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文史述闻试读：
回忆我所走过的道路
◎拉鲁·次旺多吉我原是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以下统称噶厦）四大噶伦之一。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罪恶的叛乱时，我是叛乱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叛匪司令。现将我在叛乱前后时期的情况，追忆如下。
早在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派我出任赴内地参观团团长。副团长是扎什伦布寺堪厅的丁杰活佛和昌都的仁青顿珠。团员有前、后藏及昌都三方面的各界人士50余人。我们经过青藏公路，在沿途各地和抵达北京时，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盛情接待。10月1日，我们参加了盛大的国庆典礼。
几天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接见了西藏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然后又召见了参观团的团长、组长等主要成员。接见中，毛主席问：“进藏部队官兵怎么样？”我回答，“很好！”毛主席说：“不可能都是这样的，还有缺点嘛！”当即，我意识到今天应该讲真话。毛主席又问：“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你们怕不怕？”我回答说：“怕！”毛主席说：“不用怕，我们不仅不会杀害贵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我们要让全体西藏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这里有宋庆龄、上海有荣毅仁，你们可以去看看。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要通过包括有你们在内的贵族官员、寺庙活佛在内的人，从上到下进行商量后来实施。你们的眼睛不要只看山尖，还要看大海，那里也有皇宫宝殿。”后来，我们到内地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观，历时100多天，于1956年春返回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首先问我们参观了哪些地方？当我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们所到之处的地名之后。毛主席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有很多我还没有去过。”接着问我：“铁路修到西藏你们怕不怕？”我说：“不怕！修铁路很有好处。比如，西藏需要一些重型机器，可以用火车运去。”毛主席说：“铁路修通了，其好处不止这些，西藏的建设会飞快发展的。”又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即使不能同时搞，也可分期搞。在西藏还要建立大学，科学技术在几十年以后也会发达起来。今后西藏的工作要以藏族同志为骨干。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是藏族分布地区，可见搞好西藏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谈到这里，毛主席伸开手指，指着大拇指说：“没有拇指，双手无力，西藏与祖国不可分离。”接着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提出在拉萨八角街铺柏油马路和建立一座西藏急需的面粉厂的要求。副团长丁杰活佛提出，希望在扎什伦布寺安装自来水管；昌都的仁青顿珠要求在昌都寺背后的山上修渠引水。毛主席、周总理回答说：“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当时也颇为感动，在聆听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诲之后，心里也考虑着回去后，要着手逐步实行改革事宜。
不久，我们回到拉萨，在西藏僧俗人民代表会议上（即通常所说的“春都杰错”）宣读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向噶厦政府详细汇报了在内地参观的情况。但是噶厦政府却当作耳边风，未予以任何重视。特别是在同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进行分组讨论时，三品官以上的高级官员小组讨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目前西藏不但不能加快实施民主改革，而且应当推迟、放慢。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小组的讨论，但是，因为我们怕担风险，随声附和，未说出一句积极的话。
1957年，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大造谣言，蓄意闹事，进行捣乱。为此，在采底林卡召开的有中共西藏工委主要负责同志、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座谈会上，张经武代表说：“最近拉萨有少数坏人散布流言蜚语，企图寻衅闹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市区的安宁如果能得到保障，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推迟几年再实行。”这时，代理噶伦柳霞·土旦塔巴喜形于色，开口说道：“推迟民主改革，社会骚乱便可火灭烟自消。”张代表随即问道：“‘火灭烟自消’是什么意思？”柳霞答道：“就是说，只要推迟民主改革，骚乱自然会消失。”哲蚌寺夏阔堪布站起来，向张代表敬礼后，说：“推迟改革，这很好，我表示感谢。”仲译钦波（大秘书长）阿旺顿珠则要求张代表就推迟改革问题写下字据。张代表说：“没有必要。”
当时，我是自治区筹委会财政委员、西藏青年联谊会建筑委员会主任，所以，一直负责进行青年联谊会所属房建工作。195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粮库总管索康·旺清格来的任期已满，令我接替该职，并配备了粮库管理人员。其中僧俗四品官4人，六品官3人，赴各宗、收粮的僧俗职员15人。最初我打算推辞，可是，达赖喇嘛召见了我，勉励我们搞好粮食公务。这使我倍受感动。我认为这是达赖喇嘛对我的信任、恩赐，我应该把事情办好。这样，我就接受了这一重任。我与粮库管理人员商量之后，决定建立新的粮食管理体制。即在粮库总管下面设一个办公室，一个文书计算机构，一个粮食收发机构，并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些机构的人员如此分配：办公室有僧俗四品官2人，职员秘书2人；文书计算机构同上；粮食收发机构有管理人员六品官2人，职员秘书2人，司秤员若干人。因为进行了分工协作，大家齐心合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称赞。接着噶厦政府把15辆卡车和驾驶员、管理官员等全部交给我来掌管。我在受到噶厦政府的表扬之后，劲头更足了。于是，又建立了运输机构，组织车辆到日喀则、江孜等地运输粮秣。具体办法是：去时将车出租代人运货，回来时拉粮入库，把大量粮食运到了拉萨。这不仅保证了军粮和僧俗公职人员的口粮，同时，由于粮食增多，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也多起来，粮价下降了40%。我当时忠心效力于噶厦政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旧政府重振威望，能继续维持、延续旧日的统治，保留一切特权。
