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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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中国发展如何进行下去试读：
前言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为中国规划了民族复兴“三步走”的伟大战略，按照他的规划，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到21世纪中叶结束，这中间一共有72年的时间，这72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各36年，前一个阶段的36年去年已经走完，后一个阶段的36年从2015年正式开始，而正在这前后交接的时刻，中国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可谓是对民族复兴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的准确概括。“新常态”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习近平主席认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新常态下，存在着重大机遇，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我们创新经济治理思路，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化解新风险。
在新常态下，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如何才能将增长保持下去？这将需要新的理论、理念、方法的支撑。本书更多着眼于解决新常态下，民族复兴的后36年的问题。
在这后36年，中国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将现在人均GDP从现在的6000多美元提升到6万美元，因为到21世纪中叶，主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将达到6万美元左右。在前36年中国每年保持9%左右的发展速度从来不是问题，然而中国现在却没有这样的自信了，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经济的增长问题。而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以保持中高速增长，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重回高速增长仍然是有可能的，关键是经济治理方法和经济增长政策的问题，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从来就不缺乏增长的潜力。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要实现发达，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对这三个阶段可以进行相应量化。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只要实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阶段是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一个国家如果实现了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其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一个国家如果人均GDP要达到4万美元，没有社会保障建设是不可能的。第一个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来提高消费；第二个阶段的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是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来提升企业利润，进而带动增长；而第三个阶段的社会福利则是通过社会文明方式的转变来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从而将整个社会的消费拉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总之，每次转变都可以带来消费的大幅提升。
当前中国也需要研究透世界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按部就班地做好该做的事情，中国只要按部就班地走完这三个阶段，再加上未来20年世界自身的发展进步，到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达到世界主流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新常态”既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常态，也应该是经济治理理念的新常态。我们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经济治理理念，并且继续完善这些理念，本书就是回顾这一系列过程，并阐释一些新的理念。笔者在书中利用的大部分内容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诸如通胀理论、经济压制理论、精准调控理论等原创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探索。第1章 一场没必要的中国经济萧条中国经济的冷酷现实
2015年年初，各种悲观的经济数据纷至沓来。中国2014年GDP增长率仅为7.4%，是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一年。全社会用电量仅略微增长；而铁路货运量则同比下降3.9%，同时CPI、PPI两项指数也创造了2009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更糟的是中国经济中竟然出现了负增长的省份，比如辽宁2015年前两个月工业增速下降4.5%。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这种衰退是必然的吗，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经济危机以来，欧美虚弱，本来是我们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只可惜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机遇。而在中国浪费发展机遇的时候，美国则慢慢地走出了危机，2014年美国第3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高达5%，第4季度也高达4.3%，美国经济已经创造了11年来的最高，成了经济最强年。目前美国失业率已下降至5.7%的历史低位。两相对比，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中国数据变得令人担忧不是从2014年开始的，而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我们可以看看以下事实：◆2011年，15万家中小企业破产。2010年，中国小企业的数量是406224家，而到了2011年，中国小企业只剩下256319家，而这大约15万家小企业都是在中国2011年下半年的货币紧缩中破产的。◆2012年，企业家出现破产跑路潮。到了2012年7月份的时候，财经评论家牛刀宣布了自己的统计数据，据他统计，全国跳楼、跑路的企业家已经达到560多人，而这只是公开报道的，那些未公开报道的估计得以千万计。高利贷疯狂，温州、神木、鄂尔多斯三大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全民破产；山东邹平民间高利贷泛滥30余人因债务纠纷被杀，这仅仅是酿成命案的，其他惨不忍睹的情形还有更多。◆2013年6月，中国钱荒更加蔓延，甚至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出现了短暂的支付危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高达30%，而平时1%都不到，这样的高利率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2013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刹住过头税”，同时国税总局也表示，虽然税收收入形势严峻，但要严查过头税行为。中国的企业税收为比例税，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税收自动减少，而地方政府又无权提高税率，因而只能今年征明年的税。
货币紧缩、经济减速最直接危害的是企业家，但最终危害的却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比通胀的危害更大。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过一个在垃圾堆拾荒的老人，她反映，这几年国家经济“紧”，废品都卖不上价，结果他们的收入减半。而这些人是中国最弱势的一族，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赚的也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一般年龄偏大，到了其他行业也很难找到工作。这位老人坦言，他们全家已经10多年没有团聚过，最小的孩子见了她连妈都不叫，他们这些人在经济好时，还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生计都成了问题。
甚至一些媒体公司也成为经济衰退的受害者。2014年，几大网络门户中的网易和搜狐都搬迁到了新的办公地址，而且网易的一些频道开始允许员工在家里办公，这一般可解读为企业遇到了经营困难。而一家中国最大财经网站的高管也向笔者透露，在2014年他们实行了大缩编，很多栏目都没有编辑负责。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一般被大家认为经营状况应该最好的某知名报业为例，大家就可以看出媒体行业的状况了，该报业从2010年就开始亏损，从2010年的亏损100多万元，扩大到现在的1亿多元，甚至亏损还在急速地扩大，一直亏到现在。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1326万元，净利润负109万元，2012年南方报业亏损1.23亿元。2013年一季度净亏损9485万元。而且笔者还看到一家比较知名的企业家杂志在微信群中寻找买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本轮经济萧条的来源
这几年笔者受邀做经济报告时，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认为中国这轮经济萧条，是因为‘四万亿’，还是因为‘大紧缩’？”听报告的人往往都会认为是因为“四万亿”，这是媒体告诉他们的答案，但这却是个错误的答案，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时，中国经济何其繁荣，中国经济增长都达到两位数，中国汽车年产销量突破了2000万辆，中国百业兴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到处收购，中国的福利保障节节攀升，怎么可以说四万亿投资制造了中国经济的萧条呢？那中国经济的萧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货币紧缩的时候开始的。2011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进入货币紧缩周期，中国经济的萧条也开始了。而这次紧缩的严重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最高时存款准备金提高到了20%，与此同时，企业钱荒，银行钱荒，企业家跑路，商业领域高利贷横行。
中国这次货币紧缩的力度有多大？我们可以用数据进行分析：中国目前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2.84万亿元，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派生货币”。根据央行的数据，相当于真金白银的基础货币的数量只有32万亿元。2014年12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17.37万亿元，即使按照存款准备金18%计算，被冻结货币也有20.2万亿元，这占到基础货币32万亿元的63%。也就是中国有63%的货币躺在央行睡大觉，根本没有处于流通的状态，相当于没有发行，这才是中国这几年一直钱荒的根源。大部分货币都被央行锁了起来，企业和商业银行当然没有钱可用，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发展呢！
在民间投资不振的情况下，使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不得不推出“微刺激”。与此同时，严酷的货币政策依然没能放松，民间投资接棒的机会微乎其微，中国经济政策的周期彻底被打乱。其实中国到底有没有超发货币，那舆论所宣扬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否真的存在呢？其实根本不存在。
首先，在中国融资难非常厉害，在全社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鼓噪货币超发不仅是荒唐的，更是可笑的。货币是流动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通过消费、投资、借款、结款等形式出现，在中国融资难是非常明显的。真正的货币宽松下，不可能出现融资难，因为小企业可以向大企业借钱；而大企业向银行借钱，然后再加利息借给小企业，这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民间一直是这么做的。那为什么突然小企业借不到钱了呢？因为大企业也借不到钱了。大河流水小河满，现在是大河也没水了。
其次，中国的通胀并不高，中国在2011年通胀最高，但更多是基于翘尾因素，“翘尾因素”的意思是如果前一年通胀非常低，第二年通胀就会显得比较高，相反如果前一年通胀比较高，第二年就显得比较低，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通胀数据都来自统计局发布的同比数据，也就是后一年与前一年的比较。因为“翘尾因素”影响下的统计数据，媒体掉入了“统计陷阱”，2012年中国的通胀就非常低，大部分月份都是2点多，即使考虑“翘尾因素”，也是非常温和的。中国的M2是GDP的多少倍才合适
这几年媒体炒作货币超发，其最主要论据就是M2与GDP的比较，特别是拿这一数据与美国进行比较，可惜这些比较者根本就不懂货币的含义与运转方式。其实中国的M2与美国的M2完全代表不同的含义，而且即使含义相同，中国的M2也应该远远高于美国，因为中国的M2代表的是中国几千年的财富积累，而美国的M2只代表其两三百年的财富积累，中国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古董进入市场交易都要相应进行货币投放的。比如，中国6000多年前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现在还在市场上交易，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仍然不断被送往古玩市场，另外还有大量的古旧家具、名人字画、瓷器等，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其总价值如果合计起来，估计要相当于几十个GDP。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存放在国家及各省市的博物馆中，没有进入市场交易，但在美国、欧洲这些东西都要少得多，中国M2是中国文明古国的特点所决定的。
不仅这些，其他收藏也会占用货币。比如，四川挖出一根乌木，市场上卖出几百万元的价格，中央银行都要对应投放百万元左右的货币，中国几千年文明积攒了太多的财富，这些都要对应货币投放，这些都是M2的构成，其实在中国M2是GDP的5倍、10倍都不奇怪，毕竟GDP只代表一年的财富创造能力，而M2则对应的是几千年的财富积累。
除了财富积累不同，其实美国的M2/GDP比重小于中国的原因更多是统计口径的问题：美国的M2/GDP目前大约0.8～0.9，中国为1.8～1.9，日本为2.4左右。美国的M2口径比中国小：中国的M2含流动中现金（M0）、本外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包含了货币及准货币。相当于人民银行公布的本外币存款总额口径，误差只有2%左右。美国的M2只含M0、活期存款、旅行支票存款等，不包括准货币，不含政府单位存款，不含大额定期存款，不含外资银行存款，也不含机构货币基金，因此两者差距非常大，再加上大额存款，要知道居民存款还是定期的比较多。
