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全球史：一个时代和一个瞬间(套装3册 甲骨文系列 摩登时代+午夜将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美）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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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全球史：一个时代和一个瞬间(套装3册 甲骨文系列 摩登时代+午夜将至)试读：

封面

版权信息

摩登时代（上下册）——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

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

目录

出版说明

1.相对论的世界

2.最早的乌托邦

3.等待希特勒

4.衰落的合理性

5.地狱的神权国家，天国的混沌世界

6.最后的世外桃源

7.暴跌

8.群魔

9.侵略高峰

10.旧欧洲的终结

11.转折之年

12.超级大国与种族灭绝

13.恐怖带来的和平

14.万隆那一代

15.人兽王国

16.一半人口的试验

17.欧洲的复活

18.美国的未遂自杀

19.集体主义的1970年代

20.自由的恢复

索引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这部《摩登时代——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Modern Times：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初版于1983年，后于1990年代初推出修订版。这是一部在西方世界流传甚广的历史著述，曾获得美国《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正如中外读书界业已指出的，这部世界史名著内容异常丰富、语言犀利、结构精妙，特别是其对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介绍给中文读者。

2000年中国大陆曾以《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为题出版中文译本（共19章）。我们这次请秦传安先生重译全书，恢复原著20章，对原著个别引文或数据失误做出注释，对几处不确论述也予以提示。对于这部著作俯拾皆是的个人化论述，其实读书界完全懂得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1.相对论的世界

现代世界始于1919年5月29日。那天，从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拍到的日食照片证实了一种新的宇宙论是对的。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建立在欧氏几何的直线和伽利略的绝对时间概念基础上的牛顿宇宙论必须做重大修改。牛顿宇宙论已经巍然屹立了200多年。它是一个宏大的架构，正是在这一架构之内，发生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作为19世纪典型特征的人类知识、自由和繁荣的巨大扩张。可是，日益强大的望远镜揭示了一些异常现象。特别是，每隔一个世纪，水星的运行就会偏离根据牛顿物理学定律所预计的位置43角秒。这是为什么？

1905年，当时在伯尔尼市瑞士专利局工作的26岁德国犹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1]文中提出的理论后来被称作“狭义相对论”。根据爱因斯坦的观察，在某些环境下，长度似乎缩短了，时钟似乎变慢了，这有点类似于绘画中的透视效果。事实上，就其对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发现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度量条件，丝毫不亚[2]于公元前500～480年希腊人最早把透视法用于绘画。

爱因斯坦的独创性堪称天才卓绝，其论证的路子奇特而优雅，被同行们比作一种艺术，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人们日益强烈的兴趣。190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一切物质皆有能量，并总结2[3]为一个公式：E=mc，这个公式后来被视为核武竞赛的起跑点。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没能阻止科学家们密切追踪爱因斯坦对包罗万象的广义相对论所做的探索，这一理论将涵盖引力场，并对牛顿物理学提出全面的修订。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这一理论的消息传到了伦敦。次年春天，正当英国人准备对索姆河发起那场灾难性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爱因斯坦的那篇重要论文通过荷兰被偷带到了剑桥，天文学教授、皇家天文学会会长亚瑟·埃丁顿收到了这篇论文。

1918年，埃丁顿在一篇提交给物理学会的论文中发表了爱因斯坦的成果，论文的题目叫作《万有引力与相对论原理》。但是，爱因斯坦方法论的本质在于：他坚持认为，他的公式必须得到实验性观察数据的验证，为此，他亲自设计了3项专门的检验条件。其中，关键的一项检验是：一束刚好掠过太阳表面的光线必定弯曲1.745角秒——两倍于古典牛顿理论所给出的引力弯曲。这个检验涉及拍摄日食，而下一次日食的时间要到1919年5月29日。在战争结束之前，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爵士设法从早已山穷水尽的政府那里得到了一项承诺：政府答应拨出1000英镑，作为普林西比岛和索布拉尔观测探险的经费。

1919年3月初，探险队启程前的那个晚上，天文学家们在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戴森爵士的书房里畅谈至深夜，这个天文台是雷恩爵士在1675～1676年设计的，当年，牛顿正在鼓捣他的万有引力理论。埃丁顿的助手E.T.科廷汉将陪他同行，他问了一个十分要命的问题：如果这次日食拍摄的测量结果证明牛顿和爱因斯坦都错了，偏离量是爱因斯坦计算值的两倍，那将会发生什么？戴森说：“那样的话，埃丁顿就会疯掉，你就不得不独自一人打道回府了。”据埃丁顿的笔记说，5月29日上午，普林西比岛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下午云开日出，刚好赶上1点30分的日食。埃丁顿只有8分钟时间操作他的拍摄器材。“我没工夫看日食，一直忙着换感光板……我们拍了16张照片。”之后，他以一夜两张的速度，用了6个晚上来冲印那些感光板。6月3日，他用了一整天时间测量冲洗出来的照片，到晚上，埃丁顿转身对同事说：“科廷汉，你用不着一个人独自回家了。”爱因斯坦是对

