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心明,王承略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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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续刊(第二卷)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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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續刊．第二卷／王承略，劉心明主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
ISBN 978-7-302-53725-0
Ⅰ．①二… Ⅱ．①王…②劉… Ⅲ．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紀傳體②《二十五史》－研究 Ⅳ．①K204.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192822號責任編輯：馬慶洲封面設計：曲曉華責任校對：王淑雲責任印製：李紅英出版發行：清華大學出版社網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地 址：北京清華大學學研大厦A座郵 編：100084社總機：010-62770175郵 購：010-62786544投稿與讀者服務：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質量反饋：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印裝者：三河市金元印裝有限公司經 銷：全國新華書店開 本：148mm×210mm 印 張：7.5字 數：165千字版 次：201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9月第1次印刷定 價：48.00元産品編號：079515-01《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續刊》是《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的續編，收録《萃编》未收的二十五史藝文志或經籍志考證、注釋與補遣之作，别裁收録清代及民國學者史學研究著作中考論藝文志、經籍志的部分，精選收録1949年至本世紀初海内外學者在史志目録考補研究方面的論著近60種，每一種都作了精心整理，根據時代和篇幅分卷。《萃編》與《續刊》的編纂，實現了史志目録迄今爲止最大限度的彙編和總括，有助於摸清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典籍的家底，有助於梳理中國歷代學術思想發展的源流，有助於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繁榮。《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續刊》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張高評
主 編：王承略 劉心明
副主編：馬慶洲 李 兵
委 員：李學玲 張 雲 杜志勇 于少飛 楊勝男由墨林 陳福盛 解樹明 張 偉 魏令芳
編 校：王成厚 李 博 王 瑞 王志遠 肖鴻哉楊潤東 盧姝宇 王銀萍 張孜烜漢書藝文志舉例孫德謙 撰 李學玲 整理底本：民國戊午四益宧刻本校本：《二十五史補編》本序《前漢•藝文志》爲歷代史家志經籍、目録家次著録者之祖，繼世(1)而起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録》、魏徵《隨•經籍志》、毋煚《開元古今書録》，皆述事之肖子，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儉有《條例》九篇，置於《七志》之首。孝緒與儉異同，史譏其“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則於今存都録之外，自當别有論説，惜其亡佚，不可考知。魏氏約文緒義五十五篇，大較準擬班書，毋氏承之，通變以周其(2)用。迄宋而鄭漁仲鋭志校讎，專以《隨書》衡量諸家，而時時上推班氏，闡其精意，其言類例與學術相關之故，昭晰通明，鄭氏誠班氏功臣哉！
國朝章實齋氏益推鄭氏之旨而上之，由藝文以見道，原推史以言經，而校讎之體益尊，著録去取，乃愈不可以不慎。近世圖籍益蕃，公私書目、省府縣志藝文序録益廣，其事固有出於古人之外者，固有出乎古人之外不可以古義例之者，亦有出於古人之外而仍可以古義例之者，舉一以反三，範圍群言，而不過通乎古今之道，而知舍班氏則何由焉？
孫子抑安，今世漁仲也，平生好章氏之學，積思造微，既於《諸子通義》發之矣，閒涉諸家書目、地志藝文之序例，窒焉而求其通，疑焉而求其解，萃不齊者而求其齊，參伍錯綜，一一皆於班書得其類例。都凡四十六科，蕃變在乎千載以下，規矩陳乎千載以上。市有平，不可欺，卷有師，不可背也，善已！余語孫子：“例”字蓋出自法家，西漢恒言“比”，東漢恒言“例”。蓋所謂“名例”者，具體於《法經》，及賈充、杜預，乃后定爲律首，而張斐明其義，譬《藝文志》於《法經》，子且爲班氏張斐乎？孫子盤辟而笑。乃書其語於策，時(3)宣統九年歲在丁巳十月南于寐叟撰。序
目録之學，何昉乎？昉於史。而大别則有三：《七略》《中經簿》《崇文總目》则官家之目録也；《直齋解題》《郡齋讀書志》，下至《絳雲樓》《愛日精廬》諸書，則藏家之目録也；各史藝文、經籍諸志，則史家之目録也。三者惟史家目録其體最尊。《隋书•經籍志》序既以經籍之用探原於史，而史部簿録類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紀綱。”徵之古《周官》，五史皆掌書，而外史且達書名於四方。既有書名，則必有目録以載之。目録之見於史者，厥惟班氏《藝文志》。班《志》之部居群籍也，考鏡源流，辨章舊聞。不詡詡侈談卷册，與藏家目録殊；不齗齗詳論失得，與官家目録亦異。蓋所重在學術，用吾識别以示隱括，同於法家之定律，所謂例也。《史通•序例》篇云：“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此雖指全史言，而藝文爲學術流别所關，尤不能外是。昔王儉撰《七志》，嘗作《條例》九篇，編乎卷首。目録之有例，實自儉始。夫《七志》，官家之目録耳，尚有條例以明筆削之義，曾謂囊括一代之國史，緯六經，掇道綱，而如《春秋》之無達例乎？且史家目録，詳備不及官家，繁密不及藏家，正賴有例提挈綱要，所以卓然成一家之學，使藝文而無例，虚占篇幅，將焉用之？無惑乎劉子元，曠代通人，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也。