按中国的统计口径，美国的M2/GDP比重大约1.6，略低于中国。但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300多万亿美元，如资产抵押证券化产品，连美联储、财政部也将之作为货币存储、使用，这些产品可以抵押、计价、存储、交易，充当货币功能。中国目前这类衍生产品不到1万亿元，如果加上这些“准货币”产品，美国的实际广义货币占GDP比重，是中国的几十倍。
中国的M2主要由存款增加构成，也是由国民收入增加所致。中国的M2/GDP比重高，也是中国富裕的象征，不应该妖魔化，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总体比美国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储蓄率极高，自2006年开始，连续7年超过50%，其中2009年最高为52.6%，2012年为50.5%。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而言非常低，即使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储蓄率有了显著提高之后，2013年总储蓄率也只有17.8%。中国的经济总量虽小于美国，但国民储蓄总量却已经超过美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就是全社会融资的过程，其中间接融资即通过银行体系完成的部分，就需要存款的媒介，而存款的增加在统计上就体现为M2的增加。类似的，在其他储蓄率较高的国家，M2/GDP比例也较高。
美国的M2反映的是在美国经济体中的货币流通量与存世量，即基本在美国的银行金融系统中周转的货币流通量和存世量。而实际的美元流通量和存世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周转的美元的数量，该数额远大于美国统计的M2。因为美国的货币——美元大部分都在美国之外流通。有关“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已超过美国的货币发行总量”的舆论，是为了迷惑不懂国际金融货币秘密的社会大众，为了转移各国紧盯滥发美元和美元债券的视线。
其实M2与GDP进行比较本身也不科学，因为M2是一个存量概念，而GDP是一个流量概念，用一个时点的存量和一个时期的流量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的比值，并无意义。进一步，如果观察近20年来我国的历史数据，M2/GDP与通胀压力相关性并不大。例如1993年到1995年，我国CPI涨幅连续超过10%，但M2/GDP基本稳定在100%左右。1998年到2002年，我国M2/GDP比值大幅攀升，物价方面却面临通缩形势。所以，根据M2/GDP比值来判断货币超发与否或预测通胀压力，是概念运用不当。
M2总量超过GDP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M2高于GDP，并不表明货币超发，也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M2低于GDP也不表明货币少发，更不表明会产生通缩。根据世界银行的价格数据分析，平均来看，与那些M2/GDP比例低于1的国家相比，M2/GDP比例高于1的国家的CPI反而更低一些。
所以，尽管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具有一定关系，但M2/GDP根本不是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的有效指标，大家过度沉迷于这个指标，是对于流动性问题的错误理解。而一些知名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阐释和“货币严重超发”的说法，比较容易导致公众对于物价认识的情绪性爆发，进而把其他原因导致的通胀，笼统地归咎于央行的货币操作。
这种似是而非的情绪性发作，很容易误导决策层和整个社会对于货币问题的判断，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政治压力，从而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左右摇摆，进而导致我国金融系统操作的节奏紊乱。历史经验证明，一旦全社会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出现重大误判，不但会导致货币政策频频误操作，更会严重危害实体经济，中国2011年的企业家跳楼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货币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一词最初来源于一个故事：一只蝴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小黄花上扇动了一下翅膀，于是东京掀起风暴，电闪雷鸣。蝴蝶效应虽然是严谨的科学词汇，但是现实中人们更喜欢将其看成笑谈，因为这中间太多的扑朔迷离，根本无从验证。而在金融领域，由货币派生所导致的蝴蝶效应却是真实存在的，其间也有着直接的逻辑联系，并且可以直接进行验证。
要理解经济学中的货币，大家一定要正确区分两个最基础的词汇：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基础货币是真正的“钱”，广义货币是“可使用的钱”。基础货币计算的是货币的真实价值，广义货币计算的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比如你有1万元，你现在不用，借给朋友用，而朋友也不马上用，又借给了另外的朋友用，而另外的朋友又以同样的理由借出去，如果这1万元被这样借了三次的话，那在广义货币上也就成了4万元，也就是四个人都拥有这1万的使用权，但前提是他们使用的时间段不同。也就是1万元的狭义货币创造了4万元的广义货币。这是货币在现实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可惜中国大部分财经媒体人或财经评论人并不确切地了解这里面的货币知识。
货币领域的蝴蝶效应主要是发生在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少量基础货币的多次循环使用可以派生出大量的广义货币。而基础货币的微量变化，也可以引发广义货币的大幅变化，这就与蝴蝶效应类似，因此笔者称之为货币的蝴蝶效应。
到了现代，任何国家都早已经不允许银行无限次放贷，已经设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比如，存款准备金为20%，在存款准备金的制约下，银行收到1万元的存款时，第一次借贷只能贷出8000元，第二次借贷只能贷出6400元，第三次借贷只能贷出5120元，这样就避免了风险。
货币乘数的蝴蝶效应
在现实中，一个单位的基础货币能反复借贷多少次呢，这就是货币乘数。在美国高峰时是12次，中国是5次，美国狭义货币可以放大为12倍的广义货币，中国的狭义货币可以放大为5倍的广义货币。但货币乘数不完全等于借钱次数，因为现在各银行都有存款准备金，因此实际的借钱次数要远大于货币乘数，考虑到存款准备金的影响，美国货币乘数为12倍，其实这笔钱在现实中被反复借贷了几十次，中国的货币乘数为5倍，说明一笔钱也至少被反复借贷七八次。也就是说在中国，一个人的钱可以解决七八个人的用钱问题，在美国，一个人的钱可以解决几十个人的用钱问题。虽然这些倍数不算大，但也可以算作微量的蝴蝶效应了。
然而广义货币的放大，可不只通过银行一个渠道，还有债务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所以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M2，它还可以变成M3、M4等。总之变化越多，货币的蝴蝶效应越大，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蝴蝶效应导致的。然而在杠杆如此之长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多少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乘数的大小，货币乘数只要增加一两倍就远比印刷货币更有效。
也就是说现实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广义货币，而不是狭义货币，印刷再多的基础货币也可能对经济毫无作用，关键是要看这些基础货币能否被有效放大为广义货币，被用于现实的经济交易，而基础货币可以放大成多大规模的广义货币则取决于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一直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为总理明白这背后的货币派生逻辑。
消费习惯的蝴蝶效应
不同的消费习惯也可以引发货币的蝴蝶效应，主要体现为现金消费和信用卡消费的区别，中国人喜欢现金消费，如果假设货币乘数为5倍的话，那么当我们从银行取出1万元作为零用钱的时候，银行的放贷能力就被降低了5万元，同理你存入银行1万元的时候，银行的放贷能力也会增加5万元，而5万元的短期贷款就可以拯救一个资金周转不灵的小微企业，如果没有这5万元，这个小微企业就可能破产，这就是金融货币的蝴蝶效应。一个居民的消费习惯就关系到一个小微企业的存亡，每个居民少在手里存放一些现金，中国企业就可以贷到更多的资金。因为现金是狭义货币，企业贷款是广义货币。
如果用卡消费的话，钱放在卡里，卡上的钱归银行所有，你不用的时候银行就可以用来放贷。货币放在银行卡里和放在口袋里区别很大，因为银行不仅是帮你保管，还用你的钱进行经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全部喜欢现金消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全部喜欢用卡消费，两种方式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就是极大的，喜欢用现金消费的国家的央行就要发行非常多的货币才可以保障社会需求，而喜欢用卡消费的国家则不需要发行那么多的货币。
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敢将钱放银行，或是放家里，或是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都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因为无论是你口袋里的钱还是贪官藏起来的钱，都是基础货币，是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的使用价值是按广义货币来放大的，金钱使用习惯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钱币破损的蝴蝶效应
同时，货币破损也会导致通货紧缩，我们现在用的是纸币，虽然这些造币用纸的质量比较好，但也并不经用，一张纸币从印刷出来到成为破损的劣币，其使用周期一般也就几年的时间，很难超过10年，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1元纸币到了21世纪初都成了文物，价格翻了几百倍，说明这些纸币绝大部分都破损了，只还有少量存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印刷了很多的货币，但绝大部分都不存在了，真正流通的也就是近10年走出印刷厂的货币，以前印刷的都损坏了，而发达国家则不同，发达国家居民都生活在城市，居民习惯使用信用卡，平时几乎不接触纸币，因此几乎不存在破损。这就导致货币乘数比较大，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基础货币。
人民币外流的蝴蝶效应
现在中国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导致人民币外流出去的多，回流回来的少。而货币缺少回流渠道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造成通货紧缩，因为流出的都是基础货币。如果按照货币乘数进行放大，那将是非常大的量。
中国外流的货币即使停留在离岸中心，也等于没回流。比如，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货币通缩，一方面是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所致。目前境外人民币肯定超过2万亿元。这至少影响国内银行的放贷规模8万亿元以上。这个规模足可以拯救两次金融危机了，其影响足以让中国金融体系伤筋动骨。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外国人越来越喜欢人民币，加上中国这些年人民币走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导致国内企业家无钱可用。所以从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现了很多企业家跳楼、企业破产的现象，当前虽然在投资刺激下，中国经济又开始回稳，但是如果认识不到根本问题出现在货币的外流上，那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广义货币背后的四大统计陷阱“货币超发”是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个词，但这是典型利用“统计陷阱”制造的一条假新闻，而且这些假新闻早就被专业人士批判过多次了。然而媒体总是利用公众对广义货币概念的不清晰，巧妙地将广义货币当成基础货币，然后利用广义货币数据制造出一个“货币超发”的虚假结论。
而媒体为了使这个错误事实更有说服力，又请一些经济学的大佬级人物帮忙炒作。比如，将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例进行比较等，这一点在上面一节中已经有介绍。
总体来说，针对货币，媒体制造的统计陷阱主要有四个。第一个统计陷阱是，媒体喜欢将广义货币等同于基础货币，而它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基础货币才是真正发行的货币，是真正印刷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不是，广义货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存贷款的规模。第二个统计陷阱是广义货币的统计方式。广义货币其实只统计银行渠道的融资，而企业融资并非只通过银行。在美国，企业可以发债，可以上市，可以私募，从银行融资已经很少了；在中国，企业才主要靠银行融资，所以美国的广义货币并不高，因而中国和美国不能比较。第三个统计陷阱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活跃度。中国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经济非常活跃，特别是贷款的存量非常大，而美国经济早已告别高速增长期，货币交易并不活跃，所以通过中美广义货币进行比较，从而推断中国货币超发是错误的。第四个统计陷阱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在美国广义货币只统计短期存款，而中国则包含长期存款，统计口径都不一样，更是无从比较了。另外，货币使用习惯等因素也会影响货币统计，当然这些都是次要因素了。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最常见的统计陷阱问题，中国的M2数据还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这也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观感和判断。根据一些企业家反馈的信息，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往往要求企业先贷一笔款，存到银行，再以此存款为抵押进行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家向银行贷款一次，在银行的账上显示的却是两次，这样银行从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一些风险，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息负担。而对统计数据的影响就是平白无故多出了一笔贷款，而这笔贷款又没有用于实体经济，只是导致统计数据虚高。在现实中，这种操作方式我们不知道会占到多大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操作一次，这笔贷款所对应的金融数据就会扩大一倍。
