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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于婉青(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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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命案试读：

乘客名单

二号座位  吉塞尔夫人

四号座位  詹姆斯·赖德

五号座位  阿曼德·杜邦先生

六号座位  让·杜邦先生

八号座位  丹尼尔·克兰西

九号座位  赫尔克里·波洛

十号座位  布莱恩特医生

十二号座位  诺曼·盖尔

十三号座位  霍布里伯爵夫人

十六号座位  简·格雷

十七号座位  维尼蒂娅·克尔第一章从巴黎到克里登

九月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布尔歇机场。乘客们通过地下通道，登上飞往伦敦克里登机场的“普罗米修斯”号航班。再过几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

简·格雷随着最后一批登机的旅客进入机舱，在十六号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些乘客已经通过中门旁的洗手间和餐具室，来到前舱。大部分人都已落座。过道对面，一位女士的尖嗓音在乘客嘈杂的交谈中显得很突出。简微微撇了下嘴角，她太熟悉这声音了。“天啊，真了不起……我不知道……你说哪儿？胡安莱潘①[1]？哦，对……不，是皮内②[2]……对，还是那些人……我们当然坐在一块儿……不行吗？谁？……哦，是这样。”

然后，一个带有外国口音的男声语气温和地说：“我不胜荣幸，夫人。”

简朝那边瞟了一眼。

他微微上了点儿年纪，正很有礼貌地点着自己蛋形的头，拿着行李进入座位。他的座位就在过道对面，与简相对。简微微侧了侧头，将视线转到另外两个似乎不期而遇的女士身上，她们正像陌生人一样有礼貌地寒暄着。她们的谈话中提到皮内，引起了简的注意，因为她刚去过那个地方。

其中一位女士，简对她记忆犹新，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时的情形——那是在纸牌桌上，她那双小手时而攥紧，时而放松，妆容精致得像德累斯顿瓷器的脸上，神色变幻不定。稍一回想，简觉得自己还能记得她的名字，有位朋友提到过，还评论说她也算是个贵族，但不是那种真正的贵族，只是个合唱团里的姑娘。朋友的声音里充满轻蔑——她叫梅西，是个一流的按摩师。

另外那位女士，简在心里顺带评估了一下，倒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是那种热爱骑马和乡间生活的类型。接下来，简把这两位弃之脑后，不再注意她们，将兴趣转到窗外布尔歇机场的繁忙景象上。机场上散布着其他一些机器，其中一架像个巨大的金属蜈蚣。

她看来看去，就是不看自己的正前方。在她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人，他穿着鲜艳的浅蓝色套头衫。简决意让自己的视线保持在套头衫肩部以下，免得对上他的目光。她可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机械师用法语喊叫着什么，发动机顿时开始轰鸣，停了停，又再次轰鸣起来。机械师移开障碍物，飞机起飞了。

简屏住呼吸。这是她第二次乘坐飞机，仍然对起飞感到激动不已。起飞就像是——就像是一定会撞到栅栏上——其实只是离开了地面，上升，上升，展翅飞去，将布尔歇机场远远抛在脚下。

前往克里登的午间航班开始了航程。飞机上载有二十一位乘客，前舱坐了十位，其余十一位坐在后舱。机组包括两名驾驶员和两位乘务员。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已经得到有效的抑制，尽管还不至于用耳塞堵住耳朵，但噪声也足以湮灭大家交谈的欲望，只能冥思遐想了。

飞机在法兰西上空飞行，后舱的乘客各自想着心事。

简·格雷心想：“别看他……别看……最好不看。我要一直看着窗外想事，心有旁骛会让自己心神安宁，这样才能避免去看他。既然开始了这趟旅程，我就要好好完成。”

简的思绪回到她是怎么开始这趟旅程的——从购买那张“爱尔兰思维普”彩票开始。那对自己而言真是件奢侈的事，不过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简和美容厅工作的年轻同事们常常在一起嬉笑逗趣，同事问过她：“假如你中了彩票，你打算做什么，亲爱的？”“我已经有了打算。”

计划、空想、嬉笑。

不过，虽然她并未中头彩，可她还是赢得了一百英镑！

整整一百英镑呢！“花掉一半，亲爱的，另一半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谁知道哪天需要呢。”“如果我是你，就去买一件最好的皮衣。”“来趟旅行怎么样？”

要不要去旅行，简举棋不定，不过，那倒是她心向往之的。终于，她拿定了主意。第一个念头就是去皮内待上一星期。她的许多顾客都去过那里，或是刚从那里回来。她一边用灵巧的手指摆弄她们的卷发，习以为常地叨叨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让我看看，夫人，你有多久没做头发了？”“太太，你的发色真是不同寻常啊。”“这个夏天真不错，是不是，夫人？”——一边心里在想：“凭什么我就不能去趟皮内呢？”好啦，现在她也去过了。

穿什么衣服去完全不是问题。像简这样在小公司供职的伦敦姑娘都有一衣柜上好的时装。此外，指甲、化妆和发型也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简就这么去了皮内。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简的脑海里，这十天的皮内之旅，在她心中只留下了一个小插曲。

那个插曲发生在轮盘赌的台子上。每天晚上，简都会拿出一小笔钱去领略一下赌博的乐趣，输完就走，绝不恋战。人们都说新手赌博手气好，简可没沾着什么光，手气坏透了。她连续赌了四个晚上，一直很小心地下注，但总是输多赢少。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手里还剩最后一把筹码，她攥着筹码等待下注的机会。

赌盘上除了五和六两个位置外都已被人下了注。她应当把最后的筹码押在哪个格里？是押其中一个，还是各押一半？押五还是押六？哪个更有感觉？轮盘要转起来了，简伸出手，把赌注放在六点上，与此同时，对面一位赌客也及时将自己的赌注放在了五点上。“赌注下定。”庄家说。

小球转了一会儿，停了下来。

庄家说：“五点红，单数。”

简差点没哭出声来。庄家收走输家的筹码，付给赢家。对面的赌客说：“你怎么还不查点自己的胜码？”“我赢了？可我下的是六点啊。”“哪里哪里，我下的才是六点，你下的是五点。”他微微一笑，非常迷人，雪白的牙齿衬托着褐色的脸庞；湛蓝眼睛，留着精神的短发。

简半信半疑地拿起筹码。是这样吗？她给弄糊涂了，也许刚才她是押在五上了？她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年轻人，他回报了一个轻松的笑容。“没错，”他说，“你要是不拿走，会有别人声称那是他的筹码，这是个老戏法。”他友好地点点头，转身而去。这人真不错，她想，也许他这么做是想和自己套近乎。不过看来他不是那种人，他很随和。现在，他就坐在她对面。

