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翰香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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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翰香集试读：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一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国内外史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和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特别重视这个问题相联系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在宣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所谓“人民性”的同时，还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描绘成“和平的”、“演进的”过程。说什么资产阶级乃是“勤劳节俭”起家的，借以欺骗和麻痹人民。因此，研究资本的原始积累，揭露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即使在现在，也依然是必要的。
同时，大家之所以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还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本身，尚有许多疑问等待回答。
马克思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精辟分析和深刻揭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原始积累的生动画面。马克思又告诉我们说：“这种剥夺的历[1]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这就是说，要对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具体的研究。
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仅就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作一些初步探索。
什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其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要有大批无产者可供资本家雇佣；另一方面要积累起建立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财富。这些条件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先行阶段，马克思将这个阶段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这个阶段之所以“表现为[2]‘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它[3]“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同时，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形成，乃是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横遭剥夺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又说，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4]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然而，马克思并不是说，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任何分离，都构成原始积累。就我国来说，远早于鸦片战争前，地主、官僚、商人与高利贷者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就已在不断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了。他们握有巨额的财富，但是，除了用来满足奢侈的寄生生活以外，其余的，主要都投入了土地，其次则用来进行商业投机或高利盘剥。所以，财富的积累主要表现为土地集中。而那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从生产资料中游离了出来，却并没有成为资本统治之下的劳动力出卖者。绝大多数人都沦为贫农、佃农和雇农了。这些劳动者和土地的结合，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而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结合形式。
马克思早已明确地指出过：原始积累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
[5]人”。由此可见，原始积累的基本内容，在于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否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垫支资本，如果没有完成这种转化，不管积累得如何之多，也不可能构成原始资本的来源。
但是，在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人却忽视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原始资本的各种来源，有的说地租转化占首[6]要地位，其次便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等；有的说官僚资本的转化占首要地位，其次是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等[7]；有的甚至说，中国货币资本的主要积累手段，只能是前资本主义[8]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他们将地主的地租剥削、贵族的赏赐和分封、官僚的敲诈勒索、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大书而特书，究竟这些积累是否转化为资本却不见交代，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形式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区别。
我们认为，只有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的科学定义，并对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批资本主义企业作一番具体分析，看一看它们的资本来源究竟包括哪些成分，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估计各种来源的地位，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色。二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沿着一条很不正常的道路发展的。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9]。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胁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便于他们进行掠夺的特权。他们不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括原料，而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经营起近代工业、航运和公用事业。这批企业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化企业。
接着，从60年代起，清政府官僚集团创办军火工业，这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经营工业的开始。然而，就其生产关系的性质说，这批企业，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封建官府工业的直接继承者，具有十足的封建性。
以上两类企业，一为外国资本，一为非资本主义企业。因此，它们的资金来源，都不属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范围。