[4]的。

这次远征满足了爱因斯坦的两项检验条件，而且，W.W.坎贝尔在1922年9月的日食期间再次予以了证实。正是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一丝不苟，使得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理论是有效的，除非第三项检验条件（“红移”）得到满足。1919年12月15日，他写信给埃丁顿说：“如果事实证明，大自然中并不存在这一现象，那么，整个理论就不得不放弃。”事实上，“红移”现象在1923年被威尔逊山天文台所证实，而且，打这以后，相对论的实验证据稳步积累。其中，一个最引人注[5]目的实例是1979～1980年发现的类星体的引力透镜效应。而在当时，爱因斯坦在专业上的英雄气概就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年轻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朋友们看来，“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对我的智力发展拥有持久的影响。”他后来写道：“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爱因斯坦自己明白无误地声称，如果自己的理论经不住某些检验，他会认为这一理论根本站不住脚。……这样一种姿态，截然不同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教条主义，至于这些人的追随者，那就更不用说了。爱因斯坦一直在寻找关键性的实验，这些实验即使符合他的预言，也决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就站得住脚；正如他最早强调的那样，只要有一次不符合，就足以证明他的理论是[6]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爱因斯坦的理论，以及埃丁顿为验证这一理论而进行的那次大肆宣扬的远征，在1919年激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兴趣。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都不曾有哪一次科学验证占据这么多的头版头条，成为一个广为谈论的话题。从6月开始，一直到9月在伦敦皇家协会的一次人头攒动的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理论得到证实，其间，人们的紧张情绪稳步增长。在A.N.怀特海（他当时在场）看来，那就像一出希腊戏剧：

我们就像合唱队一样，纷纷对一次至关重要的事件发展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命运裁决发表评论。整场演出充满了戏剧色彩——传统的仪式，以及背景上悬挂的牛顿画像，无不提醒我们：眼下，在两百多年之后，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归纳将接受它的第一次修正……思想[7]领域的一场伟大冒险终于功德圆满。

打那以后，爱因斯坦便成了一个全球英雄，全世界每一所著名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走到哪儿都被人群所包围，他那怅然若失的面容被成千上万的人所熟悉，那是心不在焉的自然哲学家的典型模样。他的理论所带来的冲击是直接的，而且越来越不可估量。不过，这正好说明了波普尔后来提出的所谓“非预期后果律”。有无以数计的著作，试图清楚明白地解释广义相对论如何修改了牛顿的观念，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对普通的凡夫俗子来说，牛顿的那些观念构成了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爱因斯坦本人这样总结它：“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相对论’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一切物理现象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它没有给‘绝对运动’概念的引入提供任何基础，或者[8]换一个更简短但并不那么准确的说法，就是：不存在绝对运动。”许多年后，巴克敏斯特·富勒给日本艺术家野口勇发去了一封著名电报，用249个单词解释了爱因斯坦的关键公式，堪称简洁凝练的杰作。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大量使用直线和直角的牛顿物理学十分容易理解，可如今，相对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不安之源。按照人们的理解，绝对时间和绝对长度已经被废黜了；运动是曲线的。突然之间，天体运动当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正如哈姆雷特所悲叹的那样：“这个世界脱节了。”这就仿佛不停旋转的地球脱了轴，在一个不再符合惯常度量标准的宇宙中漫无目标地漂泊。1920年代初，第一次在通俗层面上流传着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时空，善恶，知识，尤其是价值。人们错误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地把相对论跟相对主义混为一谈。

对于公众的误解，最痛苦的莫过于爱因斯坦本人。不停地宣扬和误解让他困惑不已，而这些似乎都是他的工作所促成的。1920年9月9日，他写信给他的同事马克斯·玻恩说：“就像童话故事里那个碰到什么都变成黄金的人，我现在也是这样，跟我有关的一切都成了报纸[9]上小题大做的话题。”爱因斯坦不是一个遵循教规的犹太人，但他承认有一个上帝。他热情地相信对与错的绝对标准。他的专业生活奉献给了不懈的寻求，不仅寻求真理，而且寻求确信。他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主观领域和客观领域，客观部分必定能够给予精确的陈述。在科学意义（而非哲学意义）上，他是一个决定论者。在1920年代，他发现，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不仅让人无法接受，而且令人厌恶。终其余生，直至1955年去世，他都一直尝试着把物理学固定在统一场论中，试图借此驳倒量子力学的理论。他写信给玻恩说：“你相信有一个掷骰子的上帝，而我相信，在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上，在一个我试图以胡思乱想的方式去加以掌控的世界上，有完美的规则和秩序。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但我也希望，有人能够发现一条比我凭运气找到的方法更加实际的途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10]更加坚实的基础。”但爱因斯坦没能研究出统一场论，不管是在1920年代，还是之后。他在有生之年目睹了道德相对主义（这在他看来是一种疾病）成为社会流行病，正如他在有生之年眼睁睁地看着他那个要命的公式导致了核战争的出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有时候他真希望自己是个头脑简单的钟表匠。

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世界级名人在1919年的出现，引人注目地说明了科学创新者对人类的双重影响。他们改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增强了我们对它的掌控。但他们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第二个影响常常比第一个影响更激进。科学天才对人类的影响，善也好，恶也罢，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家或军阀。伽利略的实证主义创造了17世纪的自然哲学躁动，而后者正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先声。牛顿的物理学构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框架，也促成了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政治的产生。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念，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还是对于造就了希特勒主义的种族主义哲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事实上，达尔文观念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至今依然在塑造着我们自己，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公众对相对论的反应也是如此，它是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影响力之一。它是一把刀子，被它的创造者漫不经心地挥舞着，帮助割断了社会的缆索，使之漂离了传统的停泊地：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信仰与道德。

相对论所带来的冲击，与公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受几乎同时，这使得它的冲击格外有力。到埃丁顿证实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那个时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已经50多岁。他真正原创性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世纪之交完成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早在1900年就出版了。在医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圈子里，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并与他最重要的弟子卡尔·荣格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争论。但直到战争结束，他的观念才开始作为通用货币流通开来。

