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鸣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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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人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歉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b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引言：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军阀作为政治文化现象

研究军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军阀是什么？如果按字面释义，军阀的“阀”有点近乎日常我们所用的“霸”字，因为无论军阀、党阀还是学阀，只要后面缀以这个倒霉的“阀”字，就会变得霸气冲天蛮不讲理，自定规则自说自话。军阀可以理解为倚仗武力无法无天的人。如果我们还想深究一下“军阀”一词的政治内涵，那么不用花多少气力就会发现两个已经为众多有关军阀的定义所公认的要素，一是专恃武力，二是割据地方，英语“军阀”一词WARLORD，恰到好处地显示了这两个要素（WAR，指军事、战争，LORD意为土地主），无论是西方学者“依军事实力主宰一个地区的人”（谢里登）的定义，还是国内的权威性概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辞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说法往往未见得合理，因为这种定义排除了袁世凯和蒋介石，就是对“据”无定所的冯玉祥也不尽适合，而事实上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军阀。

所以，无论是我们惯常认定关于军阀的字面含义还是更深一层的政治内涵，事实上都是我们对军阀的某种直观把握和理解，要想更贴切、更合情理地认识军阀，还必须有一种文化的观照。事实上，军阀不尽是蛮不讲理、动辄杀人的军汉，至少也不全是卖国媚外的奴犬，军阀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着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跌宕，周期性地在政治舞台上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社会结构，蕴涵了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生活上的分散这样两种对立的因素，结果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大一统”和“大离散”两极对立的格局，演化成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离散交替出现的政治情境。中国历史乱治交替的周期变更，事实上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大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视为传统社会的常态（有序），而将大离散的时期视为非常态（无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军阀是无序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子系统的不稳态的产儿。

如果还嫌上述两定义不够具体的话，那么我至少还可以列出所谓军阀的几种必备的条件和特征加以补充。

一、动乱的前提。中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体现为文官网络和教化网络的叠加，一旦网络的中枢失灵，离心倾向扩大，文治背后的武力就会显露出来，形成赤裸裸的军事纷争。原有的统治形式无法继续维持了，但又没有新的形式来取代，作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军阀一方面是杀戮和破坏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态秩序过渡的桥梁。

二、时间阶段性。历史上从不存在孤立单个的军阀，作为政治动乱时期的特有现象，军阀总是在特定时期成批涌现，又随着动乱的消失而匿迹。多数军阀是短命的，从生到死不过几十年。社会上也普遍认为它们是短暂的过渡性事物，甚至军阀自身对自己的这种暂时性也有所感觉：无论是统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义还是对空头中央政府认可的斤斤计较，都映射出他们某种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统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方式，尽管骨子里是武力的内核，但却有一种文治精神的表象，社会流行风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轻武，而军阀统治恰恰相反，表现为赤裸裸的军事化统治，军人专制，武化阶层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不讲规矩，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很有丛林时代的特质。

四、政治形态上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军阀间的相互吞并、分化与重组，在时间上表现为区域性军阀向全国性军阀的演化，每个时代全国性军阀的出现，既标志着军阀时代的极盛，同时也是军阀时代结束的征兆。三国的曹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以及近代的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由乱世走向传统文治的最后的铺垫。袁世凯作为清末半独立的督抚们的一个总结，本来具有过渡到传统文治、结束动乱的意向，然而由于时代、环境及他自身的种种因素，却使这一意向滞后到了蒋介石那里，而其时中国社会系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传统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相互攻杀的诸侯不能算是军阀，因为那时中国政治乱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确立，而且它们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多少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属于西周封建制的制度体现。西汉初年异姓王和同姓王的独立倾向也不能算是军阀现象，因其时不仅不具备社会大动乱的前提，而且作为旧制度的绪余，它拥有相当的合法理由。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末世的动乱年代，都有军阀现象的出现。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军阀也有自己生长发育消亡的过程，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差异，这种过程也有相当的不同，有的由于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像明末；有的由于异族的介入而融汇于民族主义，像南北宋之交；有的则是以上两种情形的叠加，像东晋及南北朝；还有的由于割据势力的某一方力量膨胀得过于迅速，从而使军阀仅在初生态就中止了发育，如秦末、西汉末、隋末等。军阀现象发育比较完全的有这样几个时期：一、东汉末—三国；二、唐—五代；三、元末明初；四、近代。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集团的瓦解，前后七八年时间，为军阀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在与黄巾军的争斗中同归于尽，各种武装势力乘机而起，有地主豪强，有州郡长官，有起义军转化成的武装，甚至还有名士（如刘表和孔融）割据州县，相互攻杀，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统治形势极度紊乱，整个社会系统的无序度达到最大，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多数军阀有意无意成为社会大破坏的罪魁，他们在争战中疯狂屠杀无辜，对据地的老百姓则无限度地剥掠。

从董卓败亡到赤壁之战这十六七年为军阀的发育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董卓败亡到官渡之战为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军阀间的分化与重组进入一个台阶，一大批小军阀在竞争中消失，形成了袁绍、袁术、曹操、公孙赞、吕布、刘表等初具规模的军阀集团。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为后期，中原逐鹿的结果，曹氏集团一枝独秀，大有气吞诸侯一统天下之势，成为具有统一意向的“中央性”军阀集团。发育期的总特征是军阀间的兼并战争规模大而且轮廓清晰，社会的聚合趋向开始起作用，以往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已经威胁到了军阀自身的生存，所以各个军阀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内部的巩固与生产的恢复，如屯田制等措施的实行，士家制的军事制度的推行等，后期中央性的军阀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军阀现象成熟的开始。

从赤壁之战到魏、吴、蜀三国各自建立独立政权这十余年，为军阀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武人为主、文士为辅的政治格局均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全国范围三大军事集团鼎足而立，各自开始把注意力投放到自身恢复和巩固方面，战争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大幅度减少，相继开始了从武治到文治的转化。待到这一时期结束，三国的文士派力量就逐渐压倒了武人，出现了像蜀之诸葛亮、魏之司马懿、吴之陆逊等文人主军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距常态的传统政治格局已经相去不远了。“唐—五代”军阀的演进也经历了类似的生长发育过程，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军阀是由声势赫赫、国力强盛的盛唐孕育而生的，强盛国力所生出的无边野心，是军阀诞生的催生婆，累年的黩武政策，使府兵制瓦解，代之以雇佣兵制施行。为了方便军事行动，边境上形成了一系列手握重兵、军政合一的武将型的节度使，造成军事上严重的内轻外重内部空虚。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条件，军阀才例外地出现于王朝的盛世。当唐朝君臣沉湎于国泰物丰的升平歌舞之际，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此后中央势力与割据势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相持，双方消耗殆尽之际，中经黄巢大起义的转换，以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新军阀取代了老军阀。如果把安史之乱时期视为“唐—五代”军阀的诞生期，那么它的发育期（从安史乱平到黄巢入京）和成熟期（从唐亡到五代结束）则特别的漫长，而且由发育到成熟，还经历了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军阀的初始态消亡，但这种现象却经过长时期的发育，在新的形态上得到了更成熟的体现，近代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显然，这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军阀现象出现的时机超前和蛮族参与过程这两种因素所致。就前者而言，统一王朝还具有相当力量，结果就遏制了军阀的进一步发育，使之成为生长迟滞的侏儒，非得经过更新换代，蜕皮变换，把前一阶段发育成熟的各种因素注入新的机体之中，才能开始它的成熟期。后者，由于蛮勇好武少文的异族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军阀更具蛮武色彩，对“长枪大剑”过于执迷和对“毛锥（笔）”长时间轻视，从而迟迟不能向文治转化，只有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才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果断而机智的办法，使统治的车轮走向了正轨。

元末明初的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有点返祖，与东汉末很相像，因为它们发生的时机、条件有类似的地方。两者的差别在于元末不存在像东汉末那么普遍的地主豪强，南人和汉人地主连拥有武器的权力都没有，加上元末动乱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元末军阀多由农民起义军转化而成。从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到宋都（小明王韩林儿之都）汴梁失守可算做军阀的诞生期。由于红巾军民族大起义的触发，各地以起义名义开始割据。从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陈友谅，可视为军阀的发育期，军阀群中朱和尚木秀于林。从陈友谅败亡到张良弼、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等北方军阀相继败亡北逃，为军阀的成熟期，这期间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最后以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极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转化。整个过程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都是以某一个军阀个体为主线演进的。

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是由几次蜕变构成的，由湘淮军一变为北洋军（包括各式新军），再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党军。像数次脱皮的蚕，每蜕变一次，躯体都要长大若干，形态也更为完备，胡、曾、左仅仅是雏形，而蒋氏集团已经变成巨人了。

从外表上看，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与古代并无二致，而其内涵却有质的差异。因为尽管近代中国是被人推出中世纪的，但其社会性质毕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军阀背负着传统的重负踉跄而行的时候，时代悄悄地在它的背后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首先，在工具上，近代军阀经历了从传统冷兵器到现代热兵器的演化，近代军阀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品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其次，在制度上，近代军阀的军队组织是以近代西方的军队制度为标准重建的，由羞羞答答的军、镇、协、标到名副其实的军、师、旅、团，体现了某种刻意模仿的苦心，和学习西方的努力。再次，影响军阀发育过程的外部因素，不再仅仅是头脑简单、蛮勇有力的少数民族，西方列强的干预，每每使军阀的演化带有更多的殖民色彩。所以可以说，造就近代军阀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仅是周期性封建王朝的回归热，近代军阀也不仅仅是王朝末世的产儿，在它身上，还带有几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物质和制度两种层次反思的痕迹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创痕。

从上述四种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军阀从降生到成熟，从来就不是纯职业军人的集团，每个正在发育的军阀，都是军绅的混合体，而且随着军阀的成熟，逐渐向绅军转化。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军阀对群体内部秩序的巩固，群体的凝聚，向来是十分着意的，尽管有时军阀在破坏外部秩序，有时致力于恢复外部秩序，其内部的巩固与强化始终是军阀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局部恢复。

每个历史时代的动乱时期，无一不伴随着传统意识的危机。社会政治系统紊乱之先，往往是人们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解体。统治者统治不下去了的最大征兆，就是普遍的对统治意识的迷惘和背反。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每一个军阀时代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杂多意识的冲击和挑战。有时是来自下层的太平青领教和弥勒教；有时则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游牧意识；有时还要面对佛教和拜火教的冲击。到了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则有被根本颠覆之虞。作为动乱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军阀一方面以它赤裸裸的暴行把传统道德推向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事实上成了传统道德的最大背叛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极力恢复被它亲手践踏了的传统道义和价值。这种行为上无可调和的内在分裂，使得军阀在意识领域扮演了某种矛盾重重的角色，比起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者来，更具有戏剧和传奇色彩。