旅程结束——钱也花完了——最后两天在巴黎度过（真是乏味的两天），现在乘飞机回家。

接下来如何呢？“打住，”简对自己的理性说，“不要想接下来会如何，那只会让人紧张。”

过道对面的两个女人停止了交谈。简看过去，见那位德累斯顿瓷器女人正气呼呼地检视自己破损的指甲。她拉铃叫来了身穿白色制服的乘务员：“你去前舱把我的女仆叫来。”

乘务员恭顺地迅速走开。不一会儿，一个黑发黑衣的法国姑娘拿着一只首饰盒走了过来。霍布里夫人用法语对她说：“玛德琳，我要的是那只红皮摩洛哥小盒。”

法国姑娘又匆忙穿过过道，走到机舱尽头，那里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盒子。她拿来一只红皮化妆盒。塞西莉·霍布里接过小盒说：“就放在这儿吧。”

女仆走了。霍布里夫人打开有着漂亮内衬的首饰盒，拿出指甲钳。之后，她又对着一面小镜子起劲地照来照去，这里扑点粉，那里抹些口红。

简轻蔑地撇撇嘴，目光望向机舱的其他地方。

两个女士后面坐着那位外国小个子男人。他已经与那位乡下妇人换了座位。他怕冷似的裹着厚外套，似乎睡得很沉。也许被简的眼光惊动了，他睁开眼睛，注视了她一会儿，又重新闭上。

他身旁坐着一位灰发高个儿男子，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长笛盒子。他正小心地擦拭着手中的长笛。简觉得他不像是搞音乐的，倒像是律师或者医生。

他们身后是两个法国人，一个留着大胡子，另一个则年轻得多，像是一对父子。两人正指手画脚，激动地谈着话。

简无法看到自己这行座位的情况，她的视线被身着蓝套衫的男子挡住了，就是那个她出于某种原因刻意不去看的人。“真是莫名其妙，还觉得挺刺激的，好像十七岁的女孩似的。”简对自己颇为不满。

坐在她对面的诺曼·盖尔也在想：“她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她一定还记得我。她的筹码被庄家扫走时是多么失望呀，看她收回筹码的表情真让人感到愉快，付出更多代价也是值得的。我当时那么做太对了。她笑起来的样子好迷人——牙龈粉红，牙齿雪白，一点龋齿都没有——糟糕，我都开始兴奋了，老实点，你这小子……”

他对拿着菜单站在身边的乘务员说：“我要冷牛舌。”

霍布里伯爵夫人在想：“天哪，我该怎么办呢？一切都这么乱七八糟的，真让人烦透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我必须鼓起勇气来。我鼓得起勇气吗？这样能蒙混过关吗？我的勇气已经化为乌有了，都用完了，我以前干吗要那样呢？我的样子看起来很糟糕，简直糟糕透了。维尼蒂娅·克尔那老猫也在，这让情况变得更糟。她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条腥鱼。她自己想得到斯蒂芬，不过目前还没得逞。她那张大长脸真让我烦透了，就是张马脸。我恨这些乡下女人。天哪，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绞尽脑汁了，那老东西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她从化妆包里摸索出烟盒，取出一支烟装在长长的烟嘴上，手轻微地颤抖着。

令人尊敬的维尼蒂娅·克尔在想：“这小荡妇，她就是个荡妇，看上去道貌岸然，其实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荡妇。可怜的老斯蒂芬——只要他能回心转意，甩掉她……”

她也拿出自己的烟盒，并接过霍布里夫人递过来的火柴。乘务员连忙说：“对不起，夫人们，飞机上不能抽烟。”

塞西莉·霍布里说：“见鬼。”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想的是：“那位姑娘很标致，从下巴上看是个很有决断力的人。她为什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为什么那么坚决地不看对面的英俊小伙子？显然她很在意他，而他也……”

飞机微微往下一沉。“讨厌。”波洛先生想，赶紧闭上了眼睛。

在他身旁，布莱恩特医生用紧张的双手抚摸着长笛，想：“我很难作出决定，很难啊。这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他小心翼翼地将长笛从笛盒里拿出来。音乐使人远离一切尘世的烦恼。他浅笑着将笛子放在嘴边，然后又放了回去。

他身旁那位留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已经睡得很沉了。刚才飞机有一阵子小小的颠簸，那人明显地脸色发青。布莱恩特医生很高兴自己既不晕船也不晕车，更不晕飞机。

老杜邦对身旁的小杜邦用法语嚷道：“这很明显嘛，他们都错了。那些德国人、美国人还有英国人，根本不懂如何鉴定史前陶器的时间。比如萨马拉的器皿……”

儿子让·杜邦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你这么说得拿出所有相关证据才行……”

他们就这样一直闲聊着。

阿曼德·杜邦打开一只手提包。“比如这些库尔德人的烟杆，刚出厂不久，但它们上面的图案与公元前五千年前的装饰图案几乎一模一样……” 他连说带比画，手一挥，差点儿弄翻了乘务员正往他面前放的盘子。

侦探小说家克兰西先生从诺曼·盖尔的座位后面站了起来，向机舱那头走去。他从风衣兜里取出笔记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构思自己的犯罪小说。

坐在他身后的赖德先生在想：“我一定要坚持住，尽管困难很大，这次分红我一定要增加留存，一旦过了这一关……”

诺曼·盖尔站起身去了洗手间。他一走，简就拿出小镜子，急切地察看自己的妆容，还补了补妆。

乘务员将咖啡放到她面前。

简向窗外看去，英吉利海峡在太阳下闪着蓝光。

一只黄蜂在克兰西先生的头上盘旋。他不经意地挥了挥手，黄蜂又嗡嗡飞去拜访杜邦父子的咖啡杯。让·杜邦灵巧地捏死了它。

谈话声慢慢停止了，机舱终于安静下来。不过乘客们并没有停止思索。

坐在机舱顶头二号座位的吉塞尔夫人的头猛地朝前垂下来。如果有人看见，会以为她睡着了。可她并没有睡觉，但也不能说话，不能思考了。

吉塞尔夫人死了。

[1]①法国城市，位于戛纳和尼斯之间。

[2]②法国埃罗省的一个市镇，位于南部沿海地区。第二章案发

两个乘务员中年长的那位，亨利·米切尔，游走于各张小桌之间，放下客人的账单。再过半个小时飞机就将到达克里登机场。他一边收着钞票和银币，一边微微鞠躬，说：“谢谢，先生……谢谢，夫人。”他来到法国父子桌旁，等了一两分钟，他们还在不停地指手画脚，争论不休。他闷闷不乐地想，恐怕从他们父子那里一个子儿都拿不到了。

