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向东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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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试读：
前言
说起鲁迅与左翼文坛的关系，我们就会想起“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的论争”等，这些论争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现代文学史已经有详尽的论述。其实呢，论争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说到“革命文学论争”，就离不开鲁迅与郭沫若、成仿吾这些人物的纠葛；说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也离不开鲁迅与“四条汉子”等的恩怨。本书正是从“人”的角度，看鲁迅与这些左翼文人的论争甚至对骂，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笔墨官司。人物的纠纷，尤其是名人之间的纠纷，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尤为读者所关注。应该说，本书可以作为相关议题的补充，软化了相关议题，多了可感性。
书名取《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对所谓“横站”与“左翼”要做一下说明。“横站”一词是鲁迅的发明，也是鲁迅悲凉心境的写照。
鲁迅视左翼文人为“同一营垒中人”。他正面与右翼文人陈西滢、梁实秋之流战，但却需时时提防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鲁迅多次在私人通信中谈到他的这一感慨。应该说，这些通信是或直接或间接地针对田汉等左翼文人的。1934年12月18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叭儿之类，，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是不足惧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1935年1月15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1935年4月23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感慨：“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来自自己人的攻击，鲁迅是最为痛恨的。他在《给文学社信》中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前面作战，又要防着后面的子弹，鲁迅是敌人的敌人，却同时是“战友”的异类。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鲁迅是一个独然面对各种黑暗或灰色势力、组织及宵小之辈的“战士”，一个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常四面受敌，不得不“横站”着的“异类”。鲁迅格外吃力，格外愤怒，格外绝望，鲁迅是愤怒而又绝望的孤独者。
让鲁迅“横站”的田汉等左翼文人算是被鲁迅“咬”住了。不过，应该说，鲁迅对他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私下通信中说说。毕竟，鲁迅还念及是“同一营垒”的。
其实，鲁迅不只“横站”在左右之间，也一直“横站”在古今之间、中西之间、新旧之间，鲁迅就是一个“横站”着的“中间物”——鲁迅“横站”在无边无际的旷野。
这正是我取这一书名的用意所在。
虽然历史上有左翼和右翼之分，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所谓“左翼”和“右翼”，在概念上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一，这是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解析的空间非常大，其弹性也非常大。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作为在野党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肯定属左翼分子，比如郭沫若与周扬等，事实上，他们就是不曾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此外，那些不和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合作的人，没有在当时的体制内运作的人，比如早年的高长虹，还有魏建功、李小峰等人，似乎也应该属于广义的左翼分子，至少是中间偏左的人物。
第二，这是相对的概念。一是相对于右，这很容易理解，没有右翼的傍衬无以显示左翼，反之，也成立。二是相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左联”时期的“左”的概念要严格许多，如胡乔木所言，“左联”是半个党，是党的外围组织。可是，到了“左联”解散，“国防文学”提出，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左”的概念要相对宽泛一些。
第三，这是变化的概念。人是会变化的，鲁迅生前就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极左是容易变成极右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张春桥，曾经是左翼文人，后来成为极“左”分子，成为“四人帮”的一员；杨邨人曾经“左”过，属于“革命小贩”一类，后来变节了；至于张资平，那更是应了鲁迅所言，走向“极右”——成了汉奸了。
还要指出的是，作为文人的所谓左翼与右翼，虽然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因素，但文人终究是文人，不是政治家，所以更多的是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而不是政治上的左翼阵营与右翼阵营，不是政治概念。本书的“左翼”取的也正是文化的概念。
总之，希望读者把本书的“左翼”当作宽泛的概念，把本书看作是鲁迅与左翼文人是是非非问题的文化读本，而不要认为是对相关人物的政治评判。
除了本书中大多一目了然的左翼文人，还有若干不好下判断者，或者说属于中间偏左人物吧，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为新中国工作着，我将其作为“附录一”收在书中。
有一些人物，与鲁迅有一些小纠葛，展开来写，没有太多内容，但如果不涉及，又显得不够“齐全”，比如鲁迅与茅盾、冯乃超等，我选择简单介绍，文字虽少，像是读书小品，毕竟留下一鳞半爪，也有可读性，作为“附录二”。
此外，本书所设议题，都是多多少少与鲁迅有过论争或纠葛的，其他的左翼文人，比如瞿秋白、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等，他们或是鲁迅的知己，或是鲁迅的追随者，他们与鲁迅的友谊为世人所熟知，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评判的，本书不再涉及。
“过河拆桥”与“落井下石”——鲁迅与陈独秀
鲁迅与陈独秀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人，虽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相互欣赏，相互支持，但应该说实际的往来非常之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谈鲁迅与陈独秀的文章甚少。说鲁迅与陈独秀的友谊嘛，因为众所周知的陈独秀的原因，显然是不合适的；说鲁迅与陈独秀的论争嘛，除了私下言谈，又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论争。据此，我深刻认识到，有的历史话题只有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时间段，才有可能发酵。
对鲁迅与陈独秀关系问题妄加非议的，当属李敖的鲁迅“过河拆桥”与“落井下石”说。这些倒是牵涉到了鲁迅与陈独秀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就从李敖的话说起吧。
早年，读过牧惠先生编选的《千秋评论》，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及龙应台的《野火集》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甚至以为，台湾的这几个男女，有鲁迅遗风，是鲁迅的传人。应该实话实说，《千秋评论》以后，我就再没有接触过李敖的作品。2005年6月至2006年8月，李敖在凤凰台他的名牌栏目《李敖有话说》（我以下所引李敖言论均出自于此）突然纠缠上了鲁迅，对鲁迅再三发难，信口雌黄。此后，还把他的言论编辑成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广为流布。一
在陈独秀问题上，李敖要把鲁迅描述成一个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人。
先说过河拆桥。在李敖眼里，陈独秀似乎有恩于鲁迅，鲁迅是陈独秀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说：“当时鲁迅这些人都是陈独秀提拔起来的，或者帮忙大家一起共事，一起窜起来的。”
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先是通过钱玄同催促鲁迅写文章，后来陈独秀自己也催促鲁迅写文章，陈和鲁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的关系。编辑需要稿件，向认为合适的作者组稿，如果作者答应了，应该说是作者对刊物和编辑的支持，哪里有什么提拔不提拔的问题？当年，鲁迅给《新青年》写稿，甚至没有一分钱的稿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只能说是鲁迅对《新青年》和陈独秀给予了支持。况且，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们属于同一本杂志的同仁，仅此而已。
倘说陈独秀当了总书记，提拔鲁迅当了宣传部长，还勉强算得上“提拔”。不过，严格说来，也不是的，那时的共产党处在在野的地位，假如陈独秀让鲁迅当了宣传部长，也只是共同奋斗的同志，不存在提拔不提拔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私利可言，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个待遇那个待遇，还有若干特权；当年，他们一不小心就可能把自己折腾进了监狱，甚至送命。
什么是提拔？当下的某些行政首长，任用自己的秘书到要害部门或油水多的部门工作，其作用力都来自上面，又“提”又“拔”，这才叫名副其实的“提拔”。所以，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与陈独秀几无关系，绝对不是陈独秀“提拔”的结果，陈独秀也无恩于鲁迅，他们只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编辑同仁的关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个并行的巨人。既是如此，何言过河拆桥之类？！李敖后一句说的，“或者帮忙大家一起共事，一起窜起来的”，这还有点儿像人话，与事实相对接近。
李敖这个所谓的文章高手，在一句话里，前后两层意思不能互相支持，甚至是矛盾的。二
再来看所谓的落井下石。李敖说：“陈独秀当年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就是文学院院长，他后来做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可是因为政治路线不同，最后中国共产党把他开除，他也坐了牢。可是坐牢的时候，被一个人落井下石，人家坐牢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呢？那个人是谁啊？不是别人，就是鲁迅。”
鲁迅怎么对陈独秀落井下石了，鲁迅当年下的“石头”在哪里？鲁迅又有什么必要对陈独秀落井下石呢？李敖接着说：今天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些记录里面，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是有功劳的，大家也谈到说是胡适、鲁迅，他们都是有功劳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在陈独秀被国民党抓起来的时候，鲁迅不但不能像胡适这样子去救陈独秀，反倒用他一贯的讽刺跟清凉话来讽刺陈独秀。我们在濮清泉的这篇文章《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说鲁迅在《新青年》上面，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这是那个陈独秀的口气。可是陈独秀入狱以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骂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为骂了主子王熙凤而落得吃马屎，陈独秀创办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为党受苦受难的时候，坐牢的时候，被国民党打压的时候，鲁迅居然这个样子地对待陈独秀，大家不觉得鲁迅这个人的所谓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这个风骨，有点问题吗？
我们先来说说“讽刺跟清凉话来讽刺陈独秀”以及“陈独秀是焦大”的问题。李敖提到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这篇长文，牵涉到鲁迅的有这样一段话：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这虽非陈独秀的原话，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记录下了很多陈独秀的谈话，他说：“陈讲给我的话，大体都还记得，复述出来，可以保证其精神大意不走原样，但求一字不差，乃不可能之事，为慎重起见，他的讲话，一般都不用引号。”这样看来，其真实性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上述引文基本上能代表陈独秀的观点。
既是如此，我们就要查查鲁迅署名“何干之”的这篇《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文章，看看鲁迅怎么说。文章不长，照录如下：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我们通读全文，找不到“陈独秀”三个字。这篇文章是针对谁的呢？鲁迅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鲁迅全集》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新月社，文学和政治性团体，约于1923年3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1929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约法等问题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独裁’，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曾遭扣留。他们继而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胡适等是在体制内运作，是希望蒋介石一党独裁的政府好，这一点，与焦大希望贾府好是一致的。鲁迅文章中活的焦大是谁，话说得很明白，一般不会有歧义。