吾友孫君益葊，於学无所不闚，嫥精諸子，而尤邃於流略。冥心捷獲，援王儉之法，創通班《志》，成《舉例》一卷，宏綱細領，恢恢康莊。班《志》之例定，而後族史之得失定，即一省、一府、一縣徵文考獻之書，亦莫不定。“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爲功史學，(4)蓋不在劉子元下。夫自來治班《志》者多矣，在宋則有王伯厚、鄭漁仲兩家。王但詳於考古，於史無裨；鄭亦惟辨其編次之當否而已。至近代，章實齋始深寤“官師合一”之旨，其所著《校讎通義》，廣業甄微，傑然知言之選。而史家發凡起例，爲後世著録成法，則未及條别，尚不能無待於後人。君素服膺章氏者，此書補實齋之未獲，推見孟堅之至隱，不獨爲史家祛惑，實可爲目録家起衰。近今之騖鑒别
(5)者，百宋千元，矜多炫秘，不有君書，又安知目録一學之關係史裁若是之鉅且要乎？嗚呼，二千餘年，無此作也。君書成，謂必得深於實齋之學者序我書。余之服膺實齋也與君同，曩嘗纂《史微》，闡明實齋“六經皆史”之誼，每相與撫麈而笑，莫逆於心。海内同志，落落兩人。今籀君書，雖不能文，泚筆以附簡端，所不辭云。丁巳秋七月同學弟張爾田序。序(6)
宣統丙辰，元忠與孫明經隘庵同客海上，見方著《漢藝文志舉例》，以爲簿録家得此，猶文家之《文心雕龍》，史家之《史通》也。每相過從，輒與沈尚書乙庵、葉侍講緣裻，共促其速成，今秋書來，云將付刊，屬爲之序。序曰：《漢書•藝文志》無所謂例也，而其所本之《七略》《别録》，則固有例。惟《七略别録》二十卷，自《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後，久不見著録矣，何從知其所爲例。然今世所傳《戰國策》、《管》《晏》《荀》《列》諸子，卷首皆有書録，即《漢志》所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者也。閒嘗比類參觀，大率如《北史•文苑傳》樊遜所云“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之語，乃知書録自有例。在其《别録》者，集書録爲之，則《别録》之例即書録之例也。《七略》者，又總《别録》爲之，則《七略》之例即《别録》之例也。觀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及《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劉向《别録》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漢書•藝文志》同。因知《志》所言“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從横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者流，出於稗官”，皆《七略》承《别録》語。在《别録》特設此例，以别九流。《後漢書•張衡傳》所謂“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是矣。吾故知《七略》《别録》之有例也。
雖然，《七略》《别録》之例必待隘庵而舉，何也？曰：在六朝已不知其有例也。試以《南齊書•王儉傳》儉依《七略》撰《七志》言之。《隋書•經籍志》稱：儉别撰《七志》，一曰經典，二曰諸子，三曰文翰，四曰軍書，五曰陰陽，六曰術藝，七曰圖譜，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夫每書一傳，即是書録，《别録》體也。其作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術藝、圖譜、道、佛九篇之例，則不知《别録》之例即在書録中，而又作之。其所作例，祇《廣宏明集》載阮孝緒《七録序》稱“儉又依《别録》之體，撰爲《七志》”，下有王以六藝、兵、詩賦、數術、方技等語，當據《七志》例文，實非《七略》《别録》舊例之意。可見王儉當時已不能知《七略》《别録》之例，何況今日？是以隘庵不能不爲舉例也。
然則隘庵不云《七略》《别録》舉例，而係之《漢•藝文志》，又何也？曰：《漢書•藝文志》雖本《七略》《别録》，然亦頗非其舊矣。即如《七録序》後條列《古今書最》，稱《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與《漢志》稱“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數不同。蓋班固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之故。其所省十家，則兵技巧家云：“省《墨子》，重。”兵權謀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考諸《志》文，始悟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有云“《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當爲班固省除複重後所加，而所加又必不止此。凡今世所傳諸子，確然知其不盡言兵者，如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墨家“《墨子》七十一篇”，雜家“《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之下，皆當云某若干篇、某若干篇、兵若干篇，以符省除複重篇數。特唐以後本《漢志》，脱去班固所加之語，故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於《太公》特著《謀》《言》《兵》若干篇，已不能言其所以然。然其非《七略》《别録》舊弟可知，正其名，自不能不云《漢藝文志舉例》也，此隘庵著書之志也。(7)宣統丁巳冬十月乙酉吴縣曹元忠序。所據書不用條注例
史家載筆不能無所依據，司馬遷作《史記》，所據者，爲《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諸書。其《自序》則云：“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不聞於紀傳中言其出自某書也。蓋作史自有體裁，其書爲我采取，即足成我一家言，不必重爲注明也。班固《漢書》，孝武以前全同《史記》，或譏其因襲成文，不知《漢書》斷代之史，以漢爲主，與子長之通史異。凡本紀、列傳有可載入《漢書》者，不得不據《史記》爲本。據《史記》爲本，不明言録之《史記》者，以其各自爲書也。且班彪先作《後傳》以續遷書，孟堅實踵成父業，今書中不列彪名，或又有斥其攘親之美者，此亦非也。《漢書》者，一代之國史，非班氏私家之著述。既非私家著述，則據《後傳》譬如子孫爲史官，其稿則本之祖父，書成後，祇能署其子孫姓以成書，固無煩標注矣。名，祖父不得預焉。蓋當時任修史之職乃其子若孫，豈可謂其没親所長乎？此可爲孟堅辨謗。史之有藝文志，創始於班氏。觀其首序，是所據者爲劉歆《七略》，乃每一書下則不復用條注。然則後之編訂藝文，於所引書目必爲詳注之者，誠未合乎史例也。夫史家之作志，所重者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類書、輯佚書有别。類書中事實若不注出典，則近於鄉壁虚造。搜緝佚書，往往於援引書籍並卷數亦注記之，所以不厭其詳者，以爲原書雖亡，今所輯存，皆其散見於他説者也。藝文一志，班氏若因所據《七略》逐條加注，斯實類書、輯佚書矣。勒成信史以垂不刊之盛典，奚取乎？是乃自史學不明，近世爲人作傳者，據他人所撰行狀、墓志翦截爲文，而行狀、墓志則一一注於其下，此雖爲博采通人，信而有徵之義，然施之史道則非是，何也？史臣操筆削之權，作爲一傳，期於勸善懲惡，以昭法戒，所用志、狀之文一經删録，則弁髦棄之可也，又何庸條舉以爲之注哉？藝文之入史志，爲目録之初祖，亦讀經及群書之綱要。以傳體比類觀之，修史者但求部次確當、得失詳明，引據之書無取條注，此《漢志》之舊例然也。或曰班氏此《志》僅據劉《略》而作，書名之下自可從略，使必繁稱博引，不將所據書分别注之，則没所從來。其弊也，必至假立名目而無從稽核矣。曰不讀《隋書•經籍志》乎？序云“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録》”，今考各書下，或閒注阮孝緒《七録》，既非爲本書而注，若王儉《今書七志》諸目，皆未之見也。豈非《隋志》所據書，種類雖多，其不用條注，一如班《志》乎？抑又考之後漢以降，史書不立表志，藝文固有闕而不備者。然《隋書》而外，若兩唐、宋、明各志，以及遼、金、元補葺之作，苟志藝文，無有取所據書籍而兼注其出處近見省府州縣志，者。然後知史家目録，宗守《漢書》成例，歷代皆然矣。凡所據書，皆條注於下，此實未知志書之體，須合史裁也。删要例