有两位乘客睡着了。一位是留胡髭的小个子男人，还有一位是机舱那头的老夫人。老夫人给小费一向很慷慨——他还记得与她的那几次相遇，因此并不急于叫醒她。那位留胡髭的小个子男人睁开了眼睛，把钱给了米切尔。他只喝了一瓶苏打水，吃了一包饼干。

米切尔尽可能拖延时间，不去打扰另一位睡着的乘客。直到飞机降落前五分钟的时候，他走到吉塞尔夫人面前，欠身说：“对不起，夫人，您的账单。”他轻轻在她肩上拍了拍，她没有醒来。他又加了点力气温和地推了推她，没想到她的身子倒在了座位里。米切尔弯腰看了看，然后苍白着脸直起身子。＊＊＊

另一位乘务员艾伯特·戴维斯说：“真的吗？”“没有半句假话。”米切尔脸色苍白，身体不停颤抖。“肯定没错儿，亨利？”“完全肯定。至少……嗯，也许是突然昏厥。”“还有几分钟飞机就要降落了。”“如果她只是……”

他们犹豫了片刻，然后分头行动。米切尔来到后舱，挨着座位俯身低声问道：“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医生吗？”

诺曼·盖尔说：“我是牙科医生。假如需要我做什么事情的话……”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是医生。”布莱恩特先生说，“出了什么事？”“那边的那位女士，她的样子挺可怕的。”

布莱恩特站起身，随着乘务员走过去，留胡髭的小个子男人也悄悄地跟了上去。布莱恩特弯腰察看瘫在二号座位上的乘客。那是个身材微胖的中年女士，穿着深黑色的衣服。

医生稍做检查后就说：“她死了。”

米切尔说：“你觉得她是……怎么死的？”“在详细检查之前我还难以做出判断。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看到她活着的时候。”

米切尔想了想。“我送咖啡来的时候她还好好的。”“那是什么时间？”“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前。然后我来收账单，以为她睡着了。”

布莱恩特说：“她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乘客们转向他们的方向，伸长了脖子望着他们。“我觉得很可能是某种病，比如晕厥。”米切尔满怀希望地说，坚持他那套晕厥的说法。他的小姨子就是死于晕厥，他觉得这是一种平常的说法，每个人都能接受。

布莱恩特医生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只是满脸困惑地摇了摇头。他身后传出一个声音，是那位留胡髭的小个子男人。“你们看，”他说，“她的脖子上有一个痕迹。” 

他说得很小心，好像怕被人误解为卖弄知识似的。“确实是。”布莱恩特医生说。

死者的头偏向一边，喉部一侧有一个很小的针眼，周围是一圈红晕。“对不起，”杜邦父子也加入进来，他们已经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了，“你说那个女人死了，她脖子上有个痕迹？”说话的是小杜邦。他接着说：“可以做一个假设吗？曾有一只黄蜂在机舱里飞来飞去，我弄死了它。”他展示了一下自己咖啡碟上的死黄蜂，“是不是黄蜂叮死了那可怜的人？我听说有过这种事情。”“有可能，”布莱恩特应道，“我见过这种病例。对，这种解释完全成立，特别是那些心脏病患者。”“我该做什么呢，医生？”乘务员说，“飞机马上就要到达克里登了。”“安静，安静。”布莱恩特挪动了一下身体说，“什么都别做。乘务员，尸体不能动。”“是，先生，我明白了。”

布莱恩特打算回到座位上，但随即他吃惊地发现那位小个子男人却站着一动不动。“这位先生，”他说，“你最好回到座位上去，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说得对，”乘务员提高了嗓门说，“请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对不起，”小个子男人说，“这儿有个东西——”“有个东西？”“是的，我们忽略了这个。”他用皮鞋尖一指，算是一种说明。乘务员和布莱恩特望去，看见一个黄黑相间的东西半掩在死者的黑裙下面。“又是一只黄蜂？”医生大吃一惊。

赫尔克里·波洛跪下去，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镊子，十分小心地夹起他的战利品。“看上去确实非常像黄蜂，”他说，“可它不是。”

他来回转动着镊子，医生和乘务员终于看清楚了。这东西一头是橙黄色丝绒，另一头是样式奇特的染色针尖。“天啊，我的天啊！”是克兰西先生在感叹。他已经离开座位，正拼命从乘务员的肩后探过头来。“离奇，真是太离奇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离奇的事情。我发誓，我以前绝不会相信这种事情。”“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先生？”乘务员说，“你认识这东西？”“岂止认识。”克兰西先生露出一丝满足和得意，“先生们，这东西是某个原始部落的武器，由吹管发射。我不敢确定这东西来自南美还是婆罗州，不过我敢肯定那针尖上——”“——涂有南美印第安人所使用的著名箭毒。”赫尔克里·波洛接过话来，“哎呀，这可能吗？”“这真是非同小可。”克兰西先生仍然激动不已，“我得说，太不寻常了。我自己就是侦探小说家，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事——”

他说不出话了。

飞机猛然放慢了速度，机上站着的人摇晃了一下。飞机在克里登机场降落了。第三章克里登

乘务员和医生已把操控全局的位置让给了那个怪模怪样的小个子男人。他的话充满自信和权威，也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他在米切尔耳旁低语了些什么，后者点点头，推开乘客们走过去，在洗手间旁连接前舱的通道口站住，把住这个出入要道。

此时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等飞机完全停稳后，米切尔提高嗓门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坐在座位上，保持安静，直至有关当局派人前来处理。我希望不会耽误大家太久。”大多数乘客都接受了这一合情合理的指令，只有一个人尖声反对。“胡说！”霍布里夫人气愤地嚷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要求立即下飞机。”“非常抱歉，夫人，你不能下飞机。”“真是岂有此理，太荒谬了，”塞西莉愤愤地跺着脚说，“我要去公司告你，把我们和尸体一起关在机舱里。”“没错，亲爱的，”维尼蒂娅·克尔慢吞吞地拉长调子，“确实很可怕，不过我看我们只能忍受一下了。”她坐下来拿出烟盒，“现在可以抽烟了吗，乘务员？”

疲倦不堪的米切尔说：“我想现在可以。”他抬头望去，戴维斯已经将前舱乘客从应急门送下了飞机，然后自己去找当局报警。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大家还是觉得至少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来了一位身着便装、有军人气质的人，后面跟着一位穿制服的警官。他们急急忙忙穿过机场，爬上舷梯，从米切尔为他们打开的舱门走进机舱。“好了，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吧。”来者以轻快的官方口吻问。他先听米切尔介绍，再听了布莱恩特医生的证词，又打量了一下瘫在座位上的尸体。他对警官说了几句话，然后转向乘客们。“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跟我来。”他领着大家下了飞机，穿过机场，没有像平常那样经过边检站，而是来到一间专用小屋。