陈独秀的这段谈话，是濮清泉引出的，或者说是他提示的结果。我甚至怀疑，濮清泉并没有看到鲁迅的原文，陈独秀也没有看到原文，他们只是听了耳食之言，以讹传讹。如果他们看了原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陈独秀会把胡适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甘当焦大？
鲁迅骂焦大，事实上已经为自己定位了，即，他是体制外的人，不会做焦大这样的事，换言之，他是不会与当权者合作的。与统治者“不合作”是鲁迅一贯的态度。至于“新月派”文人那种对国民党当局所寄存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与虎谋皮的天真，也表明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体制内。鲁迅说过，“新月派”“看似硬其实软”，正是点中要害。比如胡适骂国民政府，陈独秀也骂国民政府，虽然他们都不提倡暴力，胡适容忍了一党独裁，当时只希望有个“好人政府”，骂成了座上宾；陈独秀成立反对党，鼓吹政府不等于国家，鼓动政权更迭，骂成了阶下囚。谁硬谁软？不言自明。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人士是依附在政府身上，力争做一个“诤友”的角色，即鲁迅说的：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他们要当现政权的“诤友”，仅此而已。想法好像不错，但你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坏政府，你“诤”而人家不“纳”，依然故我怎么办？那就只能纸上谈兵，继续对“民主”和“自由”进行学术研究了。
捎带一句，陈独秀说鲁迅是“妙玉”，在我看来，这也不是骂，也有传神之妙。我想，这主要是考虑到鲁迅有洁癖这一点与妙玉相似。不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鲁迅不会像妙玉那样轻视刘姥姥。妙玉有点儿矫情并出世，鲁迅则有天然之野性，为人行文野趣盎然；鲁迅是入世的，虽然这个“世”让他极不满意，虽然他很想躲进他的“一统”楼。
当然，鲁迅的文章中没有出现“陈独秀”三个字，也不能证明《言论自由的界限》绝对与陈独秀无关。细读鲁迅原文，我觉得这一段有可能——也仅仅是有可能——暗指陈独秀：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写于1933年4月17日。此前，国民党政府曾两次开庭审讯陈独秀。据《国闻周报》记者《陈独秀开审记》一文记载，陈独秀在第一次庭审回答问题时确实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对庭审的情况，当时有不少报纸快速详细报道，鲁迅应该是较为关注，对情况相当了解的。他所说的“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是不是由此而发呢？如果这里的“还有人”指的是陈独秀，那么，鲁迅为什么不同意其要求自由言论的观点呢？
从鲁迅原文可以看出，鲁迅对新月社诸君子和后面“还有人”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对前者使用的是嘲讽的口气，对后者则要温和得多。他认为前者是小骂大帮忙，对后者则是认为不应该对当时的言论自由抱有希望：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还有人”如果指的是陈独秀的话，他不过是提醒老朋友，以其阅历之丰富，早该看出政府的独裁实质，要认清残酷的现实，不要对政府的言论自由抱任何希望，存任何幻想，与一党独裁的专制政府谈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鲁迅是善意的，充其量是批评，还称不上骂，也没有将其比作焦大的意思。
从鲁迅文章的事实出发，哪怕可能暗指了陈独秀，可是，这是如李敖所说的“落井下石”吗？三
李敖始终拿鲁迅与胡适相比，企图证明鲁迅是小人，胡适有大仁。我们再来谈谈“鲁迅不但不能像胡适这样子去救陈独秀”的问题。
胡适是营救过陈独秀的，这说明胡适有仁厚之心。胡适和陈独秀是安徽老乡，陈独秀无恩于鲁迅，但倒真有“恩”于胡适。是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胡适才进了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们或激进，或温和，一唱一和，一时造成风气与局面。胡适营救陈独秀，是不是也应看作情理中事？
但是，具体到李敖所言及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被捕，却没有胡适出面营救的事实。据唐宝林《陈独秀传》记载，陈独秀“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这次胡适做的事是，和蔡元培等人“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但陈独秀自己选择了“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
1933年，陈独秀被“焦大”们要修补和完善的国民党一党独裁政府最高法院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八年。陈独秀当然不服判决，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可是，“焦大”们要维护的党国一体的政体，党是国的爹，党生了国，叛党就是叛国。
此前，胡适和蔡元培等出面救陈独秀，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已经提到了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此外，还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他们是社会名流；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体制内的人物，换言之，他们是和当权者说得上话的人。鲁迅固然也是社会名流，但他是体制外的人，是公然的反对派，甚至他自己还负案在身，如何营救？
鲁迅痛恨上层社会的堕落，与场面上的大官小官向无往来。他长期在教育部行走，查他日记及相关时期的回忆录，不见他与教育部高官有什么走动，倒是有与教育部长章士钊打官司的记录。当一些人只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时候，鲁迅与之多有往来，而同是这些人，一旦官运亨通，走了红运，鲁迅便敬而远之。鲁迅看不顺身边的人在仕途上的努力或钻营。1924年，孙中山北上，拟开善后会议，共商南北政府议和大事，鲁迅的好友杨莘耜任善后会议秘书，为此常与代秘书长许世英及安福系政客混在一起。有一天，鲁迅遇见杨氏，半含讥讽地笑说：“你现在奔走权门了！”从此，二人关系疏远下来。此时，鲁迅对积极仕进者不说有恶感，也绝无好感可言，他在1926年6月26日所作的《马上日记》记道：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一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文中所说的“织芳”，就是鲁迅的学生荆有麟。鲁迅猜得不错，不到一年，荆有麟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办起了报纸。此后又两次央鲁迅写举荐信，寻求进身之路。鲁迅能央求谁呢？荆有麟找错了人，他最好去找胡适，胡适是乐此不疲的。鲁迅既然无法为他人进身尽力，更难在营救之事上有大作为。这正是鲁迅的“魏晋风度”的表现。让鲁迅怎么营救？让他像胡适一样去找蒋介石？蒋介石是只有胡适和胡适们才能找的，并不是鲁迅和鲁迅们所能找的。
当然，鲁迅也不是都不营救人，在中山大学时，鲁迅就营救过学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4月15日，广东行营主任李济深也在广州响应蒋介石，开始反共，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工会、农会，捕去中山大学学生四十多人（一说两百多人）。这天下午，作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主持召集了中山大学各科系主任紧急会议，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第二天，他捐款十元慰问被捕学生。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4月29日，鲁迅将聘书寄还中山大学委员会，辞一切职务。学校当局做了几次挽留之后，同意他辞职了。在《三闲集·序言》中，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此外，鲁迅还设法营救过学生孔另境，设法营救过知己瞿秋白等等。鲁迅晚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宗旨之一就是营救政治犯。鲁迅对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开会必到，而左联的会议他可以不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被暗杀，鲁迅从始至终都表示了他的愤怒，而且冒险参加了追悼会，名字甚至被列入暗杀名单。
胡适营救的是名人陈独秀，营救名人是会有红利的，名人因为名人效应，当局需要诸多考量，对名人抓抓放放，政府也可渔利，统治者配合胡适的营救，放了陈独秀，或还可以坐收开明之利？就是说，营救名人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不是吗？胡适营救不同政见者陈独秀已经成了千古美谈了，被当下的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挂在嘴边，不时谈起。鲁迅营救的是青年学生，学生无名，民国时，杀无名的学生是历届政府的拿手好戏，要营救是不容易成功的，鲁迅的营救之功也少有人谈起。我们试想，假设我们处在民国，假设我们亲历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假设我们被通缉，倘若有鲁迅这样的人营救我们，这个勇于在白色恐怖中营救我们的人，是不是一个大无畏的人？营救学生，很容易成为共犯，一不小心，也会把自己折腾进监狱。一般说来，如果流血了，死人了，也营救不了的，统治者在处置学生的时候，绝对不会像处置陈独秀那样费踌躇。四
陈独秀和鲁迅，他们彼此尊重，是互相欣赏的两个文化巨人。
陈独秀是因编辑《新青年》与鲁迅认识的。1918年1月4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提到陈独秀：“《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一文，鲁迅也提到了陈独秀：“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这些文字说明，鲁迅对陈独秀的工作、境遇和思想是关注的，鲁迅不主张“君主立宪”，这里客观上肯定了陈独秀。写于1927年9月4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鲁迅再次提到陈独秀：“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1933年3月5日，当陈独秀即将受国民党审判之时，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怀着深情写道：“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表达了自己愿意听陈独秀的指挥：“……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当时的“将”，自然是指陈独秀。1934年8月1日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又提到了陈独秀：“《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通过自己的观察、比较，为我们勾勒了陈、胡、刘的形象，近于白描。我认为，鲁迅对陈独秀是有好感的，他没有胡适那样让人捉摸不透，虽然有点儿言过其实。
鲁迅所言，很多可以在陈独秀那里得到印证。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所以，鲁迅认为陈独秀也是他的小说的助产婆之一。7月9日陈独秀为《新青年》八卷一号约稿事致信周作人：“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望必在二十号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为下月一号出版，最后的稿子至迟二十号必须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8月13日陈独秀致信鲁迅、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8月22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陈独秀向周氏兄弟约稿之殷、之急，这些信件可见一斑。9月28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从这些信可以看出，陈独秀极为欣赏鲁迅的随感录、小说，他不仅是周氏兄弟的约稿者、作品爱好者，而且是帮助他们出版作品的策划者，陈独秀与周氏兄弟之情谊非同寻常，鲁迅对陈独秀的感念由此可见大半。
要顺便提一下的是，主要因为冯雪峰的原因，冯代鲁迅写的抨击陈仲山的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客观上伤害过陈独秀，但陈独秀对鲁迅还是正面的评价。陈独秀毕竟是鲁迅的老友。鲁迅去世后，他于1937年11月21日写的那篇向不被重视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对鲁迅有着十分公正客观的评价，文章不长，照录于下：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俩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指出，因为“毁誉过当”，鲁迅是最富争议的人；是有独立思想的人；还是有坚守，有特操的人。同时，他抨击了那些“无知妄人”。就是在李敖引用的濮清泉的文章中，濮也转述了陈独秀的话：“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我认为，就像瞿秋白了解鲁迅一样，陈独秀也是一个深知鲁迅的人。
应该说，鲁迅与陈独秀是没有什么私交的，一个办刊，一个写稿，仅此而已。也许是孤陋寡闻，我不曾看到他俩有过面对面的长谈，也不曾看到他们有比较深入的具体的交往。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地互相关注并欣赏着。尽管如此，他们充分认识对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珍惜友谊，也是相互信任的，哪怕在流言面前，也不轻易否认对方。
从以上史迹看，鲁迅可曾对陈独秀“落井下石”？
压稿风波·权威问题及太阳、月亮和夜
——鲁迅与高长虹一我不知道应该说高长虹是有幸还是不幸。若说有幸，他因了与鲁迅的种种瓜葛，足以使他活在鲁迅的巨大存在之中，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注目，抑或也可以因此而“不朽”。坦白地说，在我看来，若以创作而言，高长虹的杂感与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主要是杂文的集子《走到出版界》，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占到一席之地的。我也看了不少诗和杂文的选本，即便在十分开放的连周作人、梁实秋的作品都不断地被选来选去的今天，似乎各位选家也不曾选到高长虹的作品。我敢说，若不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高长虹可能真的就销声匿迹了。说是不幸，那是因了与鲁迅的冲突，他不得不走出了文学界，尝到了咀嚼不尽的苦果。
高长虹（1898—1954），诗人、小说家。本名高仰愈，山西盂县人。1924年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1925年3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狂飙宣言》，并参加鲁迅领导的莽原社，编辑《莽原》周刊，与向培良等编辑《狂飙》《弦上》《每日评论》等刊物。在创作上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写有许多揭露军阀统治的诗文。