近代军阀是历史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产儿，19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介入，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冲撞，使得近代军阀具备了他们前辈所没有的双重性格，也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其前辈更加惶惶不安于内部的裂痕，煞费更多的苦心寻找资源的结果，从而使近代军阀的统治意识更富滑稽意味。病笃乱投医的结果是，从堂而皇之的纲常礼教到极不驯雅的江湖义气，从装神弄鬼的喝符请仙到肃穆庄重的教堂礼拜，从朱熹到俾斯麦，从王阳明到希特勒，在近代军阀的意识拼盘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本书以近代形态较为完备的军阀为对象，对他们的维系意识作其时态的定格描述，以飨读者。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禀赋。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产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交汇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一、传统意识的滞留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的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儒家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一般我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通常所谓的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因为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将秦汉以来的制度，视为“封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人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效忠的题目下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上也烙上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传统人际关系的五个维度，缺了“君臣”的一维。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所谓“小忠者，大忠之贼也”，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

二、游民意识的渗透

在传统社会里，游民的成分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是脱离土地和宗法关系的人，一方面，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必须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结成新的类宗法式的关系。地主的兼并，国家的掠夺与压迫，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的贫瘠化，使周期性震荡的传统社会始终保持着周期性涨落的游民人口。这样一个游民阶层的存在，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威胁王朝秩序的异己势力。游民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迫于官方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也产生了某些与社会主体意识相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宗教上的罗祖崇拜、无生老母崇拜；憎恶现实的“劫变”观念，甚至将所谓的“现在佛”如来斥之为“人面兽心”；强调互助和蔑视纲纪的义气等。

明清以来，随着秘密教门的兴盛，地下帮会的发达，和一定数量的失意知识分子的参与，游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渐趋提高，游民意识也渐趋理论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后，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大批游民涌入军队，帮会和绿林“豪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惯匪甚至成了执全国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谓南有干帅（陆荣廷）北有雨帅（张作霖）并为一时之雄。海外的“洪门”、西南的“袍哥”、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江浙一带“青帮”都对军阀有相当的渗透，不少军阀重要成员都是帮会的骨干，有的甚至在军队中公开地大散海底，讲说家法，广收门徒。流行于北方数省的不少民间宗教门徒，也随着军阀的招兵买马而流入了军队。在这种“黑社会”合法化，社会沉渣泛起的情形下，游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军阀的维系意识之中。

游民意识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忠义”和“侠义”观念，前者是团体（帮会堂口、绿林山头）内部的核心观念，后者是团体对外的主要原则（至少是以此相标榜），两者的中心是个“义”字，洪门忠义堂的堂联就是“非亲有义须当敬”，“义”的关键在结盟，即“金兰结义”，帮会特别尊崇关羽，着眼点也在于“桃园结义”、“义气重似海”，这显然是对血缘纽带的某种超脱，是一种新条件下的类宗法关系。不义意味着背叛，对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黑社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为同人所深恶痛绝。这种“义”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义”有别，后者主要强调公私大义，义服从于忠，具有儒家伦理的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义，掺杂以“情”的成分，“是友无情切莫交”，对帮会来说义与忠相联的时候意味着对同伴的忠实、不相欺，失了脚不出卖兄弟；义与侠相联则意味着行事正当（合乎江湖规矩）和抱打不平及对钱财的轻蔑，“仗义疏财”。

可以说，这种江湖上的“义”意识，已经很强烈地影响到了军阀的行为准则，军阀集团内部重要成员与首领之间除效忠关系而外，往往还有结盟（结拜）关系，不拜把子，不结团体，彼此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谓的信义与情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是，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胜者往往不对负方作穷寇之追。战场上尽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于对方的家眷和财产却很少触动，战败后片甲不存的军阀，也会得到对方的优礼。可以说，这种貌似绅士风度的做派来自于游民意识的侠义观念，因为毕竟彼此过去同属一个“北洋团体”，彼此的“优容”可以解释为既是做给外部也是做给内部看的一种把戏，以显其仗义和宽厚。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皖战前小徐（徐树铮，皖系谋主）诱杀了北洋旧将陆建章，会引起北洋军阀的普遍不满，以致成为皖系战败的一个筹码，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显得那么不够“侠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军阀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游民意识的成分，但游民意识在传统社会毕竟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对多数军阀而言，游民意识仅仅是一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因素，少数军阀的游民意识的色调虽然重些，但随着角色身份的变化，也会逐渐淡化而最终向正统观念靠拢。

三、欧化意识的波及

西方文化对军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经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其中某些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为一时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对军阀发生影响。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层次，基督教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国传播（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由于自身“孔子加耶稣”的“本色化”变形，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许多边远地区出现传教士的踪迹，据统计，到1918年，仅天主教徒就达190万之多。由于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浅层文化天然的普适性特点，因此，西方宗教，尤其基督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军阀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涌入，对军阀陈腐发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而大批学军事的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加上更大数量的国内新式军事学校（堂）的学生，则给这些思潮提供了接收载体，军阀部队的干部构成，这些人员占了很大比重。说也奇怪，某些军阀冥顽不灵的头脑，对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于某些偏执的极端主义货色，却有灵犀一点，一拍即合，无论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些军阀热衷引进的对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在西方不怎么高明的学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唤起国人自强自救意识方面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军阀政治的影响却存在另一面，即对强力的崇拜，对武力的迷信，对弱肉强食正中下怀的称道，由醒狮派宣传的国家主义，也在特定时期成了某些军阀维系军心，对抗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具。孙传芳曾利用国家主义组织“三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唐继尧也在云南组织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治党”，开办三月一期的“民治学院”，组织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一度流行于德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德日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则为山西王阎锡山奉为至宝，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与警察制度，把山西搞成了一个大兵营。

鉴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团体凝聚力，一直在北洋营垒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冯玉祥，直接撷取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利于他的成分，并利用宗教本身联络、聚合人群的形式，让耶稣基督为他维系军心，博得了“基督将军”的美名。蒋介石则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悦西方国家和联络国内欧化阶层的手段与招牌。

有时，西方思潮对军阀政治的影响还会表现在这样一些场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的输入与爱国浪潮的高涨交织在一起，某些较为敏感的军阀总能喊出一些时髦的口号以争取军心和民心。如阎锡山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因此总是随时代风云的变幻，相应地打出一些“主义”和“旗帜”，以示“进步”和趋时。吴佩孚尽管满脑子“仁义道德”，但也曾起劲地高喊“德谟克里特”以至“劳工神圣”，从而在与皖系的斗争中争得若干人心的筹码。

应该指出的是，军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和相当浅层次的，比起他们的旧文化根基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西化”较深、满嘴新词的阎锡山，也最多达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前辈张之洞的窠臼，近代军阀说到底还是封建军阀。扩展阅读林虎部下大将黄业这样下攻城令：“你睇！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直截了当，就是词用多了点。中华民国靠谁直皖将战，北洋老将姜桂题对段祺瑞说：“芝泉（段的字），你不是常说：中华民国是你首创的吗？你打胜了吴佩孚，中华民国还可以靠你，万一你打败了呢？你叫中华民国靠谁啊？”◎谁靠谁啊？要屙就去远一些李福林是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军阀，一生以看住这块三角洲为业。有人告发他的部下在他的防区抢劫，他集合官兵训话，开口就骂：“契弟（土匪对同道晚辈的称呼，也是粤语骂人的口语），在尼处（粤语，这里）吃，又在尼处屙（粤语解便之意），要屙就去远一些啊。”◎是，多不卫生。众佛不入地狱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将行复辟，用李经羲做总理过渡。李电邀张謇入阁，电文中有“佛入地狱”的字眼，意欲劝张以所谓佛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出山救世”。张謇回答说：“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做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世间鬼多人少，哪里寻佛去？有胆有识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次因一部属做事不随心，大骂其“混账”、“王八蛋”。这个部属一气之下也跳了起来骂道：“你说我混账、王八蛋，我也骂你是混账、王八蛋！”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以为此人必死无疑。不料张宗昌却拍案叫绝：“好！好！有胆有识，真是好样的！”◎流氓也有可爱之处。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1927年下半年，桂系打败唐生智，占领武汉。原湖北国民党党部和政府的头目并没有因唐的下野而去职，他们认为自己是受中央之命所组成的，并非唐个人的私官。但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二人均为鄂籍）见状大为不满，陶钧说：“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江山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于是将湖北的原班人马杀的杀，囚的囚。◎这才像军阀。孔夫子给张督办让路一次张宗昌出巡山东潍县。潍县文庙前向有拒马，俗称挡人木，已数百年，以示尊重孔子，行路人必须绕弯过去。为了迎接张督办，潍县知事带人把它拆去。一时人抱不平，说潍县人真会拍马屁，捧张督办比孔圣人还高。◎有钱有枪，为圣不难。脱马褂脱长袍杨森为加强对部属的控制，将各师抽调一团步兵编为执法大队一、二路，以自己的子侄主掌，又将各师旅的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单编个机炮大队，也派自己的亲信管理。这使得部属大为不满，师长范绍增当场鼓噪，另一师长郭汝栋说：“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调各师一个团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袍。只有未揭我们的帽子，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外衣没有，恐怕军容不整。两块万岁牌四川万县师范学校校长钟正懋，为章太炎先生弟子，元月朝贺，袁世凯赐宴，酒半语钟曰：“你老师和我过不去，你去劝一劝。中国向来有两块万岁牌，一块是大成至圣先师，一块是当今皇帝，太炎为何不让一块给我？”◎章太炎负责发牌吗？明碰不如暗斗青海军阀马步芳一直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蒋系势力始终进入不了青海半步。1943年，何应钦电邀马步芳赴重庆“共商国是”，意欲兴师问罪。马步芳携带了大量黄金财宝到重庆，从多方面结交权贵的眷属，何应钦等最初质难颇多，后来就变成“请马主席参考”。马步芳对他的随员说：“明碰不如暗斗，哪个人能经得起从老窝里挖！”◎至理名言。乱答也能中1908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时年3岁，投考成都陆军小学堂。拿到试卷后，翻过来覆过去，一道题也答不上来。眼看就要交白卷，他便在上面乱写了些古人警句，又别出心裁地用“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胡乱发挥了一通。结果，居然榜上有名。◎张铁生原来是拾人牙慧。劫毛驴，当和尚孙传芳讨奉，奉军将领杨宇霆出逃南京，其部下杨毓珣落荒而逃，途中有一农民牵驴而来，杨一跃而出，将毛驴劫走。骑驴走了一夜，天将亮时入一寺庙休息，伪称老百姓迷失路途。庙中和尚笑着说：“你不必瞒我，昨天也来了一位你们同样的人物，请你看看，也许认识。”说罢引杨往晤，杨一看乃是刘翼飞（同为杨宇霆部将），身着僧衣，原来已化装成和尚。此事后来在东北传为笑谈，说：“杨琪山（杨毓珣号）劫毛驴，刘翼飞当和尚。”◎能逃命就是好样的。张宗昌祈雨张宗昌督鲁，恰遇大旱，禾苗尽枯，因此他上任次日即率文武官员赴龙王庙祈雨，一连数日，未有灵验。于是他下令炮团摆开大炮，对天猛轰，遂降暴雨。◎不信邪。前程不堪设想袁世凯办模范团，意欲培养嫡系亲贵武力。陈光远任团副（团长袁自兼）。第一期学员毕业，团副照例训话。陈不学无术，然又好诌文，以避人讥其无学。陈训话云：“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养。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不可限量，说成“不堪设想”，全团为之大哗。◎他倒是说对了。到处是东洋刀洪宪帝制，反对声四起，袁世凯不得已取消帝制，任用段祺瑞总理收拾残局，段想用自己的心腹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但袁世凯最头痛的人就是徐，喃喃地说：“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他自己也是东洋刀。咬狗皖系参战军的一个旅长在一次对全旅官兵讲话时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如果是叭儿狗就糟了。三多主义有一次，张宗昌说：“我也有主义。”友人问他是何主义，他沾沾自喜回答说：“三多主义：钱多，兵多，姨太太多。”◎阿猫阿狗也有“主义”。不在当地置产业冯国璋在南京被烧去七百几十万财产，王占元每引以为戒。他常说：“做官的人，万不可在当地置办不动产，否则，一旦下台，不但产业不能带走，反必处处予人以口实。”◎也须退步抽身早。军中一范滇军范石生本是清末秀才，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好谈军事，又好弄笔墨，自命能文能武，以宋朝的范仲淹自居，常用“军中一范”的图章向通信的朋友夸耀。但他在军阀角逐中却总是失利，“军中一范”变成了“军中一饭（桶）”。◎谁都自我感觉良好。一言丧身“九一八”事变后，困居日本的张宗昌回国，梦想收回山东地盘。时占据山东的韩复榘，也利用张的这一心理，将其诱回山东，欲除掉或幽禁之。一次韩请张看戏，张入座稍迟，到包厢后，韩的夫人纪甘青给张让座，自己坐到另一厢中。张见她走去，便戏谑地对韩说：“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韩遂坚定了杀张之心。◎玩笑开不得。可惜小一点陈光远督赣，为自己庆寿，广收贺礼，商会以赤金铸八仙人一套为祝，陈连连称好。后又曰：“只可惜小一点。”◎此叹今古为官者同有。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张宗昌督鲁不久，就将各报社及通讯社记者传至督署训话。说：“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哪个说我坏，我就军法从事。”◎报纸功能就是栽花不栽刺。白穷张怀芝当了无权无兵的参谋总长。一次参谋部发生闹饷风潮，张怀芝说：“我现在换上了长袍，不能像短褂子，打劫一笔来大家分摊几个子，我们只好白穷。”◎说实话的可爱。

