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孝虎,杨永锋,喻海燕,李铭宇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研究试读：
序言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成立于1907年，与研究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不同，它是最大的专门从事美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历史学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促进美国历史的研究、教学和推介，鼓励广泛讨论各种历史问题并公平对待所有历史工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经费来源于会员的捐赠和会费，同时也获得了印第安纳大学的支持。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由来自美国及海外的7800名历史学家组成。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各种专科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教授、中学教师、档案馆工作人员、博物馆馆长、公共历史学家、学生及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各种历史爱好者。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运作遵循以下原则：
1．促进学术进步。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通过出版大量文章、实施计划和措施，促进美国的历史研究教学和实践。其编辑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历史杂志》是美国教师的重要参考读物，它的《美国历史杂志》季刊是美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期刊。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讲座计划向公众推出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该组织年会上颁发的各种奖项、奖品是对美国历史研究卓越者的肯定和促进。
2．倡导历史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提倡历史资料和历史研究的开放、历史文物的展览和保护、历史问题的探讨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该组织热情支持、尊重和公平对待所有历史工作者，也积极参与国家人文科学联盟和全国历史组织联盟的活动。
3．追求专业诚信。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坚信，诚实和正直应成为所有探求关于过去的真理，增强人们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洞察力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任何弄虚作假和故意歪曲的行为都是与历史专业追求真理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1907年10月，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七家主要历史组织被邀请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为的是考虑建立一个促进历史研究，收集和保护这些西部各州的历史资料的永久性的组织”。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由此诞生。7年后，为了展示出版活动成果，协会推出了第1期《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季刊。
1964年3月，《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发行了第50卷，同时，协会通过将该刊物的名字改为《美国历史杂志》来庆祝其成立5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协会名称的改变不仅反映了协会内部存在的追求全国性历史学组织身份的认识，而且标志着协会会员的关注点从区域向全国的重要转变。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杂志》是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学术刊物和文献杂志，同时，该杂志也拥有美国历史研究、调查和教学领域的主要学术资源。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授权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年3月、6月、9月、12月出版《美国历史杂志》季刊。在一百多年的出版生涯中，该杂志刊登了许多代表美国历史研究原创水平的文章，有些文章被广泛转载或赢得各种奖项。该杂志还以刊载关于书籍、电影、展览和网络文章的书评而出名。每期杂志都刊载了大量美国历史研究成果，包括国别史方面的论文，各领域的书评以及有关电影、博物馆展览和互联网文章的评论。正在进行的将美国历史放在全球语境下进行国际化研究的倡议和新的《美国历史杂志》教育网络计划将最新的学术研究带进了美国历史教学课堂。该组织近期提供的学习参考书目作为一个在线数据库可以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成员提供查询服务。《美国历史杂志》众多的国际特约编辑为实现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历史杂志》处于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促进“美国历史研究、教学和推介”和倡导“广泛讨论各种历史问题并公平对待所有的历史工作者”这一宗旨的前沿。该组织通过每年9月作为“交换”出版的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和主题的在线对话、文章以及每年3月出版的有关“课本和教学”的专题版面来促进相关历史研究的讨论。这项讨论将那些潜心思考如何教授历史的教授和研究者聚集到了一起。《美国历史杂志》通过包括诸如日常的原始文献传阅手段、互联网上的“《美国历史杂志》教学”等文章中有关课堂教学的建议以及作为2007年12月特别议题的“通过卡特里娜之眼：过去作为序言”的网络补充的特别项目等电子传输手段，传递到那些热爱美国历史研究的读者手中。
按照惯例，每年即将卸任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都要发表“告别演说”。他们或归纳美国历史学界的现状，或总结历史研究的趋势，或阐述本人所关心的课题。这些主席演说辞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美国历史学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部比较完整和自成一体的文献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九江师专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负责人李融和该中心的其他人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帮助下，收集、整理并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组织1961—1990年历届主席的演说词。诚如为该演说集作序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张友伦教授所言，出版这本演说集的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中美两国的美国史工作者互相了解，介绍美国史学界的动态和趋向，以及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研究的问题。
毋庸赘言，作为美国史学界的“权威”，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史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他们对美国史学面临的挑战有独到的理解，关于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耐人寻味，对于史学的发展趋势有前瞻式预言，关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有切身的感受，对于历史学的特性和优点有独到的看法，他们关于史学的睿智感悟和名言警句给人启迪。这蕴含着认真研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的潜在价值。时过境迁，当年主席们的演说词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和分析美国史学的重要文本，如今拜读这些名家的作品，依然感到亲切，仍然为这些史学家的深刻思想和深厚学识所折服，对这些历史老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意。好的历史作品不会因为其历史的悠久而失去意义，有时候反而会因为风雨岁月变得更加鲜明。这也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本书尝试将1961年至1990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词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及史学所依托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分析和比较主席演说词，探析战后美国史学的演变及发展，为我国历史学界认识战后美国史学开辟一个新的视角；另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解读一组彼此有联系、内容相对精深的文本的可能性。本书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作为战后美国史学演变重要反映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词，考察演说词之中及其背后潜藏的学理，加深国内史学界对当代美国史学演变与发展的认识。