1958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像往常一样过“驱鬼节”，藏语称“古多”。这天，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跳神活动，西藏工委各位首长也被邀请前往观看。在看跳神和其他节目时，中共西藏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达赖喇嘛说：“最近军区也要演出节目，请达赖喇嘛前去观赏。”达赖喇嘛表示，在参加了藏历一月的传召大会等活动后，即去观看。当时噶伦们也在场。有人议论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考虑一下，最好请达赖喇嘛不要去。这个情况当天就由基巧堪布（即总堪布）格昌告知了噶厦政府。于是，少数坏人趁机阴谋策划了2月1日上午拉萨市及布达拉宫下“雪”（地名）的突然骚乱。僧官旦玛确等人竟敢在“雪”煽动说：“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将去军区，人民要起来敬劝阻拦才是。”所以，有许多人不明真相，在听了谣言之后，纷纷前往罗布林卡。
这时，罗布林卡里也接二连三地派来信差，要我前去参加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代表会议”。当我正要动身时，有人向我报告，桑颇·次旺仁增在罗布林卡正门被人用石头打伤。因此，我令司机提高警惕，不要走公路，改从江当纳卡到罗布林卡北大门，想由此进去，但大门紧闭。我们主仆3人只好下了汽车步行前往正门，当走到墙角拐弯处，遇见了哲蚌寺察康林的强佐（管家）。他告诉我们说：“帕巴拉堪穷（时任噶厦四品官）刚刚在正门被人打死，乱得不得了，不能过去。”听到这话，我匆忙上车，掉头回到家里。当天，伪人民会议一些人员还在拉萨街头上搞了示威游行。晚上，信差又来通知我说：“噶厦政府命令，今天未到会的，明天务必到罗布林卡。”此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想起白天帕巴拉堪穷之死，可能要出大事，又想到在罗布林卡门口打死人，对达赖喇嘛影响不好……我认为要搞“独立”，靠武力是不行的。很多高级官员也都认为打死帕巴拉堪穷是危险的行动。而一些康巴人，则认为是英勇之举。怎么办呢？又一想，以前西藏噶厦政府封我庄园土地，高官显职，如今噶厦政府处于“危难时刻”，我如不去能对得起吗？最后，我决心到罗布林卡去。
翌日，我参加了在罗布林卡诵经堂里举行的会议。主持会议的有堪冲觉邓·土登诺桑、群丕土登、土丹旦达、土登强秋、孜本凯墨·索安旺堆、雪格巴等。会上首先谈了2月1日发生的事情。原来帕巴拉堪穷上午穿着袈裟到罗布林卡参加了“仲架”（集体朝见达赖喇嘛）仪式。后来回到拉萨换了一件普通的藏袍、戴了一个口罩，来到了罗布林卡正门的人群中间，当时有个坏分子看到了帕巴拉堪穷，立即连声叫喊：“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在混乱中，匪徒们当场将帕巴拉堪穷打死。在讲了情况后，提出今后如何办。这时我说：“昨天在罗布林卡正门杀死帕巴拉堪穷，这是不对的。在罗布林卡出现这类事情，必然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威信。我们开会的地方也不宜在这里，应该迁到别的地方才好。如果继续这样胡闹，引起动乱，军区里有很多大炮，解放军会把冬宫和夏宫全部击毁。还是不惊动母鸡，而取出鸡蛋为好。”刚说到这里，玛朗阿波腾地站起来说：“地方政府诞生300多年，现在面临这样大的灾难！我们应该豁出性命去拼，没有什么犹豫的了。”我答道：“既然进了这个房子，在不得已的时候当然要豁出性命！”这时大秘书长觉邓·土登诺桑站在当中说：“刚才拉鲁说的正是，大家要认真考虑，如果我们胡搞，万一遭到炮轰，会像木棍打豆堆那样。”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之后，贡普龙·群则和一个安多人又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在安多有许多活佛被汉人叫去开会，一去不复返。像这样下去，又怎能保证达赖喇嘛的安全？”伪人民会议代表雪巴·大东巴等人也站起来说了西藏要独立的道理，并声言吃大米和吃糌粑的人要分开。至此，擦绒·达桑占堆说：“今天，我们上层人员往下靠，你们群众则要往上靠，共同商量办大事。”当时发言的人很多，最后决定各小组讨论后，做出书面汇报。我们三品官以上的小组在报告上写着西藏独立的理由。明确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要实现西藏独立。参加会议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均在上面签字画押之后报了上去。其他小组也送去了签有名字的报告。
2日的会议上，在原有叛匪司令堪穷达热娃·多阿塔青、孜本雪贵巴·江央凯珠两人外，又补充任命了4名司令，他们是功德林札萨·维色江村、堪穷·格桑阿旺、拉恰·拉丁色、四品官夏格巴。3日，会议迁到布达拉宫下“雪”印刷所召开，并投票选出了代表官员40人左右、三大寺代表30人，伪人民会议代表30人。最后，由伪人民会议代表雪巴·大东巴和仲、孜（即仲译钦波和孜本）宣布选举结果，大家表示赞同。随即，选出的代表到楼上开会，其余的人仍坐在原处。秘书长群丕土登说：“今天增选的4位司令不可能身兼二职，既要来开会，又要当罗布林卡的司令，所以各组要投票选出新司令来接替他们。于是，选出了我、堪穷·罗桑丹增、堪穷吞巴·强巴凯珠、薪饷发放官帕拉·多吉旺杰和四品官夏强苏巴·阿旺罗桑5人。4日，5位“新司令”前往罗布林卡接受任务。原任的司令有3位外出开会去了，只有四品官夏格巴在，他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情况。
最初，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指挥部请示事情，但我不很了解他们是属于哪一部分的。于是，命令孜冲·罗桑曲久（又名罗桑班久）、雪仲·扎林二人对自愿前来罗布林卡充当侍卫的康巴军（自称“卫教军”）的人数和头目称谓等进行登记。后来，色拉寺代表又来问及在行动时的具体任务，要求先发几百支枪。我立即去了解了枪支存放地点，回答他们说：“有一部分枪支虽然放在罗布林卡，但是掌管枪支的人是孜恰·坚参，他已去 ‘雪’印刷所开代表会去了。”接着我又令副司令中的堪穷·罗桑丹增到“雪”印刷所商量发枪事宜。但是，罗桑丹增去后好久未返。我便明确告诉色拉寺代表：“发枪一事，等有回话再定，眼下你们要牢牢守住寺庙背后的山峰，但不要与解放军立即交战。一定要多加注意，可先派两名喇嘛去占领山峰。”色拉寺代表接受命令后即去。过了一会儿，侍卫代本达拉·平错扎西又来请示是否要占领日玛岗山峰。我向下属询问了具体情况后，派人给功德林拉章捎去了一封极为重要的短信，令察古豁卡派两个老百姓到日玛岗山佯装拾柴，观察解放军占领山峰没有？如果没有占领，即从渡口守军中抽调百来人占据山峰。
罗布林卡各大门，由各个司令分工负责防守，正司令守卫正大门。午间3时许，我到正门检查，见一部分藏军及“卫教军”在那里把守着。我又到大门顶上进行检查，见那里有一名丁本（相当于排长）和15名藏兵。前面垒起了石头工事，架起了一门高射炮和一挺机关枪。为了防止交战开火时垒起的石头工事崩起石砟，影响战斗，我令他们拆除，重新堆沙袋做掩体，并令他们再领一挺机关枪。
下午5点左右，我到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即仲译钦波·帕拉）家里，副司令兼发薪官柏拉也在场，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后休息时，忽然有人报告说，有些人在罗布林卡诵经堂里开会，声称不要新来的司令们，要请回旧司令。约一小时后，门口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康巴人和藏医阿乃，说要面见我，还有一些人站在稍远处。副司令帕拉见此情景有点惊慌，说：“不要坐在这里，请他们到东间会面。”我也起了疑心，心想：我一向效力于地方政府，可能有人嫉恨我，也可能有人疑神疑鬼，说不定会像帕巴拉堪穷那样遇害，定要谨慎行动才是。于是，将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检查了一下，一支佩在腰间、另一支藏在衣袖里，随后令他们进来会面。3人进来后，我打量了他们一下，其中一个康巴人像是尽量克制着说话，另一个康巴人则是来势凶猛。我心想：看来今天难以脱身了。狗急要咬人，如果他们硬要动手，首先需要收拾那个来势汹汹的人。他们说的话中心意思是：旧司令与他们关系密切，非要请他们回来才行，要求旧司令继续留任，请新司令们回去。我回答：“我们不是自己到罗布林卡来当司令的，而是受会议（即“春都杰错”）委托来的。你们不要新司令，只要能把事情办妥也可以。”这时藏医阿乃从中调解说：“如果请新司令回去，那我们也走”，说完带着两个人出去了。眼前出现的一切，如同闪电一样。当我正在思索这一切时，佣人边巴进来报告说：“外边还有人，刚才的3个人也在那里没有回去。”这时，我稍感恐慌，考虑了一下，觉得如果再不出去就有危险了。于是，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决定通过罗布林卡的正大门，回到玛尼神殿。但是，没有车辆和乘骑，只好停歇下来。隔了一会儿，札萨凯墨·索安旺堆赶了过来，他已知道我和康巴人发生过争执。便说：“不要坐在这里，要立即出去才是。”又说他准备派车去送女儿，叫我一同去。这样，我坐着他的车子回到家里。