弗洛伊德学说流传开来的原因在于，旷日持久的堑壕战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由于压力所导致的精神紊乱的病例上：人们通俗地称之为“弹震症”（shell-shock）。一些出身军事世家的名门子弟志愿当兵服役，作战英勇，屡建功勋，突然间精神崩溃了。他们不可能是胆小鬼，也不是疯子。在治疗精神疾病上，除了像吃药、恐吓或电击疗法这些“英勇”的方法之外，弗洛伊德早就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前面说的那些治疗方法一直被大量使用，随着战争艰难地持续，所谓“治愈”变得越来越短命，剂量也就越来越大。当电流增加的时候，病人要么被治死了，要么宁愿自杀，也不愿像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那样勇敢面对。战后，亲属对病人在军事医院，尤其是维也纳总医院的精神病科所遭受的残酷折磨怒不可遏，从而导致奥地利政府在1920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请来了[11]弗洛伊德。由此所导致的论战，尽管不了了之，却让弗洛伊德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世界性名声。从专业上讲，1920年对他来说是突破之年，那一年，他的第一家精神病诊所在柏林开张，他的弟子和后来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创办了《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但更加引人注目，从长远来看也更加重要的是：突然之间，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观念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发现。正如哈夫洛克·埃利斯当时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不是个科学家，而是个伟大的艺术家；[12]这话让大师颇感愤怒。经过80年的实践检验，总的来说，他的治疗方法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失败，只适合哄哄那些闷闷不乐的家伙，[13]而不是治疗有病的人。如今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的核心观念在生理学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在弗洛伊德阐述这些方法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发现孟德尔定律和染色体遗传理论，还没有认识到先天性代谢缺陷，也不存在激素和神经刺激机制，这些东西联合起来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正如彼得·梅达沃爵士所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有点类似于催眠术和颅相学：它包含彼此孤立的真理碎片，但整个理论是

[14]错的。此外，正如年轻的卡尔·波普尔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对待科学验证的态度完全不同于爱因斯坦，而更像马克思。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不是使用经得起实验检验和反驳的具体内容，而是使之包罗万象，很难检验。而且，就像马克思的追随者一样，每当看上去能够驳倒其理论的证据出现，他就修改自己的理论，以迎合这些证据。因此，弗洛伊德的信念主体需要连续不断地扩张和渗透，就像一套处在形成时期的宗教体系。不难预料，像荣格那样的内部批评者总是被当作异议者来对待；而像哈夫洛克·埃利斯那样的外部批评者则被视为异教徒。弗洛伊德身上透露出了20世纪最糟糕的意识形态救世主的迹象——他有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把那些与自己有分歧的人视为精神上不稳定，需要治疗。埃利斯对其科学地位的[15]贬低被斥为“一种高度升华的抵抗”。就在他和荣格关系破裂之前，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我的倾向是，对待那些表现出抵抗的同行，[16]完全就像对待那些处在相同情境中的病人。”20年后，把异议者视为一种必须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在苏联十分盛行，成为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弗洛伊德作品中真正的科学内容并不多，但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品质，并且富有想象力。他的德语文风极具魅力，为他赢得了这个国家最高的文学奖：法兰克福歌德奖。他的作品很适合翻译。把现有的弗洛伊德著作翻译成英文在1920年代成为一种产业。但是，由于弗洛伊德让自己的观念涵盖了一个不断拓宽的人类活动和人类经验的领域，新的文学作品也就不断涌现出来。弗洛伊德是个诺斯替教徒。他相信存在一个隐秘的知识结构，通过使用他所设计的一些技法，可以透过事物的表象洞察这一知识结构。梦是他的出发点。他写道，梦“与神经症状的构成并无不同。像后者一样，梦似乎稀奇古怪，毫无意义，但是，当我们借助一种技巧（这种技巧稍稍不同于精神分析中所使用的自由联想法）来仔细审视它的时候，就能从[17]它的显在内容中得到它的隐含意义，或者说是它的潜在思想”。

诺斯替教总是吸引知识分子。弗洛伊德提供了它的一个特别新鲜有趣的例子。在一个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为自己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知识洋洋得意的时代，弗洛伊德对于古典的典故和意象有一种非凡的天才。他迅速领悟到了像詹姆斯·弗雷泽那样的新一代社会人类学家加诸古典神话之上的重要性，后者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在1890年开始面世。梦的意义，神话的作用——在这杯烈性酒中，弗洛伊德搅和进了无所不在的性的迷幻剂，这是他在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的根源中找到的。战争打开了关于性的话匣子；战后的那段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了关于性的讨论登上媒体的大雅之堂。弗洛伊德的时代到了。除了文学天赋之外，他还有一些煽情记者的技巧。他能杜撰一些引人注目的口号。像比他更年轻一些的同时代人拉迪亚德·吉卜林一样，弗洛伊德也经常给现代语言增添一些词语和短语：“潜意识”，“幼儿性欲”，“俄狄浦斯情结”，“自卑情结”，“负罪情结”，自我、本我和超我，“升华”，“深层心理学”，等等。他的某些重要观念，比如对梦进行性方面的解释，或者后来人们所说的“弗洛伊德失语”，有新鲜智力游戏的吸引力。弗洛伊德深知时事话题的价值。1920年，在欧洲的自杀风潮余波未平的时候，他出版了《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书，提出了“死亡本能”的概念，很快就被人们通俗化为“死亡愿望”。1920年代见证了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急剧衰退，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有很多时间在致力于剖析宗教，他把宗教看作是纯粹的人类构想。在《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1927）一书中，他论述了人类试图缓解愁苦的下意识努力。他写道：“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人，试图通过妄想改造现实，来保护自己免遭痛苦。人类的宗教必须归类为这种大规模的群体错觉。不用说，任何一个拥有错觉的人从[18]来都认识不到这一点。”