继军事工业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由官办军火工业转而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起采矿、炼铁和纺织等民用工业和轮船、电报等近代交通运输企业。诚然，这类企业仍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色彩，但从它们的主要经营目的和剥削性质——为市场生产商品并赚取利润，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看，却已基本上具备资本主义性质。因此，这类企业创办时的垫支资本的一部分，当属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对象。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90年代以后才取得较大发展的、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才是原始积累问题的主要考察对象。
轮船招商局是招有商股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先声，适可作为这类企业的典型。
该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创办的。招集股本的结果，得到商股银73万两，又由沪津两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作为股本，官督商办。
必须指出，推动和支持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奏办轮船招商局的幕后势力，乃是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拥有巨资，并对新式企业跃跃欲试的买办。[10]
这可以从李鸿章的《试办招商轮船折》前后时期致朋僚的函稿中得到证实。此折奏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而前此十个月，李鸿章在其致曾国藩的磋商创办轮船局的函稿中说：“租赁轮船一节，自是经久推广至计，津关委员林土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呈九条，照钞呈览。据称合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请拨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缄致上海广建各帮妥议。仲复履任后，就巨商反复筹计，或有定局，鸿章并嘱子敬随时函商仲复，无论何项[11]委员经手，必须各关道就近商办。”同治十二年一月，李鸿章再一[12]次提到“添招闽粤巨商入股”。
虽然李鸿章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帮“闽粤巨商”都是买办，但这帮旅沪的闽粤巨商至少可以说多半是买办，这是可以由许多事实来证明[13]的。当时人王韬说来沪“粤人……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再从招商局本身看，从1872年起，长期直接经理这家企业的不是别人，正是经历了多年买办活动的大买办唐廷枢（即唐景星）、徐润（即徐雨之）和郑观应。总办唐廷枢于1863年即为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会办徐润自1852年即已进入英商宝顺洋行，郑观应则长期经理宝顺、太古、公正等洋行的生意。而局中股本亦系这些人员经手招集。[14]实际上，他们既是创办人，亦是股权握有者。轮船招商局设立前[15]夕，唐廷枢即已“在港集股银十万元，租两船往来港沪”。正在此基础上，并通过盛宣怀的保荐，北洋大臣始委派唐廷枢总办轮船招商局。徐润亦首先附股（轮船招商局），前后计之共有4800股，合计银48万两。此外，徐润设法招徕各亲友入股，亦不下五六十万两。[16][17]郑观应亦为股东，而唐廷枢、徐润以及后进入招商局的郑观应等人，恰恰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出现的一批广东籍买办。
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历史表明，其名义上由官僚奏请创办，其实际筹划者和出资人，主要是来自买办。招商局恰恰是中国第一个招有商股的近代企业，这就表明，当中国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时，首先投资的是买办。
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我们选择以上海为主的若干地区（包括无锡、南通），自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创办的一批较大规模的工业为典型，对其主要创办人出身及其资本关系加以考察。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时期，主要考虑到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应以早期的垫支资本为研究对象，若将时间过于向后推移，势必会同资本主义积累（其来源是剩余价值）相混淆，至少是使这种混淆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同时，中国民族资本所创办的工矿企业，虽然自1873年起便已陆续设立，但70年代创办的毕竟为数甚少（仅20个左[18]右），80年代虽略有增加，又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则几乎完全是1890年以后创办的。自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为中国民族资本的最初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认为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作为考察范围，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
再从地区上看，上海、南通、无锡，虽然只是区区三个地方，但它们在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史上却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仅以中国民族工业中进展最速、规模最大的部门——棉纺织业为例，1890～1913年的24年里，上海、南通、无锡这一小区域内的纱锭竟占全国纱锭[19]数的44.8%以上。
自然，一般说来，创办人出身并不能完全说明原始资本的来源的性质。但中国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华资各厂大多数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有的虽名为公司，实则未尝公开大量招股，所以主要创办人多半就是主要投资人。因此对于主要创办人出身的考察，大体上可以反映原始资本各种来源的构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起见，下面按各行业，分别列表加以说明。[20]表1 棉纺织业各厂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从1890年中国最早的一家大机器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始，至1910年止，上海、南通、无锡三地，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型的棉纺织厂共14家，其中一半是买办创办的或有买办参加投资。已知的93个投资人中，有10个是买办。14家工厂中，资本最雄厚、纱锭最多的，除官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买办创办的，如公益钞厂、同昌纱厂、振华纱厂、九成纱厂等。表2 面粉工业各厂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统计材料表明，面粉业各厂投资人中，已知其出身者11人，买办7人，官僚2人，钱庄主银号股东9人，三个地区的12家面粉厂中，买办和买办商人创办或参加投资的达7家之多。[21]
又据1910年所作调查，当时沪地面粉业中，增裕、阜丰、华兴三家规模最大。其中增裕为外资，华资两家大厂中，一为官僚孙多森（即尚书孙家鼐之子）创办的阜丰，一为买办祝大椿创设的华兴。就其创办资本说，华兴则超过阜丰，占第一位。
此外，关于立大、申大、大有三厂的资本家顾馨一的出身，我们认为不能笼统地当做一般粮店老板处理。对于这类人物必须具体分析。顾馨一的公开身份虽为粮店老板，但“当时他与日本人方面有了联络，独自经营杂粮”以致“获利颇多”。此外，他还和买办王一亭、[22]虞洽卿等常常往来，并与王一亭等多次合伙经营。由此可见，顾馨一的资本积累，很可能并非一般商业积累，而应属于买办类型的。表3 榨油工业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上海棉子榨油业之首创者大德榨油厂，是官僚盛宣怀指派买办朱志尧经手创办的。朱志尧，浙江奉化人，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充当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大德由他经理，他是否亦是股东，现在尚无材料可资证明。然而根据当时工商界的一般情况推测，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资方代理人，投有资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大德而外，其余三家[23]油厂均为买办所创设。不难看出，在榨油业的原始资本中，从买办财富转化而来的占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更为分明。表4 金属加工工业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24]