班《志》用劉歆《七略》，而於《輯略》一種則不之載，首序則云：“今删其要，以備篇籍。”所謂“删要”者，顔師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是也。夫劉氏之《輯略》，所以輯諸書之總要也，顧既爲諸書之總要，自應録而存之，用備後人之覽觀，使知作書者之意。且《七略》雖不可見，劉向所作《别録》雖亦亡佚，然荀子、管子諸家有向書録一篇，皆鉤玄提要，以明其立言之旨。書録者，《别録》之遺文，是其序説猶可考見。歆之《七略》繼父而作，則《輯略》者，亦必語多扼要，有不可節删者。
吾嘗求班氏所以删要之故，而不能得其解。及今思之，知史家作志異於專家目録者在此。專家目録於一書也，不憚反覆推詳；若史家者，其於此書之義理，祇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煩。是故，以劉氏之《輯略》，雖提綱挈要，猶取其至要之言，其餘則毅然删之而無所顧惜。嘗讀馬貴與《文獻通考》矣，其《經籍》一考，羅列晁、陳諸氏之説，搜采不可謂不勤，然昔人以類書視之，豈非以誇多務得，虚占篇幅，未達史家有删要之例乎？自馬氏不達删要之例，後之爲郡縣志者，則尤往往沿其誤。吾見郡縣志中，載《四庫全書》而不敢增損者多矣。不知郡縣志者，一方之史，爲國史之具體，即以《四庫》爲憑藉，亦可擇要而書，其辨别是非之語，不妨由我删之。初非謂《四庫》之辨别是非不足甄采也，蓋彼爲專家之學，言乎史體，討論。《漢志》辨章得失，在後論中，下有專條可參觀。得失，不必在書目之下因而删之，又復何疑？不寧唯是，書有序跋焉，作序跋者，或窮溯源流，或寄慨時事，居官者則紀其功績，隱逸者則高其性行，振筆而言，無乎不可。至於其人撰述此書之意，不過用一二語以贊嘆之而已。編藝文者，但當采此一二語，揭明要指，彼繁辭縟説則皆可就删也。夫序跋之文，爲用至寬，甚且有彼我交情稱説於其閒者，吾試問，此而不删於本書有何關係乎？總之，史家目録貴乎簡要有法，以《漢志》之删《輯略》，則一切無關要義者，竟删削之可也。一書下挈大旨例
目録之學，有藏書家焉，有讀書家焉，向謂此二家足以盡之。今觀於班《志》，則知又有史家也。試言其分别之故：藏書家編纂目録，於其書之爲宋爲元、或批或校，皆著明之，甚者，篇葉之行款、收藏之圖記，亦纖悉無遺。至一書之宗旨，則不之辨也。蓋彼以典籍爲玩好之具而已。讀書家者，加以考據，斯固善矣。如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録解題》，每一書下各有論説，使承學之士藉以曉此書之得失，未嘗不可。然即謂其宗旨如此，猶未足奉爲定評者也。若史家則何如？史家者，凡一類之中，是非異同，别爲議論以發明之，其於一書之下，則但挈大旨可耳。《漢志》易家《古五子》云：“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春秋家《世本》云：“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儒家《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讕言》云：“陳人君法度。”《公孫固》云：“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小説家《周考》云：“考周事也。”《青史子》云：“古史官記事也。”雖班氏於六略中未必一一注明，而此數書者，欲究其旨意何在，即可以得其大略矣。夫作爲一史，於紀傳之中，若國事之盛衰與其人之賢否美惡，所以據直而書，垂示鑑戒，已苦心經營，再三審慎而後出。其他《禮樂》《刑法》各志，關於政教之大，又必詳考其沿革。故“藝文”一志，固已挈其大旨，不僅爲簿記之書，是亦足矣。雖然，古人立言，自有其宗旨可以貫徹全書，如周秦諸子是也。後世學不專門，雜糅而無歸宿者，比比皆然。使欲挈其大旨，恐非易易。曰：是不難。説經必有家法，作文必有宗派，即或無可辨識，將其人徵之碑傳，其書考之序論，則在彼著書之大旨，又豈難爲之標舉哉。辨章得失見後論例《四庫提要》載録諸書，皆爲之論列得失，所以示人知所去取也。然以《漢志》觀之，史體則異乎是，何也？《提要》者，專家目録之書也。《漢志》於一書下，不過略述大旨，或僅記姓名，其辨章得失則於後論中見之。如《諸子略》云：“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所言得失昭然。此外道、墨諸家，凡所謂“此其所長”及“放者爲之”云云，皆辨章得失之大較也。治諸子學者，苟即是求之，其宗旨不難測識矣。雖然，辨章得失而必見之後論者，何哉？史以記事爲主，秉筆之時，胥關於朝章國典，可以考見一代之治亂興衰。志藝文者，亦用以探討學術，不徒沾沾爲一書得失計也。
且史之作列傳也，其後必加論贊。論贊者，或廣異聞，或述佚事，而吾所以褒貶之意，亦即寓乎此。誠以列傳爲叙事體，論贊則皆史官評騭得失之語也。修《元史》者，乃謂“據事具文，善惡自見”，此豈然乎？《藝文志》之辨章得失於後論見之者，亦猶列傳之有論贊，其義相同也。蓋專家目録於一書之得失，可以暢所欲言，史志而亦若是，則不免失之繁。故班氏於一類中别作論説以附於後。非務簡略也，以爲舉其大綱，如斯焉可矣。後世用此例者，惟《隋志》爲然。宋王欽若等《崇文總目》、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尚皆有之，其餘則不多見也。彼方州志乘，或猥録詩文，或不立部目，更何足與語史學哉。每類後用總論例
班《志》於一類後，既作後論以究學術之得失矣，其於一略之中，再用總論者，何哉？蓋後論祇及一家，總論則包舉全體也。《六藝略》云：“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諸子略》云：“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一則明《易》爲六藝之原，一則明諸子之學，其要皆本於經。是其於一家之中，有不能言者，故復作總論以發揮之。雖然，此有其學識在焉。吾觀後之史志，惟唐修《隋書》尚承此例，其他皆無之者，非不爲也，殆其學識之未至乎。夫《藝文》一志，僅僅分别部目，無關宏恉，則如劉子玄所云“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奚不可者？然而非也，何則？修史者貴具學識，如使今日編勒成書，試以經部言之，其於詩、書各家，固宜臚陳諸目，著論以評其得失，若經學之盛衰以及元和、陽湖、高郵之派别，當别爲總論以伸明之。如是，則史家目録有一代之學術寓乎其中，固不同藏家編目，徒取記數而已。且班氏於易、書二家皆有“劉向以中古文”云云。