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颖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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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梁启超谈国学试读：
前言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是参预当地乡政的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士绅。梁启超4岁跟随祖父读书识字，8岁学作文，9岁便能写出一篇字数千言的文章来。梁启超在早年所受到的启蒙教育中，除了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文史知识，还了解到了不少英雄人物慷慨悲壮的爱国事迹。祖父梁维清时常给年幼的梁启超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还常常对其真切地诵读历代文人雅士震撼人心的诗歌篇章。梁维清这种饱含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对早年的梁启超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历朝卓越人物心忧天下的风度、舍生取义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889年，时年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名。当时担任梁启超主考官的李端棻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以亲妹许之。此时，梁启超正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良好处境，只要继续沿此路而前，完全可以由学入仕，功成名就。可是光绪年间的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欺压。面对当下严峻的形势，梁启超毅然抛弃了往日的追求，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5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恰逢腐朽的清廷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即出，在北京会试结束等待出榜的十八省举人群情愤慨。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邀集了10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以此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此后梁启超又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并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离北京，与康有为一起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在日本，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所主张的“诗界革命”，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梁启超还积极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的在中国的实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国，应袁世凯相邀加入北洋政府内阁，担任司法总长；后因对袁世凯称帝、黎元洪引张勋进京复辟等事强烈不满，转而加入段祺瑞政府。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同时递交辞呈，从此结束从政生涯，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和文化事业活动上。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6岁。梁启超倡导新文化运动，并支持“五四运动”，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国学思想在晚清时代自成一家，一方面他非常注重“整理国故”，就是对于国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号召学者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并用个人的学识把这座丰富的矿藏开采出来。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德性的学问，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躬行实践”，养成“仁”的人生观。
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分离的，个体与社会也是不能割裂的。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有能力汲取国学的精髓，只有个体的人格提高了，养成了良好的德性，促进全社会的人格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才会提升，社会风气才会得到改善。因此，梁启超所揭示的治国学两条路，是从学问研究与德性养成两个方面出发，提出“治国学”的基本方向。
梁启超是一位融汇中西学问的大学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但他并不死守旧学，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中，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并起到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因此，在“国学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梁启超的观点对人们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第一章变亦变，不变亦变——读梁启超《新民说》《新民说》是梁启超在1902年至1906年间，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1916年其中的部分文论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并在同年出版单行本《新民说》。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唤起国人的自觉，使国人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在文中具体讲述了现代国民所应具有的条件和准则，在20世纪的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谈新民之义：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
梁启超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变革和矛盾，他跟从老师康有为学习中国儒家文化，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后参与推动戊戌变法，再到后来学习西方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在徘徊和犹豫中，他的思想几度变化，但是他振兴中华的理想一生没有变，世人皆知的维新变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笔，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清王朝腐败制度和思想落后的背景下，维新变法的失败似乎是意料之中的。在变法失败、救国无门的情况下，梁启超流亡国外，开始逐步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在观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深入探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之后，他提出了新的思想——新民说，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
