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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尔·笛福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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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年纪事试读：

导言

经过劳斯伯利的土地拍卖市场时，突然间，有一扇竖铰链窗子刚好在我头上猛地打开，然后有个女人发出了三声吓人的号啕，接着是以一种最难以仿效的腔调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而这让我猝然惊恐起来，连我的血液都发冷了。整条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其他窗户打开；因为人们眼下无论如何都没了好奇心；也没有人会互帮互助；于是我接着走进了贝尔胡同。

H.F.这样写道，他是1665年伦敦的一个鞍具商，是丹尼尔·笛福出版于1722年《

瘟疫年纪事

伦敦

166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瘟疫从欧洲有点儿消失不见了。1720年，瘟疫带着焕然一新的毒害，在马赛爆发。英格兰许多人在孩提时代度过那场大瘟疫；更多的人记得其父母和亲友讲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人人都懂得瘟疫意味着什么——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反复遭到黑死病的浩劫。起初，一种黑色小肿块（一种“腹股沟腺炎”或“斑点”）会在身上什么地方出现，然后是脖颈、腋窝和外阴的更多肿块，头痛欲裂、呕吐和剧痛，肿块变红、变紫或变黑，有时死亡会来得非常快，在大街上，在楼梯上，在教堂座位里，在酒馆里，就在做出一个手势、一个行为、一个决定的瞬间，将你击倒。而它的蔓延是如此神速——越来越多的死亡，越来越多的尸体，直到掩埋坑被填满，没有足够的运尸车将尸首拉走，房屋和街道成了敞开的坟墓。疼痛和死亡不是仅有的恐怖——你会被隔离，被封闭在自家屋子里，有看守人把守，门上漆着红十字——由于有人报告你家主人（或你家女仆）受到传染而被困在屋内，和病人困守在一起，然后被判处死刑。在你惊慌逃跑时，你会怎么做呢？贿赂（甚或杀死）看守人吗？从后窗溜到屋顶，或穿过披屋进入小巷？

一旦在街上“自由”了，然后又会怎样呢？害怕和恐慌会和瘟疫本身一样毁灭这个城市。医生中的许多人，跟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一起逃走了；江湖郎中用他们一成不变的神药榨取穷人血膏。教堂、祷告所和会堂里空空荡荡。邻人相互告发。人们相互欺骗——还有欺骗自己。（这不过是头痛而已啦。只不过是一点儿瘀伤。出去散会儿步就会觉得好一些的。）最坏的是——有报道说那些被传染的人故意隐瞒自己遮掩不了的“斑点”，走到外面大街上试图把病传染给别人。

另一个方面，假设你及时逃离了这个城市，留下你的房子、你的生意、你的亲戚和朋友——那会怎么样？你的房子被破坏，你的店铺被洗劫，你的财货被偷窃，你的生计被毁灭？而你在乡下能有什么盼头？你坚决声明你没有病，你“安然无恙”，可谁会欢迎你这个来自黑暗城市的难民？谁会向死亡打开他们宁静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会用干草叉让你绕道而行，而你会饿着肚子睡在干草堆里。

笛福为这段黑暗、痛苦和恐惧的历史而着迷，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整体的真实。他同样了解慷慨、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故事：牧师给所有到来的人鼓励和抚慰——包括被逐出教门的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有非国教教徒；医生免费看顾穷人；官员迅速行动，平息恐慌，避免灾难；看守人、运尸车车夫、坑边的下葬人；父母、孩子、仆人和朋友，他们受到鼓励、抚慰、照顾、处理、救治，还有哀悼。

瘟疫流行期间笛福是个小孩子——他的传记承认他可能被送去乡下保护——可是他对人类在压力巨大的境遇中如何行动向来感兴趣（在他的长篇小说中，鲁滨逊·克鲁索在岛上度过二十八年；摩尔·弗兰德斯为贫穷所迫进行通奸、乱伦和偷窃；罗克莎娜被私生女纠缠得几乎发疯；杰克上校被充军到殖民地去）。他是真心打算帮助伦敦人为另一场“天罚”做好准备（就在1772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曰《为瘟疫也为灵魂和肉体恰当准备。为法国目前这场可怕传染病的显然临近所做的一些合乎时宜的思考；防止它的最适合的措施，还有交给它的巨大工作》）。他如何能够最好地探查、传达和宣传瘟疫的种种事项及其后果——认出疾病的标记、可能防止和救治的种种措施、恐慌的后果、隔离的效力呢？

他的回答则是《瘟疫年纪事》，一种介于长篇小说、死亡警告书（a memento mori）和自助读物之间的杂交类型，为此笛福研究了医学论文、官方小册子，还有1665年的《死亡统计表》，用历史事实来为他的故事还有伦敦的文化记忆打下基础。但也不只是医学资料。H.F.提到175处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筑、教堂、酒馆、客栈、房屋、村庄、路标和州郡；《纪事》的大部分情节（还有它的许多典故）有赖于对伦敦街道的熟稔通晓。例如，导言开篇所引用的那个段落，如果和H.F.在别处将瘟疫的肉体标记描述为钱币的情况放在一起，所产生的联想甚至会丰富得多：“他们称之为标记的那些斑点，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而那座土地拍卖市场（Tokenhouse Yard）是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爵士所建造，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名称得之于铸造铜币（farthing tokens）的那所房子：一种可怕的交易。而H.F.接着往下走进了贝尔胡同（Bell Alley）——那丧钟（bell）是为谁而敲响的呢？

懂得《纪事》何以将如此之多的关注放在十七世纪伦敦的街道上，也就能够接近于小说某些更为丰富的结构模式。这个作品因其显而易见的东拉西扯，因其“非线性”情节而经常遭受批评。我们因叙事人的离题话而连续不断地被分散注意力：他开始讲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讲另一个故事，然后返回到第一个故事。但是两个模式的出现使得这些东拉西扯具有了意义。首先，我们看到H.F.探求意义，寻找种种可靠的征象——瘟疫的征象，健康的征象，真理的征象，街道的征象。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所知；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在何处？我们如何学会阅读？其途径是回复到种种征象和故事——而且一遍又一遍。其次，H.F.讲故事的方式不仅反映他自身的动作——将自己关闭起来，又贪心地出门游荡，又神经质地将自己关闭起来，然后又夺门而出——而且还反映被强行“关闭起来”的人们的行为，被官方关起来隔离以及无休无止、机智巧妙的逃遁，还有反映瘟疫本身的运动，兴起和衰落，侵略和退却。辨认出这些虽然奇异却又引人入胜的模式，有助于我们既和叙事人也和叙事保持一致，倾听《纪事》“史诗的宏伟，还有令人心碎的熟识亲近”。笛福和他的城市