不过，因贷款违规操作所导致的广义货币数据虚大，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了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也存在着这样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先举个例子，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以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抛开案例，我们再从理论上分析。虽然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是分渠道的，但现实中一笔钱可能直接从银行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贷手里，再通过高利贷到达企业家手里；也可能是从银行到信托再到国企，再转贷到民营企业手里。总之，在中国每一笔货币从商业银行转到企业手里，可能中间要经历三四道手，而每经一次手，金融统计数据就倍增一次，而这是成倍增长，而不是正常经济条件下那种百分之几的增长。因此中国货币数据出现如此大幅的虚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大家都通过数据做判断，但不幸的是，这些数据都是错的，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而要解释清这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金融数据统计的是资金的“使用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是与所有其他商业统计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1万元钱，其价值是1万元，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这一块钱的使用价值就是4万，而我们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都是统计这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这一笔钱可能被四个企业家在不同时段使用；而现在货币紧缩的状况下，这笔钱则要经过两三个中间商才能到企业家手里。因此现在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不用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几倍对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也收效甚微。
确切地说，当下的中国经济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看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才能理清这些怪象产生的来龙去脉，才能对中国经济有完整的诊断。第2章 被货币紧缩扭曲下的趾甲经济僵局中国产能过剩吗
有人说中国产能过剩了。首先我们要分清产能是总体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显然中国不存在总体产能过剩，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产能的结构性过剩，也就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过剩，其实这种过剩，只是官方或媒体的说法，相关行业并不这么看。中国的业内人士从不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产能过剩了，而且他们一直是大干快上，加大产能，两者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对经济的理解不同，官方和媒体掉入了统计陷阱而已。
被忽视的产能储备
官方所说的产能过剩，往往是根据统计报表来的，但是统计报表所显示的产能过剩往往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企业会有经济周期的概念，会有淡旺季的概念，产能储备往往是为这两者做准备的。比如，经济淡季时，产能利用率维持在70%～80%是正常的，这样到了旺季时，企业才可以开足马力投入生产，而企业不仅要应对每年一轮的经济淡旺季，而且还要应对大概每3年一轮的经济周期。因此储备产能是必要的，这也就是企业家和财经官员的区别：财经统计官员根据统计报表做决策，只看当期，而企业家要布局长远，他们着眼的是三五年后的市场需求，他们需要提前为这些需求布局。而在水泥、钢铁、电解铝这些行业，产能建设是需要周期的，不是说扩大就可以扩大的，都需要提前进行建设。
清理过剩产能往往成为通胀的来源
政府每隔几年就来一次产能过剩清理，这已经成为中国通胀的根源。因为你现在将产能储备都清理掉了，当时看着很不错，供需平衡，但等过两年经济繁荣时，这种供需矛盾马上就显现出来，供应跟不上需求，经济马上就通胀。
当年中国出现过的“铁本事件”就是个巨大的教训。2004年4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对铁本钢铁厂进行了严厉的检查和整治。但想不到的是2005、2006、2007年就出现了大繁荣，并且出现了通货膨胀，如果当时不关掉铁本，铁本建成之后的产能正好在2006年释放，也就成功避免了2007年的通货膨胀。也就是2004年关掉的那些项目直接导致了2007年的通货膨胀。经济分析一定要从长视角分析，而不是拿个标尺进行死板的衡量。当中国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时，更不要大惊小怪地去关掉钢铁厂，因为这些都是下一轮经济周期中避免通胀所必需的产能储备。
不考虑淡旺季的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产能过剩，不考虑产能储备的问题就会错误地将产能储备也清理掉，从而导致在将来的经济繁荣期因产能而出现短期通胀。
产能过剩的本质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的原因是货币紧缩。企业家一般按照经济平均速度规划产能，虽然中国企业家一般是以9%的经济增速设计产能，但是政府非要通过紧缩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于是就多出了20%的产能，这是产能过剩的根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重回9%，那产能不但不过剩，还短缺呢。中国根本就没必要对外输出产能了，因为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个十足的伪命题。中国要想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方法非常简单，放松货币，让经济重新恢复到每年8%～9%，产能过剩问题自然化解。影子银行不过是货币紧缩下的金融扭曲“影子银行”的概念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2007年首次提出，极短时间内便得到了广泛认可。虽然由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金融监管环境不同，各国影子银行的组织形式有所区别，但一般都认为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目前，美国市场上影子银行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证券化，基于提供流动性和杠杆放大的产品，欧洲市场上主导的产品是基于对冲基金的产品。
影子银行在2012年托起了融资的半边天，可以说没有影子银行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复苏。在银行金融中介功能弱化之时，影子银行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输送流动性的功能。然而仔细分析就会知道，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不过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金融怪象而已，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意义。
首先，2010年起，中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了量化收缩阶段，政府通过信贷额度来管理宏观环境，迫使银行将这些客户推向非常规银行。企业为防止破产、地方政府为防止工程烂尾，大量利用非贷款融资形式，导致影子银行规模庞大。影子银行一骑绝尘，增速远远超过贷款增速。
中国的影子银行多涉及结构性产品，证券组成复杂，透明度低，缺少监管，而且不少与土地或土地担保有关。还有一种是，银行买入企业债券等中长期债券，再以较短的年期将证券分拆，卖给零售投资者。期限错配、风险错配比较明显，一旦由于什么原因资金流入放缓，银行势必面临流动性的困难。这些产品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担保债务凭证（CDO）产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美国当时的衍生产品相比，中国的产品基本没有杠杆运作，但是这些产品不仅在金融机构中销售，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个人投资者手中，这些投资者绝大多数并不了解产品背后的证券及其隐含风险。加上这些结构性金融产品之间，往往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产品出事，可能相互牵连一片。
但是影子银行具有顺周期的特点，它们能放大一些问题：当市场有乐观情绪时，它们会放大这种乐观情绪，增加杠杆率，使得信贷增量变得更加不可控制；但当人们失去了信心时，它也会加重这种情绪，促使大家赶紧把钱撤出市场，使得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影子银行根本就缓解不了融资的问题，只能加大融资成本而已。影子银行并非金融创新，也不具备任何的创意意义。中国市场上的影子银行的产品与欧美市场上的影子银行的产品相比，特性、主要构成有非常大的差异。具体而言，美国的影子银行的产品主要基于证券化、提供流动性和杠杆放大；欧洲是以基于对冲基金为主导；中国的情况则是，在金融管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以及信贷投放存在严格管制、不同金融市场存在严格分割的背景下，由金融家、银行家所开发出来的产品。
换句话说，影子银行只不过是本轮“史上最严重”货币紧缩情况下的金融扭曲而已，笔者并不批判影子银行，因为影子银行的这种套利不仅没有浪费资金，反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是市场化的表现，本质是一种信用互助，是信用好的机构帮助信用差的机构获得资金，从而整体上提高了金融效率，如果没有这些信用互助，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更大。中国资金的中转环节确实多了，但最终都进入了实体经济，我们不能因为货币中转环节过多就判定货币空转，关键看这些环节是否有必要。
就像我们上面所讲，中国超过60%的资金都已经被央行冻结，市场上的资金只能这样变通着高效运行，这就像越是灾荒的年份，粮食投机越盛行，但本质原因在灾荒，而不是投机，而货币与粮食不同的是，货币永远在流通，而没有储藏这回事，货币只要不脱离商业银行，就是流通的，没有任何人具备囤积货币的能力，即使那些长期贷款项目，也通过贷款转存款重新回到了货币流通体系当中，不会发生任何的资金浪费。也有人归结为银行理财产品风险错配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只能影响一个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影响等于零。就像贫富差距一样，贫富差距影响不了整个国家的总财富数量。
本轮经济周期的逻辑就是首先央行的货币紧缩导致不同机构之间的信用套利，其次不同金融机构的信用套利又导致了货币数据虚高，再次货币数据虚高又成了很多人认为货币不短缺的理由，这里面有两大误解，一是大部分人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二是由于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又导致了对货币数据的误读，而对货币数据的误读，又导致了决策错误。
这是一个链条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却出现在第一环上，那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太紧，真实的资金却被央行以存款准备金的名义挪到了央行的保险柜里，锁了起来，不让用。中国巨大的货币存量并没有存于商业银行，更不在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不过是商业银行的分销商而已，央行将货币由活资金变成了死资金，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中国经济并不缺乏增长动力
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前景比较悲观，主流认识是我们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中低速增长期，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的话，那中国好比是12岁的孩子，而不是17～18岁的孩子，我们即将步入最快的增长期才对。
如此紧缩，经济增速竟然超过7%，说明中国经济潜力很大
中国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货币紧缩的结果。中国经济现在的僵局，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四万亿”后遗症，而在于“大紧缩”，大型银行高达20%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多么大的紧缩力度，目前中国被冻结的货币占到了基础货币的70%左右。也就是说，当下我国大部分货币被锁在央行，根本没有处于流通状态，这才是所谓“钱荒”的根源。
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是很低的，甚至没有存款准备金。中国将存款准备金提高到了历史最高位。中国经济在货币如此紧缩，而且没有什么明显刺激的情况下，都能维持7%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潜力极大，这就像一匹良马在勒紧缰绳的时候都能日行八百里，如果放开缰绳，怎么不可能日行千里呢？当前大紧缩的货币环境正好检验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增长潜力，也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投资需求比以往更大，而且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
中国投资还远没有达到顶峰，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投资，中国城市化后对投资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大了。如果中国人真正留在城市，那对城市住房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井喷式的，现在很多人只关注西部的投资，但中国最需要投资的则是东部发达地区，因为中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他们的需求才是应该关注的。
比如，连接珠三角几大城市的高速公路经常堵车，北京的市内交通就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环城路需要扩宽，公共租赁住房需要大量兴建，这都是迫在眉睫的投资需求，而这些需求都需要投资来满足，中国人在城市落户带来的投资需求短期内是难以满足的，况且中国在地铁、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方面的密度都不及发达国家水平。
另外基础设施行业属于边际递增的行业，因为道路的只有形成路网，其效益才会发挥出来。比如，中国仅仅有一两条高速公路，或是仅仅有一两条高铁，其效益并不会很大，但如果整个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建立起来的话，那其效益就会发挥得非常大，在经济学中具有这种特点的行业都属于边际效益递增的行业。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大部分都是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道路基础设施，这些路网建设的越完善，其边际效益越大，中国基础设施的这种边际效益递增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这也导致中国经济将比之前增长得更快。
中国企业也处于规模扩张的最好时期
另外，中国企业的规模现在也处于边际效益递增的阶段，是发展最顺的阶段。这其中，小企业很难发展，最大的企业也很难再有突破，最容易发展的就是中大型的企业，它们具有管理经验优势，具有信用优势。中国很多行业都已经有了成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进行产能扩张是非常容易的。另外，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也将出现一大批世界第一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迅速占领世界市场，而它们走出国门，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也必然带动中国经济更快地增长，这几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一直以两三倍于GDP的速度增长，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上绝大部分行业的最大企业都将是中国企业，这是我们“天赋大国”的优势。
中国还远没到中低速增长的阶段