我们希望这本小书的出版，能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略尽绵薄之力。徐孝虎2014年3月15日
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起对写作者来说，论文题目的选定、论文材料的搜集以及有关研究综述许多时候是交错进行的，很难分清先后顺序。历史研究不像流水线作业，并没有固定的工作步骤。书稿写作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平时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待到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便从材料中爬梳线索、搜索问题；二是先酝酿成熟一个题目，然后围绕这个问题收集资料，准备写作。在历史学家卡尔看来，写作与研究的过程是假设与证据之间连续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把研究过程与写作过程当作同时进行的过程，而不是相续的过程。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新的时代和环境需要新的问题和新的回答。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关怀现实生活，探求历史联系，才写出了闻名全球的通史，带给世人诸多有益的启示。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向材料要问题，找联系。没有问题，再好的材料和方法也会失去意义。研究一个课题，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不能停留在事俱始末、文成规矩的地步。如今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成为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笔者认为能否写出好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看，首先表现为是否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一项研究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找到了值得研究的问题。费弗尔曾经明确指出，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研究的起始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
张广智在《现代西方史学》中论述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时提到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于是通过复旦大学的师兄找来该演说词的译文集，结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专业网站提供的丰富的背景知识及其主办的刊物《美国历史杂志》，开始了有关演说的学术探讨。
材料有了，那么如何选择主题，用什么主题将该组织的主席演说联系起来解读，确定合适的题目，深入发掘主席演说词的深厚意蕴，写出相关的内容？写作需要明确而具体的研究目标和主题，应该始终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而不应该面面俱到。王力先生说过，应该写小题目，不要搞大题目，小题目反而能写出大文章，大题目倒容易写得很肤浅，没有价值。
张友伦在《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序言中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度报告（主席演说是该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跨学科研究、历史学科和历史学家的作用、史学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做出的反应、重新评价历史，以及历史学家和政府政策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美国史学遇到了什么挑战，挑战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冲突和危机，该组织的主席如何评价历史学家的作用，如何看待历史书写问题，如何论述美国政府的作用等。这些问题是笔者在研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的过程中一直思考并努力探寻的问题。通过认真阅读，我们发现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考察文本是为探讨主题服务的，也就是说，解读文本受到主题研究的限制和引导。该组织主席演说对国内史学界分析和研究美国史学家的研究取向，对国内史学家认识和探寻美国史学的演变历程有突出价值。本书试图结合演说词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史学家的学术脉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全面发掘演说词的学术价值，深入探求美国史学的演变学理。
在笔者博士生一年级的时候，导师何平曾在一次指导论文写作的专题研讨课上提出了论文的主题概念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史学史研究必须全面结合史学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产生的具体语境，必须深入揭示史学的演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研究者应该将研究对象放在大的历史语境当中考察，要善于发掘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提高历史认识的境界，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要努力从史学家的思想观点中去探析和发掘他们是如何反思历史、认识历史的。写作论文时，要认真思考史学家们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为何会提出那样的问题，那些问题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思潮和史学变迁。何平教授的点拨为我们全面挖掘演说词，深入探讨相关主题指明了方向。
论文的写作首先要有一个题目，而拟定题目的关键是提出好的问题。李剑鸣指出选择和界定论文的题目是历史写作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按照李剑鸣的解释，论文题目由主题和题材两部分组成，主题和题材要搭配合理。好的题目就是具体题材与深刻主题的有机结合，酝酿拟定好的论文题目就是作者发掘主题和选取材料的过程。主题要明确，题材要具体，小题目可以写出大文章。李剑鸣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学术讲座中，深入浅出、引经据典地论述了论文写作中“大主题”与“小题材”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用其博士生在论文选题中遇到的问题作为例子，对题材和主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提出可以通过使用严格界定的题材来研究比较大的主题的研究路径。李剑鸣用诙谐形象的语言、具体生动的案例仔细分析了“大主题”和“小题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他说的关于论文题目的12字口诀，即“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句话指出研究者要把自己想象得很大。李剑鸣用绘画做了类比说明。中国山水画中有一种焦点透视画法，说的是画家要胸怀天下，要有月亮上看地球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从大的背景里观察、谋划小画面，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大作。同样，历史研究者只有把自己想象得够大，才能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下观照具体的材料，才能发现小事件在大背景当中的地位和意义。第二句口诀“小题大做”说的是我们做历史研究，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研究一个题目，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学会拓展，把小题目中蕴含的东西挖掘出来，有的时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三句要诀是说要深入到材料中去，学会类比和关联，要善于发现小题目中蕴含的更大价值，通过钻研小题目来带动大课题的研究。