樂家又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至小學類中則謂“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然則《志》中後論與夫總論所言，爲其所加，不出劉氏之舊。吾於此嘆孟堅學識之大也。一類中分子目例《文選》一書，分别文體於一體之中，如賦有京都、郊祀，詩有補亡、述德，各分子目，使之以類相從，此選家之創例，後人因之是也。史家之《藝文志》，余嘗謂區立門類，在乎辨明家學；子目之分則近瑣碎，似不必也。往見一省志中，於史部傳記類分析名臣、名士諸目。以爲傳記昉自《隋志》。《隋志》凡忠臣、文士各傳，並不更立名目，則作志者，亦可悟其故矣。乃今觀班《志》則不然，班《志》於兵書則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數術則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方伎則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若是此三略中未嘗不分子目。推斯例焉，其書足成一類，苟欲規畫疆界，雖立子目以分析之，可矣。分類不盡立子目例《漢志》詩賦一略，其别有五。雜賦、歌詩二類則標立子目，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並不有所論説。初不知何以爲之區分。且其賦亡者甚多，亦無以考其剖析之故。吾謂此正班氏之不規規於盡立子目也。試再以《文選》言之，《文選》於賦體中，若京都、郊祀，且不必論，其他《幽通》《思玄》，則稱之曰“志”，《高唐》《神女》則稱之曰“情”，可謂其細已甚矣。豈作爲藝文而可同其繁碎乎？即如列傳一體，文苑、逸民，後史屢有增益，而班氏無之，可見撰史者，不在紛立名目已也。此三家之賦，在當日各爲分類，班氏必能辨别體裁。其不復如雜賦、歌詩再立子目者，以爲門類既分，《唐勒》諸賦自從《屈原》而出，《枚皋》諸賦自從《陸賈》而出，《秦時雜賦》諸賦自從《孫卿》而出。吾但使之類聚相處，子目固無容設立也。不然，雜賦之中，禽獸六畜昆蟲賦、器械草木賦，將亦如《文選》之物色鳥獸，重爲編目乎？是則非復史書，將成文集，必爲知幾所誚矣。夫何可哉？要之，藝文一志，其於子目也，可分則分之，若不知學問之流别，而強爲分合之，盧文弨《補宋藝文志》以名、法諸家總附雜家，此當分不分，實失之。則非慎言之道也。分别標題例
鄭樵《通志•藝文略》於每一類中皆分别標題。以易類言之，如古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論説、類例、譜、考正、(8)數、圖、音、讖緯、擬易，分立十六目，可謂不厭精詳矣。其實《漢志》早有此例。試觀《六藝略》中，易家“《易經》十二篇”“《易傳周氏》二篇”“《古五子》十八篇”“《古雜》八十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曰經、曰傳、曰古、曰古雜、曰章句，均分别標題之法也。蓋如此，則治《易》學者始知若者爲經、若者爲傳、若者爲古、若者爲古雜、若者爲章句。雖不必讀其書，即就標題觀之，而書之大體可瞭然心目矣。至禮家之《司馬法》則以“軍禮”二字標題於上，樂家之《趙氏》《師氏》《龍氏》則以“雅琴”二字標題於上，亦所以分别著明之也。其餘如春秋一家，於《古經》後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傳，次《左氏微》三種，次《虞氏微傳》，次《公羊外傳》三種，次《公羊章句》二種，次《公羊雜記》《公羊顔氏記》。其分别或傳、或微、或微傳、或外傳、《通志》以標題列或章句、或記者，則但使名類相從，不與標題同例矣。目録後，與《漢志》不同，然鄭氏之細心分别，雖爲子目，其法良可用也。稱出入例《論語》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吾觀班氏《藝文志》，其於劉歆《七略》則頗有出入矣。書家云：“入劉向《稽疑》一篇。”禮家云：“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樂家云：“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小學家云：“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云：“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雜家云：“入兵法。”賦家云：“入揚雄八篇。”兵權謀家云：“出《司馬法》入禮也。”兵技巧家云：“入《蹴鞠》也。”而於每略總數後，又重言以申明之，在班氏亦可謂不憚煩矣。然班氏既有此例，可知依據他書而其編次未盡得宜者，不妨由我出入之。如《四庫提要》，豈不爲後來修史者作志之準則？顧其中《論語》《爾雅》不列爲經，名、墨、從横爲諸子專家之業，則概入雜家。要不得不重加釐訂，何可拘守成法，而不爲之出彼入此，以求其變通盡利乎？《隋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是目録之學原本史官。則爲史官者，撰述藝文，自當使之綱舉目張，一出一入，權自我操。譬之馬遷《史記》，項羽入本紀，陳涉入世家，孟堅則倶出之，次之列傳之中。彼豈好事更張哉？蓋遷爲通史，《漢書》託始高祖，斷代爲編，使亦入之本紀、世家，直自亂其例矣。藝文志者，古人學術賴以彰明，不僅著書名目，幸而獲傳已也。若如《晏子》《郡齋讀書志》始以《晏子》入墨有墨氏明鬼諸説，因出之於儒家；。神仙本《唐書•藝文志》以《丹砂訣》等書列入道家醫家之一種，乃入之於道家；。則是派别不明，尚得謂之知言乎？故據《漢志》出入之例，凡目録書中，區分門類，有未精當者，進退出入，可由我辨白而審定之也。稱並時例
編藝文者，於其人所生時世，必爲詳考之。苟無可考，則付之闕疑可也。《漢志》於農家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下有專條别論何世”，是其義也。。其間又有雖無可考，而取一人與之同時者爲之論定，則並時之例生焉。《漢志》道家《文子》云：“與孔子並時。”《老萊子》云：“與孔子同時。”名家《鄧析》云：“與子並時。”《成公生》云：“與黄公等同時。”《惠子》云：“與莊子同時。”賦家《宋玉》云：“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張子僑》云：“與王褒同時也。”《莊怱奇》云：“枚皋同時。”觀其所稱並時，或變文言同時，皆據世所共知者，以定著書之人。《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時世不明，則作者所言將無以窺其命意矣。故班氏稱並時者，實知人論世之資也。援此爲例，其人不見於紀載，書中序録或僅題甲子，無年月之可稽，吾謂詩文别集，可將集中投贈篇什擇其爲世稱述者，以著録之，如是則時代先後可得排比之法，而不相雜厠矣。稱省例《漢志》之於劉《略》，凡稱出入者，前篇已論之矣，其中又有稱“省”者，再爲條舉之。春秋家云：“省《太史公》四篇。”兵權謀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兵技巧家云：“省《墨子》，重。”則書爲劉氏兩載者，班氏從而省去之也。夫一人著述，扼其宗旨録之於此，復可録之於彼，是不妨重複互見。苟於全書之内，别裁互著説本會稽章實齋先生，下有兩篇專論又足自成一類，更不妨裁篇别出。之。蓋不如此，則學術流别無由發明。然則班氏何以省去之？吾嘗推求其故，殆以《伊尹》《太公》諸書已入專家之内，並有重見於他家者，不必過事分析乎。乃復注出“省”字者，可知孟堅之意，蓋欲使讀者知兵家之中雖不登其目，伊尹諸賢，其學實兼長於兵耳，否則竟删削之可也。則謂之爲“省”者，亦《漢志》之一例矣。惟《太史公書》本爲百三十篇，今於春秋家亦以是著録，所省者四篇，不言是何篇名，吾不敢強爲之説。然班氏編纂之例，又有稱“省”者，此不可惟班氏祇憑劉《略》，故凡異同之處，若出入也、省也，皆須注明。後人編藝文，不知者也。引書或多，則不必沿此例。稱等例
