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恺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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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博弈——明帝国与日本的三百年战史(1369-1681)试读：
前言
谈及明帝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倭寇之乱和万历援朝当是国人的第一印象。但各类史料纷繁复杂，普通历史爱好者对这两大历史事件本身往往不甚了了，对其前因后果更缺乏全面的了解。有鉴于此，本书将首次采用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对明帝国与日本往来的三百年历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全面展示中日两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对抗和博弈，为读者深入解读其间种种高层决策背后的考量。
一代雄主朱元璋是否如世人所想象的那般只重农桑，缺乏远图？面对盘踞九州的日本军阀怀良亲王斩使、绝交的傲慢行径，向来杀伐决断的朱元璋为何一再中止了麾下周德兴等骄兵悍将们跨海远征的勃勃雄心？在不断采取经济封锁、外交恐吓逼迫日本就范的同时，一起扑朔迷离的“如瑶藏主案”又如何成为了朱元璋一举铲除胡惟庸集团的罪证之一？最终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的同时，朱元璋又留下了怎样的后手来制约这个潜在对手？
通过“靖难之役”成功上位的永乐帝朱棣缘何轻易地给予了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的请封？这一完全有违日本政坛游戏规则的“认证”背后又隐藏着日本国内怎样一场波诡云谲的政治阴谋？继承己父足利义满之位的足利义持为何草率地与明朝断绝外交关系，而由朝鲜王国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惩戒战争”背后又是否有着明帝国的推手？
自明宣宗朱瞻基时代步入正轨的中日贸易究竟是否如大众所想象的那般是一场天朝上国“赔本赚吆喝”的亏本生意？而贸易额不断攀升的中日双边贸易又给双方国内政局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一场看似无伤大雅的宴会座次排序为何会演变成中日两国决裂的导火索？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大倭寇”缘何成为大明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而纵横东海的中日海盗集团又是否在不经意地撬动了日本列岛的政治走向？
群雄并起的日本“战国时代”缘何终结在以“永乐通宝”为战旗图案的织田信长手中，而这位一心追求“天下布武”梦想的野心家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必然？继承了织田信长政治遗产和野心的丰臣秀吉对中朝两国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底气何在，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富丽堂皇的大阪城中是否真的怀有迁都北京鲸吞东亚的迷梦？
长达6年的“万历援朝战争”以朝鲜王国军队的土崩瓦解开场，前期驰援的明帝国前锋部队也屡遭挫折，是怎么样的力量最终令明帝国远征军很快便扭转了战局、收复平壤？一场双方都宣布胜利的碧蹄馆之战又究竟鹿死谁手？在双方地面战陷入僵局之时，被后世尊为朝鲜民族英雄的李舜臣所部水军是否成为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丰臣秀吉为何频频在外交领域自打耳光、食言而肥？而重启朝鲜战端的背后又是否埋下了丰臣氏最终走向灭亡的种子？
一统日本、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为了修复中日、朝日关系作出了哪些努力？在为了抵御西方殖民者渗透所颁布的“锁国令”背后，日本在东海之上又暗中展开了哪些颇为阴险的小动作？日后逐渐崛起的郑氏集团又是如何利用中日之间关系的回温捞取自己的第一桶金的？席卷东亚大陆的农民起义和满清的崛起是否也影响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德川幕府对于南明小朝廷的历次求援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三藩之乱中日本方面是否也曾有过伺机而动的冲动？本书都将一一为您解答。江到博多湾序章从白村江到博多湾大和与百济
根据地质学的观点，最早生活于今天日本列岛之上的“人类”是来自东亚大陆的“中国猿人”和东南亚地区的“爪哇猿人”。在距今约50万年至15万年前的“洪积期”和“第三冰河期”，由于海平面的下降和地壳运动，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之间曾存在着诸多可以徒步穿越的大陆桥，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日本海不过是一个为陆地所包围的“内湖”。正是这些地理上的联系，给了东亚地区的人类远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迁徙到日本列岛之上，并在当地定居、繁衍和进化。
尽管长期以来日本考古界努力证明着其大和民族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便自然孕育而成的本土文明。但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近代以来出现诸多有关日本文明外来的学说，其中比较常见的有日本文明来自中国南方的“渡来说”以及发轫于亚欧大陆游牧民族的“骑马民族征服说”，其他还有诸如日本民族来自印欧语系，甚至与希伯来—犹太文明一脉相承等观点。但总体来说，远古以来的日本本土文明基本是在自我演化的同时，不断地汲取着通过移民所带来的东亚文明的滋养，最终才逐渐发展成形的。
在经历了以渔猎为生的蛮荒“绳纹时代”之后，从东亚大陆传来的水稻和铁器，令日本进入了农耕文明的“弥生时代”。吃饱了米饭的日本先民开始相互攻伐，根据汉帝国乐浪郡的报告，仅在九州、本州岛北部一带便出现了“百余国”并立的局面。为了获得强大的外援，这些相当于“居委会主任”的“国王”争先恐后地向汉帝国乐浪郡的长官进贡。其中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皇恩浩荡”地允许“倭奴”使团抵达了帝国的首都洛阳，并授予“汉倭奴国王”金印一枚，算是正式承认了其藩属的地位。
