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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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与依附(修订版)(社科文献学术译库)试读：
文前辅文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Portugees language edition by
Theotonio Dos Santos.The book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Fundación Biblioteca Ayacucho出版社2011年版译出
修订版序
我很高兴能接受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邀请，给《帝国主义与依附》第三版撰写序言，这本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议题中的经典作品。但需要反复思考其中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时效性。由委内瑞拉阿亚谷卓图书馆出版社和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联合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类经典图书”，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与依附》原文被收录进西语版的《作品集》中，这部《作品集》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在线推出。虽然距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各方对这部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时效性。四十年了啊！
为了准备这篇序言，我重新阅读了这本书，尝试概括主要论点，重新肯定了第一版的理论、方法论和分析法。我可以毫不吹嘘地说，虽然在这四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运用得极其成功。
首先，我想谈一谈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很突出，甚至被他的很多追随者否定。即通过不同的抽象层次引导对社会现象的感知（广义上是知识）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些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接近事实，将抽象的能力融入社会动力或是具体的历史动力之中。科学知识从具体出发，但抽象只能通过回归具体才能得以实现。
这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论点，即寻找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规律，与后来致力于更具体地解释历史上多种社会结构动力的理论分析区别开来。比如帝国主义这一全球性社会现象的出现（帝国主义的出现甚至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萌芽），国际分工、垄断的出现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认为社会经济规划和国家干预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必要手段。
在“西方”，大部分战后经济政策都瞄准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认为现代政府有义务保证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然而，“西方”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殖民战争纳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动力的范畴。这样就形成了20世纪纯粹意识形态的版本，该版本把这个世纪形容为积累、财富扩张和福利的时代。战争与成万上亿的死者一起成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的现象。纳粹法西斯主义也被解释成错误的行为和价值观。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理论分析所做的努力被掩盖了，他们预见到了世界大战的趋势。这是资本积累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尽管殖民战争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但马克思在他关于对殖民地印度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经典分析中，将受制于殖民利益的物质进程及其暴力、血腥、充满了贫穷和死亡的特点纳入扩张进程之中。
这些预言由第二国际收录，预言证实在19世纪末期，可以将马克思的伟大理论应用于社会阶级斗争之中，并指出工人阶级可以发展高水平的政治组织。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目标十分宏大，但是工人已经在国内开展阶级斗争，通过革命斗争取得身份认同，并通过建立工会和强有力的、有国家执行力的政党来实现民主。不能忽略工人与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中建立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间的关系。这已经有了前车之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主要的哲学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强调这一点是阶级斗争的基础：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这使得社会主义党派于20世纪20年代在自由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工人政党决定倒向国内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破裂。在社会结构这一抽象水平上理解可能的或是必然的历史变化是十分必要的。社会结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社会学思潮。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社会主义党派或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出现和消失，以及19世纪末社会主义党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力量的加强，使得政治焦点汇聚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中：在由欧洲资产阶级组建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转型的具体可能性。这样的辩证观点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冲击，引发了非常消极的分歧。在民族国家内部，推动理解经济动力与政治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权重与直接了解社会经济资料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料将为历史时机的分析打开新的领域，在该领域中社会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精神实践和文化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织，并全面依赖于具体的人类活动。因此，在能决定运动性质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之下，社会经济学分析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种具体情况并不会削弱理论观点，这是从具体情况中抽象出概念的艰难过程。这些具体情况[1]是不准确的。然而，由于普遍规律的限制，它们无法自由发展。
目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社会团体，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变成了科学分析的目标。但是，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越明确，越会转化为政治宣言、政治口号或公会口号、党派纲领以及其他诸多表现形式。伟大的社会团体，尤其是为理论和经验研究等精神产品源源不断打下基础、并以此作为其利益所在的社会阶层，表现出了政治意愿及历史意愿。他们研究的价值体系被应用于化解相互对立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他们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研究意识形态的形成。我认为运用布哈林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的阶级心理概念能够对此进行更好地理解。
物质需求转变为主观需求，最终被自上而下地表述为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在极端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中自下而上产生的压力。
历史进程和有一定意识的人类活动让我们打开了通往智能之路，智力日益成为人类进化的决定因素。让我们打破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抽象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只能有限地动员人民。社会科学会转变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