在此期间，人们对高长虹的评价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旧版的《鲁迅全集》中《故事新编·奔月》注八是这么写的：“高长虹……是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显而易见，这里有着过分鲜明的感情倾向，而缺少客观的理性。1982年版的《鲁迅全集》那条注就改为：“高长虹……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虽然留有尾巴，但应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就连这句话也删去了。二《奔月》注八对鲁迅、高长虹关系始终的交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高长虹“在1924年12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他的第一本散文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即由鲁迅选辑并编入《乌合丛书》。鲁迅在1925年编辑《莽原》周刊时，他是该刊经常的撰稿者之一”。这说明，交往之初，鲁迅对于高长虹是爱护并给予支持的。
鲁迅在谈到创办《莽原》的目的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常常谈起有关这刊物的事情：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
信中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是指高长虹、向培良等人。
这里，鲁迅把高长虹等看成是“漆黑的染缸”的“毁坏者”，看作“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并不尽同”，但鲁迅对高长虹是爱护备至的，评价也曾经是高的。
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回忆起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去访他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这个细节可以证明，鲁迅为了青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是血。当然，鲁迅吐了血，是本来已有的病兆，是长期积劳成疾的结果，但这也证明鲁迅对高长虹曾是满腔热忱，花费了许多心血。
高长虹在回忆他和鲁迅的最初关系时，充满感情地写道：“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由此可见，高长虹的心情是兴奋的，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崇高的，他认为自己走入了“新的世界”——这当然是鲁迅的世界。三
鲁迅、高长虹冲突的起因，是发生在1926年10月的“压稿事件”。《奔月》注八这样叙述道：高长虹“因《莽原》半月刊的编者韦素园（当时鲁迅已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莽原》自1926年起改为半月刊）压下了向培良的一篇稿子，即对韦素园等进行指责，并对鲁迅表示不满”。
所谓“压稿”，是指韦素园刚接手，就压了向培良的剧本《冬天》，退了高歌（高长虹之弟）的小说《剃刀》。压稿退稿，编辑之常事，无非牵涉了《莽原》内部的派别问题，不值得多提。高长虹的不满，在我看来，也多是年轻气盛（当年他二十八岁），遇事不够冷静，如此而已。1926年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2期上发表了高长虹的《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高若稍能冷静，念鲁迅之情谊，似乎也不宜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以私人通信商讨为好）。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的：“《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先为先生及先生等诵之。”对于鲁迅先生，除发一通牢骚之外，是请先生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远在厦门的鲁迅，管得了那么多吗？鲁迅并没有像高长虹那样“发烧”，而是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鲁迅在信中说：“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鲁迅还认为：“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因此，鲁迅不予表态，不予理睬。于是，高长虹便认为鲁迅偏袒韦素园，把矛头指向鲁迅。四“压稿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线，鲁、高冲突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是那则把鲁迅说成“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广告。
在我看来，像鲁迅这样的一代名人，有人称之为“思想界之权威”，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倘若鲁迅真是思想界权威之一，先生自己也默认了，这也只是默认了一个事实而已，高长虹是不应该这么大动肝火的。
从以上介绍高长虹对韦素园的攻击，我们不难看出高长虹当年的年轻气盛。这里有一个插曲，即高对郁达夫态度的骤热骤冷，这至少说明了高长虹当年的不成熟，从中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对鲁迅的态度。高长虹说过，他刚创办《狂飙》时，赏识者有四位：鲁迅、郁达夫、欲擒和日本人伊东干夫。1924年下半年高长虹到北京后，曾将《狂飙》赠送郁达夫。郁即回信致谢，鼓励他继续努力，并担心他因同时编辑《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而过于劳累。高长虹为郁达夫真挚的情谊而感动，几乎要哭了出来——因为这种情谊出自于一个跟他未谋一面的人。1925年1月，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10期发表《我的悲哀》一文，文中写道：“达夫是人类中最纯洁最多情的一个。假使他是个女子时，我便立刻会爱上了他。”然而，他俩晤面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个冬天的下午，郁达夫拜访了高长虹。高长虹感到，郁达夫虽然态度率真，但谈话滔滔不绝，隐含傲意，使他几无插嘴的余地。当晚，高长虹给郁达夫写了一封率直而傲慢的信，并邀他次日下午来喝酒。结果郁达夫未赴宴，亦未复信。再过一日，高长虹与高歌以及另两个朋友一起拜访郁达夫。郁达夫说：“信收到了，因为断酒，故未回复。”这次见面，双方只说了一些应酬话，此后便无联系。高长虹对鲁迅说：“达夫外恭而内倨，仅一次往来，遂成路人。”评价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看法，因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便不再往来，视若路人，这便是青年高长虹的幼稚处。我们跳出历史，倘若以平常心看他，现实生活中，若是像他这样情绪化地为人处世，怕是只会四面楚歌，成为孤家寡人的。
我以为，高长虹与鲁迅的所谓“权威”问题的冲突，也和郁达夫的“外恭内倨”一样，都是由一些莫名其妙的细节引起，本来不值得大动干戈的，然而，高长虹还是因一些小事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又一次犯了骤热骤冷的毛病。和对郁达夫的评价一样，高长虹在《革革革命及其他》一文中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这算不算“思想权威”呢——引者问）但不久，在《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当高长虹看到1925年8月5日《民报》的广告后，就非常反感，反应也异乎寻常的激烈。他在《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说：“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倘若我们不看高长虹诸如此类“骂人”的话，而只看鲁迅的，当然会说鲁迅是尖刻的，而实际上，许多人骂起鲁迅来，是很不理性的，只不过我们一时看不到他们的文章，只看到他们的尾巴被夹在鲁迅的大作中，因此，才仿佛显得格外老实。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高长虹攻击鲁迅的文章有十五篇之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思想权威”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论点：
一、他认为“思想权威”是不存在的，也是无用的。他说：“鲁迅想做权威者，然而世间没有这件东西，一个思想者，除了几本著作外，其实没有其他，此几本著作，有何权威可说。”因此，他把“思想权威”称为“空名”“纸糊的假冠”。
二、“思想权威”对整个社会，是贻害无穷的。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他说：“思想呢，则个人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都有余，用之于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在他看来，有了“思想权威”，青年就成了奴仆。他说：“……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
三、他认为鲁迅默认了“思想权威”这一提法，这对鲁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说：“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事……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提出问题来了。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了。”高长虹还说：“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
高长虹的论点有矛盾之处。“思想权威”既然是不存在的，又怎么贻害社会呢？有了思想权威，青年为什么就必然成为奴仆呢？青年或服膺马克思的思想，或服膺尼采的思想，他未必就成了马克思、尼采的奴仆吧！“思想权威”的广告是别人做的，高长虹为什么迁怒鲁迅，而且抓住不放，喋喋不休呢？广告也无非是广告。1926年，高长虹他们不也在《新女性》上登“狂飙社”的广告，说什么“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把鲁迅编辑的《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都算作他们“狂飙运动”的成绩，借鲁迅之名，以壮自己的声势。“思想界先驱者”，不也是“纸糊的假冠”吗？此外，到底有没有“思想权威”呢？什么叫作权威呢？我以为，权威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或威望，是在某一范围内最有影响的人和事物。因此，我还以为，称鲁迅为“思想权威”并无大错。小错在于，要补上“之一”二字，即“思想权威之一”。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并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高长虹正是采用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来抨击鲁迅的。其实，当年的高长虹毕竟太年轻了，也太性急了，他甚至来不及搞清权威的概念。从他的激进思想看，他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权威”，而是“思想专制”。
鲁迅，当然不是“思想专制”的代表。五
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似乎有个人恩怨的色彩，因为它牵涉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他们与许广平的关系。
实际上这是一场误会。
事情缘于高长虹发表在1926年11月21日《狂飙》周刊第7期上的爱情诗《给——》，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
此外，高长虹在《时代的命运》一文中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是不是指“太阳”把“月亮”让给了“夜”呢？高长虹公开这么表示，至少让人容易产生误解。
当时，社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以及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杜撰为高、鲁、许之间的“爱情纠纷”。是谁选中这首诗制造“流言”的，不得而知，而把这“流言”告诉鲁迅的，是韦素园。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我们暂且不管“流言”是不是道出了高长虹的真心，却深深地伤害了鲁迅，也激怒了鲁迅。鲁迅1926年12月29日复信韦素园说：“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鲁迅虽然分析了三种可能，然而，他对第三种可能特别的“愤怒”。他接着写道：“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
在给韦素园写信的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说长虹之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按：当时许广平在广州供职），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是将计就计，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也还是要到广州的。”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不久，鲁迅和许广平由广州去上海，他们在上海有了家。
这里，鲁迅明确道出了高长虹若真是如流言所说，那是害了“单相思病”，这表明鲁迅对自己爱许广平以及许广平也爱自己的确信。同时，若是高长虹真的以为鲁迅破坏了他的梦，那么鲁迅便要“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有人说，从这段话看到了鲁迅的凶狠。那么，我要问，鲁迅要把自己之所爱斯文地拱手相让，才不凶狠吗？我倒觉得，从这段话看，鲁迅虽然已年近半百，但为了爱其所爱，依然雄风不减。
一个敢爱的老人比一个敢爱的青年，需要更多的更大的勇气。
至于所谓“生活上”的“最大让步”，鲁迅在《新时代的放债法》一文中做了答复：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
高长虹的话没有点明，鲁迅也没有言破，你知我知，彼此彼此。不过，一有对比，读者自然就可以意会了。
当然，应该说鲁迅这里有过多的激愤，假如他知道了高长虹后来说的本无此事之类的话时，大约也会感到自己是与风车作战吧。尽管这样，我还是理解鲁迅的激愤的。倘若我们考虑到有流言说他勾引了女学生，有人指责他抛弃了原配夫人朱安等背景，我对鲁迅的激愤，只能理解为他对许广平的爱是深厚的，因为深厚，所以是珍惜的。
