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散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钧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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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散论试读：

2017年12月上旬，应邀去北京大学访问，在人文工作坊谈文学翻译，我说，都讲做翻译难，但我觉得翻译者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有幸翻译过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这样的文学大家，能有机会跟他们神交与对话，是一种幸运。通过翻译，我有机会接触到加利、勒克莱齐奥、德里达这样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哲学家，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借助“异”之明镜照自身，认识自我，丰富自我，更是一种幸运。

在多个场合，我也说过，做翻译，不能止于翻译，要去探索翻译背后丰富的世界。就文学翻译而言，要经由翻译，以自己的理解去重新阐释经典的作家，用自己的目光去发现尚未被认可的优秀的作家。对于法国文学，我没有系统的研究，不是专家，但作为一个热爱法国文学、多年译介法国文学的译界中人，我与法国文学的接触，用的是特有的方式，是有温度的、有感情的接触。

因为喜欢《红与黑》，我关注《红与黑》的翻译，发起过有关《红与黑》汉译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不仅仅涉及翻译的原则、标准与方法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红与黑》这部作品的文学特质与文字风格无疑也是有益的。因为参与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我深切地感受到理解普鲁斯特的难度和表达普鲁斯特的限度，但我更在普鲁斯特这部绝代名著的翻译过程中，一步步走近普鲁斯特的世界，看到了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在文本中如何呈现，体会到了其隐喻的丰富表达和叙事的精心结构。在与普鲁斯特的文字的亲密接触中，对文本之魂有了自己的理解与把握。我不仅在翻译的层面明白了文学翻译中“度”之把握的重要性，更在文学层面领会到了文学创作之个性的独特价值，也在翻译理论的层面，通过对《追忆似水年华》汉译的思考，在句法、隐喻、叙事、风格等维度对如何理解普鲁斯特、阐释普鲁斯特、表达普鲁斯特做了有益的探索。

以翻译为入径，我接触了种种法国文学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如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现实主义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意识流的鼻祖之一普鲁斯特，法国新小说派的杜拉斯，法国新“寓言派”的图尼埃和勒克莱齐奥。重读我写下的与他们相关的文字，我发现这一个个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辉的文学大家，无意中构成了我数十年来所致力的文学与翻译之双重历险的精神坐标，让我感受到了阅读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经典之于我个人成长的深刻价值。

这部《法国文学散论》所收录的文字，有别于专业的文学批评之作，没有生涩的术语，没有理论的构建，也没有系统的探索，但字字句句，都带着真情实感，希望形成一种鲜活的批评力量。我希望如圣伯夫所言，在阅读与批评中有所发现，发掘生成的力量；我更希望，批评能把读者引向文本，在阅读的时刻，文本能生成并内化为读者的生命之流，与读者的灵魂“建立起联系”（“小王子”语），成为读者的“生命之书”（朗西埃语）。

在与法国文学大家的相遇中，我深知选择之于一个翻译者的特殊意义，选择书，就像选择朋友，与好书为伴，会有更开阔的视野，会发现更美丽的风景，会有更丰富的人生。好书，好运，好人生，翻译者之大幸也！

是为自序。（2017年岁末于朗诗钟山绿郡）目录

自序

走近夏多布里昂的世界——《夏多布里昂精选集》序“周密的社会观察”与“精妙的心理分析”——重读司汤达的《红与黑》

巴尔扎克最好的小说——读《邦斯舅舅》

一出还在延续的悲剧——读巴尔扎克的《贝姨》

伟大的灵魂与伟大的小说——重读雨果的《海上劳工》

双重的精神遗产——范希衡译《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代序

试论圣勃夫文学批评的当代启示

追寻生命之春的普鲁斯特——谈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历程

纪德与心灵的呼应“遭遇”莎士比亚——读《纪德文集》（文论卷）

圣埃克絮佩里的双重形象与在中国的解读

我眼中的杜拉斯——《杜拉斯文集》序

品味文学翻译——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有感

对神话的批判——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

流亡之魂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读托多洛夫的《失却家园的人》

在善恶之间：人性与魔性的交织与倒错——读图尼埃的《桤木王》

流亡之梦与回归之幻——论昆德拉的新作《无知》

相遇似石火击碎偏见——读昆德拉的《相遇》

亲近自然　物我合一——勒克莱齐奥小说的自然书写与价值

试论勒克莱齐奥小说叙事中的“记忆”——基于《寻金者》的分析

勒克莱齐奥小说人物论

诗意诱惑与诗意生成——试论勒克莱齐奥的诗学历险

译普鲁斯特难　译蒙田更难——关于《蒙田随笔全集》的翻译

追忆艾田蒲——艾田蒲与《中国之欧洲》

解读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情怀——读郁白著《悲秋：古诗论情》

图片解说一览走近夏多布里昂的世界——《夏多布里昂精选集》序

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进入19世纪的法兰西却依旧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共和与帝制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各派势力持续地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较量和斗争。政治上的动荡不定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空前紧张，但社会基础的飘摇也使当局放松了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人们开始反思革命，“反思暴政和恐怖的现实”，他们期待一种精神上的超脱，极力想把目光投向纤尘不染的大自然，投向美洲、东方这些遥远的异域。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文人中有不少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如火的激情，大革命和19世纪动荡的社会背景为他们造就了实现理想、宣泄激情的舞台。他们又都是天生的思想家，在对革命的反思中不仅进行意旨深邃的历史考察，还在著作中借用一些词义精深、艰涩玄奥的词汇，加上新奇的修辞、生僻的用典，给他们的思想饰上了一道深不可测的光环。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个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他以《阿达拉》《勒内》这两本“轰动一时”的奇书和斯塔尔夫人一起掀开了浪漫主义的序幕，更以他形式多样的宏丰的创作，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为后世作家留下了一笔不可抹灭的精神财富。一