梁启超曾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说国家是由人民构成的，国有民众，就像是人有四肢、脏腑、经脉等一样。想要国家安定昌盛，就不能不推行新民的思想。在他眼里，新民的核心有二处：第一是淬厉其所本有，即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第二是采补其所本无，即吸收借鉴，博采众长。二者相依而成，缺一不可。淬厉其所本有“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即继承中国的优秀、有价值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要继承和弘扬。在国民道德改造的问题上，梁启超不赞成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在对传统旧道德文化的继承问题上，他并非墨守故纸，他认识到故步自封是不正确的。不仅要珍视和保留本有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还要推陈出新，汲取国外的精华，结合实际的社会背景条件，对传统文化美德进行革命性的创造，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解读，挖掘固有道德传统，并拓展阐释固有道德思想的现代性。
时代在进步，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人们似乎被新的事物蒙蔽了双眼，不断地追逐、索取新生事物，仿佛传统的事物已然过时。为了拂去传统文化宝库大门上的尘埃，梁启超提出了“淬厉其所本有”。何为“淬厉其所本有”？就是以一颗平静的心去思考传统事物的价值，褪去随着新生事物一起产生的浮躁情绪。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深厚而瑰丽璀璨，传统文化不仅在以往的历史中不可或缺，在现在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也意义重大。在梁启超眼里，中国传统伦理观尤其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始终贯穿的思想。不仅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还有“兄友弟恭，仁爱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美德，更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人生抉择。中国是一个崇尚传统、重义轻利的国家和民族，其核心的传统思想精髓应该普及在现代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不是一味地拒绝传统，正是有了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思想精髓，才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而不倒。
当然，在梁启超看来，只是继承传统还是不够的，还要推陈革故。这些优良的精神和思想要继续传承弘扬下去，但那些糟粕、那些影响时代发展的东西也要适时剔除。
比如古人的封建迷信思想不符合科学的发展，庸医、神婆、巫术等一系列落后的思想，只是人们对于不能解释的客观现象感到迷惑恐惧而寻找的一种精神寄托。我们现在要走的是科学发展的道路，封建思想不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应当予以剔除摒弃。此外，在古时的婚姻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剥夺了男女自由恋爱的权利，这样的婚姻是不幸的、冒险的，是缺失了自由的婚姻。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女子地位低下，事事都要依仗自己的丈夫，完全失去了自由和权利，这种思想更应该抛弃。
梁启超认为，国家要走的是新民之路，古时的“三纲五常”“盲目忠君”“小民思想”“男女大防”等，都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应当摒弃之。爱国固然是好，但盲目忠君就该反省。男女固然有别，但也不能因此就限制了女子出门的自由。人人守秩序对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固然有很大帮助，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平民贬到尘埃里，更不应该独裁专制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要革掉的糟粕。采补其所本无
当然，梁启超认为新民之义不仅在与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更应该吸收借鉴、博采众长。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汲取适合本国国情、能够推动国家发展的优秀文化与思想。
提起唐朝这个时代，我们总会说它是“盛唐时期”。这种兴盛，包括国力、经济、文化等。究其原因，是唐朝勇于并善于吸纳国外的文化，唐朝的丞相及财务大臣都任用过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虽然佛教在唐朝不是主流，但大唐皇帝仍然派人去学习印度之佛教文化，如著名的鉴真东渡、玄奘西游。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气度，大唐的繁荣也是必然的。
梁启超所说的采长补短，正是这样的。反过来看，在清朝，一些统治者盲目愚昧，夜郎自大。自认为天朝上国，无视一切外来的文化和科学。康熙帝是难得的千古一帝，但他也不曾想到把西方进贡的东西当成科学来看待，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些娱乐的工具。洋枪、洋炮、望远镜……那时的先进科学，西方都会进贡给中国，然而，许多清朝统治者却毫不在意，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不需要蛮夷进贡的这些愚昧、玩物丧志的玩意儿。
清前期康熙帝的数学和天文知识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他也只当作是兴趣来看待。清中期以后的道光帝、咸丰帝更是如此，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他们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西洋先进武器，但都灰尘遍布，不曾动过，有的甚至连箱子都没打开过。那时的先进科学我们都有，却因为自大，不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而落得个灭国后果。
梁启超经变法失败，又接触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睿智地提出了采补之说。采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博采众长，任重而道远。梁启超的新民之义，给当时的中国指引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谈功德：人人相善其群
公德与私德的概念最早起源于18-19世纪，主要由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密尔则尾随其后加以阐释。边沁曾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这本著作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功利主义原则，称逻辑学为人们行动得到最大幸福的艺术。密尔紧接着边沁的思路，进一步阐述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概念。
梁启超从边沁、密尔这些人的著作中了解到公德与私德的概念，结合实际情况，引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关头，他于1902年写下了闻名的《新民说》，这其中就有《论公德》和《论私德》的重要内容，并且最早提出了公私德。其中，他这样定义了两个概念，就是著名流传千古的两句话“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来为国家尽责。道德的两面性