丹尼尔·笛福到他写作《瘟疫年纪事》时，已经是一个多产而著名的作家了。到六十二岁这个年纪，他做过的职业有商人、密探、政治记者、宗教和社会讽刺家、诗人、旅行作家、经济学家、品行读物作者以及长篇小说家。他出生于王政复辟那一年——1660年（这我们十分确信）的伦敦，父母亲是詹姆斯·福和爱丽丝·福。（丹尼尔到1695年加上了贵族气派的笛［“De”］。）他的父亲是个卖牛油烛的商人。这一家是英国国教的反对派，追随他们的牧师塞缪尔·安纳斯利离开了克里普尔盖特的圣迦尔斯教堂，因为后者不肯在1662年的《统一宣誓法》上签名，该法规要求尊奉教会条款。笛福的早年岁月因而得以耳濡目染宗教的不宽容和宗教迫害。瘟疫在1665年扫荡这个城市，当时他大约五岁，1666年继之以那场大火，三天之内将伦敦中世纪中心的五分之四摧毁。笛福余生的显著特点，将是机运的曲折坎坷和大起大落。

作为非国教教徒（正如所有的非圣公会成员），笛福被禁止在英格兰的普通学校和大学里就读，学的是像天文学和地理学这样的“现代”科目，取代传统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教育。他放弃了当个牧师的想法，成为一名袜商和葡萄酒商人，1684年娶了玛丽·塔夫莱（及其3700镑嫁妆）。（他们生了七个孩子。）1685年，他加入蒙默思公爵的叛军，后者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在国王驾崩时希望让自己登基，取代查理的兄弟詹姆斯。这场反叛失败，但是笛福毫发无损地逃脱了，而且没有被查出来——1688年骑马去向新国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致敬，成为他们的非正式顾问。然后事情变得动荡起来。1692年他破产了（不是最后一次），因负债17 000镑而被投入监狱——在一个仆役也许一年挣8镑（带房间和膳食）的时代，这是一笔巨额款项。坐牢期间他写了《设想种种》（发表于1697年），在文中勾勒了国家发展的各种值得重视的计划，诸如英格兰中央银行、水手和士兵的生命健康保险、公路税、女子学院。到了1695年他作为商人和作家又东山再起，在埃塞克斯开了家砖瓦厂，1701年发表《纯正英国人》（一首颇受欢迎的诗作，讽刺那种反对荷兰、反对威廉的意见），还有《铲除非国教教徒的捷径》（一篇不太成功的讽刺诗文，讽刺英国国教的严酷；这让他因煽风点火的诽谤罪而被投入纽盖特监狱）。1703年他又破产了——就在“大风暴”之前损失了砖瓦厂；他写了这场风暴的经历，为所有那些屋顶损失的所有那些瓦片，包括死于非命的男人和女人的伤心故事而哀叹。

到了1704年，笛福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公开从政阶段。他出版了《观察》——定期发表关于新闻、政治和报告的文章——直到1713年。他以“安德鲁·莫莱顿”的名义，经常为首相罗伯特·哈利去苏格兰旅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促进政治和经济联盟，因此在1707年产生了“大不列颠”。他还开始写作并发表“品行读物”——诸如1715年的《家庭教训书》和1722年的《虔敬的求爱》——详加阐明每个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上帝关系的正当责任和行为。然而到了1719年，政府易手，而笛福由于替对立的双方写文章，成了不讨人喜欢的人。于是在五十九岁的年纪，他决定写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此书出版即刻大获成功，在历史上当然取得了偶像地位。接着在1720年出版《骑兵回忆录》和《辛格莱顿船长》，在1722年出版《摩尔·弗兰德斯》和《杰克上校》，在1724年出版《罗克莎娜》，这个时候笛福又一次改弦易辙。1725年他出版了《英国商人大全》——一部为伦敦初涉买卖的零售商所撰写的极为妙趣横生和老谋深算的实用指南（还包含场景和对话），自此以后这本书一直对经济历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有用。1724—1726年，三卷本的《周游大不列颠全岛》面世，他在书中记录了这个国家所有不同地区的地形、建筑、商业和社会习俗。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版了其他一两本重要著作，但是到了1730年笛福又负债在身，躲避各种债主。他最终死于昏睡（可能是中风），在伦敦的娄普梅克巷。葬在邦西尔·菲尔兹——和“H.F.”（或许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葬在一起，正如《纪事》神秘地指出的那样。从这种旅行和写作的漫长一生，我们看到笛福是何等熟知他的历史，热爱他的事件，为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为这个国家的首都伦敦所着迷。

笛福的绝大多数小说是以伦敦为中心；甚至更确切地说，是以街道为中心。摩尔、罗克莎娜、杰克上校和H.F.，全都熟知那些街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存活——在两种意义上讲，都是依靠内心化了的城市地图及其图例说明。笛福时代的“伦敦”大致可以是指四个区域：泰晤士南岸的索斯沃克；西面的威斯敏斯特，国王和宫廷所在地；城中心的“市区”，以四法学协会、德鲁里胡同和伦敦大菜市的剧院区为标志；还有那个故城，一度是罗马人修建的围墙和城门，中世纪期间向围墙外扩展。附录的地图对比显著，旧城蜿蜒曲折、紊乱纠结的城市式样和西边更加开阔、几何形状的街道边界线。笛福的人物住在这个古老的中心，其带状街道因它们的行业和特征而得以产生和命名：约翰·斯托，该城最早（而且是最一针见血）的一位人口学家，在其1598年的《伦敦概观》中解释道，常春藤胡同就是“所谓的常春藤生长在那些先期弯曲的房屋墙壁上”；膀胱街是指“在那个地方出售膀胱”；递杯儿街，是指“那儿的酒屋，杯儿从桶口递到桌上，从桌上递到嘴边，有时递过头顶”。特别是在1665年，在那场大火摧毁五分之四旧城之前，知道街道的名字还有其错综复杂的式样，意味着真正知道拐角那儿会有什么——店铺或集市，监狱或医院，商人或工匠，安逸或险情。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行走在这片城市空间，会让人的身心感到扑朔迷离。街道狭窄而且蜿蜒曲折，有时只有几步之宽；马拉的大车和客车会轰隆隆驶过，不顾行走的游客，溅起阴沟的污秽；房屋盖着稻草的楼层突出，差点儿碰到头顶，有女仆也许正好从上面倾倒便壶。正如笛福的一个同时代人所描述：

