日于临海北固山下台州学院书斋
初唐以文治国振兴中华伟业
大唐前期，贞观至开元的一百多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高度重视儒学治国之道，推行文治，振兴中华，所谓“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举天下一之于仁义，为百世不易之道”。大唐以文治国，皇帝讲民本思想，君臣论政讲民主谏诤，以皇权帝制改革入手，探索“民本”的君权民授；辅以均田、府兵、科举、刑律、义仓、政事堂等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治政制创设，提升理论、学术研究，开拓中华大一统文化，取得前所未有的卓著成效，谱写了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儒家治国以文之绝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国力，尤以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以罕见速度，全面恢复和发展，达到历史的高峰，大唐在世界各国的文明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唐、宋著名史学家宋祁、司马光、曾巩、欧阳修、范祖禹等都有赞誉：“自周武、成康，历八百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年而后有唐……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遥看封建社会秦至唐，唐至清的前、后一千三百多年，历代皇朝望尘莫及。《唐书》、《通典》、《贞观政要》、《隋唐嘉话》及《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皆有绝唱评价。《唐书》曰：“大唐之治，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虽有周、汉、成、康、文、景之理，无出于此矣！”又说：“千里万里，贡赋于郊；九夷百蛮，旧款于阙，自有帝王以来，未若斯之神圣也。”又说：“道德理论，善政良法，制度措置，振古以来未之有也”，宋明以后，一直将其尊为治世典范，“询足以资为宝鉴”。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政府统治者异口同声，视为治国法宝：“欲知古今治国成效，见其贞观君臣，竭尽忠诚，激扬议论，足以为行法之准则。”他们把唐世典籍《贞观政要》等书，译成民族语言，朝内宫内“人必诵习之”。元至大四年（1311），元成宗览《贞观政要》即下文：“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耳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人、色目人必诵习之。”清康熙、乾隆二帝赞曰：
太宗为一代帝王，其良法善政，嘉言微行，胪具是编，询足以资法鉴。前代经筵进讲，每多及之。故中兴书目，称历代宝传也。
一、唐初拉开儒学治国以文的序幕
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大唐君臣及其政治家、思想家，倡导中华民族儒学治国以文之道，成功缔造了中世纪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东方文明大国，称“三代之盛，前所未闻”，远播中外，以至新罗、高丽、日本、高昌、吐蕃、西域、林邑、真腊，甚至波斯、大食、天竺和北非诸国，“帝王，酋长，并遣子弟入学”，赞誉“天下太平，普皆安乐”, “中华大地，无隔华夷”，以“唐风文化”，引为本民族治国理念和经典程式，大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力推进世界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发展。
唐朝重视儒学治国由来已久，早在高祖开国就“颇重儒臣”，其后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及其文武大臣，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他们重视儒士、儒家经典，为历代王朝之所罕见。高祖即便在戎马倥偬征战天下时，也不放松以儒立国，《唐书·儒学传序》载：“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重儒臣。”又说：“高祖始受命类夷荒，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祀。”太宗犹有过之，《本纪》载：“太宗风丽露沫，然锐精德术，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于是四方秀艾，坌集京师，文治煨然勃兴。”贞观元年，群臣大会，封德彝夸耀太宗：“陛下以神武平天下，古今岂难之足比！”肖瑀曰：“纣为不道，武王伐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太宗则称：“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并尚诈力……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文）而成，而不敢忘本。”唐太宗成就千古功业的真谛，归之儒家“文德、仁义”, “以文治国，天下太平”。