方法论的进步意味着我们的科研成果有着日益坚实的基础，并精确地勾勒出《帝国主义与依附》以及其他同时期作品的雏形。然而，这个时期的作品能取得极大的进步归结于当时风云诡谲的局势，这种局势几乎决定了我们所有的生活。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巴西人民的民主进程不断地深化，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斗争。一些历史事件也因此受到影响。此外，在1964年的巴西政变中，人民民主进程被当权的帝国主义势力打败，我们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66年我们去智利避难。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把我们带到智利大学经济系的社会经济学研究中心，让我们创建依附问题的研究小组。在此期间，由于我曾经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六个月的教职工作，因此能与外界保持联系，而且1968年迎来了全球反抗运动的高潮，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与世界脱节的前提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
我加入了智利社会主义党，并参与创建了“智利今天”研讨小组，这个左派小组极力支持对当前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系[2]统性思考。很快，由于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发起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1973年，智利政府把我把写进了第一份通缉名单，我不得不到欧玛尔·托里霍斯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共和国的使馆寻求庇护。我很快在墨西哥得到了政治庇护，在那里继续进行科学和策略思辨，一直到准备写这本书，其中的数份材料是从血腥暴力的智利政变分子的屠刀下救出的。
也许本书没有直接反映这些经历，但是我能肯定这些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因此，读者们也许会觉得本书的结构非常特殊。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连续的方法论循环中，我们从最抽象的部分谈到最具体的部分。在解释本书内容的引言之后，我们引入了本书的第一个部分，标题是“当代帝国主义及其矛盾”。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极好地应用了社会结构的概念，将分析与国际背景相结合，正如将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关系相结合，并呈现出矛盾与和谐并存的特点。
现在常提到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很少提到社会主义的模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希尔费丁说明了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新历史阶段的作用，布哈林强调了国际分工、金融资本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这三者对资本主义新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来说也是必须的。卡尔.考茨基提出资本整合和扩张的进程通过大公司的资本扩张得以体现，但忽略了其中的内部矛盾。列宁用一个具体现象佐证了这个观点：世界大战。这些内部矛盾引发了俄国革命、殖民地国家的反君主制度革命（比如中国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等等。
在新时期，资本引发了生产力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试图展现这些变化对当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影响，以及对阶级斗争新形式的影响。为了保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而发展，无产阶级艰苦抗争，与此同时，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由于工业革命和自我觉醒，无产阶级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样，围绕着领袖人物组成小团体。
19世纪末，恩格斯强调这是资本主义的新时期，因此，也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新时期。新兴工人阶级有能力挑战现行的经济、社会秩序，却是由工人阶级中的精英组建而成。这是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制约。全新的社会结构也促成了二十世纪初新的力量对比。这意味着“永久革命”战略的根本性变化。在“永久革命”策略中，革命的工人阶级是社会力量以及政治力量中的少数，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将革命带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新阶段。工人阶级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公会和研究中心，并争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以及直接领导权。运动策略变成了“大多数人的革命”，恩格斯给这一策略赋予了逻辑并强调资产阶级放弃了民主自由的理想。这难道是纳粹法西斯主义作为大资本意识形态出现的前兆？[3]
本书第一部分的理论和经验论深入研究了全球技术和经济集中化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形成和扩张直接影响了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并在世界经济范畴内形成了新的分工，而跨国组织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母体。世界经济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得以发展。这个过程建立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这同社会变革的形式主义观点是背道而驰的，而资本的集中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有强大的实力，区域一体化促成了欧盟的成立，这是本书第一版出版之时国家间权力集中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推行垄断之间的矛盾。垄断的推行完全依赖于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不断干预。世界经济愈发失衡，但愈发多样化。
我为世界体系理论做出过一点特殊的贡献。本书第二部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长期危机。我和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一起研究马克思理论，[4]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影响。19世纪康德拉捷夫发现了长周期，并提出了资本积累的概念。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是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参加过俄国革命，重申农民经济的重要性。他在领导经济研究中心时证明了，至少从19世纪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长周期（15年到20年的上升期和15年到20年的衰弱期）的特点。
苏联的政治斗争终止了他的深入研究，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终英年早逝。但数据证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持续性。1930年，熊彼特在一本关于世界危机的重要作品中提到了他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熊彼特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初，我着手深入研究长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挑战了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需要有所扩充。他已经证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意志体现。资产阶级将经济现象视为基本概念的核心，并不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积累的关键。与之相反，“经济学家”们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发掘“经济平衡”的条件，该条件由自由市场规律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它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过去及现在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外部”的因素。
