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鞍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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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谈国情研究与智库建设试读：
前言
分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对于任何学者来说，要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原因和范围，这样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人们预测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主要大国。而什么时候成为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要比西方人想象的快得多。
从1949年以来，西方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和文章。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这样的书籍和文章更多了。毫无疑问，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研究对了解中国1978年以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大多数文章不是泛泛地谈论这些事件本身，就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我的目的是不再讨论这些东西，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平衡的改革全景，并尽量包括改革的主要方面：经济、社会、环境、法律、政治和文化等，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当然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本书初步但是实质性地总结了我在研究中的主要发现。我认为，要了解改革过程、原因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中国领导人将会面临的困难，这些发现是完全必要的。为达此目的，有必要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尽量集中在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方面，而其他方面则一带而过。当然，这个选择可能无法满足某一方面学科（如经济学或法学）的专家研究中国改革的需要。但是，我的目的是从跨学科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事实上，我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只有从多学科的角度综合性研究，才能把握中国改革的动因、战略和结果。因此，我首先用很大篇幅分析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变化。
就像我在第一章所讲的，没有中国政治文化根本价值观的战略改变，同时不去改革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观，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变化只有超凡的战略家邓小平才能实现。我的第二个选择（与第一个紧密相关）就是解读邓小平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发展战略。然后，我分析了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领导人战略所带来的影响，评估纠正其中负面影响的政策（1995～2008年）。最后，我讨论了中国政治体系内的变化，特别是胡锦涛时代的变化（2002～2008年）。
中国和西方学者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有很多，学术界和公众对此也已了解很多，我只是简单地总结一些改革在经济维度上的主要成就。然后，再概括邓小平发展战略中产生的有关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我特别强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被替代后所造成的后果和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最后，我讨论了法律体系的改革，因为这非常重要，它能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如给予私有部门的经济活动以足够的法律保证），实现中国领导人有关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主要目标，中国领导人已经和将要克服的困难非常重要。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太多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尽管我的研究主要面向学术界，但我尽量使内容能被更广大的公众所理解。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中间道路，目的就是要以纪实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形势，避免某些人对中国那些灾难性观点的论断，以及某些人认为中国是一片可以征服的土地的过分乐观的观点。这些实质上都是许多西方商人的看法。
多年前，我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就开始有写这本书的想法。那时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时代，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为新中国的发展而震动。我在被任命为日内瓦大学公共行政和管理系教授后，就开始研究西方社会管理的变化，一直到1997年春天。那年我被委托管理“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这正是到中国的好时机。这个项目是中国和瑞士政府联合举办的，从1997年持续到2003年，目的是培养400多名中国高级公务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掌握公共管理的现代工具。这些人曾在中国、瑞士、法国和英国接受培训，主要是通过开放的培训中心（如法国巴黎的“行政学校”，英国沙宁代尔的“公务员学院”）以及来自这3个国家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国营和跨国公司等国际问题专家组织的讨论会进行的。另外，中瑞项目组织中国学员到这些机构参观，使他们有机会与欧洲专家在他们的组织驻地而不是在学术会议室进行互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改革过程，我可以和北京的通信员（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汇报）进行讨论，或参加所有讨论会，聆听中国学员所提出的问题和发言并与他们进行讨论。我曾20多次访问中国，去过几个省，包括欠发达的省份，如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陕西等。
这个项目还给我机会同中国的党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干部见面。由于这些接触，一点一点地，一个中国和中国人的新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人们不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穿着制服，而是服装多样化，也更加能够理解，更有魅力。幸运的是，我有机会会见几位知识分子，他们在协助政府的经济工作。这些学者在迅速发展的学术团体内从事研究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深深感谢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就是胡鞍钢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在我们十几年的交往中，他向我讲述了中国的改革战略，还向我介绍了其他中国学者，我同他们进行了几次交谈，这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体。要列出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恐怕会有所遗漏。但是，我至少要提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其他同事：崔之元、程文浩、杨燕绥、齐晔、刘求实、王有强、杨永恒和张万宽。还有清华大学的其他同事们：新闻学院的李希光和周乃菱（Nailene Chou Wiest），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法学院的程洁，经济学系主任白重恩。我还得益于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合作，使我获得了很多宝贵的信息，特别是该学院主任董克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绍光，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委员会主席秦惠民，以及王虎峰、胡平和黄必红。最后我还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数次讨论，特别是同陈东琪、宋立、常修泽和左传长等人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科技部的周原教授帮助我了解科技发展在中国的重要性。他们帮助我深入了解中国并鼓励我写这本书。对此，不胜感谢。