5日，我在家里，没有到罗布林卡去。帕拉·土登维典派来了堪穷吞巴·强巴凯珠捎口信说：“昨天的事情都是下面一些人搞的，上头根本不知道。”我想：既然是下面一些人搞的名堂，而地方政府对自己的看法尚好，那我理应继续努力工作。这样，我又承担了粮库总管的各项任务。
6日，罗布林卡侍卫军里的一个昌都人，名叫甲央索巴的告诉我，“昨晚开了头人会议，要求备好所有的马匹”。我想，可能是达赖一行准备去国外了。
7日，协苏家的一个佣人到我家传达口信说：“请你明天到罗布林卡出席噶厦会议。”我回答说：“准时到会。”
8日，我按时到会。会上索康·旺清格来首先说：“前几天出现了有人驱赶新任司令一事，我们压根儿不知道。你们没有走是好的，要继续担任司令。”我说：“有人对我当司令心怀不满，如果继续出任司令，关系不融洽，恐怕难以完成任务。不如充任眼下无人干的拉萨粮库总管，对工作更有利一些。”索康说：“那也好，出任拉萨粮库总管一事，另行通知你。”这时，柳霞·土登塔巴说是要去布达拉宫，随即乘上一辆褐色小汽车离开了罗布林卡。我想：他大概是要从布达拉宫的仓库里为达赖喇嘛拿取贵重衣物。
关于我是否出任拉萨粮库总管一事，尚未有人明确告诉我，所以，9日上午，我派佣人米玛到协苏处打听此事。但罗布林卡的各个大门均被藏军把守着，禁止任何人出入。米玛便从墙头上叫了一位熟人，说明来意。不一会儿，协苏的一个佣人走到墙根下，伸出头来，打着手势示意回去。米玛回来后谈了这些情况，我思忖着，他们肯定都已走了。
10日上午，粮库职员僧官强佐·罗珠群丕到我家，他说：“达赖喇嘛一行，已于8日晚启程前往印度。罗布林卡卫教军中的精锐人马也走了一半。”接着问我怎么办？看样子，如果我说逃跑的话，他也想一同走。但当时我的妻子正在怀孕，即将临产，我不能走。于是回答他说：“即使达赖喇嘛一行已走，我们的事情也要等几天再说。”这样，她便告辞了。当晚下半夜，已闻咝咝枪弹声。
11日早上，已听到解放军向罗布林卡方向开枪开炮的声音。道路已被堵截，而且可以看到双方枪弹在药王山上穿来穿去的情景。
12日早上，枪炮声越来越密，拉萨大乱。我想：尽管我住在拉萨自己家中，但还是有危险的。因此，留下了两个康巴人和几个普通佣人守家，让妻子和孩子先行离开。我则带着三个佣人从住房背后一楼房间的窗口上跳出去，进入了城郊普布觉寺。当天，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一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到下午，大部分地方失守，只见各座楼房的屋顶上，挥动哈达表示投降。一些人往北郊逃窜。
晚上，我的管家扎西若旦劝我说：“老爷，你呆在这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是带几个佣人逃走吧。”我想：眼下实在不能带走妻子儿女，只好带上两三个佣人逃走。因为我以前没有逃往国外的想法，当然也未做过此种准备，现在，着实慌乱得很。备好简单行装，正要给妻子儿女留几句话时，看见妻子即将临产，肚皮鼓得那么高，孩子又是那么小，我犹豫了。转念一想：我如果抛弃他们只身出逃，他们将会遭到极大灾难。如今，不论有多大危险，也要共同承担。这样，我又改变了主意，对他们说：“不走了。”管家说：“你留下来会有生命危险呀！”为了安慰他，我便说：“以前解放昌都时，被抓的人都没杀，这次也不会被杀吧！”此刻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我知道党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就以我这次参加叛乱，最多不过关两年。这样一想，我决定不走了。并且将随身携带的3支枪全部卸下，佣人也跟着这样做了。
13日上午，我向赶到我们住处的解放军缴械投降。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拉萨的住宅，那里已经到了一部分解放军。然后，把我押送到军区，正式宣布逮捕。
被捕后，我的思绪很乱，首先恨的是噶厦政府，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组织起来的叛乱部队，在两天半之内就被平息了。我又恨达赖喇嘛一伙太不讲义气，在危难之时，扔下我悄悄逃了。原来我认为反正是参叛，投降后关两年就算了，没想到审讯人员一直在追查我的问题，报纸上也登了我的许多罪行，我开始感到形势严重。心想：新账老账一起算，我是罪大恶极的，可能要杀头。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当时，政府干部对我们进行教育、宣传解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但是，我认为“坦白从宽”指的是罪恶轻的人，像我这样的大要犯是不可能从宽的，坦白交代的问题越多，罪恶也就越多，新旧罪恶加到一起算总账，我承担得了吗？干脆等着一死算完事。如此抗拒了很长时间。偶尔让我们出去照相，我也恐惧地认为要拉出去枪毙。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政府干部长期耐心教育下，不得已交代了一些次要问题。交代之后，当我回到牢房时，又怀疑这样交代会不会对我管束得更严。一天看守所的干部把我叫了去，我想这下糟了，是不是因我上次交代了一些罪行，今天要论罪处置呢？不料，这位干部很客气地说：“从今天起，你不必整天关在房间里了，白天可以在室外自由活动。”他又接着说：“我们不勉强你，希望你主动交代。”这番话使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触动。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取决于自己的坦白交代了。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而促使我思想有了更大飞跃的，则是一次斗争大会。一天，看守所所长通知我，要我准备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并告诉我：“不要害怕，政府会保护你的。”届时，我提心吊胆地被带进了会场。
会场设在现在文化宫的地方，到会的足有一万多人。大会一开始，农奴们纷纷跳上台去揭发我、批判我。我觉得这些话讲得都很在理，心服口服。大会越开越激烈，群众越来越气愤。突然，台下愤怒的人群吼叫着，高举拳头，潮水般地向我拥来！我想：糟了！今天非活活给揍死不可！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料，汹涌而来的群众，被我身边的两位解放军干部拦住，其中的一位排长张开双臂，把人群和我隔开，嘴里不住地喊着：“不许这样，要讲党的政策！”另一位解放军干部用身体护住了我，始终没让我挨到一拳。
回到看守所，我躺在铺上，心情异常激动。我想：如果没有部队干部的保护，今天非被打成肉泥不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窗外所长对排长的问话声，“今天没出事吧？”听到这里，我流下了眼泪。我深深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对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还这样关怀，这样通情达理，我服了！
看守所里的生活是比较苦的，有节制的。每天三顿米饭，偶尔可以吃到糌粑，7天喝一次酥油茶。15天亲属可以前来探望一次，每次谈话10至15分钟。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根据每人的体质，要参加一定量的劳动。我被分配到洗衣组，逐渐学会了洗衣、洗床单、洗被子了，而且洗得又快又干净。后来，竟当上了洗衣组的组长。当夜深人静，躺在木板床上，我常常是浮想联翩。我回忆着自己的青年时代，回忆着解放初期与共产党干部们合作共事的情景，回忆着毛主席当年的亲切会见、谈话，我感到非常懊悔！我想，如果不参加这次叛乱，我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那些上层爱国人士不都很受人家的尊重，生活得自由自在吗？如果我当初听了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我不就像荣毅仁一样成为一个“红色贵族”了吗？现在呢？现在只有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也许在晚年的时候，还有个光明的归宿。