我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体现，我无法在本段中简要概括。我认为，要预测那几年的进程，用“社会结构”概念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的概念更好地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形势，其中的长周期理论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该理论对不同社会结构的“演化”趋势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结构向通过跨国组织表现的帝国主义，垄断经济以及引导垄断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发展。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支持着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并服务于大资本和在全球扩张的垄断市场。
我们还指出了金融资本在这一全球进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之后的许多研究都导向未来学以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并开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领域。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集中研究了长周期和技术范式之间的关系。初级的技术创新很快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中级的技术创新。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也与科学周期息息相关。20世纪40年代，科学统领了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针对科学技术革命对现代资本主义巨大影响的研究领域。针对这个话题，我们在本书中进行了大致的描述，并在之后的诸多作品中[5]进行了阐述。
本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讲述了依赖于世界体系，并处在世界体系边缘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世界体系日趋一体化，同时又充满了矛盾。不同于那些保守的“科学家”想强加于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分析并没有得出平衡世界体系的结论。我们所看到的是，全球化新阶段意味着矛盾的深化，这些矛盾同当代世界体系有相同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构中，社会力量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其意志的实现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世界体系和当代世界体系争夺着霸权。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很遗憾，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中心能够采取批判的观点，让人类社会达到和平的更高境界，取得人文的、可持续的发展。
我曾经历过紧张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正如此时巴西经历着的动荡，但我依然继续研究这个话题。在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依附》之后，中国社科院还翻译了我的其他几部作品，还让《帝国主义与依附》这本书更上一层楼。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革命理论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进一步解释了有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辩论，强化了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研究。我们还试图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美欧霸权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分析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概括了本书的论点，并将其纳[6]入葡文版的《发展与文明》一书版。在《发展与文明》中，我们强调了发展中的中国在全球文明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为全球文明的建立奋斗许久。
我想，读者在阅读或是重新阅读《帝国主义与依附》时会感到满足。至少，这将会是一场并不平静的智力冒险。（林叶青 译）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写于2016年9月
[1] 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引文中有很好的体现。然而，这篇引文没有随书出版。20世纪30年代，这篇文章作为草稿流传于世，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巨大变革。关于这个议题的思考，我写了一篇名为《社会阶级概念》的文章。1968年，这篇文章第一次在智利大学的一本小册子上发表，后来被收录于《社会阶级概念》。这本书在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合法或是秘密出版。2016年，它被收录进我的《作品集》，《作品集》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1970年，该文的英文版在《科学与社会》杂志（1970年夏季号，总第34期，由Henry F.Mins翻译）上刊登。我还推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文。两篇文章都被收录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批判性修正》。2011年，该书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卢森堡出版社出版。
[2] 我在智利加入“人民团结”阵线的材料被收录在《见鬼的危机！阿连德的智利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2009年，本书由加拉加斯艾尔佩罗·伊·拉拉纳出版社出版。可供下载。
[3] 关于社会主义策略和战术的研究被收录于与Vania Bambirra合著的《社会主义策略和战术——丛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1980年，该书由墨西哥城的时代出版社出版。关于依附条件下的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被收录于《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依附的新特点和拉丁美洲的两难境地》。1967年，该书由智利圣地亚哥拉丁美洲出版社出版。其他国家还发行了阿根廷版和委内瑞拉版。该书也被收录进我的《作品集》中，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可供下载。
[4] 由依附理论衍生的讨论被收录在《依附理论：总结与观点》一书中。2002年，由墨西哥城的普拉萨·伊·哈内斯出版社出版。本书也被收录于我的《作品集》。2015年，《依附理论：总结与观点》最新的葡文版由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岛屿出版社出版。
[5] 我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成果分散在多本书中。推荐感兴趣的读者在线阅读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我的《作品集》：http：//ru.iiec.unam.mx/3105/。
[6] 我的作品《发展与文明：向塞尔索·福尔塔多致敬》已被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编辑成电子书：http：//biblioteca.clacso.edu.ar/clacso/se/20160330040647/Desenvolvimento_e_civilizacao.pdf。
中译本序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是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书中对依附的概念、依附的形式和依附的结构做了较为系统和权威性的阐述。尽管这部著作只是反映了依附理论的初期思想，但为其他学者后来更加深入具体地研究依附问题打下了方法论基础。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依附理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积累总进程的影响。依附理论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既把依附现象放到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扩张对象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上述特点，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看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