这一时期，上海建有十多家机器厂。不过，除表4所列两家以外，其余十来家规模很小，资本额多数都在一万元以下，有的甚至还是手工工场。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微弱和狭小，从它的诞生时期就表现出来。
朱志尧的出身，上面已屡次提到，不再重述。关于大隆机器厂的[25]创办人——严裕棠的出身，则尚待考证，有说是铁匠，但据《大[26]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作者的调查，严的父亲曾任洋行包工头和买办。严裕棠本人也一度在洋行当差。显然，严的家庭成分及本人出身皆属买办阶级，可无置疑。因而大隆的垫支资本显然也是和买办资本分不开的。将严裕棠的出身说成是铁匠，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
此外，如火柴业也是后来中国民族资本投放较多的一个部门。上海最早的一家大火柴厂——燮昌火柴厂，资本额20万元，创办于1890年。其资本主乃是被当时人称作火柴业鼻祖的叶澄衷。关于叶[27][28]的出身，有说是学徒，有说是商人。其实，叶澄衷由一个油房学徒一跃而成为上海的亿万富翁的事例，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29]买办商人暴发史的典型刻画。
上海民族资本投资的几个主要行业中，关于缫丝业，我们知道的更少，似乎也比较特殊。这一时期，缫丝业主要集中在广东顺德一地，上海尚属比较发达。根据材料，辛亥革命前，上海一地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机器缫丝厂近30家，然而其中一半工厂的创办年代不明，绝大多数工厂的创办人及其出身也尚未查清。已知创办人出身的仅四家，其中商人一人（即1881年黄佐卿创办公和永缫丝厂）；官僚一人（即1900年薛南溟创办永泰裕缫丝厂）；买办二人（即1893年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创办瑞纶丝厂，1904年怡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缫丝厂）。
综上所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南通、无锡三个地区的棉纺织、面粉，榨油、金属加工、火柴以及缫丝等六个主要行业中，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规模的企业约38家，已初步查明其出身的创办人或投资人共42人。据粗略分类，其中买办和买办商人26人，官僚10人，钱庄主和一般商人6人。很明白，买办占首要地位，官僚占次要地位，旧式钱庄主和商人亦有少部分，唯独地主，则一个也没有。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原始资本来源中，就绝对没有包括地租的转化。但必须承认，上海最早创办的这一批较大规模的企业中，确实很少属地主投资的，更谈不上——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占首要地位。
持有“地租转化占首要地位”这一论点的人，其根据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他们举聂缉槻家族为例，说聂缉槻、聂云台父子购买华兴纺织新局股票，租办华兴，以致最后收买复泰的资金，都是种福垸的[30]地租剥削的转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1890年起，聂缉槻连任上海道台五年，1894年交卸沪道时，发现“亏空”90万两。这笔钱到哪里去了？这些大官僚当然讳言这是他们贪污中饱所致，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昭然若揭：一面是所谓的“亏空”，另一面则是聂家私人财产的膨胀。请看下面几笔账：（1）1891年购买华兴股票，1904年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兴，1905年收买复泰，独资经营，易名恒丰纱厂；（2）聂交卸沪道时，其妻曾纪芬存折上有8000余两存款；（3）聂任沪道后，每月给他的母亲张氏月费300两，张氏回湘后陆续另汇三四万两作造屋之费；（4）自1905年起，又在洞庭湖滨，领垦湖田50000亩，建立起中国式的封建大庄园——种福垸。不仅如此，甚至后来恒丰纱厂的利润也源源汇回湖南购买土地。
由此可见，与其说聂家财富积累的变换情况是地租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典型，毋宁说它是官僚资本、工业利润倒回农村进行土地投资放弃工业的实例。
不仅聂家这样，其他地主、官僚走同样道路者，举不胜举。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封建剥削特别残酷，而土地的购买又极其自由。所以，官僚由做官贪污所得，商人高利贷由压榨盘剥所得，往往流回农村，作为兼并土地的手段。至于地主，就更不愿意将他们的地租收入投入他们一向所不熟悉、所不习惯的工业。在他们看来，经营工业是多么麻烦，还要蒙受财产不翼而飞的风险，买进土地，坐食地租，则是安逸的事情，何况地租又是超过收获量的70%以上的优厚收入。
由此可见，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始垫支资本中来自地主阶级者之所以这样少，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并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地主经济来说，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乃是支配它的法则。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31]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至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创办人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买办，看一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的状况，就不难理解了。三
买办制度是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的产物。日本、印度和南洋各国都存在过这种制度。在中国，买办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开始形成的一个特殊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于其剥削广[32]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的人民大众。”
当资本主义列强处在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利用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所攫取的特权，倾销商品和搜括原料，并非法地设立银行和经营航运业、加工工业。
19世纪最后30年，当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强烈的对外侵略就日益注重资本输出。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和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正是适应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从此以后，中国除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以外，又成了国际资本的投资场所。
当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方式，还限于推销工业制造品、搜括农产原料时，他们如果不借助于买办，是完全无力进行掠夺的。当外国资本在中国设银行、开矿山、行轮船、办工厂，进行更直接的掠夺时，同样也少不了买办。据海关册记载：1890～1913年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约由两亿一千多万关两增至九亿七千多万关两，而同时期，中国一切通商口岸的全部外籍商行数最高还不足四千家，各种外籍人员总数不过十六万多人。这么几家外籍商行完全不可能和中国人民进行直接交易到如此庞大的数字。所以洋货在既到通商口岸之后，土货在未到通商口岸之前，自两亿一千多万至九亿七千多万两的贸易额全部必须经过买办之手。