1768年，夏多布里昂出生于圣马洛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在生意场上的成功使得家道得以复兴，他在贡堡购下一块地产，在这里，小夏多布里昂度过了他并不十分愉快但对他影响久远的童年。由于是幼子，他失去了财产的继承权，他只有在和他最亲密的姐姐吕西尔的情投意合中，才感受到快乐和生活的勇气。孤独的他喜欢在林中漫步遐想，忧郁早早地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中学毕业后，夏多布里昂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他不堪教会里的清苦生活，也无意做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与未来，以施展郁于心中亟待迸发的爱情与抱负。

波兰的流亡诗人维托德·贡布罗维茨说过，漂流是生命之程真正的开始，这就像婴儿带着唯一属于自己的第一声柔弱的哭喊从安适、温暖的母亲子宫中得到流放一样。夏多布里昂首先选择的是旅行。1791年4月8日，他从圣马洛出发，乘上了去美洲的客轮。这时的法国由于遭受大革命的洗礼正千疮百孔，夏多布里昂感受到了他这一代人命运的沉重，但他还是奔赴美洲，准备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但是现实拂逆了年轻人的期望，他在巴尔的摩登岸，经纽约去了费城和哈得孙河谷，旅行是短暂而有限的，他没能见到密西西比河的壮美景色和心目中的英雄华盛顿将军。但夏多布里昂的想象力却因为受到异域风光的强烈触动而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他的心中萌生了《阿达拉》《纳切家族》和《美洲游记》的雏形。

经历了这次期待已久的旅行后，他回到法国。在这里，另一种旅行——侨居和流放——正等待着他。他先是加入了勤王军，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他负了伤。他只得再度离开法国，先后侨居于布鲁塞尔、泽西岛、伦敦和英国的外省，1792年到1800年这八年中，他一直过的是默默无闻的生活。漂泊的阵痛给了他创作上无限的动力，他开始转向他新的职业——写作。

1797年，他的第一部作品《论革命》问世，崭露头角。他旁征博引，探讨革命的缘由，在寻求古代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联系时，对基督教走向毁灭提出了质问：“将由什么教来取代基督教？”1800年5月，经过封塔纳等人的斡旋，他回到法国，重新踏上了这块正由他倾慕的英雄拿破仑·波拿巴统治的国土。经过1801年试验性气球《阿达拉》的成功放飞，他在次年（1802）发表了《基督教真谛》。这部书迎合了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政策，同时也抓住了大众在动乱后寻求心灵寄托的心理，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书的成功也为夏多布里昂向作家兼政治家角色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夏多布里昂仿佛要一手紧握笔杆，一手高擎宝剑，屹立在法兰西大地的上空……

然而，夏多布里昂很快发现自己和拿破仑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其实是方枘圆凿的。在一位公爵遭到枪决后，他辞去驻罗马使馆一等秘书的职务以示抗议。1806年，他再次离开法国，开始了近东之旅。这次旅行者角色的重温又给他带来很多创作上的灵感。他回国后先后发表了《殉教者》（1809）、《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1811）和《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181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是没有得到皇帝拿破仑的承认。初涉政坛并未削减他仕途上的雄心，波旁王朝复辟之际，他及时地献上一本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1814），作为向波旁王朝的觐见之礼，也为自己的重整旗鼓创造了条件。从此，夏多布里昂在政坛上平步青云，他历任内阁大臣，驻柏林和伦敦的大使、外交大臣，并重新被委任为驻罗马的外交官；他代表法国参加了维罗纳会议，并一手促成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尽管他拥有了高官显职，在政治舞台上显尽了风流，但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一个无条件服从王权的奴仆和趋炎附势的臣子，他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斗士，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他开始感到厌恶。他在《观察家》和《辩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战性文章，立场鲜明地抨击路易·菲力浦。路易·菲力浦持的中间路线政策与他那气魄宏大、毫不妥协的感情自然是格格不入的。1830年七月革命最终摧毁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但业已年迈的夏多布里昂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旅行者的好奇与探险、政治家的热情与冲动，他需要重归书斋，在静谧中重拾自我。《墓外回忆录》扉页《墓外回忆录》人像《墓外回忆录》插图

尼采说过，人生有三变。一是骆驼阶段，处于坚忍的苦学苦修之中，异常艰辛。二是狮子阶段，勇猛拼搏，建立“事功”。三是婴儿阶段，扬弃一切破坏的冲动，泯灭一切旧的恩仇，回到天真烂漫的时代，绽开无邪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时日，安静而和谐，同时也在创造。夏多布里昂的青年时代是清苦而漂泊不定的，旅行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使他感受到生活的艰辛。美洲的风土人情使他忘却了尘世的纷扰；在古希腊、古罗马的遗迹面前，他嗟叹着时光的无情，惊讶于古人的伟大。在这次旅行的日子里，夏多布里昂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观。后来，在政治生涯和创作生涯中，他一直极力要出人头地，企图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完成的事业。他历经坎坷，仍百折不回，他用激情换取了荣誉和地位。几十年的倥偬生涯过去了，他重新渴望内敛的生活，他再度提起笔来，要完成他那早已着手的《墓外回忆录》。他终于可以对其漫长的一生做一番回溯，将那些散落的经历一点点串联起来，去再现现实与梦想、回忆与预言、拒绝和情感。夏多布里昂把自己的一生分成旅行、写作与从政三个阶段。他在遗嘱中说道：“在我连续的三个生涯中，我始终为自己制定着一项重大的任务。旅行时，我渴望探求极地的未知世界；写作时，我尝试着在废墟上重塑基督教的辉煌；从政时，我则尽力想给予人民真正的君主制度。”这也是他一生所求的写照。《墓外回忆录》的“墓外”就意味着“彼世”，在远离喧嚣后，夏多布里昂已经无欲无求，他仿佛已经超越了人生的普通境界，在彼世中遥望人间，回顾自己的一生，为自己写传。1848年7月4日，在镇压六月起义的枪炮声沉寂下来后，缠绵病榻的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他的葬礼上，人们以他《墓外回忆录》里的这段遗言作为开场白：“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出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而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我看见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见太阳升起了。我还能做的只是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二