我的日内瓦大学的中国助手帮助我组织“中国的改革”研讨会，他们是王嘉璐（音译）（1998～2003年），王芳（音译）（2003～2004年）、严然（音译）和袁鹰（音译）（2004～2005年）。许多学生（大多数都具有西方文化背景，有些具有亚洲文化和中国文化背景）参加了研讨会。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对此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最近（2003年）开始的亚洲研究的硕士课程。许多人已经写了论证充分的研讨会论文、硕士论文，写作质量很高，在这本书中我还引用了一些论文的内容。另外，尼娜·温（Nina Wen）和王芳帮助我完成了一个困难的任务，即组织中国高级干部训练班（上面提到的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这些年轻学者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同时具有西方文化知识和经历。让-保尔·巴里（Jean-Paul Bari）（瑞士人）、已故的多琳·德米利（Doreen Demilly）（英法双重国籍）、阿德琳·斯特里迈特（Adrian Strittmatler）（瑞士英国双重国籍）和瓦勒列·米莱特（Valérie Milleret）（法国国籍）是我的由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团队中的成员。同他们一起工作并通过探讨和日常规划，组织和召开年轻学生和高级干部研讨会，使我了解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我很幸运担任两位年轻学者的指导教师。他们在中国政府资助下在南瑞士大学学习一年（我在那里教授组织传播学）。邢元（音译）于2006～2007年在瑞士和欧洲的大学学习期间，帮助我了解中国的学术系统。刘德豪（音译）（中国人民大学）在2007～2008年撰写有关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博士论文期间，了解了欧洲的社会保障系统，他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情况，为本书第三章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提到西方学者对本书的贡献，我主要是引用了他们的著作。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位瑞士汉学家：汉语语言和文化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学硕士班的创始人左飞（Nicolas Zufferey）和安托万·可奈恩（Antoine Kernen）（洛桑大学和日内瓦发展学研究所）。我同他们就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进行过多次讨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马德琳（Madeleine），她有英国和瑞士双重国籍，她给予我宝贵的帮助，对我的英文进行修饰，使其更适合国际读者阅读。这些年来，她的耐心和理解使我的著作结成硕果。
在介绍本书各章内容之前，我还要解释一下书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仍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这个国家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之后，中国人民对将来充满信心。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使得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望。国家和平处理政体和社会紧张局面与冲突的能力受到挑战。尽管毛泽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赶超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更大提高。如果国家、党、经济和社会（人民）之间失去了联系或更糟糕，一个国家似乎将永远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了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中国有必要重建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换句话说，找到一种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方法。这就是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做的事情，也是本书所要认识和解释的。
第一章主要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我深信，如果不考虑几个世纪以来使权力合法化的根本价值观和信念，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改革的全部原因的。在这一章我尽力展示中国从封建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中哪些元素在今天仍然起作用，在清朝将近消亡和其后开始的变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元素。
第二章分析了邓小平时代改革的背景、成果[主要是按GDP（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改革中各地区出现的不均衡发展和地区差距。
第三章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战略中出现的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特别是新的安全网，主要是养老保险、健康和失业保险等。
第四章用我在其他地方构建的权力模型对中国改革的过程做初步的解释和评估。特别分析了政治制度的变化，尤其是决策过程的变化。这一章评估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的有效性，因为要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中国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些政治和法律制度是建立和谐繁荣社会的必要条件。我还要展示这个理论的变化情况（这或许符合西方的想法，也可能符合一些中国人的想法），然而这些变化并不是改革过程必然产生的。中国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管理和组织现代社会的方式。我并没有说教中国如何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造。相反，我要说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到今天仍然是阻碍改革彻底成功的障碍，这些问题可能构成难以应对的挑战。这一点我已经提醒中国读者引起注意，中国有些学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这要靠中国领导人找到应对挑战的答案。
在组织这四章内容时，我尽量按照易读的顺序安排。第一章从分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使读者了解中国领导人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的根本价值观；第二章说明了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缘由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三章列出了中国政府纠正改革负面影响的政策；第四章解释了今天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功能。这四章在结构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因此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参照，看起来可能会有重复。汉学家可能觉得这样很啰唆，但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提供方便，因此每一章都可以作为独立的一章来阅读。如果读者要进行更详细的解读，可以阅读其他章节。中文版前言