他说：“女士们，先生们，除非必要，否则我不会耽搁大家太多的时间。”“听我说，警官先生，”詹姆斯·赖德说，“我在伦敦有个十分重要的商务会谈。”“对不起，先生。”“我是霍布里伯爵夫人，我不能容忍你们把我卷进这件事里。”“非常抱歉，霍布里伯爵夫人。不过你也明白，这件事很严重，像是一起谋杀案。”“南美印第安人的箭毒！”克兰西先生兴奋地喃喃着，掩饰不住开心的表情。

警官狐疑地看着他。

那对法国考古学家用法语对警官说了什么，警官缓慢而谨慎地用法语回答了他们。

维尼蒂娅·克尔说：“这事情真让人心烦。不过我想，警官，这也是你的公务。”

面对伸出的援手，警官充满感激地回应道：“谢谢你，夫人。”他接着说：“请各位女士、先生暂候，我有话要对这位……这位医生说。”“我叫布莱恩特。”“谢谢，请到这边来，医生。”“你们的谈话能让我参加吗？”说话者是那个留胡髭的小个子男人。警官回过头，刚要说不，却突然缓和了脸色。“对不起，原来是波洛先生。你用围巾遮着脸，我刚才没认出你来。没问题，尽管来吧。”

警官打开门，让布莱恩特和波洛通过，然后关上门，将其他人狐疑的目光留在门后。“怎么他就可以出去，而我们必须留在这里！”塞西莉·霍布里夫人喊叫起来。

维尼蒂娅·克尔夫人顺从地在凳子上坐下来。“也许他是个法国警察，”她说，“或者是海关的人。”

她点了支烟抽起来。

诺曼·盖尔羞怯地对简说：“我在……呃……皮内见过你。”

简说：“我去过皮内。”

盖尔说：“那地方真是不错，我喜欢那些松树。”

简说：“是的，那些树有股清香味。”

接下来他们沉默了一两分钟，拿不准再说些什么才好。

终于，盖尔说：“我……我一上飞机就认出了你。”

简表现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是吗？”

盖尔说：“你觉得这是一起谋杀案吗？”“我想是。”简说，“它既让人不寒而栗，又使人心生厌恶。”

简说着颤抖了一下，诺曼·盖尔稍稍靠近她一些，以示某种保护。

杜邦父子继续用法语说着话。赖德先生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计算着什么，又不时看看手表。塞西莉·霍布里夫人不耐烦地蹬着地板，用抖动的手点燃了一支烟。一位面无表情、体格高大的警察倚靠在关着的房门上。

隔壁房间里，杰普警督在同布莱恩特和波洛谈话。“你总是能够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波洛先生。”“克里登机场好像也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我的朋友。”波洛回敬道。“哦！我正在跟踪一个走私集团的大头目。也许是运气吧，这件事被我撞上了，我已经很多年没碰到过这种大案子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医生，首先请您告诉我您的全名和地址。”“罗杰·詹姆斯·布莱恩特，耳喉专科医生，地址是哈利街三二九号。”

桌旁一位身材粗壮的警察记下了他说的话。“当然啦，我们自己的法医会检查尸体，”杰普警官说，“但我们还会让你参加验尸。”“那是当然，那是当然。”“被害者大约是什么时候死的？”杰普问。“我查看她时飞机还有几分钟就要降落了，她死在至少半个小时之前。我无法给出更精确的时间，不过据乘务员说，一小时之前他还和她说过话。”“不管怎么说，这已经缩短了时间范围。也许我问得很多余，你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了吗？”

医生摇摇头。“而我，我当时在睡觉，”波洛哭丧着脸说，“一坐飞机我就不舒服，坐船也是这样，我必须得把自己裹起来努力睡上一觉。”“你认为死因是什么，医生？”“目前我还不能作出判断，这案子需要由验尸官来检查和分析。”

杰普同意地点点头。“好吧，医生，我想没有必要让你留下来了。不过，嗯……还有一些手续要办，其他的乘客也一样，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布莱恩特医生微笑着说：“我希望你能证实我身上没有吹管或者其他什么秘密杀人武器。”“罗杰斯会处理的。”杰普朝他的下属点点头，“顺便问问，医生，你看这上面是……”他指了指躺在桌上一个小盒子中那枚染了色的钢针。

布莱恩特医生摇摇头。“还没有经过化验，很难说是什么。箭毒是土著人常用的毒素，我想是这样。”“这种毒素效果很灵吗？”“很有效，毒素发作迅速而且致命。”“不过这种毒素很难获得吧？”“对外行来说是这样。”“那我们可得好好调查你了。”杰普似乎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叫来罗杰斯，医生和这位警察助手一道走出了房间。

杰普在椅子上探过身体，望着波洛说：“真是既离奇又荒唐。我是说，在飞机上用吹管发射毒针，这对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你的话意味深长，我的朋友。”波洛说。“我们有几个人在搜查飞机。指纹专家和摄影师立即就到。我想请乘务员进来。”他走到门口发出指令，两位乘务员鱼贯而入。年轻一点的乘务员已经恢复了平静，除了有些兴奋，看不出别的情绪。另一位乘务员仍然脸色发白，惊魂未定。“好了，小伙子们，”杰普说，“坐下。护照收齐了吗？……好。”他迅速整理了一下这些护照，抽出其中一本，“哦，就是她，玛丽·莫里索，法国护照。你们知道关于她的什么情况？”“我以前见过她，”米切尔说，“她经常来往于英法两国之间。”“啊，看来是商业旅行。你知道她有什么业务吗？”

米切尔摇了摇头。年轻的乘务员说：“我也记得她，有一次她在巴黎搭乘八点的早班飞机。”“你们谁是最后见到她活着的人？”“他。”年轻乘务员指了指伙伴。“对，”米切尔说，“我当时给她送咖啡。”“那时她看上去怎么样？”“不好说，我没怎么注意她。我只是递给她糖罐，给她牛奶被谢绝了。”“那是什么时候？”“说不准，当时我们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大约是在两点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间。”那个叫艾伯特·戴维斯的乘务员说。“你再次见到她是什么时间？”“是在我收账单的时候。”“那是什么时间？”“大约一刻钟之后吧。我还以为她睡着了，哎呀，她那时候恐怕已经死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仍很惊恐。“你当时没见到这东西？”杰普指了指钢针。“没有，先生。”“你呢，戴维斯？”“我去给她送配奶酪的饼干，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当时她还好好的。”“你们一般怎么送餐？”波洛问：“是两人分舱发送？”“不，我们是一起发送。先送汤，然后是肉食、蔬菜、沙拉，接着是甜点之类的。我们先送后舱，然后出来，装好新的餐盒后再送前舱。”