夏多布里昂的一生是传奇而曲折的一生，很少会有人像他这样，将如此多的角色成功集于一身。即便仅仅从作家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他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许多后辈作家难以望及项背的巨擘。

夏多布里昂出生于布列塔尼，这是一个海与森林的省份，远离繁华喧嚣的巴黎；皮埃尔·洛蒂把它形容成一个“凄凉的地方，覆盖着金黄色的平原，长满了玫瑰色的欧石南，风和雾轻浮在花岗石的峭壁上”。布列塔尼人是个特殊的民族，他们长期漂流受苦，但眼前那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使他们的想象力不会仅限于狭窄的现实，他们渴望自由，热爱旅行，正是布列塔尼人卡蒂埃发现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并把法兰西的文明传播到那里。夏多布里昂渴望去美洲探险，莫非就是冥冥中对祖先行迹的寻根？旅行对于夏多布里昂的创作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素材，他要么直接描写绮丽独特的异乡风光，要么以之为背景来安插他的凄婉故事。

布列塔尼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怪诞故事，例如骑士、僧侣、朝觐者的所见所闻，尤其还有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夏多布里昂从小就听乳母讲过不少类似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根植于他那弱小、孤独的心灵，定下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基调。

童年的体验不仅会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还会规范他以后的发展方向。一个人一生的选择都要受到他童年时“基本选择”（萨特语）的影响。夏多布里昂的童年是抑郁而孤独的。父亲的冷漠和无情，母亲的怯懦和逆来顺受，使他只有在姐姐吕西尔的关怀中寻找快乐和温情。夏多布里昂年幼时功课很少，与顽童玩耍散步之余，他就和吕西尔待在一起。吕西尔异常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她对于宗教有着狭隘的观念，常常喜欢幻想。在吕西尔的影响下，夏多布里昂在散步时常常会思考生活和人生的意义，对于死亡和前途也有了模糊的想法。

夏多布里昂成长的年代正是一个理性受到严重挑战的年代。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一书中，将文明和科学痛斥为戕灭人性的机器，认为文明的进步是社会和个人一切恶行的根源，主张人类应回到野蛮人的和动物般的自然状态中。在他看来，没有农业、工业、语言和教育，没有野心、贪婪、嫉妒和战争，人的情感是完全自由的。夏多布里昂也幻想着一个荒僻的所在，幽静宁谧，没有尘世的纷扰。于是他在旅行中描绘美洲的森林、密西西比河岸、罗马的乡野、那不勒斯、浩瀚的大西洋、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描写里有着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影响的痕迹。各地的美丽风光不仅得到了再现，而且在他这位写景圣手的笔下变得更美。但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自然更像是一个避风的港湾，他向自然质问，让自己的痛苦在自然中融解，此外，自然还给他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种启示。

在《基督教真谛》的“哥特式教堂”一节中，夏多布里昂说道：“有人认为哥特艺术……是由早期东方基督教徒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更喜欢将其起源系于自然。”虽然夏多布里昂这段话里含有随意和武断的一面，是对文献与资料不加掩饰的轻蔑，但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特征：夏多布里昂以直觉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正确认识。自然使他们认识到，“森林是最初的神庙，是一切宗教建筑的原型”。自16世纪以来遭受才子们否定和嘲笑的哥特式建筑同希腊建筑一样，也是受自然界启发的。

在理性泛滥、僵化的时代，崇尚自然是时常涌动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愿望，也是内心的一种需要。面对大自然并与大自然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才会使人获得身心的彻底自由。

与回归自然相对应，归依人类的童年——古希腊、罗马社会，也是西方哲人诗人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向往和心灵憧憬。人类的童年世界是一个被美化的、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一个充满诗意、激情澎湃、蓬勃向上的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代表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就仿佛是一片绿洲。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古希腊、罗马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荷马、维吉尔、西塞罗和塔索，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氛围，一种使他感受到纯朴和美好气息的氛围，当他对现实愤懑不平时，他就可以在这种美好氛围中寻求解脱，在昔日灿烂的阳光下感觉真实与完美。于是，夏多布里昂迷恋于引经据典，他的论证始终带有古时雄辩家、演说家的风范，他在论及是非时也常常会以古人的行为作为参考的规范与标准。

夏多布里昂创作的风格同样也受到一些近代作家的影响，他视古典主义的帕斯卡尔、博絮埃和伏尔泰为圭臬，直接的熏陶则来自卢梭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但夏多布里昂不是个单纯的模仿者，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既是画家，激发起我们对各种风景的想象；又是诗人，表现自己内心悸动的轨迹；他更是演讲家，大量运用比喻和隐喻，来阐发自己长久积蕴于心的思想。他那一系列动人的作品正是他内心世界和人生轨迹生动而真实的写照。三

夏多布里昂一生创作宏丰，且体裁多样，有小说、回忆录、传记、游记、论著、散文、随笔等。这次，我们邀请国内译界的名家和新秀从他近三十卷的著作中，选译了他的一些富有代表性的精品，分为小说、论著、文论、游记和回忆录五个部分，汇编成集。

夏多布里昂最具代表性同时也产生了最大轰动效应的作品是《阿达拉》和《勒内》。这两部作品尽管背景和内容迥异，但都反映了感情与理智的尖锐冲突。无论是阿达拉为了忠于母亲的誓言，宁死也不背叛天主而拒绝沙克达斯的爱情，还是勒内为了逃避姐姐“罪恶的激情”而远遁北美，不可企及的爱情最终都要以死亡作为代价。这意味着只有退隐避世，投身于忧郁和孤独之中，才能忘却人寰的纷嚣，继续生存下去；只有在孤独中，才能进行深刻而强烈的内省。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的这一时刻，生命个体和生命意义的问题才会得到潜心的考虑，人才能获得自由。