我第一次萌生写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书的念头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我接受邀请负责一个中国中组部培训中心组织的、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所开设的、在欧洲和中国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以及几次访华的经历，尤其是与许多知识渊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的多次讨论，我开始了解中国管理其现代化进程的严肃性和认真态度。同时，我对许多西方记者和学者等评论者所做出的非常偏执的批评感到相当惊讶。在此，只提及几本当时在西方出版的书：《未来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How the PRC Targets America）和《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当然，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还大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发展问题，比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想西方读者们迫切需要一个对中国改革过程和改革成果更加公平的分析。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胡鞍钢阅读了我这本书的手稿，并同意为我撰写序。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ublisher）在2010年出版了我的这本书，这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出一本让那些西方和中国更具理性思考的读者们都能接受的书。更多的写作细节以及许多帮助过我的人均收录在本书英文版的前言中。在此，我想对中国的读者多说几句。
本书完成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后，书中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比西方的更有效、更具“人情味”。西方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拯救制造了金融危机的源头——银行，实际上，产生危机的更重要的根源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预算管制和紧缩措施，并伴随社会福利的削减。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的政策着重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包括个体之间及中国各省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养老金、农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省汶川地震后重建、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省份）和结构调整。此外，中国开始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内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换句话说，中国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着眼于投资未来，西方国家则是向金融领域投资，而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部门的金融引发了此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4年之后，我在另一本书中，通过援引较新的数据，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40年的改革成果，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西方世界仍被困于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在中国已经得到遏制。此外，中国关闭了许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业，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尽管环境损害仍然十分令人担忧。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许多中国民众尚未从改革中获益。但是，变革的方向已经确认。
最后，总体的经济数据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国正在恢复其昔日世界强国的地位，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
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这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国助手们所进行的关于在中国出现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允许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不仅向外国投资实行开放，还向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而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改革计划经济，转型市场机制，由此企业被施加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意味着企业必须要高效和具有竞争力，即企业必须降低成本。为了帮助企业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决定免除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即除了为员工提供收入之外，还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医疗、养老金和教育。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新逻辑。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解雇大量员工。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去弥补企业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现实状况是（这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动可以（实际上也做到了）提供急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这也给政府建立一个成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了时间。而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也开始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些与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这些活动主要涉及传播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现在，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反复博弈的问题。为了理解中国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分析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海外开展工作时的战略、动机和活动。
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开端之时，并且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活动通常遵循的理念是，它们有职责，甚至是国家使命，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国不仅在过去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也见证了西方如何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干预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内政，例如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中国香港。因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流程来控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中国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只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尽管它不应被低估。