波洛点点头。“这位叫莫里索的女人在飞机上和谁说过话吗？或者表现出认出谁的样子？”杰普问。“我没看见。”“你呢，戴维斯？”“我也没有。”“飞行当中她离开过座位吗？”“我看没有。”“你们想想还有什么可提供的线索？”

两人想了一下，都摇摇头。“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亨利·米切尔严肃地说：“发生这样的事很糟糕。尽管我觉得很烦，但我一直在负责任地处理。”“是这样的。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可受责备的地方。”杰普说，“而且我也很同意你的话，发生这样的事确实很糟糕。”

杰普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而波洛探过身说：“请允许我问一个小问题。”“说吧，波洛先生。”“你们看见一只黄蜂在飞机里飞了吗？”

两人摇摇头。米切尔说：“据我所知，机舱里没黄蜂。”“还是有一只的，”波洛说，“我们在一位乘客的盘子里发现了那只黄蜂的尸体。”“哦，我没看见，先生。”“我也没看见。”戴维斯说。“没关系。”

两个乘务员离开了房间。杰普快速浏览了一遍那些护照。“名单上居然还有个伯爵夫人，” 他说，“就是那个老在质疑我们，给我们施压的女士。我看我们还是先让伯爵夫人进来谈话，否则她一离开这儿就会去国会指控警察粗暴执法。”“我想你会去仔细搜一搜所有的行李、手提包，特别是后舱乘客的物品吧？”

杰普愉快地眨了眨眼。“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在想什么呢，波洛先生？我们得找到那支吹管——如果真有那么一支，而且我们也并不全是在做梦的话。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场噩梦。我想，也许是那个小作家心血来潮，希望亲身体验一下杀人的整个过程，免得总是纸上谈兵。投射毒针这种事看上去也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你说呢？”

波洛一脸疑虑地摇摇头。“是的，”杰普继续说，“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检查，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而且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也要接受检查。”“需要开列一张十分详细精确的物品清单，”波洛建议，“这些乘客携带的所有东西都要在清单上。”

杰普好奇地看着他。“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照办，波洛先生。虽然我并不十分明白你的意图。我们有自己的搜查目标。”“你也许会找到你想找的东西，我的朋友，我不是很看好。而我也在找一件东西，只不过现在我还说不准是什么。”“又来了，波洛先生，你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不是？现在我们把那个贵族夫人叫来吧，免得她扑上前把我的眼珠挖出来。”

霍布里夫人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跋扈。她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下，对杰普的问题回答得毫不犹豫。她说自己是霍布里伯爵夫人，并给了苏塞克斯的霍布里庄园和一个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地址。她乘飞机从皮内和巴黎返回伦敦；她不认识死者，在整个航程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还有，她的座位面对机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注意到背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航行过程中她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也不记得除了乘务员之外，还有什么人从前舱来到后舱。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她认为看到过乘客中有两位先生离开后舱去了洗手间，只是她确认不了具体是谁。她没有观察到有任何人手持任何类似吹管的东西，没有——她回答波洛先生说——没有注意到机舱里有只黄蜂。

霍布里夫人出去之后，进屋的是维尼蒂娅·克尔小姐。克尔小姐的证词与她的朋友如出一辙。她说自己全名是维尼蒂娅·安妮·克尔，住在苏塞克斯，霍布里庄园附近的帕多克斯宅邸，此次是从法国南部返回伦敦。她觉得自己从未见过死去的那个女人，在整个航程中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可疑之处。是的，她看到有乘客在机舱里抓黄蜂，她认为其中一位已经把黄蜂弄死了。这件事发生在午餐之后。于是，克尔夫人也离去了。“你好像对那只黄蜂挺感兴趣，波洛先生。”“那只黄蜂很有启发性，是不是？”“依我看，”杰普转换了话题，“那两个法国人最让人怀疑。他们隔着过道坐在死者的对面。看他们俩那副粗鄙的模样，还有那只手提包，上面贴满了古里古怪的外国标签。他们一定去过婆罗州和南美，或是类似的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现在还搞不清他们的作案动机，但肯定可以从巴黎找到线索，我们可以请求巴黎警察厅协助调查这件案子，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事儿。不过，要是问我的话，这两个坏蛋已经是我们的盘中餐了。”

波洛眨了眨眼。“这完全可能。不过，我的朋友，你有些看法并不正确。那两个法国人不是你说的那种坏蛋，他们是成就斐然的知名考古学家。”“接着说，你在扯我的后腿。”“哪里哪里，我看他们非常面熟，他们是阿曼德·杜邦先生和他的儿子让·杜邦先生，前不久刚从离苏萨城不远的一处非常重要的波斯古迹的发掘现场回来。”“说下去。”杰普抓起一本护照看了看，“你说得完全正确，可是波洛先生，你得承认，他们的模样并不像什么学者。”“世界知名人士都是这样。拿我来说，我曾经被当成理发师。”“好了，”杰普咧嘴一笑，“那就有请知名的考古学家。”

老杜邦声称自己不认识死者，在航程中他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他一直在和儿子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他从未离开过座位。是的，午餐结束时他看见了一只黄蜂，是儿子弄死了它。

小杜邦确认了父亲的证词，他也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任何事情。他弄死了那只侵扰他的黄蜂。他们讨论的是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是近东地区的史前陶器。

随后进来的是克兰西先生。他来得真不是时候，杰普警官认为他熟知所有关于吹管和箭毒的事情。“你自己有没有一支吹管？”“哦，我，对，事实上，我是有。”“果不其然！”杰普警官立刻抓住他这句话。

小个子的克兰西先生激动地尖叫起来：“你可不能——啊，有什么误解，我是无辜的。我可以解释……”“是呀，先生，恐怕你是得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我曾经写过一本书，那本书里的谋杀正好采取了这种方式。”“果不其然！”仍然是那种语带威胁的腔调。

克兰西先生连忙应道：“那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指纹的，但要有个道具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这都和指纹有关，指纹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还有如何注意到这件东西——在查令十字街。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买了一支吹管，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替我画了一张插画，展示了吹管和上面的指纹。我写的那本书叫《红色花瓣的线索》，我可以给你们一本。我那位朋友也可以作证。”“那支吹管还在吗？”“哦，对，对，我想还在，对，还在。”“它现在在哪儿呢？”“我想是放在什么地方了。”“说确切些，究竟在什么地方，克兰西先生？”“我是说，某一个地方，我也说不准。我是一个不爱收拾的人。”“它现在不在你身边？”“当然不在。我有半年都没见到那支吹管了。”

杰普警官用怀疑的目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继续逼问：“航程中你离开过座位吗？”“没有，当然没有，至少——嗯，好吧，是的，我离开过。”“噢，你离开过！你去了哪儿？”“我从雨衣口袋中拿了欧洲大陆列车时刻表。我的雨衣和手提箱一起放在机舱那头的入口处。”“这么说你经过死者的座位了？”“不，至少——好吧，是的，我一定是经过了。不过那时候我刚喝完了汤，离那件事情发生还早着呢。”