每当笔者受困于题材的选择与搭配、主题的构思与论证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倾听李剑鸣关于论文选题的讲座，向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请教，仔细琢磨讲座中蕴涵的要义和学理，每每受益良多。笔者按照李剑鸣提出的选择论文题目的要求和路径，结合自己研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的体会，学着拟定了本书的题目：“《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研究”，尝试着从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中去探究美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点，探析美国史学的演变学理。
我们根据何平导师提高论文理论水平、提升论文学术境界的指导性意见，按照李剑鸣提出的选择论文题目的要求和路径，结合自己研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的体会，拟定了各自的写作内容，尝试探析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中涉及的某些重要议题。
史学界同行在这一领域做过什么研究？他们是如何组织材料来论述主题的？这是我们在选定写作题材、确定写作主题并拟定题目后紧接着思考的问题。所谓梳理有关研究综述，实际上就是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论著和论文，反复揣摩资料来不断调整和细化研究者的思路，深入推敲主题，逐渐明确写作方案的过程。梳理材料、推敲主题可以帮助研究者找出写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是1971—1972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摩根的演说题目。伍德沃德、海厄姆、富兰克林、维诺诺斯、戴格勒、博格、林克、勒奇坦博格、哈伦等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是国内外历史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家，国内历史学界推出了一些有关他们的译著和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国史学的研究，从其内容来看，多以思潮、流派及代表学者为考察对象。虽然之前的研究者在其著作和文章中不断提及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及其演说，但专门以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说为考察对象来研究美国史学演变的著作和文章很少。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词还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作为单独成篇的重要论文自成一体，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史学家的思想和美国史学的演变都有直接的参考价值。结合演说词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背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通过深入分析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对于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论述来剖析其史学观点，对我们全面认识美国史学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样做既可以丰富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知识，加深对该组织主席历史观点的理解，又能够扩展国内历史学界对美国史学演变特点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主席演说，应该别有一番旨趣。第二节研究方法
研究者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后，下一步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如何用材料来论证研究主题。我们应当通过什么主题将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联系起来解读，从何种角度来安排写作、发掘演说词的意蕴？
研究方法是研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程序和准则的集合。以笔者之见，所谓研究方法，其实就是将主题和题材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思维结构和论证体系。研究同样的材料时，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角度，通过不同的结构来沟通材料，会对研究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甚至会产生新的解释和观点。
学术论文的总体论证结构其实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或得出结论）。郑天挺在谈及历史论文写作时说：“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得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一篇论文主要是围绕相互关联、层次不同的一组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引导和制约着研究者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关于同一主题的研究通常都会有所侧重，因而也就有所局限，如果能够找到新的角度，就会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研究思路。“受个人主观能力和研究课题阶段性的限制，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都会存在某种偏颇、漏洞甚至错误之处，这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能以这些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或修正，或补充，或用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去验证，或从新角度、深层次去论述，那么我们肯定能得出更充实、更完善、更全面的见解和结论。”“使用新方法不一定能得出新结论，但使用新方法完成对某一对象的研究本身就是创新，其学术价值就在于使用新方法，因为使用新方法能完成对某一对象的研究，而且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一行为为他人利用新方法研究其他对象得出新结论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借鉴。”
根据战后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词所涉及的内容与主题等不同因素，经过认真分析和比较，我们认为有三种研究方法可以用来考察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
第一种，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所涉及的内容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深入挖掘演说词中不同的史学观点，加深史学界对演说词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从演说内容出发，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历届主席发表的演说所涉及的内容和探讨的问题来编排材料、组织文章。这种研究方法对读者全面了解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各位主席演说词的内容，理解协会主席的史学观和方法论，有显而易见的功用和价值。我们姑且称这种研究方法为“材料阐释型”。20世纪4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赫尔曼·奥苏伯尔以1884年至1945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为考察对象撰写的专著《历史学家的技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词（1884—1945）研究》，正是以这种考察路径来研究主席演说词的。