太宗君臣重视儒士、儒学、儒家经典，取得了政治史上最佳业绩。探其奥秘，不仅是重视和弘扬儒学，最成功的是以此为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不断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适合时宜地制定方针、制度、政策和措施，推进社会向前发展。太宗在《慎所好》中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儒学犹依水之鱼，如鸟有翼，失之则死，不可暂无。”他登上帝位，把儒家天地大德，定“于道为最高”，并“无隔华夏，覆载于八方，普昭于万物”。尊儒学为“国学”，升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君臣论政，“国以民本”，提出“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不能爱民，不能利民，则危将焉而无不至也”。以儒家学说教育子弟，授以德业，培养人才，在中央设国子监，各置博士，定儒学经典为科举主要科目，选拔人才入三省六部参与朝议。太宗初定儒生十八学士，就是后来三省六部的宰相政事堂的基本班底，为治国智囊。贞观年间，儒风颇盛，“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竞赴科举，流水般进入贞观的各级政府班底。尽如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初君臣非常重视儒学经典，亲自参加收集、整理、阐发，并撰作新著。贞观二年，太宗即命主要文臣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撰写、阐发四书五经：
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手书，缮藏于内库，数年之间，粲然毕备。《唐书·艺文志》称：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然师德之道中绝，而简偏脱乱而讹缺，学者莫得之本真。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
其后高宗、武后、玄宗继之，故《儒学传》称：
六经之道，简乎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天下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53915卷，自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28496卷。
高宗、武后和玄宗重视儒学，普及儒学，并通俗深化而入民间。他们追尊孔子为大师，“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圣”，又令“州县整修孔庙”，优礼地方儒生进入州县教授，再申文“科举考试以儒学为主”。唐玄宗还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称王其为始，宣称：“儒学为治国之本”, “论国之大事，必本于正，而根乎德，而定春秋为考古之法。”玄宗命褚无量、马素怀等儒学大师，“劝讲于禁中”，于是“儒学大兴”，布施“而入州县学庠。”《儒学传》称玄宗时：“天子尊孔，德籍大备，乾元殿博览群书至六万卷。”玄宗提倡研讨儒家经籍，还允许道家、佛家，以至外国的宗教，开展论争，相互切磋，编成《开元佛道论衡》、《一切道德经》等鸿篇巨制；儒道佛学的通俗经典进入州县学校，流行民间。当时州县、乡里开始兴行私学，由上促下，儒学发展而进入鼎盛时期。开元时期，政治开放，百花齐放，皇帝、官员和儒家、儒臣一起研讨、儒学经典，以儒学融入佛道而三者汇为一体，故文化繁荣达到历史高峰，成为开元盛世的最大亮点。
唐自贞观至开元百余年，在儒学以文治国的旗帜下，推动培养出一大批堪称我国历史上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技学家，其中有不少是三省六部的宰辅大臣。据两《唐书》记载钦定贞观至开元大功臣一百名之列中，主要是儒者，亦有佛者、道者：如杜如晦、萧瑀、魏徵、褚遂良、王珪、马周、戴胄、颜师古、孔颖达、褚无量、宋璟、狄仁杰、李吉甫、李光弼、哥舒翰、李淳风、刘知幾、孙思邈、一行、李白、杜甫、王维、张嘉贞、裴炎、卢怀慎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人才最多、最佳的时期。
唐初大兴儒学之风，最成功的是弘扬儒学，兼及佛道，以三教兼融的治国理政开拓创新，尤以不断改革、创新制度、政策，取得卓著成效。而且儒学文治思想，开始全面推向民间，浸润着我国千万民众，为中华大一统奠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自春秋末期我国思想家孔子创立儒学，中经汉朝儒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思想主张，儒家学派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规范君主、官吏、儒生、百姓的行为准则。魏晋南北朝儒学演绎而为玄学，政治上宏扬，开拓，颇为乏力，所谓“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儒学不振，治国失效。大唐初期，天下粗定，经济困窘，民心不安，文化教育连同儒学都处于不振的态势。唐初统治者高瞻远瞩，大力提倡文治，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把儒家政治理念一统上自君主，下及平民百姓；发展教育，上自国子监，下及乡里学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育程式，并以方针、政策、制度予以贯彻，不断进取，缔造名震中外的大唐文明帝国。
二、初唐治国以文和中华天下一统思想提出