当然汉帝国皇帝不会那么小气，在今天发现金印的福冈县境内，日本人还挖到了诸多用于陪葬的“奢侈品”，其中最多见的便是青铜镜、铁剑和琉璃制勾玉。由此可见日本人无限神化的“三神器”，不过是当年汉帝国赐予的“礼品套装”而已。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先民在感恩戴德之余，也在50年后（107）送来了“回礼”——160名奴隶。日本列岛的物产之贫瘠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列岛进入了空前惨烈的大混战之中。世人对这场“百年战争”的内幕知之甚少，因为《后汉书》中只没心没肺地记录了“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这12个字而已。倒也不是说汉帝国不关心藩属的内政，而是此时正处于东汉中期，忙于在外戚和宦官势力中间搞平衡的中国各级行政机关，无暇去理会邻国的是非。现存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的“汉倭奴国王印”“倭奴”再次抵达洛阳，已经是公元239年的三国时期。通过带方郡太守刘夏的引见，邪马台国的特使难升米、都市牛利向魏明帝曹叡进献了“厚礼”——奴隶10人、斑纹麻布两匹。考虑到邪马台国自称是先后灭亡了28个政权的“大国”，这点礼物实在略显寒酸。不过秉承着“礼轻情意重”的善良，曹魏政府还是给予了对方优厚的回报。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邪马台国频繁前来“朝贺”。礼物也不断推陈出新，除了保留节目：奴隶和纺织品之外，还出现丹木、短弓以及不知名的犬类动物，是否就是著名的“日本草狗”——秋田犬？这便不得而知了。在频繁的外交往来中，曹魏帝国了解到邪马台内部有些奇异的权力架构。“天照大神”原型卑弥呼女王雕像
据说邪马台国长期以男性为国王，但是在长期的战乱之后，却推举了“事鬼神道”的少女卑弥呼主持国政。这种各派势力相持不下，最终“神化君权”的模式，在深谙权谋的汉族知识分子眼中本没什么稀奇的。无论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卑弥呼不过是“以妖惑众”而已。不过这并不影响日本的先民对“侍婢千人，少有见者”的卑弥呼的顶礼膜拜，甚至在其死后还非要拥立卑弥呼一脉的另一少女“壹与”为领导人。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卑弥呼或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其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却在此后不断发酵。在以部族为单位长期攻伐的情况下，掌握祭祀权威的女性往往有着超凡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本应被文明所淘汰的“神棍领导”却由于日本列岛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而被长期保留了下来，并最终进化成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卑弥呼的形象更被异化成了日本历代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
根据中国史料的相关描述，邪马台应该是位于九州岛的地方政权。但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不愿正视日本列岛长期陷于分裂的现实，非要认定其是一个定都奈良县，势力范围遍及九州、关东近乎于统一日本的强大存在。事实上，即便采信日本主流的邪马台“近畿说”，这个日后以“大和”为国名的政权真正“统一”日本列岛也是在公元5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从邪马台到大和国之间的日本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不过也正好给了日本学者“发明历史”的广阔空间。公元8世纪之后，经过“遣隋使”、“遣唐使”历练的御用文人陆续回国，随即以天皇口述的名义写下了以《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为代表的多部架空小说，令这段历史更加云山雾罩。
事实上撇去那些拗口的人名以及过于推前的纪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也并非全无营养。至少这两部小说都承认了建立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国”是由濑户内海东渡而来的征服者建立的，而指挥这次远征的则是传说中的初代“神武天皇”——倭伊波礼毗古命。
长期以来日本都坚称“神武东征”发生于公元前660年，即略相当于中国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的同期。但这种天马行空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特别是在中国史料的映衬之下）。因此近代有良心的日本史学家将这次改变日本的远征修正为公元3世纪左右，算是勉强自圆其说。日本画家笔下的神武天皇东征“神武东征”并非一蹴而就，相关记载虽然极尽神化和粉饰之能事，但其行军路线曲折飘忽、走走停停、屡战屡败却不像是故意的虚构。特别是《日本书纪》中关于神武天皇第一次东征失利之后，“居‘吉备’数年以蓄兵食”的记载，近代也得到了考古挖掘的证实。但令日本人感到尴尬的是出土的青铜兵器竟然大多数与中国的刀剑制式相仿，考虑到“神武东征”之时，中国正处于“三国两晋”的内乱时期，神武天皇“华丽”的东征是否依赖于来自大陆的“军火走私”，答案显然不言自明。
如果说卑弥呼的邪马台国孕育了“君权神授”的天皇制度的话，那么“神武东征”便是这一畸形制度的血腥分娩。但日本列岛为海洋及群山分割的地形，催生了诸多自给自足的“土皇帝”。因此“倭国政权”无非是占据中央沃土的“天皇”家族与各地土豪的松散联盟而已。这种基于权力微妙平衡之下的政治格局，自然无法长治久安。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近邻朝鲜半岛纷争的加剧，日本列岛开始进入了新的躁动期。
公元346年，盘踞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百济政权，在第13任君主“近肖古王”扶余句的领导之下进入了加速开疆扩土的快车道。而其第一个目标便是奄奄一息的属国——马韩。马韩与辰韩、弁韩，合称“三韩”，是朝鲜半岛相对古老的部族联盟，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的商周时代。有学者认为“三韩”是中国殷商移民的后裔，认为其便是《商颂》中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商帝国海外属地。这一说法虽然没有达成史学界的共识，但商帝国灭亡后，大批殷商遗民远走朝鲜半岛却是不争的事实。三韩时代的朝鲜半岛政治版图“三韩”在中国秦、汉帝国统治时期各自有所发展，定居于洛东江以东地区的辰韩率先从部落联盟进化为了城邦国家，并最终形成了取义“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新罗”。盘踞洛东江南部地区的弁韩则土地肥沃，与大海相连且富有铁矿，最终形成了以商贾立国的贸易同盟——伽倻联邦。但“三韩”之中曾经最为强大，坐拥整个汉江流域、54个城邦、10余万人的马韩，却被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扶余族打断了其正常政治演进。
扶余族虽以农耕、渔猎为生，但却擅长畜牧，因此也兼具游牧民族的特征。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高朱蒙因宫廷斗争失利而被迫南逃。此时辽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北部依旧隶属于汉武帝东征燕国后裔所建立的乐浪等四郡的统治之下，朱蒙抵达当地之后一度依附于汉帝国地方政权，收拢当地的扶余等族势力，逐渐形成了所谓“卒本扶余”的政治势力，并利用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所引发的政治乱局，试图夺取乐浪郡的地方权力。高朱蒙本人虽没有亲眼见到“卒本扶余”由部族联盟进化为国家的华丽转身便为王莽手下的官员诱斩，但其子高类利、其孙高无恤还是成功地击败了周边的其他扶余部族，并于公元37年一度攻占了汉帝国的乐浪郡。正式以汉帝国对高朱蒙的封号“高句丽县王”的名义与东汉帝国分庭抗礼。今天位于平壤的高句丽开国君主高朱蒙的塑像