事实上，西方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西方战略的积极参与者，以那些妨碍西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国家为对象，扰乱其社会秩序。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通常是激发一国的内部冲突，使倾向于“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变得合理化，在其推动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会竭力满足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如前不久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其他维度，比如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所扮演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在建造新的基础交通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欧亚大陆上的货运铁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类似活动，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最近在欧洲的投资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通过互换双边协议，允许使用他国货币而非美元来支付交易的款项，从而增加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分量，降低了美元的重要性；中国还与多个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协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尽管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但许多欧洲国家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所有这些维度都应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战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考量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新型超级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国际体系的新结构是将呈现两极化（中国和美国）还是多极化（中国、美国、欧洲，也许还包括印度和未来的非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过去5年中谈判的两个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超级协议能否成功。当我写这篇中文版前言的时候，美国和欧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几个远东国家（不含中国）之间的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潜在成员国政府的批准。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两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使在区域中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并且能够起诉那些已实施或有可能在未来实施的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确定，将打造一个由9亿消费者构成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包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TPP致力于创建一个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这势必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这些协议体现了美国欲将欧洲整合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确意图（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同盟之外），也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的明确意图，它们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经济规则。假如中国向它们制定的战略妥协，就将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大型公司则会成为新的跨国公司。但它们是否仍然具备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业一样——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标，却给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正如法国谚语所说：“金钱没有臭味”，我想说的是，金钱也没有国籍。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将失去它们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所有公民公平享有经济繁荣的梦想就将烟消云散。中国的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想要保有其身份，应当关注以下建议（这些建议在本书正文中有所体现）：
1.进一步开放决策过程，使政府可以听取专家（国内和国际）、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组织层级中普通民众的意见，以形成政府的决策。
2.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领域，即健康、就业、养老、住房、食品安全和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此外，“以人为本”的政策是有利于拉动内需的重要刺激因素，可以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3.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
4.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奉行中国实用主义。
5.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经济主体的控制。如此，中国的资本家们才不会出现与西方同行们相似的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上层结构（金融行业）绑架国民经济及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6.保持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控制。
7.促进发展“真正的市场”，即基于竞争和透明度的市场经济。
8.有必要规范市场，从而有效率地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
9.明确生产角色。在市场无法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时替代市场的角色；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部门，以及需要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部门。
10.提高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以权衡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PPP）的机会；提高地方政府管理与企业合作关系的能力。
11.进一步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2.进一步根除腐败、逃税和避税。
13.进一步制定减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措施。
14.继续发展和改善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应是免费的，高等教育应可负担）以及科学技术领域。
15.做好准备，在难以推进的国际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国际金融、逃税避税，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必要改革。
16.继续奉行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政策，但要实行有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如果能成功接纳并实现上述建议，中国不仅将显著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与意见领袖们曾多次争论这个议题。我可以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而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管理这个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败，最后我想祝西方同仁们好运，并鼓励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持续改革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实事求是”是国情研究的精髓和法宝（2014年3月16日）
为什么学术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是科学研究、学术创新的精髓，是用于区分真伪科学的依据。实际上，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存在大量的学术泡沫，包括伪命题、空洞的结论、各种偏见等，不胜枚举。它们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怎样才能在国情研究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要真正搞清楚中国国情的基本事实、基本阶段、基本特征和基本特点，而不是毫无依据地提出那些大致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看法。