从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来看，依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两大流派，两派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综合趋势。狭义上的“依附论”一般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新的依附形式的理论，包括多斯桑托斯在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和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后提出的“新依附理论”、巴西学者鲁伊·马里尼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运用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运动与劳动人口结构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新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边缘化理论”，以及瓦尼姬·班比拉在对依附性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研究时提出的关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分类方法。“结构主义依附论”的前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形成的由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安·诺约拉的“外部失衡理论”构成的早期依附理论或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60年代期间，在外部依附论的批评和内部自我批评的推动下，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获得更新和发展，在拉美经委会内部形成了阿尼瓦尔·平托的“结构异类化理论”、佩德罗·布斯科维奇的“收入集中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外部依附理论”、奥斯瓦尔多·森克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依附论”。
两派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有明显区别。“依附论”的革命色彩较浓，从不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研究问题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范畴为基础，结合拉美国家的现实，创造一些新的分析范畴和概念，以证实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比较直截了当。“结构主义依附论”的改良色彩较浓，虽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但也吸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某些改良主义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本质和矛盾的揭露和批判比较含蓄。在基本观点上，虽然两派依附论都把依附问题看作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不完全相同。“依附论”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认为依附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主义依附论”则强调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强调外围国家内部非资本主义的落后结构与先进结构的并存关系，认为依附是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被动后果。在政策主张方面，“依附论”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内部结构来实现经济的自主发展，“结构主义依附论”则主张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来实现资本主义体系内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两派依附论中，依附谁，对依附状况的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克服依附的主张上却仅仅停留于泛泛地强调革命原则的有效性，而忽视了在具体现实条件中的可行性。
针对两派依附论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巴西学者卡多索和智利学者法莱托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将两派依附论的优点综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完善。一方面，在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系统地将社会学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之中，特别是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拉美社会的依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强调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以及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性质，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结构性条件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合形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时期结构和历史的差别，强调依附结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基本观点上，强调依附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而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指出既要看到在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改组推动下出现的新的国际分工给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开辟了可能性，又要看到依附性发展的特点、矛盾和后果；既不能纯粹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拒绝已经发生的经济进步，又必须使人民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和目标意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和民族的依附问题。在政策主张方面，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依附性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扩张与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汇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资本主义逐渐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在大垄断资本的集中化、集团化、中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第二，垄断与国家的关系日益强化，以至于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资本输出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心国家在外围国家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及其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成果的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独立；第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加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在早已获得政治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也由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这种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上民族民众主义时代的终结和官僚权威主义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依附形式的变化和依附程度的加深。面对这种变化，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理论（也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对新的历史现实缺乏解释能力而相继陷入危机。