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一度出兵远征朝鲜，击退了高无恤的部队，收复了乐浪郡，但考虑到劳师远征成本过高，且汉帝国同时还要应对北方匈奴等游牧部落的袭扰，因此在高无恤之子高解忧执政时期，汉帝国正式承认了高句丽政权的合法性，并对其采取怀柔的政策。而高解忧虽然一度出兵侵扰汉帝国边境，但此时却也不得不正视双方国力上的差距，选择与汉帝国通好。而与此同时，身为高句丽君主的高解忧也不得不关注其自己表亲——百济王室的发展。
百济王国的首任君主扶余温祚自称是高朱蒙之子，由于受到了同父异母的兄长高类利的排挤，而不得不逃往汉江流域。由于扶余温祚身边最初只有10位臣子辅佐，因此自称“十济”政权。此后队伍不断扩大，便改名为“百济”。百济立国之初虽然也试图向北发展，但很快便由于力量不足，而将矛头转向曾经接纳他们的马韩诸部。
扶余温祚建国之初虽然兵微将寡，但毕竟来自于相对发达的扶余—高句丽宫廷，眼界和政治手腕远非一盘散沙的马韩诸部可比。在他和他的子孙远交近攻的蚕食之下，至“近肖古王”扶余句执政时期，马韩诸部已经从54部被削减至20余部，再无力与百济相抗衡。百济之所以能够缓慢地灭亡马韩，除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之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当时朝鲜半岛的外部局势。北方的高句丽始终试图利用汉帝国的内乱蚕食辽东，最终却在244年为曹魏帝国的名将毌丘俭所击败，险些亡国灭种，此后一度元气大伤。而马韩的近邻辰韩诸部则始终陷入了新罗政权所发动的一次次内战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济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又大力发展与中国、日本、弁韩所形成的“伽倻联邦”的多面贸易，逐渐成为了朝鲜半岛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元369年，百济彻底灭亡马韩并将伽倻联邦纳为属国。这一彻底改变地区政治版图的举措随即招徕了北方邻国高句丽的强势介入。仅从领土面积来看，高句丽虽然占据绝对的优势，但联系到此前高句丽与中国辽东地区的慕容鲜卑政权的交锋情况来看，却不得不说发动这场战争的高句丽国王高斯由多少有些色厉内荏。从公元293年开始，崛起于龙城辽阳的慕容鲜卑便频繁出兵袭扰高句丽的边境。高句丽方面起初还能够抵挡，甚至与慕容鲜卑的对手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结成同盟，一度形成对慕容鲜卑的围攻之势。但随着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的先后灭亡，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战况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
公元342年，慕容鲜卑重创高句丽军队，攻入高句丽的领土。不仅将高句丽历代积累下来的金银全部搜刮一空，虏走了百姓5万多口。还挖开高句丽前代君王高乙弗的墓穴，将这位国王的尸体以及其仍然在世的妻子周氏一同打包带走。面对被焚之一炬的首都，以及父母被掳走的屈辱，第16代高句丽国王高斯由虽然有心复仇，但无奈经此一役之后，高句丽元气大伤，只能遣使向慕容鲜卑输诚。慕容鲜卑此时虽已经调整战略方向，准备大举入关，与后赵政权逐鹿中原，但仍不时出兵袭扰高句丽的国土。直到公元355年，慕容鲜卑于中原建立前燕帝国，才正式与高句丽和解，归还高斯由的生母周氏。今天仍保存完好的日本大仙陵古坟
接受前燕册封的“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的头衔，高斯由休养生息了一番之后选择向南发展。急于弥补与前燕战争消耗的高句丽迎头撞上了发展势头良好的百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随即全面展开。仅从高句丽和百济的实力对比来看，双方可谓旗鼓相当，但高句丽此时已经臣服于前燕，并无后顾之忧。而百济身后却有伽倻联邦和新罗的牵制，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近肖古王”扶余句执政之初便积极地寻求与日本的大和政权结盟，希望其能出兵助战。那么孤悬于海外的倭国政权又是否有必要来蹚这摊浑水呢？
从公元300年迄公元600年的日本列岛，由于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四周挖有深壕、前方后圆的巨大穴式坟墓，而被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古坟时代”。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尚无可信的文字史料传世，便给了后世的各种“发明”历史的空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便提出鉴于“古坟时代”的墓穴之中出现了大量的陪葬马匹和马型陶俑，提出“古坟时代”实为扶余族南下征服了“弥生时代”的日本先民所建立的。因此倭国与百济之间属于兄弟政权的关系，甚至有人借此提出倭国政权事实上是百济的殖民地。期间的历代天皇也大多由百济王室成员出任。
针对以江上波夫为代表的这种“骑马民族征服说”，日本国内出现了粉饰所谓“神功皇后三韩征讨”的反击浪潮。所谓“神功皇后”指的是日本第14代天皇足仲彦尊的妻子气长足姬尊（也称息长带姬命），由于著名的日本架空历史小说《日本书纪》之中明确记载神功皇后的生母是新罗王子“天日之矛”的后裔，足仲彦尊死后，“神功皇后”也以摄政的身份亲征新罗，并逼迫百济、高句丽进贡称臣。因此百济与大和应该是大和政权的殖民地和附庸才对。
无论是“骑马民族征服说”还是“神功皇后三韩征讨”，放在公元4世纪之前的东亚生产力水平和政治环境之下，均显得有些天马行空。百济王室自脱离高句丽政权依赖，便始终忙于与马韩、新罗、伽倻联邦等国交战，很难想象还能抽调出兵力远征日本，且在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持的情况下，百济军队即便拥有着骑兵方面的优势，也很难征服多山的日本列岛。而“神功皇后”按照日本《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大体上是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中叶的人物，经过一系列的史料修正之后，勉强可以认定其于公元369年的确出兵袭扰了新罗沿海地区，但即便其海盗般的突袭行动攻下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也没有理由跟着表示臣服。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型陶俑
正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骑马民族征服说”和“神功皇后三韩征讨”对于世人研究“古坟时代”的日本历史也并非全无帮助，事实上一衣带水的对马海峡从来都无法隔绝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联系，有诸多打着权贵之名的中、朝移民以“渡来人”的身份抵达日本列岛，如同所谓的新罗王子“天日之矛”。而日本列岛的大小豪强为了夺取相对富庶的邻国的财富，也可能如“神功皇后”般扬帆出海，袭扰朝鲜半岛的沿岸地区。而这些并不为史料所记载的孤立事件，共同构成了“古坟时代”日本与朝鲜半岛全方位的“民间交流”，而这种方式在未来还将长期延续下去。日本画家笔下的神功皇后东征三韩白村江口
公元371年，百济与高句丽之间长达2年的战争，最终以百济太子扶余须率军于平壤取得大捷而告一段落。此战之中百济军队不仅在战场上成建制地俘虏了数以千计的高句丽士兵，更一举射死了敌国君主高斯由，可谓是空前的胜利。而作为百济同盟国的日本大和政权在此战究竟有多少贡献，史料中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之中，世人仍不难“窥一斑而知全豹”。