第二种研究路径以演说所涉及的著名学派及其代表学者的学术主张和思想演变为研究演说词的线索，通过考察其代表人物发表的演说内容来探讨美国史学主要学术流派的演变。譬如可以通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来探讨和谐史派、新左派史学、新社会史学派等美国历史学界著名学派的观点。这种研究路径我们称为“学派演变型”。这种研究路径是国内学术界考察西方史学史时采用得比较多的一种研究方式。以笔者管见，国内目前尚无学者用这种方法考察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
第三种，用问题，或者说用主题去观照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这种研究范式将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说词放在美国史学以及史学所依托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从这个角度解读、分析和比较主席演说，深入考察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提出的某些重大问题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全面探析美国史学的演变，丰富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的认识，为我国史学界深入认识美国史学开辟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我国史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我们称这种考察演说的方法为“主题发掘型”。这种研究方法主题鲜明、问题集中，研究者通过深入挖掘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对相关历史主题的论述及其背景材料，深入探讨这些主题的意义及影响，可以深化史学界对美国史学的认识。
下面笔者结合对1961—1990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的初步考察，分别探讨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以便进一步说明本书的研究方法和价值。
第一种“材料阐释型”研究方法是美国学者赫尔曼·奥苏伯尔采用的方法。奥苏伯尔的研究重点是材料本身，他关注的是演说词作者对重要历史范畴的看法，也就是他们的史观。诚如奥苏伯尔在为其专著所写的导论中指出的：“本文并不试图探究历届主席的个性和学术生涯，也无意探讨他们全部的历史思想，更不去探析主席们历史观念的起源。本文着重于研究历届主席在演说词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即他们关于历史功用、历史的文学性、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历史哲学、历史人物的作用及历史的内容等问题的看法。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与上述主题相关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奥苏伯尔论文的设题角度和关注重点。在论及历史协会主席的史观时，他说：“尽管他们在历史的直接功用、历史学的文学性、历史事实、历史哲学及历史中的个人作用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至少在一点上存在共识，即历史学不应仅仅只关注政治和军事。”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各位主席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和争论。
奥苏伯尔从这六个方面来研究演说词的内容，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既涉及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又涵盖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词的内容。正如美国历史协会1988年主席入江昭在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会编译的演说集所撰写的前言中所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或归纳史学界的现状，或总结历史研究的趋势，或阐发主席本人所关心的具体课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们关心的问题不尽相同，论述的主题和研究的课题也有差别。
综上所述，这种“材料阐释型”研究方法不可能穷尽主席演说词的主题，不可能涉及各位主席论述的所有内容。事实上，按照笔者的理解，研究演说词也不应该力求“穷尽”或者“全方位覆盖”演说词所涉及的一切问题。如果一定要追求这样的“全面”，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阅读协会主席演说词，因为演说词本身就是其所涉及内容、所阐述主题唯一完整的文本。
第二种研究路径是以著名学派和代表学者的学术轨迹为研究演说词的线索，通过对其代表人物的演说的考察来探讨战后美国史学主要学术流派的演变趋势。这种路径是国内学术界考察西方史学时采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方式。据笔者观察，目前尚无学者用这种方法考察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
根据笔者对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的考察，用这种探究某一学术流派演变的方法来解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词有一定的难度。这里笔者以张广智的《现代西方史学》为例来予以说明。他在论述现代美国史学发展脉络时频频提到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张广智为何在该书中一再提到协会主席的名字呢？原来，他是介绍或引用他们的观点来说明美国史学的演变趋势。如作者首先提到1929年协会主席鲁滨逊，是因为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标志着现代美国史学的开端，所以讲现代美国史学就绕不开鲁滨逊，就必须从鲁滨逊说起。又如在讲到美国史学上的“边疆学派”时，他就不由自主地提到“特纳”，因为特纳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美国西部边疆理论的提出者，而特纳曾在1910年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再如，在谈及美国史学理论界的重要学派——现在主义学派时，作者多次提到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克尔，贝克尔1931年发表的主席演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可以视作这一学派的信条。
如果仅从某一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史学思想出发来考察演说，以美国史学界赫赫有名的“边疆史学派”为例，除了1910年的主席特纳，还有哪些主席演说词可供研究呢？如果要研究“现在主义学派”，除了以贝克尔（1931）、比尔德（1933）、李德（1949）为代表，还有哪些主席的演说词能反映这一学派的史学思想和实用主义历史倾向？实际上，美国历史协会历届主席属于同一学派的不多，他们的主席演说词也不都关于同一主题，仅从演说词中去找寻某一学派的演变学理，论据不足，论证也就很难得力了。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张广智提到协会主席的名字和观点，与其说是关注协会主席的演说，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历史协会在美国史学界的代表性的缘故。相比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美国历史协会可能更具权威性，这样，以学派演绎来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将更加缺乏材料和说服力。主席在变，主题不变，笔者认为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以本为本”似乎比“以人为本”更能揭示演说的主题思想和学术价值。