一到经济危机，人们就普遍悲观，“新常态”一词就是这种悲观论调的代表。它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概念，“新常态”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指出，经济停滞可能成为新常态，并认为美国将进入高失业、经济停滞的状态。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失业已经恢复到了接近正常的水平，实体经济也比以前更强劲了。在欧洲，英国经济也开始出现繁荣，可以说人们假想的“新常态”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长，同样的低速增长在中国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中国只要将货币政策调节到正常水平，中国照样还会出现超过10%的经济增速，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0000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大概用了12年，韩国则用了8年，这都代表着两个国家在这个阶段有着极高的发展速度。而考虑到现代GDP的含金量变化，中国在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之前，都应该处于高速增长期。
如果GDP是按照7%的增速发展，中国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需经过11年。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一个经济体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至少要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还没有到这样的阶段。中国就是11～12岁的孩子，即将进入的将是另外一个高速增长期，是一个比以前更高、更快、更健康的增长期，是真正的黄金增长期，这才应该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国完全没必要用过紧的货币政策维持现在的低增长状态。
中国应该做好各方面准备，迎接一个新黄金增长期的来临。当然这还需要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这也就是下一节要讲的内容。政府顾虑与解决建议
时间不等人，问题要解决
作为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笔者以前对产业政策关注并不多，但最近发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局完全来自微观经济的制约，而微观层面的制约如果不解除，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当前中国政府的两大顾虑
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一直维持在8%以下。从宏观上看，这是货币紧缩的结果，因此专业学者们大多呼吁中国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当然笔者这几年也一直是这样思考并呼吁的。但近期发现，问题并非出在这里，当前中国政府没有放开货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空气污染问题，二是高房价问题。而这两样问题也是这几年民怨的来源，如果这两大问题不能先行解决，货币政策的放松就必然产生更大的问题。
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建议
环境民怨是近几年在中国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情况，特别是空气雾霾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因此应该成为我们最先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必须拿出真措施来解决的问题。不然，即使我们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会导致空气进一步恶化。因而笔者提出一个建议就是：10万元以上的家庭乘用车可以从生产环节进行引导，全部转向混合动力车和新能源汽车。
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可以大大提速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只有产业化走在前面，技术创新才会成为可能。为何欧洲国家能够在太阳能技术上遥遥领先？因为其在产业化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如果中国能像欧洲支持太阳能行业一样支持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国不仅能为经济增长扫清障碍，而且还可以占据未来行业的制高点，随着传统能源的消耗殆尽，新能源汽车是早晚的事情，早做决定比晚做决定更好。再说了，空气污染是全民性的，其他的污染只是局部的，如果空气污染不解决，即使我们保持7%的增速，污染仍然是不可承受之重。
使汽车全部更新换代为新能源汽车是不现实的，毕竟还有不少家庭消费不起。因此让有实力的购车者率先为改善环境做出贡献。10万元以上的家庭乘用车全部转为新能源车，考虑到现有汽车的存量，即使现在实行，也得需要大概5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将一半汽车转为新能源车的目标。因此这个措施具有紧迫性。
除了一刀切的强制，另外也可以以经济杠杆作为缓冲，可以对10万元以上的非新能源汽车征收50%的环境税。污染是经济学上所讲的一种外部性，相对于公交族、地铁族，开车族对环境的危害显然更大，因此征收环境税也是站得住脚的。
解决高房价问题的建议
中国一直没有放松货币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宽松的货币会进一步推高房价。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建议让以前从事房地产经营的国企就地转为半公益经营。国有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以“微利”的形式经营，就可以稳定和降低房价，因为房地产行业一直是暴利行业，而房价飞涨也跟房地产商的推动有直接关系。如果“国企微利房”成为市场的一个新品种，那么购房者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国企微利房，当国企微利房在市场上占到一定份额后，比如超过1/3，那么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就不敢肆意涨价，这样房地产市场就足可以稳定下来。
中国提出“公益型国企”的概念很久了，但一直没有落实。中国就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做个公益型国企的样板，让老百姓感觉到国企的实惠；“国企微利房”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新品种，与现有的政策也不冲突，因为这些国企没有丝毫特殊性，也是市场化经营，只不过其定价和利润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不像以前的经济适用房那样属于福利房，因此也没有寻租空间，不会产生新的腐败。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4年低迷，时间不能浪费下去，只有解决好了以上两个问题，中国才能将货币政策调整到正常状态，中国经济才能恢复高增长。第3章 通胀、增长、货币与生存方式转变通货膨胀是种价格现象
底层百姓最关心通胀，也最担心通胀，一提到通胀，人们就想到货币因素，就认为是货币超发了，并且广泛引用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其实这种引用也不完全正确，而且大家也都没有正确理解这句话。
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是句耐人寻味的话，大家注意，弗里德曼的措辞，弗里德曼说的是货币现象，而不是“货币超发”现象；弗里德曼从来没有认为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超发，如果你那样认为了，那是你的错。
弗里德曼最赖以成名的研究就是对大萧条的研究，而他研究的结论就是：因为政府错误的货币紧缩导致市场上资金太少，所以出现了大萧条。本次经济危机后，美国搞量化宽松也是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
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里面包含三层意思：首先，通货膨胀可能是货币增发引起的；其次，通货膨胀也可能是货币少发引起的；最后，通货膨胀从现象上看是货币现象，但本质上却与货币无关，其实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以外的因素引起的。
对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大家都容易理解。那货币少发为什么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因为货币少发会引起企业开工不足，毕竟企业都是靠银行资金进行运作的，企业开工不足，就会引起供给短缺，而短缺必然造成价格上涨。比如，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通货膨胀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四万亿投资时的通胀也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
而第三层意思也比较容易理解，现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输入性通胀，国际上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的涨价，必然会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而农产品自然灾害也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这些都与货币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可以拿20世纪的经济滞胀来看，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超发货币，但是我们可以想，美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总统，为什么谁都不超发货币，唯有滞胀时期的总统那么坏去超发货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我们稍微看一看当时的石油价格，就能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了。世界石油在1973年的价格是14美元一桶，到了1974年就突然蹿升到了44美元一桶，一下子翻了3倍多；然后更是一路狂飙到了1980年的82美元一桶，也就是翻了6倍。82美元一桶的价格现在来看并不高，但是我们可以对比198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1980年之后，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最终稳定在了30美元上下，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2003年；而在这中间的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还曾经跌倒过15美元一桶。
而石油之重要，其实是很多人不理解的，我们只要简单地说说，大家就会明白。首先，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石油决定，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化肥和农药的价格决定的，而化肥和农药的原料都是石油；而纺织服装的价格也是由石油决定的，因为现代服装的主要原料不是棉花，而是化纤，这是石油加工成的产品；而交通运输更是需要油，总结起来紧密关系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四大样中，除了住房对石油的依赖不大之外，其他三大样的价格都是直接由石油的价格决定，所以石油的价格才那么重要。这也是世界各国都将石油作为战略资源的原因所在。而在石油价格翻了6倍的情况下，每年出现10%以上的通胀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如果大家都明白了这一来龙去脉，谁还会相信滞胀是由于政府超发货币所致的阴谋论呢！
既然通胀是由非货币因素导致的，但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还说通胀是货币现象呢？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必然通过价格显示出来，而价格又是个货币现象，两个逻辑合并起来，那就是通货膨胀其实是个货币现象。经济增长是导致通胀的首要因素
如果通胀不是货币因素导致的，那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其实只要熟悉经济史的人就会发现，历史上的通胀大多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也就是经济增长是导致通胀的第一要素。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关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平均两个点的经济增长，带动一个点的通货膨胀，比如，经济增长8%，通货膨胀就会达到4%，经济增长10%，通货膨胀就会达到5%。那是不是说，真实的经济增长只有4%，或5%了呢？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仅从数字上看，每年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两个数字之和，也就是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在12%以上。这也就是中国经济每5～6年就可以翻一番的道理所在。
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个观念，那就是“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衰退现象”。因而必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通货现象，而不是过度使用货币工具。
另外，我们在指出通胀是经济增长现象的意思是，通胀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因而不可避免。另外，公众对通胀这个词的理解也不对。其实关于通胀有三种定义。第一种是最狭义的定义，只与货币有关，只将由货币超发引起的物价上涨称为通胀，但是由于货币的多少没有标准，所以很难操作，这个定义也无法衡量，所以一般不用。还有第二种，是学术界采用的定义，那就是物价增长迅速，而且维持一段时间才是通胀，因为正常的物价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不算通胀，只要经济在增长，CPI就是正值，不可能变成零，更不可能变成负数。当物价维持高增长一段时间后，就说明通胀来了。比如，在中国，CPI达到5%以上，并且连续2个月以上，就认为是通胀了。
第三种定义是老百姓的看法，也是错误的看法，就是将所有的物价上涨都看成通胀，大家平时讲通胀，依据的指标就是CPI。大家一看CPI高了，就高呼通货膨胀来了。但CPI为正值，不一定就是有通胀，而且还可能是通缩，在中国CPI只要进入三区间，一般就认为是通缩了。比如，物价增长3%，按老百姓的看法是仍在增长，但却是在通缩，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更快。
通货膨胀从最狭义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但物价上涨则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供求现象，由供求引发的物价上涨，称之为“价格膨胀”，这背后就是由货币少发所致。
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劳动价值的提高，如果换成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其逻辑链条如下：经济增长→工资升高→用工成本升高→产品成本升高→物价升高
在这里面工资增长会一直大于物价增长的，不然社会就倒退了。工资的毛增长率为GDP毛增长率，它是GDP增长率和物价增长率之和，在中国一般为12%以上。中国人工资基本上是5年翻一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资已经翻了100翻了。2007年北京白领的工资大概就2000多，而现在基本上都能达到4000～5000元，也已经翻番了。