梁启超认为，“公德”和“私德”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为一方面，把私德推行到外部，就成为了公德，这也正是梁启超所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另一方面，将公德收于内部，即成为私德。所以说，“私德”与“公德”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是人培养德行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梁启超说：“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他认为培养“私德”能让人立于社会而无愧，而人人都拥有“公德”，则能起到“利群”的作用。
梁启超把传统道德中的“独善其身”看作是培养私德，而“相善其群”则是确立公德。事实上，私德不仅是自我的德操，也是个人与他人如何相处，即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公德则是一个人应对群体的道德，是私德的一种外化与升华。针对于公德的“利群”作用，梁启超概括总结为三方面：第一，“固吾群”，就是可以提高社会的凝聚力；第二，“善吾群”，可以改善社会，让民心和谐；第三，“进吾群”，能够提升全社会的素质和道德水平。
所以，梁启超在《论私德》中指出：公德的本质是“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而公德的作用是“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在梁启超看来，没有私德的人，无法成为有公德的民众，更不能因此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公德和私德不可割裂，梁启超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断言，私德浊下的人，不可能有良好的公德。树立公德兼济天下
梁启超分析的“公德”和“私德”的关系问题，不仅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对当今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在“论公德”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能够独善其身，管好自己，也应该拥有兼善天下的胸怀，为他人服务的公德心。
中国传统文化对私德有许多精辟论断，比如“君子温良恭俭让”“忠信笃敬”“知止慎独”“养浩然之气”等，古代圣贤有一套培养私德以及增进私德的方法，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阐释得极为完备。但是关于公德的论述，古代文献比较少见，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最缺的道德之一就是公德：“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私德”而轻“公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提出“公德”，对推动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提出的“公德”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社会团体的共同道德，其二是个人和团体之间关系的道德。“公德”的根本内容和目的是“相善其群”，即“利群”，这也是新时代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在讨论公德问题上，梁启超尤其强调官员要兼济天下，一名官员如果只注重个人的“私德”，以“清、慎、勤”为准则，那就等于将自己等同普通百姓，难以担负国家委派之重任。官员“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兼济天下，承担为国为民、为天下社稷的责任与义务，这才是官员的公德心。
官员的公德心也就是兼济天下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所以，官员在培养个人私德的同时，还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损害百姓利益。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己任，秉公执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因此，梁启超极力宣扬“公德”，中国若要成为伟大的民族国家，必须先培养出为公德献身的群体，而“公德”能使人民与国家联结一体。人人坚守公德心，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就会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强大、民族昌盛。当代公德悉心遵守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自古重视私德，却缺少公德心。中国虽是礼仪之邦，但礼节都集中在血缘亲情的生活圈子中，注重自己如何做人，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都非常讲究礼仪，但是在公共生活的领域，在不相识的陌生人中间，往往放纵自己的行为。
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在《排队》一文中，论述了这一现象。他写道：“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这个例子说明，许多人在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中，往往缺少公德修养，在公共场所中不讲公德，这在梁启超看来，也算是个人德行的缺失。
现代人往往把“公德”简单地理解为遵纪守法，比如过马路看绿灯等等，虽然这些行为是现代公民的基本道德素养，但离公德的内涵仍然相去甚远。《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礼不仅指玉帛，乐不仅指钟鼓，玉帛代表了礼物和乐器，鸣钟鼓，赠礼物，是礼乐的形式，而不是礼乐之本。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礼乐的本义是“敬”与“和”。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存在于传统的“礼文化”中，礼的实质是内心的道德自觉，不是仅看外在形式。因此真正的公德是对公共规则的内心认可，需要全体国民对公共秩序自觉维护和遵守。同时，拥有公德心，就要心中有他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尊重他人，爱护公物，自律自省，谦让宽容。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德的核心价值。谈国家思想：孝于亲，忠于国
1840年，英国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巨大的国力亏空，紧随而来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不得不暴露于世界，饱受战火摧残，这从根本上粉碎了愚昧无知清政府的“天朝”迷梦，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走投无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刻，先进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存，开始了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大批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的自救之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中体西用，提出了新民说，并阐述其救国思想。忠于国
爱国主义贯穿于《新民说》的内容中，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最高律令和第一原则，他对于国家的这种认识来自于西方价值理念。
在梁启超的眼中，朝廷应该为国家服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忠于朝廷的前提是忠于国家。但是，朝廷乃一个国家的总办，只要朝廷以人民利益为基准，那么忠于朝廷就等于忠于国家；相反，如果朝廷在危难之际，置国家于不顾，那么推翻朝廷就是忠于国家。