那么，大唐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其儒生们如何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推行民本、仁政，制定方针、政策、制度、措施；在治国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把儒学理论、原理充分运用于治国实践之中，并运用经典书籍中的政治原理，教化民众，构建大唐初期百年和谐、稳定的中华文化大一统的治世、盛世。其主要特色是：唐太宗为代表贞观统治集团能以儒学理论与民主政策相融，儒家思想与君权民授结合，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政治等级的理念、原理、程式……融合于儒学中华“天下一家”的民族共同体之中。君臣、臣民，协力同心，众志成城，铺开大唐突飞猛进的历史征程。贞观所缔造的大唐儒学民主治世，极大地推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以至今日，世界各地人民还深深追记大唐帝国的“唐风文化”，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文化为唐文化，还有唐人街、唐服、唐诗、唐城、唐乐、唐镜、唐三彩、东西唐诗之路，等等。
唐初儒学治国在政治上最重大的突破在于“以文治国”，推行儒家中华大一统思想理念，构筑中华大一统的民本政权。以唐太宗和魏徵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深深懂得治国平天下要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应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武以克敌，文以致治”，治天下，“突出文治”的主导作用。唐初，内外交困，一方面天下萧条，人心不安，经济困窘，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周边扰乱，尤以北方突厥强兵犯境，严重威胁大唐初建政权；且最高统治集团在高祖即位不久，即发生皇位继承的血溅玄武门之变。唐初政局，较之秦、汉王朝初期，困难重重，变数更大，唐初统治集团远征道路是相当艰难险阻的。他们在历史挑战面前，敢于吸取教训，挺身而出，准确分析变化形势，运用儒家理论，以文治国，适合时宜制定治国的方针、制度、政策，开拓历史发展新道路。
首先把儒家中华大一统，作为治国的纲领性政治理念和目标。他们提出天下一家，无隔华夷，太宗君臣，以宏伟政治抱负和气魄，总结秦汉，尤以隋之亡国的成败得失，改变汉武时期“独尊儒学”，又分析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应的“大一统”政略，强调君权民授，兼融三教，辅之制度政策的改革，如均田制、府兵制、刑律制、科举制，特别是改革皇权帝制、三省六部政事堂制度，予以新的突破。另一方面，提出天下一家的中华大一统政治理念，总结两晋南北分裂混战了280多年民族矛盾，民族战争，尤以隋王朝覆灭于农民大起义教训，以全新儒学大一统的治国思想，开辟局面，解决了历史的急迫要求，诚如有些学者所说：
七、八世纪两百年间，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知识状况和思想形态，已在普通生活世界中产生巨大影响。
如何把儒学和治国结合起来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题问题，唐太宗君臣就成了新儒学治国的实践者，开创者。贞观君臣懂得得民心得天下，他们有才干，有智慧，以中华大一统政治理念，实践儒学“道行天下”，并“以其事业存于制度、政策之中”。不少学者认为唐太宗李氏集团提出和推行中华大一统，有先天的民族、血统、姻族内在因素，其主要组合人员来自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还说唐太宗李氏集团自身是混合了各民族的血统，即汉族、鲜卑、突厥等民族的混合体。
当然，唐太宗君臣提出儒学天下一家的“中华大一统”理论，来自汉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天人三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华夏“大一统”理论，这是不错的，但其不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是使儒、道、佛兼容，各民族文化兼及，并充实了核心的儒家仁义，减弱了参有阴阳家杂说的“君权神授”的谶纬迷信，在实践中把儒家“大一统”提升到以文治国的高度，这自然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三、天下大一统和振兴中华伟业
唐初儒学治国的成功，在大一统的政治旗帜下，巧妙地把封建专制的皇权帝制改革，纳入儒家的民主仁政，民本思想的范畴，首先把太宗皇帝打扮和缔造成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表，人民的皇帝，民族的天可汗。并以汉儒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中华民族统一政体的基石；摒弃汉儒封建专制的迷信谶纬、独尊儒术；强调“民为国本”，变皇权神授为“皇权民授”。明确天下大一统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一统政治秩序，是国有“民权”，有汉族，也包括周边所有各族。唐太宗在《讨薛延陀诏》中说：“中华大地，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地。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皆委节奉顺。”又说：“古人所不能至，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成灭之，无疆之业，永贻来世。”又说：“朕忧劳士庶，无隔夷夏、天地大德，覆载极于八方，日月贞明，国富民阜，煦昭普于万物。”这就是说，春秋“大一统”是中华各民族视之如一的大一统；这是上至天，下极地，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自古及今、无所不包的华夏九夷百蛮的民族大一统。