克兰西对其他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他一直全神贯注地构思小说中横贯欧洲的不在场证明的内容。“不在场证明，嗯？”警官阴沉地说。

波洛插进来问了一个关于黄蜂的问题。

对，克兰西先生是注意到了一只黄蜂，那黄蜂还袭击了他，他很怕黄蜂。那是什么时间？就在乘务员给他送来咖啡之后。他打了一下黄蜂，它就飞走了。

克兰西将姓名和地址做了登记后，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离开了。“我看他有点怕我。”杰普说，“他真的有一支吹管，你再看看他那紧张的模样，完全不知所措了。”“那是因为你对他太严厉了。”“只要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就没什么好怕的。”这位苏格兰场的警官态度强硬地说。波洛同情地看着他。“说实话，我相信你本人真的是这么想的。”“那当然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好了，我们叫诺曼·盖尔进来吧。”

诺曼·盖尔住在玛萨维山的牧羊人街十四号，职业是牙科医生，在法国沿海度假之后，从皮内返回伦敦。他在巴黎待了一天，参观了那里的各种新型牙科器具。他从未见过死者，航程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他的座位面对前舱，一直脸朝前面，飞行途中从未离开过座位，除了唯一的一次——去了洗手间，然后又径直回到座位上。他从未去过后舱的后排，也没有看见什么黄蜂。

在他之后，走进房间的是詹姆斯·赖德。他有些烦躁不安，态度也很粗鲁。他不认识死者，在巴黎进行业务拜访后返回伦敦。是的，他的座位正好在死者的前面，可只要他不站起身来越过椅背去看，就看不到那个女人。他也没有听到任何喊叫和呻吟。除了乘务员，没有任何人来过后排。对，两位法国人就坐在过道对面，但他们一直在说话。乘客就餐快结束之前，年轻的那位弄死了一只黄蜂。不，在此之前他没注意到有黄蜂。他不知道什么是吹管，而且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也说不好在航程中是不是见过那种东西。

就在这时，一位警员敲门进来，动作中带着轻微的胜利姿态。“这是警长发现的，他们说您现在正用得着。”他将手中的东西放在桌上，小心解开了包裹着的手绢。“上面没有指纹，因此，警官要我十分小心。”

这正是一支由原始工艺制造的吹管。

杰普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的老天，那么说真有吹管杀人这种事了？凭良心说，我原来根本就不相信。”

赖德先生也大感兴趣地探过头来看。他说：“这就是南美人用的武器？我听说过，可从未亲眼看过。现在我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拿着任何这类东西。”“这是在哪儿找到的？”杰普警督问。“它被塞在一个座位后面看不到的地方。”“哪个座位？”“九号座位。”“那可太有趣了。”波洛说。

杰普转头看他。“有什么有趣的？”“那正好是我的座位。”“嗯，你觉得很奇怪吧，肯定是。”赖德先生说。

杰普皱了皱眉。“谢谢，赖德先生，你可以走了。”他回头对波洛咧了咧嘴。“是你干的，老家伙？”“我的朋友，”波洛很有尊严地说，“如果我杀人，可不会用南美印第安人的毒针。”“这的确有点下作，”杰普说，“不过也很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用这种武器的人是个不用脑子的暴徒。”“无论是什么人干的，他的时机把握得再好不过了，这家伙一定是个疯子。我们还有谁没问过？只剩一位姑娘了。简·格雷，听上去像历史书里的名字。”“她很迷人。”波洛说。“是吗？所以你根本不是一直在睡觉，你这老家伙。”“她很漂亮，而且有些不自在。”“不自在？”杰普警觉地问。“哦，我的朋友，女孩子的不自在常常是由于某个小伙子，而不是谋杀。”“也许你是对的……哦，她来了。”

简的回答简单明了。她在布鲁顿街一家美发厅工作，住在哈罗盖特街，从皮内返回英国。“皮内，嗯？”

之后的问题是关于导致这次旅行的思维普彩票。“我看应当把这些爱尔兰思维普彩票禁止掉。”杰普生气地说。“我觉得这事儿好得很，”简说，“难道您就没有在赛马上投放过半个先令？”

杰普看上去有点不自在，他连忙继续提问，还给她看了那个吹管。她否认见过类似的东西，也不认识死者，但在法国布尔歇机场见过她。“有什么特别原因让你注意到她？”“因为她长得太难看了。”简老老实实地说。

他们从简那里实在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好让她离开了。

杰普又去研究那个吹管。“这可把我给难住了。”杰普说，“最拙劣的侦探小说都不会寄希望于侥幸的意外成功！那么我们现在该找什么呢？一个四处旅行去过吹管产地的人？那又是什么地方呢？得找位专家来咨询，也许在马来半岛、南美或是非洲。”“原则上应当如此。”波洛说，“不过，假如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吹管上贴着一块极小的纸片，很像是被撕去的价格标签。我想这件东西不知怎么落到了古玩收藏店主的手中。这大概会使我们的调查容易多了。还有一个小问题。”“说吧。”“那张清单要做得尽可能详细，就是乘客物品清单。”“哦，那张清单现在没什么大用，不过会做好的。你干吗老是关心这个？”“我的朋友，我有些不解之处，非常不解。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有一个问题……”

杰普并没有用心听他说话，他正在仔细查看被撕去的价格标签。“克兰西说他买过一支吹管，这些侦探小说家……总是把警察写成傻瓜……根本不懂警察的工作方式。怎么说呢？如果我按他们书中那种警官对警长的方式去说话，明天就会被揪着耳朵踢出警局。他们就是群无知的小文人！眼下这个案子倒正像他们造出来的那种垃圾，还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呢。”第四章听证会

玛丽·莫里索谋杀案听证会于四天之后进行。这一轰动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听证会场挤满了人。

第一位出场的证人是一个高大的、留着灰胡须的法国人，梅特·蒂博。

他的英文说得很慢，用词准确，虽然带有轻微的口音，但是很流畅。

说完开场的例行问题之后，法官问：“你看过了尸体，能认出她是谁吗？”“是的。她是我的客户，玛丽·安杰利克·莫里索。”“那是她护照上登记的名字，她还有其他为人所知的名字吗？”“有的。吉塞尔夫人。”