梁启超认为，“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颠也。”大意是说，君主应该比百姓更加懂得忠国，人民只有报效国家这一义务，而为君者必须肩负忠国与爱民的义务，真正带领人民忠于国家。中国人以“忠”看待主仆关系，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在梁启超看来，对于国家，君主比百姓更应该遵循忠道，这是君主的基本责任，同时君主还兼负有民“托付之义务”。封建伦理把君主说成是“民之父母”，提倡“愚忠”，而梁启超则提出君主不仅要对国家尽义务，而且还要为人民尽义务。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封建伦理观念和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根本区别。
在梁启超看来，先进的爱国主义与封建传统完全不同，封建国家是君者统治的，天下“莫非王土”，君王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以“忠国”和“忠朝廷”是同义词。但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时局发生了变化，软弱腐朽的朝廷已经无法等同于国家，中国想要实现富强之路，唯有先改变朝廷。所以梁启超提出“新民”，激发民众的爱国心，而不是“忠朝廷”之心。这是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前途的忧心，反映了与封建伦理观念不同的资产阶级伦理观念。
正因为梁启超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概念，由此而引发出全新的教育理念，希望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国家观进行尖锐的批判和改造。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的爱国主义，是要求所有人都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忠于腐朽的封建朝廷。封建朝廷极其腐败保守，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时刻，忠于腐败的朝廷，只会让整个国家沦亡。
在提倡“忠于国”思想时，梁启超特别注重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一再强调，中国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世史的中心问题，现在要救中国，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民族主义国家，让全国百姓都建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忠于国家，为国家谋利。
梁启超援引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正是因“国家思想，发达甚骤，自主独立之气，磅礴于国中，能汲取欧西文明，食而化之”因而在国民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民族昌盛，国家富强。所以，梁启超主张学习日本，建立新型民主国家，接着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一批新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并且认为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的基本特性和品质是“公德”，拥有“国家思想”和“权利义务思想”，拥有“自由”和“自治”的权力和能力，具有“进步”“合群”和“尚武”等特点。
从实质上分析，梁启超所谓“新民”，即资产阶级新一代，“新民”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归于封建旧教育培养出愚忠的人，认为这种旧民缺乏国家观念，只有个人利禄思想，再加上清政府的腐败卖国，会造成整个国家的灭亡。孝于亲以公德为前提
梁启超提出“孝于亲”理论的基础，是他在《论公德》中提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封建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伦理观，“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
他用中国“旧伦理”的“五伦关系”和西方“新伦理”阐述自己的道理，“五伦”中的家庭伦理有“父子”“兄弟”“夫妇”，社会伦理有“朋友”，而“君臣”则是唯一的国家伦理。中国的“五伦”关系侧重家庭，社会伦理侧重“朋友”，没有针对陌生人，而国家伦理定位“君臣”，有朝廷没有国家，这就造成中国人重私德而轻公德，公德所重视的关系即群体、民族、国家，这些在“五伦”中几乎都是空白。
因此，梁启超提出“孝于亲，忠于国”，是以公德为前提，将私德公德进行完美结合，将道德一体化，最终的目的是形成公、私兼具的“新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所以他说：“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私德为个人道德修养伦理孝治，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而公德是一种“利群”的道德。
从梁启超利己利群的理论来看，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合理的，提出“天下人亦孰不爱己呼？孰不思利己呼？爱己利己者，非圣人之所禁也”。只是个人利益要与群体利益相得益彰，将群己之利合为一，让人们认识到“利己心与爱他心，一而非二者也”。
至此，梁启超提出“孝于亲，忠于国”，是让旧思想的人民明白，个人依赖于群体，百姓依赖于国家，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从国家中得到保证。以“孝于亲”一家兴，来论证“忠于国”的强国理论，国亡则家亡，家亡则个人沦落。梁启超使提出个人利益与国家兴亡系为一体，倡导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对国家有益的人。”把传统的五伦之爱推及到对国家的责任，为后世的民族复兴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孝于亲，忠于国”是梁启超在国家危难之际提出的价值观导向，既继承了传统思想，同时又提出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密不可分的新主张。其主张从人之本性出发，告诉世人将公义与私利相结合，不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且“国之亡，则家之亡”，鼓励人民在国家处于困境时站起来，共同抵御侵略，兴旺民族。谈进取冒险：不猛进，斯倒退矣
东方圣人孔子提倡以中庸处世，儒家文明千古流传，西方智者亚里士多德主张以中庸治世，共和政体影响西方后世，显然中庸的理论对东西方文化都有重大意义。梁启超则说：“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他认为天下根本就没有中立的事情，如果不勇猛向前，就会产生退后。人生随处忧患汇聚，如果一个人畏惧困难，就会置身于万分艰险当中，陷入泥潭之中。梁启超认为中庸之道本无错，但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遍观万国，山河动荡者，莫如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国势险象环生，文化科技落于人后。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中庸之道，勇于进取冒险，走上报国救亡图存的道路。进取之上下求索
在梁启超看来，进取冒险是一种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由道义积累出来的，而一个道义缺失的人总是血气不足，缺乏底气。在他眼里，进取冒险的性质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生于希望，第二生于热诚，第三生于智慧，第四生于胆力。
同时梁启超认为，人生莫不有两世界，在空间是实际界和理想界；在时间是现在界和未来界。实际和现在都是行动中，而理想和未来都是希望。由此可见，实际是理想的一种衍生物，人类没有理想，就没有如今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理想衍生而来的。人类与动物相比，所以能统治世界，就因为人类有理想，因而生出希望，产生未来，而某种希望越强大，所产生的进取冒险心也就越强。
在这样的“进取”思想理论指导下，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然而戊戌变法仅存103天就惨烈失败了，谭嗣同高吟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血溅轩辕，而梁启超满怀绝望东渡日本，对自己的理论产生怀疑。随后，他在日本接触了大量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著作，犹如醍醐灌顶，在思想中注入新的精华，精神焕然一新，眼界也更为开阔。由此梁启超认识到，戊戌变法之所以昙花一现，从表面上看是因为顽固派固执己见，并从中作梗，从根本上说，则是与国民素质不高密不可分。