通货膨胀是一种价格上升现象，任何国家只要存在经济增长就必然存在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不停滞，必然有通货膨胀，事实上也是这样。经济一停滞或是衰退，马上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而正常的年份都是通胀的。只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才会通胀，那些经济停滞或是经济衰退的国家，他们丝毫不面临经济通胀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比如，经济危机时日本、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物价从来不涨，但经济状况其实非常的差。这就是经济停滞导致通缩。
中国通胀并不严重
中国的猪肉，经过了那么多轮的通胀，现在终于到了十几元一斤的水平。来自南方的蔬菜，经过长途运输到了北方，价格大概3元一斤，本地菜还是1元多一斤的为主。中国的主粮小麦和玉米，10年前就是1元一斤的价格，现在差不多是1元多的水平，这还是国家保护价收购，否则可能都不会涨价。
中国10年来没有涨价的商品很多，我们以家庭生活用品为例子。比如，一个普通雨伞10年前是10元一把，现在还是10元一把，方便面10年前是1元多一包，现在还是1元多一包。另外中国的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大件商品一直都在降价。很多专业人士都统计过，中国的通胀几乎就是食品周期，其实是猪肉价格的周期波动，在专业领域也被称为“猪周期”，其他根本没什么波动。
当然中国也不是什么都不涨，比如房子是中国最大的消费，涨得非常多，劳动力价格也涨得非常多，比如理发等。而房子也与货币和通胀没关系，是市场化的结果，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导致涨价，房价上升是市场化没完成的结果，住房是最后一个市场化的行业，正处于转轨的过程中。
媒体最热衷于炒作通货膨胀、货币超发等，在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这些文章总是点击率最高的，网媒的编辑们也总是将这些文章推为头条。但可惜的是，这些都不是事实。
经济只要增长，想不通胀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控制通胀的幅度。而这只能从控制经济发展速度入手，也就是通胀是经济发展太快的结果，要想避免通胀，只能让经济发展慢点。
根据中国的通常状况，经济发展速度如果超越10%，那就通胀非常明显了；而在中国只要经济增速不达到10%，通胀就不明显。而且通常人们高喊通胀的年份都是中国经济增速超过了10%的年份，这些从历史数据上完全可以印证。
因为当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的时候，那通胀就会达到5%。如果通胀超过5%，那人们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因为通胀率5%只是个平均数据。当物价平均上涨5%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很多商品的价格上涨就超过了10%，或是更多，因为通胀从来都是从少数商品开始的，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所以，通胀超过5%就会感受非常明显。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衰退现象。要想不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不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往往对实体经济具有太大的杀伤力，这也是最近一轮经济危机中出现企业家跑路潮、跳楼潮的原因。通胀与生存方式转变有关
对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部分失灵的情况下，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比如，物价的上涨、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的改革等。我们可以看看物价上涨的问题，物价上涨并非就是通胀，很多是生活方式变迁的结果。
问题一：2007年我理发5元，现在15元；以前麻辣烫3元，现在8元；以前猪肉6元，现在13元；以前牛肉8元，现在24元；这是怎么回事？
回答：为何理发和麻辣烫价格翻3倍
理发和麻辣烫翻了将近3倍，是理发用的剪刀价格、麻辣烫用的蔬菜翻了3倍吗？显然都没有，这两个都是由于人工工资导致的，是纯人工上涨导致的价格上涨，而人工工资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行业对工资上涨特别敏感，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与GDP的毛增长率相同，中国经济的毛增长率为12%左右，每5年翻一番，所以，这些价格也会每5年翻一番，在以后理发和吃麻辣烫都是奢侈，当然其他东西可能会更便宜，比如手机、电脑。
同样，有人提出，过去5元的快餐现在要20元才买得到，也是
人工费提高的原因。现在雇个厨师每月4000～5000元，而快餐5元的时候，雇个厨师才1000多元每月，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为何猪肉价格增长超过粮食
为什么猪肉上涨会超过粮食的价格上涨呢？因为猪并不直接吃粮食，而是吃由粮食加工成的猪饲料，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加工成本，而加工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所以猪饲料的涨价主要也是由人力成本升高造成的。
另外，猪肉价格也跟摊位费有关，城市地价那么贵，直接推高了摊位费，这也是猪肉价格很大的一部分，这也不能完全算是通胀，是城市化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方式变迁的结果，也属于生存经济学研究范围。
为何牛肉的增长要超过猪肉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牛羊肉的需求增长了，所以牛羊肉的价格增长得非常快，这是由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供需变化所带动的价格上涨。另外，牛羊的养殖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早先，牛羊都是农户散养，不额外占用专门的劳动力，也不用外购饲料，基本没什么成本，所以价格很低。而现在都是养殖场养殖，劳动力需要雇用，饲料需要购买，成本当然非常高了，所以价格翻番地涨，所以牛羊肉比猪肉涨得快。猪的养殖已经度过了从散养到养殖场的阶段，而牛羊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这些都不是宏观经济学的通胀理论能解释的。
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格每5年就会翻一番。“通胀感”不同于通胀
社会普遍弥漫着的强烈“通胀感”，事实上与货币和物价关系都不大，而是因为“生活方式在变贵”。不是物价越来越高，而是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当消费水平变高时同样会出现钱不够花的现象，这更多反映的是人们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
通胀感跟真正的通胀是两码事。所以，通胀的时候不一定有“通胀感”，但有“通胀感”的时候不一定存在通胀。通胀是物价上涨，但通胀感并非完全来自物价上涨。这种“生活方式变贵”带来的“通胀感”，即使在物价全面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滋生。
曾有生活在杭州的记者朋友采访笔者，他觉得中国通胀得非常厉害。
我就问他：“你感觉什么物价增长最快？先排除房子，房子的问题单独谈。”他想了一会儿，也说不出什么物价在涨，但他诉说了他的生活痛苦感：每月最大的支出是汽车的油费，每月加油就得1000多元，感觉不堪重负；杭州地铁每次8元，公交每次3元，非常贵。
这位朋友的通胀感就是来自“生活方式在变贵”。公交每次3元，确实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使用公交出行，每月500元基本够用。地铁8元每次，也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乘地铁，每月1000元也基本够用。若开车，每月就起码得1500元。
从公交到地铁，再到私家车，这就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典型案例。生活方式每变一次，支出成本几乎就翻了一倍，所以痛苦感很强。
但这确实与通胀无关，因为公交价格变化不大，地铁价格变化也不大，私家车汽油的价格变化也并不太大。因而，我认为这位朋友的通胀感更多来自于三种出行方面的升级上。
还可以举个肉食的例子，猪肉是国人的传统肉食，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鸡肉，现在国人更喜欢吃牛羊肉了，但牛羊肉的价格从来就是贵于猪肉和鸡肉的。
从吃猪肉向吃鸡肉和牛羊肉转变，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又一个案例。现在很多人抱怨牛羊肉贵，却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口味在变。
当然牛羊肉的价格确实也在涨，但这也并非通胀，而是养殖方式的变化和养殖成本的升高。原来靠农户散养，靠青草和农作物秸秆喂养牛羊的方式早已供应不上国人大得难以想象的需求了。
说到通胀，很多人喜欢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物价变迁，其实这是错误的。要知道，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物价是不真实的。如果真要比，应该与1997年前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的时候比，如此一比，物价变化就并不算太大。
而从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到现在的5年多，客观地说，经济一直在通缩，可老百姓的通胀感又确实很强，其实这是生活方式在变贵，也就是虽然具体商品在降价，但生活方式却在变贵，所以总体的通胀感很强。
还是拿私家车为例子，5年前，中国私家车年销量几百万辆，而现在每年销售2000多万辆，而且还在快速增加。
在没有私家车的年代，大家不会抱怨开车成本高；在吃不起牛羊肉的时代，大家也不会抱怨牛羊肉的涨价，这反映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所以跟物价无关。而生活方式变贵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
国人生活方式变贵的关键正是中国发展太快了。私家车快速增加肯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导致生活方式变贵的唯一因素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看看美国和日本，这些经济衰退的国家恨不得经济能通胀，但无论怎么印钞，股市都翻番了，经济还是不见通胀，因为是经济没有发展。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高薪的人比低薪的人生活更如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几乎就是吃和穿，玩得很少，也不开车，更不出国旅游，没太多复杂的社会交际。
而现在完全不同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大。几十元可以生活一天，几百元、几千元也可以生活一天，这就导致了高薪族的生活痛苦感也不低，因为他的薪资也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低薪族挤公交，身体累点，但省钱；高薪资开私家车，身体舒服了，但总心疼油费。
在网络上，常有人晒生活成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都在月薪一两万元。而事实上，在13亿人的中国，月薪过万者不过几百万人而已，如果这些人都感觉生活困难，那些挣几千元的怎么办？
难怪很多网友都骂他们矫情，这些人当然确有矫情的一面，但却不能否认他们的痛苦感是真实的。这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些高薪的人享受着更贵的生活方式，因此痛苦感也不低。
如此说来，若按客观、传统的经济学来分析，当下中国确实不处于通胀年代，不存在普遍的产品变贵问题，而按生存经济学来分析，当下中国又确实处于生存方式不断变贵的时代，而经济发展越快，这种由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通胀感就越强。
解决办法绝不是放弃发展，而是要想方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笔者反复提及的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第4章 货币调控主义的误区为何有时越紧缩反而越通胀
通货是流通的货币，通货膨胀就是流通的货币多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学术上的通货膨胀和现实中大家所讲的通货膨胀所代表的不同含义。大家平时所讲的通货膨胀是价格上涨的意思，其判定指标主要是CPI，大家只要看到CPI高了，就认为通货膨胀来了。但是以CPI为标志的物价上涨与以货币超发为代表的通货膨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通货膨胀本身是一种货币现象，但物价上涨则并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供求现象。很多人将中国的通货膨胀归因于货币超发，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在本轮经济危机中面临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由需求大于供给而造成的“价格膨胀”，这背后很大的原因是货币少发。
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属于需求。比如，中国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也就是创造了四万亿的需求，中国“扩大内需”的提法也就是这样来的，而实际需求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估计早已突破10万亿元，而这些都是在正常需求之外“扩大”出来的新增需求。
看完需求，我们再分析供给，中国供给的扩大主要靠产能的扩张，而这又主要靠银行的贷款，因此广义货币（M2）指标则可以作为最主要的参考指标，M2的增长速度基本上相当于中国企业产能扩张的速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两个数据的比较来分别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中国价格上涨的根源。◆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08年增长30.1%，而当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比2008年末增长27.7%；◆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8%，而当年年末广义货币余额比上年末增长19.7%；◆2011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5.6%，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15.9%。
通过对以上两组数据的分析，我们看到，自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一直小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这可以间接说明中国很多基础生产资料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很可能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们习惯上将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进行比较，因此得出了货币超发的结论。而我换一种思路，将之与投资进行比较，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货币少发。这种货币少发导致了中国生产资料供应不足，从而带动了价格上涨。主流观点是中国面临通货膨胀，而笔者的观点中国没有通货膨胀，只有价格膨胀。从理论上，中国投资增长率与货币投放增长率的缺口就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不仅要看宏观数据，更要研究结构问题，研究微观经济的变动。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国在生产领域确实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中国当前的价格上涨主要就是由这种供给不足造成的。