唐玄宗继以贞观的儒家民本、民主推进中华大一统，开元无愧为大唐鼎盛时期，晚明思想家王夫之云：“开元之盛，汉宋莫及，四夷来同，海内宴然。”唐玄宗之追求中华一统，不逊于太宗，《本纪》称其年少时，“济苍生，安黎元，好语王霸大略，大有吐吞四夷之志”，是奠造更大范围，更大空间、更有深度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一统。他进一步把中华东西南北，诸如西部西域、吐蕃，东北高丽，南部南诏、林邑、扶南等“和同一统，普皆安乐”。开元初年如吐蕃赞普弃隶缩赞普就上表：“千年万岁，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终不敢有违盟誓”，玄宗诏曰：“大唐吐蕃，遂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开元十二年，唐玄宗上泰山封禅，盛邀中华各族，以及日本、新罗、昆仑、大食，共庆天下一统，史载：“玄宗君臣，偕戎狄、夷蛮，羌胡、氐奚、大食、昆仑；日本、新罗、高丽之侍子、使臣，同上泰山封禅，祭献孔子。封泰山为天齐王，礼秩三公，尊儒学为国教”，并“制礼作乐，维君受命，福祉百姓，锡类万国”，其盛大的仪典，被誉为天下大一统的“古今之壮观”。
自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大兴儒学，构筑大唐天下一统的文明国家。其历史突破，明显四大特点：一是中华一统，主体汉族，也包括周边各族。较秦汉以来归顺民族更多，地域更大。二是较汉晋南北朝，民族之间关系更加平等、融合、团结，成为中华民族和谐共同体。三是以文治国，推行仁政，绝少战事，这是我国历史上以武功定天下的开国王朝所仅见的。唐太宗讲“每发一兵，不觉头须发白”，当时北方劲敌突厥和东北高丽、西北高昌、薛延陀等非打不可，其他皆“委质奉顺”。四是民族大一统，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大唐文化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唐风文化，远播海外，享誉世界。当时日本、朝鲜、南亚、中亚以至北非、欧洲各国，神往中华唐风文化，誉称世界最进步、最辉煌，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华民族一统文化。《唐大诏令集》云：“王者视四海为一家，封域之内，无隔华夷。天地之德，平分四时。帝王之道，无偏于万国。”《唐书》:“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天下大宁，绝域君长，九夷重译，皆来朝贡，相望（中华）于道。”太宗还谨慎地总结说：
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唯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又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之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
唐初在中华大一统治国思想指导下，竭尽全力，苦心经营，终于建立了“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极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蕃汉一家，胡越一体”的大唐文明帝国。
当然，唐初开国百余年来，战事也是有的，突厥、高昌、朝鲜、南诏、西域，还有远及中亚、南亚的战争。一是打得有理、有节，贞观初年讨伐高丽、突厥、薛延陀，但都出于迫不得已，并以战求和，最终保证“布德施惠”。二是旨行仁义。如高丽朝鲜战事，“盖苏文杀其国王，好乱滋甚；穷兵不息，率其群凶之徒，屡侵新罗之地，而新罗丧士，忧危日深，远请救援”。三是平定之后遣使朝贡，不干涉内政，独立平等。如太宗和魏徵所说：“行师用兵，古之常道，顺天应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最终“讨凶渠之多罪，拯无辜之倒悬，因时而董三令，而武功成于止戈”。
其次，唐初以儒家民本、仁政治国，制定方针政略，把国家民族统一起来，是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其特点首先为唐初儒学以儒家民本、仁政治国，强调以民为本。唐太宗君臣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太宗登基声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并推及四夷各个民族。“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初成为民本、仁政的文明大国，其核心是“中华百姓，实天下之根本”。
