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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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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试读：

序 发展模式转变和体制完善是现代化道路的重大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201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九十岁的生日。特别是2009年，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中，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亚洲世纪”和“中国威胁”等论题被国内外广泛讨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心情不同，态度各异。如何客观地评价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怎样调整，关键在于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一、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要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走集约型发展道路。15年过去了，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以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的崛起为标志，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主要靠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逐步转变到主要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拉动，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经由12年前的50%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70%。伴随着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能源、原材料消耗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依然滞后。针对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的战略要求。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变，其含义却十分深远，两者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通过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及其组合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模式，把注重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等途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则更加丰富、全面，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概括地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在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国内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从调整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结构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性措施，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因此，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受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注重扩大消费的比重，着力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使我们所生产的产品更多地进入消费领域，相应降低用于投资和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更快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缓解以至避免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减少外贸出口摩擦和由外贸顺差增长过快而带来的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剩的银行流动性，从而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尽快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且能有效地扩大就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由于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精简下来，形成失业大军。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吸纳了剩余劳动力，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3以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也在50%左右。2006年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只有3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就业规模的扩大和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研发滞后，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金融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物流业发展滞后，使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集中力量破解这个长期存在的发展难题。二、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比例失衡，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加上外商投资和各类投机资本的流入，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迫使人民银行增发基础货币，造成银行货币流动性过剩。资金充裕支持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2009年，我国投资率年均达到43%左右，成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同期最终消费率降为50%以下，为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居民消费率降为历史最低点。居民消费率低又主要在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目前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中国家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国民收入分配的这一倾斜，是造成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过高的投资率还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如不能及时消化，就会引发银行呆坏账的增加以至通货膨胀的到来，经济增长就会回到过去几十年周期性大起大落的老路，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针对当前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价格上涨压力加大等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中央决定，2008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通过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适度提高居民消费率。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增加较多，应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建立国有资本预算等途径，增加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以消除居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要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政策，优化投资结构，适当降低投资率。继续严把信贷、土地两个闸门，提高投资项目进入的环保、资源消耗两个门槛，提高限制发展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以抑制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和项目的投资增长。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和节能降耗设备更新投资，鼓励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业和项目。要调整优化进出口结构，鼓励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控制能源、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鼓励技术引进和进口国内不能制造的设备以及短缺的能源、资源。从严控制短期投机资金流入，鼓励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鼓励藏汇于民，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三、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第一产业基础脆弱、第二产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长期未能改变，经济增长主要靠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带动。目前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占GDP的比重50%左右。这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外产业转移的结果。但是，这种以扩大工业规模为主的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环境约束。目前我国经济对钢材、铝材、水泥、能源、淡水的年消耗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0%、25%、45%、16%、15%以上，各类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已威胁到人的生存环境。要努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尽快提高第二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振兴装备制造业。抓住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重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新兴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法律、咨询、会计、服务外包等，发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休闲等公共服务和消费性服务业，分离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的服务性业务，提高服务业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铁路、水运相对于公路运输能耗低、占地少、效率高，应重点予以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动城乡之间在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一体化新格局。建立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种田能手吸引和留在农村，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加快向二、三产业转移。要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抓紧落实和完善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四、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幅增长为支撑的，付出了较大代价。这样的增长格局是难以长期保持下去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一些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污染低的建设项目，如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核电、精密设备、精细化工、新型材料等方面的项目，虽然为经济发展所急需，我们也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缺乏技术而干不了，大量资金只能涌向那些技术相对成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上。因此，只有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尽快拿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以此为依托，形成一批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才能摆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的老路。为此，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落实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带头增加研发投入，在集聚人才、技术研发、创立自主品牌方面走在前列。增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实行开放式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捷径。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学校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做到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鼓励管理创新，通过改进和加强管理，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益。五、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调整需求结构，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要完善计划的政策导向功能，围绕提高居民消费率等目标，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与消费政策、国际收支平衡政策等。要加强税收和预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功能，合理调整信贷结构，鼓励增加消费信贷，运用关税等手段调节进出口贸易，引导外资投向。要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各类调控杠杆要围绕宏观调控目标协同运作，适时适度，不断提高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把产业政策与行业规划、财税、金融、环保、土地、价格等手段结合起来，以提高政策效果。发展第三产业，很大程度上要靠放宽政策，鼓励群众创业。通过创业者的创造性劳动，满足各方面对服务的需求，并创造新的需求。这就需要制定各种鼓励全社会创业的政策。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央已连续多年发了一号文件，突出了以深化农村改革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要创新“三农”工作思路，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范围，加快推进农村政策性保险试点。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善集体林权制度。

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要素结构，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要完善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全要素市场，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当前重点是要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优选功能和对企业利润的分配功能，使优秀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尽快做大做强；使更多的人增加投资性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劳动者学习技能、钻研技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进经营管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实现这个转变，我国现代化道路将开辟出新的发展前景，我们就能把改革开放30年来平稳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继续保持下去，顺利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展水平的宏伟战略目标。

以上这篇文章2008年1月16日发表于《求是》杂志，周天勇同志请我为其《中国向何处去》写一些话，他的新著主要研究了现代化道路上发展模式需要转变的问题，因此，稍加修改，是为代序。周天勇同志到中央党校工作十多年了，是我国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善于把握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主持过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出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报告，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一些改革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来始终不放松、不懈怠，勤于研究，用经济学家的良知和自身成就以及影响力，对就业创业等关系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向有关部门提交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发表过很多文章，推动全社会对就业创业的重视。我阅读后发现，这本书是周天勇同志在他过去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深入思考和提炼，秉承了作者一贯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对重大问题把握能力，是作者又一精心之作，更是对中国发展成功之道及其未来发展之路作出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难得之作。我相信，这本书将会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作出积极贡献，产生重要影响。我期望这本书，能尽快与读者见面。2010年2月4日

总论：中华民族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

总论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提要稿。提到了中国三百年从辉煌到衰落的历史，认为要宽容历史，但是要牢记历史。概括了本书九部分的内容。在总论的第九、十、十一和十二部分中，作者提出了中国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处于一个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经济上调整发展战略，坚决推行政和经济等体制改革，不然，会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之中。作者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仅仅发展生产力，还要注重民生，要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五个重大任务：在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时，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世界各国各种发展模式的比较，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只能推进城市化水平；二是富裕人民群众和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只能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小企业；三是要开征财产税，以公平财富和防止食利阶级的产生；四是要管住党务、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大幅度养活审批检查等等事项，限制其收税收费和罚款的权力，严厉限制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支出，一方面创造一个轻税费的创业、投资和经营环境，另一方面，防止政府从GDP中分配过多，并将收入的部分过多地化向党政公务和行政性机构；五是要建立、完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

西方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属于静态经济学，它们研究一个微观结构，或者一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一个横截面上的运行情况，以判断供给与需求，决定要素的投入，或者采取扩张或者收缩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等等。而当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现代的工业化国家转型时，我们需要站在高山之巅，去看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特别是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奔向城市社会和工业经济的过程，以发现和总结过去现代化进程中的弯曲和障碍；去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以比较各自现代化进程的顺畅和曲折；去看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河的极目之处，掌握以后还有多少弯路，以确定现代化道路正确和较优的航向和战略。在研究和分析问题时，需要有大的时间跨度和全球视野，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历史、全球和未来三大眼光。

二元结构的转型，工业化，现代化，其核心是什么呢？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化也即二元结构的转型，为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对于现代化，学者们有一些指标，对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标准，满足了比如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中一二三产业比例、就业结构、人均寿命、入学率、社会保障覆盖率等等，就可以衡量其现代化的程度。

当然，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从一个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农业经济转变进程中，社会和经济问题纷繁复杂，如有环境生态、资源多少等等，然而，从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来看，还是吃穿住行，在商品和货币化的社会中，归结为最主要的有两个：1、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城镇新增和企业兼并结构调整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在哪里就业，以获得收入？2、由于住的问题的复杂性，在农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或者新成长的劳动力家庭，人们怎样居住，特别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能不能在城市中留得下？就业、收入、居住等等这样的民生，应当永远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之本。

本书在研究和评价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现状后，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之迷，再后，主要从这样两点切入和展开，重点研究了中国四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的有关城市化、土地和房屋、小企业和服务业与就业、供养规模及其税费对创业和就业的影响等问题，最后又比较了印度、拉美、东亚和中国四种类型的现代化道路，评价了各自的得失及其对中国的评价。

一、牢记但宽容我们的历史

从17世纪后期沙俄侵占我们国土起，到20世纪中叶的二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逐步衰落，科技和军事渐渐落后，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史。自1553年葡萄牙侵占澳门起，1624年荷兰开始陆续占领了台湾；16世纪后期，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展，它乘清军入关之际，强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1949年为止，更多的领土被侵占，国土被划分为列强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清朝政府多次被迫割地赔款，在许多租界和公园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生计和心理方面的苦难，成为中华民族多少代人的耻辱。