现实中，货币紧缩造成供给紧张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每个破产的企业都代表着产能的下降。即使企业勉强不破产，也可能因货币紧缩造成供给紧张。比如在钢铁行业，由于银行贷不到钱，使用承兑汇票结算的企业越来越多，不仅贸易商开始向钢铁产业支付承兑汇票，就连一些钢铁企业也开始向上游的煤炭和矿石企业使用这种支付工具。而钢厂在制定钢材出厂价格的时候，就将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计算到出厂价当中。目前，在全国的钢材销售额中，有30%左右是通过承兑汇票结算的，而这导致每吨钢成本上升20元左右。行业内大部分投资项目都已经停了下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整个市场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到时候滞胀就真的出现了。
靠提高供给来治理通货膨胀并没非没有先例。我国价格改革初期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引起的，后来又通过加大对企业的贷款力度来提高供给而解决。20世纪的美国，里根治理滞胀的时候，最开始也是采用货币学派的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后来改用供给学派的措施，才力挽狂澜于既倒。这些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治理所谓“通货膨胀”的成功案例，足以给中国制定货币政策以借鉴。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货币学派一枝独秀，而供给学派却遭冷落，这是不应该的。紧缩货币是抑制泡沫的良策吗
遇到经济泡沫时，紧缩货币往往被看作首选政策。但笔者认为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来对付资产泡沫问题并非是最优选择，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动与资产泡沫的关系并不直接，而是要微弱得多，央行通过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发展和壮大。
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的关系
资产泡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货币宽松，宽松的货币条件确实为资产泡沫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但是在资产泡沫已经兴起的环境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抑制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因为资产泡沫一旦形成，其继续膨胀的动力已经不是来自宽松的货币条件了，而是来源于大众的某种非理性情绪了——大众对短期内暴富的狂热。
在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回收流动性和提高利息率来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呢？如果投资者确实相信资产短期内还可以继续上涨，那么即使央行提高年利率几个百分点又有什么用处呢？一笔同样数额的金钱放在银行里，投资者一年也不过多了几个百分点的利息收入，而投在资产品上，可能一两个月就有30%～50%，乃至100%的利润，哪个投资者会受得了持续膨胀的资产市场带来的强烈诱惑！同样，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来回收流动性，也是很难在短期内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原理同上。央行通过回收流动性，市场上的资金数量减少了，可是面对着资本市场的持续繁荣现象，面对着资产品价格节节攀升的局面，面对着不时耳闻某人通过投资资产品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又有几个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呢？又有几个人能够完全避免一夜暴富故事的吸引呢？即使央行已经持续回收流动性了，市场资金已经不太宽裕，但那些期望在资产品市场上乘机大捞一把的人，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储蓄来投资资产品，也可以动用公司的流动资金来投资资产品，甚至可以抵押自己的住房、汽车、土地等资产来融资而继续投资资产品。因此，央行回收流动性的结果反而可能造成社会其他领域资金严重不足，但是资产品市场上的资金依然是非常充裕的局面，资产泡沫继续膨胀，资产品价格依然节节攀升。
2007年的经济困局 郎咸平并没有说全
2006～2007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股市和楼市泡沫，央行一次次调高利率，反而导致股市、楼市一再新高。郎咸平深入研究国内经济的发展困境，提出中国经济是同时存在过冷和过热的二元经济，政府投资部门过热，民营经济很多领域出现萧条，而不是国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所称的国内经济一片繁荣，不断加息只会加剧国内民营企业的困难，导致制造业全面衰退，国内营商环境全面恶化。这是国内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两股避险资金逃入股市、楼市。
但笔者还要对郎咸平的理论进行一些修正与补充，那就是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吸收了相当一大部分的银行储蓄，而这些储蓄本来是应该成为贷款从而支持企业投资的，这样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出现，当年中国在股市、楼市大繁荣的时候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投机资金”挤压了“投资资金”，导致企业融资难，而破产企业又将自己的剩余资金投入资产市场，这又进一步推高了泡沫，形成了恶性循环。
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危害
从理论上分析来看，政府试图通过简单依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资产泡沫问题的做法，是难以成功的，也是不可行的。而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试图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的做法，不仅成功少、失败多，而且负面作用极大，不容忽视，它往往更容易引发经济衰退，产生经济灾难，有时甚至使得一国陷入长达数年的经济大衰退之中，大量的国民财富随之蒸发，失业率剧升，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南亚经济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等都与货币突然紧缩有关系。
应对资产泡沫更多的是金融监管而非货币政策问题
关于如何更有效地抑制投机行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曾声名显赫的托宾税。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先生曾提出，为了抑制短期投机性资金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有必要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托宾税的来源。
为了防止过火投机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在快速运转的国际金融飞轮下面撒些沙子，对它们征收一定的托宾税，让飞轮转得慢一点，因为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对该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笔者以为，托宾税的本质却在于抑制短期投机行为，加大投机交易成本和减缓投机交易频率，因此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抑制资产泡沫和投机热问题，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货币主义拯救危机是次优选择
有人将当前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这是对经济学的无知。美国的量化宽松是典型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这些人之所以犯这些低级错误，是因为他们听说凯恩斯主义是干预主义，所以将所有的干预都称为凯恩斯主义。但这些人不知道的是弗里德曼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干预主义者，只是他的干预理论与凯恩斯不同，凯恩斯是财政干预主义，弗里德曼是货币干预主义，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支出弥补私人支出的不足，而弗里德曼主义通过撒钱，扩大私人消费或是开支.
争论了几十年，到底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有效呢？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有效？这次一看，大伙儿都非常明白，当然是财政政策效果更快，虽然货币政策也有效，但要慢得多。那货币政策效果不好，为什么还要用它呢？因为财政政策只有强势政府才能推行，才敢推行有远见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原来号称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西方多党制度下，所有的利益集团要抱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放，最终财政政策瘫痪，所以美国只有采取货币政策一个方法。
那如何才能驯服经济周期，或是如何才能挽救经济危机呢？对美国的大萧条，学者们一致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美联储的紧缩，因此都主张“撒钱”，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直升机撒钱概念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现在的伯南克主席。但本伯南克自2002年就得到了“印钞机本”“直升机本”的绰号，也绝非浪得虚名，这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具体如何撒钱的方法，也就是“将利率政策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持于零，大规模扩展美联储购买的资产种类，尤其是美国国债以外的资产，以及购买量无底线，这就是著名的量化宽松政策。因为“直升机撒钱”只能是比喻，不可能真正实施，所以“量化宽松”就成了弗里德曼“撒钱”思想的实际操作版本。
量化宽松政策最先是在日本实施的，当时也是伯南克帮忙出的主意。但既然在日本失败了，那为什么在美国还实施呢？因为在美国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空间有限，实行货币主义的量化宽松也只能是个次优选择。
弗里德曼的本职就是个统计员，弗里德曼指出大萧条时的货币紧缩也是从货币统计中总结的，货币主义的量化宽松，也是有天然缺陷的方法。因为货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货币是指印刷机印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则指贷款变存款派生出来的货币，狭义货币的多少取决于印钞机，而广义货币的多少则取决于企业家的信心和企业工厂里的机器。目前，美国有8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但是仅仅这8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就派生出了将近10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而印钞能力再强能印多少，如果印几万亿美元，那比美国有史以来印出的货币还要多。而且印刷货币就管用吗？企业家如果不贷款，那这些货币就只能在金融市场转悠或是躺在银行，对经济毫无用处。如果要派生广义货币，企业家的信心比印刷机强的多，用印刷机来提升广义货币，不能说达不到，但从原理上是不靠谱的。
美国大萧条时通货紧缩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原因是什么呢，是美联储的原因吗？大萧条时，到处生产过剩、企业破产，企业家不贷款，广义货币根本释放不出去。将广义货币的紧缩归结为美联储的错误是不懂经济运行规律的表现，弗里德曼是典型的倒因为果。当别人指责弗里德曼的研究不规范时，弗里德曼辩称自己是实证经济学，而这其实是对自己的无知进行掩护，如果不懂经济学概念，不懂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即使数据统计出来了，也是在猜货币太少的原因。“因”和“果”总是伴随伴生，但“果”的出现，是因为“因”的存在，“因”的出现，绝不是因为“果”的存在。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统计数据，得出了大萧条是因为货币太少，但他根本不知道货币是怎么运行的，因此出的主意自然也是错误的。大萧条与货币太少确实是对应的，但大萧条的原因绝不是因为货币太少，而大萧条持续存在会导致企业家没有信心去投资，所以广义货币收缩。弗里德曼颠倒因果，误读误解，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经济危机之所以在美国得不到解决，因为其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就是错误的。
其实“多发货币”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法，弗里德曼能想到，凯恩斯就想不到吗？凯恩斯当然也能想到，只是凯恩斯反对这样的方法，因为凯恩斯认为“发了也白发”，凯恩斯认为存在“流动性陷阱”，也就是多发行的资金都到了“陷阱”里，货币根本就流动不起来。也就是经济发生危机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货币不流动”，让货币流动起来才是关键。而“流动性陷阱”之存在就是因为企业家缺乏投资信心。所以，温家宝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有道理的。另外大家即使想投资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因为只要发生经济危机，肯定是生产过剩，即使现在的经济危机不再直接表现为制造业的生产过剩，而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仍然是生产过剩。比如，美国这次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房地产过剩，房地产过剩，房子卖不出去，就想出各种办法，鼓励没有收入的穷人买房，最后穷人还不起贷款，演变成了次贷危机，又扩散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国家债务危机，但从源头上讲还是生产过剩的问题。
回顾本次危机就会发现，凯恩斯说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大家都没有信心投资，也没信心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货币是不管用的。如果当初美国不搞弗里德曼的量化宽松，而是采用凯恩斯主义，集中力量修高铁，估计美国经济在3年前就已经重新繁荣了。当然修高铁也不一定用政府投资，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发达，完全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美国采用量化宽松用大概7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危机，虽然比欧洲采取紧缩主义更好，但这个时间也太长了。美国滞胀何来——单一货币政策惹的货
弗里德曼在货币控制方面的理论是“单一货币规则”。大家知道，货币政策调整，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利率调节，也就是货币价格调节，一种是货币数量调节，一般的条件存款准备金率。弗里德曼所谓的“单一”其实就是只调节货币数量，不管货币价格。调节货币数量是根据一个固定的公式，而不管现实的经济状况。
