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锋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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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公共产品需求研究：以福建为例试读：
总序
党校和行政学院是一个可以接地气、望星空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学人，坚守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求是学风。他们既要敏锐地感知脚下这块土地发出的回响和社会跳动的脉搏，又要懂得用理论的望远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他们潜心钻研理论，但书斋里装的是丰富鲜活的社会现实；他们着眼于实际，但言说中彰显的是理论逻辑的魅力；他们既“力求让思想成为现实”，又“力求让现实趋向思想”。
求是，既是学风、文风，也包含着责任和使命。他们追求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用理论为现实作注，而是为了丰富观察现实的角度、加深理解现实的深度、提升把握现实的高度，最终让解释世界的理论转变为推动现实进步的物质力量，以理论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创造。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地处台湾海峡西岸。这里的学人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探索除了延续着秉承多年的求是学风，还寄托着一份更深的海峡情怀。多年来，他们殚精竭虑所取得的学术业绩，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又体现了海峡西岸这一地域特色和独特视角。为了鼓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的广大学人继续传承和弘扬求是学风，扶持精品力作，经校党委、院党委研究，决定编辑出版《海西求是文库》，以泽被科研先进，沾溉学术翘楚。
秉持“求是”精神，本文库坚持以学术为衡准，以创新为灵魂，要求入选著作能够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使用新资料、提出新观点、进行新描述、形成新对策、构建新理论，并体现党校、行政学院学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无现成的书本作指导，也无现成的模式可遵循。思想与实际结合，实践与理论互动，是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必然选择。党校和行政学院是实践经验与理论规律的交换站、转换器。希望本文库的设立，能展示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行政学院广大学人弘扬求是精神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决策咨询成果、课堂教学成果，以期成为党委政府的智库，又成为学术文化的武库。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行政学院的广大学人应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境界和崇高使命，以学术为志业，以创新为己任，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问题、理论难题，直面福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种种现实课题，让现实因理论的指引而变得更美丽，让理论因观照现实而变得更美好，让生命因学术的魅力而变得更精彩。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海西求是文库》编委会
摘要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一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着显著促进作用。综观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在历经曲折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最直接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在党和国家接连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农业、农村发展投入力度的大背景下，究竟应该为农民“提供哪些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先提供什么公共产品、后提供什么公共产品”，这是当前摆在全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有效解决，不仅取决于未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更取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对农民需求偏好的把握与满足程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仅从供给的视角探究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其局限性，亟须引入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分析。基于此，本书尝试从需求端着手，深入分析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问题。
个体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属私人信息，且其需求偏好还存在异质性特征。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农村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农户的需求信息，因而也就无法对供给形成激励或约束，若缺乏加总农户需求偏好的表达方式，难以有效实现对个体农户农村公共产品异质性偏好的满足。这在理论上引出的问题是：如何厘清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在偏好异质性条件下如何识别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及需求强度，其影响因素是什么？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进路径及层次如何？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又是通过何种制度影响供给并加以表达的？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效用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态度-行为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等，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答，旨在进一步增进对农户农村公共产品异质性需求的理解，并为政府有的放矢地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参考和依据。
遵循上述问题，笔者首先探讨了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建立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均衡模型，从农户、政府、社区变迁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均衡的因素；其次，选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产品，对福建省32个行政村305户农户进行了深入调研，并用多边界单向递增封闭式二分选择问题格式识别了农户对该公共产品的需求及需求强度，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二项分类与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了影响农户异质性需求及需求强度的因素；最后，基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历史统计数据与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与启示，辅之以VAR方法以及层次聚类分析方法，深入地剖析了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政府）和需求方（农户）之间存在需求信息非对称。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均衡取决于两个条件：农户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取的效用与为此承担的生产成本之间的比较、政府预期农户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均匀期望效用与为农户提供公共产品能够获得的成本补偿之间的比较。前者主要由政府所期望获得的成本补偿率决定，后者主要由农户基于成本-效用考量的最优反应行动决定。受诸种因素影响，农户和政府行为双方博弈的结果经常会导致供需关系失衡。（2）多边界单向递增封闭式二分选择问题格式是获取农户支付意愿数值范围，从而识别农户需求与需求强度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户支付意愿数值范围统计分析，发现多数农户对该公共产品存在需求、个体农户需求强度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地，对影响农户需求及需求强度因素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需求与需求强度要受农户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如家庭收入、受教育年限）、农户所属村庄特征（如是否为环境敏感村、是否地处城镇郊区）、制度（如是否制定环境卫生管理制度）以及农户态度等关键因素的影响，但上述这些因素对农户需求与需求强度的影响程度并非完全一致。本书的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了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行为过程，它不仅要受外在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农户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3）农户群体对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表现为：对农田水利等基础性公共产品需求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农业科技等公共产品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对文教娱乐等公共产品需求开始显性化。同时，受农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农户群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容易出现反复或徘徊；不同农户个体对公共产品需求演化层次表现为沿着追求维持基本生存→促进自身发展→实现自我完善的公共产品这一次序转化，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多数农户对维持基本生存的公共产品仍有着较高需求，对促进自身发展的公共产品的需求增长较为明显，部分农户对实现自我完善的公共产品有着显性需求。