百济与高句丽交战时期，倭国政权正处于“神功皇后”的儿子——应神天皇品陀别命的统治之下。应神天皇据说是“神功皇后”在远征朝鲜半岛的途中所生，不过联系到“神功皇后”此时的“正牌老公”已经作古，应神天皇的血统似乎颇有可疑之处。不过“神功皇后”此时手握精锐的远征军指挥权，因此倭国政权内部一时无人敢质疑应神天皇的合法继承权。在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同时，大和远征军扫荡了伽倻联邦以及被称为耽罗的济州岛地区，并多次袭扰了新罗沿海地区，可谓替百济解除了后顾之忧。
为了感谢倭国的“帮助”，百济王室与倭国的特使千熊长彦在朝鲜辟支山之巅，举行了正式的盟誓。而作为两国间友谊的“见证”，“近肖古王”扶余句还特意打造一柄富有百济特色的“七支刀”赠送给了应神天皇，并希望其能够“相传于后世”。当然这柄百炼而成的“七支刀”在当时虽然名贵，却并不足以维系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真正令百济和倭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休戚与共的关键还在于共同的利益。百济虽然在平壤地区击败了高句丽，但战线并不稳固，在一时无力攻陷平壤的情况下，百济不得不迁都汉山（今首尔地区），以便就近监视对手。而对于伽倻联邦和新罗的威胁，百济则继续引入倭国的势力予以制衡，正是基于百济王国的这种态度，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南部顺利地建立起了名为任那的殖民地。鼎盛时期的百济版图
但好景不长，公元4世纪末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热情遭遇了迎头一棒。与百济结盟的倭国军队，于公元399年在今天平壤附近被高句丽所败。军事上的失利，令倭国政府只能通过谋求东亚老大—中国的册封来自我安慰。从公元421年开始，天皇们孜孜不倦地派出使节，请求偏安东南的刘宋帝国在“安东大将军”、“倭王”之外，再给予自己“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力。
应该说“使持节都督某国军事”本身就是一个虚衔，但即便是这样的“口头胜利”，日本人也艰苦争取了三代人。有趣的是因为刘宋帝国长期和新罗对立，因此同样秉承“精神胜利法”将其划入日本的管辖之下，但却从未允许日本将自己的同盟百济列于其下。好不容易从中国借来的“虎皮大旗”，并无法改变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溃退。公元476年，高句丽攻占百济首都，新罗趁势侵入日本殖民地—任那。无奈之下，倭国政府只能选择将自己在朝鲜半岛一半以上的领土“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染指就此走向没落。
倭国政府在经济上长期依赖于朝鲜半岛的输血，陡然被腰斩一半，难免肉痛心跳。为了挽回颜面和损失，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倭国政府频繁对新罗用兵。但这些劳师糜饷的远征，不是被打得满地找牙，就是搞得民怨四起，内战连连。大和政府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换来的是公元663年白村江口外，唐帝国海军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百济赠送给倭国的“七支刀”
高句丽之所以能够长期对百济和倭国联军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主要缘于当时东亚大陆正处于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的乱世之中。公元370年，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虽然灭亡了慕容鲜卑的前燕，但其对辽东半岛的兴趣远不如南下攻略东晋帝国来得热切，高句丽趁势向北发展。以至于公元598年，面对篡位并完成了南北朝统一之后的隋帝国，高句丽国王高阳成竟然也敢主动寻衅，主动出兵突袭隋帝国的辽东重镇——营州。高句丽的重装骑兵长期在与百济、倭国的战斗中占据上风
盛怒之下的隋文帝杨坚，随即委派第五子杨谅率大将高颎、周罗睺及30万海陆大军攻打高句丽。但这次远征并不成功，泛海出击的隋帝国舰队在渤海湾饱受风浪的侵袭，登陆后又不断遭遇高句丽骑兵的袭扰，最终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只能无功而返。而此时恰逢高句丽国王高阳成去世，在其继任者高元主动以“辽东粪土臣元”的名义上表请和的情况下，隋文帝杨坚暂时原谅了高句丽此前的无礼举动。但辽东边境的问题却就此成为了隋帝国统治者的一块心病。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前的朝鲜半岛政治版图
公元607年，隋帝国第2任君主隋炀帝杨广北巡榆林时发现高句丽与突厥秘密联盟的情况后，随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准备。5年之后的公元612年农历正月初二，总计130余万人的隋帝国远征军正式开赴辽东战场，但面对高句丽方面坚壁清野的防御姿态，隋军最终因后勤不济和战线过长而被迫撤军。此后隋炀帝杨广又连续两次对高句丽发动百万级规模远征，但结果却是“再而衰、三而竭”。隋炀帝杨广对高句丽的征讨不仅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辽东地区的边患，反而令国内民变四起、群雄争立，令强盛一时的隋帝国迅速滑向崩溃的深渊。
前后长达14年的隋末乱世，虽然最终以关陇军事贵族李渊父子所建立的唐帝国统一中原而告终，但继承了表哥隋炀帝杨广雄心和抱负的唐太宗李世民，同样视高句丽为心腹大患，在“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的口号引领之下，唐帝国开始了更为漫长的高句丽征讨作战。
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前后延续了24年之久（644—668），在双方频繁的攻守拉锯之中，公元660年唐帝国与新罗联手灭亡百济之役可谓是战争的分水岭。此时的百济正处于第31代国君扶余义慈的统治之下，在扶余义慈的父亲扶余璋统治时期，百济改变了长期以来与高句丽对抗的政策，转而与之结盟进攻新罗。虽然历代百济国王仍对中原政权保持恭敬，但其与高句丽结盟的举措已经触及了唐帝国的底线。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以新罗求援为名，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10万大军跨海讨伐百济。
在首都泗沘（今韩国扶余郡）城下，百济军队倾国迎战，但仍一败涂地。面对国力悬殊的现状，扶余义慈不得不率众向唐帝国投降。至此号称立国678年的百济宣告覆灭。但此时唐帝国对百济的占领仍不稳固，百济皇室的外围成员扶余福信以朝鲜半岛西南部、扼守锦江出海口的周留城为据点，积极与倭国联络，希望日本方面能送回此前以人质身份居留的王子扶余丰，并出兵帮助百济复国。