买办，这个名称，鸦片战争前虽已存在，但它和近代意义上的买办，是迥然不同的。鸦片战争前，他们是清政府管理来华外商的人员。他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和后来刚好相反，是控制外商，而不是为外商所控制。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无论其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从此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选择买办，控制买办，买办也就成为外国资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买办以抽取经纪费用为利润，是永远只会赢利不会破产的。经过几十年的生长，买办显然已成为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资力雄厚的显赫阶级了。
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人人都会观察到的；这个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之雄厚，也是众所公认的。当时人这样说：“沪埠百货阗集，中外贸[33]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34]丝茶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中两宗主要的商品，像在福州、南台经营丝茶的“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35]。但是，由于他们隐蔽身份，耻言买办，讳言他们的生财之道，所以人们很难捉摸其势力，涉及买办的若干统计和记载，也不免是挂一漏万极不完全的。
关于买办的收入，严中平同志根据海关册，曾作过如下估计：“1890～1913年，对外贸易总值共计12491969000关两，从低估计经纪费用，以5%计算，二十四年里，全国买办阶级共获利润达六亿二[36]千多万关两之多。”实际上，这个数字远不是买办阶级所得财富的全部。第一，这个数字仅仅包括24年，而买办制度，从其产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第二，这个贸易总值，是指通过海关的所谓合法贸易而言，大批走私并没有计算在内，也无从计算；第三，那些在中国境内，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就地制造就地销售的直接投资，也没有包括进去。如果估计到上述因素，那么买办的积累定是比六亿二千多万要大得多的一个数字。
因此，当中国开始发展大机器工业时，买办投资的大量出现，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企业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以及同洋人外国的种种固有联系。这正是—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金也是无从购买的。因此，当地主、官僚、高利贷者都同样握有巨额货币财富，甚至像地主显然比买办积累更多的情况下，首先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并在投资中占着显著优势的，是买办阶级而不是地主或其他阶级。
正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办工业必须和洋人洋货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买办无疑也就身价百倍。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表现在，买办阶级本身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优先将财富转化为资本。这可以由买办投资规模之庞大中得到证实。上面提到的那几十个企业创办人或投资人中，投资规模最大者，恰恰就是两个买办，即祝大椿和朱志尧。祝大椿是怡和洋行和上海电气电车公司的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有：上海源昌碾米厂、上海华兴面粉厂、上海源昌缫丝厂、上海龙章造纸厂、上海怡和源机器打包厂、苏州振兴电灯厂、无锡源康缫丝厂、上海公益纱厂、无锡惠元面粉厂、扬州振扬电灯厂[37]。此外，轮船运输业、上海房地产、榨油业和中国银行，都有他[38]的资本。朱志尧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有：上海大德榨油厂、上海同昌榨油厂、上海求新机器厂，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北京溥利呢革厂、上海同昌纱厂、上海申大面粉厂、大通轮船
[39][40]公司，以及中西书屋等企业。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买办又成为办厂各色人物所共同依靠的势力。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者，首推棉纺织工业。它的最早的一个大型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设立过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实例。[41]
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先是由一个姓彭名汝崇的候补道于1878年呈请开设的。1878年10月5日，彭汝崇给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42]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上过一个禀帖，请求李、沈两人准他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其后不久，彭又特别到天津去面谒李鸿章，并再上禀帖，说明设厂计划。彭汝崇的设厂计划表明，他是懂得不少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也说明他和上海的英国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他购买机器是和“经手并作保”的洋行订有合同的，当机器在英国制造时，就有“我们在英国的代表派人”去监视制造，以防偷工减料；各套机器都是“最新式、最灵巧、最坚固、最合用的”，又英国工匠五人，负责教习中国工人技艺，订有合同。关于彭汝崇的出身，我们了解得还不详细，只知道他1878年和1879年先后任四川候补道和湖北候补道。根据彭的禀帖和建厂计划，严中平同志推测“这彭某大约和上海英国商人很有关系，很可能是一个买办，候补道的头衔是纳捐买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很近情理，可以相信的。至于这个买办既然已经备足资本，也有机器设备和技师，为何还需两次上书李鸿章和沈葆桢，再三陈诉“未经皇上恩准，不有官委经理，则[43]尽责无权，尽心无保障”，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谁要创办工厂，不仅和洋货洋人必须有关系，和封建政权也不得不有关系。
李鸿章等十分欣赏彭汝崇的建厂计划，并立即委派代表去经理这个工厂。这个被委派的代表就是名噪一时的洋务通——买办郑观应。经过长期的准备，直至1880年，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才上书清[44]政府，提出“试办机器织布局”的主张。在同一封奏折里，李鸿章还给织布局委派了六个经理人员，分别是三品衔候选道郑观应、三品衔江苏补用道龚寿图、翰林院编修戴恒、郎中蔡鸿仪、主事经元善、道员李培松。他们虽然都带有官衔，但这些官衔多半是捐买的，他们的本来身份是形形色色的，龚乃“八闽殷臣”，李“久业盐鹾”，蔡“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郑、经“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45][46]。这些人同样都拥有巨额财富，都是机器织布局的投资人。然而，被李鸿章委派来经理织布局商务的，既不是现任官僚、世宦家族，也不是盐商大贾，而偏偏又是“久已获得中外各方信任”的洋行买办郑观应。
从彭汝崇到郑观应，这一设厂经过说明，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动议是继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次起因于买办的推动、支持和实际经理。
至于商人、钱庄主等依靠买办者也不乏其人。例如，后来号称为“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的三新集团的荣氏家族，也同样经历过这条道路。当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由广生钱庄和厘金局做官积累起一部分货币财富，拟投资新式工业并为此而四处奔走觅求经验时，回答他们的是“洋人关照，到此为止”，“从不允参观”。后来终于通过瑞生[47]洋行的买办，才获得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而三新集团的第一个工业企业——茂新面粉厂的前身保兴自此才获得进行机器生产的可能条件。不仅如此，在资金上，三新集团也未能摆脱买办的渗入。1903年设立的无锡茂新面粉厂的股东包括：茂生洋行买办张石君、鸿源买办荣瑞馨、怡和买办祝大椿； 1905年设立的无锡振新纺织厂的股东中也有买办，即张石君、荣瑞馨和怡和买办叶慎斋。
大买办阶级的财产一夜簇生起来的暴发过程，还可以从买办阶级的个别分子的暴发史中得到生动的写照。
关于买办起家的历史，我们只是对徐润、郑观应，叶澄衷等少数人的事迹知道得比较详细，因此暂以这几人的历史，当做研究的典型。[48]