書有撰著之人，不可枚舉，及載入《藝文》則祇署一二人姓名，而其餘皆從略者，蓋事必有主，牽連並書則不勝其繁矣。然一書也，或出同時所修，或爲數人所作，僅録主名，此外則一切掩没之，於心何安？惟以“等”字該之，則辭尚體要，後之人亦可博訪周咨，不致有文辭不少概見之患，吾觀後世目録家，多用此例。今《漢志》於賦(9)家云《黄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三篇，則有開必先，實肇自班氏矣。稱各例
一人之書，其卷數相等者，分言之，則嫌其繁重，合言之，則又恐不能清晰，其道如何？曰當加一“各”字以識别之。《書録解題》詩集類中於《施注東坡集》下云：“《年譜》《目録》各一卷。”是蓋權衡於分合之閒，而得易簡之理也。《漢志》易家“《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書家“《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然則陳氏其本此爲例乎？稱所加例
班《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或有近世又以(10)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小説家《鬻子》十九篇注云：“後世所加。”則書爲後人加入者，必標明之，蓋可知矣。惟此類至多，固不可殫述。吾今取《唐書•藝文志》證之。正史類高峻《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其下則云：“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據是以觀，非即循《漢志》之例乎？不特此也。一人著作，當時付之刊刻，不能無遺漏，且有自經删削者，其後或友朋爲之廣事搜羅，或子孫爲之重行緝補，較己行傳世之本，卷數、篇數增多於前，使非言某某所加，其啓後學之疑焉必矣。是亦當詳細辨析者也，雖班氏於《太公》《鬻子》兩家，不云原書若干篇，於所加者亦不復分别篇名，然志藝文者，通其義例，庶幾界畫井然乎！稱所續例《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孝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晋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述。”若是，續《史記》者，不僅馮商一人。今見《漢志》者，但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而已。雖然馮商以外書均散佚，吾姑不具論。觀孟堅特用“所續”二字，則志藝文者，苟其書係後人賡續爲之，亦當遵從此例矣。夫續補之書，如《隋志》史部司馬彪《續漢書》、檀道鸞《續晋陽秋》、臧榮緒《續洞紀》以及吴筠《續齊諧記》、王曼穎《補續冥祥記》、傅亮《續文章志》，此則各自爲篇，與前書並列，固可覽録而知之。若同在一書，其中或篇或卷，不出一人撰著，據班《志》例，不當言某某所續乎？蓋著録之法，理所當然者也。《唐志》史詔令類《高宗後修實録》三十卷注云：“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劉知幾、吴競續成。”非謂此《實録》者，乾封以下出於劉、吴所續乎？若如《宋書•藝文志》祇列二人姓名，而稱之爲撰，則所以續令狐之故，莫由知之矣。是故，書有作之於前與續之於後，不可不叙述者也。書有别名稱一曰例
古人著書，有兩人相同者，如桓譚《新論》、華譚《新論》，揚雄《太玄經》、楊泉《太玄經》是。又有一人撰述，而其名轉異者。若爲藝文作志，不記其别稱，則如鄭樵《通志》既有《班昭集》，復有《曹大家集》，將一書而誤作兩書矣。《漢志》於儒家《王孫子》云：“一曰《巧心》。”可知書有别名者，應稱一曰某某也。夫書名歧出，或其人自爲更定，而後人不知，從其最初者而言；抑或原書名目經後人之補緝，因而易其舊稱，世多有之。此而不用班氏“一曰”之例，豈不令人滋疑乎？《隋志》史部霸史類《趙書》十卷注云：“一曰《二石集》。”《唐志》史部譜牒類柳芳《永泰新譜》二十卷注云：“一作《皇室新譜》。”子部小説類劉餗《傳記》三卷注云：“一作《國史異纂》。”然則《漢志》之稱“一曰”者，其史家之通例與？且考之《唐志》，殷系《英藩可録事》則言：“一作張萬賢撰。”桑欽《水經》則言：“一作郭璞撰。”是作者姓名所聞異辭，亦當由“一曰”之例而推廣之也。此書與彼書同稱相似例
一書有一書之宗旨，彼此必不相同，往往有共引一事而用意各别者，此古人所以有專家之學也，然亦有相似者，何以言其然？徵之《漢志》而可見矣。《漢志》於道家《黄帝君臣》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雜家《子晚子》云：“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則此兩書者，班氏不明言其相似乎？夫老子爲道家之祖，其原出於黄帝，故後世並稱之曰“黄老”。今《黄帝君臣》雖不傳，有老子《道德經》在，其宗旨自可概見。若《子晚子》者，書亦散佚久矣，然《司馬法》者，古之軍禮也，以《司馬法》之爲軍禮，則《子晚子》之宗旨必亦詳於軍禮明矣。且雜家之中，若《伍子胥》，若《尉繚》，若《吴子》，皆互見兵家。“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證之，蓋兵家大師也。列之雜家者，以其學術博通，而所長則在兵耳。由是以觀，此書與彼書宗旨相似，編藝文者，不可不表出之。蓋一經表出，而後讀其書者，較易領悟也。尊師承例《法言》曰：“譊譊者，各習其師。”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言“是末師而非傳記”，豈惡學者墨守師説，蔽所見聞，而不能旁通博采乎？
然漢儒傳經，最重師承，班氏蓋審知之，不特儒林一傳叙經學之授受，以見《詩》《禮》諸家倶有師法也。即於列傳中，凡其人師事某某亦必記載之。今觀《藝文志》，如易家《蔡公》云：“事周王孫。”禮家《記》百三十一篇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史氏》云：“七十子後學者。”儒家《曾子》云：“孔子弟子。”《宓子》云：“孔子弟子。”《景子》云：“説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云：“七十子之弟子。”《李克》云：“子夏弟子。”《公孫尼子》云：“七十子之弟子。”《孟子》云：“子思弟子。”道家則於《文子》《蜎子》皆云：“老子弟子。”墨家則於《隨巢子》《胡非子》皆云：“墨翟弟子。”於此知孟堅撰述此志，蓋尊崇師承之至矣。後之志藝文者，於其人學有師承，不當注之曰“爲某氏弟子”乎？誠以史家目録，須明乎學術源流，固不徒專司簿籍已也。嘗考之《書録解題》，而得其證焉。易類《易證墜簡》，范諤昌撰，“世言劉牧之學出於諤昌，諤昌之學亦出种放”。又《周易言象外傳》王洙原叔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又《易解》，皇甫泌撰，“其學得於常山抱犢山人，而莆陽游中傳之”。又《太極傳》，晁説之以道撰，“其學本之邵康節”。又《皇極經世》，邵雍堯夫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陈摶”。又《沙隨易章句》，程迥可久撰，“嘗從玉泉喻樗子才學”。即以此一類言之，如陳氏者，非猶知師承之可貴乎？重家學例