我在看守所里过了6年零7个月，1965年8月31日被特赦释放出来。和我同时特赦的还有原地方政府的司曹·罗桑扎喜以及布达拉宫的侍卫长松多·噶参云典等。
在特赦大会上，军区首长向每个特赦人员颁发了释放证，上面记载着特赦者原来的罪行，并注明：如有不服，可在10日内上诉。我领到释放证，立即表示：不用10天，我现在就申明，我完全服罪，我永不翻案！当场，看守所又把6年前逮捕我时，从我身上搜的“嘎乌”（护身符）、金耳环、金手表、钢笔、衣服等物如数归还给我。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终生难忘的军区看守所。当我踏上拉萨市区时，觉得一切是那么新鲜，变化是那么大。政府还分配给我一处安有玻璃窗户的楼房，坐落在城北。
当时，我的妻子索朗德吉从事农业生产。我想和妻子共同劳动，于是也提出了务农的要求，这样，政府分给了我约5亩土地，我们从事农业生产有4年。过去，我从未干过农活，开始时困难很多。但是，群众确实是善良的，看到我们不会干农活，就耐心地教给我们，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没有耕畜，又雇请城北一大队的耕畜，解决了春秧耕播的困难。在播种、灌溉时，白天用水紧张，我就在晚上浇水。秋天打场时，我又想了一个办法，把青稞、小麦晒好，放在公路上，让来往的汽车碾。我逐渐学会了种地、灌水、锄草、收割、打场等一整套农活，而且获得了好收成，感到格外高兴，也深深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伟大的真理。
后来，我被城北一大队吸收为社员，历时6年。当时，家里有3个农业人口，但是，妻子患病、孩子又小，只有我一个人是全劳动力。不过，仍能挣得3个人的口粮及少许工分粮和200多元的现金，基本上做到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
1977年，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政协工作。在党的“爱国不分先后”的英明政策下，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1984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又被选为西藏政协副主席。如今除了最小的儿子外，全家人都有了工作。
1981年底，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五次全体会议，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提出想看看当年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代表李维汉同志。我的愿望实现了。一天，在中央统战部会议室，李维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阔别20多年，我们都很激动。我紧紧地握着李维汉同志的手，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我说：“李部长，见到您我非常高兴。但我也非常惭愧，我没有听从您的教诲，参加了罪恶的叛乱……”李维汉同志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不用讲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咱们都要向前看。”李部长又说， “20多年了，你拉鲁的变化很大啊。过去你见到我们时，是拘谨的、戒备的，现在呢？你多么爽朗、多么亲热。这说明你真正认识了我们党，跟我们共产党走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要听共产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仅是我拉鲁个人的光明前途，也是我们西藏的光明前途！
我一生算是饱经沧桑。回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再想想自己在旧社会，特别是我在叛乱期间的活动，我是深感内疚的。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努力为人民工作，为祖国的统一，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奋斗，以赎自己历史上的罪过。（1983年10月，次巴译）
1959年西藏平叛纪实
◎郭 颂这是一段未被人们忘怀的历史，且是一段不应该被人们忘怀的历史。因为国际上帝国主义分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将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常常把平叛当作一种口实，所以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的真相和经过，就有必要加以复述，既用以回击，也用于加深记忆。
达赖、班禅出现在首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为活佛洗尘。毛泽东数次接见。达赖在拉萨写了组诗《毛泽东颂》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西藏之后，新生的西藏焕发出蓬蓬勃勃的生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捐弃前嫌，合作共事，被西藏人民推选为人民代表，联袂来到北京，共商国是。
这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季节。北京郊外的田野已开始了收割，中南海的树木却依然碧绿，于1954年9月在怀仁堂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更是气氛热烈，和收获季节一样，回荡着欢歌笑语。受着这种气氛的感染，原本就喜悦满腔的达赖和班禅，每天脸上都挂着甜甜的笑容，在各处走动。人们一看见这两位身着桔黄色缎子袍的年轻佛王，都忍不住鼓起掌来。
这是达赖与班禅联袂首次进京。虽然在历史上，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六世班禅、九世班禅都先后来过北京，但他们都是各自前来，都不像今天的达赖和班禅能同住京城，同出席一个会议。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圣至尊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能聚首京城，真是破天荒的，是异乎寻常的。达赖和班禅由此感到幸福和自豪，并从会议代表对他们的欢迎和尊重中，感受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和党中央的关怀。
党中央对达赖和班禅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得到他们被西藏选区选为人民代表，将出席首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消息后，中央就专门成立了接待组，中央统战部部长兼民委主任李维汉亲自挂帅，制定了接待方案，有关事宜直接请示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接待组下边，又成立了分别负责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安全保卫、外出参观、重大活动的小组，为两位活佛在京能生活得舒适愉快，做了大量非常细致的工作。
给两位活佛选定雅静舒适的住处，是当时令接待人员十分焦急的一件大事。那时，达赖、班禅已经上路，距离到北京的时间不足一个月了，而其住处尚未选定下来。中央对活佛住处的要求是：舒适宽敞，交通便利，环境幽雅，便于安全警卫。按此要求，在北京似乎并不很难找，因为北京确实有不少过去皇亲国戚、王爷驸马留下的深宅大院，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将领曾经住过的雅园官邸，但要真正合适，却是不容易选定的。