徐润，广东香山人，因“家綦贫”，其伯叔辈先后都“弃儒贾[49]于沪，为英商必里土所引重，业丝茶，名满中外”。徐润本人，十五岁（1852）即随其叔父离澳赴沪。不久，亦“弃书入贾”，进宝顺洋行当学徒。在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宝顺洋行就是英商的“Dent & Co.”，又译颠地洋行。宝顺和怡和洋行乃是当时最大的两家鸦片公司，后来投资新式企业的许多买办都和这两家公司有关系，例如，唐廷枢、祝大椿、吴群林等都是出身怡和；徐润、郑观应出身宝顺。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整个19世纪，进口货最大宗的是鸦片和棉制品，在70年代以前，鸦片地位尤高。在当时也只有鸦片这一行最能赚大钱，棉制品还在可赚可赔之间，丝茶出口在70年代前还可以，70年代起就走下坡路了。由此可以推测，早期的一批买办的发家之快，是和他们干鸦片勾当分不开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和鸦片“贸易”的联系，同贩卖黑奴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突出地表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掠夺的本质。
徐润“兢兢二十年所经理”的事业，也就是这些“富甲于王侯”[50]的洋行的事业。
徐润刚进洋行时，月薪不过10元，但由于“经理”这家洋行生意的结果，早在1869年，便开始有了“积蓄”，并“与曾寄圃师、芸轩兄三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
1861年，徐润即跃居副买办的职位。“总行中华人头目”，独揽行中一切事务。每月收入仅薪水就“400另贴80两”，其他各项佣金更是无法计算。其积累之迅速，可由他所设商号之多中得到证明。他先后设立有：润立生、福德泉、永茂合祥记、宝源丝茶土号，顺兴、川汉等行栈以及钱庄、网庄，布号数处。经营的货品，正是各洋行出口的农产、土特产，其中以茶、丝、烟叶、皮油、白蜡、黄白麻、各种桐油为大宗。直至1868年以前，徐氏主要是充当买办职务，同时又分身经营买办商业。他一面以买办商人的身份出卖农产品和农产原料给洋行，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获取商业利润；一面又以买办身份来媒介这批生意并从中获取“手续费”。
1868年，徐润正式离开宝顺洋行，自立宝顺祥茶栈。这标志着徐润积累的进一步扩大。然而他致富的途径并未改变，仍旧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从帝国主义掠夺中分取一部分赃物。
1873年，他以积累的一部分，投资于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较大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交通运输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投资于矿业、棉纺织、缫丝、造纸、垦牧以及保险和房地产事业。其投资规模之大，插足行业之广，恐怕也是当时沪地巨室中名列前茅的人物。据他自己在《自叙年谱》中说：“所置之业，造房收租中外市房五千八百八十八间，月收二万余金（本系拨作宝源祥房产公司）另置地三千余亩，和字号、当铺附股者八家。商局（轮船招商局）股四十八万，开平（煤矿）股十五万，仁和（水险公司）十万，济和（水火险公司）五万，贵池（煤矿）十万，三山银矿六万，平原铜矿六万，金州（煤矿）五万，缧丝二万五千，织布五万，塘沽耕局三万，造纸局二万，玻璃公司三万，香港利远糖局三万，牛奶公司三万，宜昌鹤峰州铜矿一万，统计不下百二三十万，另搭钱庄股本并外国股分不计数。”此外如同文书局（影印古版书籍）等企业尚未列入。
诚然，徐氏的投资，除矿业外，较大的去向是房地产。不过这也是出自他的洋人上司——宝顺洋行的大班韦伯氏的指示。他自己说：“韦伯氏同治二年职满回国，临别赠言，与新大班希里甸同一宗旨，均谓上海市面此后必大，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尽可有一文置一文。”而徐润正是按照他的洋上司之嘱，所置房屋遍布外滩四马路直至十六铺一带。
如果再看一看徐润这一数十口之家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就更能说明买办阶级之富有程度。1905年一西方女记者曾对徐氏家族的[51]生活方式作过一番描述。根据这个描述，其住宅、设备之富丽堂皇，恐怕也不逊于当时的皇室贵族，就连这位资产阶级女士也感到“入其室一若别有天地，恍惚在梦之中”。她说，“经往通屋看过，房间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内何处”，“与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殊”，就连他们西方资产阶级也“不能日日得有此”享受。她还说徐“五公子现在岳士佛学习政治法律科”，“四公子曾往美国游学”，“女公子与媳妇”对于英语“均能娓娓应对”，“且绝无半点可厌之洋泾浜英语”，“四位小孙亦学习英华文字，谓俟其长成，拟送英国读书”。不难看出徐氏一家生活方式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是多么浓厚、多么明显。这—切堂皇装饰和洋化生活，不正是徐润多年来从事买办和买办商业活动的结果吗？
郑观应，广东香山人，大约出身于一个相当大的地主家庭。十七[52]岁（1858）即离乡赴沪，并“弃举事，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53]。据1899年他自己所说，他“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54]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国搅载行”凡“三十余载”。这就是说，充当了三十多年买办和买办商人。宝顺洋行毋须再作介绍，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乃是继美资旗昌之后，创办于1967年，在旗昌被中国轮船招商局收买之后，它和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成为霸占中国沿海沿江航运的两个最大垄断组织。郑观应长久地经理这两家洋行生意，从中赚得了相当雄厚的资财，并因此同外国商人建立了多种联系。凭着拥有巨额资财，他在1869年、1870年、1878年先后三次捐买官衔，由员外郎而郎中。尽管官衔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官职，但这足以表明买办和封建统治政权的联系。郑观应正是凭借这些资财和买办出身而身价百倍的。1869年后成为当时封建统治头目里热衷洋务的人争相罗致的红人，和各地近代工矿企业创办者争相斡洽的股东对象。郑观应总计先后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左宗棠、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兵部尚书彭玉麟等经办过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粤沪电线、上海汉口电线、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铁路公司、江西萍乡和安徽宣城煤矿、吉林三姓[55]矿务局、粤汉铁路。他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已知的有轮船招商[56][57]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福建南太武山煤矿、锦州煤矿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平泉金矿公司、[58]建平金矿公司、玻璃公司、同文书局、上海牛奶公司等。
必须补充说明一个事实，即上面所指买办，特指那些投身洋行，直接受资本主义的豢养，直接从外国资本的商行、银行、轮船公司、工业企业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中，分取一杯残羹剩饭的具有正式买办身份的人而言。此外，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性贸易的扩大，一个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搜刮农产品服务的买办商业剥削网，星罗棋布于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
资本主义倾销到中国的货品，从衣食到零星杂物，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庞大的销售机构，但这些商品主要还是通过一套完整的买办体系经过中国商人而倾销到全国或贩运出口的。例如，为了推销外国进口的洋货呢羽等商品，还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广州就有不少商人“唯利是图”，一时“开设洋货店者，纷纷不[59]绝”，仅在回文街等处即达二百余家之多。又如厦门，在1848年开埠后不到一年中，即有何厝乡、卓崎等地商人，争附洋人，开设行店，[60]专同外国商人买卖，并勾串走私。其他各地“因与外人通市而暴[61]起致资财者，不一而足”。