古人爲學以世，其家往往父子相傳，至其後而術業益精者。即就史學言之，司馬遷之《史記》，李延壽之《南》《北史》，非皆繼承先志乎？孟堅之爲《漢書》，亦猶是也。《藝文志》中樂家《雅琴師氏》云：“傳言師曠後。”論語家《魯王駿説》云：“王吉子。”儒家《漆雕子》云：“仲尼弟子漆雕啓後。”《芊子》云：“七十子之後。”賦家《車郎張豐賦》云：“張子僑子。”或言後或言子，必叙述之者，所以敦重家學也。夫史家於列傳之中，詳著其家世。藝文志者，爲學術之所關，其人親稟家學，又可闕而不書乎？後人於編訂時，應用其例曰某氏後、某氏子。如是，則學有本原，而其書益足重也。《讀書志》云：“《周易開元關》，唐蘇鶚撰，自序云：‘五代祖晋，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著《八卦論》，爲世所傳，遭亂遺墜，而編簡尚有存者，乃略演其旨於此。’”又“《東坡易傳》，蘇軾子瞻撰，自言其學出於其父洵”。此雖僅舉易類言，晁氏之於家學，固亦未敢忽略者也。書有傳例
撰著之人，目録家考其里居、職官與生平之行事，所以爲讀者計，使之備知顛末也。史家則異是，於有傳者但書“有列傳”而已。《漢志》儒家如《晏子》《孟子》《孫卿子》《魯仲連子》，道家如《管子》，法家如《商君》，從横家如《蘇子》《張子》，賦家如《屈原》，兵家如《吴起》《魏公子》，皆注之曰：“有列傳。”可知人有專傳者，僅以此三字標明於下。治其書者自可參證於列傳，吾不必一再言之也。雖然，就《諸子》一略而論，其中陸賈、劉敬諸賢，以《漢書》觀之，各有本傳，今乃或詳或略者，何也？曰師古注云：“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若是，晏子各家，但以傳載《史記》，故注明之乎？吾謂不盡然也。蓋遷史有傳者，尚大書特書，陸賈諸人載在本書，文可從省，非以無傳而略之也。如以不書有傳而謂之爲略，老、莊、申、韓，《史記》有列傳矣，今於《老子》《莊子》《申子》《韓子》亦不備書，此豈班氏之略乎？《孟子》曰：“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故，讀古人書，貴乎我之能以意會也。儻不知觸類引伸，凡義見於此，而可通於彼者，必無冥悟之時矣。或曰其無傳者若何？曰無傳者則詳其出處可也。且吾於此又知藝文一志，與列傳有相資爲用之道也，何則？史傳之中，於其人所作何書，不皆臚列篇末乎？乃録其名目，或不明其所以作書之意者，殆以記事、記言，史有二體，傳爲記事，志則惟以記言與？然志雖記言，儻於人之事實，均從蓋闕，誠非知人論世之義。故有傳者則必書出之，不第執簡以御繁，並寓左右逢原之理也。後世史不專家，設官分任，《隋志》而下，遂不循此例，嗚呼，豈不悖哉！書爲後人編定者可並載例《漢志》春秋家《國語》二十一篇，其下並載《新國語》五十四篇，注云：“劉向分《國語》。”書雖不可見，是《新國語》者，爲劉向分析篇目、重行編定之書可知矣。
往嘗見藏書家目録，凡宋、元善本其名相同者，往往備載無遺。以爲此特矜其搜羅之宏富耳，史家則無取乎是。其後又見《提要》載黄宗羲《剡源文鈔》謂：“戴表元《剡源文集》原本三十卷，至今尚存。”修一朝之史，志在文獻，若如黄氏選録之篇，亦兼收並列，不免失之冗蔓。乃今觀班氏以《新國語》一種即厠《國語》之後，然後知書爲後人編定，要可與原書並載者也。書名與篇數可從後人所定著録例
昔劉向校書中秘，凡書之名目，皆爲其更定，《别録》云：“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見王應麟《漢藝《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著曰《淮南九師書》。”文志考證》一。是《漢志》之易家《淮南道訓》本名《淮南九師書》，由向所定也。又《戰國策書録》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是《漢志》之春秋家《戰國策》亦由向所定也。抑不惟書名爲然，以言篇數，何獨不然？不觀《晏子春秋》乎？其《書録》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則《漢志》儒家之《晏子》八篇，其篇數爲向所定也。且其下復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若是六篇以外，其兩篇者，一則以文辭頗異，一則以不合經術，退置於下，則排比前後，亦由向所定也。今班書著録，直書之曰《淮南道訓》《戰國策》《晏子》八篇，可見書名與篇數，志藝文者，可從後人所定著録矣。
夫書有原名不如此，經後人改定者，此類甚多。並古書散亡，後如馬國翰人搜集成編，如秦漢以降歷朝著作，近儒均有從他書輯出者。《玉函山房》等書。余向謂原書卷數載之史志及諸家目録書，應從其前，輯本則不足爲據，今依《漢志》例，是書名、篇數著録之法，實不妨用後人編定登目者也，且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綴葺諸書於篇卷之中，其先後次第，惟取以類相從，不必盡見舊籍。以《晏子》末二篇例之，志藝文者即奉爲定本也可。學派不同者可並列一類例
余治諸子學久矣，見諸子中不但百家異術，即一家之内，其流派亦不同。如孟、荀，儒家也；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後王；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非不同之一證乎？《吕氏春秋》曰：“老耽貴柔……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虚。”若老、若關、若列，皆道家也，而不同又若此。《韓非子•定法》篇：其他申子、商君同爲法家，乃一則言法，一則言術。(11)“申不害言法，公孫鞅言術。”蘇秦、張儀同爲從横家，乃一則爲從，一則劉向《戰國策書録》：“蘇秦爲從，張儀爲横爲横。。”非又爲道之不同乎？《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誠以凡爲學者，固自有其派别也。今觀之班《志》，孟、荀則並列儒家，老、關、列子則並列道家，申、商則並列法家，蘇、張則並列從横家，可知如班《志》例，學派不同者，要可並列一類也。
雖然，彼諸家之學派，苟非深於丙簿者，且不知其有異同也，吾請舉其顯然者明之，班史於儒家《虞邱説》云：“難孫卿也。”夫孫卿爲大儒，虞卿不應詰難之，既知其説，惟以詰難孫卿矣，仍復入之儒家者，是知一類之中，學派雖不同，不妨並列也，後世爲理學者有程朱、陸王兩派，陸王之徒往往雜以禪學，然不可謂非儒家也，若屏明朱得之作《宵練匣》提倡心學，此爲陽明支派，《提要》入之之儒家以外，豈不顛乎？雜家，未爲得當。夫以儒家流裔而不列儒家，然則王弼注《易》，空言義理，將不得與治漢學者同列易類耶？甚矣，其陋也。書無撰人定名可言似例