其次，在国情研究中坚持辩证与联系、动态与发展、历史与现实、全面与具体、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方法，避免做出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局部的、零碎的结论。
再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客观“实事”来“求是”，找到那些隐蔽在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客观事物，认识规律，发现真理。这可能是很难的，但也是极具创新性的。可见，真理一定是客观存在的；真理一定是比较简单的；真理一定是不可抗拒的；真理一定是要战胜歪理邪说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发现的真理是基于前人所发现的真理之上，同时也赋予了它们时代意义。
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唯一来源。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越是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接近真理、发现真理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越是通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真理，我们就越有可能发展真理、完善真理。
总之，实事求是是国情研究的精髓和法宝，我们要掌握这一法宝，才能够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把握经济和社会的自然规律性特征，富于创造性、创新性，才会比他人先感悟、先发现、先发表。谁在影响当代中国（2014年2月5日）
谁在影响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我认为至少有两类人物：一是政治家或领导人，通过政治决策影响中国，这需要借助国家机构（从上至下）来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有这样能力的人物就是政治领导人；二是思想家，通过思想或观念影响中国，这需要借助图书、文章、报刊传播思想和观点，有这样能力的人物就是思想领导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影响当代中国，有互补性、关联性和统一性，也有差异性、非关联性和对立性，他们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在信息和实际经验方面，领导人是有优势的；在知识和理论方面，思想家是有优势的，这些不同方面的信息、知识、经验和智慧会存在着不对称、不完全、不平衡的缺点和各自的有限性、局限性和片面性。
当然，中国的政治家同时也可能是思想家，他们的政治决策中包含了丰富多彩的思想，在思想和观点传播中又体现了重大的政治决策。这样他们就会从两个方面，即政治决策和思想观念来影响中国。
我们作为思想库或智库的成员，应当扮演好“沟通”“传递”的角色：思想家向政治家传播新思想、新观点，特别是核心价值理念，如“以人为本”的观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点；政治家向思想家阐述战略与政策决策的社会含义和社会意义。
学者可能有几种类型：一是有思想观点的学者；二是有思想理论的思想者；三是形成思想体系的思想家。这三种类型本身也是一个思想家的成长过程。
当然，除了政治家、思想家在影响当代中国外，还有各种有思想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影响当代中国、影响世界，如莫言、张艺谋等。这些思想的合力构成了中国的思想，反映了中国的创新，显示了中国的崛起。为什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2014年3月16日）
列宁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毛泽东也常说，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电视剧《红色摇篮》中，周恩来到达苏区后，临时中央决定要攻打赣州，周恩来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去执行，召开会议研究攻打赣州问题，毛泽东认为不能强行攻打赣州，会议上多数人同意攻打赣州，彭德怀明知道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韬略是无人能比的，他这次提出不能攻打赣州的理由也是充分的，只是因为周恩来主张要打，为了树立周恩来的威望，明知不能打还是肯定地说能打，结果最后是惨败。在失败之后，项英说看样子，毛泽东说的对，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又如何定义“真理”呢？根据维基百科释义，真理是我们所认知的集合范围内可以预测现象的最高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形式系统理论自身的逻辑无法证明。不可证性使人产生了对真理的自然绝对性规律的信仰（信念），成为指导行动的最高准则。认知超越原集合时会产生新的指导行动的真理，原来的不可证规律在新集合中得到证明而成为原集合的定理。使用真理概念的有科学、哲学、宗教等领域。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客观实在相一致。然而，任何一个真理的定义都没有被学者普遍接受。许多不同的真理定义一直被广泛争论。许多与真理定义相关的主题同样无法获得共识。“真理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这也是对真理最通俗的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记述了他的名言：“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理论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理论认为，真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
在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各个发展阶段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是对客观世界近似的、不完全的反映。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辩证统一的，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
科学的真理是利用具有逻辑性的科学方法获得或经过验证而得来的。近代科学旨在理性、客观的前提下，用知识（理论）与完整实验来证明真理。再将知识进行研究归纳和系统化后，便成为科学的真理。
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1]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这正是认识科学真理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是怎么谈真理的呢？毛泽东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2]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泽东又谈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3]检验真理的尺度。”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提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4]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不过，用实践检验真理不是一时的实践，而是比较长时间的实践；不是少数人的实践，而是多数人的实践；不是部分地区的实践，而是多数地区的实践。
总之，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认识真理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检验真理也要有一个实践过程。
[1]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0.[1]国情研究的原创性、前沿性和权威性（2015年1月12日）
这里，我借助国情研究院的年度总结会议，再谈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话题，使大家了解党中央是怎样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今后我们又怎样进一步落实这一决策。这里我对背景作一简介，并提出加强智库建设的几点考虑。
2013年4月，习近平同志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2013年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专门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贡献。我在这次会议上简要介绍了我们是怎样创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4年8月31日，我参加了中央宣传部组织召开的“新型智库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具体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举措，讨论中共中央文件，分为6部分，共计25条。为此，我还专门提交了文件的文字修改稿和修改意见稿，并作了发言，参与了讨论。