这些商人，也是在外资的孵育之下而暴发起来的，他们剥削的主要手段是依靠辗转贩卖外国商品而从中牟利。虽则名义上不是买办，实质上却与买办无异。不难看出，这类资本家，其资本和买办的资本出于同源。上面提到的叶澄衷，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记述叶澄衷的事迹如下：“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溪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甿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1853年至上海，“经人介绍入法租界某杂货商店为店员”，不久即辞去。“至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麇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1862）始设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同年又迁至苏州河畔的上海的“百老汇”区，“初，肆规甚[62]微，数年间，肆业日益扩大，乃推广分肆，殆偏通商各埠”。19世纪80年代开始投资新式工业。最早是继商人黄佐卿创办上海第一[63]家机器缫丝厂之后，在闸北创办纶华丝厂；1890年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该厂资本200000元，工人1080人），此乃当时沪地最大之火[64][65]柴厂；1896年投资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66]1897年投资汉口燮昌火柴厂，为该厂最大股东；1898年投资徐杰[67]淦创办的福建南太武山煤矿，资本五万元。[68]
1899年他死去的那一年，有人估计其家资达到800万两之多。不能说不富有了。
上述事实表明，叶澄衷虽然于早年曾一度“佣于邻里”和充当“杂货店店员”，然而他并非学徒出身，他在投资工业之前，其主要经历乃是由一个棹一扁舟与外国船只进行买卖的小洋货贩发展成一个设肆于各通商大埠的巨商，并由这些活动中赚得了相当雄厚的资财，从而投资于工业的。由此可见，叶澄衷投资工业的资金，无疑是来源于经营买办商业所赚得之商业利润。
当时人说买办“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徐润、郑观应、叶澄衷等人的发家史表明这一结论是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的。而早期工业资本中来源于买办者又那样多，就更加证实这一结论是带有极大普遍性的。
马克思说：“工业资本家，不是像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的方法发[69]生的。”在中国，以买办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这样，其积累是异常迅速的。如果说在英国，是因为15世纪末叶各种大发现所造出的新世界市场的商业要求，那么在中国，则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猛烈破坏，刺激和促进了中国原始资本跳跃式地积累起来。一句话，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过程，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也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四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批较具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可以说十之八九为买办所创建或是买办参加投资的。这充分表明买办手中积累的财富，在中国原始资本形成中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样说，是否会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买办性十分强烈，不可能有民族性”的结论呢？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说资本家出身于买办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之间，或者说，买办用来创办新式工矿企业的财富同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官僚买办资本之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范畴，不能等同看待。
后者，官僚买办资本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阶级实质正如毛主席所说，“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这个阶级“和地主阶级一起，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70]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官僚买办资本，从生产方式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类型，它本身代表着一种剥削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它的典型形态则是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一种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71]。正因为是这样的一种买办资本，它才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至于前者，是说明企业投资人出身于买办阶级，或者说垫支资本来源于买办的积累。这里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点中的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一样，这种[72]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它的生产方式”。买办的剥削方式，十分类似牙行的剥削方式，同是一种居于买卖之间的中间人。在封建割据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牙行依仗封建统治势力，借助于处在买卖之间的垄断地位，进行超经济榨取。买办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倚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并借助于自己处在中外势力之间的垄断地位，以抽取经济费用的形式，进行超经济榨取。这是一种让渡利润，其最终结果，乃是转嫁至劳动农民、小生产者头上，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
从积累的手段来看，买办是充当着外国侵略者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导管，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一样，也是“征服、奴役、[73]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重大的作用”。只不过各国行使暴力的形式不一样罢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论是哪一种阶级出身，其历史都是掠夺的暴发史。对于劳动者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就是本身被掠夺的历史。因此，那种把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说成只有被人掠夺而没有掠夺的论点，是十分不妥当的。
从积累的用途来看，买办积累的资金确有不少是投入了在华的外资工厂企业，扩大了外国侵略者的实力，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也有不少转化为土地投资，进行封建剥削，这些，都是买办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破坏性的一面。
此外，买办积累的财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向——作为垫支资本来经营新式工矿企业，独立地发展本国经济。这时候，他就由本来的买办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民族资产阶级，并必然和他原来的买办身份相矛盾。