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

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军阀集团视作一种社会群体的话，那么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就是其中一个面目不同和被动的亚群，他们对整个群体的目标麻木不仁，可又身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主要工具，他们与大群体的联系是松散的，可是将他们束缚在军阀战车上的力量却有他们自身情愿的成分，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不知不觉地制约着军阀上层的维系方式和统治思想，因此，对施政受体的适应，成为军阀政治中教化欺骗的主要表征。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破产。军阀割据，累年内战，兵、匪祸联结，天、人灾相继，更加剧了农村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病变。

首先，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出现了变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化，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年加剧，农业生产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经济轨道，农民愈来愈多地从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原料的棉、麻、丝、桐油、大豆等项产品的生产。仅棉花一项，据20世纪30年代的15省100县的调查，从1904～1909年到1924～1929年这20年间，棉田的比重由11%上升为18%，而棉田的商品率在1921～1925年间达到平均31%的水平。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据1921～1925年全国7省17处调查，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这一比重偏低（购买占27%，出卖占44%），华东地区偏高（购买占42%，出卖占63%）。农村生产与生活，对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传统的市场网络，直接与国际市场衔接。中国农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经济模式里，深受国际资本与国内中间商及封建势力的多重盘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失所。

其次，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财富的增加，却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化。据1934年全国14个地区的调查，农家平均年收入超过最低生活线的只有三个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欠债，农村贫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佃农和雇农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农村中的中等富裕户也大有减少的趋势。浙江鄞县1927年农村自耕农、地主、佃农、雇农之比为1:2：7:10，同年安徽合肥农村的阶级结构，大地主占0.01%，小地主17%，自耕农10.99%，佃农70%，雇农12%。四川北部，自耕农在1913年为15%，1926年下降为10%，佃农同期由28%上升为38%。农村地主阶级自身结构也有所变化，与军阀有关的带枪地主兴盛起来，取代文人型的“绅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旧文人地主或者开始武化或者没落。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地主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过10%。这些新地主，有的是军阀的代理人及其亲族，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支，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来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胁裹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暴发户。

最后，作为以上两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农村的人口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带枪地主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农村的武装化因素，依赖这些武化豪绅为生的浮食人口明显增加，以团丁、保丁、打手、护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与自卫的名义，行横暴乡里之实。有人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势力”，破产者与失业者、仰仗军阀鼻息以求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团防与军队，最后是瘾君子与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国农村也类似。农村中流亡半流亡人口逐年增加，河南叶县54村的流亡人数，1922年为2301人，1928年为5431人，1929年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县的流亡人数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24%。又从上海人口的增加来看，从1910年到1930年，20年间从49万增至672万，净增12.7倍有余，间接反映出农村流亡人口的增长幅度。

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军阀士兵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士兵群是由破产农民和过去依附于农村经济的各色非农业人等及游民组成的。像朱执信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前读书的，经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抢劫的，拐骗的，走私漏税的，都荟萃在兵的范围。”刚刚离开土地的破产农民、农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阶层，和由于农村破产而连带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教书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绝大多数。19世纪20年代末，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对晋军一个旅的946人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士兵中有87.3%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为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农村）和教书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钱回家以供养家人，来自农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亩以下。当兵，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职业，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以上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祸，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的农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国萎缩的工商业又与农村的商品化过程极不协调，无力吸收如此众多的失业劳动力。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乡村社会与乡村人心理所容纳的职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而且当兵作为破产农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牵扯的社会面之广，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一点清朝实行兵籍制度时那种“准贱业”的看法，即所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像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标系统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佃农也有独立的生产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额，而对生产经营并不加干涉，所以农民在未脱离土地之前，是具有相当独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过去散乱的农民个体一旦聚合成士兵群，过去那一点独特秉赋就丧失殆尽了，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性”。他们易于接受领导，也易于反叛上司，群体意向的所指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机性，受物质（粮饷）、精神（士气）、风习，自发性领袖，以至各种禁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意向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但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吃粮当兵”是最基本的动机，失去土地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当兵是比较容易找到的饭碗，而作为士兵这种职业，只要没有战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饭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军阀要靠士兵来打仗，纵令长安米贵，吃饭倒也不难。

养家是士兵最为关切的核心目标，同样，据陶孟和的调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双亲俱存，有21.3%是独生子，有27%是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说，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赡养者，其余的人，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员，其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士兵的待遇是优厚的，月饷号称“七品官俸一般同”。后来随着士兵市场的扩大，兵“劳动力”的价格愈见其廉，从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尽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们的薪饷，对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农户（每户平均人口六人）来说，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由于自身辖区收入的不稳定，易受外界的影响，军阀部队的欠饷是经常的，层层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晨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奉军士兵，据这位士兵说，他们开拔时曾发双饷十六元，但经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奉军在各个军阀军队中，还算是待遇最为优厚的。战时尚且如此，平时则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个排长说：“余自在闽追随臧致平后，无处不战，至今四年。每战辄弃所有，月饷虽有三十元，四年中抚家仅八十元耳，而濒于危者屡矣。”所以说，士兵养家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热切关注的目的行为受阻，士兵们才不惜用频繁的逃亡（换个军队吃饭）和兵变来对抗。据蒋百里统计，1914年逃兵人数为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一，1916年则达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三，1908～1936年共发生三百余次兵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欠饷过多。

发财与发迹是士兵群目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然而，处于财神禄神诱惑氛围的社会成员，要想从根本上断绝发财显贵之念是困难的，而且军阀往往鼓励士兵的这种追求，也确有极少数人由当兵而致显贵或得了某种不义之财，从而为希冀发达的士兵树立了某种缥缈的标榜。作为拿枪的人来说，发财的路有两条，第一条是升迁，第二条是抢劫。升迁之路太阻塞了，还没升上去，兴许就成了炮灰，于是乎军阀部队中的抢劫行为就像瘟疫一般弥漫。在士兵的行伍生涯中，由于游民意识的引导和自身发财欲的萌动，一个本来淳朴的农民会干出许多从前他连想也不敢想的暴行。这种职业性的人性异化，虽然也会引起军阀的某种忧虑，担心纪律的松弛会导致约束力的减弱，但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这种狂暴性为他们打仗卖命，许诺攻城之后“自由行动三天”，甚至像林虎部将黄业兴那样，以“你睇（瞧）！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作为攻击命令。

作为下层文化的浅层意识，士兵群的目标系统是原始和粗浅的，但与军阀集团的总目标却是相异甚至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士兵对身属的军事集团是隔膜的，对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冷漠和厌倦的。卢齐之战，“卢氏（卢永祥）军队预发军饷四个月，但士兵多不明此举用意，且不知目前即将发生战事。”这种冷漠麻木在军阀的部队里，非常普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打仗。

三、士兵群的价值体系

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士兵群的价值体系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这一体系由抽象层次和具体层次组成。抽象的道德价值取向是由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转型而来的，特点是忠孝观念的淡化和信义观念的加强。士兵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里、宗族，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出门靠朋友”的信条顺乎自然地发生作用。对平时视他们做牛马的官长，士兵们自然谈不上忠，对双亲的孝也只好体现在省下的薪饷上，只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过信义得以实现。

当然，信义观念在军队中并不是通行无碍的，往往被割裂成亲缘、地缘、教缘、帮缘等小块，只有在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里，信义标准才能贯彻无违。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靠小圈子之间的互助，士兵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顶得住战火的考验。

虽然，士兵群的纵向道德意识忠孝准则被横向的道德联系信义观所冲淡，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彻底消失，只要军阀稍假辞色，好言抚慰，改善一下军需供应，抑制一点军饷的中间折扣，效忠报恩意识就会重现于士兵群，我们在冯玉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里，都能发现这种已经失落了的道德踪迹。

具体的道德价值取向表现为实实在在的雇佣道德。士兵们把过去扛长打短时的雇佣道德搬来军中，像为人佣工一样，视待遇的好坏，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劳足够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军阀每逢攻城夺地的紧要时刻，总要开出赏格，激励士兵向前。换言之，没有重赏，任何攻坚战都玩不了。蒋介石练黄埔新军，说是靠主义打仗，但组织敢死队攻城，还是要升赏格。

这种雇佣道德有一种被养感觉相支撑。正像没有觉悟的农民以为地主养活了他们一样，士兵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识到军阀恰是造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悲惨境地的罪恶渊薮，所以对给他们粮吃的军阀，多少有一点“被养”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战时至少打几枪，平时跟着军阀走，类似奉系军阀郭松龄倒戈时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的论调（因为郭倒的是张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话剧《赵阎王》中的一个老兵教训另一个想跳槽的士兵的话：“上头花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怄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上别处去干，太不懂得恩典啦！”