这似乎是新时代的声音。并非第一次，一个50多岁的先知，长期在荒漠中备受冷落，突然间在镀金的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痴迷的听众。关于弗洛伊德学说，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变化多端，以及它的无处不在。对于每一件事情，它似乎都有一种新的、激动人心的解释。而且，弗洛伊德有一种特别的技巧，这就是简明扼要地总结范围广泛的学院学科中突然出现的新趋势，凭借这一技巧，他似乎以非凡的派头和专横的信心，把一些已经在精英阶层的头脑中酝酿的观念呈现出来。1920年代初，很多知识分子发现，多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却并不知道这一点。这种吸引力在小说家当中尤其强大，范围从年轻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他那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克罗姆·耶娄》［Crome Yellow］出版于1921年），一直到忧郁而保守的托马斯·曼，对他来说，弗洛伊德就是一个“传神谕者”。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影响更大，即将到来的和平使他们意识到，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一直在而且至今依然在整个文化界发生着，相对论的观念和弗洛伊德学说既是这场变革的先兆，也是它的回声。这场变革在战前就有很深的根源。它早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一场公开演说为它吹响了号角，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经理谢尔盖·佳吉列夫再恰当不过地发表了这篇演说：

我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结性时刻的见证者，以一种新的未知文化的名义，这一文化将由我们来创造，也必将把我们席卷而去。正因为如此，我才毫不犹疑地向着美丽宫殿的残壁颓垣，也向着一种新美学的新戒律，举起我手中的酒杯。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我能表达的唯一希望是，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不要损害了生活中的赏[19]心乐事，死亡就像复活一样美丽，一样明亮。

正如佳吉列夫所言，野兽派的第一次展览将在巴黎举行。1913年，佳吉列夫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Sacre du Printemps）搬上了舞台；到那时，勋伯格已经发表了他的无调性《三首钢琴曲》，奥尔本·贝尔格发表了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3号）；马蒂斯发明了“立体派”这个术语。也正是在1909年，未来派发表了他们的宣言，库尔特·希勒在柏林创办了他的“新俱乐部”，它是一场艺术运动[20]的策源地，这场运动将在1911年首次被称作“表现主义”。1920年代的几乎所有重要艺术人物都已经在1914年以前发表、展览或演出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战前现象。但是，需要一场巨大斗争所带来的剧烈动荡，需要它所促成的政治体制的分崩离析，只有这样才能给现代主义带来它迄今为止所缺乏的激进的政治维度，并让它感知到一个已经土崩瓦解的世界，而它正是在这个旧世界的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因此，佳吉列夫在1905年奏响的那挽歌般的（甚至是不安的）音符引人注目地反映出敏锐的洞察力。这场变革的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密不可分，正如1790～1830年的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不可分割一样。我们注意到，1916年，詹姆斯·乔伊斯、特里斯坦·查拉和列宁全都作为流亡者客居[21]苏黎世，在等待他们的时机。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现代主义在宣传的炫目强光中登上了一个似乎空荡荡的舞台。1918年11月9日晚上，表现主义知识分子的一次会议在柏林的国会大厦召开，会议要求剧院国有化，政府补贴艺术行业，解散所有专业学会。超现实主义大概打算给予弗洛伊德的观念以视觉表达——尽管它的起源完全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行动计划，正如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一样。但这只是表面的泡沫。更深层地看，正是相对论所导致的空间和时间的迷惑，正是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在新的创造模式中被认为是典型特征。1919年6月23日，马塞尔·普鲁斯特出版了《在少女们身旁》（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这是一次巨大实验的开始，其实验的领域是破碎的时间和隐秘的性情绪，而这些正是人们新的关注焦点的缩影。6个月之后，12月10日，普鲁斯特被授予龚古尔奖，法国文学的重心做出了一次决定性的转[22]移，远离了幸存的19世纪大师。当然，迄今为止，这样的作品还只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少数人当中流传。普鲁斯特不得不自掏腰包印行这部作品的第一卷，并以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销售它们（甚至迟至1956年，全套《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23]每年的销售量也不足10000套）。詹姆斯·乔伊斯也在巴黎，他根本不可能在英伦诸岛发表作品。他的《尤利西斯》（Ulysses）完成于1922年，不得不由一家私营印刷所印行，然后偷运过边境。但它的意义并没有被人忽略。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比这部小说更清楚地说明了弗洛伊德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了文学的语言。也是在1922年，诗人T.S.艾略特（他本人最近被认为是时代的先知）写道：它“摧毁[24]了整个19世纪”。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两位伟大的先驱和重心转移者，在他们无意间共享的宇宙观中都没有对方的位置。1922年5月18日，他们在巴黎会面了，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狐狸》首演结束之后为佳吉列夫和全体演员举办的派对，作曲家和他的舞台设计师巴勃罗·毕加索也出席了这场派对。普鲁斯特此前已经冒犯过了斯特拉文斯基，他很不明智地让乔伊斯顺道搭乘他的出租车回家。这个醉醺醺的爱尔兰人告诉普鲁斯特，自己一个字都没读过他的作品，被激怒的普鲁斯特则回敬道，自己在驱车前往里兹饭店（他在那儿的夜晚[25]随时都有约会）之前也从未读过乔伊斯的作品。6个月之后，普鲁斯特去世，但在这之前，著名数学家卡米尔·韦塔德已经在一篇文章[26]中把他奉为爱因斯坦的文学诠释者。乔伊斯在他的《芬尼根守灵[27]夜》（Finnegans Wake）中用一句双关语“Prost bitte”把他给打发了。

有人认为，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一些作家（当然还包括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观念）“摧毁”了19世纪，这个观点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异想天开。19世纪见证了个人责任哲学——我们每个人都分别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观念——的高潮，那是犹太-基督教和古典世界的共同遗产。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分析艾略特对《尤利西斯》的裁定时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像沃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一书中）这样重要的美学家完全可以把“以一束猛烈的、像宝石一样的火焰燃烧”的能力归类为“生活中的成功”。“在19世纪，”特里林写道，即使“像佩特那样优雅而超然的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根据个人的生活做出成功或失败的判断。”[28]19世纪的长篇小说本质上都涉及个体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成功。《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不仅标志着反英雄的闪亮登场，而且标志着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想象性创造的核心元素的毁灭，以及不屑一顾地摒弃了对道德平衡和道德裁决的关切。个人自由的行使将不再是人类行为中极其有趣的特征。