从上述研究结果出发，笔者提出应构建一个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并指出了这一制度创新的方向是：建立有效衔接供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筹集制度，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建立动态、灵活的农村公共产品公共财政资金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本书的主题是，基于农户的视角，在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框架内运用相关理论、方法对前述四个问题进行解答，以期增进人们对如何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协调发展的理解。立足农户视角系统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大的空间可供拓展，这依赖于学者们的不懈探索。第一章绪论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那么，如何实现农业丰产、农民富裕、农村稳定？这离不开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力支持。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公共支出配置模式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努力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此不断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在此背景下，如何为农业、农民和农村提供基本而有效的公共产品就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侧重于围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展开系统研究，针对需求角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笔者认为，在农村公共产品领域，如果忽视需求对供给的约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很难做到有的放矢。
基于此，本书拟从需求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发展现状、探究需求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识别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需求强度并确认其影响因素、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本章的主要任务是阐述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意义、方法以及本书的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等。第一节 问题提出
在本节，首先考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所经历（或可观察到）的一些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本书要研究的问题。一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经验事实
经验事实1：农业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
农业是一个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交织的产业，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蛛网市场，农业部门的这两个特殊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对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农业发展的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教育、技术进步与基础设施改善。实证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例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促进农业增长有显著的影响（Antle，1983），科技投资也对生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农业中，生产科技、教育投资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来完成。
综观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实践，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已起到了明显的支持作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是，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财政就开始向农村投资，进行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如农村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电视、环境等）的建设，这些公共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在当代社会，科技、教育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发达国家均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研究、教育和推广的投入占农业部总预算的2%～5%，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农业私人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促进农业增长就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了农业投入、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还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农民生产分散化的问题并具有规模经济优势。
经验事实2：“二元经济”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历史欠账”有待弥补。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双轨制”。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指1950～1977年），国家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城市的战略措施，城市偏向政策首先表现在公共投资政策上。如图1-1所示，在这个时期农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政府公共投资和利益分配很少惠及农村地区。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了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公共设施日益完善，而农村则日益被边缘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依靠公共财政，而是依靠农民自己，从而造成了城市和乡村在公共设施、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显著化，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图1-1 1950～1977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变化
鉴于城乡之间基础设施投入的不均衡，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加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自2004年至今的连续13年里，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把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但终因“历史欠账”太多，再加上重城轻乡的体制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实际上，城乡在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还在扩大。例如，近10年来，中国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成绩斐然，但是，这些年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却变化不大，多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是缺乏，生态卫生环境差，社会保障依然落后，“小病自己买点药吃、有病硬挺着”仍是多数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总之，由于长期“二元经济”格局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低起点和城乡不同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在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仍然十分鲜明，农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缺口，如何有效地弥补这一缺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验事实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策投入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均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2004年以来中央颁布的多个一号文件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框架内，中央和政府反复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并出台了免除农业税费、给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以及在全国范围实行农村低保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可以说，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制定为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对此的理性预期是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可以得到稳步推进。