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有其自身的影子。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家庭，母亲死后与姐姐相依为命，由于不是长子，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继承权，便只得与姐姐一道寄住在亲戚家。姐姐本是勒内唯一的依靠，但她却万分不幸地爱上了他。他只好远走他乡，与孤独为伴。但异域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的理想，他感叹道：“唉！我孤零零，孤零零地活在人间！对于生活我复又感到恶心，而且比以前更厉害。”甚而觉得“在社会里每一个小时都打开了一个坟墓”。

勒内的忧郁和孤独正是所谓的“世纪病”症状，而勒内本人便是一个“畸零人”的典型形象。在大革命狂热的激情中，昔日的王孙贵族失去了优裕的处境，资产阶级新贵的掌权不仅使他们愤然，也使他们茫然。希望一个又一个地破灭，生活是这般的艰难，他们只得“伫立在桥上，观看日落西沉，并且想，在这许多屋顶底下……没有一个知心人”。为了重寻旧梦，他们尝试着去新大陆碰碰运气，然而现实再度给他们严酷的打击，“世纪儿”最后痛苦地说道：“我一切都尝试过，但带给我的只是不幸。”

缪塞在他《世纪儿的忏悔》一书中塑造过一位“世纪病”患者的形象。主人公奥克达夫由于不堪理性的压抑而彷徨失措，但夏多布里昂笔下的“畸零者”却是因痛感理性的失落而陷入孤寂绝望。由于人生信仰的失却，他们对万物存在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这种空虚感不是个别人的偶然情愫，而是一类人的共同感受，有着时代的印记，“这种内容是大革命在人的头脑中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的反映”。

为了重新拾掇起理性，寻找精神归宿，夏多布里昂大力倡导人们对基督教的回归。如果说他在《论革命》中发出“将由什么教来取代基督教”的质问是他在寻觅精神家园时内心茫然而绝望的呐喊的话，那么《基督教真谛》的问世，则标志着他对基督教这一精神家园的彻底回归。他试图以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来“证明，在以往存在过的一切宗教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最人道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为《教理与教义》《基督教诗学》《美术与文学》和《信仰》。这部巨著体现了作者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双重追求：在精神上，他力图要证明基督教是人类文明的归宿和精神家园，而在艺术上，则以自我感情的恣意抒发、语言的艳丽奔放、想象的独特神奇，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

夏多布里昂对于上帝存在的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只要证明“语言是被传授给人类的，人类不能自我创造语言”，上帝存在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外，上帝的圣迹还可以通过身边的点滴小事得到感悟。鸟类懂得筑巢的艺术，并且会啄下自己肚子上的羽毛，来为孩子预备一个舒适的摇篮，这在夏多布里昂看来，便是上帝的圣迹之一。他认为，上帝是想让人们通过这种景观回想到他，感受到他的神圣和无限睿智，并对他的大慈大悲坚信不疑，因为他“对用一个小钱就可以买到一对的鸟儿都是这样的关心和体贴”。

夏多布里昂对宗教的这种近乎偏执的笃信根源于孩提时代的宗教生活；家乡小教堂里的圣母像给了他无限的温暖和慈爱。但他真正成为教徒还是在先后失去母亲和亲爱的姐姐吕西尔以后。接踵而来的不幸给了他巨大的震动，他顿时决定归附教门。他写道：“我承认，我决非向超自然的巨大的启示屈服；我的信念发自内心；我哭了，我就信了。”

无论夏多布里昂高举基督教大旗的诚心究竟有多少，他在人们最需要信仰和归宿的时候，抨击了18世纪的那些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从美学和社会学上平反了基督教，重新“树立起了哥特式教堂”，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慰藉心灵的寄托。他对基督教的重振还引发了人们对中世纪的好奇与兴趣。梯也里、雨果、米什莱、梅里美等人在他的指引下，以一种既带有理性又充满激情的崇敬，去重温被遗忘了许久的中世纪文学和艺术作品。

夏多布里昂不仅重新开启了关闭的大自然，发明了现代的忧郁，还革新了批评界。夏多布里昂的文论和他的小说、传记一样，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本，也是他进行自我展现、自我解释的舞台。由于文论相对的自由性，他那华美的文笔和不羁的文风在文论中得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无论是评论作品还是作家，都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他在是非问题上立场鲜明，对他推崇和赞美的作品，他会不吝笔墨，大力渲染，对他要批评的文章，他则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使用最辛辣的文字和最具嘲讽性的笔调。但不管是褒是贬，他的论证都气势磅礴，雄辩有力。他的文字使人读过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即便是在他抨击伏尔泰和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家时。夏多布里昂的文论也向来不会就事论事，他那渊博的学识使他在论述中可以谈古论令，纵横捭阖。谈论文学作品时，他喜欢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界看成亘古不变的永恒参考。荷马、维吉尔的史诗，博絮埃、卢梭的精致文字、缜密思想，在他看来是后世作家不可逾越的高度和必须承袭的传统。夏多布里昂同样也通晓历史，他谈论时事或者某种社会现象，总要以历史为鉴，将古今进行一番比较才得出结论。他的很多观点，也都要在历史探讨中加以阐明。夏多布里昂博闻强识，思路开阔，他的任何一篇文论除了要探讨的中心主题外，都会附带有几个随意性的小主题，这就使他的文章脉络每每繁杂而难于梳理，必须有丰富的历史、文学知识和清晰的分辨能力为底蕴，才可以理清夏多布里昂的思路，真正读懂他的评论文章。

夏多布里昂的游记写得很有特色，我们这次选译的《美洲游记》是其代表作。夏多布里昂的这部作品发表于1827年，而它记叙的则是三十多年前他在美洲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初次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刻，他“百感交加”，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想到的是它“最初的野蛮状态”，以及被哥伦布发现后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他“试图在这块天生荒僻的土地上有所发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夏多布里昂对自然与文明、宗教与政治进行了思考，将对大自然的描写与精神的求索融为一体。他对美洲的山山水水、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都注入了自己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对美洲的风土人情包括美洲人的语言、医药、战争、信仰都做了生动的描绘，展现了一个令文明人向往的世界。