帝国主义在把中国变成原料和劳动力供给地，变成制造品推销场所当中，连带把新的劳动手段，新的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输进来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诱导作用；可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要把中国变成它们[74]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而，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发展，就是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的制造品市场的丧失，就是意味着它们取得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特殊权益的丧失，这是和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输出商品，更需要输出资本的要求相抵触的。因此，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轮船招商局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轮船招商局创立后，太古、旗昌、怡和，就与它展开了剧烈的竞争活动，曾几次连续跌落运价，企图扼杀招商局。所以说，尽管这些人出身于买办阶级，当他们一旦转化为民族资本后，同他们所依附的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利益上，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这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买办分子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
矛盾，这只是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与外国侵略势力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对于买办来说，和外国资本有矛盾，这是有一定限度，到一定时候，就会适可而止的。
依赖，则是他们的相互关系中不可分割的另一个方面。本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谁要建立近代化企业，就势必要和洋人洋货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来自买办的民族资本说，这种依赖关系，就更加突出，更加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所使用的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及技术人员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尤其因为他们和外国资本之间，本来就有着更多的联系，因此一旦发生困难时，买办比起其余民族资本，就会更为急速、更为彻底地沦落为外国垄断资本势力的附庸。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20世纪初棉纺织业早衰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证明。例如，与道胜银行有关的某中国人，于1896年创办了上海裕晋纱厂，到1901年因积欠道胜银行透支款38万两被迫拍卖给日商；又如1907年创办的上海九成纱厂，初为华人某与日本棉花会社合资创办，开业不久，即被日商吞并过去，改名日信；再如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1910年创办上海公益纱厂，后为利用怡和洋行以推广销路，乃让一部分股份与怡和成为中英合资，民国后，竟全归英商。此外，假借外资名义、挂洋牌、挂外国旗子，或将资本投向外国工厂的事例就更为普遍。
由此可见，民族资本，纵使是来源于买办者，与外国资本之间，同样是有矛盾斗争和依赖妥协的两重关系。
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75]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买办阶级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这种两重关系，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经济根源之一。注解：[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784页。[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1页。[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6] 孔令仁：《试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7] 谷书堂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第92页。[8] 湖北大学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200页。[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620页。[1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32页。[1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4页。[12]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1页。[13] 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9页。[1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6，第35页。[15] 郑观应：《盛世危首后编》卷10，船务篇，第35页，《覆张君弼士书》。[16] 《徐愚斋自叙年谱》。[17]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0，船务篇，第1页，《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18] 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第44页。[19]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107页第9表计算。[20] 资料来源：①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第38页，辛亥革命前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统计。②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7页，1936年前上海238家工厂主要创办人出身调查。③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3章附录。④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以下诸表资料来源均同。[21] 《东方杂志》1910年第9期，第86页，调查篇《上海面粉公司谈》。[22] 山本喜一郎：《中日实业家兴信录》，第853页，转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958页。[23] 大有榨油厂资本主之一——席裕福，其出身尚属推测，疑为汇丰银行买办席裕成（即席立功）之兄弟，据《中日实业家兴信录》日文记载，席立功兄弟三人均为洋行或银行买办。[24]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920页，附录二《历年设立的机器工厂名录》。[25]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第20页。[26]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27]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50页。[28]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954页。[29] 叶澄衷的发家史见本文第三节。[30] 《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第60页。[3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624页。[3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599页。[33] 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8页。[34] 《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第27页。[35]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3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55页。[37]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1091页。[38]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54页。[39]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1091页。