1665年的瘟疫期间的伦敦，我以为，或许和［1719年］瘟疫开始时的马赛一样人山人海；时疫流行期间的伦敦，街道非常狭窄，而且据我所知，绝大部分都没有铺路石；房屋一层叠一层延伸突出，使它们几乎在阁楼上碰到，因此街道里面的空气郁积，而且没有一条该有的自由通道，让它自己清洁起来，像它应该做的那样。

仅有的照明物是灯笼，从日落到夜间，户主们得要将它们张挂出来——可他们并不总是这么做的。没有灯光，没有空气，没有空间，——而且没有门牌号码。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伦敦的建筑才有了名字和地理方位的确认：黑马和野兔客栈，金朝鲜蓟，三丸；地址是“舰队街对着太阳的圣邓斯坦教堂”；“新交易所下行道”；“鲍尔斯教堂墓地的梅登－海德”。大而沉的油漆招牌在头顶上方悬吊吊地晃动着，用来取代房屋或建筑门牌号码，通过图像而非文字，告示买卖或商品：竖琴和花冠表示乐器，油炸锅表示铁器商，金狐狸表示金匠。当时没有为普通人制作的地图，引导他们穿越这个城市。你是凭眼神，凭记忆，凭历史，凭指教，凭方位——还有凭运气，走着自己的路。

这个就是H.F.的伦敦，他对此非常熟悉。他说他自己的地址是“在埃尔德盖特的外面，大概在埃尔德盖特教堂和怀特夏普尔栅门的中段”，假如我们住在他那个时候的伦敦，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他的所指：在怀特夏普尔街，圣伯托尔甫教堂（笛福是在那儿举行婚礼的）和伦敦边缘之间，有城门和栅栏为标志，在这条街的尽头。通篇小说他都是在街上不停地游来荡去，但并不是为了查明逃跑路线；他已经熟悉这些街道，因此能够非常、非常具体地描画这场瘟疫的进程。如此一来，对于他还有对于伦敦人来说，正是这种街道方面的了如指掌使得瘟疫的劫掠更为恐怖：它使已知之物成为未知。这种挥之不去的地理感就在第一段里出现，当时瘟疫的谣言刚刚传遍欧洲，然后打击来得更为靠近，“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北端。”对于1722年的读者来说，这种地理上的恐惧此刻包括马赛，险恶的瘟疫又要来临。在笛福有关过去的著作中，历史会特别让人浮想联翩，会特别合乎时宜。

H.F.的叙述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街道空间的一部编年史，有关街道的连接和隔开、提供逃逸和死亡威胁的那种方式。H.F.讲述的绝大多数小故事，差不多是以其所在位置为框架：

我看见有两个火炬从麦诺里斯的尽头过来，然后我听见更夫敲钟的声音，接着便出现了一辆他们所谓的运尸车，从街上过来，这样我就再也无法抑制要去看一看的欲望了，然后便走了进去……［跟在车后面那个男子的家人的］尸体便乱七八糟地被抛进了坑中，这让他吓了一跳，因为他至少期望他们会被体面地放进去……他倒退了两三步，然后晕倒在地：那些下葬人朝他冲过去，把他扶起来，稍过片刻他便苏醒过来，然后他们把他拉开，带到与杭茨迪奇尽头相对的皮埃酒馆，那个地方好像知道这个人，他们便在那里照看他。

这种对于场所的熟稔，围绕但是不能包容发生在这些空间中那些新的、难以想象的恐怖。一帮常去皮埃酒馆的“可恶家伙”，坐在临街那个房间，观望运尸车将一车尸体倒进掩埋坑里，会透过窗户讥笑和嘲弄那些哀悼者，觉得这样做有可怕的乐趣，这是在污染客栈的空间和街道空间。但他们并不是仅有的反常状况。在这个文本的开篇，在那种恐慌开始的时候，H.F.注意到怀特夏普尔：

［在］我所居住的这条宽阔大街上……除了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之外，其实一无所见，车上载着货物、女人、仆人、孩子，等等。大马车里塞满上等人，马车夫在伺候他们，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是空荡荡的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露面，还有带着备用马匹的仆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来或是从乡下被派来接更多的人：加之不计其数的人骑着马，有些是独自一人，另一些带着仆人，总而言之，全都负载着行李，一副出门旅行的装备……这是一种让人看了非常可怕和忧伤的事情，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得不目睹这种景象；因为眼下除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看不见……

街道自然是作为通行的手段而设计的，但是瘟疫将它们转变为障碍或威胁；它们不是太满就是太空，不是容纳过度就是容纳不足：“……最让人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样熙熙攘攘，眼下变得荒芜凄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这样如果我是个陌生人，还迷了路的话，我往往要把整个街道……走上一遍，还看不到有人为我指路呢”。瘟疫扭曲这个城市，颠覆通常的期望：“我走到了霍尔伯恩，那儿的街上满是人；但是他们都走在大街的中央，既没有走这一边也没走那一边，因为，照我推测，他们不想和屋子里出来的人混杂在一起，或者是不愿接触到那些香臭气味，从兴许是被传染的屋子里飘出来。”那种空空荡荡使得“自然的现象”变得不自然：“城内的大街，诸如莱登荷街、毕晓普斯盖特街，康西尔，甚至还有那个交易所本身之类，都有青草从它们里面处处生长出来。”有时街道是“安全”的，而那儿的房屋是可怕的；有时情况刚好相反，正如H.F.所知道的那样，当时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关起门来待在自家屋子里。（他并未遵守自己的忠告。）他熟悉他的伦敦，但是他的伦敦已经变得陌生，而他不得不去了解——每个人不得不去了解——如何阅读那些新的空间、新的征象。阅读征象