第三种研究范式试图通过一些主题来发掘演说词的深刻意蕴，探究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和论述。这种研究范式不注重每一篇演说的全部内容，也不在意所有的协会主席是否都论述了这一主题，更不追求对各位主席演说都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究。这类研究范式关注的是主题，关心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提出的问题。这类研究试图发掘主席们提出的问题，深入探析这些主题的深刻内涵。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研究范式。采用这种研究范式，从历史学运行的大背景看是因为“在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历史学的观念及其职能，历史学家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显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为我们认识美国史学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部比较完整和自成一体的文献集。通过这些历史文献，我们可以洞悉美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尤其可以洞察美国史学界的学术争论。如何将演说词所涉及的主题和史学演变及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挑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试着找寻其间的线索和论题。纵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各位主席有着不甚相同的社会经历和教育背景，他们来自不同专业，有着不同的方法论，探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从他们的主席演说词中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议题，譬如历史学家如何重写美国史，政府在美国的重要作用，美利坚民族的天定命运观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美国史学的发展。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涉及面广、影响力大，一些主席的演说词可谓“博大精深”，有些演说词专业性很强，但较少涉及史学，部分史学家的论述风格迥异，艰深晦涩。从一方面看，对于这些演说的比较和分析，需要具备较高的史学修养和扎实的外语功底，这对研究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研究空间，演说词可以为不同的研究者提供材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演说词的解读和运用，反映了研究者的观点、研究方法和“组织能力”。从某种角度看，研究演说词可以增强研究者解读史料、构建文章的能力，这一点实在可以向演说词学习，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优秀的史学论文。
研究演说词的意义体现在对演说词内容的选择和发掘中，因为那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展开的。研究者将演说词作为一组材料和论据来使用，按照预先设定的角度和框架来编排，演说词就有了“新意”和“活力”。这些材料按照研究者的“编排”，找到合适的位置，就形成了一幅富有意义的“历史图示”，为我们深入认识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所提的史学观点提供有益的参考，而这正是研究的价值和目的所在。
在钻研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搜集相关材料和构思写作大纲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两个原则：第一是“以本为本”，第二是“反对本本主义”。这里需要对这两个原则稍作说明。
笔者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想起研究生一年级上专业课的时候，老师在拓宽学生思路的时候打的一个比方。他说，假定给你一把椅子，你能用它来做什么？沉默片刻后，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用来当梯子。他的用意是想说明事物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分层次和多角度的。其实，笔者心里也有自己的答案，与老师所说的不同。笔者当时认为，椅子至少可以有三个功用：第一，当柴烧；第二，做武器；第三，做实验用的材料。只是当时老师没时间让同学们一一说出自己的答案，所以笔者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发散思维了。如果当时老师让同学们依次说出自己的看法，以笔者愚见，估计十几位同学的答案即使有重复，也不止上述提到的几种。老师的比方形象生动、富有启发。一把椅子尚且有这么多功用，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该有多复杂。老师提醒同学们思考问题不能总是局限于单一视角，要经常变换角度考虑问题，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得到的认识和答案往往不同；作为研究生，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这当然包括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写作可以看作是老师这一富有启迪的观点的实验。但愿这样的努力不至于使老师的光辉论点失色。
研究之难可能蕴含着学术价值。笔者通过认真阅读这些主席演说词，发现有一些重要的主题和问题值得研究。“以本为本”是为了解读文本，不能脱离文本；“反对本本主义”则是为了突出主题，即从探讨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这些历史文本。考察文本是为探讨主题服务的，也就是解读文本受主题研究的限制和引导。“反对本本主义”不是抛弃本本，而是尊重本本。本本上的文字是死的，写作本本的人是活的，阅读本本的人也是活的。别人写过的题目，不代表我们不能写，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写。恰恰相反，有些题目之所以不断有人写，不断有人改写，一方面是因为前人写的需要补充，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是对前人最大的尊重。如果研究成果没有人过问，这样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寻和解答的过程。”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将1961—1990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放在战后美国史学以及史学所依托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分析和比较主席演说词，探析美国史学的演变及发展，丰富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词的知识，为我国史学界认识战后美国史学开辟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我国史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第二，从方法论角度探讨解读一组彼此有联系、内容相对精深的文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
为了探究这种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和学术价值，笔者认真查询了中国知网和手边的资料。在中国知网里输入“演说”“演讲”等关键词，尽量放宽条件、扩大搜寻范围，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演说”的论文。经过仔细辨认，发现这些“演说”很少与史学有关，主要是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对于美国总统演说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从修辞、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探讨。个别有关历史课题的，则限于对古希腊的演说词进行分析，主要是从民主和修辞的角度对演说稿的分析。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演说进行梳理、分析和深入发掘，或许有着特殊的重要价值。如果能摸索出一条解读类似系列文本的思路，今后可以扩大成果，将1914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成立之后100多年间的演说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研究和深入挖掘，这对认识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是有益的。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如果这种方法对学界展开对于诸如英国皇家历史协会、法国历史协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主席演说词的研究有所启发，岂不更有价值。第一章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重写历史？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重写历史？对历史学界来说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中外不少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下面结合相关的历史著作，简要分析他们的论述，顺便谈谈我们的看法。这个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也可以说涵盖三个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有没有重写历史？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重写历史？第一节历史是什么？