与预期不符的是，尽管有了这些惠农支农政策措施的驱动，我们从农村中看到的事实却是：相当部分农村地区的面貌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仍在扩大。由此引发的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各项“反哺”农业政策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导向性作用，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经验事实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生财政，而财政支农惠农政策正是民生财政功能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要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巨额的财政投入对其农业生产已起到了明显的支持作用。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不断趋于完善，财政资金在农业方面的投入也逐年增加，2003～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三农”支出超9万亿元，年均增长达23%以上；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达14173亿元，比上年增长27%。如果加上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支出，从2012年开始，全国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已连续3年超3万亿元。如果说，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是确保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那么，这一手段的实施必须是建立在财政支农资金得到高效运用的基础上。
近年来，国内学者如李焕章、钱忠好（2004），刘伦武（2006），王敏、潘勇辉（2007），刘涵（2008），何军、胡亮（2010），方鸿（2011），钟德仁、梁俊凤、王茜等（2012），刘家养、黄念兵（2015）运用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对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效率高[1]低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学者们的这些争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因此，如何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调整财政支农的方向和重点，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就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经验事实5：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的供求矛盾有待化解。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 3000到5000到10000美元的跨越。其中，人均GDP达3000美元是个重要的关卡，突破3000美元，整个社会公共产品需求将出现全新的变化，位于3000～5000美元区间，整个社会表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加速，公共产品需求类型发生全新的变化；到5000美元之后，橄榄型社会开始形成，整个社会公共产品需求日益多元化。例如，人均GDP到4000美元的时候，教育会成为居民公共产品需求的重点；而人均GDP到5000美元的时候，医疗卫生成为需求增长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人均GDP已突破7000美元，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城乡社会面临的一个日益突出的矛盾是公共产品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元化趋势与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而这一矛盾在农村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1）农田基本水利建设、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大型水库与各种灌溉工程以及良种培育等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和条件，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直接影响着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2）农村教育和农业科研及其成果推广的供给不足制约了农民增收的规模、途径和方式。（3）农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常常因缺乏市场供求信息而盲目生产，从而导致“谷贱伤农”现象的发生。（4）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成为农村社会重要的公共需求，其供给不足会影响到农民的生存发展并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阻碍。
随着上述种种矛盾的日益显化，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约束也日益凸显。可见，如何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任务。二 提出问题
由前文中的经验事实可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中国农村的生产投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此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影响，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边缘，农村和农民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及其居民平等的待遇，社会资源和公共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向农村的供给远低于城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不断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当农民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就随之产生并日益显化。因此，如何有效缩小城乡之间在公共产品方面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提升国家“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财政支农支出的投入效率，如何有效解决农村公[2]共产品供求矛盾，就成为目前摆在全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面前很现实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及如何有效解决，不仅取决于未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那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政府对当地农民真正迫切需求的了解、把握与满足程度。
如上所述，了解现实生活中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对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但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而也就无法对供给者形成激励和约束。自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偏好表露问题难以实现”的评论之后，受此影响，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要想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需求很困难。农村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对其需求进行研究，同样也面临着需求显示的难题，究其原因是多层面的。
首先，农户具有隐藏自身真实需求的倾向。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基于公共产品特性，作为“经济人”的农户会有夸大或低水平显示，甚至是隐瞒自身需求的动机；其次，处于不同时空下的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具有差异性与动态性，如何把握其对公共产品的异质化、动态化需求也是一个难题；最后，在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农户缺乏能够表达自身需求的机制或渠道。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农村基层政府，虽然在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上具有优势，但作为“经济人”的基层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目标，受此驱使，它们有可能更偏好于供给那些能够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公共产品。