弗里德曼本身是个反政府主义者，他的初衷也是要紧缩货币的，但是事态不一定按你的初衷发展。美国在套用弗里德曼的货币发行公式时，不仅没有起到紧缩货币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超发货币的作用，这是因为弗里德曼的货币公式里有个“通胀加数”，结果是货币发得越多，通胀越高，下次发行的时候，加上一个高通胀，货币就发的更多了。以此循环，货币越发越多，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惨败，美国的滞胀就是这么来的。滞是因为高利率，胀是因为货币发的太多。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完全可以称为“弗里德曼”灾难。
1970～197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是阿瑟·伯恩斯，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引用了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数量论，也就是后来的单一货币规则，结果酿成了滞胀。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废弃不用。
在历史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素来就有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钉住利率”（钉住政府国库券利率）甚至是美联储唯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在1951年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美联储虽然从钉住国库券利率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但仍然以调整联邦基金（美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隔夜利率为主要政策手段。
直至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特别是阿瑟·伯恩斯入主美联储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上任不久后他就宣布以货币总量为供给目标。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称为单一货币规则，货币主义者的单一货币规则政策是指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按一个稳定的增长比率扩大货币供应。又称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弗里德曼主张将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存款（亦即M2）作为控制目标。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特别是1970年伯恩斯任美联储主席。
最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反而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大，不断的推高了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因为这一理论被授予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给的颁奖理由是弗里德曼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然而弗里德曼研究货币历史无非就是统计出了个平均数，而更讽刺的是他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结果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反而酿出了从没有过的经济扭曲，让经济更加不稳定。美国执行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的实践结果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世纪大滞胀。
1979年沃克尔上台，并开始强硬反通胀，他的办法是在“货币供应量”上再绑定一个“目标利率”，实质上基本放弃了单一货币规则，他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才结束了两位数的通胀和通胀预期。沃克尔在1981年将联邦基金利率抬升到了20%。
接替沃克尔的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彻底废除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7月22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改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标志着弗里德曼的理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弗里德曼自己也在2003年终于承认他的货币理论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其实只关注利率是对的，控制住了利率，经济就稳定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萧条，都是适用的。当然后来金融衍生品大量发展，利率失灵这是后话，不能说控制利率政策的失败。
而控制M2比控制货币印刷更可恶，因为M2不是印刷出来的，而是企业贷款贷出来的。比如在经济萧条时，企业家没有投资信心，也就没人贷款，货币想发也发不出去，而到经济繁荣时，企业家信心爆棚，有多少钱都不够发，限制了M2就是限制了企业贷款，这不是控制政府，而是干预企业，干预企业就必然扭曲市场。
只要是稍懂货币常识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么偏离常识而又偏激的政策。弗里德曼本身并非经济学家，而是个统计学家，他的货币理论是基于古老的货币数量说，他的独立贡献就是用他的统计学功底将这些量化了，而这种量化是基于以往的平均数据，这就是一个统计学家的贡献。
他从统计学切入货币发行，结果酿成了灾难。但弗里德曼的统计并非难事，在现代电脑计算能力发达的条件下，用一个EXCEL表格，将数据列好了，不用几分钟就能统计出来，笔者也曾统计过美国百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而弗里德曼当年没有电脑，需要手工操作，也许比较麻烦，因此他弄出来的数据也就比较有震撼性，其他人也就不怎么质疑了。但脱离了货币理论，只看统计数据，即使统计清楚了，其逻辑也弄不清楚。作为统计学家，弗里德曼只有统计能力，而没有对货币理论的深刻理解，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货币控制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将中国的货币控制政策与之进行对照分析。我们目前的货币政策也是既控制货币数量（M2），又控制利率，那我们是不是跟沃尔克期间一样了呢？是不是说明弗里德曼理论在中国仍然在使用，甚至说弗里德曼理论仍然没有失效呢？当然不是，中国虽然既控制货币数量（M2），也控制利率，但本质上不是为控制而控制，中国货币政策核心中的核心是“紧盯经济增速”，这是最高层的原则；其次是控通胀，这是第二位的原则，货币数量（M2）和利率都只是个工具。
无论是美联储早期紧盯国债市场，还是后来紧控联邦基准利率，或是中国紧盯经济增速都是非常科学、非常合理而且是既聪明又巧妙的方法。因为货币需求是动态的，不同经济周期对货币的需求完全不同，控制货币数量具有本质性的错误。第5章 住房难，住房贵，房价与货币的探戈房价推高货币，还是货币推高房价
房地产商任志强经常宣扬一个结论就是“房价翻了5倍，中国的M2也翻了5倍”，相当于房子没有涨价，其实他说的完全是错误的，真实情况并非是货币增长和通胀推高了房价，而是房价推高了通胀和货币增长。他是倒果为因。
正如前面章节所说，我们平时说的货币一般是指两个概念，一个是广义货币，一个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才是印刷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只是一个记账数字，与钞票的印刷关系不大。任志强所引用的M2数据其实是广义货币数据，与钞票的多少没有关系。
银行放贷后，企业借到的钱并不能马上使用，也不放在保险柜里，而是马上又存到了银行，这样银行就增加了一笔存款，也就是派生存款，也就是银行放出贷款一次，存款也增加一次；贷款记在账上，不仅不会造成存款的减少，反而会造成存款的增加，中国央行公布的存款余额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贷款派生出来的。这就是广义货币增长主要来源，也就货币的循环利用。
次贷危机后，虽然美国、欧洲等较着劲开动印钞机，但为什么世界流动性反而突然消失了？关键在于房地产价格涨跌对信用存在着扩张收缩效应。伴随着美国房价的下跌，美国的货币乘数也急剧下降了，原先美国的货币乘数一直维持在9左右，而到2008年11月份时已下降至5左右。
中国与美国的情况相反，美国是房价下跌导致了货币乘数下降，而中国则是房价上涨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上升。企业贷款是常规，中国的新增贷款主要是住房贷款。
也就是房地产商推动广义货币（M2）增长，买房也是创造M2的一个重要过程。比如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贷款200万元，就是创造了200万元的M2，二线城市每个买房家庭大概创造50万元的M2，三线城市大概创造20万～30万元的M2。大家可以想想，每个家庭都以几十万的数量级来创造广义货币，那广义货币能不增加吗？
广义货币的多少主要由货币乘数决定，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中国广义货币的暴增，这里面不全是房地产商的原因，住房市场化本身就是个货币化的过程，只要是市场化供应，住房就很难买得起。因为大家都是在城市买房，城市的地都比较贵，因此买房所付出的资本远高于建筑材料的成本。其实东京、瑞士、纽约、伦敦房价也高的不行，关键原因是市场化，而不是政府。
任志强强调M2与房价的关系，其实是房价推高了M2。
另外，通胀也不是房价上升的原因，而是房价推高了通胀，中国每年通胀超过5%的时候很少，中国的绝大部分产品几乎都不涨价，或是一直在降价。比如，中国消费量最大的电器、汽车、消费电子商品都一直在降价，或是几乎不怎么涨价。如果真是货币的因素，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应该翻了5倍，但是并没有，如果说消费电子产品的降价是因为技术革命的话，那汽车价格的平稳则不是吧，从汽车的价格就能判定中国的通胀水平。
其实中国的通胀只来自三个基础因素：一个是与粮食有关的，一个是与住房有关的，另一个是与大宗商品进口有关的。其实与大宗商品进口有关的，基本上都被企业的技术改进消化掉了，而与粮食有关的，是国家有节奏地控制的，基本上变化非常小，短期波动大，但长期波动小。唯一有关的就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中国近年的通胀主要是房价推动的。
那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分配、泡沫、投机惹的祸
中国房地产不是分配的问题
中国一直将民生方面的问题，归结为“分配”出了问题，并且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但必须指出中国房地产面临的真不是分配的问题，如果是分配的问题，那只有少数人买不起房，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明星，已经跻身上流社会的精英人士，收入处于社会中等水平的所谓“中产阶级”都是买不起房。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某歌星、某知名主持人、某副部级干部、某报社的高级记者，他们都买不起房，这难道你还能说是分配的问题吗？其实不是现在买不起的问题，而是看不到买得起的希望的问题。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政策才能培育共同的美德”，房地产已经成了为祸多数人的领域，所以社会也必将因之走向败坏，年轻人因为它找不到对象，官员因为它拼命贪污，老人为了它舍出养老的钱，学者为它丧失基本的良知，难道这些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总之，政府必须在住房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将主要责任推给市场，然后再对市场进行各种莫名其妙的治理，中国不是市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住房市场化供应的根本政策出了问题。
不要用“泡沫论”来安慰自己
另外，我们必须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或是泡沫不大。我们不能再用房地产泡沫论来安慰自己，善良的中国人总是期望通过政府的调控能够挤走所谓的“泡沫”，然后让民众买得起房，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国的高房价在于市场化，根源是土地的市场化，是级差地租，如果认为县级城市，房价3000元一平米是正常的话，那一线城市房价3万元就不离谱，因为一线城市的地价比三四线城市贵10倍是正常的。因此在目前以市场供应为主体的情况下，房价不可能降下来，其实用挤泡沫来让房价回归的想法，最终是必然会落空的。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靠所谓调控也挤不走泡沫，只要实行市场供应，房价就下不来。
中国不缺钢筋水泥，但是缺少可利用的土地，土地市场化必然会出现城市的高地价，从而出现高房价。中国房地产与货币的总逻辑是：市场化推高地价，地价推高房价，房价推高贷款，贷款推高货币需求，从来导致货币越发越多。
不要相信“投机炒作论”
中国调控的目标仍然是抑制上涨，而不是民众期待的降价，而且一直是打击投机。之前的限购就是为了打击投机，结果开始有效果，慢慢就没效果了，中国公布了那么多的调控措施，按说房价应该有个下跌，但是也不明显。说明投机炒作不是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其实中国这些年的调控都是针对投机进行调控的，但效果不好，只能是遏制住房价，如果不是投机的话，那中国高房价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呢？房地产背后的五大“真问题”
中国高房价背后有这么五个真问题，这才是关键。
规划问题
中国的房价和地价有着极强的“地王”带动效应，“地王”主要是城市的黄金地段。当前城市的黄金地段，住宅楼已经非常少了，但是写字楼却在频繁的兴建，土地价格是不存在刚性成本的，弹性极大，因此中国房价的治理必须采取“掐尖”政策，从房价最贵的地方进行治理，必要的时候，对功能重新划分、移出，“禁建”都是必需的。比如，在中央商务区不得再新建高楼等。
治理，从城市规划上入手，特别是对各大城市的CBD进行规划，中央商务区内不得再新建写字楼，老楼拆除之后只能建成住宅楼。目前中国各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都存在着人口过密的情况。写字楼过多，住宅楼必然过少，而开发写字楼的效益又高于住宅楼，开发商都倾向于开发写字楼，所以如果不是人为进行规划，那必然是这样的结果，结果住宅的房价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中，专门有一条是“合理规划商业区和住宅区”的道理。
中国也主张增加土地供应，但是如果前面的规划没有做好，供应是供应不上的，而且即使城市的非核心区域增加了供应，也无法抑制房价上涨。因为这个市场不完全是总量上的供需问题，而是局部增长过快，从而带动整体房价上涨的问题。
税收问题
房地产工程一向是经济支柱，各地的政府贷款也主要以土地做抵押，土地转让费是主要的财政收入。要想降房价，就必须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世界各国都是这样，要么卖地，要么征税，税收低土地就必然贵。中国的税收现在其实是很低的，在福利国家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而中国仅有30%左右。如果要避免土地财政，征税是必须的，这个问题绕不过去。当然征税不是向底层民众征税，也不是向企业征税，而是向社会资源消耗比较高的人群征税，比如销售税、奢侈税、赠与税、遗产税等。
利率问题
中国一个家庭有两套房的太多了，而且民众有点钱就想买房。比如中国家庭年净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非常多，这些人3～5年就能攒下几十万元，这些钱怎么投资，还是买楼，这就是中国房价下不来的原因。中国的中产家庭基本都将买楼作为资产保值的手段，要想避免这一点，笔者建议将一年期存款利润与CPI挂钩，一年期存款利率不要再由央行调整，让其直接与CPI自动持平，这样才能避免公众的投资性买楼，让存银行也有利可图。
房地产问题