场内激起一片骚动，记者们准备好奋笔疾书。法官说：“你能不能详细谈谈这位叫莫里索或者吉塞尔夫人的人？”“我还是称她吉塞尔夫人吧，这是她的职业名字，专门用于开展业务。她是巴黎知名的放贷人。”“她在什么地方开展业务？”“乔里特街，她的私人住宅。”“我听说她经常到英国来，她的业务也延伸到了这个国家？”“对。她在英国有许多客户，在英国的某个社会阶层享有极高的声誉。”“你说的某个社会阶层指什么，能描述一下吗？”“她的客户大都是上层和专业人士。对待这种客户需要极其谨慎，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素。”“那么她在守口如瓶这方面的口碑怎么样？”“非同一般。”“如果你对她的生意了如指掌的话，能否请你详细谈谈她的各类业务情况？”“那不行，我只负责处理她的法律事务。吉塞尔夫人是位一流的生意人，精明能干，具备优秀商业人士的所有素质，对自己的业务具有完全的掌控能力。让我评价的话，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士，在业内很有名望。”“那么据你所知，她去世时是一位富有的女人了？”“非常富有。”“据你所知，她是否有仇人？”“据我所知没有。”

梅特·蒂博走下台子，下一位证人是米切尔。“你是亨利·查尔斯·米切尔，住在万德沃斯，舒柏克路十一号，对吗？”“是的，先生。”“你是寰宇航空有限公司的雇员，对吗？”“是的，先生。”“你是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资深乘务员，对吗？”“是的，先生。”“上周二，也就是十八日，你在从巴黎飞往克里登的十二点钟的航班上执勤。死者乘坐了这次航班。在此之前你见过她吗？”“见过。半年前，我在八点四十五分的航班上执勤，她有一两次乘坐那趟航班。”“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我的名单上肯定有她的名字，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留意过。”“你听说过吉塞尔夫人这个名字吗？”“没有，先生。”“请从你的角度讲述一下周二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我送完午餐之后便开始发送账单。我当时以为她睡着了，打算等到降落前五分钟再去叫醒她。等我去叫醒她时，发现她已经死了或者是晕过去了。我从乘客当中找到一位医生。他说——”“布莱恩特医生将很快出庭作证。请您看看这个。”吹管被送到了米切尔跟前，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你以前见过它吗？”“没有，先生。”“你肯定没有看见过哪一位乘客手持吹管？”“肯定没有。”“艾伯特·戴维斯。”

资历较浅的年轻乘务员站上证人席。“你是艾伯特·戴维斯，住在克里登，巴卡姆街二十三号，是寰宇航空有限公司的雇员，对吗？”“是的，先生。”“你作为乘务员副手，在周二的普罗米修斯航班上执勤，对吗？”“是的，先生。”“你是怎么得知这件悲剧的？”“先生，是米切尔先生告诉我说，有位乘客恐怕出事了。”“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吹管被送了过去。“没有，先生。”“你有没有看见哪位乘客手持吹管？”“没有，先生。”“在整个航程中，有没有你认为可以为破案提供参考的线索？”“没有，先生。”“很好，你可以下去了。”“罗杰·布莱恩特医生。”

布莱恩特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地址、作为耳喉科医生的职业等。“请从你的角度描述一下上周二，即十八日航班上发生的事情。”“飞机即将到达克里登时，值班乘务员前来问我是不是医生。我做了肯定回答后，他说有位乘客身体出了问题。我起身跟他走了过去。那个出问题的女人倒在座位上，已经死了有段时间了。”“在你看来，她死了有多长时间了？”“要我说的话，至少死了有半个小时了，我估计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你对致死原因有什么看法吗？”“没有经过详细的检验，我是不可能做出判断的。”“那么你注意到她颈侧有一个针眼，是吗？”“是的。”“谢谢。詹姆斯·惠斯勒医生。”

惠斯勒医生体形单薄，个子矮小。“你是本警区的法医？”“是的。”“你能谈谈你作为参与此案的法医，在本案中的发现吗？”“十八日，也就是上周二，刚过三点钟，我被叫去克里登机场，然后上了普罗米修斯号飞机。有位中年女士倒在飞机座位上，已经死亡。据我判断，死亡发生在约一小时之前。我注意到死者脖子一侧有个小圆点——正好在颈静脉上。那个伤痕与黄蜂蜇叮，或者之后拿给我看的那枚小针扎刺的效果高度相似。尸体被移送到停尸间之后，我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你的结论呢？”“死亡是由毒素渗入血管，引发心脏骤然瘫痪所致。这肯定是猝死。”“你能说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毒素吗？”“这种毒素我以前从未见过。”

凝神倾听的记者们赶紧记下：“未知毒物。”“谢谢。有请亨利·温特斯普。”

温特斯普先生体格高大，表情和蔼。他看起来很善良，有点迟钝，人们很难想象他是重要的政府分析专家，研究鉴定罕见毒物的权威人士。

法官将毒针拿起来，问温特斯普先生是否见过。“见过，并且已经对它做了分析。”“能告诉我们你分析的结论吗？”“当然可以。这种毒素起初是用来浸制毒箭的，就是某些部落经常使用的一种名为箭毒的毒物。”

记者们兴致勃勃地记下他的话。“那么您认为死亡是由箭毒所致？”“哦，不。”温特斯普说，“上面只有一点点微弱的痕迹。据我分析，针头上蘸的是一种名为布姆斯兰的毒汁，来自于一种多鳞蛇——也叫树蛇——的毒液。”“什么是布姆斯兰？”“那是南非的一种毒蛇，世上现存毒性最强、最致命的蛇类。它的毒素作用于人体到底有多强烈尚不能确定，但这种毒液的毒性有多大我们还是有些概念的。举个例子吧，将这种毒汁注射到鬣狗身上，还未拔出针头它就死了。注射给豺狗，豺狗就会像被子弹打中一样立刻毙命。这种毒汁会导致皮下大出血，波及心脏功能，导致心跳骤停。”

记者们写下：“离奇的故事。空中上演蛇毒大戏。比眼镜蛇更为致命。”“你有没有听说过用此类毒汁蓄意杀人的案件？”“从未听说过，这太耸人听闻了。”“谢谢，温特斯普先生。”

威尔逊警长宣誓作证说，在座位后面发现的吹管上没有指纹。已经对吹管和毒素做了化验，吹管的最大射程，经试验相当精确地确定为十码。“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尽管引起一点儿骚动，但波洛的证词是相当严谨的。在航程中他没有注意到任何特别的事情。对，是他发现了地上的小针，所发现的位置正好在死者颈部下方，如果它是从脖子那里掉下来的话，也只能掉在那里。“霍布里伯爵夫人。”

记者们写道：“伯爵的妻子为空中死亡之谜出庭作证。”还有人写的是“……在蛇毒谜案中作证”。

为妇女报刊工作的人则写道：“霍布里夫人戴着一顶新款狐狸皮帽”，或是“霍布里夫人是城里最时髦的女士之一，全身黑衣，配一顶新款帽子”。要不就写“霍布里夫人，结婚前的闺名是塞西莉·布兰德，身穿黑衣，头戴新款帽子，风姿时尚地出庭作证……”