上述原因的存在，说明了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是一个涉及理论及方法创新的问题，而这些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真实、准确了解。本书拟在充分总结、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围绕以下四个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研究：（1）如何厘清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2）如何识别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需求强度，其影响因素是什么？（3）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是怎样的？（4）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通过何种制度影响供给并加以表达的？第二节 研究意义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经常是相背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的形成和深化。在此情形下，探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问题，显然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第一，基于农户视角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问题，能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术界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的内容。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考虑到我国农村各地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以及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异质性特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不考虑公共产品需求是不完整的。因为如果没有了需求的约束，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将无从谈起。基于此，笔者试图从农户这一需求主体出发，将效用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态度-行为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等综合运用于公共产品需求分析之中，拟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关系，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需求强度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构建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等问题进行一一解答，以期丰富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理论，进一步增进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理解。
第二，基于农户视角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问题，在实践上能够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级供给主体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参考和依据。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问题日益突出并引起广泛关注，党中央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支农政策。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有限的制约，一味依靠增加资金投入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并不现实，更好的选择应该是提高公共财政（或者说资源）支出效率，使有限的资金（或资源）发挥出更好的效果。在此情形下，引入需求的研究，必然会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有针对性、更具灵活性，从而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有效率，这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与前提假设一 相关概念界定
在本节，首先我们有必要明确以下几个基本概念：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农村公共产品需要和需求。其中，农村公共产品是本书的主题，因此必须是十分明确的概念。
1.公共产品概念
公共产品是和私人产品相对而言的。公共产品的严格定义是萨缪尔森给出的。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概念描述如下：“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除萨缪尔森的经典定义之外，奥尔森与布坎南对公共产品的理解也颇具代表性。奥尔森（Olson，1995）把公共产品定义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X，…，X中的任何个人X能够消费1ini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换句话说，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对于非集体物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布坎南（Buchanan，2007）则认为，“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定义为公共产品”。按照这一定义，凡是由集体组织提供的产品都是公共产品。
从上述定义出发，经济学家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两点：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即某个人或厂商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不排斥和不妨碍其他人或厂商同时消费，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其他人或厂商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数量或质量；二是收益的非排他性，受排他成本或技术原因的限制，很难把某一个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体现了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应该同时具备上述两个特征，两者缺一不可。
2.农村公共产品概念
在界定农村公共产品概念之前，先对我国农村范围有个了解。（1）农村范围的界定。范剑平、周志祥在《农村发展经济学》中对我国现阶段的农村范围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农村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它包括城市以外的一切区域；其次，农村是一个经济概念，农村与自然再生产联系较密切，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经济活动较分散；最后，农村是一个社区概念，农村居民的交往范围较窄，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民风较淳朴，传统理论的习惯势力大。熊巍（2003）又在此基础上将农村的范围做了重新调整，即仅以乡镇以下的地区作为农村，并将焦点集中于直接进行农业生产的村落。本书在认同上述关于农村内涵表述的基础上，同时结合研究的需要，将农村概念界定为县（或县级市）以下的地区，并以自然村或中心村落为基础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农村公共产品概念。我国学者们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大多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两个基本特征基础上做出的。熊巍（2003）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由各级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提供的满足农村居民社会共同需要的、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马晓河和方松海（2005）则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但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又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按照刘卫东和常明杰（2012）的理解，农村公共产品应是这样一类物品，其提供者（有时提供者非生产者）认为自己提供该产品的目的是使多人受益，那么，它就是公共产品（包括准公共产品），反之，则为私人产品。综合考虑上述关于农村以及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本书中的农村公共产品指的是在农村地域范畴内满足农业和农民需要的、具有程度不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它是公共产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农村公共产品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农村水利工程和设施、农村环境保护、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规划和信息系统、农村道路、农村电力、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农村基本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3）农村公共产品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农村公共产品分为多种类型。例如，按照特征，可以把农村公共产品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按照功能，可以把农村公共产品分为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有助于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有助于提高农民福利的公共产品；按照受益范围，又可以把农村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农村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分类详见图1-2。
3.农村公共产品需要和需求的概念界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的需要是指人们想要得到任何一种东西的要求。一般认为，一个人在某一层次范围内的需要是靠各种资源来实现的。当其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个较高层次的需要便支配了他的意识功能。同时，多多益善的偏好又是支配人们日常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的需要具有随资源的丰富而不断发展的趋势。从长远来看，人类的需要总是无限的，相对于需要的无限性，资源又总是稀缺的。由于稀缺性是任何社会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要求人们在产品间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以便使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些选择即体现了人们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情况。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需求概念做一个界定：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数量。消费者对产品或劳务的需求由两个基本条件所构成：一是消费者愿意购买；二是消费者有支付能力。如果只有第一个条件，就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