阅读安全空间，只是伦敦人需要学习的诸多关键行为中的一种。生活有赖于征象的恰当诠释。H.F.必须穿过城市追踪瘟疫以保持领先一步，他必须学会阅读其征象——而它们有很多、很多种类。例如，《死亡统计表》——教区每周死亡记录——在开头几页显示每个教区起初稳定继而令人震惊的死亡增长：“这样我们所有酌量减轻的想法眼下都消停了，而它再也瞒不住了，非但如此，而且很快显得像是传染病本身的蔓延超越了所有酌量减轻的希望。”纯粹的数字可以迫使真相大白。然后是有病情的屋子——“受到访问”的屋子——要被关闭起来，标上“一英尺长的红十字，标在门户中间，清楚醒目，再用普通印刷字体加上这些话，即，上帝怜悯我们，位置要靠近那个十字”。阅读门上的这个征象，免得你做出错误的造访。然后是疾病本身，带着形状如便士的“斑点”，肿起并且溃烂生脓，明白无误地宣布死亡的迫在眉睫。然后是江湖郎中和内科医生为预防药和治疗法张贴的种种征象；或者是上帝的愤怒或上帝的意愿的种种征象，在《圣经》中、在灼热刺眼的彗星中、在鬼魅的形象中、在咒语诵经中可以找得到。然后又是对征象的小心谨慎的消除，让那种瘆人的恐怖以某种方式多少得到控制：“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作，自身携带着恐怖，既阴郁又危险，都是在夜里完成的……而天亮前一切都被覆盖和填塞：因此，除了从街道的那种空虚……让人注意到的东西之外，白天是丝毫看不到也听不到灾害的迹象”。悉心关注某些瘟疫征象的存在——然后是消除其他征象——成了生存的必需。

也还没有用，因为所有如此稳定地指向某种现实、某种事实（一个受到传染的人、一座受到传染的屋子、一个受到传染的城市）的征象同时正好是亏欠意义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没未足够标志出来。门上的十字或许可以担保那户人家“受到访问了”，但你又如何知道隔壁没有标记的那座房子呢？那些斑点或许可以揭示你女儿身上存在的瘟疫，但是那位“手上戴着戒指和手套、头戴帽子、梳理过头发的衣冠楚楚的绅士”情况如何呢？正如H.F.和其他人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事情不仅仅在于那些病人，瘟疫是从他们那里立刻被其他健康人所接受，而且还在于那些身体好的人”，换言之，那些受到传染而自己却还没有认识到的人。（或者确实认识到了又用手套和衣领恶毒地掩盖自身的毒性。）而斑点本身可以让人蒙蔽——那些斑点发得早又溃烂得厉害的人或许可以存活下来，因此斑点可以意味着生命而非死亡，反过来没有这种征象——无斑点的被传染者——必定死去。或者就像那些大白天不见尸首的干净街道：什么才是普遍死亡的更好的征象呢？

因此所有窗户和房门H.F.都标记得如此周详。那些房门把家庭关起来，那些窗户泄露恐怖：土地拍卖市场那位无名女人惨淡的尖叫，或者是那位死去的半裸女人趴在空屋子楼板上，被两个看守人发现，他们“弄来一架长梯子……爬到窗口，然后朝房间里看去”。窗户和房门成为空虚和死亡的征象，而非舒适和生命的征象：“整条整条的街道显得荒凉枯寂，非但没有被关闭，而且居民都清空了；门开在那里，空屋里的窗子被风撞碎，因为没有人将它们关上”。另一个方面，它们提供仅剩的途径，与这个恐怖横行的世界安全联结起来。在这些临界的空间里——不完全是在里面也不完全是在外面，而是在投入和退却的门槛上——人们可以彷徨、聊天、怜恤、帮助。有一次H.F.一边孤寂地行走在河岸旁，一边和一名船工聊天，发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隔离在自己家中。那个人睡在船上，把食品带来：“而我把收获的东西放在那块石头上面，他说，指给我看街道另一侧一块宽大的石头，离他的屋子有好些路，然后，他说，我大声叫唤他们，直到他们听见为止；然后他们过来把东西拿走”。H.F.会“从［他］自己的窗户看见这一切”。而到头来，人们通过自家的窗户在自家的街道上重新联结起来。到头来，最好的征象终究既是可以阅读也是可以确信：

难以言表的那种变化正是出现在人们脸上，那个星期四早晨，当每周统计表发布出来；这个时候在他们的面貌中可以察觉到，一种秘密的惊讶和喜悦的微笑落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他们在大街上相互握手，而这些人从前几乎不会相互走在道路的同一侧；在街道不太宽阔的地方，他们会将自家的窗户打开，从一家喊到另一家，问他们过得怎样，而要是他们听到了瘟疫消退的好消息；当他们说好消息时有些人就会回应并且问道，什么好消息？他们回答说，瘟疫消退了。

那些面孔现在可以让人阅读了；秘密的惊讶向所有人敞开；街道重新成为安全通道和人类交往的所在——人们可以说是沿着同一个方向行走，街道的空间不再反常扭曲——而窗户打开了，使得交流重新联结而非切断。跟随叙事人

在跟随H.F.那些离题的、倒退的模式时，读者也有某些导航的事情要做。我们跟随他穿街走巷，进入死亡之屋，来到坟坑的边沿——在时间中进退，从这个故事到那则谣言，从这种恐怖到那种希望。《纪事》中找不到任何直截了当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它形式上的魅力。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复杂的、起初或许是令人恼火的叙事模式（H.F.开始讲一个故事只是为了扔下它讲另一个故事，可却一再地回归）精确复制了瘟疫自身的模式，起伏消长，旋转升腾，以及H.F.自身的肉体模式——隐退到自己屋里，冲到街上，无休止地来回游荡，急忙赶回屋内，这个时候这些模式就颇为美丽地展示出来。他在讲述故事时重演他的行为；他讲述故事的方法解释他的行为。

H.F.的一个最为显著、难以忘怀和坚持不懈的顽念便是“封闭房屋政策”。一旦有人确诊患上瘟疫，市政官员便将屋里的每个人强行隔离起来。本人作为一名担任公职的市民，受到委派监督房屋封闭，他当然是必须执行法律。但是作为一个人，看到和瘟疫牺牲品一起被锁闭起来的那些人事实上被判处某种死刑，面对这种恐怖他禁不住战栗发抖。“要把这类屋子里的人用过的诡计记录下来，”H.F.说道，“得要花上一点儿篇幅，他们让雇来看守的人闭上眼睛，蒙骗他们然后逃走，或者是将他们摆脱。”而实际上，H.F.确实是花了一点儿篇幅——每一次尝试为官方立场辩解之后，他都要急忙说上一段离题话做调剂，讲述某个人的逃跑，某个人逃避这种强制性的幽闭恐怖症，通过十足的自暴自弃、怨毒或怯懦……或是通过某类艰苦卓绝的壮举，战胜这种恐怖。