士兵群这种由被养感支撑的雇佣道德，其情感色彩是非常淡薄的，也不像西方现代社会的雇佣意识包括那么多义务和责任感的成分，但是它毕竟是士兵亚群与整个军阀集团的主要道德联系，只要存在这种联系，军阀就能存在下去。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军阀间竞争的加剧，战争的烈度加剧，死伤率大增，军阀们愈来愈意识到仅仅有这种松散的联系是非常不够了。扩展阅读如此誓词1930年，滇桂军阀交战，云南军阀卢汉率军将南宁包围了三个月，眼看弹尽粮绝，守军连最后一袋黑豆也吃完了，乃下令突围。突围誓词很简单，就是“冲出去找东西吃，否则饿死”。结果突围成功，桂军获胜。◎兵民以食为天。热水壶与凉水壶韩复榘曾说：“近来中国旧道德抛弃不少，新文体则受英美压迫，如装饰则学法人，吃饭则学英人，殊不对！李鸿章到英时，与英人谈到结婚，究竟哪国好。李说，欧洲结婚，如同一开水壶，热度最高，但越久越冷，中国（结婚）如同凉水壶，越久越热，终究是热的。中国离婚是从欧洲学来的，现在离婚案太多。我平素主张，只要年龄不大差，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是国粹好。杨森语录牌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督理，锐意新政，把他所提倡的各项内容，以“杨森说……”式样书写在木牌上，钉在成都的电线杆、街旁树木和墙壁上。诸如：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行为！◎印成册最佳。陈炯明的社会主义1925年10月，陈炯明就任中国致公党总理，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伦理中心、共费目的为三大特色。◎没兵就没有主义了。本使向不吃饭洪宪帝制，云南一声炮响，各省纷纷独立，浙江将军朱瑞逃沪，巡按使屈映光被推为总司令，浙军各师旅长强迫他独立。屈首尾两端，本想两面讨好，不料却遭内外夹攻。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可巧省商会请他赴宴，他随手写了一张条子，回复出去。条子上写着：“本使向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不吃就是不吃。一言抹掉“省界”1918年，唐继尧的势力达到鼎盛，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及陕西、湖北部分地区。是年9月，唐威风凛凛地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由贵州毕节来到重庆。唐所经过街道，商店住户一律关闭不许出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放礼炮二十一响。唐一下车即扬言：“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霸主。要饭也不加入国民党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回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唐一口拒绝，扬言：“我就是穷得要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君子”不党。张天师某报以张勋辫发垂垂，赠以天师徽号。其意盖于大帅两字之上，横加一条小辫子也。张勋闻之，不怒而喜。复辟后，张终日不离宣统左右。议事时，阁员皆以大帅呼之。宣统因戏问张曰：“朕曩闻报纸，见有称卿为张天师者，何所取义？”张告之故。宣统曰：“然则今后朕即呼卿为张天师可乎？”张脱帽叩首曰：“陛下谓臣为天师，臣当称陛下为玉皇大帝。”时梁鼎芬在侧，作谀词曰：“玉皇大帝非张天师保驾不可。”◎都成了神仙了，可惜还是肉眼凡胎。马脸何与牛屎郭何键长一副马脸，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的一位名叫郭牛斯的同学便暗地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何键床头，上面写道：“长子马脸何”。何键一见即写一纸条贴在郭的床头，上面写道：“矮瓜牛屎郭”（郭身体矮胖）。◎入木三分骂亦精。陈树藩的三句妙诀陕西军阀陈树藩认为在他手下做官，第一要有牛马精神，第二要有土匪心肠，第三要有妓女态度。◎军阀写真。一手软一手硬袁世凯一次与张之洞谈练兵，袁世凯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官给完了怎么办？军人不挨炮挨什么四川军阀罗泽洲驭下无道。一次，他的参谋长以他的名义对受伤官兵分别送以金钱物品，以示慰问。罗得知后竟大发雷霆，说：“他们吃我穿我，按月兵饷养他们的妻室儿女，带了伤有啥了不起！”并反问参谋长：“军人不挨炮挨什么？”◎炮灰。三个第一袁世凯麾下干将赵秉钧自诩有三个第一：姓为百家姓第一姓；籍为全国第一县（顺天府大兴县）；身为北洋派第一个总理。◎袁朝无牛。皇后张勋有女，爱之若璧。下属及佣人拍马屁说此女是一品夫人的命。张勋听罢不以为然地拈须微笑说：“谁知道就不是皇后命咧！”复辟失败，张勋躲入荷兰使馆，“皇后”事只好不了了之。◎野心并不太大。德军原来通《孙子》袁世凯一日阅严复进呈的《居仁日览》所译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见德军之胜绩，喟然曰：“德军战略，其通孙子九变之法乎！明计算，谋攻执，先虚后实，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皆阅吾孙武子之兵法。欧洲今日大战，不啻为《孙子十三篇》演用其学说，始于计而终于问，国人万不可数典忘祖也。”◎马失前蹄。兔子不吃窝边草一次山东督军张怀芝传见本省籍候补县知事一百八十余人到团训话，他说：“你们各人有各人掌控的省份，同样的地皮，何以不刮外省而向本省来刮！我年轻当兵的时候拿稳宗旨，不升官便去做强盗，我绝不在本省做强盗，一因于心不忍，二则做强盗发了财，本乡本土知道财的来源，我不能向人夸耀。你们这一批知事真是太不知事了！”◎盗亦有道。佩刀张宗昌与南军作战，大败之后侥幸偷袭获胜，由旅长升为师长。悟出一个道理，即“事到万难需放胆”。他将此七字刻于佩刀，当做铭语以自警自勉。尔后又制造刻有此语的佩刀多件，分赠部下。◎应凑成一联，下联曰：“狗逢急时敢跳墙。”张勋的“三不做”张勋自称有三不做：“我姓张的不做总统，也不做总理和总长。”◎皇帝、宰相、尚书是要做的。偏不买账徐世昌上台，张勋被赦免。当年江西省长戚某曾受恩于张。张勋复辟失败之时戚亦曾通电骂张。今见张勋得赦，遂来电祝贺。张勋把当年戚骂他的电文抄录寄还，且附以十字按语：“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可出一口恶气。口试马鸿宾主政甘肃，组织了一个行政人员训练班，他亲自主持考试，意欲选拔真才。他问：“你当县长对绅士怎样对付？”答：“驾驭。”“怎么驾驭？”答：“像把牲口驾在车辕内的一样。”“不走咋办？”“打。”于是他做结论：“牲口口边有两条掣手，要他向右走，拉外边的掣手；向左走，拉内边的掣手，不走然后再打，方是正当办法。”又问一人：“你当县长，劝农民种什么？”答：“糜谷。”“为什么？”“收成多。”他做结论：“为政不在多种田，主要培养性中田”（即良心道德之意）。◎认真的道德家。减薪山东行政费支绌，督军张怀芝提议官吏减薪，并自动减薪一千元为之倡。大小官员不得不从，一律按八成发薪。秘书把减薪名册呈上去，他动笔把本人减薪一项涂掉。◎钓饵。自己亲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曹锟因与张作霖是亲家，曾一度主张求和，但奉系一再进逼，曹乃下决心要战，遂口授电报一封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秘书要改为文言发拍，曹锟将手一挥说：“不必了，快去发吧！”◎人急了可以看出来。不出门是不逃跑1925年12月，国民军李纪才部曾一度打到洛南城郊的八里洼，而这时张宗昌还在督署与几个妓女饮酒取乐，对此部下多有议论。后张部一战获胜，张十分高兴，马上召集部队训话，说：“这些天，有些军官坏小舅子们给我造谣，说我吓得不敢出督办公署的门。我并不是不敢出门，而且恐怕一出门，这些造谣的王八蛋，又说我是逃跑了，所以我才不出门。”◎会打的不如会说的。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孙传芳提倡“三爱主义”（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但反对当“人民公仆”。他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没有姨太太的有福了。涂总统冯国璋当总统，办事昏聩。一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进府来谢委，冯懒洋洋地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林说：“我久住北京。”冯又问：“你现在做什么事呢？”林答：“塞北关监督发表不久。”冯问得更妙了：“谁叫你做关监督的呢？”林说：“总统的任命。”冯又愕然说：“我几时放你做关监督呢？”林说：“明令发表已有数日。”冯“哦”了一声：“不错，一天我睡午觉，有人拿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这回事吧！”◎万般皆下品，唯有睡觉高。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一、血缘（亲缘）意识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一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军阀的各级官长，几乎都与其各自的首领存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带、同乡、同学、师生等。这些关系都存在着主从、长幼、尊卑的传统伦理关系的等级界线，所有关系都是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气氛中，建造一座首领高踞塔顶的金字塔。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曾这样评论直系的用人：“新陈代谢之旨，独非曹（指曹锟，引者注）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无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直系如此，其他军阀也如此。

效忠是军阀集团维系的要务。集团对首领的效忠程度是决定战时的胜负，平时的势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是军阀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个封闭的宗法小农社会里，家庭、家族关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亲缘关系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血缘（包括亲缘）圈子是他们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圈子里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某种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社会愈是落后，地区愈是封闭，这种关系就愈为人们所看重，因而也就强固。尽管军阀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热兵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但作为传统王朝的嫡传，其前现代的本性使得他们只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确保群体的向心力，成员对首领个人的效忠。所谓“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在他们看来，自家人的保险系数最大，因为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在社会中的定位，是由他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亲缘是人的标签。于是张作霖倚张学良为干城，曹锟以曹锐、曹瑛为心腹，张敬尧有“舜、禹、汤”三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机枪大炮都由侄子杨培元与杨汉忠掌握起来。以上列位“兄弟子侄”还都属于稍有些才干和办事能力之辈，至于军中的闲差如参议、参谋、顾问和军需官之类，则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儿，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酒囊饭袋。以至成为一种风尚，一旦某人在军中混出一点气候，亲戚朋友便蜂拥而至，有时会达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像田中玉这样的一省督军也不得不在报上大登启事，恳望“凡我戚友均请暂勿遄临”。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社会法则就决定了军阀有提携自己家族和戚友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则以效忠和监视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与某军阀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一旦背离了该军阀，那么他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而且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他将不为其他军阀所收留，在军界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人们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这个人的面貌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亲属的地位、面目乃至行为和品貌受到赞誉和谴责。这也许就是除去真正的亲缘情感之外，军阀看重血缘关系的奥秘所在。

二、地缘意识

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任人唯亲固然能够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险系数，然而也容易使集团陷于腐败和低效率之中，毕竟血缘的圈子太小，提供不了更多的人才。军阀毕竟是一种战争集团，内战压力引入的竞争因素和随战争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装备进化，都产生出某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军阀间的战争并不像某些海外学者所讥诮的那样是一种“银洋加烟枪”的军事游戏，尽管非军事性的活动像“银弹”乃至“肉弹”的施用屡见不鲜，但随着历史的推演，战争却愈打愈大，愈打愈认真，从伤亡几十人（直皖战争）到几千人，上万人直至几十万人（蒋、冯、阎中原大战）。飞机、大炮、铁甲车等现代化装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日益扩大的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不是血缘圈所能满足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才需要和忠诚需要的矛盾，两者都出于军阀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战不能存，内部离散亦不能存。只有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方可延续下去。张作霖一向认为军校学生思想复杂，不可靠，只看重“高粱地毕业者”。第一次直奉战争，旧式“高粱地毕业生”的绿林军队一败涂地，少数新派部队倒显出实力。于是开始整军经武，延揽近代军事人才，结果仗虽然打胜了，但新人才附带的新思想又导致军心的离散，来了个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大历史事件，形象地映现出军阀集团维系的危险的两极，军阀唯有在这两极之间踩钢丝，才可苟延残喘，所以说最适合军阀口味的人才，是忠诚型的人才，或者说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体。