在夏多布里品的著作中，他的《墓外回忆录》无疑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他自己曾将之称作“我生活和时代之史诗”。他想借这部史诗股的作品，“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历史的框架”，让《墓外回忆录》这座“死神的神庙”，耸立在他“回忆的光辉之中”。《墓外回忆录》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我的青年时代》《我的文学生涯》《政治生涯》和《第四种和最后一种生涯》。法国文学史家皮埃尔·布吕奈尔指出，夏多布里昂“要把描绘‘自我’汇入到描绘一个变化的(1)世界的广阔图景中，并抓住和永远确定深深怀念的往昔的景象”。他要复活历史，去“唤醒一个世界”，在历史的废墟和回忆的光辉中，昭示着一个新人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说，《墓外回忆录》赋予了夏多布里昂不朽的生命。四

夏多布里昂是一位全才型人物，在他的人格上有着令人难以捉摸的特点。夏多布里昂从未隐瞒过他在人格上的多面性和在本性上的矛盾，在《基督教真谛》里，他就说过：“人从一种感情到另一种感情，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飘忽不定，他的爱情和见解一样难于捉摸，而他的见解也像爱情一样在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他一辈子爱过无数女子，这无疑体现出他不尽的欲望和多重的情感，然而，在他每个爱过的女子身上，都隐含有茜尔斐德的模样——这是他初恋的女子，他在贡堡的林荫道上遇见了她，就一辈子难以忘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多布里昂又是一个追求执着、感情真挚的人。

在夏多布里昂身上两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他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既倡导人道主义又迷恋严酷的心理分析。他曾将“解释”看成自己写作的首要动机：“我写作主要是想让我意识到自己，我想在死之前回溯我那些美好的光阴，解释我那无法解释的心灵。”这句话说的虽然是《墓外回忆录》，但它也同样适用于《论革命》《勒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及至《朗西传》。无论是小说、传记还是历史年鉴，其脉络都是在自我展现中对自我进行解释，并将自己同化于他人、他物和他处的不同场景中。因此，夏多布里昂既是美洲年轻的异乡人，也是草原上的老神父，更不用说勒内和朗西了。布列塔尼人自由、忠诚的血统使他倾心于秩序、荣誉或自由，但他创作的意图并非只是这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有许多积郁在胸的情感想表达出来，使自己得以解脱，我深信，我会展现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内心世界。”夏多布里昂的不同寻常或者说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谈自身不确定的情感之时，懂得将其外延到对历史的思考之中。

夏多布里昂是一个在历史中进行考察的诗人。他不仅热衷古今历史的事件与掌故，本人也经历了1789年和1830年的两次革命，在贵族院和维罗纳会议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始终乐于将过去的历史重任揽到自己肩头，或者跃跃欲试地要进入尚待人去谱写的历史中。

夏多布里昂对荏苒的时光极为敏感。他看到，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切都要被时间毁灭，任何的历史都不能摆脱这种命运。作家以有涯之生进行无涯之思，原本是荒谬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自我是整个世界的微缩：虽然言与文都是要毁灭的，但还有一种历史以外的力量，那就是诗。《墓外回忆录》就是在一种超越时间、脱离历史束缚的诗意中写就的。而实际上，从《勒内》到《朗西传》，从目的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都是在“墓外”的“彼世里写成的”。

有评论家说，夏多布里昂不仅仅是个“魅感者”，而且是个“跑题大师”。无论他叙述什么，最终都会在他滔滔不绝的演说中发生变化：分析性的小说最后成了心灵忏悔，游记就是幻想中的历史年表，而传记也会变为情感的“交响乐”。夏多布里昂的每篇文章都会因一种内部的动力而产生偏离。这种动力就是随心所欲，让心灵随着自身的兴趣去感受一切。然而，这样的叙述方式难免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疑问，事实上，夏多布里昂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与其表现出的宏大思想不相协调的部分。

乔治·桑曾评论道：“当我读《墓外回忆录》时，里面如此多的矫情与谎言令我忍无可忍。”然而，夏多布里昂首先是个文学家。司汤达说过：“艺术作品就是一串美丽的谎言。”《墓外回忆录》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并非确切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只要艺术上有特色和超人之处，人与文的不尽重合乃至分裂，都是会得到人们的宽宥的。

圣伯夫谈到夏多布里昂时说：“他的真实是一种艺术家的真实”。罗兰·巴特也认为夏多布里昂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文学，他以“一种永远的可能性来代替一种偶然的真理”。夏多布里昂童年与姐姐吕西尔谈到孤独时，吕西尔对他说：“你应当描述这一切”。他要描绘的正是一种与现实必不可分而又隶属于他主观意愿，隶属于他的孤独的内心世界的真实。

夏多布里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被人断章取义地片面理解。根据传统的文学史观点，他只是由于《基督教真谛》的宏论而被人称作“魅惑者”，或者因为《墓外回忆录》的遐思被人称为“梦想的王子”。有人认为他应该随着浪漫主义文学的结束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他不仅和卢梭有着相承因袭的关系，他在对逝去时光的追寻方面还完全称得上是普鲁斯特的先祖。夏多布里昂在他的作品中将文学与作者的职业、社会功能紧密相连，与历史的存在和命运结成一体。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创作方式的“现代性”，他在《遗嘱序》中说道：“在我这个时代的法国作家中，几乎是唯一一个生活与作品相似的人……”愿我们所编选的这部《夏多布里昂精选集》，可以帮助你走进夏多布里昂迷离而深邃的世界。（此文系为《夏多布里昂精选集》所写的序言，该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1) 皮埃尔·布吕奈尔等：《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1页。“周密的社会观察”与“精妙的心理分析”——重读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作家司汤达（又译斯丹达尔）的代表作，于1830年10月问世。112年之后，亦即1942年，在重庆的嘉陵江畔，青年诗人赵瑞蕻吟叹着“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的诗句，开笔首译《红与黑》，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一部并不完整、只有十五章的《红与黑》第一分册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开始了它在中国的生命历程。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这块神奇的东方土地上，《红与黑》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硝烟炮火，也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精神荒芜。伴随着中华民族沉沉浮浮的命运，《红与黑》以其独特的生命力，在20世纪的90年代，终于迎来了政治清明、读者知性的一天，《红与黑》得以“红”遍了中国，二十余个不同的《红与黑》译本陆续出现在大江南北的书店里、书摊上，《红与黑》由此而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之一。《红与黑》