这里，似乎有必要提一下许广平对鲁迅的爱的过程，否则，不足以说明是“月儿”跟着“黑夜”走呢，还是“太阳”把“月儿”交给了“黑夜”。1925年12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许广平在文章中热情称赞鲁迅用“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要向人类给与以光、力、血，使未来的世界璀灿而辉煌”，并表示她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的袭击”，“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许广平在另一篇散文《风子是我的爱》中，也用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她对鲁迅的爱情，并向旧传统、旧礼教发出了挑战：“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后来，许广平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还曾回顾了她跟鲁迅建立爱情的经过。
鲁迅是爱许广平的，许广平也是爱鲁迅的。一部《两地书》，是他们相爱的千古确证。
在鲁、许、高的关系中，高只能遗憾地成为多余者。事实本来就是这样。1938年高长虹从欧洲回国后，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中说：“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仿佛觉得鲁迅同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有这么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的性格。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原因了。”景宋即许广平。在后几句中，最主要的是“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这一句，而且高长虹也承认正是这种“狂想”，成了他和鲁迅“伤感情”的一个原因。他们的信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退一步说，即使“太阳”和“月儿”在八九封信中曾经相爱，而后“月儿”又爱上了“黑夜”，这也绝不是“太阳”“让步”的结果，而只能说是一种命运。六
高长虹的结局怎样？
1930年初，高长虹离开故国，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异国漂泊生活。高长虹去日本，主要是研究经济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他整天钻在上野图书馆啃书本，生活十分清苦，有时两天吃不上一口饭。在日本两年后，他前往德国，上了柏林大学。以后又到法国。据说，曾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经意大利、英国，回到香港，经友人介绍，奔赴武汉，武汉沦陷后又到重庆。1940年冬（又一说是大约1943年夏），他徒步进入延安。到延安后，他不找朋友投奔，而是在街头睡了两天，潘汉年看到，才把他领到有关机关，安排了住处。高长虹到延安后，不认为自己是文艺家，把自己看作是研究经济的。当时他所写文章也是偏重历史、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高长虹到延安不久，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请他参加，他以研究经济学为由，婉言拒绝。他是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唯一的文艺家。
舒群曾在延安和东北担任过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自称“对于高长虹在延安和东北的情况，比我更了解的人大约不多了”。他对采访者陈漱渝谈了这样一段话：高长虹徒步进入延安之后，经有关方面酝酿，责成延安鲁艺代为照管，并给了他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名义……高当时经常给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投稿，文、史、哲无不涉及，但由于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武装，思路不清。据我回忆，他的文章大约一篇也没有采用。我当时曾接替丁玲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的主编，出于对高的尊重，退稿时往往由我亲自出面，因此跟高接触的机会比较多。1943年底至1944年8月，我改任鲁艺文学系系主任。高长虹住在鲁艺北面山头的一个窑洞里，我也住在鲁艺校外的窑洞，与高的住处相距不远。因为高由鲁艺照管，所以我常去看他。在我的印象中，高长虹个子很矮，头发半白，身体瘦弱，有点歇斯底里，不过还保持着一点童心。他待人比较真诚，对延安“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十分不满，但运动并没有波及过他。1945年9月，我率领东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11月2日抵达沈阳，后转到东北局担任宣传部文委副主任。1946年末，东北局迁到哈尔滨，高长虹也到了哈尔滨。我便安排他在东北局宣传部后院的一间房里住下，重新给他添置了衣服被褥，并且还多发给他几块钱津贴费。这时高长虹神智更加不清，到干部的小食堂吃饭时常目不斜视，一声不吭。领到津贴费，他就到旧书摊上去购买各种字典。他懂得好几种外文，表示从此放弃文学，要编一本中国最好的字典。但这时他实际上已失去了从事脑力劳动的能力……沈阳一解放，我第一批进驻沈阳。1949年初的一天，高长虹忽然疯疯癫癫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这时他已由组织上安排到临时设在沈阳东北旅社楼上的一处精神病疗养院。高要我给他安排工作，并说他经济上有些困难。我劝他养好病再工作，送给他一百块钱，又请他吃饭喝酒。喝酒时，他掉了眼泪。饭后我送他回东北旅社，这就是我跟高长虹的最后一次会面。此后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有一种说法，说他病逝于抚顺的精神病院。
此外，阎继经在他的著作《历史的沉重》中，就高长虹晚年的情况，引述了知情人侯唯动的回忆：“大约是1953年至1954年秋，我从鞍钢体验生活回沈阳写作，就住在东北旅社五楼，住了大约一年多。一天我到食堂吃饭，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头发很长，躬腰低头走路，很像个老太太。我觉得很面熟，便走上前去看，看后大吃一惊，原来竟是高长虹先生。我喊：‘高长虹先生！’这时忽然围上来几个服务人员，对高长虹先生大声呵斥：‘躲开这里，躲开这里。’同时连推带搡地要拖他走。我非常生气，忙斥责那些服务人员：‘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高长虹先生，我的老师，延安的老革命同志，老作家，连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尊重他，你们怎么这种态度！’那些服务人员走开了。我拉住长虹先生的手说：‘长虹老师，您还认识我吗？’长虹先生说：‘认识，你是侯唯动。你也到东北来了，你好！’我注视了一下，这样一位大文人，穿着却很狼狈，身上还是延安时期发的灰棉衣去了棉花的夹衣，一双破布鞋，形同乞丐。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问：‘您住几楼，吃完饭我去看望您。’长虹先生说：‘住二楼。’饭后我找了旅社的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说：‘那人是疯子，不让人们接近他。’我问：‘我能去看看他吗？’保卫科人说：‘你可以，你可以。’我那时已是有名气的诗人了。下午我到了长虹老师屋里，屋子很宽敞，条件不错。长虹先生说：‘你的诗我都看了，写得好。你的风格变化，终于走到民族传统上来了。’我问：‘您为什么不到北京去？’长虹先生说：‘我给郭沫若、何其芳写过信，没有回音。’听他谈话，一点不像疯，我给东北局写信问情况，没有回信。我又托当时任辽南地委书记的鲁艺同学赵自评去东北局打听，赵回来说：‘东北局说了，千真万确，是疯了。’我说：‘有什么迹象吗？’赵自评说：‘人家说他常常无故大喊大叫，也听不懂他喊叫什么。’以后我见到高长虹先生时就问他这事，他哈哈大笑说：‘我那是用外语朗诵诗呢！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用英语朗诵拜伦的诗，用……’我恍然大悟了，用外语朗诵外国诗人的诗，不用说那些服务员听不懂，就是我这个号称诗人的人也听不懂。长虹先生人很瘦，但精神很好，生活能自理，从我和他接触一年当中，他没有任何疯的迹象。”
高长虹到东北后，实际上被当作一个闲人，长期住在旅馆、招待所，不分配工作。觉得苦闷时，他就用日语、英语、法语或德语朗诵外国诗人的作品。服务员听到“哇啦哇啦”，以为他发疯，于是传说他得了精神病，又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舒群和侯唯动的回忆，基本上可以证实一条，高长虹没有疯，却被人当成了疯子。一个狂人，就这样成了“疯子”，不知所终，令人唏嘘。
要补充的是，舒群说的高长虹对“抢救运动”扩大化十分不满一事，据说，高长虹还曾写信向斯大林告状，又直言不讳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外，他所以要去东北，原因之一，是去开发金矿，以振兴解放区的经济。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当然难以实现。
高长虹是个不顾家的人。赴东北途中路过山西，故乡就在根据地，他也不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如何生活，他根本不管。老子不管儿子，然却祸及儿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把高长虹当作“反对鲁迅”的一员，在反右中，他儿子被打成右派，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老子反对过鲁迅。鲁迅不能对他“骂”过的人的一生负责，更不能对他们的儿辈负责，鲁迅的“骂”，也只是鲁迅个人的见解，而不是判决书。鲁迅是没有责任的。那么，这是谁之罪呢？
庸俗、趣味、三闲及最前进
——鲁迅与成仿吾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笔名石厚生、澄实等。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教育家。1910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发表新诗，次年发表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参与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文学刊物。1925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引起了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1928年赴欧洲，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去柏林，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回国，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长征。1937年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与徐冰合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有《成仿吾文集》行世。
成仿吾系创造社元老之一，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二号人物。他一生与鲁迅纠葛甚深，在不同时期不断地和鲁迅发生论争。成仿吾是一个多变的人，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变化不止”。他对鲁迅的态度也经常变化，可以说是不断“前进”。一
成仿吾第一次骂鲁迅，是在1924年1月，他以“纯文艺”为标准，几乎全盘否定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1923年8月，《呐喊》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的好评。然而，成仿吾却独树一帜，对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在《创造季刊》1924年第2卷第2期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杂志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萝卜白菜，各有所好。说《呐喊》不好，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成仿吾一开始，采用的就是无聊的战法，用挖苦的语言，牵扯上了周作人，这有什么意思呢？鲁迅的作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难道因为不同的人“手编”，便会有实质的变化？鲁迅对这样的战法，是不以为然的。也正是因为不以为然，到了1928年4月20日，过了四年多，他才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写道：“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讽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谁编的，这无关紧要，关键是要看作品本身。
在《〈呐喊〉的评论》中，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都是“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按：指成仿吾）的谴责”，未予点名，并且将此语置于其他人的多种看法之中，可见鲁迅对别人批评所持的态度是冷静的。1926年11月20日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鲁迅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这是指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收入了创造社成员冯沅君的《卷葹》而引起成仿吾等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鲁迅此举不啻破坏了创造社组织的纯洁性。《呐喊》出版的当时，李大钊、茅盾就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现在时间过去了八十余年，《呐喊》的价值已经被历史所确认。所以，要反驳成仿吾的观点，就显得多余了。不过，我们回顾一下鲁迅当时的态度，对了解鲁迅这个人是颇有意义的。对于成仿吾对《呐喊》的肆意歪曲与攻击，鲁迅直至十年之后方给予正式反击。你说好，我就偏说不好——鲁迅性格中有如此较劲的特点。他在编辑《故事新编》时把《不周山》易名为《补天》，认为它不是那么好，“陷入”了“油滑”，而“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1935年12月26日所撰《故事新编·序言》中，在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鲁迅对成仿吾的批评回敬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呐喊》已没有《不周山》。鲁迅把这“不庸俗”的东西编进《故事新编》时，又更改了篇名。成仿吾偏爱的东西就被剔除干净了——这就是文人的习气，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应该具备这种“习气”。
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也描写过“黑旋风”成仿吾的形象：“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而鲁迅对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一直是“憎恶”的。二