从H.F.整个正式的隐退到正式的宣言，自始至终他都意识到：“也要考虑的是，由于这些都是没有门闩和插销的监狱，而我们通常的监狱都装有这些物件，于是人们把自己从窗口放落下来，甚至当着看守的面”。他念念不忘同情那些无奈被关闭起来的人，而且细细地打量各种各样的逃跑手段：“有些人家有花园和围墙或栅栏，把他们跟邻居；或是跟院落和后房隔开；而这些人通过友情和恳求，会获得许可，翻过这些围墙或栅栏，于是从邻居的大门口出去”；所有H.F.的建筑意象——他的窗户、门径和街道——都是同时作为封闭和逃逸之可能性的意象运作的。我们不太熟悉室内的细节；我们只知道是什么将他们围拢，是什么挡住他们的通道，而且还放他们出去，送他们上路。每一次讲完逃跑之后他都要说，“但我回过头来”或“我再来”对隔离检疫的必要性做出某些思考。有关绝望的个体故事不断挤压着有关公益的官方故事。

叙述大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H.F.注明道：“我自己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两兄弟和他们的亲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回到这个故事，与此同时主要是在细究隔离检疫的利与弊，他自身的自我封闭以及被封闭的那种难以容忍，把对大坟坑的可怕迷恋当作中心。他记录他“在整个最初那段时间里都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虽说也没有自由自在到那种程度，好让我自己跑到明显的险境中去，除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我们埃尔德盖特教区的教堂墓地里挖大坑；那是一个可怕的坑，而我无法抑制我的好奇心要跑过去看上一眼”。注意这个连词：“而我无法抑制”。为什么不用“但是”？因为两种冲动是连在一起，而不是分开的。这跟他在城里留下来的理由完全相关——不是因为他需要照看店铺（大量店主离开了城市）；不仅仅是因为他用《圣经》占卦指出了那个方向，当时他随便翻开《圣经》寻求指导——他痛斥别人那种傻乎乎的“土耳其式”的宿命论；而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观察家，那种要为自己去看见和测定的人：“可是尽管我把我的家庭［他的仆人们］禁闭起来，我可没法克服那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让我整个儿待在自身范围内；而尽管我一般都是胆战心惊地回家，可我还是难以约束。”

H.F.终于回到（两次）他那三个人——一个是“面包师傅”，一个是“造船工人”，还有另一个是“小木匠”的故事：“我是说，这让我回过头去讲述那三个穷人，他们离开瓦平流落在外，不知何去何从”。经过一番短暂的离题话，谈某些蒙昧市民的“昏睡和笃定”，还谈杀死狗和猫的可怕的必要性，然后他“回头［又来］讲我那三个人”。他们现在变成了他的故事——因为接下来的三十页他们占据整篇叙事中最长的持续内在的故事。这三个足智多谋的工匠找到一条出去的路。在一个幽闭恐惧症的文本中心，他们提供了线性情节的短暂纾解：他们在乡下徒步旅行，他们发明鲁滨逊·克鲁索式的居所，他们与心怀敌意的当地人谈判，而且他们破除规范。这段插入的叙事是以某些人的一段简要介绍结束，他们“弄到披屋、谷仓和外屋住进去”，其他人则“在田野上和树林中给自己建造小小的茅棚和隐居所，就像隐士住在洞穴里”——在这个幽闭恐惧症的文本中提供更多的出口，更多的想象性隐退的空间。三个人的故事给H.F.提供了有关存活下去的最伟大的富于希望的故事，而它给读者提供了最为熟悉的叙事模式。

然而笛福不肯让我们安歇得太舒服了。文本接下来的空间切口便是刻在门上的几句话，这扇门靠近那些隐逸茅棚中的一座：

啊，惨哪！

我们两个都要死了，

可悲，可悲。

乡村的自由不过如此；这篇死亡警告书提醒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以别的方式结束。这部“长篇小说”没有简单的答案。不管它所保有的一致性是什么，都存在于H.F.和他的封闭房屋及逃跑的故事之间的那种矛盾之中：死亡存在于门窗和街道两边，存在于城市的两端，存在于非此即彼的决定带来的后果之中。这是一个街道和坟坑都撒满尸体的世界，可是一个喝醉酒的吹笛手却恰恰是在运尸车上醒过来叫嚷，“可我还没有死，对吧？”瘟疫让死亡公开嵌入我们的生活，比我们通常允许得还要多，除非是在我们自己独特的故事之中。到头来越来越多的人康复；可是叙事人却被他自己的文本提前埋葬：“注意：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而这恰好是在H.F.宣布自己战胜瘟疫之前的那几页，“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笛福为他的叙事人所选用的叙事模式，利用“两者都…/…和…”（both/and）的矛盾：每一个形象，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事实，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允许相互抵触的解释。这个文本——满是事实，满是文献——在种种对立和难题之上将它自己精心规划。这个文本，如同接二连三的征象，必须被阅读。瘟疫教会H.F.和伦敦市民如何去阅读；文本教会我们如何去阅读。瘟疫年纪事

对近在1665年伦敦大劫难

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

公众或私人事件的

观察或纪念由始终居留伦敦的一位市民撰写。此前从未公之于众伦敦为皇家交易所的E.纳特；沃尔维克巷的J.罗伯茨；坦普尔栅门外的A.多德；还有圣詹姆士街的J.格雷夫斯刊印。1722年。

约摸是1664年的九月头上，我在那些邻居中间，在平日的谈吐中听说，瘟疫又回到了荷兰；因为它在那儿非常猖獗了，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在1663年，他们说它被带到了那些地方，有些人说是从意大利，另一些人说是从列文特，夹在某些货物当中，而那些货物是由他们的土耳其舰队带回家乡；另一些人说它是从坎地亚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塞浦路斯。它从哪儿来的，这无关紧要，可是大家都赞成，它又来到了荷兰。