从此以后，梁启超的“进取”精神主要投入到改变国民教育，培养“新民”等方面，大张旗鼓地倡导抛弃封建奴性，改造旧的国民性。他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只有帝王一人凌驾万人之上，享有绝对的自由，而广大被统治者毫无自由可言，奴性思想根深蒂固，势必造成国民性的扭曲。
随着梁启超的西学知识越来越丰富，他开始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讨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他看来：“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进退增减，全系全民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独立，不可谋增进国民思想，不可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落，是由国民的知识与能力所决定的，而知识能力又受国民思想限制。思想高下取决于国民的习惯与信仰。这里所说的“习惯”和“信仰”，就是指文化的心理结构。梁启超倡导民众求知进取，以西学弥补传统文化的不足，逐渐发掘出新的思想文化。
梁启超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逐渐从物质、制度层面摆脱出来，进入文化的深层结构来探讨中国落后原因，这不仅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取，也引导当时的民众积极进取，成为时代的新民。从1902年起，梁启超以“新民”为题在《新民丛报》上发布文章，系统提出新观念、新思想，最后汇集成册，名曰《新民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进取冒险”就是新民说的主要思想，新民思想博采众长，集东西智慧于一身，包揽内容丰富多彩，分别体现在尚武，冒险，进取的公民精神；倡导爱群、为公、利他的合群之徳，主张争取个性自由，根除奴隶性等，这些思想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进取思想的追求崇尚，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局面带来的一系列条件反射。不论是他的君主立宪说，还是自由民主说，都带有明显的进取精神，他所在乎的是中国的命运，任何能使国民摆脱西方列强压榨的方法，他都会认真吸收兼容，于他而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使国家不复存在，他的努力不就是徒劳无功？即便是这样一种激进的进取，仍是难等可贵。冒险精神的力量
梁启超曾谈及曾国藩，说他外表踏实谨慎，但可贵的是内里有一种冒险精神，而这种谨慎踏实的冒险精神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品质，是理智的冒险，并不是出于盲目的，实际上经过了反复的谋划和规划。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正应当是这种精神。
梁启超说过：“欧洲民族之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冒险精神，殆其犹要着也。”欧洲的民族强过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富有冒险精神，他认为冒险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保证。“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西欧各国的强盛和许多知名人士的成功都源于进取冒险精神，晚清的中国人，恰恰缺少这种关乎民族存亡，个人命运的进取冒险精神。所以梁启超大声疾呼，着重发展于此，致力于唤醒国人的进取冒险精神。《新民说》中所提倡的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是梁启超思想的精华所在。中国自周秦以后，社会性质几乎没有变化，由于长期君主专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中国失去了竞争的斗志。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个残酷的事实，竞争是冷漠的，但又是自然界和人类必不可少的，正是这残酷的竞争为自然界和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而国家丧失了竞争力量，就只能挨打被人宰割。
梁启超认为，人类群体的竞争可以分为“外竞”和“内竞”，也就是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以及民族国家内的竞争。外竞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促进国家自强不息，内竞主宰国家繁荣昌盛，能在本质上增强社会群众力量。这两种竞争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都有重要意义。与竞争密切相关的是冒险进取的精神，在他看来，欧洲民族之所以在国际竞争中成为强者，原因众多，但富于冒险精神却是尤为重要的，中国人似乎与生俱来便缺乏冒险进取精神，传统文化中的尽人事、听天命，清静无为等思想根深蒂固，而梁启超衷心地希望国人能勇敢一次，充满进取冒险精神。
虽进取冒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唯有如梁启超般知进取、勇冒险的理念，才能打造一个不平凡的个人，才能真正理解列强入侵的时代，强国报国不易。正是他的思想倡导之下，众多有识之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崛起，共同承担着振兴国家的使命。谈权利思想：于人于我，当尽之责任
梁启超通过《新民说》传递薪火，启发民众，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后世仍有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梁启超效仿西方学说，针对中国近代国民一直以来的传统的弊病，提出改造中国国民民性的方案,解决中国近代国民民性的弊病。通过改变国民思想，以期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民族性国家，摆脱民族危亡，改变家不成家、国不为国的悲惨局面，促成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强盛。这种新民理论无疑是一个宏大方案，关于国民改造的宏大方案，其中的权利思想无疑构成了新民人格理想的重要方面。由人伦道德到权利思想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以“人人对于人而有当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一句作为全篇的开头，论述每个人为何要对人负责、对己负责。如果不对人负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不对己负责，又将产生如何后果，乃至对群体会产生怎样的危害。
梁启超深刻地区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天生物而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此有血气者之公例也。而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则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重要也。故禽兽以保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而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权利两者相倚。然后此责任乃完。”也就是说，人与动物都被赋予生存保命的本能，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形而上”者人也，之所以人贵为“形而上”，是因为人在社会中享有权利，权利对人的重要性，就犹如动物生存保命的本能。人不对自己负责任，就如同公然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和对整个民族的惘然不顾。因而，权利对人而言非常重要，没有权利的人是奴隶，本质上与禽兽无异。