对《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九泉之下的司汤达也许会有几分造化弄人的辛酸，也有几分获得重生的感慨。据米歇尔·莱蒙编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1829年10月25日至26日的这个夜里，当时在马赛的司汤达萌生了写一部名为《于连》的小说的念头，此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奋笔疾书，写成了小说的初稿，只有薄薄的一小册。翌年一开始，司汤达在巴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开始修改、充实初稿。5月，有了《红与黑》这个题目。经历了七月革命的风暴之后，《红与黑》以《一八三〇年纪事》为副题，于1830年10月正式问世。

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在故土法兰西的命运，司汤达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全书的总目录下，我们发现有一短句英文，叫“To the happy few”，意思为“献给幸福的少数人”。对这一小句话，翻译家郭宏安先生理解为：“《红与黑》这本书是为少数幸福的人写的，这就是说，幸福的人总是少数，只有这少数人才能理解《红与黑》这本书。”确实，在司汤达看来，他的同时代人是难以真正理解他的这部小说的。他声称：“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还说，“我看重的仅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他甚至把他的这部书视作一张彩票，说：“我投了(1)一张彩票，将得到一笔大彩：到1935年为人阅读。”翻开法国文学史，不论是朗松撰写的具有历史批评色彩的《法国文学史》，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所著的《别样的法国文学史》，都可看到有关的记载：《红与黑》问世时遭遇了冷遇、嘲讽，甚至鄙视。然而，幸福的少数人也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声。德国的歌德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红与黑》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称赞作者有着“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而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则对司汤达的“勇(2)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红与黑》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理解，它的生命之花开遍了世界各地，早已以其独特的品格和强劲的生命力，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成为不朽的文学经典。恰如端木松院士所言，司汤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文坛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175年来，司汤达的《红与黑》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司汤达的文学生命在不断地拓展，延伸。在我们今日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红与黑》甚至成为某种赚钱的“机器”，二十几个不同的版本，鱼龙混杂，不通法语的读者很难分辨出优劣，自以为“幸福”的读者手中捧读的或许是一部译笔粗糙的平庸的《红与黑》，也可能是一部与原作文字风格相去甚远，背叛了原作精神、被扭曲了的《红与黑》，甚至是一部充满铜臭味、拼凑而成的抄译本。除了懂行的读者，知道司汤达幸遇中国的赵瑞蕻、罗玉君、郝运、郭宏安、许渊冲、罗新璋、张冠尧等翻译名家，其生命得以在中国延续，可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他们阅读《红与黑》的幸福十有八九是要靠选择译本的运气：幸福与否，取决于对译本的选择。就此而言，今日在中国能够直接用法文阅读《红与黑》的读者，是多么幸运啊！

能用法文直接阅读原汁原味的《红与黑》，固然是一种幸运。然而，司汤达距离我们的时代已经久远，《红与黑》中展现的社会环境与我们今天已经大大不同，《红与黑》中的人物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已经成为某种历史，要真正走近司汤达的世界，读懂司汤达的《红与黑》，获得理解的“幸福”，并非一件易事。还是让我们暂且离开当今世界的喧嚣和浮躁，静下来，用心地去看一看司汤达当初为何要写《红与黑》这样一部小说，又是如何去写这部小说的。

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司汤达小说意欲揭开的“真实”。打开《红与黑》的上卷，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作者援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一句话：“La vérité，l'âpre vérité”。对句中的“vérité”一词，有译家译为“真理”，也有译家译为“事实”，但大多译为“真实”。从《红与黑》小说的创作看，作者着力的似乎就在“vérité”（真实）这个词上。根据我们手头所掌握的资料，《红与黑》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源自司汤达在《法庭公报》读到的一桩“真实”的刑事案件的报道。这桩刑事案件被称为“贝尔德案件”，该案件于1827年12月由伊泽尔省地方法院审理。米歇尔·莱蒙在他撰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中对这桩案件做了如下的简述：“贝尔德是格勒诺布尔附近布朗格镇一个马蹄锁匠的儿子。他二十岁时当过本地一个公证人米舒先生家的家庭教师。后来，他进了修道院，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又担任德·科尔东先生家的家庭教师。德·科尔东先生把他辞退了，看来是因为里面牵涉到他家庭的一些感情纠纷。贝尔德个人野心受阻，失望之余，(3)竟在教堂里朝米舒太太开了两枪。”读过《红与黑》的读者，一眼就可看出这个“真实”的贝尔德案件与小说中于连·索雷尔的故事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司汤达在小说创作中，没有止于案件的“真实”，而是以此“真实”的素材为起点，把笔触指向了“真实”之后的“严酷”：将小说置放在一个更为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之下，指向了1814至1830年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现实，通过描写“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政府带给法国的社会风气”，让小说像面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出复辟时期的反动、黑暗与严酷。小说中“贵族出身的德·雷纳尔市长是复辟王朝在这里的最高代表，把维护复辟政权、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政治上得势视为天职。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原是小市民，由于投靠天主教会的秘密组织圣会而获得现在的肥差，从而把自己同复辟政权拴在一起。副本堂神父玛斯隆是教会派来的间谍，一切人的言行皆在他监视之下，在这王座与祭坛互相支撑的时代，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三个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4)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独揽大权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称司汤达的这部作品“显现出现实主义的光辉，这是现代博学研究的一个收获。好斗的现实主义啊，他这部一八三〇年纪事就是一份控诉状。作者在书中不止一处地提出了于连对衮衮诸公进行的嘲讽与轻(5)蔑。”