站在倭国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国际形势似乎对其颇为有利。唐帝国远征军主力已经撤回国内，百济境内仅有万余驻军。而朝鲜半岛的北方战线，高句丽正筹划着大规模的反攻。高句丽方面曾向倭国吹嘘说“高丽士卒胆勇雄壮”，而唐帝国军队则“抱膝而泣，锐钝力竭”。在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公元661年正月，日本历史上第2位女天皇“宝皇女”不顾65岁的高龄，亲自率军进抵九州筑紫地区，准备御驾亲征渡海参战。但在朝堂之上成功翦除权臣苏我氏的“宝皇女”，毕竟年事已高，还未来得及登上战船，便病逝于行宫之中。白村江口之战时期的倭军甲胄及武装“宝皇女”之死极大地延误了倭国加入朝鲜半岛战局的时间，更令稍纵即逝的战机一去不复返。公元661年农历四月，扶余福信一度率军围困驻守百济故都泗沘的唐帝国驻军刘仁原所部，但因后援不济而最终以失败告终。公元662年，高句丽军阀渊盖苏文在平壤地区大败唐帝国军队的情况下，“宝皇女”之子天智天皇才重新启动了援助百济复国运动的相关工程，当年五月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终于在倭国军队护卫下回到自己的故乡。一个月后，2.7万人的倭国精锐远征军在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的统率下，突袭新罗沿海，攻占沙鼻岐、奴江二城，在新罗与百济地区唐帝国驻军的结合部打入了一个楔子。
但就在战场态势对倭国方面颇为有利的情况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斗却在百济流亡政府内悄然开锣。回到国内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不满自己只是精神领袖的政治地位，很快便将矛头对准了拥立自己的堂叔扶余福信。公元663年，扶余福信以谋反之名被诛杀，其子扶余集斯逃亡日本，改姓鬼室。这场叔侄内斗极大地动摇了百济流亡政府本不稳固的统治基础。在唐帝国军队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扶余丰不得不再次向倭国求援，这一次直接要求倭国军队进驻周留城。此时的倭国政府在维持新罗沿海据点的同时，还必须不断运送大批物资向百济流亡政府输血，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但面对扶余丰岌岌可危的统治，倭国方面只能再度派出数万远征军越海驰援。
公元663年8月初，在得到倭国援军将至的消息后，扶余丰亲自率军从周留城赴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迎接。而与此同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唐—新罗联军的计划是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村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城。8月13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周边。而百济军队则因扶余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据点，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继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唐军围攻一个月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村江口。但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却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一时间“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刘仁轨只能立刻下令布阵，170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公元663年8月27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将帅虽然初战失利，但仍认为“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刘仁轨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在狭小的包围圈内倭军舰只能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日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数十唐军，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间，日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在岸上守卫的扶余丰，见日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白村江口战役形势图
唐海军白村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9月7日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率守军投降。倭军陆军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9月19日撤回本国。唐日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日本受到严重打击。日本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的扩张，大约在900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5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终于统一朝鲜半岛。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平氏崛起
白村江口之战不仅彻底令日本放弃了在朝鲜半岛努力维持的“立锥之地”（此处绝非比喻），更令日本从与隋帝国外交往来中“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狂妄中彻底醒来。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令日本在积极派出“遣唐使”团，引进东亚大陆先进政治、文化和经济模式的同时，将扩张的矛头转向本州东北部和九州南部的原住民。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
倭国政权毕竟接受华夏文明几个世纪的抚育，收拾起九州岛南部还处于原始状态的“隼人诸部”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与被称为北方“虾夷人”的战争却旷日持久。经过近200年的努力，直到公元811年大和政府方始将“虾夷人”赶出本州岛，宣告“内地平静”。倭国政权在本州东北的扩张之所以举步维艰，并非是因为“虾夷人”为人勇悍、擅长射箭，且箭头涂有毒剂。大和政府真正的敌人是本州岛东部的蛮荒状态，在日本方面的有关史料中，最多见的名词便是“筑栅”、“移民”、“造城”、“置国”。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股新的力量逐渐崛起，并成为了此后日本列岛一千年的主宰。它们便是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幕府”本身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汉语词汇，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李牧列传》，北魏名臣崔浩的注解中还特别提到了“幕府（莫府）”一词的来历，即“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莫府’”。由此可见，“幕府”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但并非常设机构，一般“军还则罢”。“幕府”真正进化为军政合一的常设机构，大体是由汉代开始。在“鹰派领导人”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事，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人均“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此前战时才招募组建的“幕府”，至此成为了聚集诸多名士“与参政事”的独立军政机关。