梁启超认为，“新民”已经开始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束缚，走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泥沼，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主体意识，开始积极进取的新人。在“新民”的背后，权利是核心的支撑力量，维护个人利益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梁启超对比中西方文化，得出了“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的结论。值得关注的是，他挑战中国传统儒学，向占据儒学核心地位的“仁”提出质疑，他更推崇“义”，认为在国家存亡的时刻，“义”比“仁”更重要。尤其对于个人权利而言，更应该大力提倡“义”的观念。
梁启超认为，“仁”的思想讲求以德服人，其重点往往在与他人，用“仁”这种思想对待他人，虽不会侵犯他人利益，但却会损害自己的权利，对自身而言是放弃自由的行为，最终会导致国人自身人格日益卑微低下，这将成为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的思想根源。“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多暴君，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吾人脑髓中者，故已久矣。”也就是说，古代的百姓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遇到“仁君”，但古代仁君少暴君多，因而百姓多是为人鱼肉，民不聊生。
梁启超倡导向西方人学习“义”，维护个人的权利。“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也就是说，“义”的侧重点在“我”，以维护“我”的权利为核心，而这正是中国民众缺失的观念。天赋人权观念与权利竞争论
梁启超提出的“权利思想”是《新民说》的精神核心，也是新民的新特征之一。正是由于新民的权利思想不同于传统思想理论，才可以使得国民摆脱精神的枷锁，走出传统理论道德的泥沼，让近代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路程。梁启超的权利思想来源于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民族危难存亡之际，这一思想显得极为重要，新民必须要走维护人权之路，才能真正地拯救中国。
从思想上来看，梁启超学习西方，倡导天赋人权的学说，“大抵人生之有权利思想也，天赋之良知也。”他将中国传统的良知学说与天赋人权结合起来，认为天赋的良知使人知道，每个人都是一出生就拥有权利，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养之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因为百姓拥有人权，因此在五伦关系当中，君王不能剥夺臣民的权利，父亲不能剥夺儿子的权利，兄长不能剥夺弟弟的权利，丈夫不能剥夺妻子的权利，权利跟人的关系，就好像是鱼和水的关系、土壤和草木的关系。
通过向西方学习，梁启超从西方的思想发现了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同的地方，传统国人缺乏权利精神和意识，导致整个国家软弱落后，无精打采。所以梁启超认为，权利思想是拯救整个民族的思想良药。他身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深深受到西方权利思想的影响，非但如此，他真正接受了天赋人权的西方思想，并且将它奉为救亡图存的思想良药，将之发扬光大，奉为新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将西方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试图寻求一条根植于中国文化，又汲取西方先进经验的救国之路。他将西方的权利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意识结合在一起，强调君主对人民负责的民本思想，同时也主张西方的自主权利。因此，不得不说，梁启超对于提升民众权利意识，做出了很多不凡的努力。
总而言之，梁启超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天赋的权利，任何人都不例外，包括君主不能凌驾于百姓的权利之上，不能视百姓如草芥、如鱼肉。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权利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只有每个人的权益得以充分发挥，国家的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才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所以，梁启超说：“对人而不尽责任者，谓之间接以害群；对我而不尽责任者，谓之直接以害群。对人而不尽责任，譬之则杀人也；对我而不尽责任，譬之则自杀也。一人自杀，则群中少一人；举一群之人而皆自杀，则不啻其群之自杀也。”他认为国家由百姓构成，没有个人就没有国家，所以维护权利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谈自由：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自由”，被认为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与自由相对的，是奴役。在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有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庄子《逍遥游》等名篇为“自由”定义了概念，比如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自由”一词，汉朝郑玄《周礼》注也有“去止不敢自由”之说。宋朝时，“自由”已成为流行俗语，是不由于外力，自己做主的意思。例如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此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英、法、美、德、意、日、俄等国加紧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呈豆剖瓜分之势，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力图摆脱列强的侵略和奴役，“自由”的意义和价值重新被人们所关注，而梁启超的《论自由》就诞生于这个烽火硝烟、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的政治自由
梁启超在文中阐释了自由的四个方面：“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政治自由指的是民众在政治上保留自由的权利，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有自由的政治权利，即便是殖民地也有政治自由的权利。梁启超认为，在政治自由面前人人不得有特权，国民达到一定年龄，均可参与政治活动，政府不能干涉国民的宗教信仰，资本家和工人应平等相待，不得有奴役与被奴役现象存在。殖民地可享有政治权利，国家自立自强，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梁启超同时指出，在中国早已废除世卿制度，在国外没有殖民地，在国内没有宗教之争，甚至也没有工业化衍生而来的工人群体，因此中国的政治自由，只在国民参政与国家自强方面，这两者相辅相成，参政是为了强国，而国家强盛之后，也能促进国民参政的自由。
同时，梁启超认为，“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全体国民都没有自由，那么整个中国自然也没有自由，国家没有自由，个人又谈何自由？就像一个人乱吃东西生了病，躺在病床上不能动，那么他就丧失了全身的自由；一个人随意拿着斧头去砍杀，结果被判死刑，那么他也丧失了全身的自由。从这个比喻来看，个人的自由牵系着团体自由，一旦在个人自由上出现了差错，会对团体自由造成不良后果，自由就会转变成奴役和灭亡。
因此，从这一方面来分析自由的意义，梁启超认为，“自由是天下之公理”，公理是每个人都要遵循的，给个人自由和团体自由设定了有效的遵循法则，让个人和团体的自由都有法可依，每个国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