再者，在唐初政治家、思想家看来，儒学是精神力量，也是物质力量；是政治学说，也是经济学说。唐太宗君臣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国以农为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富民强国是长治久安的前提与基础。，他们高度重视农业、农民，以制度政策，首要而有效地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这是历史的突破。《唐六典》卷30对州县刺史的职责有明确规定：“每岁一巡行属县，观风俗，劝农桑，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疾苦。”武则天重视农民、农业的传统，她组织编撰《兆人本业记》农书，于当年正月，颂行全国，发给各州来京的刺史县令，要他们掌握农时，发展农业，做到“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她早在做皇后时，就提出《建言十二事》，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徭”。后来亲自撰作《臣轨》一书，开宗明义提出：“故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农。人给家足，则国自定焉。”女皇重视边防屯田，发展农业水利，巩固国防，保证边境安全。武后三大名将娄师德、郭元振、黑齿常在河套、甘州、河源屯田，誉为“天下一大善政”。唐玄宗开元年间，一方面令王珙、裴耀卿等，检括户口、查阅土地；另一方面严令各地州县“奉公之道，农为政本”，并下诏褒奖西北同州刺史姜师度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的成功。其文云：
食乃人天，农为政本。顷接大农，首开沟洫，奉公之道，知无不为……今原野弥望，畎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川，仓庚有京坻之饶，关铺致珠玉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天人。
当然，重要的还是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唐初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刑法制为民本性质的，尤以中央政事堂制、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中书六部八座议事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御史大夫入阁谏君制等；地方的刺史、县令每岁观风劝农制、以绵代役制、两税制、农业人口招致制、义仓制度、农田水利人口增长奖励制、边区屯田受奖制等的创新，都是从民本、仁政的治国高度制定的，农业经济发展，使社会和谐，繁荣昌盛，生动事例，不胜枚举。如《贞观政要·教诫太子诸王》条云：（太宗）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时，常有此饭。”
唐太宗说：“欲令百姓安乐，惟其刺史县令。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册府元龟》卷105载贞观十八年太宗到灵州，视察村落，其文云：“太宗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宽乡。”
唐初推行民本仁政，中华一统，确实取得空前绝后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少学者认为唐初有关农业农民，农田水利等政策制度，未必如史书所载那样受重视，遵守不替、守而勿失，并取得卓著成效。唐自贞观、经高宗武后，到开元盛世，国力是在不断壮大，社会经济也是不断发展，人口、土地、财富高速度的增长。据《通典》所载，唐初经天下丧乱，户剩二百余万户；太宗去世时为三百八十余万户；武周时，户部尚书苏瑰奏称“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至玄宗天宝十四年，“计有九百九十一万户”。武周、玄宗时期，“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农户大量逃隐于豪族，官宦和寺观。唐史研究学者认为开元年间户数应有一千二百八十余万户，人口为九千万多，这是我国中世人口户数最高纪录。粮食产量增加更快，贞观年间，“频致丰稔，米斗才三、四钱”；高宗武后二圣格局麟德二年，封禅泰山，“连年丰稔，斗米仍仅五钱”；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泰山，“青州、齐州米斗五钱，东都米斗至十三钱，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至二十钱”；天宝八年“官仓存粮共粟米九千六百多万石，长安洛阳两京堆积如山”，其中洛阳含嘉仓储粮竟达五百八十三万三千石。伟大史诗诗人杜甫《忆昔》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目睹盛世的政治家元结说：
开元天宝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而不可较量。
经济学家杜佑也说：
开元时，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川蜀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恃寸刀。
农业发展，促进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达，当时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地都是国际性大都市，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蓬勃兴起都市经济，海陆交通四通八达，特别是大运河沿岸最为繁华，成为大唐文明帝国最大亮点。《唐书·崔融传》载：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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