根据世界著名的经济增长核算方面的经济学家麦迪逊计算，中国1700时，GDP总量占全球GDP的22.3%，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时，为32.9%。中国和中华民族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将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文明在17世纪推向了顶点。但是，在194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财富的比率下降到了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三百年中，中国遭遇了沙俄、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葡萄亚等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当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宗教革命，政治与宗教相分离，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时，中国还在一统思想、唯上唯先的思维方式中统治国家和循规蹈矩；在世界各封建国家治理体制向现代国家政治治理体制转型时，中国却久拖不决，延续封建旧的治理体制，清王朝一直执政到其他国家近代工业革命的完成；在世界其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推进工业革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时，中国却拒绝接受新的科学，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还自满于农业经济的辉煌；当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并且走出去，到世界上开拓市场时，中国却闭关自守，最后被别国的炮舰打开了国门。一言概之，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机遇中没有主动进取，却在炮舰和挨打下被动地屈从在别国进步的步伐之后。

从18世纪的中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财富和富裕，从往日的农业辉煌衰落了。而且，我们经历了三百年的割地赔款宰割，三百年的被烧杀奸掠屈辱，三百年的灾荒饥饿困苦，我们创造过伟大的文明和辉煌，但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这段历史也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应当为每一代中华民族的儿女所牢记，并永志不忘！

在这二百年中，在清政府中主张抗击的帝王和将领率领下，抵抗过外族的侵略。清朝后期，有识之士就开始了中国的革新之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并和陈独秀等创立的共产党人，共同抗击过外来的侵略，进行了建立共和国家的艰苦努力和卓越奋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9年10月，中国清除了国外在华势力，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生存和独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以三千万生命的牺牲和巨大的经济代价，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了起来。今天，我们每个生活在这块国土上的中华子孙，也要教育我们的生生不息的后代们，都应当深深地牢记和怀念那样一个血与火的年代中先烈及祖辈们的牺牲、丰献和不朽的功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其理想是通过抵抗外族的侵略，实行民生、民主和民权的改造，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公平、正义的国家，通过推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而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想通过抗击外部侵略，对地主阶级进行革命，建立新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是他们一致的宏伟目标。无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现代化方面采取的方式如何，但是，他们的想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和初衷都是不容置疑和值得敬仰的。

建国后的30年，我们的党和人民，怀着巨大的热情，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我们成功地拥有了原子弹，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就总体而言，由于我们在政治体制上虽然实行了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政治运动不断，执政没有从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方面，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效率低，没有活力，经济长期低速发展；对外关系上，实行了内向封闭的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中国1952-1978年人均GDP年平均仅增长2.33%，同期日本为6.69%，苏联也为3.55%。各种文献研究的结果不一，有最悲观的文献计算，1978年时，中国GDP总量仅占全世界的1%；麦迪逊的研究为4.9%。即使按照后者，30年来，GDP为零增长。人均GDP在1978年时，仅为印度的2/3，落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倒数第几位的行列中。

特别是在科技方面，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与韩国和台湾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拉大了40年左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远远被当时起点比中国还低的韩国抛在了后面，我们也被我们自己的弟兄台湾远远抛在了后面。

往事如烟，我们今天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埋怨和责怪历史，更不值得去纠缠历史。但是，需要记住的是，建国后的30年，在推进现代化方面，中国的发展并不成功，成就为三，失误为七。这在本书中通过数据有详细的分析。这样，我们，包括我们的后代，在现代化的成败方面，才能对1978年前的30年和其后的30年，有一个实事求是和正确的历史分野。只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的党和国家，不能再犯那样的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错误。

时至今日，如果算上党的历史，我们经历了3个不同的30年，即武装斗争和革命的近30年，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和政治动荡的30年，一心一意搞建设和真正推进现代化的30年。在这90年中，我们经历了两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一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二是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那么，中国未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向何处去？时至今日，从国际关系看，世界各民族相处，以和为贵，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成为每一个国家政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到处去侵略别国，用血与火的方式去开拓市场、寻求殖民地、转移过剩人口，总体上已经成为历史和过去。然而，我觉得，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30年。我们先来看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

二、2008年中国到了第一次现代化的中后期

建国后的30年，我们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到底有多大的成绩？时至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到了什么阶段？能不能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说明？文中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发展质量等四个方面若干指标的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1949后的30年，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从建国初的21%只推进到了1978年的30%，30年中只推进了9个百分点；到2008年中国的发展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改革开放后的30年现代化推进了38.5%，中国到了工业化，也即现代化的中后期。

通过现代化的对标研究，认为，我们与第一次现代化差距较大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点决不能动摇；而人均GDP3000美元时，中国的第三产业，无论是从就业比率，还是从增加值比例，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25-3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能不能得到扩张，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全局；人均GDP3000美元时，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也比世界一般水平滞后了15-20个百分点，推进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也是中国未来30年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而从社会发展的质量来看，关键是调整和提高教育的结构和质量，并着力建设健全社会保障网；而从第二次现代化的推进来看，提升国家的竞争能力，需要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

我在文预计，如果没有特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中国GDP规模完将从目前占世界GDP总量的6%上升到13.69%，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0%，2040年时，将会恢复到170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恢复到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中华民族经过近2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在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

三、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迷的解释

本书的第二部分用了3 个研究报告的篇幅，探讨了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政治集中体制的经济增长优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结构变动过程中，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究竟如何搭配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按照一般的设想，只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尽快推进民主化进程，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从中国的经验看，改革开放的30年，首先，是政治转型，即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团结一心向前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意识形态方面从无私奉献，转向务实地承认人的物质利益，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有了内生的动力和活力。其次，集中的政治体制，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有其效率；在办大事方面，有集中资源的能力；在发展规划、征地拆迁、投资建设等方面，政府有较强的推动力；各地政府竞相发展的积极性，也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成长；强有力的推动能力。再次，中国政治交替平稳，虽然有过1989年的不稳定，但是，社会基本上长期稳定，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政治稳定条件和社会安宁环境。政治上这样三个方面的优势，是前苏联、印度等转型和发展模式无法比拟的。

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计划经济模式，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由于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信息成本不为零、计划制定执行监督需要成本、执行计划的各个层级之间利益不一致、计划人员不能预期中远期的供给与需求未来等等，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并且带来浪费大、效率低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绩效与分配不对等、拨改贷后资本金无注入来源，以及工资等成本上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利润的挤压，导致劳动和工作效率低、厂长不负责任、负债特别高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冗员多和工资的增长使企业亏损和破产，也难以生存。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需要彻底转型。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从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先转向了计划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商品经济，又进一步转向了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从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向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产权的明晰，使投资人、技术发明者和提供人员、劳动提供人等等，各自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对等，各种要素在法律的保护下，投入得到各自的利益，调动了经济发展的投入、经营、工作动力，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而市场供需和价格机制，则调节要素在企业、产品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并促进竞争，劣汰优胜；临时居住和能在城市里工作制度的形成，对于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在出口加工领域中，在城市的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在城市内向的加工工业中，得到了利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个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等等，蓬勃发展，利用了70%的劳动力资源，整合了大量的民间资金，成为出口和创造GDP的骨干力量；而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又在分工的深化、促进专业化、调节资本集中和集聚、发展规模经营、积累人力资本、提高人力素质等等方面创造了机制和条件，这些因素也成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因素。简言之，没有对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

30年来的实践和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快速发展自己。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也即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但是由于不对外开放，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而且，由于重积累，轻消费，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军工优先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改革开放后，1、我们没有采取借债发展经济的模式，而是直接引进外资，一是获得了宝贵的经济发展的资金，二是投资的风险主要由外商承担，三是外商的销售渠道畅通；2、通过对外开放，也引进了1978年后我们发展工业急需的一些技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对一些技术进行了现创新，使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了40%；3、通过对外开放，我们还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并且学习了借鉴了他们先进的公司产权、治理、管控等制度，使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4、我们还在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和技术开发区，实施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给以了优惠的政策和率先改革，使这些区域充满发展的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地区；5、而通过外向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加工贸易，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我们有这样和那样的曲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甚至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讲，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远大于在对外开放付出的成本。

总之，没有政治上集中的持续领导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30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中国发展今天的成就。退回去，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目前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中积累了什么样的深层次的问题？未来我们面临着哪些重大的风险？就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的方法论讲，我们需要从原因-结果，人口和劳动力的流程，二元结构转型等等方面，来进行讨论。从中国传统的分析方法上，静态方面，相互联系的经络是不是畅通，不通则结症，动态方面，顺时进行的运程是不是顺利，不顺则有坎，坎大则会有翻车的风险。

本书的第三部分，我用四个研究报告，讨论了城市化滞后及其后果，土地体制不顺和住房价格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带来的劳动力和失业，党政事业供养规模太大、政府干预太多及税费太重对创业和就业的影响等四个重大的话题。从经络和运程分析方法看，它们是四个相互紧密关联的问题，需要揭示它们之间内在的关系，可能积累的风险，以便对症加以解决。

四、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的后果

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和社会积症。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大干快上，超英赶美，5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人口太多，加上对农业的计划统购和价格剪刀差政策，导致农村生产的粮食不够城市中过多人口的供应，于是从那时起，采取了严厉的农村和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民进城和推进城市化，也是半推半阻。结果与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城市水平滞后了15-20个百分点。从流程，或者经络上讲，就是在这个发展水平上，应当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迁移的2亿人口，没有迁移到城市里，而还淤积在农村中；并且，目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大约1亿多人口，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属于临时居住，属于居住不确定性人口，没有从根本上留下来。