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现实和发展理论的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批巴西左派学者在批判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发达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并用“依附”的概念来解释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权结构以及同发达国家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后，一批巴西学者到智利避难，在智利大学建立了由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的研究，在批评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同时，同该机构以及拉美经济和社会计划研究所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使依附理论在智利获得迅速发展。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评也导致在该学派内部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结构主义依附论者，依附问题的研究也扩大到智利其他重要的研究机构，此外，在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也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依附问题的学者和机构，形成了以智利为核心的依附问题研究网。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通过学术会议和通信，依附论学者又同美国和欧洲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学术团体建立了联系，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在依附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激进派学者安德烈·弗兰克从美国来到拉美的巴西和智利，在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不发达问题研究，他的激进的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学术思想的奇妙结合，导致他对依附概念的歪曲性模仿，犯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错误，受到依附论学者的深刻批判，这种学术批评给依附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到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并建立官僚权威主义政权为止，依附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奠定。
依附概念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列宁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和第三国际对落后国家社会经济特点和革命性质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保罗·巴兰对战后初期帝国主义新特点和落后国家问题的分析。但其直接来源是拉美经委会学者在50年代期间研究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依附现象时提出的早期依附理论或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而其间接来源则是弗兰克在60年代后期研究拉美殖民地时期依附形式时提出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正是在批判地吸收拉美经委会不发达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批判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由于依附理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它的发展和成熟有一个过程，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仅仅代表了依附理论形成初期的理论贡献，远远不能包括同一流派中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依附问题所做出的贡献和对多斯桑托斯新依附理论的批评、补充和发展。
此外，作者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分析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有些观点从现在来看也已过时。然而，作为这一理论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和主要分析范畴的基本思想却依然有效，为研究不发达国家依附的形式、性质和结构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依附概念的解释和对新依附形式的分析上。
关于依附概念的论述。作者认为，依附是指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制约的状况。当某些国家可以在自我推动下进行扩张，而另一些国家只是作为这种扩张的反映而获得发展时，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各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总是具有依附的形式；依附关系制约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而各民族经济的结构性条件又决定这种依附性结构的运行；打破依附状态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内部结构，而不是将内部结构与外部影响隔绝开来。
关于历史上的几种依附形式的论述。作者认为，历史上存在过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殖民地依附的特点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殖民主义政府结成联盟，通过在殖民地占有土地、矿山和劳动力来主宰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工业-金融依附是19世纪末形成的，其特点在于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的或外向型的生产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依附形式不仅制约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制约着各国的内部结构：如，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政治结构。
关于新依附形式的论述。作者认为，在新依附形式下，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各种制约：新投资的可能性取决于存在一个创造外汇以购买工业部门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部门；工业发展受到国际收支波动的严重制约，国际收支由于依附关系本身而趋于出现逆差；工业发展受到帝国主义中心技术垄断的决定性制约。
上述依附结构对不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影响表现为：第一，生产体系的建立受到上述国际关系的制约，必须保留传统的出口部门，建立一个符合跨国公司利益而不是国内发展需要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霸权经济中技术和经济-金融高度集约的生产部门向外围的转移，造成了极度不平衡的生产结构、收入的高度集中、设备能力利用不足、集中在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集约使用；第二，资本积累的独有特点是扩大国内工资差别和在国外购买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第三，这种生产体系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以及工业部门资本密集型技术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不足，一方面可以提高剥削程度，保持低水平工资，限制购买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没有创造与人口增长相一致的就业机会，新的收入来源受到限制。这两种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而外资利润汇出又减少了国内创造的部分经济剩余。
关于依附性再生产的论述。作者认为，正在形成的依附性生产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是世界经济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体系是以大资本的垄断性控制、一些经济金融中心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对高度复杂技术的垄断为基础的。只有在世界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才能看出依附性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理解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依附性生产体系的依附性在于再造了一个自身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必须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必须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换，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必须强制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以便将如此创造的经济剩余在国内和国外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旦再造了这种生产体系和这种国际关系，依附性资本主义便再生产出阻碍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处于有利地位的各种因素，并在国内再生产出落后、贫困和社会边缘化。发展只使很有限的部门受益，经济的继续增长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遇到无法克服的内部障碍，并导致国际收支逆差不断积累，从而产生更多的依附和更多的超级剥削。