首先来说说历史是什么。历史系的本科教材一般都会从讨论相关问题入手来展开历史专业的训练与探寻，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出版多部论著讨论这个问题。“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诘问，几乎贯穿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学性质的思考，这反映了历史学处境的尴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带给历史学界思考的同时，也暗示了历史学身份的危机。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问题的提出和19世纪末自然科学观的大变革是同步的。自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科学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并且成为其他学科效仿的典范。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而强调统一性、概括性与规律性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共时性的考察，忽略对研究对象历史维度的把握。
物理学当中的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被视为物理学理论的基础，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人们才改变了对这三大经典定律适用范围的看法。化学当中的分子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化学家几乎不用思考凯撒时代的分子与中世纪的分子有什么不同。数学被誉为“自然科学之母”，它的抽象化程度最高，更少关心时间。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相对于时间来说变动不大，这可能是自然科学家忽略时间因素的重要原因。自然科学采用抽象概念、科学实验、数理逻辑等研究方法，这些被视作是人类客观、完整、准确地认识世界的本质及规律的可靠方法。
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是为了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及思维的本质与规律，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学中的统计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趋势即是客观化、抽象化和系统化，其本质就是“自然科学化”。定量分析是现代科学的标志。历史学如若不能完成“计量革命”，就无法实现科学化。“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 ‘计量革命’”。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复杂的，受到众多自然和社会变量的制约，它们之间又不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社会现象的产生既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有复杂的偶然因素，具有较强的随机性，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也与观察者的思想动机有关，这就会给社会科学进行客观、精确的分析带来巨大的困难，因而就不得不借助于定性分析的手段。“历史学既需要描述，也需要分析，既需要对精英人物的研究，也需要对整个历史社会的宏观研究，既需要定性研究，也需要定量研究。”
张耕华指出：“通常，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相提并论，似乎它们都是社会科学中相互并立的不同门类。其实，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是门类学科，历史学则不是一个以门类来划分的学科，它是以对象所处的时段来划分的学科，能与它相提并论的，实际上应该是未来学（如果有这门学科的话），而非一般的社会科学。在我们的学科群中，它是唯一一门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对象的既往性、非直观性以及对象的无边无际（凡属过去，无所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等特征，都给历史学的客观性、真实性问题，带来与众不同的困难和复杂性。”
195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罗伯特·利文斯顿·斯开勒在其演说中也说过：“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法学家真正需要的，除去极少数例外，并不是了解中世纪法律在中世纪时的原貌，而是要懂得现代法庭为适合现代事物所解释的中世纪法律。一个法学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一件有关公共权力的案件，于是他便去查看《墨顿法令》。可是，他要知道的真是1236年的那一法律吗？不，他要知道的实际是20世纪法官对这一法律所作解释的最终结果。判例离现代越近，对他说来便愈有用。把新的内容装进旧的原则和语句中的过程，从法学家的观点看来，是旧法律的真正旨意的一种进化；而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则几乎必然是一种背离和曲解的过程。”
历史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也与社会科学有别。历史学的魅力和价值正是蕴藏于历史学的独特性之中。“无论将历史学界定为一门人文学科，还是一门社会科学，都将是对它部分特性的否定。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坚持认为历史学应被归为一种类型而排斥另一种类型。”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历史学是一门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笔者认为，历史是具体的人的变化过程，历史学是一门以具体的人的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上述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看法包含三个要点：一个是变化，一个是人，一个是具体。没有变化，何谈历史？黑格尔将一些民族说成是没有历史的民族，主要也是从没有变化这个角度来论说的。谁的变化？人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交通方式的改变、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全球的联系普遍增强，人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地球变成了一个“村”。人类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人是怎样的人？具体的人。世界上的人都是具体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离开了具体的人，历史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历史学就会迷失研究的方向。历史学以人（包括历史上的人和现实中的人）为研究中心。这里的人是具体的，可以指一个人、一部分人、一个民族的人、一个国家的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包括活着的和死了的人。具体人物具体研究是历史学的总的要求。历史学的迷思与求索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历史“大变异”所做出的反应。
但是，自20世纪以来，在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历史被无限切割而弄得支离破碎，在细微、割裂的各个题目之间缺少联系，成为 ‘砸得粉碎的历史学’；一味寻求 ‘结构’与 ‘深层’，注重研究那种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历史学变成了 ‘没有人的历史学’。”关于人在历史学中的命运多舛，罗志田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人——特别是具体单个的人——的隐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中一股很强的潮流。除早年或有针对所谓英雄史观的意向外，更多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相关，也不排除受到整个社会生活中人的异化和物化之影响。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数史家都曾努力叙述国家、民族、阶级等集体或群体的历史。在将人群体化后，更抽象为类别、角色，以凸显其结构、功能等范畴，又进一步使具体的个人淡出。就连处理人的心理这一本来最具个体性的方式，也呈现出日益集体化的趋向，逐渐从个人的心理分析转向集体心态的追索。”难怪时下不少历史学家呼唤历史研究当中“人的回归”。第二节历史学家有没有重写历史？