書有撰人者，則直署其姓名，若無撰人定名，而知其必出於某，非他人所能爲者，以《漢志》考之，則有言似之一例也，其言似者有二。儒家《河間周制》十八篇注曰：“似河間獻王所述也。”陰陽家《五曹官制》五篇注曰：“漢制，似賈誼所條。”此二書，今已不傳。然獻王好儒，嘗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見《六藝略》樂類記》，。則是明於周制者也。若賈誼者，本傳謂：誼以爲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逎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則官名用“五”，誼曾擬議及此矣。今謂之爲“似”，知孟堅雖不定爲撰人，實諦審而後乃敢言也。後之志藝文者，於其書無撰人姓氏，苟能細辨文字，以意窺測之，則亦可言似某氏所作矣。《書録解題》：《金國志》一卷，不著名氏，曰“似節略張棣書”。雖爲用不同，而其言似則一也。書中篇章須注明例《漢志》書家“《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論語家“《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又“《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孝經家“《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孝經》一篇，十八章”。小學家：“《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儒家“《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又“《羊子》四篇，百章”。觀其於書中篇章，皆爲注明者。不但如《公孫固》《羊子》兩家其章數可稽；於《尚書》，則有篇卷多寡之分；《論語》《孝經》則又有今古文之不同；至《蒼頡》一篇中，都凡二十章，又爲三人所作。使非有以注明之，讀其書者，不生疑慮，必茫然莫解其故矣。是故志藝文者，於一書爲若干篇、若干章，及同一刻本此與彼異者，均須詳注以闡明之。又有一人文集，其中分立名目，或爲家居作，或爲在官作，或爲紀行作，亦當援《蒼頡》篇例注明於其下，如是則眉目清矣。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目録家言非示人門徑之書哉？書有圖者須注出例
古人之爲學也，圖、書並重。蓋書者，祇載文辭，有文辭所不能達者，並藉圖以爲之標識，然後乃能瞭如指掌也。《漢志•兵書》一略，於權謀之《吴孫子兵法》《齊孫子》，形勢之《楚兵法》《孫軫》《王孫》《魏公子》，陰陽之《黄帝》《風后》《鶆冶子》《鬼容區》《别成子望軍氣》，技巧之《鮑子兵法》《伍子胥》《苗子》，皆云圖若干卷。是書之有圖者，班氏均爲注出之。夫圖之爲用，若天之星辰，地之山川以及宫室、輿服，草木、蟲魚，使其無圖，必將恍惚迷離，雖文辭亦不克渙然理解矣。昔鄭樵作《通志》，於藝文以外，别創圖譜略，蓋深知圖之足重也。後史編輯藝文，凡其書有圖者，須記其卷數，注之曰若干卷；即或散入篇中，亦必以其爲圖之數而載出之。夫圖、書，固交資爲功也。一書爲數人作者其姓名並署例
目録家於作者姓名，必記載之，其稱某某等者，如《漢志》“車説已見前忠等歌詩”是已。。其閒復有數人所作而姓名得並署者，觀小學家之《蒼頡》一篇可知。《蒼頡》下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則是此一書者，兼署三人姓名矣。雖然，吾有一説焉。郡縣志與國史異，何則？郡縣志中凡兩人共撰之書，則當考其里貫，以生於他邦者附著於後，非過爲此疆彼界，示人以不廣也。蓋名從主人，斷限不可不嚴耳。否則，如以吾吴地志乘，而一書之中與彼都人士牽連並署，斯直爲例不純矣。若國史者，一民尺土倶在覆載之内，則一書而爲數人作者，依班《志》例，其姓名則並署之，所謂理各有當也。一人之書得連舉不分類例
叢書之名，始於唐陸龜蒙，如《笠澤叢書》是。其後一人著述彙成一編，因亦有叢書之目。實則班《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揚雄所序三十八篇”，雖無叢書之稱，已具叢書之體也。何以明其然哉？劉向之《新序》《説苑》，史部古史類也；《世説》者，子部小説類也；《列女傳》者，史部傳記類也。揚雄之《太玄》，子部術數類也；《法言》，子部儒家類也；《樂》則不入經部樂類，當入子部藝術類；《箴》則集部總集類也。今班氏於劉向但注云：“《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於揚雄但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雖《漢志》無史、集兩部，而子部又不立藝術，然總題之曰“所序”，是一人之書得連舉不分類，其爲叢書無疑矣。如鄧析造《竹刑》，而其書則惟綜
夫班氏作此志，其分類也，以書不以人。覈名實，仍入名家是。觀於此，則似又以人爲定矣。蓋向、雄兩家，倶儒家也。若然，後之爲儒者，可援其例列之於儒家，某書某書但剖别種類，次於其人之下，不必再歸他部者也。别裁例《中庸》者，今《禮記》之一篇，《漢志》於禮家載《中庸説》二篇。《孔子三朝記》者，今《大戴禮》之一篇，《漢志》“《孔子三朝》七篇”，則載之於論語家。《弟子職》者爲管子作，今即在其書中，《漢志》以此一篇於孝經家又載之。是皆裁篇别出之例也。
其他道家之《孫子》，兵陰陽家之《孟子》，當亦由《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孟子》七篇中别裁而著録之乎？未可知也。觀於此，則書有單行本者，不必以既録全書於此，而彼一類中遂闕其目；又或一人著述已入集部，名其書曰“某某全集”，乃其中一種爲彼專門之學，並可摘出别行，次諸他部之内，不嫌其割裂也。如《隋志》以《孔叢子•小爾雅》别附《論語》。《文獻通考》以《大戴記•夏小正》别入時令，非其例乎？是故證之班《志》，編釐藝文，吾又得别裁之法矣。互著例《漢志•兵書略》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蓋如《伊尹》《太公》諸書，本重列兵家，今爲班氏省去之。或謂自班氏删併劉《略》，後人遂不知有互著之法，其説是矣。要亦不盡然也，今考之班《志》，儒家有《景子》《公孫尼子》《孟子》，而雜家亦有《公孫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孫子》，而小説家亦有《伊尹》《鬻子》，兵家亦有《力牧》《孫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公孫鞅》。從横家有《龎煖》，而兵家亦有《龎煖》。雜家有《伍子胥》《尉繚》《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繚》《吴起》。小説家有《師曠》，而兵家亦有《師曠》。此其重複互見。班氏雖於六略中，以其分析太説見前甚或有稱省者，。然於諸家之學術兼通，仍不廢互著之例。若是編藝文者，苟知一人所著書可互載他類，則宜率而行之矣。夫書之貴互著，猶列傳之貴互見也。《史記》以子貢入《仲尼弟子》，於《貨殖傳》中則又列其名。不可心知其意乎？要之，《藝文》一志，苟不達互著之例，凡書可兩通者，將有舉此遺彼之患，夫何可哉。引古人稱説以見重例《禮•中庸記》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漢志》於儒家《晏子》云：“孔子稱善與人交。”道家《列子》《公子牟》云：“莊子稱之。”又《鄭長者》云：“韓子稱之。”陰陽家《將鉅子》云：“南公稱之。”