成仿吾在根本不懂鲁迅作品价值的情况下，否认鲁迅的小说；接着，成仿吾又在根本不懂鲁迅“趣味”的情况下，信口开河，抨击鲁迅的人生态度。这次，成仿吾的标准是讨伐“趣味主义”。他于1927年1月16日在《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甚至还把鲁迅与陈西滢一锅煮了，说什么“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滢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要是不知道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我们还以为鲁老夫子与西滢先生将要在一起品茶哩。成仿吾责问：“我们对这种荒淫后的荒淫究竟能不能予以肯定？”抄小说旧闻，就是荒淫，作为隔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我，只觉得无法理解。成仿吾对鲁迅这样的“趣味家”的态度“感着不满”，他认为：“第一，他们的态度是游玩的，不诚实的；这是由趣味那东西的本性可以明白的。第二，他们常把自己没入于琐碎的现象之中而以感着所谓趣味为目的，他们不能把一个个的现象就整个的全体观察，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艺术的。”那怎么办呢？为了“艺术”，他开始高喊革命口号了：“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起来革命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应当努力，努力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不努力便是堕落，便是死。”“真诚的同志们！永远的同道者！我们起来，打倒一切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时代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在我看来，这样文理不通的文章根本没有什么学理可言，基本上是喝多了革命牌的老酒，一派胡言乱语。
成仿吾写《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时，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的理论，开始鼓吹“革命文学”，他再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去轰炸。1928年2月，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名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说是“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同时，成仿吾以石厚生的笔名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真是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成仿吾认为鲁迅是有闲的，有闲就是有钱，搞的是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没落的。如果鲁迅想像成仿吾要求的那样“前进”，读一点儿社会科学的书，那只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没落，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总之，这样也是没落，那样也是没落，鲁迅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没落的命运的。这是成仿吾们的“天”注定的。
我觉得成仿吾的论调是很奇怪的，五四时期的斗士、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鲁迅，怎么会和趣味、闲暇沾上边呢？如果听过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如果看过夏瑜坟头的花圈，如果了解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他是学者，他是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战士。鲁迅是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又是新文化的奠基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没落”的呢？因此，我只能认为成仿吾之类的革命家，被革命冲昏了头脑，他只会冲啊杀啊，使用无烟的炸弹之类。他甚至没有闲暇读一读鲁迅的作品，确定一下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革命的激情在澎湃，他来不及做这一切了，叽里咕噜地冒出来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虚妄之词。
创造社疯狂围攻鲁迅开始于1928年初，而早在1927年1月，成仿吾就已经把进攻矛头指向鲁迅了。而且，直到1928年2月，还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中声称：“《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当时的《语丝》已经移到上海出版，主编是鲁迅。成仿吾的矛头指向，不很清楚吗！还必须着重指出，也是在1928年2月，亦即郭沫若离沪去日的后一两天，成仿吾与冯乃超二人在一次宴席上，大事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不但侮辱了鲁迅，而且把许广平也侮辱了。
鲁迅是不虚幻的，他对成仿吾的虚妄之词都有实在的答复。关于“华盖之下”，鲁迅说：“我合印一年的杂感的《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他的“小说旧闻”。’”鲁迅指出了这种“编排”的主观随意。关于“闲暇”，鲁迅指出成仿吾“……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鲁迅对之投以蔑视，说“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鲁迅认为，成仿吾的战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感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在《文坛的掌故》一文中，鲁迅对成仿吾们充满了蔑视：“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看到的是司令办的那几本刊物，揶揄有之，挖苦有之，但仍保持着“没落”者固有的幽默，也还矜持。
革命的文学家有一个特点，即善于鼓动别人参加革命。他们经常要求参加革命的革命者要这样而不要那样。然而，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干了些什么呢？这是无关紧要的。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第六节“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团结起来”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成仿吾的意思无非是说，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到工农大众中去，提高群众觉悟，影响群众，争取群众，提高他们斗争的勇气。读了这段话，我感想有二：一是成仿吾高高在上，他既高于被他发动的“小资产阶级”之上，又高于“龌龊的工农大众”之上，他仿佛是救世主派到文坛来的总干事；二是他洋里洋气的表述，除了表明略通外文外，只能证明他自己首先是脱离大众的小资产阶级，靠他这样的人是不能“获得大众”的。对于成仿吾的宏论，鲁迅挖苦道：“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在《文坛的掌故》一文中，鲁迅也有类似的讽刺，只是加了一句“可不知洗了澡没有”。某些人自己泡温泉，躲在租界里高喊革命，让别人去“获得群众”，鲁迅自然是深恶之——这一点，与后来周扬躲在租界里“深居简出”，指挥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一样，让鲁迅反感。三
鲁迅与成仿吾的关系，是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骂”成仿吾等人，与后来的“骂”“四条汉子”一样，是骂某些人所代表的某种思想和艺术的倾向。这一点，因为郭沫若是主要代表人物，我将在郭沫若一节里，加以相对详尽的阐述。不过，《二心集》里鲁迅名文《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才子+流氓”，郭沫若一直以为鲁迅是骂他的，鲁迅研究界有的人也一直认为是骂郭沫若的。实际上，这是郭沫若替成仿吾受过。我以为，虽然总体而言，鲁迅事实上认为创造社的不少人有“才子+流氓”的习气，但具体所指，却只有成仿吾可以对号入座。
我们先看看鲁迅在原文中的论述：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
鲁迅的意思是，本来，创造社有人“作专论”，批评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而后来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创造社成员的作品，那么创造社中人就不去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了。这是一种势利的实用哲学，所以颇有一点儿“才子+流氓”的习气。文中，鲁迅点了印行的是郭沫若和张资平的作品，所以人们容易联想到郭沫若等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读了这段文字后，认为鲁迅“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既然郭沫若自己都招认了，这又不是审理案件，别人也就不再细究了，从此，“才子+流氓=郭沫若”，似乎成了定论了。
据马蹄疾考证，这是一种误解，“冤枉了鲁迅五十多年”。在这段文字里，鲁迅虽然提到郭沫若的名字，但鲁迅只是说，郭沫若的书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鲁迅原文的意思很清楚，说创造社中“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是指“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的人。那么，在这以前，是谁作过专论呢？不是郭沫若。如果一定要指谁的话，与成仿吾倒是沾一点儿边的。1922年12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13期发表研究会成员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一文，文中将无神论（Atheism）误译为“雅典主义”了，成仿吾于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雅典主义”》一文，专门对王统照的误译加以批评。鲁迅文中批评创造社中人的“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指的就是这件事。因为郭沫若认了账，成仿吾倒讨了个自在。郭沫若又否认了有些作为，证明了自己不是“才子+流氓”，所以鲁迅就有一段不好听的“骂名”。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成仿吾实有其事，这样看来，扣在鲁迅头上的骂名也应该雪洗了。
不过，如果结合鲁迅对“才子+流氓”下的定义，无论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当事人听了，也一定不会认账的。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写道：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她们的便宜……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这是一种象征，与此同类性质的习气，都可以称为“才子+流氓”。但若深究谁是“才子+流氓”，谁是“婊子”，仿佛显得过于具体了。成仿吾绝不是“才子+流氓”一类的人物，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作家”，若说有什么习气，就是有一点儿“左”的习气而已。
不过，关于“流氓”，鲁迅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表述。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创造社中人都是才子，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谁是“无特操”的多变的“流氓”呢？这实在不好说。不好说，不说也罢。四
鲁迅去世后，成仿吾又变了。这回倒真是“进步”了。1936年10月，成仿吾曾撰写《纪念鲁迅》一文，高度评价鲁迅的创作和思想。文章首先对鲁迅表示了景仰：“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特别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中的奋斗，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引起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对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样评价道：“一、‘五四’以前，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光明的第一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众的怨哀，没有希望。二、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因为反抗北方军阀，而被迫回到南方，开始与中国的革命潮流接触，在失望与压迫中间毕竟认识了革命的真理，创造一种新的小品文，用了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始终站在最前线，反对一切民族敌人，鼓励着中国人民前进。三、在他痛骂托派汉奸的著作中，表现了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他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准。……他在这里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好作家，进入了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总之，这几点已经可以证明鲁迅的划时代的功绩。”成仿吾的语言向来是半通不通的，“进入”了“地位”，这通吗？也许他连才子都称不上。从“落伍者”到“最前进”的，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鲁迅呢？我被他搅糊涂了。