也许是因为学习世界史的缘故，笔者在生活当中经常被问及“可否推荐一部好读的世界史”，当向问者介绍世界历史的诸多著作时，他们总是关切地问：“你说到底哪一本最好？”眼下有关“世界史”“全球史”内容的著作颇多，还不包括那些虽未冠以“世界史”之名，但是内容确实与“世界史”“全球史”相关甚至是更为专业的“世界史”书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是受到战争的伤害太深，或是反思民族史学的弊端，抑或是感受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西方历史学界开始用全球史观点重新撰写世界史，出版了众多的世界史著作。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和我国史学界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写的世界历史著作出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其中不乏在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一般认为，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的《西方的兴起》一书乃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标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 ‘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核心理念 ‘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在这本书中，“传播”是一个显著的主题，这对以后全球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史研究领域近年出现的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指出：“麦克尼尔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的接触看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因而在《西方的兴起》中，麦克尼尔考察了个人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尤其关注技术和工艺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历史学家通过“传播”这一纽带将世界串联起来。
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目前在书店里可以见到的世界史著作不下几十种，其中还不包括同一作者写的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著作，譬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那本著名的《全球通史》，在我国已经出版了好几个版本。甚至还有“一口气读完世界史”“一本书读懂世界史”等简易本、彩图本的世界史。这里仅举几本世界史的专业著作，读者便可概览时下“历史”之丰富。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是公认的“最权威简洁的全球通史开创之作”，被誉为“已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著作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部”。这本书于2013年以中文形式首次出版。书的封面上写着阿诺德·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何炳棣、许倬云、钱乘旦、刘新成等权威推荐。这些推荐者都是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名家，其中的外国史学家都写有世界史，从中可以看出对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评价之高。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封面上印有“最经典、最受欢迎的世界史启蒙书，畅销世界四十年，中文版七年行销突破100万”，足见这本世界史译著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写作的《世界史》在20世纪中叶也很有影响力，仅从这本著作的译者和为其作序的推荐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国内史学界对它的推崇。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等人写的《现代世界史》也受到国内历史学界的青睐，该书1987年被《纽约时报》评为“所有时代所有学科中的19本经典教科书之一”,2002年被美国历史协会评为“教科书的黄金标本”。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学卷中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看作是“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两本书。
除世界史以外，各种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今天也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面对如此饕餮大餐，普通读书人会问：何以同一个世界，会有如此多样的“历史”？专业学习者不免也会发出如何评价及推荐历史读物的疑问了。
既然历史学家重写了这么多种历史，那么要搞清历史学家重写历史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先分析重写的历史与重写历史的历史学家，然后再从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入手，才能较为具体和深入地探讨历史学家重写历史的原因。“你能听到的历史136年，你能看到的历史174年，你能品味的历史440年。”这是“国窖1573”2013年版的广告。听到的历史大概是从美国的爱迪生1877年发明留声机算起的，看到的历史估计是从法国的达盖尔1839年制成照相机算起的。
这则广告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不是吗？每年的“国窖1573”都要与时俱进，修改它的广告，时间在不断前行，国窖的历史自然跟着增加了。细心的观众可能会体会到这则广告词深厚的历史感。仔细分析一下这则广告，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虽然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达盖尔制成照相机的年代是固定的（这里暂不考虑今后可能有新证据表明首先发明留声机的不是爱迪生，第一个制成照相机的也不是达盖尔，以及留声机算不算最早记录了人类的声音，照相机是不是首先保留了人类的影像等。如果今后有新的科学发现或相关证据，人类听到、看到历史的时间当然会跟着修正），但是就人类可以听到、看到的历史而言，它却是不断变化的，因为人类是不断变化的。对于处于不同年代的人类来说，可以听到、看到的历史确实也就不同。譬如，对于生活在1913年的人来说，这则广告就应该相应地修改为“你能听到的历史36年，你能看到的历史74年，你能品味的历史340年”。“人们常说，每代人都须撰写自己的历史。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令人悲叹。它意味着不可能有一部终极的历史，意味着历史学家注定永远要在沙子上徒劳无功地写历史。历史学家几乎无法说出有永恒价值的话，他必须期待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取而代之。他今天所写的东西，会被下一代历史学家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每一时代都有新的历史，起来推翻旧的，并取而代之。”“把历史看作已过去的现实的一种紧缩而不完备的表述、一种经过重新设计、新加染色来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记得的事情的不稳定型式，并不一定会损害历史的价值和尊严。我们历史学家的辛勤，也不因为我们任务的局限性，及我们的贡献只有一时而偶然的重要性而贬低价值。”
从内容方面来看，重写的历史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第一，当代人写的当代人的历史，第二，当代人写的前代人的历史，第三，当代人写的前代人和当代人的历史（通史）。从重写的历史的内容来分析，目前所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本是第一种历史，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主要是上述第二种历史，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涵盖了第三种历史，即当代人写的前代人和当代人的历史（通史），即当代人写的自己当时所知的全部历史。依照经验可知，历史都是不同时期的“当代人”书写的。历史学家只能书写自己当时知道的历史，而不可能去书写将来的人的历史，因为将来的人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历史可言。前代人不可能为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当代人也不可能为后代人写后代的历史。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是不同的，都是不同时代的当代人书写的不同时代的历史。换句话说，对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从作者方面来说，重写历史的人大致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前代的历史学家；第二类，当代的历史学家。这两类历史学家都可以重写上述三种类型的历史，而且，这两类历史学家所写的六种类型的历史的内容时有重叠。如司马迁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涵盖了三种历史：汉代史、秦代史、中国通史。白寿彝编的《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综合体形式，记述了自远古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历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著作。梁启超曾经说过：“总史”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经过“横集”和“纵集”，然后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梁启超在这里说的“总史”就是通史；“横集”就内容而言，“纵集”就时代而言。第三节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重写历史？