那些日子里我们还没有印刷的报纸这类东西，用来传播事情的流言和报道；并通过人类的发明得以增进，像我后来活着看到的那样习以为常。但这一类东西是来自商人和其他海外通讯者的书信，然后从他们那里单靠嘴上传来传去才搜集到的；因此事情并没有像眼下这样，顷刻之间传遍全国。但事情好像是政府有了一份关于它的真相报告，还开了几次会，商议有何办法阻止它到来；但是一切都捂得非常严实。因此，这个流言又悄无声息，而人们开始把它遗忘，像是我们很不关心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希望它不是真的；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北端。他们所在那户人家，想方设法努力加以隐瞒，但由于在邻近一带的谈吐中已经走漏了一些风声，那些国务大臣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殷切询问此事，为了弄清真相，派两位内科医生和一位外科医生到那所房子里去，进行检查。他们这么做了；从两具死掉的尸体上面都发现了这种疫病的明显标记，于是他们当众表达意见，说他们是死于瘟疫：这之后被呈报给了教区执事，而他又将他们报告给本部；然后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上照通常的样式刊登，如下，

瘟疫2起。被传染教区1个。

人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切，然后惊慌开始传遍了城里，还有更多地方，因为在1664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周，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所房子里，死于同样的瘟病：随后大约有六周时间我们又感到宽心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带着传染病的记号死去，有人说，疫病消失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想大概是在二月十二日吧，又一个人死在了另一所房子里，但在同一个教区，而且是同一种死法。

这让人们的目光都大大地转向城里的那一头；而每周的《统计表》显示，圣迦尔斯教区葬礼的数目比以往有所增长，人们开始怀疑，瘟疫就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而且许多人已经死于瘟疫，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尽量瞒着不让公众知道：人们的头脑里却怎么都摆脱不了这种想法，而且很少有人想去穿越德鲁里胡同，或是其他有嫌疑的街道，除非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务，逼着他们这么去做。《统计表》的这种增长是这样的；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教区，还有圣安德鲁的霍尔伯恩，一周葬礼数目通常是从12起到17起或19起，差不多各是寥寥无几；但从瘟疫最初在圣迦尔斯教区开始那个时候起，有人注意到，普通葬礼的数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圣迦尔斯——16圣安德鲁——17一月三日到十日，圣迦尔斯——12圣安德鲁——25一月十日到十七日，圣迦尔斯——18圣安德鲁——18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圣迦尔斯——23圣安德鲁——16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圣迦尔斯——24圣安德鲁——15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七日，圣迦尔斯——21圣安德鲁——23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圣迦尔斯——24那个有一起是瘟疫。《统计表》上相同的增长见之于圣布莱德斯那些教区，毗邻霍尔伯恩教区一侧，还有圣詹姆斯－科勒肯威尔教区，毗邻霍尔伯恩另一侧；两个教区每周的死亡人数，通常是4个到6个或8个，而在那个时候它们却增加了，如下。十二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圣布莱德斯——0圣詹姆斯——8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圣布莱德斯——6圣詹姆斯——9一月三日到十日，圣布莱德斯——11圣詹姆斯——7一月十日到十七日，圣布莱德斯——12圣詹姆斯——9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圣布莱德斯——9圣詹姆斯——15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圣布莱德斯——8圣詹姆斯——12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七日，圣布莱德斯——13圣詹姆斯——5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圣布莱德斯——12圣詹姆斯——6

除此之外，人们是怀着极大的忧虑不安注意到，这几个星期里每周的《统计表》总体上增长了很多，虽说它是处在一年中的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的《统计表》通常是相当温吞的。

一周《死亡统计表》中包含的葬礼通常的数目，大概是240起或240起左右到300起。后面这个统计数字让人觉得是相当之高了；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发现《统计表》接连不断地在增长，如下。增长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埋葬291，——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349，——58一月三日到十日，——394，——45十日到十七日，——415，——21十七日到二十四日，——474，——59

最近的这个统计数字着实是吓人一跳，高于前次1656年的天灾以来一周内埋掉的已知数目。

不过，这一切又都销声匿迹了，然后天气确实是寒冷了，十二月开始的霜冻仍在持续，非常凛冽，甚至持续到差不多二月底，伴随阵阵刺骨而又减弱的寒风，《统计表》又下降了，然后城市变得健康起来，大家开始把这种险情视同结束；只有在圣迦尔斯，下葬的次数仍在持续走高：特别是在四月初它们保持每周25起，至18日到25日这一周，当时圣迦尔斯教区的葬礼有30起，那个有两起是瘟疫，有8起是斑疹伤寒，而这被看成是一回事儿；死于斑疹伤寒的数目整个也增长了，前一周是8起，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有12起。

这又让我们全都惊慌起来，人们都诚惶诚恐，尤其是眼下天气变了，变得越来越暖和，而夏天已经临近：不过，接下来这一周却好像又有些希望了，《统计表》是低的，而死人的数目总共不过是388个，瘟疫一个都没有，而斑疹伤寒只有四个。

但随之而来的一周里它又回来了，瘟病蔓延至其他两三个教区（亦即）圣安德鲁－霍尔伯恩、圣克莱门特－但恩斯，而让这个城市不胜其烦的是，有一个死在了城墙内，在圣玛丽－乌尔教堂教区，也就是说，是在靠近股票市场的毕尔邦德胡同；总共有9个是瘟疫，6个斑疹伤寒。不过正是通过调查才发现，这个死在毕尔邦德胡同的法国人，就是在朗埃克住过的人，在那所被传染的房子附近，因为害怕瘟疫才搬的家，殊不知已经给传染上了。

这是在五月初，可天气是温和的，变化无常的，而且是够凉快的——而人们还抱有一些希望：让他们觉得深受鼓舞的是，城市是健康的，全部97个教区只埋了54人，而我们开始希望，由于它主要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它不会再进一步了；还真有几分是这样呢，因为接下来那一周，从五月九日到十六日，只死了3个，没有一个是在整个市区或市外管辖地范围内，而圣安德鲁只埋了15个，这个数目是很低的：确实，圣迦尔斯埋了32个，但只有一个是瘟疫，所以还是低的，人们开始感到宽心，整个统计同样是非常低的，因为前一周，统计只有347个，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只有343个：我们将这些希望保持了几天，但也只是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再也不这样受蒙蔽了；他们搜查了房子，然后发现瘟疫果真是在到处蔓延，而且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于瘟疫：这样我们所有的宽缓之处眼下都减少了，而且是再也瞒不住了，非但如此，而且很快显得像是传染病自身的蔓延超过了所有减轻下来的希望；在圣迦尔斯教区，有好几条街道给传染上了，有好几户人家全都病倒在一起；因此在接下来那一周的《统计表》上，事情本身开始显示出来；实际上瘟疫登记只有14个，但这全都是无赖欺诈和串通勾结，因为在圣迦尔斯教区他们总共埋了40个，那个可以肯定他们绝大多数是死于瘟疫，尽管它们被登记成其他瘟病；尽管下葬的全部数目没有增长到超过32起，而整个统计只有385起，斑疹伤寒却是14起，瘟疫也是14起；而我们把整个统计视为理所当然，认为那一周有50人死于瘟疫。