班禅的住处似乎要好决定一些。1951年西藏和平谈判在北京进行时，中央给班禅安排的寓所，是西郊动物园内西侧的北京市高级干部疗养院畅观楼。此楼从动物园西门进人，向北走300多米就可以看到，九世班禅来京时就在这里住过。这里曾是国民党要员的官邸，红墙绿顶，欧式风格，坐北朝南，东、西、南三面有河水环绕。楼前一座白色石桥，长约10米，狮豹和玉麒麟铜雕像守护神，分别守在桥头的两侧。楼的造型更为玲珑美观，红砖为墙，绿铁皮为瓦，主体及阁楼高低有致，白色门窗在绿荫环绕中显得格外醒目、高雅。楼内走廊宽敞，走廊尽处4根白色柱子，嵌有欧式浮雕。装有豪华吊灯和高大壁炉的两个大厅，各有百余平方米，设在走廊的两侧。大厅的两头都有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圆形小屋，可以观望屋外的美丽景色。两个大厅的北面是几间可做卧室和卫生间的房间。二楼与一楼的布局相似，三楼有几个较大的亭子间。四层则是平台，很宽阔，向东可观动物园的碧水绿荫，向西可见稻田的金色稻穗。这个雅静而又安全的畅观楼，就定为班禅的临时寓所，再做维修就可以了。
中央要求达赖的寓所要与班禅的寓所大体相当，以此为基准，工作人员在御河桥（今台基厂）找到一座日本建筑风格的小楼。这座二层小楼，灰砖红瓦，坐北朝南，建于1901年，日伪时期是日本领事馆，北平解放后改为北京市交际处。这座楼无论外形还是内部装饰都是日本风格。一层有一个50平方米左右的厅，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大会客室，可以召开中小型会议和举办舞会，还有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会客室和几间办公用房。一层东侧还有几个房间。沿雕饰华美的楼梯上了二层，又是两个大会客室和可做住房的十几个房间。楼的南侧、西侧各有一个平台，东侧有一旋转木楼梯可通一楼。三层没有房间，只是一个可以眺望风景的小阳台。该楼院内有一美丽别致的小花园，两座凉亭小巧雅致，几个小土丘长满青草绿树，一条曲径过花墙、穿假山、绕草坪，显得园内也漫长阔大起来。整个庭院清幽雅静，和班禅将要住的畅观楼旗鼓相当，相差无几，基本符合中央在接待工作中对达赖和班禅做到待遇同等、不偏不倚的要求。于是，便把达赖住处确定在这里，北京市交际处迁往他处。
尽管这座日式楼房内部装饰很好，因为要安排达赖来住，接待组还是安排人给作了精心的布置和装修。达赖、班禅的客厅、居室和经房应该是黄色的，需要大量的上等黄色绸缎，工作人员找遍了北京所有布店，最后在“瑞蚨祥”等北京有名的“三大祥”布店找到了，全部买下，可是仍不够装修。政务院接到紧急调拨黄绸缎的报告后，了解到故宫博物院还存有明清皇帝御用的存于仓库的“库缎”，便特批了一些。动用故宫里的这种十分名贵、十分稀有，捧在手上沉甸甸，触摸起来凉嗖嗖，拿在手中滑溜溜，特别细腻柔润的皇帝御用绸缎来接待达赖和班禅，可见中央对他们、对西藏的重视。
从拉萨启程的达赖于1954年7月11日动身，走康藏路；从日喀则启程的班禅于7月1日动身，走青藏路，到同年9月1日相会于西安，然后联袂前往北京，9月4日下午抵达，在火车站受到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迎接。翌日下午，朱德副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两位活佛接风洗尘。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邓小平，军委副主席贺龙，军委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副主任甘泗淇，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民委主任李维汉、副主任乌兰夫、刘格平等曾去车站迎接达赖、班禅，这次也出席了宴会。
周恩来总理首先致欢迎词，赞扬自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签订后西藏所取得的成绩，并为两位活佛的身体健康干杯。
达赖接着站起，戴上白框近视眼镜，拿着讲稿致答词。他说：“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西藏方面，我和班禅以及其他代表和工作人员，虽然来自边远的边疆，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首长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央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直接帮助下，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兄弟般的欢迎和招待，沿途都很顺利。昨天到达北京的时候，更承蒙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各位首长、各人民团体和各机关代表的热烈欢迎，今天又承蒙朱副主席设宴欢迎，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尤其能晋见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光荣、最感兴奋的一件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张经武将军及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指导帮助下，使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改变了面貌，逐步走上了幸福康乐的大道。”
班禅也在宴会上致了答词。
让达赖、班禅更感幸福的时刻来了！9月11日下午3时许，他们分乘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来到中南海勤政殿，走进接见厅的休息室。这天，他们都穿着只有在盛大节日场合才穿的“礼袍”，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班禅在北京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已见过一次毛主席，达赖过去从未见过毛主席，可是当身材魁梧的毛主席走入大门时，达赖却一眼就认出这是毛主席，和班禅一样紧张而兴奋地从沙发上跳起，双手平举着雪白的哈达，躬身低头敬献给毛主席。
毛主席接过哈达，握住达赖伸过来的手说：“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久喽，很早就想等你到北京来。”达赖激动地说：“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
毛主席接受了班禅敬献的哈达，握着他的手说：“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班禅激动万分地说：“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
毛主席说：“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接着，他给两位活佛一一介绍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又大声提议：“我们今天见面是个大喜事，咱们照张相做纪念吧！”