在梁启超看来，自由不是随便想干什么都行，像孔子所说“不逾矩”“心所欲”，随心所欲的前提是“不逾矩”。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和团体自由尤其要懂得“不逾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废除封建奴役制度，让所有人的自由有法可依，方可保障国家和全体民众的自由。个人自由之真谛
梁启超阐述个人自由时，对封建制度鞭挞最深，“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他认为，身体上的自由虽然重要，但灵魂的自由才更为关键。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之下，民众不仅在身体上有诸多不自由，而且大多数人都被无形的枷锁束缚奴役了灵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今人被古人所奴役。古代的圣贤豪杰，皆有大功德于世，今人爱而敬之可以理解。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呼吁“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今人的思想不能受古人奴役，要拥有独立的自我人格。他认为，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豪杰，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自我和个性，拥有不同于前人的创新思想。“使不尔者，则有先圣无后圣，有一杰无再杰矣”。圣贤从不模仿别人，也不复制别人的思想和个性，如果孔子、笛卡尔、达尔文等人皆效法古人，他们怎么会取得优异的成就？所以要获得自由，解除“心奴”是最重要的事，要敢于打破权威，独立创新。
其二，是国民为境遇所奴役。梁启超认为，中国主流思想儒家有“畏天命”之言，让百姓相信命运，不赞成反抗天命。“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国人若，而一国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从，然则人也者，亦天行之刍狗而已，自动之机器而已，曾无一毫自主之权，可以达己之所志，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梁启超对此非常痛心，他认为国人习惯于认命，有聪明才智也不使用，总是“惟命是从”，把自己当作天命运行的机器，毫无自主权利，因而整个人生没有志向，整个国家奄奄待毙。在列强入侵的时刻，如果依旧不懂抗争，安于命运和环境，灭国之灾将不远矣。赫胥黎曾说：“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这正是梁启超的心声。
其三，是民众为世俗所奴役。梁启超认为，人活于世，是个社会动物，生活在世俗当中，难免受环境所影响，许多人不得已而人云亦云，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党同伐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讲究中庸之道的国人不允许有异端思想的人存在，如果出现这样的人，一定是群起而攻之。梁启超指出，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从古至今类似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都被世俗影响，在国家危急时刻也保持沉默不语，麻木地生活着，鲁迅的《呐喊》也只能叫醒一小部分人罢了。梁启超号召民众，若想真正获得心灵的自由，必须抛下世俗的束缚，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勇于按照自我的思想去行动！
其四，是为物质欲望所奴役。梁启超认为，世上的大多数人成为物质金钱的奴隶，一生只为物质奔波劳苦，即便丧失了自由也视而不见。孟子曰：“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世人为物质生活所累，甚至让心灵失去自由，古人有言：“心为形设”。“形而为役，犹可愈也；心而为役，将奈之何？心役于他，犹可拔也；心役于形，将奈之何？”梁启超十分痛心，多少人在物质面前迷失了自我，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为了一己利益出卖身体、出卖灵魂、出卖国家！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梁启超认为，只有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放任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完全的放纵，就等于完全的不自由。既被物质所缚了心，又哪里有自由可言？
梁启超对于自由的认识，在那个封建愚昧的年代，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国人思想前行的道路。如今自由的话题还在继续，世人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自由的同时，莫忘记那些为国家自由奉献了一生的前辈才是。谈自治：不自治，则治于人
一个民主开化、文明法治的现代民主国度，需要多层次完善成熟的自治群体组合而成。要实现一个拥有宪法的、民主国家的建立，必须首要实现各个层次和多领域的民主自治。实际上，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谈的《论自治》篇，就是表达了他心目中所理想的这种民主国家的明日愿景。
中国自古即是一个长期由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和“自给自足”的保守思想在大多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由于安逸的地理位置以及广袤肥沃的土壤分布，让众多的人以“乐业”“安居”如此的生活目标作为人生追求。在这简单朴实也合乎情理的生活状态中，恰也大大地暴露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保守性。
早在前秦时期，中国便实现了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并且这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此后的千年中又由历朝历代的君主不断进行完善和强化，以至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君主专制的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造成了在这样环境下屏息生存的人们噤若寒蝉，毫无自治民主的传统可言。同时，自西周以来完备的宗法制度，又使得民众时刻受到家族宗派的桎梏，极大的遏制了人们公民意识的生长。不仅如此，京畿地区的富庶往往与偏隅外围的贫穷形成鲜明对比，杜甫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该诗反映了这种畸形的生活状况。统治阶级的消极作为，加之小农经济原本的脆弱性，使人民的生活困顿不堪。经济落后，温饱不济，小民在求食果腹的链条中苦苦挣扎，怎还有暇他顾所谓政治自治、民主权利的问题？
维新派的康有为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公民自治篇》，倡导在中国实现公民自治制度和地方自治，并指出自强的基础、民主宪政的基础皆源于自治。梁启超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在论述自治的问题上，从“一身之自治”到“一群之自治”，环环相扣，提出了“合群”的个人观念，掷地有声的阐述论证着自己的治国理念。治谓不乱
梁启超在《论自治》的开篇即谈到治与不治的问题。梁启超说，“治者何？不乱之谓。乱者何？不治之谓。”就是说，不治，即不安定，即乱；治，即是安定，即不乱。
一个国家，宗庙凌乱，重臣命臣毫不作为，党争派争只为巩固自身势力，钩心斗角，官官倾轧，朝廷每颁布政令，而地方官见风使舵，阳奉阴违，无能之辈把持朝政，有能贤才报国无门，不能说全赖用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体制问题。政体狼藉，一姓之天下不是百姓之天下，鞑虏入关，却四万万人剃发扎辫。因为是家天下，所以可闲置大量的资源，也可顷刻耗费大量的资源，于是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自然滋长不息，所以梁启超曰：“不治斯谓乱家”；老无所终，幼无所养，政治体制的漏洞，蒙难遭殃的是百姓，所以“不治斯谓乱国”；在这种环境生活下的人，言谈举止可能看不到失德败行，但由于没有一定的社会标准和规范，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毫无精神可言，所以“不治斯谓乱人”。