1937年10月19日，成仿吾主持召开了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邀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论鲁迅》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新文艺史上仅有的一次邀请毛泽东专论鲁迅的讲话。开会那天，毛泽东是一个人走来的，警卫员在后面牵着牲口，成仿吾在学校门口迎接，还一同到成仿吾的窑洞里坐了一会儿，报告结束后，成仿吾送毛泽东到门口。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鲁迅说：“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成仿吾亲自听到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随后，同在1937年，有一天，毛泽东约成仿吾和另几位同志吃饭，地点是党中央的一个招待所。这一天议定了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事，同席的七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徐特立、艾思奇、周扬，就是它的创始人。1938年2月，他们联合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缘起》指出：“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个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伟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之名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而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成仿吾对鲁迅的评价是不稳定的，虽然有鲁迅帮他与党接上关系的历史，虽然在《纪念鲁迅》中无限拔高鲁迅，但对与鲁迅的恩怨，也还是耿耿于怀。据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记载，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按：即郭沫若）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郭沫若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又说：“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1931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1931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如果这段话记载无误的话，我觉得成仿吾谈话的可信度很低。这里，他出卖了太阳社的革命同仁。鲁迅怎么只是与太阳社对立呢？这根本不符合史实。太阳社的领军人物蒋光慈死了，是不是便可以往他们头上扣屎呢？我以为，“革命文学论争”主要是与创造社的论争，而不是太阳社。关于其他方面，“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周海婴说，“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许广平是这样回答成仿吾的：“1926年11月7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但到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开始大屠杀。鲁迅当日不避危险，参加紧急校务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他就坚决辞职，表示抗议。成仿吾说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之后才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是篡改历史，有意诬蔑鲁迅。我在北京见到成仿吾时，的确提到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听：他是否秘密地到过上海？他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明他是通过鲁迅才和党接上关系的。当时我并没有说过什么‘鲁迅也有错误’这一类的话。”成仿吾似乎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这是不是与他潜意识中认为鲁迅是“三闲”分子有关？也未可知。其实，鲁迅在广州时，还和成仿吾一起革过命哩。1927年2月20日，他和鲁迅一起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签过字。
“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鲁迅与郭沫若
一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麦克昂、杜荃、龙子等。四川乐山人。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数十卷行世。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鲁迅年长于郭沫若，又相对早逝，所以并世的时间不长。他们生前，皆有相见的愿望，但几次都失之交臂，终于未谋一面。后来，因为思想、气质等原因，也因为文人的敏感所造成的误会，彼此交恶，笔墨相讥。
鲁迅对郭沫若的创作情况是关注的。1926年9月创造社出版了郭沫若的小说散文集《橄榄》，鲁迅在《而已集》的《通信》中就提到了：“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鲁迅对郭沫若的成就也不是视而不见。1933年8月14日写的《为翻译辩护》一文中，对郭沫若所译《战争与和平》就给予肯定，认为是当时充满“惰气”的出版界的幸事。
不过，应该说鲁迅在重视郭沫若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轻视郭沫若。鲁迅对郭沫若的态度是矛盾的。早在1921年8月，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鲁迅就说：“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1926年11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这里的“量狭而多疑”，当然也包括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早期创造社的最主要成员。
郭沫若对鲁迅的认识，是从鲁迅的小说开始的。1920年，当时还在日本的他，从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上，首次读到了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后来在《“眼中钉”》一文中回忆道：“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显然，这时的郭沫若对鲁迅的了解是很单一的，他谈的也只是对一篇小说的感觉。
倘若我们对历史人物——尤其鲁迅、郭沫若这样的贤者——也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我们就不难看到，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这两次，虽然这之前鲁迅、郭沫若也并不是一无纠葛。二
在鲁迅和郭沫若的早期关系中，有一个关于“翻译和创作”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我不认为这是一场争论——你说你的理由，我讲我的观点。
郭沫若从推崇鲁迅的小说出发，鉴于报刊编辑在编排鲁迅小说时，将其置于周作人的译文之后，他即致函编辑李石岑说：这样的编排处理，反映了“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编译，而不注重产生”，“只夸示些邻家的桃李来逞逞口上的风光，总不想从自家的庭园中开些花果来使人玩味”的心理，并指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郭沫若以他推崇的鲁迅小说为例，告诉人们：创作比翻译更重要。我以为，郭沫若是对的。如果说有一点儿用词不够谨慎的话，那就是“媒婆应当稍加遏抑”，这似大可不必。你搞你的创作，他搞他的翻译，井水不犯河水。但具体到刊物的排版，倘不是专门的翻译刊物，似乎不宜把翻译排到创作之上的。
一是鲁迅特别注重翻译，一是文人情绪作怪——你郭沫若这样说，我偏要那样说——鲁迅对郭沫若的见解也从鸡蛋里挑骨头。他后来追述说（请注意，鲁迅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来与创造社“交恶”后，才发表了这些见解），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旧事重提，说“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鲁迅的“恶翻译”三字，乃信口开河，言重了。郭沫若并不恨翻译，还翻译了诸如《浮士德》《战争与和平》等名著，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处女媒婆”说无关宏旨。我以为，就像警犬总在寻找猎物一样，文人总在寻找可做文章的东西。他们当时不过觉得有文章可做，如此而已。三
1926年秋，鲁迅到厦门后，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又闻知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等人已去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因而对创造社表示了一定的好感。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鲁迅也只是说说罢了，并没有立即离厦赴穗，还是各自为战，这条“战线”也终于没有造成。
不过，鲁迅想“造一条战线”的想法，也并不是没有客观根据的。1927年1月，鲁迅抵达广州。当时，成仿吾为支持北伐战争起草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签名者有成仿吾、鲁迅、郭沫若、王独清、何畏等。这件事表明，当时在双方基本的政治立场一致的时候，鲁迅与创造社的成员之间已经有可能有联合行动了。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致李霁野的信中也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周恩来在11月16日《新华日报》上撰写《我要说的话》一文，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对革命文化的卓越贡献，也提起了成仿吾起草的对英宣言这件事。周恩来在文章中写道：鲁迅和郭沫若，“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上海定居。同月，郭沫若也从香港转回了上海。有趣的是，他们都结识了开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在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两人同在上海，又经常与内山完造联系，本有会晤的可能，然而，还是失之交臂。例如1928年2月1日，鲁迅去了内山书店，次日晚，郭沫若拜访了内山完造，2月5日，鲁迅再到内山书店小坐。按常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山完造是会介绍他们相识的。我们只能说，也许他们心存芥蒂，不愿见面。内山完造后来对鲁迅和郭沫若有过评论，对于我们理解他们二人的关系不无启迪：“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和郭沫若交往甚厚，然而，郭只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
尽管如此，郭沫若和鲁迅不仅怀有联合作战的愿望，也各自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郭沫若到上海后，根据郑伯奇的提议，欲联合鲁迅来写文章，并“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对此，鲁迅也表示了合作的态度。据郑伯奇回忆：“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见，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刊》，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
这样，在1927年12月3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创造周刊》的复刊广告。广告上署的“编辑委员”有成仿吾、郑伯奇等人。“特约撰述员”有鲁迅、麦克昂、蒋光慈等三十余人。麦克昂即郭沫若。
正当此时，成仿吾去了日本。成仿吾此次赴日之前，已经开始接受了日本的“左”倾“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他的日本之行，更是坚定了自己搞“无产阶级文学”的信心。他还取得了留日学生李初梨、冯乃超等人支持。当时，成仿吾有一个看法，认为《创造周刊》已经不够革命了，为了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应当另外创办一本刊物。言下之意，创造社根本没有必要联合鲁迅。当成仿吾自日本写信向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阐述了以上意见后，引起了郭沫若等人共鸣。他们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的看法，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刚刚酝酿的联合计划无形作罢了。他们把《创造周刊》改为《文化批判》，单方面中断了和鲁迅的联合。不仅如此，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点批判鲁迅等人，郭沫若在《离沪之前》一文中，对由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语丝》杂志表示强烈反感，认为它“反动空气弥漫”，从此，鲁迅与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子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拉开了序幕。四
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刊登了冯乃超的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文中例举了叶圣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位作家，说他们“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人士”。在谈到鲁迅时，他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i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文中，冯乃超还贬了叶圣陶和郁达夫。但对创造社同人的郭沫若却多有溢美之词，认为他是“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他的“《王昭君》《聂嫈》《卓文君》里面的叛道的热情就是作者对于社会的反抗的翻译。创造社的Romanticism（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确不失为进步的行为。”文章的结论是：现代中国作家因“时代忙快地流换，地球不绝地回转，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言外之意，鲁迅等已经没落，而郭沫若一直是革命的。
冯乃超的文章发表后，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支持冯乃超的意见。成仿吾指责鲁迅为“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李初梨则发问：“坐在华盖之下还在抄他的《小说旧闻》”的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鲁迅作品所反映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
我在《鲁迅与成仿吾》一文中已有这样的看法，鲁迅对成仿吾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创造社诸君子的意见。因而，鲁迅对于成仿吾的不满，实际上也不只限于他一个人。鲁迅是把成仿吾的态度看作了创造社同人对他的共同态度。所以，当成仿吾在大喊大叫，几板斧砍杀了《呐喊》的同时，也加深了鲁迅对创造社诸君子，当然也包括对郭沫若的不满——成仿吾的文艺观与郭沫若的文艺观，在当时基本上是一致的，郭沫若推崇“自然主义”，成仿吾在批评鲁迅的文章中，也是以“自然主义”为尺子。此后，鲁迅戴上了创造社诸君子送给他的有色眼镜看创造社诸君子了——只有郁达夫例外。