在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上，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的流程不畅，从因果分析看，导致了这样一些症结：1、从经济学的分析看，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城市化水平高低城市化滞后必然使服务业滞后，而服务业比率低使劳动力就业的领域狭小，国民经济总体上发生就业困难。2、工业化超前，经济结构中，工业偏重，服务业比率低，每万元GDP的资源消耗量较大，并且污染和炭排放量也居高不下，而且在农村人口增长和分散居住的情况下，人类生活和发展，对土地浪费利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压力，许多方面的问题比人口集中到城市严重得多，而且由于规模太小不经济和较为分散使成本太高，很难治理。3、从数据比较看，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城乡差距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城乡差距大，说明当农业生产总值在GDP中比率下降，而农业中劳动力向外转移慢时，较多的劳动力在规模较小的土地上生产，而且分配比重日益减少的GDP，实际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深层次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深层次的原因导致的城乡贫富差距，其实与“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等传统的思维定式，根本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4、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只有转移进入城市，才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才能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才能使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有市场容量，因此，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和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而狭义的工业化，则形成创造产品的工业体系，是创造供给的重要机制和过程。只有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才能使一个国家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如果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超前，不依赖于出口加以平衡，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实际上，2009年我们国民经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受阻、生产过剩的病症，深层次看，就是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滞后和工业化超前流程不畅的一次大暴发。

五、土地和住宅体制潜在的巨大风险

目前土地和居住体制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景观的不利影响，及其潜在的巨大社会风险。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的过程，总是与人们的土地、居住、流动密切相关。人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不是从居住上离开故土，原来的土地和院落怎么办？到城市后是暂时租住，还是长久居留？在整个城市过程中，土地资源如何调整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再分配？等等。本书用了近6万字的篇幅讨论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和住房问题。

阻碍农民进城的最大障碍，是在城市固定居住的支付能力和成本高低。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人口从农村退出和向城市进入的过程，其退出和进入，必然地涉及财产、置换、交易等制度和行为，并且，退出的成本收益和进入居住的能力与成本，是人口最终能不能完全城市化的关键因素。大部分学者以为户籍制度和就业体制是农民进城的障碍。我觉得值得探讨。实际上，就业自从取消劳务证和对农民工就业繁多收费，加上企业招工是一种市场行为，已经不存在体制上的进入障碍；而临时居住证制度的实行，许多农民工可以在城市长久合法居住，居留也不存在法律上严厉的障碍。影响农民进城的，实际是退出农村的损失较大，以及进入城市长久居住的能力和成本高低。

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较多，综合起来看，1、主要是农民承包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产权和利益不清；2、政府征用城郊和农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没有按照不同所有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给集体和农民的补偿太低；3、农村土地曾经承包期的时间较短，以及不确定性，加上城市出让期限的较短，不利于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并且，住宅等其土地使用期到期后，其是否再需出让并交一次出让金，成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一道难题；4、由于农民无权自行处置级差地租较高的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而大片农田和山区边远地区的宅地，退出复垦，国家也无补偿，无法变现换取城市住宅，他向城市流动的退出损失太大，实际上形成了城市化中农村人口的退出障碍；5、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耕地，都不能进行抵押贷款，也不能入股，交易也受到限制，因此，土地不能作为资产来为农民获得利益，使中国农民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相比，少了一个重要的能增加收入和能致富的渠道；6、土地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由于从县到中央，国家太大，层级太多，土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与土地的集中中央管理和分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城乡规划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系统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又由国土资源部系统来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矛盾的管理体制。结果，管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管理的效果也不理想。

我们看到，农民没有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带来的利益。在不合理的集体土地被国有征用的体制下，农村和城郊的土地财富转化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电站、供城市淡水的水库、高速公路、城市住宅、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商业金融大厦、工厂等等巨额的实体财富，政府和开发商也在土地的征用和开发中赚得了暴利，农民世世代代守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被征用后，却形成了数千万之规模的失地、失业和失保农民；绝大部分当事农民没有因征地而致富，却因建设征地而致贫。有人戏言，但切中要害：“这样的土地产权和征用制度，将中国许多城市建成了欧洲，而使农村凋敝落魄成了非洲。”

将农民受损的话题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居住成本的日益快速升高，对中国城市化的严重影响和其给未来社会稳定积累的巨大风险。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了8，2009年进一步超过了9，而全国进城农民夫妻二人房价收入比，2007年平均为16，农民三口人房价收入比为25.5，2009年估计分别上升到了18和29。从国外许多国家看，居民房价收入比一般在3-6，超过7就被认为较高了，而且他们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较小。我们从城市居民7等分收入看，实际上60%的居民已经无力购买住房，加上进城有购买住房意愿但实际无支付能力的农民，85%以上需要住房的居民没有购买能力。这实际上会形成和积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城市中形成15以下%靠出租房屋不劳食利和85%以上辛勤劳动而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租的两个阶层，而且由于人口多、土地少，房租水平会持续上升，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要用来交租给食利阶层。这种格局，必定会造成城市化过程中巨大的贫富差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追求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在城市住宅建设、供给和分配方面处理不当，固定15%以下的人将住宅购买后租给85%以上的人住的格局，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努力是不成功的。

由于体制的原因，农民难以割舍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而进入城市的成本门槛又很高，于是形成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城务工农民工棚式居住、城郊农民家中简陋式居住、集体宿舍特别拥挤式居住，是中国进城农民的居住方式；人口在城乡之间钟摆式剧烈流动；夫妻分离、上下代分离，家庭不能团圆；青壮年到城市贡献，老年回农村，农村老龄化速度要远比城市快。而且，还有上面所述，城市中形成有房食利和租赁交租的两个阶层，形成两极分化。是家庭团圆的社会稳定，还是妻离子散、单身在外的社会稳定？是人口在一地稳定居住的社会稳定，还是人口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剧烈流动的社会稳定？是老年人口均匀地分布在城乡，与下一代离得较近的社会稳定，还是老人和下一代人天各一方的社会稳定？是城市中大家都有房的社会稳定，还是一少部分人有房导致资产出租不劳食利，而大部分人工作交租，形成社会巨大心理反差和失衡的社会稳定？这是需要我们深思。我们就是不考虑意识形态方面姓“社”姓“资”的形式问题，从务实的角度看，财富差距这样大，大部分人交租给少部分人，会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是引发未来社会动荡和失稳的巨大隐患。

中国人多地少，想搞美国和拉美那样的大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几乎没有可能。但是，农业增加值在整个国家GDP中比率下降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你要是不将土地上过多的农民转移出来，土地适当集中经营，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农民收入增长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就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会永远也解决不了，而且会越拉越大。反而，因种地不赚钱，土地的投入会减少，技术进步因规模太小而不合算，撂荒率会上升，导致粮食生产和供应的不安全。

从上面的这些问题和风险看，其产生原因在于我们土地管理战略、体制和政策的不顺。1、城市化不仅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迁移的过程，相适应和配合的也是一个重新调整和分配土地资源的过程。按照城市化人口对重新居住地的需要，土地既要考虑粮食的安全，也要较为充足地分配城市住宅建设的需要。如果重点考虑粮食生产对土地保有的需要，而对于城市住宅建设土地供应不足，住宅价格势必上涨。2、从体制上看，虽然可能是无意识的，我们其实形成了持续推高房价的制度和机制，现行的土地供给政府一家高度寡头垄断和房地产需求商充分竞争的市场，加上招拍挂供应方式；地方政府一年内将几十年收入收支的卖地财政，包括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繁杂的税费；还有对房产不开征房产税，无法抑制房屋投资和投机需求。总体上看，为了我们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更是为了我们未来社会的安宁，我们的土地和房屋制度，已经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收入和财产分布的不均，是共同富裕的障碍。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下，每个家庭财富的积累能力不同，在改革三十年中由于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也有过去讨论“原罪”性质和“灰色”性质的资产积累，我们不可能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也不能被动地等社会动荡，以极端的破坏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怎样在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应当用房产税等这样的财产税来温和地进行调节财产的分布结构，以和平和社会和谐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六、未来中国人上哪里去就业，分配如何公平？

中国未来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有从农村转移的数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有城镇新增的巨额的就业压力，有企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压力，还有大学生、复转军人、失地农民、残疾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就业压力。而从就业的领域看，农业要向外持续地挤出劳动力；工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的集中集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下降，甚至还要挤出劳动力；党政公务及事业单位，需要改革和压缩，吸收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国有和集体经济持续地减少工作岗位；而向外输出劳动力，也受到各种限制。中国在世界历史罕见的巨额劳动力就业压力下，也无法学习当年帝国主义各国结构转型过程中，向外侵略、殖民转移就业压力，以完成其工业化的模式。中国劳动力上哪里去就业，不能不是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中头等重大的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

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和分配难以公平。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大量的劳动者，在城市中做什么，在哪里就业？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本，没有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就没有收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城市中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形式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从印度、拉美两种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来看，印度、拉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其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低，其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水平低。因此，不论是印度，还是拉美，都发生了就业困难，失业率很高的社会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我曾经研究发现，每千人口小企业数量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公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较高，基尼系数较低；而拉美许多国家虽然民主化进程推进其福利早熟，国家在公平方面投入较大，但是，由于发展模式为大企业，农业中是特别大的农场，而每千人口小企业数量较少，相对地，其公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并不公平，基尼系数较高。实际上，从组织结构来看，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每千人口小企业数量较多时，中等收入的人口多，因劳动力需求大而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相对少，收入分配从基础上较为公平，基尼系较低；而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相对多，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少时，少数人口巨富，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少，因小企业数量相对少而就业难，失业率高，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多，结果收入分配就不公平，基尼系数高。