所有人都喜欢欣赏年轻漂亮的女子，尽管她的证词最简短。她什么都没注意到，以前也没见过死者。

在她之后是维尼蒂娅·克尔，但她显然没有前面那位引人注目。

妇女报刊记者首先乐此不疲地写道：“科茨摩尔勋爵的女儿穿着剪裁精致的外套和裙子……”并强调：“社会名流出庭作证”。

之后出庭的是詹姆斯·赖德。“你是詹姆斯·贝尔·赖德，你的住址是布兰贝里大道十七号？”“是的。”“你的职业或者专业是什么？”“埃利斯·韦尔水泥公司的总经理。”“请仔细看看这支吹管，（短暂停顿）你以前见过吗？”“没有。”“在普罗米修斯航班上，你是否见过任何人曾经手持类似的东西？”“没有。”“你坐在四号座位上，正是死者前面的座位，是不是？”“是又怎么样？”“请不要用那种腔调回答我。你坐在四号座位上，从那个位置可以看见机舱里的每个人。”“并非如此，我看不见我这列座位上的任何一位，因为座位都是高靠背。”“但是假如有人走到过道上——走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能够将吹管对准死者的位置，你能看到他吗？”“当然能。”“那么你看到这种情况了吗？”“没有。”“你座位前面的乘客中有人离开过他们的座位吗？”“唔，我座位前两排的一位男子站起来往洗手间方向去过。”“他是往与你的座位还有死者座位相反的方向去的吗？”“是的。”“他回来时有没有朝你走来？”“没有，他直接从洗手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吗？”“什么也没拿。”“你肯定吗？”“相当肯定。”“还有谁离开过座位？”“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从对面走过来，从我身边经过，去了机舱后部。”“我抗议。”克兰西先生从法院坐椅上蹦了起来，嚷道，“那时还早——早得很——是在一点钟的时候。”“请坐下，”法官说，“会轮到你的。请继续，赖德先生。那么你是否注意到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好像是一支钢笔。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橙色的书。”“朝你走过来到后舱去的人只有他一位吗？你自己离开过座位吗？”“是的，我去过洗手间——不过我手上并没有拿着吹管。”“你说话的态度有些失礼。请下去。”

诺曼·盖尔，就是那个牙医，他提供的证词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很快他就被愤愤不平的克兰西先生代替了。

比起贵族夫人来，克兰西先生不是个很有新闻性的人物，对他的登场，记者们兴趣索然。能写的就是“侦探小说作家出庭。知名作家承认购买过致命武器，轰动了法庭。”

不过说“轰动”有点为时过早了。“是的，先生，”克兰西厉声说，“我的确买过一支吹管，不仅如此，我今天还把它带到这里来了。我强烈抗议将杀人致死的吹管与我的吹管联系起来。这就是我的吹管。”

他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吹管。

记者们写道：“法庭上出现了第二支吹管。”

法官严肃地对克兰西说，请他出庭是为了帮助破案，而不是让他有机会来驳斥完全凭空想象的针对自己的指控。法官接着询问他在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情况，但是收效甚微。克兰西先生一直在唠唠叨叨，毫无必要地解释着他是如何被国外火车上的古怪服务搞得迷迷糊糊，如何度过长达二十四小时的艰难旅程，以至于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丝毫不在意。就算整个机舱里的人都在用吹管放蛇毒，他也不会知道。

接下来是简·格雷出场，这位美发师的证词对记者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是两位法国人。阿曼德·杜邦先生说他是前往伦敦皇家亚洲学会作学术发言的。在飞机上他和儿子一直都在探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死者，直到机舱里因为有人发现她死了而出现一阵骚动，他才将注意力转回身边。“你认为这位莫里索夫人或吉塞尔夫人面熟吗？”“没有，先生。我从未见过她。”“据说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

老杜邦耸耸肩。“对我来说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我经常不在巴黎。”“据我所知，你刚从东方回来，对吗？”“是的，先生——从波斯那边。”“你们父子到许多神秘遥远的地方旅行过吧？”“什么意思？”“你们去过一些蛮荒地区吧？”“哦，可以这么说。”“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部族用蛇毒涂在箭头上作为武器？”

这句问话必须经过翻译他们才听明白。杜邦先生听懂后使劲摇头。“没有，我从未碰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儿子的回答与父亲的大同小异。他不认识死者，也没有注意到飞机上的任何事情。他一直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被黄蜂蜇死的，他本人就被一只黄蜂骚扰过，最后终于弄死了那只小东西。杜邦父子是最后出庭的证人。

法官清了清嗓子，对陪审团说，这是本法庭所处理过的最难以捉摸的案子。他们可以排除自杀或发生意外的情况。一位女士在空中，在一个很狭小的封闭空间里遭到谋杀，除了乘客，不可能有任何局外人实施这种罪行。凶手或凶手们显然就在今天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无法回避这一严酷而可怕的事实，即他们之中的某位凶手以极为狡猾的手段在说谎。

犯罪的方式及其残酷，在十位——加上乘务员有十二位——证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凶手将吹管举到唇部，在一定距离上将毒针吹射到死者的喉部，而在场的所有人对此都无所察觉。这件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有吹管、地板上发现的毒针和死者脖子上的针眼作为证据，另有毒物测试作为进一步物证。无论这事儿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它还是发生了。

由于缺少更多的证据找出犯罪嫌疑人，他只能提请陪审团做出某个或某些未知身份的人犯了谋杀罪的裁决。既然出庭作证的人都否认认识死者，这件事只好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鉴于对作案动机一无所知，他只能建议陪审团做出上述决定。陪审团现在可以考虑如何裁决了。

一位方脸的陪审员带着疑虑的目光欠身说：“您说吹管是在一个座位后面发现的，那是谁的座位？”

法官核对了一下文档，威尔逊警长凑上去在他耳边低语了些什么。“哦，对，是九号座位，波洛先生的座位。我可以告诉大家，波洛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私人侦探，他曾经多次成功地与伦敦警察厅合作。”

方脸陪审员将目光转向波洛先生，似乎有些怀疑眼前这位留着胡子的矮小的比利时人。“外国人，”他的目光这样说，“你无法信任外国人，就算他们和警方有关系。”

他大声说：“正是这位波洛先生捡起毒针的，对吗？”“是的。”

法庭休庭五分钟。当陪审员重新入座，并将陪审裁决书交给法官时，他皱了皱眉。“胡闹！我无法接受这份裁决。”

几分钟后，一份修正裁决书又递交了上来：“我们一致同意死者中毒而亡，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谁下的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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