如果说需要是指人们想要得到的产品或劳务的要求的话，需求则仅仅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那部分需要。自家庭承包制实施以来，我国农民生产私人产品的组织形式是以户为单位的，分散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农户私人产品的生产对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强依赖性（陶勇，2001）。此外，农业又是兼具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弱势产业，因此，农民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但农民对各种（类）公共产品的需要受到社会、经济条件（如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民自身的支付能力等）的制约，无法一一得到满足。现阶段我国农民只能本着效用最大化原则在各种（类）公共产品之间进行消费选择。因此，本书研究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指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那部分需要。图1-2 农村公共产品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归纳整理而得。
4.农户概念界定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户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许多农户不再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家庭，他们在职业、居住区位甚至在政治地位和身份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职业来看，农户已经由纯农户向兼业户转变，有的农户甚至已完全不从事农业；二是从居住区位来看，农户由过去完全居住在农村向农村和城镇多元居住结构转变（刘克春，2006）；三是从政治地位和身份来看，农户基本上不享受国家福利待遇，其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史清华，2001）。本书中的农户是指家庭成员长期居住在农村、具有农业户籍并且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很少（或几乎没有）享受国家任何福利待遇的家庭。二 研究的前提假设
1.农户有限理性的假设
正如思想家维柯所说：“人并不能理智地胜任一切。”由于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以及个体在信息获取与加工上的认知限制远不能达到“经济人”假设所设想的完全理性计算的程度，因此，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是一种极端的和个别的情况。个体一方面具有努力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同时也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为此，西蒙专门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性、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加之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这些因素决定了在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以近似代替精确、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经济行为人偏离最大化的反映形式是由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的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反映了对市场的无知和对相对行为人的误解。农户受自身文化教育程度、收入以及所处环境的制约，在收集、储存和加工处理那些为更准确地达到目标所需的大量信息方面，其能力受到制约，因此，本书假设农户的经济行为符合有限理性的假设。
2.农户机会主义倾向的假设
本书假定农户具有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机会主义是指不完全或歪曲的信息揭示，尤其是有目的的误导、歪曲、假装、含糊其词或其他形式的混淆，它导致了真实的或人为的信息不对称性。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在追逐自我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农户具有提供虚假的公共产品需求信息的动机，尤其是农户对公共产品支出的数目与其“显示的偏好”有关时，他便有了低报需求的动机。正如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论文中表述的那样，“正是个人的自我利益使其给出虚假的信号，假装从某种集体消费活动中获得比实际情况更小的利益”（Samuelson，1954）。由于农户自利倾向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按利益行事的个人不会尽力推进集体利益，此时政府等各级公共产品供给者若按照个人显示的“虚假”偏好提供公共产品，结果便会造成公共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效率。第四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一 研究目标
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对公共产品需求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需求显示（或偏好表露）方面，研究角度比较单一，无法为公共产品需求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在国内，有关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文献不多，而且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定性描述上，缺乏定量分析。本书希望在借鉴已有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农户调查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为主要资料来源，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本书试图解答：如何厘清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如何识别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需求强度，影响此二者的因素是什么？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是怎样的？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又是通过何种制度影响供给并加以表达的？在实践上，希望本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参考和依据。二 研究内容
借鉴相关理论、方法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同时结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事实，笔者重点围绕上述四个问题来展开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
遵循上述研究问题，笔者首先探讨了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建立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均衡模型，从农户、政府、社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均衡的因素；其次，选择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产品，基于福建省32个行政村305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多边界封闭式二分选择法获取了农户对该公共产品的需求及其需求强度，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线性回归方法、二项分类与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了影响农户需求及需求强度的因素；最后，基于我国农户消费的历史统计数据与福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与启示，辅之以VAR方法以及层次聚类分析方法，深入地剖析了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构建一个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具体地，本书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问题提出、研究意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技术路线以及本书的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等。
第二部分（第二章）是理论、方法基础及文献综述。本部分首先对与公共产品需求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述评。然后系统地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在本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现有研究给本书带来的启示。
第三部分（第三章）主要对中国及福建农村公共产品现状进行分析。首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发展历程做出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基于统计数据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基于实地调查资料，对农户视角下福建省农村公共产品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本部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及福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均存在供给脱离需求、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进行研究。本部分首先阐述了农村公共产品领域存在信息非对称问题的缘由及其导致的困境。其次，基于信息非对称条件，构建了一个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均衡模型，并提出了满足这一均衡关系模型的两个条件：农户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取的效用与需要为此承担的生产成本之间的比较，这主要由政府期望获得的成本补偿率决定；政府预期农户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均匀期望效用与为农户提供公共产品能够获得的成本补偿之间的比较，这主要由农户基于成本-效用考量的最优反应行动来决定。再次，从构建的均衡模型出发，探讨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均衡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农村公共产品供求能否实现协调发展提出了两个疑问。