在分析了流通领域的两种剥夺机制（国际商品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在运费、保险费、商标、专利等劳务支付方面的垄断价格）和生产领域对国际劳动力的直接剥夺机制（利润汇出）之后，作者认为，上述机制在国际收支上的反映是巨额逆差，作为弥补这些逆差而提供的外债和外援又成为依附的积累机制。
关于发展道路的选择，作者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作者在分析了上述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之后，认为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应该承认，多斯桑托斯是站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的，他研究依附问题的动机是为了丰富、完善和扩大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对跨国公司扩张和新的依附形式进行的分析，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的历史现实的解释能力；作者对依附性再生产和依附的积累机制以及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也已为20世纪70年代拉美政治中的新权威主义现象和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严峻现实所证实；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严肃的，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真诚的。
但必须指出，作者关于在现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选择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结论，和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的主张，虽然符合60年代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运动高涨和拉美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现实，但其明显的缺陷在于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因而提出了过分一般化的结论和主张。此外，作者也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克服危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外围国家人民的革命性，忽视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围国家不同社会阶层造成的分化作用和吸收与排斥作用。
最后应该指出，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只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然而构成某种理论基本成分的是它的方法论、主要分析范畴和实质性贡献。因此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它为认清不发达国家在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进程中所处的地位，认清这一进程对不发达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同时它对于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扩张对外围国家工业化创造的有利机会和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按照自己的国情制定自主的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兴趣全面了解依附理论的读者，还可阅读由卡多索和法莱托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一书及其他作者的有关著作。袁兴昌1992年2月20日序
1964～1966年，我们在巴西开始进行国际经济的经验研究。那是我们遭受新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迫害的时期。对左派力量来说，这个课题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独裁政权开始了一个把我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结成一体的进程。必须非常明确地搞清这种一体化的性质。我们于1965年末得出的结论是：1939～1945年战争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体化的新阶段并开始了一个以多国公司为基础的新的漫长的增长周期；这一增长周期似乎走到了尽头并导致产生一个以相对分裂为特点的新的衰退周期，而相对分裂将导致世界革命运动新阶段的到来。
上述论点是在一份关于国际时局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并在一部关于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书中得到发挥。由于不能在巴西出版，该书[1]于1966年在智利油印发表。那是在我们被巴西军事法庭在一次既不能辩护又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审讯中，以莫须有的“农村颠覆性渗透的精神指导者”的罪名缺席审判之后，刚刚流亡到智利的时候。
我们在智利找到了继续进行我们的研究的合适环境，尤其是在1968～1969年，大学改革为研究和思想批判的巨大发展创造了可能条件。于是，我们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关于帝国主义和依附的研究小组，除了审阅关于此课题的各种理论著述外，还着手积累大量的经验材料。1969年上半年，我们应邀去美国伊利诺伊北方大学讲学，利用这一机会收集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经验材料。
通过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的努力，我们的这一工作得到了拉比诺维茨基金会的资助。同年12月，我们应保罗·斯威齐的邀请重返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在斯威齐组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这一次，我们同激进经济学家协会——其会期与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并行——的成员以及从事多国公司研究的属于不同倾向的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回到智利后，我们扩大了研究小组，也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范围。1970年下半年，我们参加了在荷兰蒂尔堡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会（1970）和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关于帝国主义及民族运动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上，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讨论。从那时起，我们通过会议和书信与在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小组保持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人民团结”阵线在智利的胜利，增加了我们阐明帝国主义对拉美新政策的责任心。正是在1968年至1973年这一长时期中，我们以文章和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汇集在本书中的某些论著，以求对越来越激烈和必要的讨论做出贡献。智利的圣地亚哥自1966年我们到达那里时便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中心；由于拉美发生的变化，也由于智利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这些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促使形成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智力环境。随着人民政府的建立，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智力“爆炸”，这反映在各种新刊物的发行、书籍的大量出版，以及无数的研究小组、学习小组和讨论会的出现上。