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习近平同志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近些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
虽然，习近平同志讲话报道的信息比较少，但是其已经将中央文件的主要精神公之于众，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理解和实践“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一主题。
为什么中国需要建立新型智库？这就是说，智力资源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新型智库又是智力资源的核心资源。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作为东方巨人，需要“两个大脑”：不仅需要党中央国务院这一“内脑”，还需要新型智库这一“外脑”。形象地讲，有两个大脑就比仅有一个大脑要聪明得多、智慧得多。
我们知道，大脑是人体进行思维活动最精密的器官。事实上，一个人的确有两个大脑。大脑分为左半脑和右半脑，它们有不同的功能。左半脑管人的右边的一切活动，一般具有语言、概念、数字、分析、逻辑推理等功能；右半脑管人的左边的一切活动，具有音乐、绘画、空间几何、想象、综合等功能。人在用脑时，同时使用左半脑与右半脑，从而形成思维。
同样，我们把中国看成一个东方巨人，无论是在其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过程中，还是在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都遇到了极其复杂又十分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内外部挑战。因此，如何做出正确的形势判断，如何针对各类挑战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遇到了大量的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决策智慧、决策战略的问题。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
所谓智力支持就是智库的智力支持。越是强大的国家，越是需要强大的智库的智力支持。美国就是如此，欧盟也是如此，我想中国更应是如此。这既是中国发展智库的社会需求，也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大势所趋。我们的智库，因中国崛起而兴办，又因中国强大而创新。强大的、高质量的中国智库本身就是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国家软实力。
从过去近30年从事国情研究的实践来看，我始终如一地进行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教书育人。我们从创建最初的、非正式的智库（如1986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到正式的智库（如2001年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再到清华大学智库（如2012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被上海社会科学院评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智库。这一过程反映了我的心路历程，先是非正规临时机构，后是正规研究机构；先是自己摸索创办，后是学校支持创新发展；先是少数几个人，后是一个核心团队；先是边缘参与决策咨询，后是核心参与决策咨询。
不过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坚持了1个核心目标：创办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清华品牌的大学智库；我们都坚持了1个核心理念：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都坚持了3个独立性原则：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我们都坚持了3个思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急、想国家之未想；我们都坚持了4个定位：国家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
可以认为，中国正在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时代，这以2013年4月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批示为标志。正因为如此，我才在2014年出版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胡鞍钢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一书。
可以想象，一旦中共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文件公布，就会出现中国智库建设的高潮，这至少包括“七路大军”：党政部门智库；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大学智库；军队智库；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智库和企业智库；社会民间智库。在中国大地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各具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智库国家，但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尤其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为此党中央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就为我们下一步建设国情研究院提出了更加清晰的目标与定位。
首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定位是高端智库。智力支持的服务对象是高端的“客户”，即党中央、国务院。智力支持的知识产品是高端的知识，即提供国情与世情的知识、国策与战略的知识，具体反映在《国情报告》之中。
其次，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虽然人数少、队伍小，但我们的定位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我们的影响力第一体现为决策影响力，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有发言权，有政策影响力；第二是学术影响，在重要学术问题上有引领性，有学术影响力（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引用数上）；第三是社会影响力，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有引导性，有话语权（反映在主流媒体的文章和报道上）。
再次，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首先是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反映中国未来发展的风向标；其次是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学术影响力，有意识地发表国际学术论文，出版各种外文著作，反映了中国学术水平。
以上是我们更加清晰的智库建设目标。为了实现这一“过河”的方向目标，我们需要找到“桥”和“船”的手段或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我们的主要功能和基本特征。
这里，我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定位？怎样创品牌？又怎样不断出经典？
我想，“创品牌”就是指《国情报告》；“出经典”就是指在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专著或合著。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原创性、前沿性、权威性”这3个基本特征。
所谓“原创性”，是指学术研究的原创。首先是自己研究、自己创作、自己首创、自己原创，不是委托课题、转包课题、合作课题；其次是具有较多的信息价值、较丰富的知识价值、较重要的理论价值、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再次，“白纸黑字”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时间检验、历史检验的学术作品、学术精品。
所谓“前沿性”，是指当代中国研究的前沿。首先是指中国问题的前沿性，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社会敏感性和学术敏感性，总能够具有前瞻性、超前性和快速性，即出手要快；其次是指中国政策的前沿性，这就需要把握经济可行性、政治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总能够在最适合的时候提出最适宜的政策，总能够“有的放矢”，不断提高政策建议的“命中率”（采纳率）；再次是指当代中国研究的前沿性和开创性，这就需要有高度的学术自觉性和创新性，总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向。