地缘意识同样是军阀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传统的农业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化。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其大体相近的语言习俗及生活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容易达到一种较为初步但也是相当根本的情感沟通。军阀正是利用这种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会上下。比起血缘关系来，地缘是一种容域宽得多的圈子，能够较好地满足军阀人才的需求。

对军阀的构成作一点直观的审视就可以知道，奉系军阀从官到兵多为东北人（据说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即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阀的面虽然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而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军官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乡（同省），甚至局限于小同乡（同县）。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湘系军阀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奉军里则有“妈拉巴子是护照，后脑勺子是路条”的说法（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妈拉巴子”和“后脑勺子”均为海城方言）。黔系军阀周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他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做了官，以致乡间连个能写信的人也找不出来④。不仅如此，每个军阀对他们的家乡格外地施惠，张作霖于海城、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都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除了“富贵还乡”炫耀心态而外，恐怕更多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从而使跟随他的同乡们更加死心塌地。

三、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我们讨论军阀问题时所说的业缘，是一种中世纪的业缘，带有很浓重的传统的相互依附色彩，在军阀那里，业缘意识是受到地缘乃至亲缘意识制约的。当然，业缘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像血缘那样自然天定，也不像地缘那样随距自己家乡的远近而定亲疏，而是随着彼此情感层次的不同，分出薄厚轻重，其间差距往往很大，同样的师生、同学，那种简单的名分关系和感情融洽，志趣相投的至交，其亲疏自不可同日而语。

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其始作俑者为段祺瑞，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均为名义或实际上的总办，所以凡北洋系统各学堂出身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皖系主要是由跟他关系较长的学生构成的松散联盟。如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马良、郑士琦等均是他在小站时代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相形之下，地缘色彩反倒要淡化得多，20个皖系主要成员中，只有8个是安徽人。这一点，袁世凯反倒要跟他学步，在眼看要控制不了局面的时候搞了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并插手保定军校，可惜为时已晚。此后，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定式。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由首领兼任军事教育部门的主官，一方面满足其军事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造就一支由门生为骨干的军队。最成功的是蒋介石，凡国民党的各种军事学校，他都是校长，嫡系部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凡黄埔出身之人，均可以称他为校长，以示亲厚。

亲手培植和提拔的部下也是一种业缘关系，像曹锟与吴佩孚，吴佩孚与张福来、肖耀南等人，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等均属此类。这是一种准父子式的封建关系，如袁世凯所谓“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禄，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赏罚升迁均用一种家庭式的亲昵方式，张福来贵为督军，见了吴佩孚却像个小媳妇，韩复榘身为方面主帅，犯了错还要罚跪。张作霖对部下讲话，张口就是：“你们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干”。走到哪儿都带着马桶的王怀庆，对部下常无故打骂，“视其能否贴然接受，有无怨言，借此考验其是否‘忠诚’，然后决定升迁”。甘肃军阀陆洪涛说：“我所擢用者，皆随吾多年老人，其性情我所深知，喜怒笑骂由我，将来不致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这种师义相结，父子相待的关系，就是要达到使部属“喜怒笑骂由我”的麻木愚忠的境地，建立起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换金兰谱的结拜关系，也是军阀业缘关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如奉系军阀旧派的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之辈与张作霖的关系，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的关系均属此等。所谓结义兄弟，是一种由家族关系仿型的社会关系，军阀利用结拜的形式，为的是人为地制造广泛一些的“自家人”从而强化彼此的联系，或者在诸军阀之间，制造某种结盟气氛，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外，像曹瑛由于爱在妓院鬼混，因此他的二十六师军官半数以上由妓院的杂役充任，虽说人称“茶壶队”，但从对他个人效忠的角度，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业缘”。因为，这种茶壶，换个地方，绝对没有人用。

事实上，军阀往往采用多重关系重合的方法加强部属与自身的联系，同乡加师生再结以恩义以及联姻和结拜，总之尽量用最多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绳索，把部属束在自己的战车上，关系的绳索越多，凝聚力就越强。

对于军阀来说，大费周折编织关系网络的苦心在于解决忠诚和人才需求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却不能不日益陷在提高素质和当心反叛的自身悖论中无法自拔，从而永远无法迈出传统思维的门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扩展阅读借材某日，韩复榘审问四个土匪，见其中一匪身材魁伟，遂动“借材”之念，问明其家世后，遂令补入特务队为队员。后审的三个土匪见状，也要求一职，但韩发怒说：“岂有此理，哪有许多官给你们做，拉出去枪毙！”◎患不均。口衔天宪一次马鸿逵逮捕了六个县长。把六个人的名字印在纸单上，召集省级机关公务人员，各发一张，由大家投票决定谁该枪毙，谁不该枪毙。同意枪毙的，在名字上画一个圈。一职员在名单上写“按法律处理”，未圈任何人，马鸿逵当场大骂一顿，并说：“我的话不是法律！？”另一职员把六个人都圈了，马当场大加表扬，说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奖银一千元。◎余风犹存。大辫顶车票尝有西人自津浦路南下，见兵士二人据头等座，旁若无人。询以有头等国票否？兵士岸然答曰：“有！”乃举其脑后大辫。原来是张勋的辫子兵。大辫坐车可顶车票，买东西当钱票，入戏院则顶戏票。◎为今日有“辫特权”者戒。打滚督战韩复榘某次与奉军战，不利，屡次冲锋都被击退。韩见状大急，卧地打滚说：“我们现在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然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他这么一闹，居然奏效，终于突破奉军阵地。◎跟泼妇学的。王嘀咕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号王嘀咕，批阅电文处理公务都得与幕僚商量来商量去，嘀咕个够才行，然后由幕僚们拟出草稿，王占元亲自誊出。◎一般人背后才这样干。倒底是谁的夫人冯国璋做总统不久，他的续弦周夫人病死。冯大事治丧，请状元公夏同龢点主，题曰：“大总统周夫人之灵位。”有人挑剔道：大总统之上少了一个“今”字，中华民国已经有好几位大总统了，现在还活着的就有孙大总统和黎大总统，究竟是哪一位大总统的夫人呢？冯知道了有点不高兴，可按传统说法，主位不可重写，也只好将就了。◎乱点鸳鸯谱。好消息1941年，马鸿逵拟以168师502团团长马万荣升骑兵二旅旅长。一次在新城集训部队，借故将马万荣重打一顿。当时全场纷传“好消息”，马万荣亦深知其中奥妙，不仅毫无悲怨表现，还立即向马鸿逵写了悔过书。不久，马万荣即在骑兵二旅的旅长位上高坐。◎苦了屁股乐了颜。鄙人同意讨袁战争打响，广西陆荣廷派将领陆裕光、马济、黄自新将假道入滇的龙觐光包围。黄自新写信让龙觐光写信劝他弟弟广东将军龙济光独立。龙觐光开始为难，后觉孤立无援，只好就范，援笔在黄自新的来信背页写上“鄙人同意”四字。黄自新接信后，以为这四字说的是“卑鄙的人才同意”，遂要开战，后经人解释才知龙已屈服。◎为掉文者戒。一妇人1913年9月，袁世凯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续弦夫人。周嫁冯后，将冯的一举一动均通过婢女密报袁世凯。袁死前曾感慨道：“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一手提拔，事到今日，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还是女人好，醇酒妇人，君得其一。偷马陆荣廷落草为寇，一次广西提督苏元春新上任，陆决定给他个下马威，于是只身潜入督署的马厩，想盗走苏的坐骑，不料正在跨上马背的时候被预伏的清军抓获，苏元春亲自审他，问：“你这小子胆大包天，为何不偷别人的马，偏要偷提督的马？”陆答：“别人只有一匹马，偷去他的，便再也没有马了；提督老爷有马论帮，我偷了一匹，你还有大把马呀！老爷海量无边，为了一匹马就这么着紧，岂不有失大人体面！”苏元春听了，觉得有理，就把他放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效童子军直系军阀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意欲在服装上与别人不同，故特意效法国外童子军服装之样式，制成联军制服。在百姓呼之曰：“大帽子兵”。◎谁不愿意戴大帽子？半死人韩复榘统治山东，特别注重官吏的身体素质，他说，公务员光有学问而无体力，等于话匣子无线电，有声音不能动。没有好身体就是“半死人”，不能做公务员。因此他常去各处点验官吏，遇有身患疾病或年老体衰者，当即撤裁。◎棒小伙看着顺眼。卦摊萨镇冰当福建省长时，他有位远房表弟沈正怡靠看命卜卦度日，生意十分清淡。一日，听说表兄萨镇冰当了省长，心中不禁暗喜：“我何不如此这般，不愁没钱买米了！”于是他到省府大门的斜对面租下一个小小的店面，这店面小到只能摆下一张桌子。他写了一副特别大、特别显眼的对联，上联是“现任省长表弟”，下联是“古今显相名家”，横批是“包汝显贵”。一时门庭若市。◎挣钱有道。韩青天韩复榘爱审案，尤爱听人喊他“韩青天”，一次公安局从南城根街抓来一个抽大烟的老太婆。韩审到这一案时，这老妇走路哆哆嗦嗦，边走边念叨：“都说韩主席是青天，俺也没见过，这一回，俺可要看看俺那青天。”韩闻言暗喜，就对司法科长说：“她那么大年纪了，还抓她干什么？把烟枪给她送回去！”结果这老妇不但没受罚，反而从此公开抽大烟。◎一拍就忘形。白瞎了猎狗广西军阀陆荣廷嗜狗肉。有次法国领事闻其好狗，特地从巴黎弄来一条上好的猎狗相送。过几天，该领事再到他家，问狗好不好，陆答：“好是好，可惜皮子厚了一点。”法领不解。过后有人告诉他，他的猎狗已经让陆吃了。◎只便宜了肚子。一骂便发财湖北军阀王占元手下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在不同王见面时，生活极阔绰，衣着首饰金碧辉煌。他在课里办公，如忽听督军传唤，便手忙脚乱地更换破旧服装去见王。有时一件文稿经王一批，魏便能有不少好处。故而王未免肉痛，但不批又不行，所以往往先将文稿掷之于地，破口大骂。魏立一旁，极其恭顺地听王詈骂。待王骂够了，乃将文稿拾起，央求王批，王批完余怒不息：“你小子拿去办罢，发财去罢！”◎肉痛极了！假《顺天时报》袁家父子欲恢复帝制，儿子比老子更急。老子担心外国舆论，每日留心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袁克定就印出假《顺天时报》来，每日呈进，内容自然是一致赞同帝制。待到西洋镜被戳破，大势已去矣。◎有复印机就更好了。