这与塑造时代的新兴力量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如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是诺斯替教的另一种形式，它声称自己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从经验上洞察其背后隐藏的真理。马克思有一席话，引人注目地预示了我刚刚引用过的弗洛伊德的那段话，他说：“表面上看到的经济关系的最终模式……与其内在的然而却是隐藏着的[29]根本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完全相反。”表面上，人们似乎在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出判断，决定事件。但实际上，在那些熟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人看来，这样的个体，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过是一些漂浮物，被经济力量那无法抗拒的汹涌大潮冲来冲去。个体的表面行为只不过隐藏了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却又无力反抗的阶级模式。

同样，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个人良心（这是犹太-基督教伦理的核心，也是个人主义实现成功的主要发动机）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安全装置，被集体创造出来，以保护文明秩序免遭人类存在的可怕攻击。弗洛伊德主义包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个本质的话，那就是对罪的描述。1920年，弗洛伊德写道：“严酷无情的超我与服从于超我的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把这一紧张称为‘负罪感’（the sense of guilt），文明已经通过弱化并消除这种负罪感，通过在其内部建立一个代理机构来监视它（就像在一座被征服的城市里派出一支驻军那样），从而控制了人们渴望攻击别人这样一种危险的欲望。”负罪感因此不是缺德的标志，而是美德的标志。超我或良心是个体为了保全文明而支付的昂贵代价，它在痛苦中投入的成本将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可阻挡地增加：“先兆性的外在不幸……被转换为永久性的内在不幸，被转换为负罪感所带来的紧张。”弗洛伊德说，他旨在向人们展示：任何人性弱点都无法解释的负罪感是“文明发展[30]中最重要的问题”。正如社会学家已经暗示的那样，就创造出那些使得犯罪和恶行变得不可避免的条件而言，社会很可能是共同犯罪的。但是，个人的负罪感是一种应当驱除的错觉。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个别犯罪；我们全都有罪。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全都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了1920年代：这个世界并不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意识的经验主义感知塑造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时间与距离，对与错，法律与正义，以及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特性。但意识并不值得信赖。此外，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侵蚀了高度发展的个人责任感以及一套既定的、客观上真实有效的道德法则的基础，而这些正是19世纪文明的核心。人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这个宇宙中，一切价值衡量都是相对的，这个印象有助于证实他们对道德混乱的想象——这一想象既让人惊愕，又令人兴奋。

正如W.B.叶芝所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所释放出来的”难道不是“纯粹的混乱”吗？在很多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是罗马衰亡以来最大的灾难。德国出于恐惧和野心，而奥地利则出于顺从和绝望，都是以一种其他交战国不曾有过的方式想要这场战争。它标志着德国哲学中悲观主义浪潮的顶峰，这是战前时期它最显著的特征。德国的悲观主义与美国、英国、法国甚至还有俄国在1914年之前的那十年建立在政治变革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是知识界的财产，而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尤其是顶级阶层）中都可以找到。在这场大决战爆发之前，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和亲信库尔特·里茨勒就发出了有点阴郁的音符，他的主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把德国和欧洲领入了深渊，里茨勒说：“总理预料，战争——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必将导致现存一切的连根拔除。现存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过时，没有理念。”7月27日，他写道：“在劫难逃的厄运比[31]高悬于欧洲和我们这个民族头上的人的权力更大。”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弗洛伊德出生于同一年，他仿佛就是“死亡本能”的化身，而后者正是在那个恐怖的十年结束时杜撰出了这个词。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样，霍尔维格也读过1895年出版的马克斯·诺尔道的《退化》（Degeneration），并熟悉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的退化理论。不管有没有战争，人类都在不可避免地退化；文明正在朝着毁灭迈进。这样的观念在中欧早已是陈词滥调，为人们认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铺平了道路，而这本书碰巧出版于1918年，当时，那场预言中的自杀已经实现。

再往西边，在英国，约瑟夫·康拉德（他本人是个东欧人）是反映这种悲观主义的唯一一位重要作家，他围绕这一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诺斯托罗莫》（Nostromo，1904），《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在西方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1911），《胜利》（Victory，1915）。这些绝望的政治布道词，披着小说的外衣，宣扬了一个预言，托马斯·曼将在1924年以他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一书向中欧宣布这一预言，正如他两年后在《密探》德译本的序言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康拉德看来，这场战争只不过证实了人类困境的不可救药。从60年后的视角去看，一定有人说：康拉德是那个时代唯一其远见在每个细节上都依然清晰而真实的重要作家。他把马克思主义斥为恶毒的胡说八道，肯定会产生令人恐怖的暴政；而弗洛伊德的观念不过是一种“魔法秀”。这场战争证明了人的弱点，但在另外的方面，它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庞大的改革计划，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一切“解决办法”，都是虚幻的。1922年10月23日，康拉德写信给伯特兰·罗素（罗素不久前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他在信中坚持认为：“在任何人的书里或谈话中我都找不到任何东西足以对抗我根深蒂固的感觉：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在劫难逃……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唯一的疗救之道是内心的改变。但看看过去2000年的历史，没有太多的理由指望这种事情，就算人已经开始飞……他也不可能像鹰那样飞，他[32]只能像虫子那样飞。”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康拉德的怀疑论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十分少见。有人把战争本身看作进步的一种形式。H.G.威尔斯在一本名为《终结战争的战争》（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的书中宣布了这一观点。但是，到了停战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进步，就像某种连续不断的、几乎是不可阻挡的事物一样，也彻底消亡了。1920年，伟大的古典学者J.B.伯里在《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一书中，宣布了它的死亡。“一种新的观念将会篡夺人类指导观念的位置……进步本身难道没有暗示这样一个观点吗：作为一种学说，它的价值仅仅是相对的，只不过是相对于某个不[33]是很先进的文明阶段而言。”