从对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中国各地数据的分析看，2007年，中国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计算，全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只有11个多一些，这个水平大约是日本、韩国、台湾、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5，也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水平的1/3到1/2。中国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还较多，城市就业难的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实际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较少。

从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来看，城市化之初时，农业劳动力逐步地向工业转移；到一定的时期，农业的劳动力需要向服务业转移，并且，工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其劳动力也向服务业转移，最后，在工业化完成时，可能服务业的比率要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80%左右。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形成的增加值，占GDP的40%左右，在其中就业的比率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3%左右。这比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均GDP3200美元时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滞后了30%左右。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过多和城镇就业难的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而现代工业，逐步地集中和聚集，企业规模逐步增大，工业领域中的巨富也在增多；大量的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之中。因此，服务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甚至拉大。因此，从中国各地的发展情况来看，只要是每千人口个体私营企业少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的贵州、甘肃等地区，就业困难，人口从业率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每千人口个体私营企业数量多和服务业发展比率高的浙江、江苏等地区，人口从业率高，城乡收入差距小，居民之间收入分配较为公平。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从企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生产及就业结构等扭曲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也与传统思维中的“公与私”和“计划与市场”，根本没有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结论是：大企业和大工业，形成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可以技术升级，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主要功能是强国；而小企业和服务业，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主要功能是富民，并且缩小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共同富裕。

从中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服务业发展缓慢问题的原因看，中国各地在发展战略上重视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中国创业、投资、经营的体制环境，就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相比，也实在是太差。

前许多年，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在产业上，主要是抓工业，不知道怎么抓服务业；在企业规模上，搞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轻视发展小企业，而且，没有特别的战略和政策，促进小企业的发展。

从体制和政策环境来看，一是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如工商管理等，对个体和小企业准入等管理和审批也太多；二是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执法和监督重复、繁杂、交叉；三是中国小企业，基本上没有从正规体制中融资的渠道，如银行信贷主要贷款给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小企业几乎贷不到款；四是与东亚模式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对于中小企业在法律和政策上，没有实际管用的促进法律和政策。

虽然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注册登记审批方面放宽的力度不大，各种监督执法繁杂、重复和交叉的总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仍然依旧。如果不进行政府管理和金融体制，小企业发展艰难，将会给中国未来城市化带来的就业相当困难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后果。

七、供养和税费负担沉重积重难返

供养规模太大、税费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社会创业、企业和就业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一个国家，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需要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创业、投资和企业，使活跃的经济有足够的吸收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包括给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这样才能使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有业就。上面已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每千人口小企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提供足够的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容量。除了结构上城市化滞后，体制上注册准入管理审批、执法监督、金融融资方面的障碍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政府、政府各部门，以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向创业、投资和企业收取的税费太多太杂，而过多的收费又源自于政府供养的规模太大和无节制的党政公务支出。

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太重。作者在文中进行了大量数据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比如，2007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51549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最保守为85223亿，为当年GDP的33%以上。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般研究认为的发展中国家GDP税费负担率18%-25%为宜的范围。那么，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在于没有控制住党政事业供养的机构和人员规模，党政公务支出的比例较大。

供养的规模越来越大。从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1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考虑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再加上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中的临编和协编人员，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比为5.07%，则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8.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政府收入中党政公务开支比例太大。2007年党政事业在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招、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29425亿元。当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占政府预算内收入的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44%。从世界一些国家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从纳税人承担的行政公务化费上讲，中国政府不能不说是世界各国中比较昂贵的一个。

当然，如果政府的支出及其收费和税收，如果不影响创业、投资和企业，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样的使政府较为尴尬的问题。但是，关键是它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严重地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以及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由于政府税费太多太重，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以及城镇新增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就业困难，并且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2、政府用权力来分配，过多地分配GDP，使政府在DGP中的分配比率过高，而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税费负担太重，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又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少，因劳动力闲置或者失业，劳动参与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下降。结果，是GDP居民分配比率长期趋低，国强而民不富。

从中国税收结构的设计看，主要征税对象是创业和企业，以及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2007年对企业所征的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四项为40229.04亿，占到全国当年税收总收入49451.8亿元的81.35%。各地税务部门还存在着税收年初硬性计划增长、对小企业实行包税制和对税务人员超收奖励制度。如此种种，对创业和小企业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159。其中增值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25%（两税统一以后），个人所得税收45%，个人收入中的23%作为社保缴款，企业则配套上缴员工个人收入的49%作为社保基金缴款。与2008年相比，由于社保基金方面税负的增加，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上升了7点，排名从去年的第五名上升至第二名，仅次于法国。《福布斯》对中国的测算中，还没有包括中国各政府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繁多的收费和罚款等项目，如果加入这方面的政府收入，实际中国内地税负的痛苦指数可能会高居世界各国首位，是世界上创业、投资、经营税费负担最痛苦的区域。

2009年，在许多国家对能大量容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实行轻税费政策时，在许多国家将减税而扩大创业和投资需求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应对就业困难形势时，中国在承受世界就业最大压力的情况下，却不能从税收结构的根本上减轻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不能说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遗憾。

目前的这种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浪费使用资源的机制，与现代的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如不改革，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所向，也与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和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是相悖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和行政体制上，我们最重大的失误是没有建设现代的预算及机构人员编制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及其收钱和化钱管住。1、没有用预算管住党政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膨胀，导致经济和社会供养的规模太大；2、没有将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创业、企业的各种收费罚款权力管住，甚至开了一些口子，形成了收支两条钱、超收奖励、罚款分成这样的极不合理的所谓的自筹资金供养体制，导致乱收费乱罚款合法化和固定化；3、没有将党政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化钱管住，使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支出在政府全部支出的比例太高，虽然这几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向公共服务和民生等调整，但是党政公务支出比例太高，还是有悖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

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彻底的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人民对党和政府执政的信任程度。给中国共产党自己提出的非常尖锐和严肃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在第一个和第九个研究报告中讲到政治集中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发展不平衡和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大国，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条件和环境，必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但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不通过所谓的西方民主制衡机制的建设，而自身触及党政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利益，彻底地改革机构人员编制体制，彻底地改革财政收钱和化钱的体制，严厉地控制住党政事业机构人员膨胀，严厉地控制住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费和罚款，严厉地控制住党政、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化钱？这样触及党和政府自身利益的广泛的体制和制度性的改革建设的根本大事，实际上对于党和国家，是比反贪污腐败更加严峻的一种挑战。

八、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

在本书的第九个研究报告中，我比较了印度、拉美、东亚和中国四种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不可能一样。但是，通过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有的道路，有它的优点，而有的路子明显是走错了。因为从农村社会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需要经过的过程，哪些路走对了，需要我们学习，哪些路走错了，现代化道路上，不能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东亚一些国家的地区，在城市化方面，放开人口流动和迁移，开始时有贫民窟，后来居民富裕后支付能力上升，加上政府财力雄厚后的改造，大部分居民都有了自己的住房，人口没有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同步提高，对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正常发展，充分转移和利用了剩余的劳动力；农业在土地改革后，土地在向规模经营集中，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限制，即使集中，也因规模太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和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提高了劳动参与创造和分配GDP的能力和比率，增加了中等收入人口，保持了一个低的失业率，减少了因失业而贫困人口的数量，人民很快富裕了起来，并且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小，整个转型期间基尼系数很低；政治上实行了集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上实行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既有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对经济发展推动多管制少，经济发展又有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东亚现代化的道路基本上是走对了。

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农业的集中度太高，过快地挤出了大量的劳动力，部分迁移者的居住以贫民窟的方式进行了解决；产业上实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先发展的战略，服务业发展的层次较低；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不直接引进外资，借债发展经济，国内剩余的劳动力不得其用；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小企业发展不足，导致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人口相对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两极分化严重，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到0.55之间，有的甚至接近了0.6；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上，政治体制上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交替，经济上市场和私有经济与计划和国有经济交替，在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承担了与财力不符的福利，福利早熟，导致财政赤字和负债高企；借债发展经济和福利早熟形成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损害了拉丁美洲的金融体系，也是南美暴发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在民主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负增长和80年代的低速增长。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许多方面是有失误的。

印度在其独立后的40年中，城市化方面速度很慢，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30%，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无地农民较多，加上农业比较收益低，许多农民进入城市，居住大量地以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城市中4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工业体系形成的速度较慢，第三产业的层次不高；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但是由于外汇和资金短缺，受到限制，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使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大企业与小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较少，失业率较高，人民整体并不富裕，由于特别大企业和特别大的农场主少，加上其开征财产税来进行调节，印度的基尼系数在0.38左右，比中国要低；在独立后的40年，政治上实了民主的体制，经济上实行了计划经济和部分国有制，使经济发展既没有政治集中的推动力，而且计划和国有经济的效率也较低，经济增长没有动力和活力，导致印度独立后40年，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印度在战后现代化的道路上，失误的方面也很多。

九、风险、十字路口和发展的“中国陷阱”