第四章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一、施恩能力意识

军阀出于阶级本能，要满足自己蓄财过穷奢极欲生活的需要，还要适当地填一填手下各级军官性质相同的胃口，对于最下层的士兵，至少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前提是他们要有收入，具备相当的施恩能力。军阀占地愈广，地面愈富庶，搜刮的技巧愈多，施恩能力也就愈大，不仅可以维持部下不溃散，还可以引诱敌方的叛归，当然也有像张敬尧那样拥有两千万私财却不肯拿出厘毫维持部队的极端例子。但一般说来，军阀只要是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持这种施恩能力，不能将所有的金钱都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尽管不少军阀成千上万地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留好到外国租界当寓公的后路，但敛钱维持和扩大施恩能力一直是军阀意识中的主导成分。还有更多的军阀，其实不爱钱，甚至没有私蓄，但对于军队的给养倒十分在意。毕竟军队是军阀最大的私产，没有了军队，军阀的个人生命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纵然是下野的军阀，真正甘于寂寞的也没有几个。

保持施恩能力意味着对所属地盘的拼命搜刮，甚至对路过和暂驻的地方也要大捞一笔，好一点是自行收税、摊派，差一些的干脆有计划地纵兵劫掠。南北方的各种客军，可以截留路款乃到截夺盐税和关税。对县以下（包括县）的每级政府组织，多数军阀几乎不做更动，为的是保存这个系统以便于征粮征税。有些军阀即使做了某些改革，也无非是使县级以下的各级政府纯粹成了一架税收的机器，征收局成了县政府的中心部门，“局长往往由县长兼任，县长为地方行政长官，事繁责重，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惟催粮是务；降而至于团总、团正、甲长，亦莫不困于催科”。当然说官老爷们“困于催科”，确乎委屈了他们，应该改为“乐于催科”才是。机构改革规模最大的“模范省”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实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军阀几乎个个都是“阿堵物”的疯狂欲兽，只要眼前拿到了钱，哪管他身后洪水，地方糜烂。为害甚烈的包税制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直肆虐不已，商旅切齿的厘金制，蒋记国民政府嚷了七八年才姗姗逝去。就连号称“不扰民真爱民”的冯玉祥部，也照样“向民家要粮要草，催税加捐”，打起仗来也“向人民要车要马”。甚至各派军阀争夺对空头的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可视之为一种经济行为，因为把持了北京政府不但可以分润到若干帝国主义控制的关余和盐余，更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借款，和发行大规模公债。

不管怎么说，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悬起施恩的诱饵吊着部下军官们的胃口，也可以维持士兵们的雇佣道德，也就是说，养得起人，买得起武器。

二、施恩手段意识

单单有了钱，如果撒出去的方式不对，那也同样达不到施恩与感恩的联动效应。军阀一般来说是在“赏”的背后添上一个“罚”字，作成一道正反合题，论起“罚”，或者是让受罚者受些经济损失（降职撤差），或者干脆让他们吃饭的家伙搬家。所谓利的诱惑力的威慑，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没有利，不成其为恩，去掉罚，人则有恩不知感，袁世凯说得明白，“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所谓恩威并施一拉一打的两手。因个人的情况乃至秉性风格的不同，各有所偏重，在很多情况下，恩威并施，往往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有恩无威，有赏而无罚。袁世凯就对恩赏有偏好，北洋军中，军官虽干犯军纪，只要对他袁官保没有二心，袁世凯就“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在袁身为满清大员的时候，其褒奖折片就特别多，几乎月月皆有，甚至一日几递，有一二人的单折单片，更有数十人上百人的成批奏奖，随着袁世凯的官升，其褒奖名单也日见其长，1907年7月，他以办理日俄战争“中立”为由，一次奏褒284人。反正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何乐不为。鼎革后，他一个又一个地让他的爱将出任方面重帅，满足他们刮地皮的特别嗜好，对于士兵，除了给予优于其他军队的饷银外，还在军营饭厅里挂着他的画像，营房里供着他的长生牌位，编出“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活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一类的歌谣让士兵熟背，从而在士兵心目中树立起他这个“衣食父母”的形象。

段祺瑞比他的主公还要过分，在他的字典里，施恩手段只剩下了利诱一项内容，所谓“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他一手编练的作为皖系主力的参战军，如果说还有一点精神教育的话，也充斥着升官发财的蛊惑。他曾手指着靳云鹏（时为北洋政府总理，参战军督练）对士兵们说：“你们看靳督练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当到了国务总理。”他对士兵的训词也是“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计”之类。以为这种功名利禄的诱惑再加上物质待遇的优厚，就可以使部下具有他某个部将所说的“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那种狗式的忠诚。显然，有恩无威，有赏无罚的治理方式，固然可以赢得宽厚之名，但在凝聚效果上，却不怎么样，钱多待遇好的皖系，根本打不过钱少待遇差的直系。

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比较干脆，他给部下描绘的是一幅从排长升连长，从连长升营长、团长的赤裸裸的升官图，还说什么“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除了“我的太太不能送给你们之外”，其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什么”。然而对待郭松龄这样的叛将，也会在枪毙之后暴尸三日以示惩戒。

阎锡山则做得比较巧妙，他在太原为各镇守使、旅团长、道尹大修洋房，安家置业，既享优礼之名，又有羁縻之实（家眷为质）。

总的说来，尽管军阀的施恩手段各有特点，但却存在着很明显的姑息倾向，优容者多，惩戒时少，这种倾向在历史上的任何军阀时代都曾存在过，它与骄兵奢将的风尚互为表里，成为军阀现象的一种特色，也是军阀最终难到成气候的根本原因。

三、施恩的界线

尽管有人把军阀的军队斥为“兽军”，然而这些军队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军阀首领面对着并非一群只认得鞭子和肉的马戏团狮子，而是一些具有精神和思想能力的“社会动物”。五代唐明宗父子两代罄库赏赐军士，却连遭背弃的悲惨故事，在历史车轮多转了千把年之后依然会重演。尽管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肥缺都分给了他的高级部属，任他们大发其财，可多年霸踞债券发行局局长美差的旅长蓝文彬虽说钱多得烧手，但照旧要起兵反叛。直皖战争，皖系各军战前各发四个月的饷，而且“段氏以为如此暑天，令人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是非优厚劳军，不足以固其心。因于各营开拔之旨，每军十八人，赏酒席一桌，每桌价洋十元，每日每人随站送发汽水一瓶，面包点心亦随时供给”。可是这些吃饱喝足的皖军却连一场像样的仗也没有打就稀里哗啦地败了阵。

对于军官来说，以金钱权位固其心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施恩者所期待的作用，但这种赤裸裸交易所激起的贪欲心膨胀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却在一定时机会使施恩的努力走向反面，由微弱的恩义效果变为欲壑难填的怨望之情。给得越多，抱怨越大，并非是一种神话。对于士兵来说，单纯的物质利诱并不足以让他们甘心为与自身关系淡漠的军阀卖命拼死。对于这些出身农民的人来说，有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待遇的优厚与否，而在于分配方式的均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夫子论道，再恰当不过地道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心态，而军阀军队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无论如何顺应不了这种农民的均平心愿。

最后，从根上讲，有钱才能养兵，有土地才能有钱，而割据又需有兵。战争的破坏消耗殆竭了财源，而维持下去的办法又只有靠战争以扩大领地，战争的升级使农村的破产加速，进一步破坏了军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使战火未能波及，因战费的加增而导致的搜刮过度，也一样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奉系军阀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了对手，但一向富庶的东北却陷入了经济破产的困境，以致奉系的理财能手王永江不得不呼吁罢兵息战，在所请不遂的情况下辞职不干。这种灾难性的恶性循环是军阀所不能也无法摆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施恩意识无非是一种自杀意识。

正是鉴于施恩的这种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愈来愈把注意力投放到集团的精神控制方面，竭力建立起一种维系道德体系。这种努力因军阀中各自所处的环境、地位及出身和个人秉赋的差异，导致各自的维系体系呈现出迥异的色彩。扩展阅读膳房主任澡堂子扦脚出身的李彦青，是曹锟的男宠和第一号佞臣。李彦青的父亲曾在张志潭的家里当厨师。张志潭是北洋政客，曾任段祺瑞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督办参战处机要秘书”、靳云鹏内阁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等职。李彦青的父亲将他主人的所有显赫职衔，统统印上自己的名片，而在其下添印四个小字：“膳房主任”。北京宦海人物便称他为“李主任”而不名。◎今天印名片者好好学学。五龙四川民间传说，以刘文辉防地多，钱多，称为金龙。刘湘因争防地以侄犯叔（二刘大战，刘文辉本刘湘堂叔），称为孽龙。邓锡侯诨号水晶猴子，称为水龙。田颂尧绰号冬瓜，傻头傻脑，瓜气十足，称为闷龙。杨森自己无防地，到处乱挤，称为滚龙。◎龙多旱。没收怀表1947年秋，白崇禧到宁夏视察，马鸿逵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并请白检阅队伍。白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并向每人赠一块带链子的大怀表，表后壳上镶有白的照片。白走后，马把这些团长狠狠骂了一顿，说白存心不良，勒令没收怀表。◎可以开个表店了。“袁太子”哄“段总长”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与段祺瑞不睦。袁世凯成立模范团，意欲袁克定主之，段持异议，认为袁克定形骸不全，有损军仪。袁世凯不得已自任之，随后仍令袁克定主持其事。段祺瑞随即辞职去西山养病。袁克定乘其来向袁世凯辞行之际，率袁氏弟子于中南海居仁堂附近，向段祺瑞群起而哄骂：“穷秀才！”“段歪鼻子！”段愤极，拂袖出。◎家奴不比家子。赏残花1936年，韩复榘闻说当年的名妓赛金花在北平流落不偶，穷困潦倒，乃资助国币一百元，寄由北平国文学校转交。旋接赛金花谢函，略谓：“赛花老矣，谁堪顾问？蒙赏洋百元，不胜铭感，谨呈七绝一章，以申谢忱：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此事韩令公开见报。◎遥想当年风韵。粪战张宗昌在山东设立“舍汁行”实行大粪专卖后，一班老妈和佣妇甚为愤恨。因为此等权利素归她们所有，一旦改为官卖，她们损失不小。乃集结数十人与张宗昌的粪夫为难，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粪战”。一时尿屎横流，臭气熏天。张宗昌闻变大怒，特派军警前往弹压，粪战始停。◎应载入军事史战例篇。面熟韩复榘部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是个典型的老粗。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弄不清。有一次，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名片，便问：“这是谁来找咱啊？”卫兵答道：“这是师长自己的名片。”谷道：“噢，怪不得挺面熟的呢！”◎拿错了名片怎么办？雪耻有术一次张宗昌在徐州，其母随其赴宴。席上有鲜荔枝，张母不知如何吃法，即将荔枝连壳吞下，致当众出丑，传为笑谈。张宗昌见状第二日也大开宴席，将前次宴会的主客统统招来，特嘱厨师专制荔枝状糖果奉上，几可乱真。进食时，张母从容自若，仍囫囵吞食。席间客人因不知里就，反而欲剥壳而后食——遂雪前耻。◎大孝之人能行大孝之事，不愧效（孝）坤。三变化身四川军阀邓锡侯属下陈书农部，受刘文辉接济，但在二刘大战中却攻击刘文辉。人称陈书农是三变化身——拿刘家的钱，做邓家的官，打刘家的脸。◎军阀都有孙猴子手段，岂止三变。吃白食曹锟绰号曹三傻子，喜欢酒肉也好女色，但他未发迹时阮囊羞涩，无法满足他的酒肉欲，于是他想了一办法，一到中午晚晌，大小饭馆上座的时刻，他便逡巡于酒楼饭肆的门口，一遇上相熟的人往里走，他赶紧跟着进去，不声不响，坐下便大吃大喝，吃得酒足饭饱，然后一抹嘴巴，扬长而去。几次三番而后，曹三傻子吃白食的名声不胫而走，但凡认识曹的人，进饭店都要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清了没有曹三傻子的踪影，这才进门。◎傻子不傻，今日蹭饭者看仔细。张仙法术不灵张学良秘密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杨家人半夜仍不见杨宇霆回来，乃要杨宇霆平时依重的术士张仙用法术探听杨的行止。张仙作法之后，告诉杨家人说，他已经派了天兵天将去看过，杨正在大帅府打麻将，可能要打通宵。杨家人深信不疑，安然入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两面称呼谭延闿以湖南省省长兼署督军。由于谭非北洋派人物，所以为段祺瑞所不喜。段内阁在文电上从来不称谭“督军”，而只称“省长”，暗示谭兼署督军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恰恰相反，谭虽是翰林出身的文人，却不喜属员称他为省长。因此，在北京来文上，一色都是“谭省长”的称呼，而在湖南省境以内，却又只有“谭督军”这个称呼。◎婆婆兼媳妇。讨吉利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派王怀庆为北二军总司令，出冷口，经朝阳，趋义县、锦州。王怀庆事先特地选定了农历八月十九这个据说宜于出征的黄道吉日，并且选定经由德胜门出城，取其得胜凯旋的意思。到火车站登车时，由事先特地物色来的一个名叫王得胜的军官跑步向前，高声大喊：“王得胜迎接将军！”王即挥手微笑，登车出发。◎结果还败了，真丢人。抗议城隍新疆军阀杨增新的一名译电员忽然三番五次地要自杀，说是迪化城的城隍爷要他去。杨增新于是给城隍写了一纸抗议书，派人送到城隍庙里宣读焚化。后来这名译电员还是吊死在城墙上。大概是译电员掌握的机密太多，行动又受限制，以致精神失常。◎抗议错了。上帝庙新疆军阀杨增新在乌鲁木齐东门里修筑了一所庙宇，命名为“上帝庙”，庙里正殿正供着一个木牌位，上面有他手书的上帝字样，配享是孔夫子。每当新官上任之前，总要到上帝庙里来参拜，作出奉公守法的誓言。杨增新说，人欲是难填的，而宗教神佛在官吏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控制作用，现在唯有用上帝激发官吏们的“天良”，做事做人不超越“本分”，略补刑罚不足。◎此上帝是哪家的？考核陆荣廷每次考核军官，先将欲考核者招来饮宴，暗中在桌上放一个大纸炮，酒过数巡，陆举杯敬酒，大家一齐举杯，就在这时，预先布置好的侍者将炮点燃，忽然轰隆一声，凡杯落者落选，面不改色、杯盏在握者给他带兵升官。◎刘备来了准落选。