所谓“权威性”，是指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威望。首先是学术权威性，获得学术同行的认同和尊重；其次是政策权威性，获得“客户”的认同和采纳；再有是社会权威性，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威望；最后是国际权威性，获得国际机构、国际学术界或专家的认同和尊重。学术研究需要权威，但学术权威从来都不是自封的，权威性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无论是学术还是其他成果，都需要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
以上的原创性、前沿性和权威性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智库基本特征。在三者之中，最核心的是原创性，只有原创性才有可能保证权威性；其次是前沿性，只有处在前沿探索，“先行一步”，才有可能原创，也只有前沿引领才能够获得权威性。
如何才能做到这“三性”？这里以我们发表的《国情报告》及专刊为例，做一个案例介绍。2013年12月1日，我们发表了《打造中国向西开放战略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与路径》国情报告（专刊第22期）。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3]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路，据此我们很快就完成了这一课题，在《国情报告》上内部发表，也引起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14年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组织召开“丝绸之路”经济带课题专家意见征集会，我带了一个专业的研究报告，在会上印发给主要负责人，而且报告的主题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主题，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路。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告诉我说，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时，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乎都不发声，我们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这一战略思路专题报告的机构。令人振奋的是，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4]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5]牵头编制的“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已上报国务院，不久将公布。这告诉我们，作为智库，必须为关键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候，提供关键的信息。
此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二期刊登了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的文章，该文于2014年1月8日优先发表，也是最先出版的学术论文。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该文已被引22次和下载文件5112次，居“丝绸之路经济带”专题被引次数和下载的第一位。可以说，这是实践原创性、前瞻性和权威性的一个成功案例。
总之，我们只有心怀“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才能真正做到国情研究的原创性、前沿性和权威性。
[1]本文系作者2015年1月12日在“国情研究院年度总结会议”上的讲话，写于2015年1月10日。
[2]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8日。
[3]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3）.
[4]新华网，2014年11月8日。
[5]龙跃，“一带一路”：战略技术两相宜[N].中国证券报，2014-12-10.国情研究既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大科学（2015年1月3日）
所谓学问是指系统的知识，也泛指理论上、实践上的知识。那么，国情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就是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系统的知识，这既包括关于当代中国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它的实践知识，也就是理论与经验的、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知识。国情研究具有做学问的主要特征：既要学又要问，先学后问，边学边问；不仅问他人，也问自己；不仅求他人答案，也要求自己答案。这样才能求得真知，获得真学问。
所谓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等形式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与规律的知识体系。其中，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国情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就是关于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知识体系，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造中国的认知活动和研究活动。
因此，国情研究本身就具有科学研究的基本特性：一是具有科学理性；二是具有科学实证性和验证性；三是具有科学探索性；四是具有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知识的不完全性等。
从学问与科学的比较来看，它们的共同属性都是知识的积累，也是时间的函数；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是感性的、实践的、经验的、阅历的、隐性的系统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学问者个人的知识经验、知识禀赋或知识诀窍，具有很强的专有性或私人性，也很难为他人或社会所分享，为后人所继承；后者主要是理性的、理论的、实证的、探索的、显性的系统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通过正式发表论文、公开出版著作的情况下，才属于为他人或社会所分享的社会知识。不过，这两类系统知识具有互补性、联通性以及融合性，很难分得那么清清楚楚的。不过作上述分类，有助于我们在不同方面利用不同的系统知识的资源。学术研究探讨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应用研究探讨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学问的实践创意。
2014年是我的第一个学术休假之年。我曾表示，只要合理安排好时间，学术休假之年也会成为学术成果收获之年。现在看来，2014年成了学术成果大丰收之年：撰写国情报告68篇，其中单独发表48篇；发表A+类学术论文3篇，A类学术论文2篇，B类学术论文4篇，C类学术论文16篇，SSCI类学术论文3篇；校内公开讲座9次，学院培训授课8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大学问（2014年8月15日）
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真学问？什么是大学问？怎样做好当代中国研究这门大学问？对此我是“自问自答”。
什么是学问？诚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
什么是真学问？梁漱溟先生认为，真学问总是产生于那些为了解[1]决实际问题而有的实践中，而又来指导实践的。这就是说，“真正[2]的学问就是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学问。”在当今中国，能够对当代中国做出知识贡献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什么是大学问？大学问就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学问。中国正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此我们有幸研究世界大国这门大学问。
怎样才能做好当代中国研究这门大学问呢？我曾把了解中国称为读一部天书，现在又把研究中国称为写一套多部天书。只有一本一本地写出来，汇集起来，才能编出一部天书，才能做出大学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既是当代中国的亲历者、记录者，又是当代中国的职业研究者、撰写者。每年撰写几十篇《国情报告》，每年出版若干国情研究专题著作，积累下来就是我所完成的这套多部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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