于是，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刊登在了首都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这张照片前排站的是：李维汉、黄炎培、张澜、宋庆龄、班禅、毛泽东、刘少奇、达赖、李济深、郭沫若和陈叔通。后排站着的是其他领导人和达赖、班禅的主要随从人员。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15日下午在怀仁堂开幕。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再次亲切地会见了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达赖和班禅，并询问他们生活习惯吗？这几天参观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节目？还指着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安排不周的地方，都可以找他。他是我们大家庭的管家，是个大管家，好管家。我们大家的事情都归他管。你们有事尽管找他，他会帮助你们。”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于9月28日闭幕。在这次大会上，年仅19岁的达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年纪只有16岁的班禅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活佛成了我们国家最年轻的两位领导人。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中央安排达赖、班禅分赴全国各地视察，于第二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恰逢藏历木羊年。
在藏历年除夕，即1955年2月23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寓所丰泽园，分别会见了达赖和班禅，听取了他们在内地视察后的收获和体会的汇报。
藏历正月初一，即2月24日，周总理会见了达赖和班禅。当得知他们想在北京庆祝新年，并邀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及有关方面人士一道参加的想法时，周恩来异常高兴。他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
当天下午，祝贺藏历新年活动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身着黄缎袍子的达赖、班禅，在门口迎来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因去外地视察未能前往，周总理特意向两位活佛作了说明，并转达了朱副主席的歉意。在这次庆祝会上，毛泽东致词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3月上旬，达赖、班禅准备返回西藏，分别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也分别到达赖、班禅住地为他们送行。
3月8日，毛泽东来到御河桥达赖的住地，与达赖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3月9日，毛泽东来到畅观楼，一见到班禅，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他详细询问了班禅返回西藏的准备情况，指示中央民委的汪锋、刘春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负责人计晋美，要认真负责，让活佛平安地返回故乡。
毛泽东还说：“昨天我给达赖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班禅激动地说：“毛主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一定牢记在心，认真贯彻。”
毛泽东还说：“团结了，进步了，也就会发展。”“现在我们还很穷，很落后，西藏要发展，内地要发展，全中国都要发展。”
按照计划，3月12日，达赖由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和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陪同，从武汉过三峡，入四川，然后进藏；班禅由刘春陪同到西安，经青海返回西藏。周恩来在他们离京之前，于3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盛大宴会，为两位活佛饯行。
这次来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性格较为内向的达赖来说，是他被选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以来，第一次离开雪域西藏。在北京，他认识了许多领袖人物和方方面面人士，在内地，他看到了壮美的山河和日新月异的建设，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参加了周总理饯行宴会的第二天，他突然对刘格平说，他今天想去见毛主席，请刘格平给中央汇报，安排一下。刘格平问见主席有重要事情吗？达赖说，是“去辞行”，“想再见一次毛主席”。
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副主任的刘格平，深知毛主席很忙，他的活动，中央有严格规定，一般很难变更，怕请示了也不行。但看到达赖态度这样恳切，不可轻易回绝，就直接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汇报和请示。
达赖为再次见到毛主席，有意取消了几个重要活动，等到中午，没有消息，吃过晚饭，中央办公厅也没有电话。晚上参加活动回来已经11点多钟了，还是没有动静。达赖觉得有点失望，认为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北京返藏，离京前不可能再见到毛主席了。他送走刘格平，回到卧室焚毕香，开始静坐诵经。不料，门卫突然闯了进来，兴奋地大声叫道：“毛主席来了！”
达赖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赶忙起身，出门迎接，只带着两个工作人员的毛主席，却于此时已经走进了客厅，拉住了达赖的手，坐在沙发上。
毛主席对达赖说：“实在对不起，让副委员长久等了。我刚接到报告，说您要来看我。我说，那怎么行？您明天就走，理当我来为您送行。这么晚了，没有影响您诵经？没有影响您休息吧？”
达赖看见穿着长长睡衣，深夜前来看望自己的毛主席，既感动，又不安，说道：“毛主席，真对不起，又打扰您了。”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正躺在床上看报，接到办公厅的报告，毛主席便立即赶来了。达赖听后，更是感到温暖和激动。他回到拉萨后，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了组诗《毛泽东颂》。深情地写道：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
像创世主大梵天
只有从无数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像阳光普照大地……
陈毅赴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雪域里浸溢、聚积着一股分裂主义暗流。
达赖喇嘛在北京的日子，天天充满欢笑，日日裹着温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把所能给予的温暖和关怀，都慷慨无私地给予了他，把所能给予的荣誉和照顾，都热情及时地给予了他。他年纪轻轻，便成了国家的一位领导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里，他和德高望重、白发苍苍的副委员长们平起平坐，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这样高的荣誉和待遇，达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走出雪域，祖国内地名山大川、都市村镇，便以广阔的胸怀、热情的臂膀把他拥抱，让他饱览山川的壮丽、市镇的繁华和花朵的香艳，这番非比寻常的游历，应该在达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