尽管在中国历代封建五朝之中，名将权臣的幕府几乎贯彻始终，在盛唐时期甚至出现了“公主开府”的特例，但是随着君权的日益强化，得到皇帝特批“开府”，也逐渐由大权独揽转化为一种荣誉和虚衔。而在日本，“幕府”这一词汇作为“舶来品”真正流行，始于“平安时代”。公元784年，桓武天皇山部由于自己出身卑微（其母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王室后裔），做出了迁都的决定。经过10年的营造，“山寨”自长安的“平安京”最终于琵琶湖畔落成。
此时在盛唐文化的辐射之下，日本列岛已逐步完成了所谓“律令改革”。所谓“律”也就是刑法。对日本后世影响极大的“大宝律令”基本照抄了“唐律”。而“令”则是国家组织形式和官吏权职的设置，在这一点上日本虽然竭力仿效大唐，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浓郁的“日本特色”—层叠和世袭。
在仅相当于今天日本领土二分之一的区域内，设置了60多个“国”级行政区，而每一个“国”级行政区之下，则设置数目不等的“郡”，“郡”内居民每50户编为“里”。如此叠床架屋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因无他，就是为了“摆平”各地亘古相传的豪族势力。中央政府通过任期四年的“国守”和“国司”行使权力，而各地豪族则长期把持“郡司”之职。而横行一方的大户，则以“里长”的身份鱼肉一方，担负征税、警备和编造户籍等工作。公元8世纪的日本列岛势力分布图
在盛唐所有的政治体制中，唯一被日本长期拒之门外的便是科举制度。因此在日本大多数官吏都成为世袭罔替的“贵族”，而比起繁复的位阶和官位之外，代代相传的田地和封户更令各地豪族心满意足。庞大的官僚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开支，必然通过沉重的税赋和徭役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在此基础之上，日本民众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还要面对每三年或四年一次的兵役。相对野战军60天的服役期而言，被派往九州充当“防人”（边防军）则要苦熬3年。也难怪当时日本民间流传着“一人当兵，全家灭亡”的说法。平安京复原图
由于除了可以主动免除其他徭役之外别无福利，因此民众对从军长期缺乏热情。而在征讨“虾夷人”的战争之中，逃兵现象更出现了井喷。为了缓和严峻的社会矛盾，桓武天皇废除了大而无当的义务军制，代之以出身公卿、郡司、里长家庭“精于弓马者”的“健儿”。作为准职业军人的“健儿”，战斗力自然要比“自带干粮”从军的民兵高出一大截。而为了统一指挥这支开疆扩土的生力军，大和政府还特意设立了位高权重的“征夷大将军”一职。不过此时的“征夷大将军”名副其实，虽然亦有权“开府”，但只负责“（东）征（虾）夷”，一旦军事行动宣告结束，便随即卸任。“幕府将军”的开创者——坂上田村麻吕
最初三代的“幕府将军”对日本皇室忠心耿耿，特别是被日本人追认为“武尊”（战神）的第二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更曾以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在卸任之后还协助嵯峨天皇神野扑灭了自己嫂子—藤原药子所发动的政变，堪称功高至伟。有趣的是，坂上田村麻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的先祖是汉献帝的玄孙刘阿知。在三代“征夷大将军”将“虾夷人”赶到了苦寒的北海道之后，如何开垦增了一倍的新疆土，便成为了大和政权新的难题。最初这些土地被大量划归皇室，被称为“敕旨田”。“敕旨田”由皇室动用民众的徭役进行耕种，既然是皇室的财产，自然不需要向政府缴纳地租、税赋。不过令日本天皇没有想到的是，此例一开随即上行下效，各地豪族、寺院纷纷效法。
历任天皇虽对这等“僭越”行径颇有不满，但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这些土地本来就是豪族子弟打下来的，开垦和经营更少不了各地新任郡司和豪族的协助。于是乎，大和政府长期奉行的土地国有的“班田制”轰然解体，由豪族主导的庄园经济如火如荼地在日本列岛遍地开花。面对蔓延全国的土地兼并浪潮，大和政府竟然无力阻挡，便只能因势利导。从公元10世纪开始，大和政府逐步改变过去按户籍征税的模式，代之以全国范围的土地实名制登记工作。凡是榜上有“名”者，都是征税对象，这一过程催生出了私有化的土地—“名田”，以及一大批私营业主—“名主”，而根据所占有的土地多寡，“名主”们又分为“大名”和“小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后在战国时代大行其道的“某某大名”之类的称呼，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常用的“某董”或“某总”。
随着大批郡司、豪族成为了“大名”，原有的“国守”和“国司”们的地位不免就尴尬了起来。名义上他们还是掌握一方的封疆大吏，但事实上四年轮换的任职模式却令他们在地方缺乏根基，难免遭遇地方豪族的架空和排挤。以公元987年尾张国郡司和名主们对“国守”藤原元命长达三年的围攻和弹劾为标志，来自中央的公卿势力与地方豪族长期保持的暧昧关系荡然无存。
面对旷日持久、上达天听的诉讼和辩论，利益诉求的纠葛使“国守”和“郡司”们几乎同时选择了自我武装。各自“大名”在庄园内组建了以治下自耕农为主体的“郎党”。而为了保证自己征税的权力，原先只负责行政事务的“国衙”也随即进化出了军事职能。日后对日本列岛影响深远的平、源二氏便是“国守”出身，平氏先祖平高望是“上总国介”，介是国司的副职，而上总国则位于今天日本东部的千叶县，因此平氏一族最终成为了关东武士阶层的代表。而源氏先祖源仲满则是“摄津国守”。摄津国是大和政府中央直属的“五畿”之一。因此在日后的发展中源氏一度成为了近畿武士的代言人。日本画家笔下的虾夷人
日本地理上的所谓“关东”和“关西”的划分，大体以本州岛东西部之间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的三处关卡为准。但这一称谓并非亘古相传，其真正盛行始于公元12世纪末期，源氏一族击败平氏，主导大和政权之后。而在此之前，日本国内通行的叫法，是以平安京周围的关西地区为“近畿”，而三关之外的“关东”地区则长期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关外”。而自以源、平二氏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崛起，日本的历史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关东”对“近畿”的侵攻。
关东地区对今天的日本而言是首都东京的所在地，堪称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公元12世纪之前，这里却是从“虾夷人”手中夺来的不毛之地。面对着群山环抱之下的有限耕地，以及不适宜水稻种植的水温条件，关东地区的“名主”抱着何等“羡慕妒忌恨”的心态注视着“近畿”的公卿和豪族自然可想而知。