在全书的后5章中，包括第一个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报告中，我们深入地讨论了相互关联的一些中国经济和社会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的问题。通过本书九个研究报告的分析，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或者原路退回。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是，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

首先，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

这种发展模式下，GDP也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工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因此，继续往前走的巨大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工作岗位；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我认为保守在10%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30%。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还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政治上翻车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中国许多地区暴发群体性事件，其中青年的创业、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能不是一个深层次和最基础性的原因。

其次，在从农村社会各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方面，我们还能继续朝着对城市进程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

这样的道路似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有利。其实仔细讨论是不然。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得下。未来最危险的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要比城市快得多，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比贫民窟存在的印度和拉美还要严重得多。

而由于耕地和宅基地体制，农民不能从农村中退出，一是剩余过多的劳动力，对农业的逐步集中规模经营不利，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的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二是农民既不能在城市中永久居住下来，但需要临时居住，需要给城市化分配一部分土地，其农村的宅基地又不能充分利用，进城的农民两栖居住，并且其子女还需要宅基地，还要扩大居住面积，结果全国居住需要的用地更多。

再次，我们还能继续朝着农民转移速度慢、使相对多的农业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忽视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发展，服务业比例总是难以调整，国家税费在GDP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高，对住宅等资产不收税，不开征遗产税，等等道路上走下去吗？

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在增加值比例日益下降的农村中，用加大投入和发展农村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只能使差距越来越大；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还没有想出办法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闲置和失业严重而贫困人口较多，只能是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而政府税费对GDP分配比率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太恶劣，还抑制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日益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人民不富裕。结果是分配越来越不公，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我想，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将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和财产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视行为。长期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与东亚模式比较，GDP的分配和使用偏重于政府，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裕起来，将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影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任。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并下降等发展的“中国陷阱”之中。

学者们大量地讨论了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 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最终会超过拉美，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极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从在十字路口调整道路，避免跌入“陷阱”的难点看：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30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一些道路上走下去，以及体制问题面临的危机；二是利益梗阻，地方政府的（如土地和房屋财政等）利益，部门利益（收费罚款等），集团利益（如垄断性国企领导和员工的利益），阶层利益（如开征房产税对已经有多套房阶层利益的影响）等等，可能使改革财税体制、实施阳光财政、国企利润纳入预算、改变税收结构等等，旨在减轻创业就业负担、降低房价、防止两极分化的改革，不能有所进展；三是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越严重，难度越大，改革起来越困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会出大的动荡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享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的，“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

中国向何处去？！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之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

十、发展不能忘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搞阶级斗争，经济上，生产资料城乡实行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实行计划经济，劳动者按分配，但是曾经想多次取消。实践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没有活力，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很低，实质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解放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15日，他又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转向了发展生产力，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来，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总体上的是成功的，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贫穷的平均，不是社会主义。从另一方面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在1990年12月24日，他也说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在经济发展上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在共同富裕方面，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严重的问题：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趋势仍然处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民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属居民间分配不公平问题较为严重国家之行列。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改革开往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经济体制的选择，有利于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有利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解决安居乐业这样的民生，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实际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于这新一个新的课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结果偏离了邓小平同志讲的共同富裕，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人就会乘机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失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人民群众也会对我们的执政失去信心。我想，从这个方面看，说句实话，我们仍然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在传统和静态的农业社会中，搞一个分配平均的农业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象一些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的北欧国家一样，搞城市化水平非常高，人口大部分都在城市情况下的社会主义社会。

30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个体私营与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并责难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总根源。他们也提出，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需要重新回到国有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是经济从落后向发达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必须得经历基尼系数拉大这样一个过程。国外有的学者也议论，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有办法，但是，对消除贫富差别没有能力和没有办法。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难题：是走回头路，到过去的旧体制上去吗？是没有能力和办法控制住两极分化，还是有能力和有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并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东亚、印度、拉美的比较，通过我们自己各省区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在二元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办法，来控制住两极分化，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理想。

十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五项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大的规律和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想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的政策，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一）推进城镇化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需要从过去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通过推进城市化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如果从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是，如果两项综合，就成为了0.47。因此，城乡差距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原因。这种分配不公，是二元结构转型造成的，不是在公与私、社与资、计划与市场等方面做文章所能解决的。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多如牛毛，许多理论和政策思维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人口规模不变的视体来考虑问题，理论上是在农村和农业中发展新型的合作等集体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投入。有的学者也提出，中国近60%的人口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当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农业社会主义和加大“三农”投入，把建设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吗？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大的趋势是，农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也是谁也挡不住的社会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93%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家庭农场是组织成本最低，经营管理范围经济，效率最高的形式。试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我们即使在农村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设了很好的集体经济，但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这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长久普遍地在农村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未来全国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假如未来全部劳动力为8亿，也有4000万农业劳动力之巨，在18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两个劳动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积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90亩，如果仅种粮食，只能是微利保本，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看，从与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的演变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拉美那样的耕地规模上万，甚至十几万亩的两极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

在本书的多个地方分析到，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数之所以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滞后和转移速度相对比农业生产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农村相对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分配相对少的在农业和农村中形成的增加值。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以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乃至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并使之缩小。

从这一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思维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要从过去建国后，搞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要顺应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来消除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二）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及服务业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二，是通过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和扩大服务业，增加就业，富裕人民，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浪费很大，创造的财富相对少，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靠走回头路，去谋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学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来缩小三大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我们要看到，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果不从创造更多的财富出发实现公平，而是盯着现有的并不雄厚的财富，更多的精力，甚至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结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拉美陷阱。

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动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有活力，才能更多地创造财富，而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为什么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

3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弥补建国后耽误的30年的时间，尽快赶上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做了艰苦的努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东亚、拉美、印度、中国四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看，从中国各地30年来不同的发展类型看，回头深思一下，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方式：1、在经济发展的企业规模结构上，各地各级政府重视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GDP增加快、财政税收多；从战略、体制、政策等方面，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环境较为恶劣；结果，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其利益主要是大资本与政府之间分配；而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业而减少失业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却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分配不均衡一个发展模式上的深层次基础。2、在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产业，虽然在增加值占GD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产业由于劳动者成本的上升，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需要用相对越来越多的资本容纳相对越来少的劳动力，甚至要从工业部门中挤出劳动力来，而能大量发展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在同样的人均GDP水平上，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增加值滞后了20-25个百分点，就业比率滞后了25-30个百分点。在现代分配流程上看，工业越是现代，资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务业发展越是充分，劳动就会分配得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减少。

有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来实现公平。实际上，国有经济由于组织成本太高，在小企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中是很难生存的。而且，实际的经济流程中，国有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只能使资本、在大企业中的领导和员工及其政府分配的越来越多，使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格局恶化。

笔者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发现，所谓的去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如拉美曾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可能最高的地区；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实行了计划和国有经济，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普遍富裕。反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了小企业，扩张了服务业，其社会财富较为公平，基尼系数是发展过程中最低的地区。令传统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可能尴尬的是，印度和拉美，在发展国有和计划经济以及大企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没有少努力，但是，结果或者是人民并不富裕，或者是贫富两极分化；而过去曾被我们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量发展小企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基尼系数较低，社会财富分配较为公平。这说明，我们过去的，要达到社会公平途径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从各国，包括中国各地实践和结果的检验看，可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需要提出的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人，也需要解放思想，要公平非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莫属的思维定式上摆脱出来，务实地汲取东亚模式社会经济公平发展的经验，鼓励创业，促进能使人民富裕的小企业的发展，促进能使劳动力参与创造并同时分配财富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保持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富裕，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小企业，业主一天经营和劳作时间很长，有的要到处跑市场，要冒经营亏损的风险，一年也就可能赚5-10万元钱；而我们国有企业的一些中高层经理人员，一些效益较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一些东部财政税收状况较好地区的公务员，一些能收费罚款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职员，其年收入都要超过这个范围。前者我们将其归为被我们贬视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后者却属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范围。这样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划分，是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呢？

能使人民富裕的创业和小企业，应当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经济，是能从最基础的创造和分配财富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能大量地容纳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定义为人民经济。大量的个体和小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上能使大量小企业发展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闲置和失业而形成的低收入甚至贫困的人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内在并且有活力的机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不应当再以公和私而论之，将其视为被忽视，甚至被限制的经济范畴。（三）开征财产税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三，是用现代税收等经济手段，鼓励创造财富，抑制积累财富食利，防止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1978年以来，在结构和体制双转型中的中国，不论是依靠辛勤工作和合法经营积累的财富，还是依靠政策漏洞、计划与市场双轨，甚至走私等途径进行的财富积累，炒股炒汇炒地企业改制上市等积累的财富，党政公务及行政事业工作人员灰色收入积累的财富，…，总之，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社会今天少数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也是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房屋是居民不动产财富的一个最大项目。若不提早防范，中国导致两极分化，将会从住宅资产的积累和集中开始。从目前居民和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看，已经分别超过8和22，从需要住宅的居民看，城市中有85%的家庭已经没有购买住房的能力了。（1）形成两个阶级。如果以后，在中国城市中15-20%的有许多房屋资产的家庭，将住宅租给80-85%的家庭居住。并且，前者依靠出租房屋资产食利，后者将工作报酬的30%交给房东，实际上就形成了有财产和无财产，食利和被食利的两个阶级。（2）严峻的中国式城市化的恶果。中国因为不容许贫民窟存在，城市中目前房地体制下的房价又奇高无比，农民虽然进得来，但是，不可能留得下，结果是人口剧烈流动、家庭妻离子散、青壮年在城里贡献，老年回到乡村，乡村老龄将会远快和严重于城市。（3）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从土地利用来看，农民不能从农村中退出，城市里即使出租，也需要有他们居住的地方，两栖居住，所用和浪费的土地比他们从农村退出，到城市中永久居留，多得多。而且，如果没有手段抑制对房屋进行投资和投机，一家购买多套，甚至十几套房屋，中国还需要建设住宅的耕地3-4亿亩左右。