梁启超所追求的治，首先是希望开启民智，即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他说：“不自治则治于人，势不可逃也。”人之所以可以驯服山禽野兽服务于农业生产，大人之所以能训导孩童苗直根正，文明人之所以能战胜野蛮人，都是由于他们没有自治的能力使然的。如果人不能拥有自治的能力，那么人就像禽兽一样，不能称之为人。野蛮人受到文明人的颐指气使，正是“不自治，则治于人”。《尚书》曰：“节性，惟曰其迈。”荀子有曰：“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梁启超指出，《尚书》中的“节”，就是制裁，节制；荀子所说的“伪”，则是为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并且每个人后天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如果任由其驳杂无纪下去，难免会生出动乱，威胁到社会的治安稳定，此时便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和约束。然而民主制度下的法律必须是人道的法律，即在行使自己自由的同时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此一来，人民不需要刻意的劝勉，亦也不再遭受特权阶级的逼迫，却也能置身于社会的规矩绳墨当中，于是社会便可安定不乱，天下得治。一身一群之自治
梁启超在《论自治》一文中谈道：“吾人今日所当务者可知矣，一曰求一身之自治，一曰求一群之自治。”这里如何理解梁启超的“一身之自治”呢？《礼记·中庸》语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慎独的道理就是说，不要觉得其他人看不到自己，便放松了对自己的督促，越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越是要谨慎地督促自己不许懈怠。一身之自治，就是告诫人们欲使国家实现民主自治，必须先要从我做起，从自身的自治开始。
梁启超说到，自古以来，凡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必然是其自我控制能力很强的人。曾国藩在他小的时候与同龄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抽烟的恶习，那时的他，往往一手持卷饱读经书，一手拿烟枪吞云吐雾，后来实在是抽烟抽得太厉害，曾国藩受到了师长的训斥。受到训斥之后的曾国藩自尊心遭到极大的打击，他也意识到了抽烟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决心戒掉抽烟的毛病。可是戒烟哪有那么容易，年轻的曾国藩在决心戒烟之后，还是敌不过渴求的欲望，以至于戒了复抽，抽了复戒，收了自己的烟袋，却拒绝不了朋友的引诱，别人一劝烟，冠之以“盛情难却”的堂皇借口，继续抽得昏天暗地。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清晨，曾国藩正襟危坐在窗前，回想起多年来自己戒烟的荒唐经历，不禁动容。他幡然醒悟，一介堂堂翰林，如果这一辈子连戒烟这种小事解决不好，还怎能收拾河山，经邦纬国呢？曾国藩抽了十几年的烟，也反反复复戒了十几年的烟，这一次，终于彻底戒掉了烟瘾，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再抽过。
顾名思义，一身自治是单独个人进行自治，而一群自治则是一个群体的众人进行自治。如果一身能得到自治，那么一群自然也就容易自治了。
梁启超谈到，国家有宪法，那么国民便可依照宪法来进行民主自治；州郡乡市设立有议会，那么地方便也能实现规范的自治。一个为人民津津乐道的政体，一定是一个可以实现良好的民主自治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下，人民可以享有一切在文明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可以高呼民权、高呼自由、阔谈平等、阔谈立宪、畅言议会、畅言分治。于是梁启超说：“自治与自乱，事不两存，势不中立：二者必居一于是。”人们只有大胆的摒弃旧时代封建愚昧的烙印，才能昂首阔步地迎接新时代公平民主社会的到来。谈进步：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就进化主义而言，严复和康有为都曾启发过梁启超，他们都使梁启超具有了“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实际上比康有为和严复更有勇气，他不仅拓宽了进化主义的某些方面，主张“强权”和“武力”，与“强权主义”同道，远离“人道”与“伦理”价值，同时还积极宣扬竞争合群思想，使他成为比严复和康有为更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梁启超是达尔文主义最好的宣讲人。当然，他也与康、严有共同点，这就表现在进化主义的思想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进化主义是梁启超其他观点的起源，这也为梁启超的社会政治实践提供了根据。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1898年之前，梁启超对进化观念知之甚少，后来他受老师康有为与严复的思想启发，产生了“合群”“变法”和“三世”的观念。他曾经说：“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种，种不一变，苟究极其递嬗递代之理，必后出之群渐盛，则此前之群渐衰，泰西之言天学者名之曰：物竞。”大意就是说自从地球上有了生物之后到现在，每一种生物都在变化，而且后来出现的物种必定优于前面的物种，这就是物竞天择。不难看出，梁启超深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他接触了进化主义，确立了自身的思想体系，他深信进化主义能够引起世界性思潮，并将对世界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曾经盛赞达尔文主义说：“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学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又说：“达尔文者，实举19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他称赞达尔文主义，说它是19世纪后的思想中，彻彻底底的革新思想，但凡是人们所见到的知道的现象，没有一个不能用进化论解释。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说：“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进化论是天地至理，就像是流水向下流，抛物向着地心。他深知通过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法能够唤醒国民，使国家和民族实现复兴，于是便振臂高呼：“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一言以蔽之，曰开民智，振民气而已。”要依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高声呐喊，以希冀同胞开悟，这就是开民智，振奋民气。
严复晚年时对进化论乃至整个西方思想都有所疑问，后期的梁启超也是这样，但他并没有完全动摇对进化论的信念，这种现象并不孤立，当西方笼罩着悲剧气氛时，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对西方文化充满乐观情绪，对梁启超来说。科学虽然不再是以前所想的无所不能，但是他仍然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科学精神的所在，他积极地对进化论进行了整合，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进化论仍然是举足轻重的。“竞争”及其“进化”
梁启超认为，有竞争就有优胜劣败与适者生存，这是获得生存权的最佳方法。在他看来，中国不仅要勇敢地直面竞争，参与竞争，更要去创造竞争。他把竞争分为两种——内竞与外竞。外竞是国家同外部世界的竞争，中国正与帝国主义相竞争,而竞争是为了合群，合群恰恰就是为了竞争,这就为合群竞争找到了更充足的理由。严复看重斯宾塞的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的“个人竞争”，通过内部所有人的自由竞争来产生巨大的力量，梁启超则更看重不同群体与国家的外部竞争，外部竞争才能够让大家一同获得力量以取得生存的权利。严复认为，竞争的主要在于自由的个人，梁启超则认为是“自由的团体或群体”。
梁启超认为缺乏竞争便缺乏进化，缺乏进化便造就贫弱，中国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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