公元939年，平氏一族的平将门率先动员关东八国发动叛乱，“平将门之乱”虽然仅仅持续了3个月便被扑灭，但却揭开了关东武士以武力实现利益诉求的序幕。“平将门之乱”后源氏一族的势力重心转向关东地区，而以伊贺、伊势为中心的平氏则逐渐成为了“近畿”势力的代表。此后尽管平氏曾一度打垮了所有政敌，掌握大和政府的实权，令天皇彻底沦为“橡皮图章”。但是关东武士的不满情绪却始终无法消弭，被流放后世以温泉和歌女闻名的伊豆半岛之上的13岁少年源赖朝随即便成为了他们的旗帜。
由平清盛当权的伊势平氏得以在朝廷内获得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是12世纪以来日趋繁盛的日宋贸易。平清盛当权时的日本，正处于由贵族向武家转变的时刻，使得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而这同中国的局势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平安中前期，大陆还处于盛唐的稳定统治之中，但公元875年黄巢起义之后，东亚大陆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公元894年，日本方面废止了遣唐使。13年后，唐帝国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
同时，朝鲜的新罗王朝分裂，高句丽系的高丽王朝代替了它。而在中国的北方，与日本有着友好关系的渤海国则被东北地区新兴的游牧帝国—辽所灭亡。公元960年，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帝国的将领赵匡胤通过兵变建立宋帝国并统一了全国，新建立的宋朝的农业、手工业都极为发达，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也开展得十分频繁。
日本国内庄园的市场化也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宋朝商人在开展对日贸易前多先与各大寺社、贵族们交好，而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也是这些人所期待的。于是在筥崎宫、香椎宫的神域、仁和寺下辖庄园怡土庄的今津港、肥前的平户、法皇院领之一的神崎荘，以及九州各地沿海庄园都开始了与宋商的贸易，这些庄园中贸易发展迅速者，还成为了聚集着东亚各国商人的贸易大都会，繁荣之景非笔墨可形容。
在此前的11世纪时，藤原明衡曾在其所著的《新猿乐记》中按“本朝”与“唐货”两大类别介绍了当时平安京出售的商品。其中“唐货”有麝香、丁子等香料；白坛、紫坛等建材；苏芳、丹等染料；虎、豹皮、犀牛角、玛瑙等奢侈品及绫罗绸缎等高级织物，而江南的瓷器更是备受尊崇。《中日交通史》中所载：“宋商来日，仍依前代成例，安置于鸿胪馆，供给衣粮。然来者太多，则费用浩繁，不胜应付；故一条天皇时，限定年岁，给以定期来日之护照。”宋商来日之频繁竟致日方“不胜应付”，可见宋商们对日贸易的重视。而高丽也因将辽国掳去的日人送归日本而加深了双方的友好关系，贸易也得以进一步展开。
但此时战乱却又一次降临在大陆之上：公元1115年，臣服于辽国的女真族向辽国宣战，大败辽军后建立了金国。为了彻底消灭辽国，金国与宋建立了盟约，共同消灭了辽国。但在辽国灭亡后，金国又开始打起了宋的主意，于公元1127年攻破宋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宋朝灭亡。但宋帝国残余的皇族成员逃至南方，再次建国，史称南宋。伴随着宋日贸易而崛起的平清盛
大陆形势的这种变化，直接造成了日宋贸易的兴起。由于南宋不堪金国的进攻，每年都要支付大笔战争赔款，宋朝所需要的正是日本丰富的黄金、珍珠等贵重物品，而南宋又是日本为数不多的中立贸易国之一。并且由于日本上层贵族长期受到盛唐时期奢华风气的影响，对“唐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双方贸易的兴起可以说是必然的。
在日宋贸易兴起的浪潮下，一个新势力正在一步步攀上政权的顶峰，它就是桓武平氏的支系——伊势平氏。而伊势平氏的兴起，是自平正盛时开始的。平正盛所处的时期，正是源氏赖义、义家父子经前9年、后3年之役后的得势之时。深感势微的平正盛便投身于源义家处，并娶了源义家的孙女。源义家虽为俊杰，但其子源义亲却是骄奢嗜杀之徒，在封地对马无故杀害领民，百姓怨声载道。源义亲的暴行为朝廷所知，被流放至隐岐。但在源义家故去后逃至出云，并杀死了当地目代，朝廷大惊之下视源义亲为朝敌，并派身为出云邻国因幡国守的平正盛前往讨伐。
平正盛出色地完成了讨伐令，很快便将源义亲的首级送到了京都，从此平正盛博得了白河上皇的器重，很快擢升备前守、赞岐守。平正盛在本州岛西部地区期间，一方面通过取悦皇室提高平家的声望，另一方面还构建了与当地武士的主从关系。尤其是通过追剿海贼使其臣服于平氏，为其后平氏的兴隆铺下了奠基石。
平正盛之后，嫡子平忠盛在其基础上开始扩大对海权的控制力度。公元1129年，时任备前守的平忠盛被任命为山阳、南海两道“海贼追捕使”，在征剿海贼的过程中，平忠盛对濑户内海的控制也逐渐加强，随着“海贼集团”对平忠盛的臣服，整个濑户内海，包括九州及本领伊势湾的制海权全部落入平家的掌握之中，说此时的平家为日本的“海上领主”，亦不为过。
平忠盛在征剿海贼后成为了鸟羽上皇的近臣，受封为院司，负责法皇在九州的直辖庄园神崎庄的管理。神崎庄临近博多，时常有宋船来往交易，当时博多一带的贸易商品均由太宰府长官负责统一管理，初设此制度时长官还可忠于职守，而在平忠盛前来时，太宰府的长官们已将管理各地的贸易货物的权力当作了获利的大好时机。据《长秋记》记载，忠盛为了不让太宰府的官员们在贸易中分羹，便假传上皇“宋船至院领的贸易与太宰府无关”的旨意将来查看交易货物的太宰府官员赶了回去。当时平忠盛尚在京都，仍如此关心九州的宋船，其对贸易的热忱可见一斑。而对贸易货物的独占也使法皇获利不小，加上忠盛又为上皇修建了得长寿寺，于是上皇破例给予武士出身的平忠盛“殿上人”身份，平氏一族踏上政治舞台的历程从此开始。
公元1153年，平忠盛去世，嫡子平清盛继承其官位，也继承了自平正盛开始的对本州西部的经营。在通过保元、平治两次动乱后，平清盛将源氏族人大多排挤出朝廷，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并与法皇建立了姻亲关系。在与朝廷建立良好关系后，平清盛便可以放手开展对宋贸易了。平清盛为了尽可能大地扩大贸易交往，废除了此前日方规定的禁止日商出海至外国贸易的规定，且对出海贸易的日商给予奖励，这样的做法激起了日商的积极性，贸易度更为扩大，此时已作为国际通货标准的宋钱也大量流入日本，每次往返的宋船均能带回数百万枚宋钱。出海的日商大多前往明、泉二州进行交易，亦极受欢迎。日商所携交易之物，据《宝庆四明志》所载有以下数种—细色：金子、沙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硫磺、螺头、合蕈（即香菇）、杉板、罗板。其中光黄金每年最多输出量便有四五千两。
虽然日宋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平清盛远不满足于此。为了使宋商深入自己的根据地濑户内海进行交易，平清盛在公元1167年出家并辞去太政大臣之职，前往福原建立别庄，并修筑了适合宋朝大型船只停泊的大轮田泊，如此一来宋商便可经博多入濑户内海再直抵福原进行贸易。这对于平氏来说是极大的财富来源，在其建立的很短时间内平家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平清盛不光是要通过福原来增加平氏一族的财力，他还要将福原变成世界级的贸易大港，进而将整个日本变为以海为中心、通过海洋与世界交流的贸易帝国。为了保护过往船只安全和平家的万事荣华，清盛还组织修建了严岛神社（供奉平家氏神的神社）与经岛（福原的防护堤）。