有人认为，土地的集中会导致两极分化。实际上，如果一户农民，耕种90亩地，每亩收益200元人民币，年收入仅18000元，每个劳动力仅9000元，每月收入仅750元；而一个城市家庭，如果有十套房屋，每套每个月租金2500元，一年全部租金为30万元，是拥有90亩地农民年收入的17倍！到底是农村的土地集中会导致两极分化，还是城市中住宅资产的集中会导致两极分化，难道还不能显而易见吗？！

有学者认为，中国城镇的居民买不起房屋，可以租住。我认为，这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民族文化是不相符合的。台湾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水平达到了65%，而城市中居民自己有房屋的占85%；澳门居民目前自己有房的达到80%；中国人到欧美，省吃俭用，都要买自己的一套房子。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千百年形成的民族文化相适应。让85%的城市居民没有自己的住宅，去租用15%房东的房子，这既违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

问题是怎么办？

前几年曾经讨论过私营企业家们的原罪话题，有的学者，包括相当比例的舆论认为，一些企业家，包括一些非企业家家庭财富的原始积累，不是辛勤工作和合法经营所得，而是灰色领域，甚至是黑色领域中的收入，应当追究他们的发家致富的原罪。从道理上看，我认为应当加以追究。实际上，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建国初，我们都用过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革命斗争的办法，来均贫富。我们今天还能用这种办法吗？从务实的角度讲，从现代法治社会讲，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一是过去法律、体制不完善，一些财富的积累，说不清楚是违法，还是合法；二是许多财富进入了投资，进入了企业的经营，如果大规模查抄，必然会影响许多企业的正常运行，给生产、就业、税收带来巨大的损失；三是许多灰色和地下收入，清查成本很高，耗时很长，事情错综复杂，会形成一次革命运动，还会伤及许多无辜。

笔者认为，在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用经济和法制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以社会震动最小的途径，防止财富的两极分化和收入的贫富不均。

最有效的，就是开征一般和累进的财产税。1、财产普查和登记。第一阶段，不论财产来源，不论普通公民，还是党政和行政性事业公务员及职员，国家在第一阶段，对家庭的不动产、存款等等进行登记，对年收入进行纪录，并且，对个人进行保密；第二阶段，对于官员及其家庭财产，在时机成熟时，平稳地进行公开。2、财产税分为两种：一是对房产征税，对每人使用面积35平方米以内的，每年按照房屋市价的0.5%征收房产税；对于超过35平方米到70平方米的，征收1%的房产税；对超过70平方米到100以内的，征收1.5的房产税；对100到150平米的，征收2%的房产税；对超过150平方米以上的，征收3%的房产税。二是财产赠予和遗产税，当事人将财产赠予和转移给相关人或者继承人时，分别征收20%的赠予税和50%的遗产税。财产捐助公益事业的，可实行免税。房产税的开征，将非常有力地抑制多套房的集中和积累，增加房屋的有效供给，抑制房屋的投机性需求，平抑房价，减少房屋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而且，是防止城市居民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最重要机制。

笔者认为，用以上非革命和非暴力的办法，用现代税收手段，用配套的法律保证，用两三代人的时间，实际上，完全可以逐步地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化。美国各州征房产税1.2到3%不等；台湾房产征税，住宅用1.38%到2%，非住宅用和营业用3%到5%；2006年起韩国政府下调了房产税税率，对房产价值超过6亿韩元的房主征收综合房产税，税率为1%～3%。可见，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都为了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开征房产税。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价值观就是共同富裕，却不开征房产税，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深究起来，我们目前实行的是一种鼓励依靠资产食利，鼓励污染和浪费性使用资源，而不鼓励创业和创造财富的税费政策。税收和收费罚款，82%和80%来自于创业、投资和企业；而对财产几乎不征税，资源税非常低，而且对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征税也较低。这种税费结构，从结果上看，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与科学发展观，根本上是相悖的。

印度现阶段的基尼系数为什么比中国低，社会财富的分配为什么比中国公平？其原因和未来趋势，（1）它的发展阶段正好处于中国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阶段，中国那时的基尼系数水平与印度目前的水平相当。（2）印度用财富税平均资产，无论是居民公司还是非居民公司，其特定净资产的价值总计超过150万卢比，则应按1%的税率缴纳财富税。（3）其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要多一倍，而且产业结构中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服务业的比例要比中国高。（4）但是，随着印度工业化的进程，如果其城镇中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增加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如果缓慢，其基尼系数就会如同中国一样逐步上升，十几年后，可能会攀到0.5左右。（四）管住和改革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四，是严厉管住政府各部门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寻租机会的设置，严厉管住政府的收钱和化钱，防止政府权力过强侵蚀GDP中居民的利益，防止税费过重而抑制富民的小企业的发展，防止党政公务开支过大而侵蚀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国在未来30年中，还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强有力的集中领导，理由主要在于：（1）人口剧烈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保持社会的稳定；（2）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等等，缩小发展的差距；（3）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结构转型期间，更加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保持国家的团结、安全和统一；（4）从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看，在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型阶段，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经济增长都不理想，而实行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则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人民也较快地富裕了起来。

而议而不决和无力集中资源的印度式的民主，各地割剧的菲律宾式的民主，红衫军和黄衫军对垒的泰国式的民主，计好选民而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的拉美式民主，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顺利转型和经济的稳定增长，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象新加坡一样，需要政治上集中的一党执政，通过一党执政的比较优势，谋求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来顺利地完成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但是，实行中国共产党政治上集中的领导，学界有一个顾虑，人们也有担心，即没有多党制、新闻自由的制约，中国共产党能管住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的膨胀吗？能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单位，多设置审批、注册登记、执法、检查、监督、年检等寻租机制吗？能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向人民随意收钱吗，乱收费、乱罚款，甚至乱收税吗？能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将收上来的钱，更多地化向自身吗？

我们一方面在加大力度在反对腐败，另一方面，却因部门利益，却因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能过立法、下发条例、出台实施细则、颁布各种文件，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寻租机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产生腐败的条件。结果，一方面，使反腐败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作量越来越大，腐败案件却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地方创造性的工作，推动经济发展，却受到中央各部门条条框框的限制；地方要到中央来跑部立项，跑部钱进；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繁多和重复的注册登记、审批、年检、检查、执法、收费、罚款等等制约，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的环境十分恶劣，创业困难，小企业发展数量不足，服务业也得不到扩张，实际失业率奇高，大学生难以就业，收入难以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增长，消费难以扩大；而政府用权力收税，收费和罚款，小企业少又使居民劳动参与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比率低，结果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并使得GDP中居民的分配比率越来越低，国强而民不富。这就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旨，更重要的是，很高的失业率，国强而民不富，再加上贫富不均，将是导致中国未来社会动荡的最基础的动因。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在中国是公务机构，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的机构、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包括很多行政事业性机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是党最后拍板建立的，是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和党的委员会任命的，党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共产党员的相当大比例在党政事业单位之中。从经济学的上讲，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事业机构，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利益。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机构，要通过自己的权力向纳税人收钱；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要有自己的办公条件；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人员需要发放工资和福利等；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还有连带的他们家庭和亲属的利益。在多种所有所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下，在一党执政的环境中，如何保证党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的利益不无限膨胀，保持一个执政为民和为民服务的党政和行政性事业体系？这不能不是一个难题。

可以看出，不仅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中间，领导我们民族向现代化努力的中国共产党，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间。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先进，不等于今天先进，今天先进，不等于明天还能继续先进，今天执政，不等于明天继续还能执政。中国共产党向哪里去？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强又民富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要管住党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膨胀，要改革仅仅依靠编制部门控制编制和人员膨胀的无力无效体制，转变为编制和预算相协调来严厉有效控制机构和人员膨胀的体制。不能党和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机构，组织部门考察领导干部，人事部门配备工作人员，尔后要求财政部门拨付经费，如果财政没有钱，则由发改委物价部门给以收费罚款权，依靠收费罚款来供养自己。结果养机构养人需要收费罚款，收费罚款养更多的机构和人，更多的机构和人需要收更多的费罚款，导致创业、投资和企业的经营环境十分恶劣。一个原则是，财政预算有钱，可以建机构，进人员；无钱，则不能建机构，不能进人员。