第五部分主要是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需求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本部分以福建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为例，采用单向递增多边界封闭式条件评价方法获取了农户对该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数值范围，根据这一支付意愿数值范围，可识别农户对该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农户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情况，本部分不仅关注了农户对该公共产品是否具有需求，还关注了农户的需求强度，并就此进行了一般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二项分类、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需求及需求强度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六部分（第七章）主要是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进行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基于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从纵向考察了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变化（1985～2007年），同时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对农户生活消费结构（2008～2020年）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演化路径。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源于需要，本部分的第二个层面是基于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从新农村建设目标出发，选取了七种类别农村公共产品，调查了农户对这七种类别农村公共产品的需要紧迫程度，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得出了农户的需要排序情况，并从中推断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演化层次。
第七部分（第八章）主要是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个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笔者首先系统地概括了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建立有效衔接供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筹集制度，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建立动态、灵活的农村公共产品财政资金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一 研究方法
本书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效用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态度-行为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等为依据，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本书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阅读方法
文献阅读是进行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它可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借鉴。本书问题的提出以及研究思路都是建立在对大量文献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关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识别，笔者主要是检索和阅读了国外文献，同时结合我国农户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书的实证模型并完成了问卷设计，为农户数据的获得奠定了基础。
2.实地调查方法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对福建省8个地级市11个县32个村305个农户采用直接入户访谈的方式，获得了本书所需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实地调查是基于事先设计好的调查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村基本情况、农户的社会经济情况、农户对生活污水处理的态度、农户支付意愿等方面。关于被调查村基本情况的数据资料获取，为保证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笔者先与当地村干部访谈，再向当地村民进一步了解情况。关于农户的调查，笔者按照问卷的内容对农户（主要是户主）进行一对一的入户访谈，得到所需的农户数据。同时，由于笔者直接参与了对农户的访谈与问卷调查，掌握了大量有关农户对公共产品（本书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为例）支付意愿的实际信息，由此获得的数据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户的需求情况。
3.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
本书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进行研究。其中，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研究，基于效用理论和信息非对称理论，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供需关系均衡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对农户公共产品需求与需求强度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通过采用多边界封闭式二分选择法获取了农户对该公共产品的需求及其需求强度，综合运用态度-行为理论、因子分析方法、线性回归方法、二项分类与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了影响农户需求及需求强度的因素。同时，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的研究，基于我国农户消费的历史统计数据与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与启示，辅之以需要层次理论、VAR方法以及层次聚类分析方法，深入地剖析了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据此本书在最后提出了应构建一个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二 技术路线
根据研究内容，本书的研究将沿着以下几个方面平行展开：①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②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需求强度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分析；③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在此基础上，本书在最后探讨了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应通过何种制度影响供给并加以表达。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书的技术路线如图1-3所示：图1-3 研究的技术路线第六节 数据来源
本书的研究数据除采用对福建省8个地区11个县（市）16个乡镇32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数据的同时，还需要采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宏观统计数据。1.实地调查数据
本书的实地调查数据资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07年12月～2008年2月对福建省8个地区11个县（市）16个乡镇32个行政村（详见表1-1）的农户、村干部进行的问卷访谈。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村基本情况、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对环境卫生的态度、农户支付意愿等方面，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农户和村干部，共形成有效问卷305份。调查数据获取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1）问卷调查表设计。本书采用了封闭式条件评价法揭示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封闭式条件评价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揭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支付意愿，这种意愿代表了居民的偏好或需求。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本书依据研究的目标设计了农户对公共产品（因公共产品种类繁多，本书在此选择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产品——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支付意愿的问卷调查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村基本情况、农户所属村庄的特征、农户的社会经济情况、农户对生活污水处理的态度、农户支付意愿等五个方面，其中，对农户支付意愿的调查是问卷调查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对农村环境问题进行详细的描述。向农户提供与问题有关的详细信息，使其对要评估的公共产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第二，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方式的选取。条件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在WTP和WTA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受偿意愿一般要比支付意愿高好几倍。研究者更主张用支付意愿来反映被调查者对环境类公共产品的评价。另外，农村居民自身对生活污水的随意倾倒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生活环境的恶化。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在问卷设计中运用了WTP的询价方式。