[40]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54页。[41] 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工艺篇，附录，《北洋通商大臣李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札文》。[42] 因彭道筹设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禀帖载于1879年2月21日《北华捷报》，第168～179页，译文转见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8～100页。[4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00页。[4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26页载，此折奏于光绪八年（1882），但据《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所刊徐蔚南著《上海织布局始末》一文里，根据织布局广告等订正为1880年。[45] 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1880年10月16日）《申报》，《书机器织布局章程后》。[46]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工艺篇，第10页记载：“龚、蔡各认五万，李一万，郑四万，共二十万”，这里郑观应未提到戴，但却短少五万，又据《书机器织布局章程后》一文中说戴亦出五万，疑是《盛世危言》中将戴所出五万遗漏了。[47] 荣德生：《乐农自定行年纪事》，第19页。[48] 有关徐润事迹均见《徐愚斋自叙年谱》。[49] 其叔父乃大鸦片商宝顺洋行（即颠地洋行）的买办。[5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4，中华书局，第92页。[51]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5页附录。[52] 据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商务篇，第43页，卷15，杂著篇，第49页，郑观应自叙履历推算所得。[53] 郑观应：《盛世危言》彭玉麟序。[54]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商务篇，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55] 吴尹全撰《偫鹤山人事略》，转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数据》第2辑（下），第969页。[56]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工艺篇，第10页。[57] 1898年10月10日《中外日报》。[5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0，船务篇，第119页。[59] 《道光二十三年广东探报》。转见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296页。[60]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九年农历三月初八，《闽浙总督刘韵珂奏》。转见《历史研究》第6期，第55页。[61]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叶君传》，第22页。[62] 《叶君传》，载于《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第22页。[63] 《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载第14页载，纶华丝厂是继黄佐卿在1881年所创办的公和永缫丝厂之后设立的，故推测为19世纪80年代。[6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993页。[65] 《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第268～269页。[66] 效彭：《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10期，1914年10月。[67] 1898年10月10日《中外日报》。[68] 1899年9月4日《中外日报》。[6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8页。[7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3页。[7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1253页。[7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676页。[7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2页。[7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7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634～635页。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这个正在滋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鸦片战争前，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产生了哪些作用，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 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状况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关系，首先是从手工业开始发生的。通常大家认为这种萌芽主要表现在下列诸部门中，即丝织业、棉纺织业、矿冶业以及陶瓷业等。现在就对这些部门的生产分别加以考察。（一）棉纺织业1.棉纺织业生产
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棉纺织业，几乎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现在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明代至鸦片战争的几百年间，棉纺织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仍然处于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阶段。
从明代起即号称“衣被天下”的松江布，其主要出产地就是在农村，是小农于农暇时作为家庭副业生产出来的。嘉庆朝《松江府志》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细，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1][2]。“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徐锡龄《熙朝新语》引尹会一《敬陈末议疏》谓：“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另一个有“布码头”之称的棉纺织业重要地区——无锡，农民除种田外，每年有几个月时间阖户纺织。无锡人黄卬说：“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他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之声又徧村落，抱布易米以食矣。……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3]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又如太仓、嘉定，因“土高不宜水稻，农家卜岁而后下种，潦则种禾，旱则种棉花、黄[4]豆。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花布”。“居民以花布为业，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食粝衣粗，仅堪资给。”“布经市，必在日中，往返远者三四十里，必穷日之力也”[5]。再如浙江，“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民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浔市居其中，四乡之民，自农桑外，女工尚焉，推车踏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6]亦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蚩蚩续来而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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