面对创造社诸人咄咄逼人的所谓批判，鲁迅于1928年2月23日作《“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坚决予以驳斥。本文揭示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局限，他们的理论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问题。鲁迅说：“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显然，鲁迅的措辞是尖刻的。
此后，创造社对鲁迅的批评羼杂了不少人身攻击的内容。对此，鲁迅于1928年4月20日作《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批评了他们搞宗派主义的不正之风。鲁迅指出，他们因为不能在理论上进行斗争，只好用“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施行人身攻击，“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这倒真像当年林纾辈“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一样。鲁迅说：“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
到了1928年8月间，已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终于直接加入了同鲁迅的论争，他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集中批驳了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郭沫若认为鲁迅如此尊重籍贯、家族、年纪，甚至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这表明“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的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因为鲁迅“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郭沫若设问道：“他自己的立场呢？是资产阶级？是为艺术的艺术家？是人道主义者？”郭沫若以滑稽的句式回答说：“否！否！否！不是，不是，不是！”那么鲁迅是什么呢？在郭沫若眼里，鲁迅是“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郭沫若的最后结论是：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一口气扣了三顶帽子：“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如此，鲁迅近乎魔鬼了。郭沫若的文章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甚至让人产生错觉，仿佛这是“文革”言论。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反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反革命”，似乎概念不同。郭的“反革命”是一个思想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况且，当时左派并不握有实权，否则，鲁迅也要被戴高帽游街了。
关于“杜荃”的文章，有一个小插曲。“杜荃”是谁呢？新中国成立前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杜荃”；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也是一个悬案。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全集》第四卷责任编辑陈早春经过悉心考证和逻辑分析，得出杜荃即郭沫若的结论。结论一出，众人皆惊。因为当时郭沫若还健在，还因为郭沫若自己从没承认他就是杜荃。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慎重起见，让陈早春写了一份报告呈给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林默涵，林又分转给一批创造社元老。最后不仅创造社元老，广大学术界，都对这个结论予以肯定，认为是了结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公案”。胡乔木还做了批示，将杜荃文章收入《郭沫若全集》。《鲁迅全集》的注释条目，也把“杜荃”注为郭沫若。
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不承认自己是“杜荃”，若是推论起来，我以为，无非认为自己骂得过于空洞，这样的文章端不上台面，属于杂感之类，只能让其速朽。关于隐姓埋名，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倒有一段妙言，郭沫若不幸而被鲁迅言中。鲁迅说：“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可不是嘛，这段话仿佛就是针对杜荃即郭沫若说的。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仍不承认自己是杜荃，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毛泽东尊鲁迅为革命家等，鲁迅被捧为神，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招认自己是杜荃，没事便没事，一有事，就麻烦了，把被毛泽东尊为革命家的鲁迅骂为二重反革命，其问题的性质是可想而知的。
言归正传。对于郭沫若的乱扣帽子的文章，也许鲁迅认为不值一提吧，并没有专门作文反驳。不过，散见于若干文章的零星挖苦是有的。比如，在《〈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一文中，鲁迅讽刺郭沫若“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于是‘打发他们去’，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鲁迅对郭沫若的某些革命文学的创作——比如《一只手》——也持否定态度，讥之为“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另外，鲁迅还旧事重提，多次讥讽郭沫若的“处女媒婆”说。“革命文学”论争始于郭沫若等人自觉的革命行动，止于中共的组织干预。据阿英等人回忆，到了1929年11月前后，中共江苏省委由李富春出面，代表党组织找了创造社和太阳社中十来个党员谈话，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解散社团，认为他们与鲁迅冲突是不对的，要与鲁迅合作，以酝酿成立一个新的文学团体。从此，他们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到了“左联”时期，有的人甚至要让鲁迅当“左联”的“委员长”，但遭鲁迅拒绝。不过，“左联”成立以后，鲁迅客观上成了革命文学家手上挥舞过来挥舞过去的一面旗帜，就像当年孔夫子成了敲门砖一样。五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围绕着“两个口号”的论争，郭沫若和鲁迅又一次站在了问题的两端，各持己见。不过，他们在尚未形成正面冲突的时候，便已经消除了隔阂。
关于“两个口号”问题，我在《鲁迅与“四条汉子”》等文中将做相对详尽的介绍，此不赘述。
郭沫若当年很快也加入了“两个口号”的争论。虽然，1936年春他刚刚听到“国防文学”的口号时，对其有所疑惑，认为“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因为“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但不久，当他读了中共的《八一宣言》，“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在国防的旗帜下》《国防·污池·炼狱》和《我的自述》等文，明确支持“国防文学”的口号，还暗指鲁迅等人“标新立异”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很明白的“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郭沫若再一次与鲁迅发生了意见分歧。
在整个“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中，鲁迅等人，主要是针对周扬、徐懋庸等人，并未顾及其他，所以鲁迅没有同郭沫若发生直接冲突。不仅没有冲突，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认为郭沫若的见解是可以接受的。他说：“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此外，鲁迅还谈了他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的意思是明白的，他和郭沫若，虽然小有纠纷，但决不计个人恩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都是取一致的步调。鲁迅的话，使郭沫若颇为感动，为之动容，态度也随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快写了《搜苗的检阅》。他说：尽管自己本来对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始终觉得……不太妥当，而且没有必要”，在读了鲁迅这篇文章之后，“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并对鲁迅在该文中那些“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阐述表示“彻底钦佩”。此外，郭沫若还接过鲁迅谈及他们之间关系的话头，发表了带有自我检讨色彩的感想：“尤使我抱歉的是我们‘未尝一面’而时每‘用笔墨相讥’，我们的这样态度的确生了不少恶影响，我临着‘大战斗’当前有时都难免要感觉着‘为着同一的目标’而‘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困难。这困难在我是切实也感觉着的，虽然时常都在努力着想克服它。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青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我才觉悟到我们这次的争论不外是检阅军实的搜苗式的模拟战。”
不久，鲁迅去世，郭沫若和鲁迅再无纷争了。
文人讲面子，爱惜羽毛。鲁迅若没有不计个人恩怨的表态，郭沫若难说不继续骂鲁迅。而鲁迅有了姿态，郭沫态感到开心，态度则更谦恭了。你硬我也硬，你软我更软；你骂我也骂，你让我再让——这也是文人的习气之一吧！六
鲁迅逝世时，郭沫若正在日本。1936年10月19日他闻耗后，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22日他又用日文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悼文，发表于日本《帝大新闻》上。两文都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表示了对鲁迅的崇敬之情。郭沫若说：“假如我早一点觉悟，或是鲁迅能再长生一些时间，我是会负荆请罪的，如今呢，只有深深地自责而已。”郭沫若还写了挽鲁迅的哀联，投寄给当时上海《立报》副刊《言林》主编谢六逸，嘱其发表。郭沫若在致谢六逸的信中说：“鲁迅先生逝世，闻耗不胜惊叹……”这些话也体现了郭沫若对鲁迅的哀悼之情。挽联如下：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除此之外，郭沫若还做过不少悼念鲁迅的挽联，大都是正面的哀悼。唯1942年10月应杨亚宁之请所做联语，颇有忏悔之意。其联云：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风斤。
郭沫若在联语下有一自注云：“余与鲁迅素未蒙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求之而不可得矣。”这联语的含义大致是追悔以前不重友情，感叹今后再也听不到鲁迅那精辟的批评意见了，颇有谢罪之意，磊落胸怀。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多次痛悔，未能在鲁迅生前，与其谋面。他感慨道：“我个人和鲁迅虽然同在文艺界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暌违，竟不曾相见过一次……虽然时常想着最好能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但终因客观的限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最近传闻鲁迅的亲近者说，鲁迅也有和我相见一面的意思。但到现在，这愿望是无由实现了。这在我个人真是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
后来，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又感叹：“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
1945年10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叫《我建议》的文章，他建议在“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这些鲁迅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应该多多塑造鲁迅像”，而且，“……自然以铜像为最好”。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建议设立鲁迅博物馆。凡是关于鲁迅的资料，他的生活历史，日常生活状态，读的书，著的书，原稿，译稿，笔记，日记，书简，照片，等等；还有关于他的研究，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专门汇集起来，分门别类地陈列，让研究鲁迅者，让景仰鲁迅的人民大众得以瞻仰。郭沫若认为这博物馆可建立于上海、北平、广州。资料可以分别陈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馆长应由许广平担任。郭沫若还举例说：“苏联的大作家，大抵都有在他的名义下的博物馆，例如托尔斯泰的博物馆，馆长是他的孙女；玛雅可夫斯基博物馆，馆长是他的母亲；奥斯特罗夫斯基博物馆，馆长是他的夫人。”此外，郭沫若还建议把杭州的西湖改名为“鲁迅湖”，把北平的西山称为“鲁迅山”，他的根据是莫斯科有高尔基路、普希金广场。郭沫若的以上建议，有的已经实行，有的当然也只是表达了郭沫若的感情。
“阴阳脸”与“流氓画家”——鲁迅与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小说家、散文家、美术家。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霜崖、佐木华、亚灵，江苏南京人。早年就学于上海艺术大学，1925年参加创造社，曾主编创造社刊物《洪水》半月刊。1926年与潘汉年合编《幻洲》半月刊。1928年后曾任《现代小说》月刊和《戈壁》半月刊主编。20世纪30年代初，一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活动，后因参加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于1937年5月被左联执委会通报除名。
是叶灵凤先向鲁迅发难的。1928年5月，正值“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叶灵凤在他创办的《戈壁》杂志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叶灵凤这段话，既是对他的图画的说明，也是对同是创造社成员的冯乃超在1928年1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客观上的声援，虽然那画的技法是另有来路的。冯乃超在他的文章中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冯乃超“用文学的表现”形容鲁迅“醉眼陶然”，叶灵凤就用图文描绘鲁迅“躲在酒缸的后面”。冯乃超是纯文本，叶灵凤是图文本。叶灵凤骂起鲁迅来，可谓“图文并谬”了。