第三，支付意愿数值范围的推定。只有合理、准确地界定农户的支付意愿数值范围才能准确获得农户的支付意愿。本书对于支付意愿的数值范围和间隔的设计主要基于在预调查中采用开放式问题格式的调查结果来确定。
第四，问卷理解程度。在调查问卷的最后附上农户对问卷理解程度这一问题，以此来评价调查问卷设计的有效性。（2）问卷预调查。在设计完问卷之后，笔者对农户进行问卷预调查。问卷预调查是2007年10月在福建省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以及莆田市仙游县盖尾乡聚仙村进行的，参加问卷预调查的有30个农户。问卷预调查的目的是检验问卷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推定支付意愿数值范围和间隔。支付意愿数值范围的推定主要通过两个步骤进行：首先是向白中镇农村水利工作站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站及其专业技术人员咨询建造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所需的生产成本，并假定这一生产成本全部由样本村农户负担，初步估算出每户农户为此分摊的费用；其次是在预调查中采用开放式问题格式询问农民的支付意愿。本问卷支付意愿的起始价格与数值范围、变化间隔的推定是在综合考虑上述两种情况之后确定的。在问卷预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调查问卷进行了进一步修改，从而形成了本书的正式调查问卷。（3）数据获取。本书的研究数据资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07年12月～2008年2月对福建省8个地区11个县（市）16个乡镇32个行政村（详见表1-1）的农户、村干部进行的问卷访谈。笔者对福州、莆田、泉州、三明4个地区18个村的18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选取运用了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先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了县、乡和村，再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10户进行入户访问，调查的180个农户的问卷均为有效问卷。同时，笔者还与福建农林大学人文学院郑庆昌教授指导的6位研究生利用2007年寒假共同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在厦门、漳州、南平、宁德4个地区的14个村分别随机抽取了10个农户进行调查，共计调查农户140户，回收调查问卷140份，剔除数据缺失严重和不符合研究要求的农户，形成有效问卷125份。此次调查共涉及样本村32个，样本农户320户，发出调查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问卷有效率为95.31%。样本农户分布遍及福建省不同经济、自然条件的地区，具有普遍代表性，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1。表1-1 农户调查涉及的地区位置、名称和数量
要说明的是，为了检验调查问卷设计的有效性，本研究在调查问卷的最后附上农户对问卷理解程度这一问题。从对本问卷的理解程度来看，农户对问卷表示理解的比例为84.3%，这说明本次问卷设计和调研过程效果较好。2.统计数据
统计资料主要来源于199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一 创新之处
要做到理论或方法创新，实属不易。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在选题上，目前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多是围绕供给角度展开，对需求的系统研究则很少。考虑到我国农村各地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以及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异质性特点，从经济学角度看，不考虑需求的约束，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将无从谈起。因此，本书试图从农户这一需求主体出发，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需求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设计等一系列与需求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研究，从而增进了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理解，并丰富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理论。
第二，基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历史数据和实地调查获取的农户截面数据，采用动态和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演化路径及层次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突破了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仅停留在静态分析的局限，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优先序选择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现有研究一般仅用CV方法来识别农户对某项公共产品是否有需求，并据此探讨影响其需求的因素，本书采用封闭式条件评价法进一步识别了农户在不同支付水平下的需求强度，从而更全面地反映了农户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情况；在分析影响农户需求及需求强度的因素时，本书借鉴现有研究文献，并结合态度-行为理论，认为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行为不仅要受外在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还要受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了新的解释变量——农户态度，从而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二 不足之处
国内外学者针对农户公共产品需求的系统研究较少，使本研究在资料阅读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由于本人研究能力的局限，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和欠缺。（1）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书的调查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对福建省8个地区11个县（市）32个村305户农户的调查，虽然农户调查考虑到了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不同地区的差异，但样本农户公共产品消费偏好状况与全国的农户实际消费偏好状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本书的一些研究结论外推范围如何，有待进一步验证。（2）本书主要是基于农户的视角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进行研究，没有考虑政府及其他利益集团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3）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为了探求更具现实意义、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有待长期的跟踪研究。
总之，本书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研究，其中必定存在缺陷和不足之处，这些缺陷和不足也是笔者今后需要改进和研究的方向。
[1] 具体分析详见第三章“效率分析”部分。
[2] 本书的农村基层政府是指县（县级市）、乡（镇）政府。第二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就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需求而言，还有一系列理论、方法有待探索。了解并掌握前人的理论是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同时，本章拟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公共产品及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做简要评论。第一节 理论基础
效用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态度-行为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以及需要层次理论等为我们研究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提供了可能和依据，本章对这些理论进行综述，并结合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行阐述，旨在为本研究提供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一 效用理论
消费者之所以对各种商品（包括公共产品在内）有消费需求，目的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主观评价和主观心理感受，不同的消费者在消费同一种商品时由于主观感受不尽相同，因而对效用价值水平的评价也未必相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效用不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是作为消费者的一种心理感受而存在，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衡量？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此构造了不同形式的效用函数。
1.基数效用理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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