让达赖更感到兴奋的，应该是1955年春季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由他出任主任，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任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秘书长。一个统一团结的西藏，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西藏，正展现在达赖的眼前。熟知西藏的历史，且不歪曲西藏历史的每一个人，都会为出现这样的局面而惊喜，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正在雪域西藏徐徐展开的，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西藏人民对雪域的变化是十分欢迎和十分兴奋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西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是十分重视和全力支持的，特意组成以陈毅元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专程赴藏表示祝贺并指导工作。行前，周恩来总理对陈毅说，到了西藏要尊重达赖和班禅，尊重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勤于请教，不要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画脚。
指挥过千军万马、极富诗人气质的陈毅元帅，也把赴藏祝贺当作一生中的大事来认真对待。他能像熟悉棋盘那样毫不费神地安排千军万马，能像熟知诗词格律那样毫不费劲地敲定一场战役的作战方案，而对于赴藏，因为意义太重大，任务太光荣，他却不能像在战场上那样从容不迫、潇洒自如了。他感到自己不太熟悉民族工作，对西藏的风俗习惯也不很了解，于是找到了汪锋同志，急切地问：“北京有没有熟悉西藏情况，又懂民族政策的藏族同志？”汪锋认真思考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有一位平措汪杰同志。”陈毅一听，高兴坏了，直爽地说道：“你赶紧找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说，请平措汪杰同志来给我们当顾问。”
行期临近了，陈毅专门安排了一场大型报告会，请平措汪杰走上主席台作报告，而他本人却像小学生一样坐在台下，展开笔记本，一边听一边记，和代表团成员一样地认真，一样地聚精会神。
平措汪杰所讲的是西藏的历史、宗教和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非常具体、形象，使听众增长了许多知识。陈毅元帅听后还把平措汪杰叫来，单独讨教怎样给达赖、班禅送礼品、献哈达，给其他贵族官员、活佛、喇嘛献哈达应该注意什么？怎样接受别人献哈达和敬酒，答谢时应该如何表示？代表团中的女同志能不能和活佛、喇嘛握手，见面时应该注意什么？他还特别询问西藏上层贵族、活佛、喇嘛和普通干部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希望讲些什么话，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回答问题时还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等等。陈毅元帅自己想到的问题全都问遍了，还让平措汪杰根据这些问题写一个详细提纲。
由于准备充分，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西藏的活动十分顺利，每到一处都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党中央的关怀化作了一阵又一阵的欢歌笑语。随团赴藏的平措汪杰，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里担任了委员和副秘书长的职务，并留在了西藏。他的这种安排，是毛泽东在北京当面征求了达赖、班禅的意见后决定的。
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达赖喇嘛，经长途跋涉，于1955年6月回到了拉萨。他在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立即受到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对于这些分裂主义分子，达赖是十分熟悉的，或者说，他的多数时间是在这一小撮人中间度过的。由于这些人的猖狂活动，达赖差点没有能够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就做着西藏独立的迷梦。1951年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就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反对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重温“独立”旧梦。为粉碎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于1951年7月16日亲自去离中锡（锡金）边境不远的亚东，会见于1950年12月出走到这里的达赖喇嘛，促成其返回拉萨。就在此时，曾以保护达赖出走亚东之名而建立了私人卫队的阿乐群则，又策动70多位商人向亚东噶厦提出申请，要求率众隆重迎接达赖。亚东噶厦批准这帮人到拉萨远郊迎接，并把为对抗中央人民政府，而由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所谓“人民会议”的“人民代表”，也编入了迎接达赖的仪仗队的序列，这样就使“人民代表”以合法的面貌出现而名噪一时。从此，“人民会议”开始了紧张的分裂活动。
1951年底，“人民会议”在德吉林卡开会，与会的40至50名分裂主义分子立誓请愿，宣称：“为了宗教和众生的幸福，而立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计，永不反悔，我们像亲兄弟一样，生死同当，并向神宣誓，内部的事，不向外泄。”看来他们为给上层贵族夺回权力，而不惜自己的一切。
1952年3月，“人民会议”在拉萨发起了请愿活动，组成了反动武装解放大队，把中央代表驻地、外事处、银行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都包围起来。党中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人民会议”的活动，但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促成达赖喇嘛解散了“人民会议”这个分裂主义组织，撤销了分裂主义头目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两个司曹的职务。但在噶厦的暗中包庇下，分裂主义头目鲁康娃潜逃出境，借朝佛名义逃到印度，在噶伦堡建立了据点，策划和指挥康藏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
1953年，阿乐群则纠集钦绕旺秋等人在自己家里，密谋再组西藏人民会议”，企图使已被取缔而从未停止过非法活动的这一反动组织，重整旗鼓，再次杀将出来。
1954年7月，达赖喇嘛接到中央人民政府要他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阿乐群则等人气急败坏，竭力反对达赖去北京开会，肆无忌惮地公开宣布再组“西藏人民会议”，发动请愿以反对中央的决定。逃到境外的分裂分子夏格巴等人也于此时，宣布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企图里应外合，造成分裂和独立的声势。
1955年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阿乐群则以迎接达赖为名，再次煽动请愿，给达赖呈送了“汇报与请愿书”，反对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同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这就触动了藏区封建农奴主和一些寺庙喇嘛堪布的利益和地位，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阿乐群则等人乘此之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在拉萨静坐请愿，张贴标语，无理纠缠中央驻藏代表，竭力反对民主改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驻藏代表责成噶厦宣布“西藏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逮捕了阿乐群则等一批分裂主义首要分子，给其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