为了实现其梦想，平清盛还将首都迁至福原，强行将安德天皇及皇族公卿们带至新都。但在守旧派的极力反对下，不到半年又重新将都城迁回平安京。而平氏一族对财富的过量敛取也使贵族和地方武士们感到不满，平氏政权的根基开始有了不稳定因素的存在。随后由于关东源赖朝的起兵和平清盛本人的死去，平氏一族迅速失势，源氏再度返回政治舞台，并建立了镰仓幕府。但幕府对于对外贸易的态度同平清盛相似，使得日宋贸易得以进一步的繁荣。元寇神风
公元1180年8月，利用平氏与公卿势力内讧的机会，源赖朝在岳父北条时政的支持下举兵西进。尽管源赖朝一路走得磕磕绊绊，但是在关东大小武士集团的热情支持下，公元1192年源赖朝还是最终一统全国，如愿以偿地出任已经异化为全国武士领袖的“征夷大将军”。而其位于今神奈川县镰仓的“幕府”也随即取代了“平安京”成为了主导日本列岛的政治中枢。
被称为“镰仓时代”的幕府统治最大的特点，便是武士阶层对国家经济无可置疑的支配权。忠于幕府将军的武士以“御家人”的身份出任“守护”和“地头”，开始接受各“国”的军事、警备、征税和土地管理权。但必须指出的是，镰仓幕府无非是关东武士阶层的代表而已，因此不仅在法统上“幕府将军”依旧是天皇的臣僚，甚至在各地任命“守护”和“地头”的问题上也必须权衡当地豪族的权益，向与镰仓幕府貌合神离的豪族—“非御家人”让渡部分权力。
原有关东武士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各地豪族此起彼伏的挑战，最终令“镰仓时代”自公元1199年其创始人源赖朝死后，便陷入了持久的动荡和战乱之中。尽管其遗孀北条政子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六亲不认的精神，杀亲子，逐老父，流放了后鸟羽天皇尊成，算是勉强维持了镰仓幕府对日本的统治。但北条氏族终究没有源、平二氏那样高贵的血统和辉煌的家谱，与关东豪族的对立，令北条氏不敢染指“征夷大将军”一职，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镰仓幕府“六波罗探提”的身份掌握全局。
六波罗位于平安京的东郊，北条氏常驻京都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就近监视历任天皇，另一方面也有重新倚重关西武士对抗关东的意味。最终来自关东更为偏僻的下野国（今栃木县）的源氏后裔足利尊氏趁北条氏和天皇势力的内斗之际，于关东起兵。在“关东”艳羡“近畿”的不满中，源、平两族对立、交锋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日本列岛上演着。
据说第2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死后葬于山城国宇治郡（今京都府宇治市）的栗栖寺内，这座名为“将军冢”的坟墓，有一个令人畏惧的传说：每当日本国内有大变故时，“将军冢”便发出异响。在向来迷信的日本人眼中，日本中世纪连年的内战和杀戮，就如同天皇家族的诸多不幸一样，背后似乎充斥着鬼神作祟。但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益分配的不均、世袭政治的泛滥才是最终令地狭民稠的日本只能在内战中陷入纷争轮回的因果。
日本武士并非天性黩武好斗，而是残酷现实逼迫着他们从关东谷底杀入富饶的近畿京都。大和民族也绝无所谓“好学”的基因，而是在这片土地之上，早已固化的阶层，令普通民众对任何外来事物都充满着功利的好奇。声名和荣誉在列岛之上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那不仅是一个家族唯一无法剥夺的财富，更是胜利后参与分红的“股权证明”。而在各地土豪与幕府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难免会有人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势力的干涉之上。但不得不承认，在东亚大陆经历盛唐到明、清的频繁政权兴替的同时，真正看得上日本列岛的外来政权并不多。
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能支持大规模的跨海远征外，用曾出使日本并滞留“岁余”的蒙元帝国外交官赵良弼的话或可作为参考—“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赵良弼的这番话是说给雄心勃勃想要远征日本的元世祖忽必烈听的，作为少数几个敢于吃螃蟹的马上皇帝，忽必烈对日本还是饶有兴趣的。但硬要说忽必烈一开始便打算征服日本列岛，但却也未必属实。在征服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过程中，忽必烈长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并未多加留意。只是在征服高丽的过程中从当地人赵彝的口中得知：“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才出于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功业的心理，从而屡次遣使日本，以投递国书。对于雄踞东亚的强大邻国，日本列岛的各路势力不免都有“挟洋自重”的冲动。而把持镰仓幕府的北条家族深知自己的得位不正，因此在外交事务中格外保守。得知蒙古帝国发来国书，北条家族的第七代执政北条政村吓得连忙将执权之位让给后进晚辈北条时宗。
被日本史学家粉饰为“抗元英雄”的北条时宗时年不过18岁，这个年纪的愣头青大多不知轻重。加上宗室内管理日本列岛西部地区的北条时辅等人也对北条时宗有所不满。因此北条时宗难免动了借刀杀人的想法。在忽必烈递交国书之后，日本天皇系统的公卿虽然写好回书，但却被镰仓幕府否决。公元1270年末，针对日本多次不予答复的“傲慢”行径，忽必烈下令高丽王国境内的驻军进入战备“以为进取之计”。同时派出职业外交官—女真人赵良弼前往日本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日本武家政治的始祖—源赖朝
赵良弼出使日本的过程从中国的史料上看似乎颇为凶险。北九州当地豪强少贰资能先是“以兵环之，灭烛大噪”。第二天又“陈兵四山”。在问清楚赵良弼的来意之后，少贰资能表示“愧服”之余，随即就要求赵良弼将蒙古帝国的国书交给他。这种不合外交常理的做法自然不能为赵良弼所接受。于是以“必见汝国王，始授之”的名义拒绝了。被美化的北条时宗
少贰资能倒也没有为难他，只是将蒙古帝国的代表团继续滞留在太宰府地区。过了几天再度前来求要国书，理由是“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少贰资能的说法，并非全无法律依据，自被盛唐帝国在白村江口击败之后，日本政府的确有相关的规定。但赵良弼倒也老实，随即回答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
在赵良弼和少贰资能的讨价还价之中，少贰资能无意间说出了一句话“大将军以兵10万来求书”，从中文的史料中看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但结合日本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也可以说是少贰资能的感叹。少贰氏本是镰仓幕府的政敌平氏一族的同盟。虽然在镰仓幕府建立之初便卖身投靠，但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只是由于镰仓幕府长期的内斗才捞到了镇西奉行的官职，随后在压制众多地头蛇之后才将九州岛北部地区包括对马、壹岐两岛划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蒙元帝国两次征日地图
到少贰景资的时代借由太宰府拥有的对外权限，少贰氏大力推行贸易通商，并展开和中国、朝鲜的局部外交，攫取丰厚的利益。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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