其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需要坚决克服部门阻力，进行制度理顺和制度规范，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听证形式，大规模地清理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审批、核准、备案等权限和事项；清理过去颁布的法律和政府及各部门颁布的条例和实施细则等，废止其中部门权力、部门利益和限制人民创业、投资和经营的诸多条款，特别是清理容易使部门机构和公职人员寻租的一些法律、条例、细则上的设置。只有这样，才能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既有一个政治集中的发展经济的保证体制，又有一个能使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的宽松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铲除形成腐败的条件，既降低了反腐败的成本，减少了反腐败的工作量，又保护了党政及行政性事业中工作的干部和职员，还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经济发展创业、投资和经营的活力和动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需要克服自身的利益，需要克服自己领导下的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社会听证制衡制度，一定要形成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钱和化钱行为。一是要坚决推进清理和取消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繁多的收费罚款权力和项目的改革，废除目前给许多部门和机构设置收费罚款项目、收支两条钱，潜规则中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体制，杜绝办事和建设经费自筹办法，将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由财政来拨款供养，它们的办公楼和车辆等项目，也由财政拨款采购和建设。二是要设定一个法定的比例，即政府的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25%，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开支，不得超过15%。当然，目前政府实际收入的比例较高，而党政及事业开支的比例则太高。“十二五”期间，政府改革需要制定一个计划，逐步地将两个比例降低下来。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特别是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社会听证这样的形式，限制和约束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化钱的权力和行为，实行阳光预算制度，预算更大程度上交由人民代表大会来编制和仔细审查，一些重大的开支项目，建立社会听证制度，由人民来决策。

中国共产党人能触及自身及其相关的利益，坚决推进上述改革吗？我认为能，我充满信心。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中国共产党人许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动机就是为全国劳苦的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日子。今天，我们的执政和工作的条件，要比中国共产党的先烈们革命的时候好千万倍；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实现先烈们国强民富和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割舍其领导下的政府利益、政府各部门及行政事业机构的那些阻碍经济发展，妨碍人民群众创业、投资和经营，影响人民就业和富裕的许多审批权力、收费罚款利益吗？

当然，也有一种担心是，中华民族，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利益阻力，不能坚决推进改革，限制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事业性的权力和利益，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在GDP中收和化的太多，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环境恶劣，小企业不能发展，服务业得不到扩张，虽然各级政府也能用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包括建设基础设施，甚至办公大楼这样的方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农村过多的剩余劳动力不能相应地转移，劳动力不能相应地就业，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较慢，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国内消费能力过低，将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长期积累，难免动荡，必定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经济和社会会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使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蒙受重大的挫折和损失。（五）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五，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提供较为均等的公共服务；建设较为完善、逐步提高水平和全覆盖的养老、医疗、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对发展水平低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建立平等的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资谈判和合作机制。这些，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讨论的设计，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上要进行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主要精力要从主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转向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扩张服务业；主要精力从主要用发展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强财政强国，转向为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减少失业人口，富裕百姓。

我们要从生产资料和资源配套方式上想办法调节收入和财富，来谋求共同富裕，转向用税收等手段调节。特别是对创业、投资和经营这样的创造财富的行为，轻税费；对依靠财富食利的行为，要征税，并且累进，和平地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一个强有力的有执行能力的政府，保证我们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并对经济发展有推动能力；也需要中国共产党克服自身的利益，面对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权力和利益，坚决推进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轻对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费，创造一个宽松和良好的环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活力和动力，进而在国强的同时使人民富裕，并且是共同富裕。

总之，我们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进行正确的模式转变，进行深度的调整，再经过全国人民30年的艰苦努力，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第一篇 回顾现代化的历史与认清未来的重点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未来发展的任务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实现发展的现代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百多年追求的梦想和目标，从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国的现代化包括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这样的更加广泛和更丰富的内涵，在中国还包含有市场化这样特殊的体制转轨方面的内容。本文拟就中国目前现代化可能达到的程度，中国未来30年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所处阶段，未来30年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有利条件，并就应当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等，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1]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每个时点上，通过对比的指标，可以衡量中国达到现代化的程度。但是，现代化是一个包含许多方面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包括了人文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文化领域中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性与全球先进文化的结合化等等。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既包括人均GDP这样重要的发展水平，也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即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等等的转型。[1] 何传启：“现代化概念的三维定义”，《管理评论》，2003年第3期。

一、清民的百年耽误和建国初的现代化程度

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何传启将现代化过程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1]。我们这里先考察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那么，第一次现代化应当有哪些衡量的主要指标呢？我想能量化的应当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性指标，人均GDP，反映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经济结构性指标，非农产业化率，即第二和第三产业GDP占总的GDP的比率，反映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程度。三是社会结构性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率（逆指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反映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型进程。四是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大学普及率，社会保障综合覆盖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这些表明了一个国家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治安状况、人民生活幸福等方面的社会进步程度。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计算，中国GDP规模占世界GDP总量在1700年和1820年时，分别为22%和32%，[2]由于中国晚清政府对外关系上闭关自守，政治经济体制上因循守旧，知识上排斥科学科技，加之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GDP规模占世界总量的比率到1949年时下滑到5%左右。从182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中国从强盛走向衰落，经历了100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建党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逐渐调整了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全国各中心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苏联式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主要依靠广大农民，从游击战到大规模运动战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阶段跨时28年。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为当时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的21%左右。（1）经济发展方面，以1978年人均GDP和美元汇率倒推法计算，1949年时，由于战争破坏，人均GDP为15美元，1952年时，经济恢复三年后，人均GDP为25美元。[3]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当时依次为美、欧、苏、日，我们取当时日本人均GDP110.0美元为我们参照的现代化的标准值，则1952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当时现代化进程的22.7%。（2）1952年时，中国GDP第一、二和三次产业结构为59.70∶10.00∶30.30，以日本26.00∶31.80∶42.20为参照标准[4]，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也即工业化方面，我们完成了当时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31.23%。（3）中国建国初农业劳动力比率为83.50%，城市化水平为10.60%，按照日本1950年农业劳动力比率48.35和城市化率37.5%为标准，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程度为30.10%。但是，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时，农业比率仍然很高，如果取欧洲和苏联的中值，中国1952年时的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在20%的水平上。（4）中国解放初在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服务普及率等方面的数据很难取到，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估计社会发展方面的现代化水平至多处于10%的水平上。综合上面数据，20世纪50年代初时，中国处于当时现代化水平的21%。[1] 何传启领导的课题组研究认为：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内涵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特点包括：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专业化、理性化、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技术化、标准化、公平性、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大众传播等。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内涵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特点包括：知识化、信息化、郊区化、城乡平衡、绿色化、生态化、自然化、创新化、国际化、多样化、休闲化、个性化、妇女儿童权益、普及高等教育、终身学习等。转自李斌报道：2006年2月7日新华网。[2]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3] 胡鞍钢：“知识与发展：中国新的追赶策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文中分析，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15倍，美国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9.8倍，俄罗斯相当于中国的5.5倍，日本也相当于中国的4.4倍。[4] 为日本1950年数据，见《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二、建国后30年现代化进程只推进了9%

1949年建国到1978的30年，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不得已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度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战略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闭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一）建国后经济发展极其缓慢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不到1%。[1]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35%，人均GDP增长只有2.33%。[2]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3]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4]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5]（二）城乡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型震荡和停滞

从社会结构转型看，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初，中国人口城乡结构转型先是大起大落，后是几乎停滞。中国城乡人口的比例：1949年为10.6∶89.4；1958-1960年大跃进，人口向城市转移过多过快，1960年时城乡人口比例为19.7∶80.3；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时，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逆转移，比例大幅度下降到了17.3∶82.7，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8年，城乡人口比例为17.9∶82.1。1952-1978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6.5倍，城镇人口比重仅上升了5.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与城乡结构之间严重扭曲。1980年时，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近10个百分点。1950年时，韩国城市化水平为27%，1980年时，上升到48%，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比韩国的差距拉大了20个百分点。从全国的人口城乡结构看，改革开放初时，82%的人口为农民，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状态。[6]

GDP和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前面已述，也是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从产业结构看，建国30年中，农业生产总值下降缓慢，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更加缓慢。1950年中国GDP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9∶29∶42，1980年时为21.6∶57.8∶20.6。纵向相比，农业份额下降速度较慢，第三产业比例大幅度萎缩。横向相比，1980年时，发展中国家的GDP结构平均为24∶34∶42，中国的工业化超前，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而从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50年为86∶6∶8，1962年为82∶8∶10，1980年为68∶19∶12∶同期，韩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从1960年的66∶9∶25，转型到1980年的34∶29∶37；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从1960年的71∶11∶18转型到1980年的56∶16∶28。从GDP和劳动力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的分布看，我国除了工业化超前外，1980年的水平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仍然是一个落后和传统的农业国家。[7]（三）技术进步逐渐落后

建国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导致我国建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的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匮乏。（2）科技人员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受到歧视。知识分子排为臭老九，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被指责走白专道路；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压制；特别是1966年后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芜了一代人的学业，耽误了一代人的事业。（3）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为要通过外语才能看到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当时的环境中会当成里通外国，被认为是敌特分子。实事求是地讲，建国后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直不容乐观。

建国后3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有这样一些特点：（1）国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对于奠定我们当时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进展很慢，特别是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有些工厂使用的还是日伪时留下的技术十分落后的机器设备。（2）研究立项可能不少，能产业化应用的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没有激励政策，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节，一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不能应用于实际，不能大规模产业化，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3）虽然对外交流方面比较封闭，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技术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我们从愿意为新中国提供帮助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集中在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矿山、机械、电子、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第二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苏联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主要引进补缺门的关键性生产技术，引进规模小，但影响大，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工业项目上，而且引进了一些中小型项目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3-1977年，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进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8]在20世纪国外新一轮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学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进步中，1978年时，除了较少的项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空白。虽然建国后，我们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9]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四）工业化超前但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很弱