了解了《红与黑》的创作意图或主旨，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小说的另一个层面，看一看《红与黑》这一书名中的“红”与“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作者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时，最初想以小说主人公“于连”来命名，但最终选择了《红与黑》这个书目。关于“红”与“黑”到底象征着什么，评论界历来众说纷纭：有评论说，“红”与“黑”是命运的颜色，教会的黑色与判于连死罪的大法官的长袍的红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有评论说，“红代表军职，而黑代表教会圣职”；还有评论说“小说标题的‘红’代表充满了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拿破仑帝国；‘黑’代表教会恶势力猖獗的复(6)辟时期”。更有国外权威人士说“‘红’象征于连的力量，他羡慕苍鹰的力量和它的我行我素，‘黑’象征身陷囹圄的于连幻想的破

(7)灭”。从上面的各种评论看，虽然在不同的评论家看来，“红”与“黑”所指不一，但细加分析，倒也可以看出，若指力量而言，“红”所指的主要为“军职”和“法官”，“黑”所指的是“教会”。从《红与黑》全书看，军队、教会与法院这三股力量确实存在，而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斗争。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中，军队的力量只是潜在的，于连在儿童时代，曾目睹拿破仑威武的骑兵从家乡经过，他一心想往的，便是进入“军界”，他为此崇拜拿破仑，有着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但他的雄心在复辟时期的黑暗统治中已无法实现，复辟时期占统治力量的是保卫党和反动教会。若“红”与“黑”暗指于连的命运，那么“红”则指于连所羡慕的苍鹰般的力量，而“黑”则指于连的幻灭。看到“苍鹰”两字，我们马上会联想到小说上卷第十章中有这样一段：于连站立在他那块大岩石上，望着八月骄阳照耀着的天空。

知了在岩石下面的田野里叫着；叫声停下来时，他周围的一切显

得那么宁静。方圆二十法里的地方展现在他的脚下。一只雄鹰从

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石间飞起来，他看见它划着一个个巨大的

圆圈，静悄悄地盘旋着。于连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跟着这只猛禽转

动。它的动作平稳、有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羡慕它的这种力(8)

量，他羡慕它的这种孤独。

译文中的“雄鹰”，亦即评论家所说的“苍鹰”，象征的是拿破仑，而小说主人公于连所羡慕的正是苍鹰所象征的拿破仑的命运：它的那种力量，它的那种孤独。然而问题是，拿破仑时代已经过去，复辟时期的黑暗已经让于连无法施展他的抱负。面对如此困境，于连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顺着小说中展开的于连的人生奋斗轨迹，我们看到无论在德·雷纳尔家当家庭教师，还是在德·拉莫尔府上当秘书，于连一心想的便是“发迹”，是“飞黄腾达”。跟拿破仑建功立业的儿时梦想破灭后，“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于连梦想着当“代理主教”。于是，羡慕“红”的于连又转向了“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红”与“黑”既是两种力量的对立，也是于连个人命运的斗争。《红与黑》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赵瑞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红”与“黑”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他在为《红与黑》中译本所写的两万余字的长序中这样写道：《红与黑》里的主角玉连是一个顽强地追寻自己的出路，力

求获得一片立足之地的青年。他抛弃了‘红’色的军装，披上了‘黑’色的袈裟，因为在法国王政复辟时代，教会神父阶层已取

拿破仑的军权而代之，前者的势力远远大过于后者，于是玉连的

内心掀起了‘红’与‘黑’的冲突的巨浪。他经过一番深远的考

虑后，决定从‘红’的梦幻走向‘黑’的渴望。他开始跟社会作

战，如同一个浪漫主义的角色那样。他仇恨社会，因为社会束缚

他，压迫他。于是，为了追求幸福，他起来反抗，充分表现了自

我的精神，这也就是所谓‘贝尔主义’（Beylisme）的一个方(9)

面。

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追寻自己的出路，于连在复辟时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社会的“束缚”和“压迫”，要与社会抗争。就这样，在“黑”与“红”两种力量之间，在勃勃的雄心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在对爱情的追求和理想破灭后的复仇之间，司汤达根据他自己所定的“想像必须遵循现实的铁的规律”，以于连的一部个人奋斗史为我们展现了复辟时期异常严酷的世界，书写了一个以“现实的深度和从内部看到的灵魂，抒情的心灵相对抗”的悲剧。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探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话语时指出，伟大的作品，“它们运转的动力之一就是读者有选择的认同，好感与恶感，希望与焦虑，或如我们共同(10)的鼻祖所说的恐惧与怜悯”。《红与黑》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要具有可以超越时空的不朽生命，没有读者的悉心阅读与认同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同一部作品的认识是不同的。《红与黑》在法国问世时遭受的冷遇和后来的读者赋予《红与黑》无可争辩的经典地位，就是个明证。在中国，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会对人们阅读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刚开始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其中有十年《红与黑》是禁止阅读的），评论界对《红与黑》的阅读和评价主要集中于作品的“政治”层面，如历史社会背景、作品人物的政治倾向等方面，而对作品的创造层面，如作品的结构、艺术特色、叙述视角等方面，却关注甚少。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有的读者的目光会从政治移向形而下的层面，把阅读的兴趣投向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及德·拉莫尔小姐的情感纠葛上，以“性”的要素取代“政治”的要素。这种阅读的取向的转变，往往带有时代的色彩。在我们看来，作为一部文学经典，《红与黑》的阅读空间是广阔而开放的。在此我们不妨在探讨作品内在的艺术价值的同时，看看《红与黑》的几位译家是从哪些角度来阅读和阐释《红与黑》这部作品的。