杀死有序进步（与无序进步相对）这一观念的，正是文明欧洲过去四年里犯下的弥天大罪。有一种不可想象的、前所未有的道德退化，对此，任何一个直面事实的人都不可能怀疑。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陆军部的一张纸上匆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一切时代的一切恐怖行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不仅有军队，还包括全体人民，都被推入了这些恐怖行为当中。那些卷入其中的高度文明的国家都认为——并非毫无理由——它们的生存岌岌可危。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统治者，对于他们认为能够帮助自己赢得这场战争的任何行为，都不加拒绝。对人性或国际法的每次粗暴践踏都会受到报复——常常是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报复。无论是休战，还是和谈，都没有减缓军队之间的冲突。伤者在两军阵线之间死去，死者朽烂成泥土。商船、中立国家的船只和医疗船沉没于大海之上，船上的所有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或者葬身鱼腹。人们做出各种努力，试图用饥饿让整个国家屈服，不考虑年龄和性别。城市和纪念性建筑被大炮炸得粉碎，来自空中的炸弹不分青红皂白地投掷下来。各种形式的毒瓦斯使士兵窒息而死，或者把他们烧焦。液体燃烧剂被投射到他们的身体上。人从空中掉落在烈火中，或者在海上黑暗的隐蔽之处窒息而死，常常是慢慢地死去。军队的战斗力仅仅受限于他们国家的气魄。整个欧洲及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巨大的战场，许多年的拼搏厮杀之后，在战场上溃败奔逃的不是军队，而是国家。当一切都结束，那些文明而科学的基督教国家唯一能够拒绝接受的两项权宜之计[34]是酷刑和吃人：它们的效用值得怀疑。

正如丘吉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所列举的那些恐怖行为被“高度文明的国家”所实施。事实上，它们完全超出了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么邪恶）的力量。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过度的无情和残忍通常并非出自公然的恶意，而是来自被激怒的正义感。对于一些合法构成的政府，情况就更是如此，它们表面上有议会和法院赋予的所有道德权威。个体不管多么凶残，其破坏能力都很小；而国家，不管意图多么良好，其破坏能力几乎都是无限的。扩大政府，其破坏能力必然也随之而扩大。正如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尔纳在1917年干涉前夕所吼道的那样：[35]“战争是国家的良药”。此外，历史痛苦地证明，集体的正义感远比任何个体对报仇的追求更难控制。伍德罗·威尔逊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在1916年以一份和平政纲赢得连任，他警告：“一旦把这个民族带入战争，他们就会忘掉世界上还有宽容这么回事……残酷无情[36]的精神就会进入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规模，并因此增加了它的破坏能力和压制倾向。1914年之前，所有政府部门都很小，尽管大多数部门都在发展，其中有些部门发展得很快。政府活动的实际[37]范围平均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10%。1913年，在美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总收入低至GNP的9%。在德国，自俾斯麦时代起便开始建设一套庞大得可怕的福利提供机构，其政府收入占GNP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18%；而英国自1906年起便步德国的后[38]尘，这个比例是13%。在法国，政府始终占用了比较大的GNP份额。但正是在日本，尤其是在沙皇俄国，政府通过渗透到个体经济的所有部门，从而在国民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在这两个国家，为了军事帝国主义的目的，政府正在强制推动工业化的步伐，为的是“赶上”更先进的经济体。但是，在俄国，政府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国家拥有油田、金矿和煤矿、三分之二的铁路系统，以及数以千计的工厂。[39]在东部的新领地，有“国家农民”。俄国的工业即便在没有公开被国家拥有的时候也高度依赖关税壁垒及政府的补助、津贴和贷款，或者与公共部门互相依赖。财政大臣与大银行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40]一些公职人员被任命为这些银行的董事。此外，国家银行作为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控制着储蓄银行和信用社，管理着铁路的金融，给外交政策的冒险融资，充当了整个经济体的调控者，并持续不断地想[41]方设法增加它的权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贸易部监管私营贸易联合体，调控价格、利润、原材料的使用和货运费，并把它的代理人[42]安插到所有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在其最后的和平阶段，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集体资本主义试验，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试验。它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们感到害怕：事实上，害怕俄国经济能力（因而还有军事能力）的迅速增长，正是促使德国在1914年决定发动战争的最大单一因素。正如贝特曼·霍尔维格向里茨[43]勒指出的那样：“未来属于俄罗斯。”

随着战争的爆发，各交战国都热切地审视其竞争对手和盟友，想看看政府在管理和干涉战时经济上有哪些方面可以仿效。资本主义部门对巨大的经济利益感到满意，无疑也被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因而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结果是政府角色在质和量上的一次扩张，这一角色再也没有充分逆转——因为尽管战时安排有时候随着和平的到来而被抛弃，但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它们最终总是被再次采用，通常是永久性的。德国走在了前面，迅速采用了俄国政府的大多数措施，并以更高的效率施行这些措施，以至于当列宁在1917～1918年继承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机器的时候还要反过来向德国战时经济控制[44]寻求指导。随着战争的拖长，以及损失和绝望的与日俱增，战时政府稳步地变得更加具有极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1916～1917年的冬天之后。在德国，1917年1月9日，当贝特曼·霍尔维格被迫向无限制潜艇战的要求低头的时候，文官统治的末日终于到来。7月，霍尔维格彻底下台，把一个庞大的政府留给了鲁登道夫将军和海军将领们。这一插曲标志着君主立宪的实际终结，因为德国皇帝在来自军方的压力下，放弃了他任命和撤销总理的权力。即便在他依然还是总理的时候，贝特曼·霍尔维格便发现，他的电话被窃听了，据里茨勒说，当他听到咔嗒声的时候，他会朝着电话大喊：“哪个狗杂种在偷听？”[45]但根据“围攻状态”立法，窃听电话是合法的，这一立法授权军方可以下令审查或镇压报纸。鲁登道夫同样得到授权，召集40万名[46]比利时工人进入德国，因此开了苏联和纳粹的奴工方法的先河。在敌对状态最后的18个月里，在一次绝望的努力中，德国的精英阶层热切地施行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试图动员每一盎司富有成效的努力，争取胜利。