1956年初，分裂分子企图用武力破坏民主改革，在外国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在康巴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同年，达赖受邀请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逃到境外的鲁康娃、夏格巴，及从美国赶回印度的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乘机把达赖滞留在噶伦堡。
1957年1月，达赖访问印度加尔各答，夏格巴进而企图用汽车把达赖劫持到美国领事馆。如此猖獗的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气愤，亲自访问印度，使尼赫鲁许诺不再支持“西藏独立”。周总理还和达赖进行了两次长谈，坚定了达赖回国的立场，使这位活佛于同年2月回到了拉萨。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从这年开始，秘密拼凑叛乱组织于西藏各地，还截击解放军汽车，对汉族干部实行暗杀。
也是在这动荡的1957年5月，西藏噶厦分裂独立派策划、支持叛乱分子，在拉萨组成了以原“人民会议”分子为骨干的“曲细岗珠”反动组织。用汉语直译，“曲细岗珠”就是“四水六岗”，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区，也就是要把这些地方同西藏包括在一起，一道独立建立所谓的“大西藏国”。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和先喀·居美多吉，出席了该组织的筹备会议。这个组织一成立，分裂主义者就以给达赖献“金宝座”的名义，大规模地开展了捐献活动。到了年底，噶厦政府又对藏区的区划、机构和领导人，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变动，任命了一批分裂分子担任宗本（县长）和基巧（专员），强化了分裂主义者对藏区的控制。
1958年4月20日，由与西藏相邻几个省份的武装叛乱头目及藏军共5000余人（一说500人）窜入拉萨，与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签订了正式盟书，决定把叛乱的武装力量全部统一在“曲细岗珠”组织之内，还划分了将来叛乱时各自承担的任务。
6月15日，恩珠·公布扎西等人与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及部分武装叛乱头目，从拉萨来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据点。4日，召开了成立“卫教军”会议，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头目参加，设立了司令部，成立了山司令部控制的4个机关，按地区编成36个连队，恩珠·公布扎西自任司令。“卫教军”一成立，便通过空投和陆运两种形式，从美国等国获得了武器弹药。噶厦也全力支持这一叛乱武装，下令各宗、寺庙帮助和支持“曲细岗珠”，为其筹备粮草，打开了拉康、多宗等山南地区粮库，给叛乱武装发放粮食和武器弹药。
7月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噶厦以达赖名义给藏、川、滇、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组织成员回赠了礼品。接着，这些分裂分子给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所涉及的地区，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的口号。
7月21日，“卫教军”在拉萨以东80余公里处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
7月28日，阿乐群则、多吉巴桑等人盗用藏区人民的名义，向世界185个非共产党国家和地区，散发反对“中国侵略西藏”的决议书。并在美蒋特务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公开出版鼓吹“西藏独立”的《西藏镜报》。
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以南不到100公里的贡噶，伏击了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杀伤22人。
12月19日，叛匪又在贡噶以东不足40公里的扎朗，突然对解放军值勤小分队发起攻击，杀害解放军第十八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杀伤13人。
1959年1月，叛匪血腥洗劫昌都西南约200公里的扎木（现波密）中心县委之后，又围攻泽当中共山南工委77天，围攻丁青县委90余天。在叛乱中，这些匪徒不仅截断公路，洗劫道班，炸毁桥梁，伏击车辆，袭击兵站，而且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杀戮无辜，破坏寺庙，连寺庙内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要夺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和其管家叛乱后，捣毁佛像，焚毁经书，还把寺内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山南凯松溪长全村仅有50户人家，“卫教军”杀进村庄之后，洗劫了每户家庭，奸污了全村妇女，从10岁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无一逃脱叛匪的蹂躏。
与此同时，在西藏噶厦反动分子的指令下，青海、四川等藏区的叛乱武装开始聚集，向拉萨移动，西藏当地的叛乱分子和旧藏军主力，也化装起来，秘密地往拉萨潜入。
一场厮杀，一场决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明察秋毫，在文件上批示：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总参谋部叮嘱部队：尽量用轻武器，少用炮，不得毁坏寺庙。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叛乱区域性和作战的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为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的作战，特别是各指挥部的边缘地区或接合部的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诸多重大事项，特给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委以指挥和协调的重任。
1958年年底以来，西藏叛乱匪徒围攻基层政府，伏击解放军，残杀无辜藏族同胞，反动面目愈来愈暴露。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及时不断地把情况报告给中央，这些材料摆在了中央决策层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以超人的魄力，字字千钧地写道：“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很快就接到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立即进行研究，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这一特点，中央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处于指挥中枢的王尚荣副总参谋长，指令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