接下来那次统计是从五月二十三日到三十日，这时候瘟疫的数目是17个：可是圣迦尔斯的葬礼有53起，一个吓人的数目！其中他们登记的只有9个是瘟疫：可是在治安推事的一次更严格的检查中，而且是在市长大人的要求之下，结果发现有20多人，在那个教区确实是死于瘟疫，却被登记为斑疹伤寒或其他瘟病，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隐瞒。

但对于随后即刻到来的事情而言，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眼下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从六月的第一周起，传染病便可怕地蔓延，《统计表》升高，热病、斑疹伤寒、出牙齿记录，开始上涨：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掩盖他们的瘟病，这么做是用来防止邻居躲着他们，不肯同他们打交道；还用来防止当局封掉他们的房子，这件事情想来是还未实行，却有到来的危险，而人们一想到它就吓得要命。

六月的第二周，圣迦尔斯教区，那儿仍是传染病的重灾区，埋掉了120个人，那个尽管《统计表》上说只有68个是瘟疫；可大家却说至少有100个呢，是从上述那个教区葬礼通常的数目算出来的。

到这一周为止，这个城市一直都是平安无事，全部97个教区之内，还没有任何人死去，除了那个法国人之外，我在前面提到过他。眼下城内死了4个，一个是在伍德街，一个是在芬丘奇街，还有两个是在克鲁科特胡同；索斯沃克整个儿都平安无事，河的那一边还没有死过一个呢。

我住在埃尔德盖特的外面，大概在埃尔德盖特教堂和怀特夏普尔栅门的中段，位于这条街的左手边或北侧；由于瘟病还没有到达城市那一侧，我们这一带仍旧是非常安心的：但在城里另一头，他们都不胜恐慌；而那类资财较丰的人，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和上流人士，从城市西区蜂拥出城，带着家眷和仆人，行止非同寻常；这在怀特夏普尔尤可见到；也就是说，我所居住的这条宽阔大街上，除了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之外，其实是一无所见，车上载着货物、女人、仆人、孩子，等等。大马车里塞满上等人，马车夫在伺候他们，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是空荡荡的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露面，还有带着备用马匹的仆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来或是从乡下被派来接更多的人：加之不计其数的人骑着马，有些是独自一人，另一些带着仆人，总而言之，全都驮着行李，一副出门旅行的装备，像任何人可以从他们的外表看出来的那样。

这是一种让人看了非常可怕和忧伤的事情，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得不目睹这种景象；因为眼下除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看不见，它让我心里充满非常严肃的想法，想到那种惨祸就要降临这个城市，还有留在这里面的人那种痛苦不幸的境况。

好些个星期里，人们都慌乱成这副样子，以至于不付出千辛万苦就到达不了市长大人的门口；那个地方是那样紧迫和拥挤，为了搞到通行证和健康证明；为了外出旅行这档子事情；因为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准许在沿途市镇里通行，或是在任何客栈投宿：由于眼下这阵子城里一直都没有死过人，市长大人毫不费力就给那些人发了证件，所有那些住在97个教区的人，也包括所有那些在市外管辖地住了一段时间的人。

这种慌张忙乱，就像我方才说的，持续了好些个星期，也就是说，整个的五月和六月还要再长一点，因为有谣传说政府就要签发一项命令，要在大路上设置栅栏和关卡，用来阻止各色各样的人旅行；而沿途那些市镇，将不容许从伦敦来的人通行，怕的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传染病，虽说这些谣传没有一个是有根据的，只是想象而已；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眼下我开始认真考虑我自己，关心我自身的状况，我该如何给自己做出安排；也就是说，是否我该打定主意留在伦敦，要不就是关掉家门，然后逃之夭夭，像我许多邻居所做的那样。我把这一点那样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我只知道，它对于比我后来的那些人也许是重要的，如果他们快要陷入同样的苦难，要去做出同一种选择，所以我很想让他们随便看一看这篇记录，作为他们自己所要遵循的指南，而不是我行为的历史，因为让他们注意到我的结果如何，这未必是没有一点价值的。

我面前摆着两件大事；一件是照常经营我的生意和店铺，这是不容小觑的事情，这里头搭进了我在这个世上的所有资产；另一件是要在那样惨淡的灾难当中保住我的性命，正如我清清楚楚看见的那样，灾难就要降临这整个城市；而不管它到底有多大，我的害怕说不定是跟其他各色人等一样，表现得比它会有的还要大得多呢。

这头一个考虑对我来说关系极为重大；我做的是鞍具商这个行当，由于我的交易主要不是通过店铺或机会买卖，而是在商人中间进行，跟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做贸易，因此我的资产大半是搁在这类人手上。我是个单身汉没错，可我有一个由仆人组成的家庭，我让他们照看生意，我有一所房子，一家店铺和一个塞满货物的仓库；总之，要把它们全都给扔下，作为此类情形下必须被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管理人或是适合的人员可以将它们托付，这就成了要去担当那种损失的风险，不仅是损失我的买卖，还有我的货物，事实上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所有。

与此同时我在伦敦有一个兄长，从葡萄牙回来没多少年；同他商量，他的回答是三个字，和在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形中给出的一样，（亦即）自救吧。总之，他赞成我退居乡下，像他自己携家带口决心要做的那样；跟我讲他好像是在国外听到过的事情，说预防瘟疫的最好办法是从它身边溜之大吉。至于我争论说要损失买卖、货物或债款，他把我给大大地驳倒：他告诉我说，我赞成留下来的那个理由，（亦即）我要把安全和健康托付给上帝，便是对我那种损失买卖和货物的说法最为有力的反驳：因为，他说，你要把损失买卖的可能性和风险托付给上帝，跟你要在那样迫在眉睫的一个危急关头留下来，把性命托付给上帝，不是同样说得过去的吗？