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树铮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带有适合军阀现实的特点，因而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其理论形态也较为完备，故笔者以吴佩孚作为主要对象展开评述。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人手”。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年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传统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害得同为曹锟系统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对他十分头痛。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这样一种“新”的霉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1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在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总而言之，吴佩孚的孝不是孝养双亲，而是让人听他的话，为他卖命，至于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听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儒家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变得不值钱起来，在“世风日下”儒家道德贬值的时代，吴佩孚的努力，无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

其三，“武神崇拜”。

军阀是一种以杀人为业的军事集团。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传统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诸神谱，还是民间的封神榜，都没有武神的名目。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又“岳武穆曾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他并没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枪干过。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己，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自以为是的“顺逆论”。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炮制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真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么口号时髦他喊什么，什么主张得人心他就主张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在一群文人的襄助下，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望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诚然，吴佩孚所为，有其民族主义的气节在，说明其人确有爱国之心，对推动五四运动，也有正面的效用，但一个武人之所以大肆张扬，也不能说没有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长时间的这种“正义、爱国”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种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为就是“顺”的象征，长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恋之中，从而认为部下理所应当地对他“绝对服从，奉命惟谨”，亦不在乎这种“顺逆论”对他所主张的无条件效忠论的冲击。军阀的自我映象，与别人对他的映象永远没有办法叠合，对于吴佩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据说到了山穷水尽、困居北京小胡同时，吴佩孚还在天天高嚷“吴有办法”。一旦顺逆论这种两刃利器伤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齿地怪人家非要失节和去顺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论上的荒谬和逻辑上的不通，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体用分明，主辅合一，万事大吉。

二、吴佩孚权术型的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的两面，作为传统统治者的嫡子，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点气候的传统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意儿，也是相当纯熟与自如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尽管从袁世凯到吴佩孚都在鼓吹服从敬上的传统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在北洋统治初期，经常出现一旦某师长升任一省督军，就被部下架空的现象。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老套新版，让每个半独立的单元足够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前者的好处是反叛或者架空长官比较难，但影响行动效率。后者则控制力稍弱，但行动效率较高。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头上高悬不信任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却偏要以对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吴佩孚也可算是机关算尽。

其二，“形象”吸引。

军阀都力图在自己的军队中制造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但这种崇拜气氛却不多见。还有几个小军阀，在部队里推行自己的像章，但效果不佳。直系军阀内部，的的确确一度存在过对吴佩孚的迷信和崇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养的形象吸引所致。在军阀之林中，吴佩孚也许是最注意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既喜欢与报界接触，又善于为自己制造神话，敢言，善言，更善于抓住话题，制造轰动。加上他确实具有的相当才干和接二连三的好机遇，使他获得了“常胜将军”和“爱国将军”的美名。甚至一度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鲜明的个性和别出心裁的为人，使得凡属他的部下都对他有某种莫名的敬畏。总而言之，吴佩孚这个人一度竟罩上了一层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

首先，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忠贞不贰”的形象，尽管对曹锟有诸多不满，他也有能力和实力取而代之，但他还是“终身事曹不贰”，这种所谓经过“时代考验”的愚忠，与其说是对曹个人的感恩戴德，倒不如说是为给部下树立一个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说法“纲者，表率也”，君为臣纲，就是要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为昏聩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锐为首的保派、津派无赖的诸多闲气，也许就是要留下一个作表率的机会，扮演这样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京剧脸谱：红色意味着忠勇）。

其次，吴佩孚在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里，着意把自己装扮成清廉公正的样子。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为了标榜自己爱国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的五大自律，尽管实质上是一种表面文章，但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认为他不像其他军阀“非特西洋黄发碧眼儿似不能维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赋不同所见亦异，率能贯彻主张，为东方民族稍留骨气，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然而像陶菊隐先生评论的那样：吴佩孚“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而且，在北伐军进逼武汉之际，吴佩孚也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的确，吴佩孚失败后也没进过租界，甚至在外国人竭力邀请下也没改变初衷，但这并非他真的“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一来他还想着卷土重来，所以一时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脸皮，二来也有许多军阀为他提供了庇护所，他还没到那个非去不可的境地。吴佩孚也确实不为自己敛钱，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军队就是他的最大财产，他的赌注全都压在枪杆子上，有了钱全用于养兵、护军、练兵，因为他知道，军阀一旦没了军队，生命也随即失去意义。这一点，说明他在军阀之林中确有高人一筹的见识，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军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吴佩孚制造的这种“形象”或“气质”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显的，甚至连倒戈背叛他之后的胡景翼都认为：“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

其三，纪律约束。

吴佩孚多年的行伍经历告诉他，控制部队不仅要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还要有外在的纪律约束。对军队无纪律行为的鼓励与纵容，虽然一时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却容易导致部队的涣散，以致完全失去掌握。如张勋二次革命时攻人南京，打了胜仗点起名来士兵却少了很多，原来士兵们抢劫够了就开小差回家去了。吴佩孚当第三师师长时，接掌的是一支有着北京兵变烧杀劫掠臭名的部队，因此他特别注意挽回声誉，格外加强纪律。据说吴的第三师在湘南时，有一士兵人娼家抢一水烟筒而被枪决，其部队驻地尚有人办喜事。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也说，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可见其军队纪律在军阀中尚算是好的。

吴佩孚严肃军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让士兵和军官到城市去，怕他们做赌博和其他坏事而忘掉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否则就会损害战斗力。而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干脆把部队与花花世界隔开。当然，吴佩孚也许更担心的是军队受民主、自由空气的熏染，以至于对城市学生入伍都加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佩孚军纪的作用是一层不透风不透雨的隔绝布，有这块大苫布的遮盖，不仅挡住了城里的奢靡风，更挡住了欧风美雨的侵袭，从而使军队保持农民式的淳朴和愚昧，以便于控制和欺骗，这正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机谋权变。

吴佩孚对行诈术以收买人心是颇为醉心的，有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点。有一次吴佩孚在布置任务，忽然觉得有点饿了，左右随从劝他吃饭，不料他却陡然变脸厉声喝道：“诸弟兄都没吃饭，我吴某怎么能一个人独食呢？”左右马屁拍到了腿上，讨了个没趣不做声了。可不一会儿，一个士兵拿来饼干和茶水，吴佩孚却坦然地一个人“独食”起来。这种刘备摔孩子的把戏虽然干得挺拙劣，却也可以从中窥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诈术之一斑。

吴佩孚从来不让他的部下敛财，因为他深谙“饥则附，饱则飏”的道理，如果部下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就不会再为他卖命拼死，至于士兵更是如此，因为“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不可穷，穷则生怨”，务必使他们保持某种半饱半饥的状态，才能驱使如臂。

吴佩孚与部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他最亲信的谋士白坚武也常常摸不准他的脉搏，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或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另一方面增加他的神秘感。

1926年末，当他的大将靳云鹏两次意欲违背他的意图反奉联冯时，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当靳放松警惕，吴就突如其来地解除其兵权，使靳没有机会举兵反叛。吴佩孚还惯用让部下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的手法，如让王维城去牵制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锟身边让津、保两派互斗，以便他从中渔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让王承斌以督战为名监视冯玉祥，又让胡景翼蹑其后以防备之。在冯玉祥没有倒戈之前，吴佩孚明明知道冯有才干，但却担心控制不了，常常故意在冯面前装神弄鬼，令冯哭笑不得，最终令冯下决心离开。也可以说，吴的喜爱权术，最终害了他。