先看司汤达在爱情悲剧中展现的幸福观。米歇尔·莱蒙认为“《红与黑》是十九世纪第一部表现其主人公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世界的小说”。阅读《红与黑》，我们不可能不关注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之间的爱情悲剧。然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司汤达的笔下，这个爱情悲剧是如何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产生、发展与结束的。郭宏安先生在题为《谁是“少数幸福的人”——代译者序》中指出，于连与德·拉莫尔的爱情是他“一次巨大的社会成功”，但是，他为何要舍弃“有思想有才智的”德·拉莫尔小姐，而投入“平凡无知温柔善良的”德·雷纳尔夫人的怀抱呢？这里不得不涉及司汤达本人对爱情的认识和取舍。据郭宏安介绍，司汤达曾就《红与黑》的构思给友人写过一封信，将德·拉莫尔小姐构想的“头脑的爱情”和德·雷纳尔夫人经历的“心灵的爱情”做了对比，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单纯的、不自己看着自己的爱情”。在小说中，于连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与取舍所展现的，正是司汤达的这个观点。据此，郭宏安先生在《代译者序》中的如下分析与判断便成构了我们阅读和理解《红与黑》的一个重要角度：于连对德·莱纳夫人，始于诱惑，终于热恋，其间种种迷误

和梦幻最后被两记枪声惊破。两个月的‘甜蜜’勾销了十年的‘奋斗’，这是‘生活和爱情’战胜了‘野心和财富’，也可说是

曲终奏雅了。于连的最后两个月清算了左冲右突的二十三年；《红与黑》的最后十章涵纳了惊心动魄的六十五章。研究者大多

在前六十五章上费心思用笔墨，而较少注意最后十章，或竟视而

不见，故一部《红与黑》往往变成一部法国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

史。其实，司汤达的小说也是可以不这样读的。司汤达固然是一

个关心政治关心时局的人，但他首先是一个关心个人自由关心个

人幸福的人。他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在各种社会集团中寻觅一方乐

土的人，无一不是在前往幸福的圣地朝拜的旅途上颠沛流离的

人。瓦莱里说：‘在我的眼里，亨利·贝尔不是个文人，而是个聪

明人。他太个人了，不能局限于当一个作家。他因此而讨人喜欢

或让人生厌，我是喜欢的。’此话说得好极，《红与黑》当作如(11)

是观。

郭宏安先生的这段分析无疑为我们如今重读《红与黑》，体会“其中味”提供了帮助，而《红与黑》的另一位译家黎烈文先生则从作品本身的建构和人物心理描写之于小说艺术价值的关系出发，为我们开启了认识《红与黑》的另一扇大门。黎烈文先生也给《红与黑》写了一篇长序，题目就叫作《〈红与黑〉与心理分析》。在序中，他开门见山，认为“小说在观察与分析人物的感情上”具有特殊的成就。他以此为主线，从人物的心理分析下手，抓住于连的“自尊心”和“野心”，德·雷纳尔夫人的“同情心”，拉莫尔小姐的“厌世心态”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同时注意提示小说中对“好奇”“惊异”“欣赏”“傲慢”“猜疑”“嫉妒”“悔恨”等“心理现象的分析与描写”。他认为，“心理分析的手法既可使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灵跃现纸上，也即是赋予作品中每个人物以生命”。在他看来，“《红与黑》一书即因其在心理分析方面所描写的范围之广，所发掘的程度之深，不仅在法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中成了一部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因此，“《红与黑》一书，谓为心理分析小说开天辟地之作固可，谓(12)为心理分析小说集大成之作，尤非过誉”。对黎烈文先生的这一分析，许多评论家无疑是会赞同的。确实，精妙的心理分析，是《红与黑》的一大特色，作为作者，司汤达本人也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类心灵的观察者”的角色。

读《红与黑》，除了有上述不同的角度，还可以带着不同的心境。人们可以读得轻松一点，把它当作“言情小说”来读；也可以读得严肃一点，把它当作“不朽的社会小说”来读；还可以读得沉重一点，与主人公一起去经历社会的黑暗、爱情的幻灭，去思考人类与命运的抗争。相信各位幸运地能用法文阅读《红与黑》原文的读者，一定会读出自己的味，获得意外的收获。（2005年5月15日于南京大学）(1) Jean d'Ormesson，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Paris：Nil Éditions．1997，p.169.(2) 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译本序》，第1页。(3) 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6页。(4) 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译本序》，第12页。(5) 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9页。(6) 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06—407页。(7) 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译本序》，第25页。(8) 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81—82页。(9) 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1—252页。(10)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11) 郭宏安：《谁是“少数幸福的人”——代译者序》，见司汤达《红与黑》，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14页。(12) 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巴尔扎克最好的小说——读《邦斯舅舅》一

谈及巴尔扎克，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而《邦斯舅舅》恐怕就要稍逊一筹了。然而，我们却读到了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意外的评论。安德烈·纪德曾这样写道：“这也许是巴尔扎克众多杰作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不管怎么说，它是我阅读最勤的一部……我欣喜、迷醉……”他还写道：“不同凡响的《邦斯舅舅》，我先后读了三四遍，现在我可以离开巴尔扎克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精彩的作品了。”20世纪文学巨匠普鲁斯特也给予《邦斯舅舅》高度的评价，称赞作者具有非凡的“观察才能”，整部作品“触人心弦”。可见《邦斯舅舅》确实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小说。《邦斯舅舅》二

读《邦斯舅舅》，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部传统的小说，自然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解读。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个旧时代的“遗迹”。小说一开始，便以极富象征性和概括性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悲剧性的外表及这外表所兆示的悲剧性的命运。

故事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历着激烈的动荡。贵族阶级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政客、大银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邦斯舅舅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1806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这个“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要知道在这1844年，不啻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怪不得他一出场，巴黎街头早已麻木的无聊看客也不由得发出含义丰富的微笑，带着讥刺、嘲弄或怜悯：他“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就像人们说帝国式样家具一样，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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