在西欧，政府也贪婪地吞噬了私人部门的独立性。在法国始终存在的社团主义精神接管了工业，雅各宾党人的爱国主义偏狭死灰复燃。在野的时候，乔治·克列孟梭曾成功地争得了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而且，当他通过1917年11月的最后一搏获得了最高权力之后，他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批评自己。但是，像马尔维和卡约这样的政治家还是遭到了逮捕，并为随后的追逐、逮捕甚至处决而编制了长长的颠覆分子名单（臭名昭著的“官方B名单”）。信奉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民主政体对于这些压迫也没有免疫力。劳合·乔治在1916年12月的危机中上台之后，推行了十分严厉的强制征兵制度和严酷的《领土防御法》，在社团主义的战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制造、运输和供应被动员起来了。

5个月后，威尔逊政府甚至更热心地把美国带入了战时社团主义。事实上，这个点子此前就已经存在。赫伯特·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中预言，只有通过政府有意识的干涉，促进“更高程度社会化的民主”，这一目标才能实现。3年后，查尔斯·范海斯的《集中与控制：美国信任问题的解决之道》（Concentration and Control：A Solution of 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提出了社团主义的实例。这些观念是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支撑，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威尔逊把这一观念据为[47]己有，并加以扩大。有一个燃料管理局，推行“无煤气星期日”活动；有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插手劳资纠纷；有赫伯特·胡佛领导的食品管理局，给商品定价；还有一个船运委员会，1918年7月4[48]日，该委员会有100艘新船下水。核心机构是战时工业委员会，它的第一个功劳便是废除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是社团主义的一个确凿无疑的标志，该委员会的成员（伯纳德·巴鲁克、休·约翰逊、杰勒德·斯沃普等人）为1920年代的干涉主义和“新政”经营着一个“学前班”，后者反过来启发了“新边疆”和“大社会”的观念。1917年的战时社团主义开始了美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连续性思潮，有时候在地下，有时候浮出表面，林登·约翰逊在1960年代晚期开创的庞大福利国家使之达到了高潮。当时，约翰·杜威指出，战争削弱了迄今为止不可抗拒的私有财产权：“随着战争压力的消失，公共控制[49]的特殊机构当中不管有多少腐败，这一趋势绝不会后退。”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预言。与此同时，限制性的新法律，比如《反间谍法》（1917）和《反煽动法》（1918），常常被野蛮地推行：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因为一场反战演说而获刑10年，一个阻挠征[50]兵的人得到了40年刑期的判决。在所有交战国中（不仅仅在俄国），1917年这个危机之年都证明了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生死与共，休戚相关。

就这样，战争证明了现代政府能够以怎样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扩张自己，并因此以怎样贪得无厌的胃口发展自身，既是为了消灭敌人，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公民行使专制权力。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理性的人都懂得这些发展的严重性。但是，时钟能够拨回到它在1914年7月曾经停留过的地方吗？实际上，还有人希望把它拨回去吗？此前，欧洲已经经历过两次漫长而可怕战争之后的总体解决。1648年，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避免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恢复原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承认了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所创造的政治和宗教边界。这样的解决并不是最后的，尽管宗教已经不再是开战的原因。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和会在1814～1815年所强加的解决方案更加野心勃勃，总的说来也更加成功。它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恢复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大大小小的神授君主国的体制，作为唯一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之内，人们承认欧洲的边界是合法而持久的[51]。从下面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策略发挥了作用：要过99年，下一场欧洲大战才爆发，而且，可以认为，19世纪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稳定、最富有生产力的时期。但是，1814～1815年的和平缔造者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群体：它是一次极端保守主义者组成的大会，在他们当中，卡斯尔雷勋爵看上去似乎就是一个革命煽动者，威灵顿公爵简直就是一个极端进步分子。他们的工作前提在于冷酷无情地否定此前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切变革的政治观念。特别是，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几乎没有被犬儒主义所玷污），相信力量的均衡，相信各方协商同意的利益范围、王朝之间的通婚、君主和服从于共同法则的绅士之间私下达成的谅解（紧急情况除外），相信通过合法继承领土的私人所有权。一个国王或皇帝在欧洲的某个地方被剥夺了领地的所有权，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得到“补偿”（条款是这样说的），而不管当地居民的民族、语言或文化。他们把这称作“人的转让”，这是仿照俄国人在售卖庄园连带农奴（即glebae adscripti，土地附属者）一起转让时[52]所使用的说法。

这样的选项对于1919年的和谈代表来说不可用。一次建立在军事阵线基础上的弹尽粮绝的和谈（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不可想象的：双方都已足够精疲力竭，但有一方，凭借停战，获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到1918年12月6日，法国已经占领了莱茵河上的所有桥头堡。英国实施了近海封锁，因为到11月21日，德国人交出了他们的舰队和布雷区。一次凭借单方面强制命令来实现的和平是可行的。