套用一句吴佩孚的名言，我们可凝缩出吴佩孚传统型维系意识的全貌，这就是：以传统道德为体，传统权术为用。扩展阅读“赤化”与蚩尤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讨“赤”。吴佩孚宣称今日之赤化党即古代蚩尤的绪余，因为蚩与赤同音云云。◎文字学家会跟他拼命的。“吴”有办法吴佩孚晚年困居北平，自大秉性不改。他常说：“人家说‘无’有办法，而我则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我的潜势力大得很呀！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就可大军云集。”◎幸亏姓吴。绅士与流氓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认为，吴佩孚的失败是由于过分依赖英美所致，他曾说：“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帮助你。”◎光脚的打得过穿鞋的。厚脸皮1922年，梁士诒内阁上台，吴佩孚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地发电切责。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曌檄》。尽管吴佩孚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国相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当到总理，脸皮不厚怎行？效“庞统”吴佩孚喜欢卖弄聪明，常效《三国演义》中的庞统——手中批文，口中发落，耳中听词。故常一面会客谈论问题，一面批阅文件处理公事，结果却常常出错。◎尽信书不如无书。看戏先拜天帝1927年，吴佩孚败入四川，逢吴生辰，四川军阀范绍增特在重庆请来戏班，为之演戏三天以祝寿。每晨演戏前，吴必袍服冠带，先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到彩棚观戏。◎装蒜！没进展好1931年，空头大帅吴佩孚被人从四川挤了出来，进入甘肃，途经文县时，地方士绅及官员前来迎接。宾主坐定之后，吴问该县的教育局长，这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局长说，这地方偏僻，文化不发达，小学虽有数十处，但只徒具形式，很难有进展。吴道：“难进展还好，如果好进展，就坏了。”因为“现在的教育是男盗女娼的教育，男校里讲共产，女校里讲恋爱，这样的教育要它进展作甚？”◎武人偏爱孔夫子。张吴戏谑“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由日归国，旋之寓居北平，与吴佩孚有往还。一次，在铁狮子胡同寓所，张、吴对饮。酒酣，张谓吴曰：“大帅威镇华夏，忠义正直，可以关公等同，且亦排行第二。小子愿执鞭侍卫，追随周仓。”吴笑曰：“周将军也有阁下如许之姬妾乎？”◎吴大帅嫉妒了！烂羊头1926年，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攻下国民军占领的南口。吴拟了一个名单，由杜锡珪代理内阁名义加封参战有功将领。不料张学良受加封后却通电表示拒绝，并轻藐地说：“承水军头（杜原为海军总司令，此时以海军总长代内阁总理）之命，腐烂羊头之赏。”结果奉系将领一股脑却封，只剩下直系将领受封了，弄得吴佩孚哭笑不得。◎晒台。“军阀”解有人问吴佩孚“军阀”二字的意义，吴说：“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并口占一绝云：豪气清澄照九天，春夏秋冬情怡然。敢云色相曾参透，却信军阀有无边。◎正名与平反。吓唬

湖南唐生智赶走赵恒惕，与南方国民政府的联系日有不稳的趋向。这时吴佩孚接见了唐的代表欧阳任。吴拔出毛笔在纸中间写出一个“兵”字，画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上方，然后写了一个“北”字说：“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下方，写了一个“南”字，说：“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唬人的总有市场。宣誓就职

1926年吴佩孚与奉系联合讨冯（玉祥），在保定宣誓就“讨贼军”总司令。仪式搞得古香古色，礼堂上大摆香案，祭奠关岳两位武圣人，焚烧黄表。吴佩孚带头行叩头大礼，于是自吴以下的将领也都随着吴佩孚，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吴佩孚看见黄表燃烧得很旺，满面笑容地对左右说：“黄表烧得这样旺，可见我们一定旗开得胜了。”◎可能加煤油了。卜友

张其锽与谭延闿为同榜进士，曾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落难时也曾在北京摆过算命摊子，所以当张受谭支使派往吴部接洽时，二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张其锽遂一直跟随吴佩孚到死。◎知音难得。关门大帅

1932年，吴佩孚片甲不存，连卫队也被小军阀趁火打劫弄走了。张学良派专车将之迎到北平，每月给四千元生活费。吴住在什锦花园，把住处当成“大帅行辕”，照端他“孚威上将军”的架子，有参谋长、秘书长，还设有八大处，如军需处、承启处等，所有僚属每人每月生活费一律八元，关门大帅做得像模像样。◎当今小皇帝们都是关门大帅。一缸清水

1923年4月22日，值吴佩孚五十岁生日，各地军阀送礼如云，陕西军阀刘镇华破费最大，他送了吴佩孚许多金银古董，还有八十余把万民伞。冯玉祥也送来寿礼，不过只是一缸清水，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吴佩孚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如何。◎切不可把古人格言当真！访客名片一提箱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声名大振，驻地洛阳一时门庭若市，各方要人、名人朝圣似的涌向洛阳。上至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蒙古王公，下至各类政客、议员、商绅，往往一天要接待二三十人。仅一年，各方来客的各片就装满了一尺见方的一手提箱。◎墙上草，随风倒。赛马与拍马

四川军阀杨森，1922年在川中被击败后，出川来到洛阳，请求吴佩孚的援助。杨森以偶然机会，参与吴佩孚和部下的赛马。吴本人善骑，并有意炫耀他的乘马本领，赛时，吴一马当先，众马只落得远远吃灰的份儿。而杨森精于骑术，始终保持在吴马左侧的半马身后，既不落后，又不越出吴的马首，大得吴佩孚的欢心。◎骑马拍马，马屁经又出新喜。死不认输

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四面楚歌，还写了一张条子让人带给冯玉祥，上书：“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贵部善后事宜，由兄负责。此致焕音弟，兄吴佩孚。”◎倒驴不倒架。慢慢地有法子先生

日俄战争期间，身为中尉的吴佩孚被袁世凯派去和日本情报机关一起搞情报。日本情报官有句口头禅，遇到事儿就问：“这件事，你有法子没有？”问到别人头上，只要能推，谁肯揽事？几乎人人都答以：“没法子。”唯独吴佩孚，他的答案倘不是“有”，他便告以：“慢慢地想想看。”所以日本人称他：“慢慢地有法子先生。”◎逞能，好在此项公干，他混出一枚勋章、一匹马和一个媳妇。英文源于中国

吴佩孚路过广安，在县立中学讲演，说：“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未有文字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又谓：“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河图洛书。”◎幸亏他只是秀才，要是举人就该送精神病医院了。能上能下

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即督军郑士琦，兼第五师之长）通电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按住枪杆子不放。又可美其名曰：能上能下。妇人之见

吴佩孚微时投武卫军，与文案郭绪栋朝夕相处，结为兄弟。郭的二太太戈氏看不起吴，说：“兄弟，说句话你可别恼，你大哥总说你将来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们儿并不两样儿？”◎头发长见识短。人家一借才重用

吴佩孚在北洋第三师曹锟部下，一直不得志，当一名马弁头儿——副官长。曹部驻防岳州。一次湖南将军汤芗铭在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请曹锟参加，但曹懒得参与这种事，于是让副官吴佩孚代他参加。吴在会上侃侃而谈，引起汤芗铭的注意，过后便向曹锟借用吴。曹一见人家重视了，自己才舍不得，马上委任吴为麾下旅长。◎人家看好了才是好。江元虎触霉头

1922年，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江元虎到洛阳见吴佩孚，打算为在上海办一所大学向吴募捐，向吴说了些他的所谓新理论。不想吴听后拉下脸来，当面说江元虎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弄得江下不来台。◎这小吴，一点面子也不讲。会食

吴佩孚在洛阳，一日两餐，进食时间相当长，有客待客，无客则与幕僚同食，一个晚餐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到六、七点钟才能结束。吴称这种吃法为“会食”，不仅要吃，而且要谈，有时谈公事，有时听吴佩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聊天，他兴致一高，还会扯开喉咙引吭高歌、唱个没完。◎该找个西方婆娘教教他，吃饭不许说话。空等

吴佩孚1926年6月27日由保定启程，前往北京与张作霖会面。北京的奉系诸将到车站迎接，不料却空等一场。原来吴的幕僚张其锽在车上占了一卦：“28日入京大吉。”因此吴在长辛店停车度过一宵，挨到28日才到京。◎添乱。看天布兵

1913年9月吴佩孚去兰州，在一次谈话中他说：“作战时，要派一个参谋在早上6点钟看天气。如果云从左边来，敌人一定是从左边增加兵力，右边亦然。如果黑云从后边来，敌人一定抄袭我们的后方。”◎派他去当气象员倒不错。头上佛光

吴佩孚喜欢讲易经、春秋，但又很信佛，尝以佛自诩。一天，在闲谈中，忽然对部下说：“我头上有佛光。你若不信，就用手向我头上摸摸看，必然会感到有一种力量把你的手拒住。”◎气功大师。春秋之笔

一次，吴佩孚与若干军阀在保定曹锟处吃饭。席间，吴佩孚突然向原苏督李纯的参谋长何丰林发问：“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说：“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佩孚立即追问：“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丰林说：“不知道。”

吴立即沉下脸来，瞪起两只牛眼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真事！”

何丰林很窘，连说：“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直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拙效《春秋》。志同道合“九一八”后吴佩孚在北平做寓公。有一次，蒋介石来到了北平，北平驻军和各界设宴招待蒋介石，特邀吴佩孚出席。席间，吴佩孚讲：“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如出一辙。发誓种种

四川军阀刘湘为对付蒋介石的挖墙脚和渗透，在自己部队中组织了武德励进会。入会的军官都要填写一张誓词表。大意是：余誓以至诚拥护会长（刘湘），忠于团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严格保密，努力工作，如有违反，愿受……愿受以下空着，由填表人自己写甘愿受的罚责。有的填“愿受枪毙”，有的填“愿受杀头”，有的赌咒“愿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等等。◎忠字舞。茶壶队

曹瑛（曹锟弟）为某师师长，因他每天在妓院鬼混，很多妓院的杂役（俗称大茶壶），通过妓女和曹瑛的关系，都成为他手下的军官，二十六师营、连排长和参谋副官半数以上由这班人充任，当时天津人称二十六师为“茶壶队”。◎当王八的可靠。水遁

1926年，杨宇霆督苏，孙传芳率兵讨奉。江苏帮办陈调元亦有不稳之势。杨召开军事会议，见事不妙，借口去洗一个澡，结果陈调元等了一个小时不见杨出来，及去查看，杨早借“水遁”跑了。陈马上发电让前方车站截住杨，不想前方车站的译电员是个新手，译电从前至后一步步来（按惯例译重要急电均从后至前，因重要的事在后边），等到译出，已经让杨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大难不死，总要死。作弊

1902年北洋新军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袁世凯为表示他“用人唯公”，经常用考试的办法提拔干部。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先后考上了协统，可段祺瑞却接连两次名落孙山，心中十分懊恼。及至第三次考试时，段已灰心之至，不料到了临考前一天，袁世凯派人悄悄把试题透给了他，又为他安排打通关节，使他稳稳考中，且稳获批准。后来段并不讳言这件事，每与二三密友谈及，认为“爱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冯二人也曾受过这种恩惠。◎如没有考试，可叫老袁如何施恩？宽厚

奉系干将汤玉麟带兵三十余年从未杀过一官一兵，部下犯错误，最大的责罚就是驱逐，过日再来，照旧留用。◎原来虎毒不食子（部下）。一场赌博赢一个县长

1931年韩复榘去某县视察，早晨上班时，科长某首先到场，县长某迟到了。韩马上下条子调升科长某做县长，县长某降为科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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