1973年9月发生的军人政变突然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我们失去了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劳动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意味着做出了艰巨的努力，但对其失去我们并不感到悲痛。已成为我们第二祖国的智利的人民所遭受的悲惨事件是那样巨大，以致任何个人问题，哪怕是像搞研究这样具有集体意义的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为建立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料中心而收集的各种材料以及北美拉丁美洲问题研究会的朋友们寄给我们的新材料，与那么多人的鲜血一起被湮灭。
我们在巴拿马使馆躲避了5个月，之后去了墨西哥，受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几位朋友，特别是经济研究所和国立经济学校高级研究院的热情欢迎，他们欢迎我们在那里继续原先的研究。经过数月的文献研究之后，我们确信，我们所计划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研究需要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虽然我们（拉美）依附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但总的来说，在拉美用于收集有关此课题的浩如烟海的文献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少。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我们看到拉美其他地方的研究成果在墨西哥鲜为人知，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重新整理了原先以《美国的危机与拉丁美洲的依附与社会变革》及《帝国主义与多国公司》等书名出版的著作，并加入关于国际时局的新近研究成果和一些理论讨论的新章节，编成新书。这些理论讨论章节试图回答那些对“依附论”的模糊批评。本人的论著曾对“依附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少批评家们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本书的创作过程。这本书的篇幅也许比预计的稍微多了一点儿；尽管不是一部它所研究的各个题目的专著，但是我们希望它汇集了进行系统论述所必要的大部分材料。
我们想借此机会向如今分散在许多国家的原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尤其是依附关系和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小组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向拉比诺维茨基金会、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表示感谢，向经济研究所和高级经济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朋友们致谢，向彼得·罗曼致谢。罗曼为使我们于1969年赴美国继续我们的研究而进行了许多斗争，特别是1973年当军人拒绝给我们签发出境证时他为把我们救出智利进行了斗争，并为我们争取入境签证以便去纽约市立大学以及霍斯托斯社区学院社会科学系（该系由他领导）工作而斗争。尽管他做了不屈不挠的巨大努力，却未能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阻挠。该移民局对为捍卫打破铁幕这一基本权利的数十名美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呼吁置之不理。这是美国的“民主”强加给奋起反对由美国政治家、金钱和警察在世界各地扶植的独裁者的民主战士头上的铁幕。
我还应感谢审阅了大部分书稿并参加讨论的阿尔瓦罗·布里奥内斯，以及负责编写目录和最后参考书目的马塞洛·希林。
巴尼亚·班比拉不仅参加了关于帝国主义与依附的研究小组（本书的一大部分是在研究小组的讨论中孕育产生的），还鼓励我们的工作，积极参加最后审稿和新章节的准备工作，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牺牲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我要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感谢他的奉献精神。1975年6月于墨西哥
[1] 这些论文收在《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拉丁美洲的出境》（拉美出版社，1969）一书中。我们接着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新的研究，写成了《依附的新特性》（社会经济研究中心，1968年）一书。
绪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和影响。在此意义上，本书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如1973年10月开始至1975年下半年结束的经济衰退——做了相当明确的区分。我们试图在这篇绪论中对书的中心内容和叙述思路做一概括，以便把鼓舞创作的总体推理线索交给读者。一 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
当代帝国主义被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垄断性大资本的集中、联合、集权和国际化的广泛发展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而这一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在它的组织细胞——多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垄断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增强和深化上。在国际上，这一体系概括为：美国及其本国货币、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机构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及其他由进出口银行推动的“援助”计划的实施；里约热内卢公约、大西洋联盟公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军事协定，以及使美国军队得以建立一个隐蔽地占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的国际网络的军事关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这一体系被标榜为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由资本主义挑起的反社会主义“冷战”的基础——的“自由世界”的表现。这种论调即使在所谓的缓和阶段还继续存在着。
为了理解目前阶段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从研究资本主义一体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入手，这些矛盾必然把资本主义引入新的分裂时期。目前的特点是这一分裂进程发生在这样的国际现实环境中，即资本主义不仅面临着内部阶级矛盾，还面临着一个与它旗鼓相当、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阵营。
帝国主义的危机及其内部矛盾的性质并不因为这种国际形势的存在而改变，但它们的形式、影响和结果的确发生了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限制着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镇压方面的行动能力，创造了很多情况下有利于扩大依附国自决能力的条件，并促使这些国家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不受资本垄断的科学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不能解决它所赖以扩张的国家基地（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存在是帝国主义得以从技术、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上支持资本进行国际扩张的基础）与其日益发展的国际化（意味着资本、商品和财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的增强上。这刺激了统治中心的寄生性并给其他发展中心（欧洲和日本）注入了兴奋剂，而这种情况从长远看将在国家集团之间或在外围地区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但是，上述情况不会导致外围依附地区出现较大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是国际资本攫取高额利润，以昂贵价格投放其产品，以低廉价格获得原料和农产品的基地。于是，扩大了争取依附国世界的经济增长利益同各帝国主义中心的统治利益之间的矛盾，革命势力——把过渡到社会主义视为保障发展、打破维持被剥削和贫困状态的帝国主义统治和依附性结构的唯一道路——也易于发展。
这一国际经济的细胞是一种新型企业，它把必然导致技术和经济集中、垄断、集权、多行业联合和国家干预的私人占有、管理和控制等强有力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移植。这种新企业取代了通过其国外活动——以从工业中心出口制成品，自不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和原料为基础开展的——保持着一种贸易互补性关系的老式托拉斯和卡特尔。现代多国公司不仅大大增加了国际业务在其全部活动中的作用，还从事面向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的生产。