说到要去的地方，我没法争辩说我有什么为难之处，因为在北汉普顿郡有好几个朋友和亲戚，咱们家最初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尤其是，我只有那么一个姐姐在林肯郡，非常乐意接收我，款待我。

我的兄长，他已经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去贝德福郡，决定要随后跟他们去，非常热心地催促我走；而我曾经决定要答应他的要求，可那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搞到马儿：因为，尽管所有人确实都没有离开伦敦城；可我还是敢冒昧地说，某种意义上所有的马儿都离开了；因为整个城市有几个星期几乎买不到或者说是雇不到一匹马。我曾决定带上个仆人徒步旅行；而且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不睡旅店，而是随身带上一顶士兵的帐篷，去野地里睡觉，因为天气很暖和，不会有着凉的危险：我说，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因为有好些人最后就是那么做的，尤其是过去还没多少年的那场战争里从军的那些人；而我必须要说，说的是自身的原因，要是绝大多数出门旅行的人都那么做的话，瘟疫就不会被带进那么多的乡镇和房舍，结果造成巨大的破坏，事实上是毁掉成千上万的人了。

但是接下来那位我有意要带在身边的仆人，骗了我；他对瘟病的增长感到害怕，而且不知道我啥时候走，便采取了其他措施，把我给丢下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耽搁了下来；而不管怎样，我总是发现定下来要走时，总是被这样那样的意外妨碍，以至于落了空，又耽搁下来；而这样就招来一段经历，本来会觉得是毫无必要的节外生枝，（亦即）招致这些上天注定的挫折。

我也是把这段经历当作最好的方法来讲述，可以用来告诫任何落入此种境遇的人，尤其是，如果他是那种把良心当作义务的人，那么他就会从中得到指导该如何行事，换言之，他应该牢牢盯着当时那种天意的具体显现，而且应该用复杂的眼光看待它们，由于它们彼此相关，也由于整体上关系到他面前的那个问题，那么我想，他确实可以把它们当做是上天的旨意，什么才是他在此类境遇中要去履行的不容置疑的义务；我的意思是说，当传染性瘟病降临时，是要离开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呢，还是留下来不走。

它非常温暖地来到我心间，一个早晨，当我在单单沉思这件事情时，我想要是没有神意的指示和准许，那就什么都不会来看顾我们的，因此这些挫折落空必定是包含着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而我应该考虑到不管它有没有清楚地指示出来，或是透露给我，上天的意志就是我应该不走。我随后便立刻想到，如果这真的是上帝的意思，我该留下来不走，那他就有能力在所有包围我的死亡和危险中，好好保全我；而如果我想通过逃离我的住所来保住自己，行为有悖于这些旨意，而我相信它们是神的旨意，那就成了从上帝的身边逃走，而他就会用他的判罚来声讨我，只要他觉得时间和地点合适。

这些想法又大大地改变了我的决心，当我又去跟兄长谈话时，我跟他说，我倒是想留下来不走，在上帝派给我的那个位置上听天由命；而由于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这就似乎让我的义务变得更特别了。

我的兄长，尽管他本人是非常虔诚的，却对我提出的天降旨意的那一套说法付之一笑，还跟我讲了好些个故事，讲的是类似于我这种有勇无谋的人，照他对他们的称呼；说如果我得了瘟病或疾病横竖是残废了，然后不能走了，那我确实应该服从它，把它看做是天意所为，我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指示，他作为我的创造者，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对我做出安排；那样一来，要确定什么是神意的召唤，什么不是，这个就不难了：但仅仅是因为我雇不到马儿出行，或是因为要伺候我的那个人逃走了，我就要把它当做是天降旨意，我就不出城，这是很可笑的，既然与此同时我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又有其他仆人，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两天徒步旅行，而且既然拥有一份健康极佳的可靠证明，那就可以要么雇上一匹马儿，要么乘坐驿马，看我觉得什么合适。

然后他继续跟我谈他去过的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因我兄长作为商人，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从国外归来的，最近从里斯本回来还没几年）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伴随他们主观臆想的那些有害结果，是如何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他们就漠不关心地进入受传染的地方，跟受传染的人交往，因此之故他们的死亡率达到每周10000或15000人，而那些欧洲人，或是基督徒商人，他们离群独居，谨言慎行，基本上都逃脱了传染病。

凭着这些议论，我的兄长又改变了我的决心，而我开始打定主意要走，于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简单地说，我周围的传染病增加了，而《统计表》几乎高达一周700人次，而我的兄长告诉我说，他不敢再待下去了。我希望这件事情他能让我考虑一下，只需等到第二天，然后我会做出决定的；由于我已经尽量为每件事情妥善做了准备，有关我的生意，我的事务需要托付的人，所以除了要做出决定，我没什么要做的。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里，心情极为沉重压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把整个傍晚都用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是独自一人。因为人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日落之后足不出户的习惯，原因我稍过片刻会有机会多说一点。

在这个傍晚的潜心退隐之中，我努力要决定下来的首先是，我要履行的义务是什么，而我把兄长催促我去乡下的论据陈述出来，然后把我心里想留下来的种种强烈感受拿来对照；我似乎拥有的那种可见的天职是来自我职业的特定状况，还有我对于保护我的资产应有的关切，而那份资产，正如我会说的那样，是我的身家产业；还有我认为是得之于上天的那些旨意，对我来说这便是意味着一种冒险的指示，而这让我想到，如果我得到了我所谓的要留下来的那种指示，那我就应该想到它含有一种保全性命的承诺，只要我听从。

这种想法靠近我，而我的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鼓舞，想要留下来，并且被一种秘密的满足感所支持，那就是我会受到保护的：这么想的时候正在翻阅《圣经》，它就放在我面前，而我的思绪以非同寻常的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时候我大声嚷嚷，哎呀，我不知该怎么办，求主指引我！等等之类，那个节骨眼上我刚好翻到经书《诗篇》第91章停下来，我的眼睛盯着第二节诗，往下读到第七节为止；读完之后，又读了第十节，如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惟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我几乎没必要告诉读者，从那一刻起我做出决定要留在城里，把自己整个儿都交给全能造物主的仁慈和保护，丝毫不寻求其他任何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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