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协约国可以恢复旧世界，即使它们希望这样。旧世界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在法国，反教权主义者已上台十年，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显示了进一步向左转。在德国，1912年的选举第一次使得社会党成为最大的单一党。在意大利，乔利蒂政府是意大利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整个历史上最激进的。在英国，保守党领袖A.J.贝尔福把自己在1906年的惨败描述为“导致圣彼得堡大屠杀、维也纳骚乱和社会主义者进军柏林的同样运动的微弱回声”。就连俄国独裁政权都在试图让自己自由化。哈布斯堡王室焦虑不安地寻求新的宪政政纲，好让自己能够撑下去。战争前夕的欧洲都在焦急地想要表现得进步，认真地试图满足不断增长的预期，尤其是热切地培养年轻人，平息他们的愤怒。

有一个神话说的是，欧洲的年轻人在1914年被自私自利的、愤世嫉俗的老人当作祭品给牺牲了。战前政治家们的演说中充斥了对年轻人的吁求。年轻人的运动是一个欧洲现象，尤其在德国，候鸟俱乐部的2.5万名成员徒步行走，弹着吉他，抗议城市的污染和扩大，诅咒老年人。像马克斯·韦伯和阿图·莫勒·范登布鲁克那样的意见领袖都要求让年轻人掌舵。范登布鲁克写道，国家“需要换血，需要儿子对[53]父亲的造反，需要年轻人取代老年人”。全欧洲的社会学家都在勤勉不懈地研究年轻人，试图找出他们在想什么、要什么。

当然，年轻人想要的是战争。最早一批饮食过量的“年轻一代”充满热情地走向战争，而他们的长辈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恐怖或宿命论的绝望接受了这一点。在那些能说会道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当中，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他们扔掉了吉他，拿起了步枪。夏尔·佩吉写道，他“热切地”走上前线（和死亡）。亨利·德·蒙泰朗说，他“热爱前线的生活、强大自然力中的沐浴，以及智慧与心灵的毁灭。”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把这场战争称为“一次不可思议的奇迹”。像沃尔特·弗莱克斯、恩斯特·伍尔歇和恩斯特·荣格这样一些年轻的德国作家都曾欢呼庆祝1914年8月荣格所说的那个“神圣时刻”。弗里茨·冯·昂格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剂“泻药”，是“新的生活热情”的开始。鲁伯特·布鲁克发现它是“唯一的生活……是一种美妙的兴奋，世界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像它”。在罗伯特·尼科尔斯看来，它是“一种特权”。朱利安·格伦菲尔写道：“不战斗的人就是死人，死于战斗的人有所增益”（《投入战斗》）。稍后参战的意大利年轻人甚至更加抒情。一位意大利诗人写道：“这是最美好价值胜利的时刻，这是青春的时刻。”另一位诗人回应道：“20岁的人当中，只有小人和暮气横秋的人”才“想错过这场战争”[54]。

到1916～1917年冬天，战争的激情被消耗殆尽。随着战斗无休止地拖延下去，流血而幻灭的年轻人开始把憎恶和日益增长的愤怒对准了他们的长辈。在战壕里，到处都有人谈到找那些“有罪的政治家”和“老人帮”算账。1917年，尤其是1918年，所有交战国（只有美国除外）都感觉到自己经受了几近毁灭的考验，这种感受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什么带着日益增长的绝望和野蛮来打这场战争。胜利被等同于政治上的幸存。一旦失败，意大利和比利时君主政权，或许还包括英国，都会垮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同样如此。当然，胜利一旦到来，它们看上去全都足够安全。可是，曾几何时，有谁看上去比柏林的霍亨索伦王朝更安全呢？1918年11月9日，当人们认识到德意志共和国可能会得到更优惠的和平条款时，威廉二世皇帝便立即被毫不犹豫地赶下了台。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皇帝查理三天后宣布退位，结束了这个一直靠明智联姻和巧妙欺骗维持的千年帝国。罗曼诺夫皇室一家在7月16日被杀害，并被埋在一座无名坟墓里。东欧和中欧三个君主帝国，“旧制度”赖以立足的正统三角，就这样长眠了，全都在一年之内消失了。到1918年末，恢复其中任何一个君主政权的机会少之又少，三个全都恢复的机会就更渺茫了。土耳其苏丹很有能力，但也完蛋了（尽管直至1922年11月1日才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这些私有王朝帝国的土崩瓦解一举打开了那些把不同的异质民族包裹在一起的包袱，此前几百年里，它们被充满友爱地聚集到一起，并小心翼翼地维护它们之间的联系。哈布斯堡帝国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它包含十几个民族：1200万日耳曼人，1000万马扎尔人，850万捷克人，130万斯洛伐克人，5000万波兰人，400万鲁塞尼亚人，330万罗马尼亚人，570万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80万拉地诺人[55]和意大利人。根据1897年俄罗斯帝国人口普查，大俄罗斯人构成[56]了总人口的43%；剩下的57%都是臣服民族，范围从瑞典人和日耳曼路德会教徒，到信奉东正教的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徒，以及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穆斯林，总共十几个民族，还有种类繁多的佛教徒、道教徒和泛灵论者。除了大英帝国之外，其他任何帝国联合体都没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种族。即使到1926年，很多西部族群被赶走之后，[57]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依然有大约200个不同的民族和语言。相比之下，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地都是同质的，使用的是单一语言，但它们也包含大量的少数民族：波兰人、丹麦人、阿尔萨斯人和法兰西人。

事实上，在4～15世纪的有关战后安排的过程中，以及在18世纪之后城市化集中的阶段，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地区被混杂种族所占据，迄今为止，他们的忠诚是宗教的和王朝的，而不是民族的。君主政权是这些多民族社会唯一的联合原则，唯一的担保（尽管经常是很不可靠的担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这一原则被去掉，有什么东西能够取而代之呢？唯一可用的原则是民族主义，及其时髦的副产品：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领土收复主义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语的Risorgimento，意思是整个族群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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