本质上说，多国公司是资本主义企业为适应生产资料社会化产生的各种需要而做的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尝试。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自动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正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由于多国公司既依赖于民族国家，又与之相对抗，由于它寻求一种同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狭窄而任意的界限相冲突的合理性和计划性，所以当它通过把不同行业的活动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实际上使浪费和隐蔽在它的所谓“计划”后面的不合理性增加），对使其内部无政府状态“合理化”的技巧加以完善时，它的内部却已经潜藏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在这新阶段中，依靠多国公司的大资本造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它意味着原料加工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生产的增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的原料和产品向统治中心，特别是专门从事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及资本输出的美国出口，从而使帝国主义列强特有的寄生性提高到极高的水平。
当资本主义在战后周期的上升阶段能保持高增长率时，对这种不合理性的思想辩解似乎是“科学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同时，对抗大资本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劳工们取得的社会经济好处而中立化了，这些好处一部分来自较多的可供分配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因相对充分就业而得以加强的劳工们讨价还价的实力。增加工人收入的能力以及能动地使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参与到经活动中来的能力，致使工人反对派在思想上趋向改良主义并增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希望。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理想主义浸透着民众运动，美国的情况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那里的工人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思想发展和工会组织发展之后，走向了反共，曾支持“新政”第二阶段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阵线像变戏法似的变得无影无踪。
自60年代起，美国人民力量联合的基础开始重新建立起来。这一联合的表现形式还是互相矛盾的，它表现为具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内容的反托拉斯运动的新高涨，表现为反越战运动、先锋派学生运动，以及因国内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增加了的强烈的反帝、反垄断和要求和平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社会改革计划的基础正在美国逐渐显露其轮廓，它所具有的激进性将可能引起一场以复兴的工人运动，大学青年及左派自由主义知识阶层为基础的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或建立一个这样性质的政党。在这个具有强烈反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中刚刚萌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的幼芽也许能在这一运动的内部或周围成长壮大。
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开始在其中心成熟，并在寻求一条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渠道。二 帝国主义的危机
战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凯恩斯思想的反周期技巧相对成熟的运用，工业化国家内部革命运动的防守态势，这些在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学——资产阶级辩护论的肥田沃土——方面产生了一种欣悦症。后周期资本主义论、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表面上占优势的、经过改良的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这些辩护性论调并不寻求解释造成周期性增长阶段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同时为增长划定了界限；也不愿意承认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萧条和衰退是一种周期性危机，是不可否定的周期存在的表现。今天，当萧条呈悲剧性质时，马上就有即兴的说辞和理由为这个小歌剧的“科学性”进行辩解，而它的奖赏、优美的风格和其他必要的表面装饰掩盖着它的真正失败。
必须指出，大资产阶级从来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说辞，那是讲给广大公众听的。大资产阶级的正直的经济学家们继续对经济周期、金融流动、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表示担心。
至于马克思主义，它在某些作者错误地预言战后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大的恢复之后便处于守势，直至在1958～1961年美国危机的冲击下才开始提出对不间断增长表示怀疑的看法。但由于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产生了预言既不会出现大萧条，也不会有长时期的增长，只有相对停滞的论说。可是，1962～1966年的大发展再次使理论修正主义理论陷入困境。
然而，实际经验说明了什么？关于经济长周期的研究表明，存在着间隔40个月、10年和60年的周期性波动。但对这些萧条和增长波动的种种解释是不太有力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波动反复出现的理由并不存在。然而可以这样来解释长周期：产生了重大的发明，这些发明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利润率、产业后备军和工资水平，以及在体制方面（企业集中、金融集权、资本国际化和国家干预）发生巨大变化；这种有利于提高生产增长率的变化在将近80年内便达到极限，于是必须有一个也将延续近30年的新的萧条时期，以便为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做必要的调整；萧条导致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工资的不断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扩充，以及平均利润率和促使新的增长阶段到来的资本剩余的增加。
如果我们对战后大周期做仔细研究，就能从理论上把那些特殊原因分离出来，从而看出它们的局限性。战时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和原子能方面的技术革新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政府开支的增加，特别是对军事工业和军事及教育开支的鼓励，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业品（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杀虫剂等）消费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投资活动，首先是在美国进行，随即扩大到国际领域。
所有这些新变化至20世纪60年代便达到了极限：国际扩张进程随着欧洲和日本重建的结束，以及第三世界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所谓“简便”的进口替代这一政策的完结而终止；由于技术飞跃——新技术的应用要求有一个新的积累阶段——军事工业陷入了危机，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要求现有的工业体系进行重大革新，大量采用自动化技术，大规模地增加公共消费，从而引起国家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干预的程度发生变化；国际上，提出了实行新的国际分工和确保金融系统资金流动的金融新规则的必要性，在依附国负债的基础上增加了资金的流动，但这些国家的债务是不可能偿还的，唯有剧烈的延期偿付、破产或调整。
另一方面，资料表明，美国于1949年、1954年、1958年和1961年出现了间隔4年和10年的周期；在欧洲和日本，由于战后大规模的重建工作，那里的周期呈现非常软的、感觉不明显的形式。
事实表明，大的上升周期有其非常确切的解释，同时小周期并没有消失，仅仅是减弱而已。
此外，许多关于美国经济的资料表明，持久性或结构性失业的幅度扩大了，而整个资本主义的持续通货膨胀——60年代大大加重了——说明，国家干预和不断的财政赤字，以及对美元的赤字性使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开支和在最冒险的负债基础上发展世界贸易等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