从以上分析可知，所有重写的历史包括当代人写的当代人的历史、当代人写的前代人的历史及当代人写的前代人和当代人的历史（通史）三种。重写历史的人是前代和当代的历史学家。由于时代是重叠的，他们可以被视为一类历史学家。分析这三种重写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回答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重写历史。
对普通的读者来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重写历史（通史）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他们应该如何选择历史读物的问题，也涉及什么是真历史、好历史的问题。因为，“对于公众来说，历史就像一幅有待补入缺失板块的七巧板。一旦板块各就各位，所得图案就永远固定，轮廓也就清晰无误了”。沃尔什说：“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时，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分歧的说法。”钱乘旦说：“每一代人的思考是不相同的，关注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写出的历史就有可能不同。人们经常困惑：为什么这代人和那代人写出的历史会如此不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总是改写历史的内容和意义，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向历史提出的问题以及在历史中寻求的价值观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人类不断遭遇的新问题出发，关怀现实生活，探求历史联系，才写出了闻名全球的“通史”，带给当代的读者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也许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也许是因为历史学家想从历史中寻找对于现实的启示，抑或是因为当代的人对前代的人的浓厚兴趣，实际上，所谓重写的历史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述第三种历史（通史）。
当然，不少历史学家热衷于撰写前代人的历史。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即为这种历史的典型代表，即是当代人撰写的前代人的历史。后代的历史学家写作前代的历史，如同汉代的司马迁叙述秦帝国的历史一样，因为距离历史较近，语言、思想的变化不明显，历史学家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记忆比较清晰，甚至会有切身的感悟和理解；而且，因与前代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历史学家比较容易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刚发生的历史，所以当代人善于撰写这种前代人的历史。我国古代“二十四史”的延续发达当与利用这种历史写作的优势相关。尽管如此，为何同一时期的当代人写作了多种前代人的历史而不是一种前代人的历史？换句话说，当代人为何一再重写前代人的历史？
贝克尔认为：“历史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和愿望来分析史料、确定史实，史实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意义，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而体现出某种意义。他指出，不是历史通过历史学家说话，而是历史学家通过历史说话；某一史实之所以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不是因为它过去是什么，而是因为它现在是什么；作为现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其所处时代和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想象的再创造；历史的再创造是因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有新的历史，起来推翻旧的，并取而代之。因此，无论历史学家可以怎样去正确地确定历史事实，但事实本身和历史学家对于事实的种种解释，以及对这种种解释的解释永远不会终结，而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延伸、变化和更新的。”
后代人写前代人的历史存在后见之明，譬如，汉代的司马迁由于没见过先秦的甲骨文，他的某些记述因此可能存在不足，这些不足对于拥有后见之便利的后代人来说比较容易修正。所有的历史不可能写尽，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囿于历史资料和理解能力，他们书写的历史多少存在一些漏洞和偏差，而这些正需要别的历史学家去不断完善，这为同期的历史学家写作前代人的历史提供了可能和参考。不仅如此，由于处于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遇到的问题不同，关注点不同，这也需要重新考察和写作历史。当代人重写前代人的历史有利于当代人及后代人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
令人疑惑的是，历史学家许多时候宁愿从久远的过去中琢磨历史的奥秘，也不愿从身边发生的事情体会历史的含义。人们常说人生有五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正确的人生态度应是：感谢前天，总结昨天，把握今天，追求明天，不惧后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看待历史？我们是不是不仅应该关注昨天的历史、前天的历史，而且尤其应该关注今天的历史？
齐世荣说：“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确实有其特殊的困难。首先，作为研究资料的材料不易搜集齐备。第二，撰写当代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者个人的家世、团体、党派、民族、国家等等，易动感情而往往难以保持客观态度。第三，对有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有些人物的作用，在当时未必看得清楚，而在过若干年以后反倒比当时看得更清楚，评价得更恰当。第四，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政治及其他种种原因，有时不得不用曲笔，而不肯或不敢直书。另一方面，由于逢迎某人，又多溢美之词。”从齐世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撰写当代史的难处。作为历史学家，不能因为有这种种羁绊就回避写作当代史，因为“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当代人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各个方面，诸如时代气氛、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的体会、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在这些方面是生动、具体而又准确的。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其中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尤有价值，它们是后世著作所不能替代的”。编撰当代史会有不少问题和困难，不过，正如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言：“大多数最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当代史。”
巴勒克拉夫是当代西方历史学界主张打破欧洲中心论、运用全球历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当代的显著特征是它有着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格局和本质。如果历史学家仅仅记述当代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过程，即使这种记述扩及世界范围，也未必能帮助人们更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