中国不缺钢筋水泥，但是缺少可利用的土地，土地是限制级资源，不能按市场进行自由供应。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房地产也是不能随意供应的，确切地说，是不能谁想买多少套房就买多少套房，中国必须对单一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进行限制。比如，规定每个家庭不能拥有超过3套住房，超出这一数额就定为犯罪，或是对超出的房子实现高额的社会资源占用税，迫使他们卖掉房子，这才是真正的调控。
市场化问题
只要市场化就必然出现高房价，这是由级差地租决定的，改变不了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房地产的点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需要对住房政策进行通盘的考量以及彻底地改弦更张。笔者主张按保障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意即在一定面积内政府应该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而超出这个“保障面积”的话，则由政府或民众共同承担，或是民众自己承担。比如，政府免费为民众提供10平方米住房，如果想住的更宽敞，可以再自己购买。中国房价崩盘难
房地产与股市相同的是两者都已经沦为金融产品，但两者又是不同的，股市买卖非常方便，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量的交易，但是房地产不行。所谓崩盘就是价格短时间内大幅下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频繁交易，但房地产市场不是这样的情况。房地产是没有形成金融市场的金融产品，是非常特殊的金融产品，其他的金融产品都有集中而固定的交易场所，而房地产没有。
其实日本房地产价格到达最高峰之后，也没有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而是一年一点慢慢下降的。而中国经济在发展，房地产长期内还会上涨，因此这两股力量对冲的话，中国房地产可能发生崩盘。
房价看涨预期是房地产投机首因
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长期泡沫化固然与金融、货币等因素有关系。但是从更深一层次进行考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房地产价格“长期看涨的预期”才是房地产投机，以及民众急于买房的最核心因素。也就是人们认定房地产必然会涨价，所以人们才会买房。
我们治理房地产价格也必须从打消这种预期入手。
如果政府能够做出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承诺，并切实实现这一承诺，那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就自然消失，毕竟现在的房地产价格是虚高的。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长期上涨的预期不复存在，那房地产市场的非刚性需求也自然会望风而退。这将会成为中国房地产价格回落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我相信中国政府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政府手里的牌还很多，只是想不想打出来的问题，这不仅仅看地方政府的态度，更考验中央政府的决心。
高房价的最大危害在于推高通胀
尽管中国的通胀原因复杂，比如不可低估的货币因素、不可避免的输入性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因房价不断攀高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这里面又包含两个原因，其一是地租级差化的问题，其二是房地产泡沫的问题。
确切地说，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而1997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又使这一过程进入加速阶段。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二是从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推高了通胀。
地租级差化本身就在推高中国房价，而中国近年来投机性的房地产泡沫化更是放大了这一因素。中国GDP7～8年才翻一番，而中国房价自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10番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多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但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降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另外，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再制造更多的房奴。因为每个房奴都是中国经济内需不振的来源。每个房奴的还贷期都在20～30年。日本当年的高房价致使至今还有很多人在背负着贷款，这也是日本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悲剧不能在中国重复上演。房价不可能“大降”，买不起房的人也租不起房
关于买房问题，政府虽然有过让民众暂时租房住的表态。而现实情况是如果房价长期脱离民众收入水平维持高位，那租房也很难满足民众的需求。因为那些买不起房的人，租房照样存在经济困难。租房每月的租金并不比供房的房贷少多少。这也是人们倾向于买房的原因，也是我们主张房地产价格必须降下来的道理。
尽管中国出台了很多措施，但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不可能出现大降。
首先，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攀升主要是地租级差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其次，我们可以参照中国房地产泡沫比较小的中西部二、三线城市来看中国的房价，中国的中西部三线城市的均价一般在3000多元一平米，这与北、上、广、深主城区的差距在10倍左右，如果认为中国二、三线城市不存在房地产泡沫或是泡沫很小的话，那中国北、上、广、深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不能算是高得离谱。因此中国所谓的房地产降价，也只能是挤掉其中的泡沫成分，而对因地租级差化推动的房价上涨部分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房地产价格不可能大降。
另外，中国房地产价格还存在成本刚性。房地产价格最终是由成本与利润决定的，中国的房地产成本主要由土地成本、建筑安装成本和各种税费及营销成本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建筑安装成本、营销成本变动不会太大，房地产税费短期内也不会大幅调整，因此中国房地产价格不会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降，也就不会对房地产企业产生不可承受之冲击。房地产价格下降危害不大
关于中国房地产价格下降是否会冲击到中国经济，我认为这不必担心。因为房地产价格下降冲击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房地产的需求和供给的下降的前提下的。而这样的情况很难发生。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价格下降，可能会造成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但在现有土地出让体制没有大变动的前提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也不会迅速下降，因而也不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大的冲击。
总之，中国房地产购买市场的需求刚性以及中国房地产供应市场的成本刚性这两个最关键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房地产价格即使下降也是一个平稳回落的过程，不会对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市场总容量是持续增长的，这在其他行业早已经是常识，房地产行业也应如此。房地产企业本身就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与应对能力。只要市场容量存在，房地产企业就能生存，房地产价格下降只会将那些弱小的房地产企业淘汰出局。
房地产价格平稳回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与其让泡沫大到一定程度才破裂，不如提前主动挤掉泡沫。人为地托市是愚蠢的行为。让房地产价格大胆地降下来吧！按面积提供保障房更合理
住房是最大的民生，新加坡不属于福利国家，民众福利都来自于自己的储蓄，这种制度其实和美国及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保制度没什么两样。但新加坡就是住房问题解决的好，因此新加坡一直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建设成了国际公认的中产阶级社会。我们也必须将住房问题解决好。
城市化不导致耕地减少
中国现在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那就是城市化会使耕地减少，但这只是个短期现象，城市化最终不会造成耕地的减少。只有在中国现在这种大部分人都在城市、农村“两栖”生存的情况下，才会导致耕地的减少，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明。
中国现在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是130平方米，在发达国家是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是80平方米，中国的城市密度要大于发展国家，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反而比发达国家多了呢？笔者分析，这主要是因很多中国人常年生活在城市，而其户籍不在城市，因而导致平均数过大。
我们可以拿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130平方米来与农村人均占地面积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城市人均占地面积不可能比农村大，也就是民众从独门独院的平房搬到楼房里住的时候，是不可能导致占地面积增加的。
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
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经进入尾声。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部分在城市就业，农村都是些老弱人员。如果以就业为标准，而不以户籍为标准，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中国的城市就业人口在以后将不可能大幅增加，而近年从沿海到内地不断蔓延的用工荒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生活在城市中却没有住房的大量存量人口的住房问题，中国某些专家指出的中国需要用20～30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对中国形势的重大误判，很可能会误导政府做出错误决策。中国现在是在补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欠账，因此中国不是像个别专家所指出的要用20～30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而是要用5年左右，最多不能超过10年的时间来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
中国民众的住房问题该如何解决
以居住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意即在一定面积内政府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而超出这个规定面积的话，则由政府或民众共同承担，或是民众自己承担。
首先房地产对财富的转移效应太大，这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也不利于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对民众及国家都没有好处。其次，政府为民众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一定要选择比较科学合理、公平的方式，目前以收入为标准的住房保障制度并不好，可以考虑转向以面积为标准的住房保障制度。
当然除了按面积提供保障住房外，中国还需要稳定房价，方法就是前面在第2章最后一节中所讲的让国企微利房进入市场，只要国企开发的房子按照成本定价，市场就不会出现跟风涨价的情况，房价就可以稳定下来。第6章 无波动增长态精准调控
李克强总理关于经济增长上下限的表述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不仅是因为这个说法很新，更是因为李克强总理真正总结出了中国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根本原则，“无波动增长”是经济最优状态。李克强总理为经济发展确定上下限的做法不仅是为了降低经济的波动，也带有“精准调控”的意味在里面。笔者在之前论述通胀形成原因时就指出，通胀本质上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经济增长现象，因此必须控制经济增长，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货币调控。
在笔者的精准调控理论中，调控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其他还有产业调控，最后才是货币调控，目前的宏观调控往往是货币调控先行，产业调控次之，经济增速调控用得不多。
李克强总理指出，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李总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管理当中，“两难”问题非常多。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时时刻刻在转化，因此必须把握好合理区间和政策框架，而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则是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
这既是对中国多年经济调控思路的总结和升级，也是在对经济危机以来一系列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后的思想结晶。经济治理根本就不能大幅波动，“无波动增长”本身就是宏观经济治理最重要原则之一。这是因为企业家受不了波动，只要几个月没有订单，企业就会倒闭，企业家多年的积累就可能毁于一旦，职业工人也受不了波动，失业、没有收入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况且中国经济根本就不需要波动，那是不必要的代价。调结构根本就不必以损失经济增长为前提。调结构是一个“此消”和“彼长”的过程。外需减少并不一定导致内需增加，投资减少并不一定导致消费增加，笼子腾出来了，但鸟不一定能换来；经济增长放缓了，结构转型也可能毫无效果，希望通过降低增长速度以期自然实现结构调整和促进消费可能是一厢情愿，相互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外资投行和中国一些喜欢随声附和的学者一谈到调结构，就首先拿降低经济增速说事，这是对经济本身的无知。
为经济设定上下限科学合理
为经济增长设定上下限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经济治理方式，因为经济内部是有增长能量的，但这种能量的释放往往并不均匀，这种能量一般常见为四种来源，分别是科技的进步、消费的提升、交际的扩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经济内部的能量非常多，关键靠挖掘，比挖掘更重要的是有节奏地释放。在自然条件下，这些能量的释放都是不均匀的，都是随机的，比如科技，说不定“真理的苹果”什么时候就砸到科学家的头上。而消费的提升、交际的扩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则比科技进行更缓和些，但也很难控制，也受很多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经济发展不能不均衡，如果不均衡，经济繁荣时就会出现产能扩大，到了萧条时这种产能就成为巨大的浪费，企业家也会出现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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