法家《慎子》云：“申、韓稱之。”小説家《宋子》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是班氏蓋恐無徵不信，故引古人稱説並以見此書之足重也。夫著書者之爲人與所以立言之意，得他人爲之稱説，既可考見生平，並讀其書亦易以窺其宗旨。否則如晏子之善與人交，宋子之其言黄、老意，使無孔子、孫卿稱説，將何以知之乎？由是觀之，載録書目，凡其自序及同時後世之若全録序跋原文，而不知删要之意，則非是人，苟有序跋，皆可舉要以注於下，。即不然，其人平日爲學，群籍中或有稱説，實與所作書無涉，亦得徵引以爲評論。蓋如此，則書益見重也。引或説以存疑例《論語》：“子曰：‘多聞闕疑。’”許叔重《説文》序則曰：“聞疑載疑。”可知義有可疑者，應存其説而並載之也。班《志》儒家《周史六弢》云：“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雜家《孔甲盤盂》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皆引或者之説，而不敢論定者，蓋所以存疑也。嘗讀《韓非子》矣，其《儲説》篇中，述春秋時事，每引或曰云云。至《史記》之中，《老子列傳》“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孟荀列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是異説兩存，自古然矣。雖然，著書之體，不貴在有斷制乎？使備列諸家之説，而我不爲之決疑焉，後人將無所適從矣。不知所聞異辭，苟非敬謹書之，以供來學之探討，不免師心自用矣。傳曰：“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孟堅之引或説以存疑，正其慎之至也。世之志藝文者，如於其人姓字里居以暨書名異同，當守存疑之例，烏可胸馳臆斷也哉？其書後出言依託例
古人學術以口耳相授受，不盡著之竹帛，至周末而其書始出，非取以欺世盜名也，蓋攻其業者，據所聞以筆之於書耳。《漢志》道家《文子》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力牧》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農家《神農》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小説家《師曠》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又《天乙》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又《黄帝説》云：“迂誕依託。”兵家《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則皆云：“黄帝臣，依託。”觀其明言依託，不直斥之爲僞者，以上世初無著述，此晚出之書，乃後人所依託者也，然必辨明之者，何哉？史家目録原不徒分别部居，使之不相雜厠而已。諸家之書，爲後世依託，使默然不言，不將疑其真出於文子諸賢乎？且於《師曠》，則但曰“淺薄”，《黄帝説》則但曰“迂誕”，止加此一二字，不復反覆討論者，又可見史家尚簡之説出《史通之尚簡。》。而於是非得失，所以别爲後論也。雖然，自漢以降，若《連山》《三墳》，書之僞造者多矣。以此例推之，凡經僞造者，尤必辨明之也。不知作者例《論語•子路》篇：“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誠以強不知爲知，則必有穿鑿附會之弊。目録家於書無作者姓名，往往闕之，所見甚正，而其例則實自《漢志》創之。《漢志》儒家如《内業》《讕言》《功議》及《儒家言》四種，道家如《道家言》，陰陽家如《衛侯官》《雜陰陽》，法家如《燕十事》《法家言》，雜家如《雜家言》。皆注云：“不知作者。”即是闕所不知之義也。或謂其中《内業》一篇，載《管子書》，當爲管仲作；《讕言》者，據師古注，當爲孔穿作，恐未必然，何也？《内業》果出管仲，《讕言》果出孔穿，班氏時代較近，見聞極博，豈不能詳著之？今曰“不知作者”，必以此二書並未有撰人也。嗚呼，何後人之不善闕疑乎？不知何世例
夫釐訂藝文，亦綦難矣。一類之中，即排比先後，苟於其人所生何世無從考覈，必至混然殽亂矣。昔聖人有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有所不知亦勢之莫可如何者也，故《漢志》於莫可如何之説見前中，既立一並時之例。。其於農家《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則直云“不知何世”而已矣。亦有明知其朝代而無由決定者，如儒家之《周史六弢》，班氏云：“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備引異説，用以存疑。墨家之《尹佚》，班氏云：“周臣，在成、康時也。”則又兼稱兩朝以渾言之。凡此皆可見考古之難也。
至農家之《董安國》，班氏始云“漢代内史”，是知其爲漢世官也，繼之曰“不知何帝時”，然則知其世矣，或不知當時帝號，亦無以編年矣。或曰：目録家於此將若何而部次之？曰：凡所不知者，附録每類之後，倘已確知爲某朝人則附列某朝之末可也。《書録解題》於《周易口訣義》云“河南史之證撰，不詳何代人”，蓋即本《漢志》爲例，以其書載唐陸希聲下，宋范諤昌上，爲之説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是陳氏參稽前志，故取以厠唐末。其法亦良可從也。傳言例《漢志》稱“傳言”者凡兩見，其一《雅琴師氏》云：“傳言師曠後。”蓋謂師曠以知音聞，此師中者，能傳其家學也。其一雜家《大禹》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則謂文非夏禹所造，其書名《大禹》者，乃是傳言如是也。吾觀古書中有相傳爲某氏作，不能不據以著録，而其實可疑者多矣，試舉《讀書志》證之。易類《易乾鑿度》云：“舊題蒼頡修古籀文。”《坤鑿度》云：“題包羲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卜子夏易》云：“舊題卜子夏傳。”春秋類《帝王曆紀譜》云：“題曰秦相荀卿撰。”此數書者，或稱舊題，或省文爲題，即《漢志》傳言之例也。至於小學類《爾雅》云：“世傳《釋詁》，周公書也，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此僅就經部言，外三部尚多之。”其曰“世傳”者，則尤彰明較著矣。。記書中起訖例
傳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嘗謂志藝文者，於書中起訖亦當記之，及讀《隋志》而見其記載甚詳，知史家目録固於此深致意焉。其於史部正史，《東觀漢記》云：“起光武記注至靈帝。”虞預《晋書》云：“訖明帝。”《晋中興書》云：“起東晋。”《通史》云：“起三皇訖梁。”《陳書》云：“訖宣帝。”古史《漢晋陽秋》云：“訖愍帝。”鄧粲《晋紀》云：“訖明帝。”孫盛《晋陽秋》云：“訖哀帝。”雜史韋昭《洞紀》云：“記庖羲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帝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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