这里的“阴阳脸”是什么意思呢？似乎不太明确。但凭直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描摹鲁迅人格的二重性吧？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这幅画对鲁迅是颇有刺激的。鲁迅写文章对叶灵凤的图文进行评说，是在过了两个多月以后。1928年8月10日，他在《文坛的掌故》中提到了它：“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在同一天写的《革命咖啡店》里，鲁迅还指出：“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对此，强英良先生评论说：“鲁迅说‘不谈’叶灵凤所画的是否事实，不屑谈，因为叶灵凤的这份画与文都过于轻佻，不值得去辩。毫无疑问的是，叶灵凤对鲁迅的攻击，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心里，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则更甚了。”
叶灵凤还有一件事“开罪”了鲁迅。他于1929年11月，在《现代小说》第3卷第2期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小说中的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这个细节深深地刺痛了鲁迅，他至少有两处提到了它。一是《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说：“……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一是《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说：“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叶灵凤借小说人物之口，把《呐喊》撕去擦大便，这当然下意识里是对鲁迅的不恭。什么书不好撕，偏要撕鲁迅的书？况且，叶灵凤又与鲁迅有过笔墨恩怨。就鲁迅而言，我以为似乎也过于认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小说人物的所作所为，只代表人物的性格，而不完全代表作者，阿Q要和吴妈困觉，绝不是鲁迅要和吴妈困觉。我在《鲁迅与梁实秋》一文中提到“吐半口血看秋海棠”，梁实秋就是把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当作鲁迅来挖苦了，但这伤不了鲁迅，因为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不是鲁迅。
叶灵凤成了“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在鲁迅眼里，和创造社其他人一样，这些好斗的小公鸡，不是“才子+流氓”，便是“革命+流氓”。鲁迅后来称叶灵凤是“流氓画家”，虽然这里的“流氓”或许与所谓“新流氓主义”画风有一定的联系，但我以为这是双关语，落实了，就是“模仿”和“剽窃”问题。
鲁迅的回“骂”叶灵凤，较早的一篇文章是《三闲集》中的《革命咖啡店》。此文缘于1928年8月8日《申报》所载署名“慎之”的文章：《“上海咖啡”》。它写道：……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
对此，鲁迅挖苦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鲁迅还说：“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接着，鲁迅发表了“几句声明”，声明自己没有去也不想去这样的乐园，这是“年青貌美，齿白唇红”的“革命文学家”如叶灵凤辈去的地方。鲁迅刻薄道：“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
应该说，鲁迅在这里挖苦叶灵凤，因为叶灵凤当年是属于“革命文学家”一伙的，但是，他的锋芒不只是针对叶灵凤，而是针对“叶灵凤辈”的，只不过随手抓出了叶灵凤而已，就像一笼好斗的小公鸡，鲁迅随手从笼中抓出一只唇红齿白的，展示给大家看看。
这里的“满嘴黄牙”也不是叶灵凤所说，但却是属于“叶灵凤辈”的。事情是这样的：1928年4月15日《流沙》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有人说，鲁迅说“唇红齿白”，有点儿人身攻击的味道，可是，我读了“满口黄牙”，便不感觉问题有那么严重了。20世纪30年代就是那么回事，攻击来攻击去，彼此彼此，虽有不愉快，然却多了生气，不像当今某些编辑，都要把文章改得特别像文章，他才称心，读起来都是死的文字，而没有活的性灵。当然，这是“捎带一枪”的题外话了。
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二）》中，比较概括地谈了他对叶灵凤的看法：“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在鲁迅看来，像叶灵凤这样的人，一下子成了“革命艺术家”，是不可思议的事，就像“假洋鬼子”一夜之间成了“革命党”一样，让人感到滑稽。
至于“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那也活该叶灵凤倒霉，被鲁迅咬住不放了。1929年1月，鲁迅作《〈蕗谷虹儿画选〉小引》一文，指出蕗谷虹儿的画，“现在又作为中国几个作家的秘密宝库的一部分，陈在读者的眼前”。所谓“几个作家”，就是指叶灵凤等人。《鲁迅全集》的注者说叶灵凤“所画的刊物封面和书籍插图常模仿英国画家毕亚兹莱和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作品”。1931年7月，鲁迅干脆称叶灵凤为“流氓画家”了。他写道：“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到了1934年4月，鲁迅在致魏猛克的信中，还说到叶灵凤“自以为中国的Beardsley”，“在上海混”，所以“染了流氓气”。此外，在发表于1934年10月的《奇怪（三）》一文中，鲁迅还在挖苦“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的画是照搬或模仿外国画家的作品。如前所述，我以为，鲁迅之所以说叶灵凤是“流氓画家”，有两层含义，一是针对他的模仿和剽窃；一是叶灵凤曾在《幻洲》中鼓吹自己的画是“新流氓主义”。
1936年秋，叶灵凤读了《花边文学》里的《奇怪（三）》一文之后，对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他，很不以为然，于当年9月15日在上海《论语》半月刊第96期上发表了《献给鲁迅先生》，叶灵凤在文中除了进行自我辩解之外，还对鲁迅进行了一番浅陋的调侃。叶灵凤在文中说，他是在读了鲁迅的《答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后写的这篇《献给鲁迅先生》，也就是说，他知道此时的鲁迅正在病中。鲁迅对叶灵凤的这篇文章未加理睬，而且不久就与世长辞了。不过，叶灵凤也指出，“我和鲁迅之间，说来古怪，这是他人所不易看出的，好像有一点冲突，同时又有一点契合”。什么“契合”呢？他们都“喜欢买一点有插图的书和画集放在家里看看”。他还说：“在鲁迅先生提倡木刻的时候，我也在‘热衷木刻’。”这些倒都是实话，也是实情。所以，叶灵凤在文末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这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当年做《东方琵亚词侣》的时候，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只有一本近代丛书本的画集，但近年陆续搜买，却也买齐了英国出版的比氏早期作品集，晚期作品集，未收遗作集，都是八开本的巨册，此外更买了好几部传记，我希望率性让我生一场小病（鲁迅先生不是在病中又编好珂勒微支的版画集吗？），闭门两月，给比亚兹莱写一部评传，选他百十幅巨叶大画（三闲书屋肯代印当然更好），印几十部，印得漂漂亮亮，在扉页上，我要用三号长体仿宋字印着：献给鲁迅先生虽然在这“国防文学”时代印这画集，连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朋友张静庐先生怕也要说我“落伍”，不肯寄售，但这是我的愿望，这愿望鲁迅先生是能了解的，这样一来，二人之间或许能“化干戈为玉帛”吧？
无论如何，应该说叶灵凤的愿望是好的。后来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呢？我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得而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叶灵凤的评价，有不尽公允的地方，在这里应该有所澄清。
在1957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的注文曾有这样的字句：“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但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却把注文提前到《革命咖啡店》的后面，删去了“投机”“转向”和“汉奸”等内容，而改为“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被摘去了“汉奸”等帽子。
虽然叶灵凤汉奸不汉奸与鲁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因为旧版《鲁迅全集》注文及其他某些原因的影响，似乎鲁迅当年就有先见之明，骂叶灵凤就是骂汉奸了。事实是，叶灵凤不是汉奸，反而是为抗日做过有益工作的人。
说叶灵凤是汉奸，主要是指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过。我想，在大冈公司工作，如果仅仅是为了谋生，似乎也不宜有什么大的非议。我又想，在大冈公司工作的也不会只有叶灵凤一个中国人，倘若叶灵凤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曾被鲁迅“骂”过，那大约也不会硬往他头上扣一顶“汉奸”的帽子的。在香港有“金王”之称的金融界大亨胡汉辉，1984年初写过一篇忆旧的文章，提到一个叫陈在韶的人，当时由香港“走难”去重庆，被国民党中宣部派回广州湾（今天的湛江），负责收集日军的情报。他说：“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我负责转运。”他又说：他日间“往星岛日报收购万金油，在市场售给水客，以为掩护；暗地里却与叶灵凤联系。如是者营运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这里说到他是被要求“配合”叶灵凤的，这说明，叶灵凤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实际上是暗中在干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只不过干的是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工作”。
鲁迅去世后，叶灵凤在不少随笔小品中谈到鲁迅及其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仰慕、敬重之情，再无年轻时候的轻佻文字。据宗兰说，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朋友们和叶灵凤谈起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叶灵凤到上海拜谒鲁迅墓，是在1957年，那时鲁迅墓刚迁葬到虹口公园不久，他到大陆访问时去到上海，同时参观了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还顺路踏访了内山书店的旧址。叶灵凤在《关于内山完造》的文章中回忆到鲁迅，他说：“坐在内山书店藤椅上的鲁迅先生，见到相识的朋友，自然就趁便打招呼，但他随时是警惕着的，若是见到什么面生的人对他一看再看，他便会悄悄的站起身，从后门溜之大吉了。”叶灵凤早在《献给鲁迅先生》中也说过，他与鲁迅生前在内山书店里见过好多次面，因为不是“相识的朋友”，彼此之间没有交谈过。叶灵凤晚年在《霜红室随笔》中还写过这样一段话，来说明他和鲁迅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一向就喜欢比亚斯莱的画。当我还是美术学校学生的时候，我就爱上他的画。不仅爱好，而且还动手模仿起来，画过许多比亚斯莱风的装饰画和插画。为了这事，我曾一再挨过鲁迅先生的骂，至今翻开《三闲集》《二心集》等书，还不免使我脸红。但是三十年来，我对于比亚斯莱的爱好，仍未改变，不过我自己却早已搁笔不画了。
小有自我辩白，模仿与剽窃还是有区别的，这样的辩白应该合乎实际。他对鲁迅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假鲁迅”·真革命
——鲁迅与潘汉年潘汉年（1906—1977），文学理论家、小说家。江苏宜兴人。笔名天长、爱仙、泼皮、泼皮男士、小开等。1923年起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参加创造社。曾主编《洪水》半月刊。发表《曼瑛姑娘》《离婚》《牺牲者》等小说。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以及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回上海，主编《幻洲》杂志。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其间曾代表中国共产党与鲁迅联系，并与鲁迅等共同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第一任中共党组书记。1931—1933年是中共中央保卫部门领导人之一。1933年去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随红军长征。1936年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之一，参加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以后受到错误处理。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早期的革命者，与新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有的参加革命文艺活动，有的写文章，有的搞创作。陈独秀、瞿秋白是这样的，张闻天、冯雪峰、潘汉年也是如此。
在鲁迅著作中，最早提到潘汉年是在192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潘汉年与叶灵凤等人一样，是以“革命文学家”的身份进入鲁迅的视野的。鲁迅《三闲集》中的《革命咖啡店》一文，表达了对“革命文学家”成仿吾、叶灵凤、潘汉年诸人的集体不满，文中，鲁迅对他们挖苦自己的言论进行反唇相讥：“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所谓“满口黄牙”，是指《流沙》第3期（1928年4月15日）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心光”是谁？无从知道，但他为成仿吾辈辩护，自称“我们青年”，大约也是“革命文学家”群中的一员。所以，鲁迅把“满口黄牙”对应到也是“革命文学家”的“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的头上。这里，鲁迅不满的不只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人们。我体会，这段话中，鲁迅对他们还谈不上有恶感，语气中只有挖苦，抑或还有一些调侃。
潘汉年与早期的“革命文学家”成仿吾一样，初时是不把鲁迅当作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家看的，倒是将其看作落伍者，不时加以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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