交通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规模，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88.8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为66.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1229公里/万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公路16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和4倍，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5715公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4.65倍。通讯方面，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则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10]

工业体系方面，建国后纵向比较，有长足的发展。整体上看，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纤和电视机，1949年我国根本没有产量，1980年这两项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品产量，世界各国相比较与水平还是很低。如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121公斤，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168公斤，墨西哥人均原油产量1369公斤；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36.7公斤，发电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11]

20世纪50年代，通过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了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发电设备、化工机械、炼油、采油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绝缘材料等制造工厂；60年代，在第一次引进的基础上，填平补齐，引进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所需要的新材料、新仪器和新设备，经过70年代的引进建设，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经过几次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汽车、拖拉机、飞机、军工、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12]但是，从技术层次、装备状况、产业结构、生产规模，以及所处时段看，当时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总体上也只是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五）现代化进程从建国初的21%到1978年的30%

建国后的30年，即1978年时，中国发展水平总体上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30%的位置上。（1）GDP总量为3645亿元人民币，人均381元，按照汇率合人均224美元。保守地按照当时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人均GDP5000美元计算，1978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为第一次现代化的4.48%。（2）第一、二和三次产业结构为28.1∶47.87∶24.94，按照第一产业10%以内和第三产业55%的第一次现代化标准，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也即工业化方面1978年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58.6%。（3）农业劳动力比率为70.5%，城市化水平为17.92%，按照标准，1978年时，虽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较快，但是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程度只有27.7%，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4）1978年时，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只有1.56%，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6.24%；成人识字率为65%，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68.4%；平均预期寿命为67.9岁，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92%；医疗卫生服务普及率为309万人口/医生和护理人员（不包括赤脚医生），为第一次现代化2000人口/医生和护理人员的6.4%；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退休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率较小，以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发放退休工资为主，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医疗在城市由单位报销，农村有合作医疗，因此，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可能为第一次现代化的20%左右；婴儿死亡率约为50‰，达到第一次现代化水平的70%。如果将各项按照20∶5∶10∶15∶40∶10的权重计算，中国在1978年时，社会发展的水平为第一次现代化的28.95%。综合以上分析，1978年时，中国总体上只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30%，处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上。[13]

从解放初到1978年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横向与日本等中低水平的现代化国家相比，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的22.70%倒退到了70年代末现代化的4.48%，在这30年中，生产力发展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最快，第二产业GDP比率从10%提升到了近48%，工业化进程较快，综合看，这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从建国初的31.23%推进到了58.60%；在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程度方面，从建国初的20%推进到了27.7%，30年中只推进了7.7个百分点，与同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相比，农业劳动力比率的下降和人口的城市速度非常缓慢；而在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方面，则从10%推进到了近29%的水平上，30年中推进了近2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等方面指标的现代化成就非常显著。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缓慢，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建国初到1978年时，只推进了9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使人非常遗憾的时期。（六）经济和社会发展整整耽误了30年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象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14]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当时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人民币。根据东亚国家转型期间货币普遍升值100%-200%的规律，我们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没有建国后左的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干扰，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时，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在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发展方面，可以说，整整耽误了30年。如果从1840年中国备受列强各国侵略算起，则中国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被耽误和推迟了140年之久。

总之，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成功实现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主要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1978年以来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依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业，将其坚持了至今，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1] 刘霞辉等：《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联合出版。[2]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3] 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4] 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8月31日。[5] 根据198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1》数据整理。[6] 文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版、《198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整理。[7] 文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版、《198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整理。[8] 佘晓明：论建国后四次技术引进与工业化进程，指导老师：苏少之，载于jyw.znufe.edu.cn/pub/znjjslt/rcpy/sbxt/t20060520_5239.htm。[9] 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1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1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12] 佘晓明：论建国后四次技术引进与工业化进程，指导老师：苏少之，载于jyw.znufe.edu.cn/pub/znjjslt/rcpy/sbxt/t20060520_5239.htm。[1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有关数据计算。[14] 根据麦迪森的计算，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的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4.35%。

三、1978-2008：推进了现代化的38.5%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就2008年看，中国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的发展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主要的分析为，（1）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看，经济增长速度约为9.3%，GDP总量约30万亿元人民币，年中人口约为13.25亿左右，人均GDP2.26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折为3315美元。中国GDP的规模也从1978年占世界总量的不到1%[1]上升到6%。第一次现代化人均GDP水平约为6500美元，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51%。（2）从经济结构方面看，三次产业GDP结构为11﹕50﹕39，第一次现代化中第一产业GDP比率在总量的10%以内，从这点看经济结构方面中国似乎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98%，但是，第二产业的比率要比通常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平均35%的水平高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却要比平均55%的水平低16个百分点，工业化内部结构偏差非常大。因此，如果将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则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79.4%。（3）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统计上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为40%左右，估计实际的农业劳动力比率可能为30%，城市人口比率为46%左右，分别为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10%和80%水平的77%和57.5%，综合来看，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67.6%。（4）从何传启教授研究的结果看，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中国在大学普及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等指标方面，均达到甚至超过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2]然而，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何教授的研究指标中一个缺憾是，没有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如果仅计算养老和医疗两项保险，分别按照权重70%和30%计算，城市人口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约为50%，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约为70%，城市两项保险综合覆盖率为56%；农村医疗覆盖率约为80%，养老不到3%，两项保障综合覆盖率仅为26.1%；按照全国人口比率，两项保障的综合覆盖率为40%，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为90%，考虑其他险种，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最多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44%。按一定的权重考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完成了现代化的76%。[3]

那么，2008年中国在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51%；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如果将三次产业的中国值与平均标准值综合比较，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79.4%；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67.6%；而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安定和公民生活的非常重要性，如果取社会保障项的权重为40%，则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76%。将四个方面的权重各为25%考虑，2008年中国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如果按照1%～33%、34%～66%、67%～100%将现代化分为前、中、后期，中国刚刚进入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后期阶段。

从1978到2008年的数据分析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奋力走完了第一次现代化近40%的路程，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时只完成4.48%的水平推进到了51%的水平上，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是非常显著的；而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看，由于建国后的30年中，我们推进工业化较快，加上改革开放后30年服务业发展纵向比虽然较快，但横向比仍然滞后，因此，经济结构转型现代化的进程从1978年的58.6%只推进到了79.4%；社会结构转型方面，改革开放后30年中，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下降很快，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从27.7%推进到了67.6%，推进了近40个百分点；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入学率的快速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的建设，使社会发展第一次现代化的水平从1978年的28.95%推进到了76%。因此，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发展方面，综合衡量，在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方面往前推进了2/5的历程。

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和复兴的最辉煌的30年。[1] 刘霞辉、张平、张晓晶等：《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2]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 依据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5月19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qttjgb/qgqttjgb/t20090519_402559984.htm。

四、现代化的差距与最重要的几项任务

纵观历史，中国从1820年的强盛到1912年清帝退位以及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经历了近100年的时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到2008年，我们经历了近90年的历史，其中夺取政权用了近30年，建国后无产阶级专政下探索和“折腾”了30年，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大发展了30年。特别是在最后一个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了40%的路程，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了68.5%的水平上，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伟大事业和奇迹。

邓小平同志提出，20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离第一次现代化的完成，还有30%的路程要走。离2050年，还有40多年，我们在1978年以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推进了40%，相信第一次现代化余下的30%中的大多数任务，保守估计，将会提前在2030年时完成。到2040年完成中华民族的第一次现代化为止，近120年的历史，如果将我们党和国家的革命和发展以30年为一个周期，我们已经过去了3个30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30年，即现代化的后期阶段，一个新的轮回、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

那么，在第一次现代化的后期，在第二次现代化与第一次现代化交叉的阶段里，在未来的30年中，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呢？实际上，上述经济、社会、科技与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终值差距较大的方面，就是未来30年我们需要用最大精力解决的问题和最大努力完成的任务。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和差距。图1-1 2008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差距[1]（一）GDP差距与经济发展为中心决不能动摇

1978年以后，由邓小平同志主导，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为中国真正从20世纪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奠定了大的方向。从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看，按第一次现代化的标准，按照目前的标准看，人均GDP在2040年时达到6500美元的水平即可，但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人均GDP水平，随着世界各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一个不断被提升的指标。发展是硬道理，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三十年中，紧紧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虽然我们按照第一次现代化人均GDP6500美元的标准已经推进了51%，但是，前面已述，未来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在增长，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也在增长，第一次现代化的人均GDP标准还将持续地提高。因此，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避免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干扰，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是我们在2040年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基础。

考虑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强劲，劳动力丰富和便宜优势还将在中长期中存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将加快，人力资本的质量在提高并形成大规模的积累等因素，如果从2009年算起，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前12年还会平均以9%的速度增长，中间10年会平均以7%的速度增长，最后10年也会平均以5%的速度增长，以2008年GDP30万亿现值为基数，2020年、2030年、2040年时，GDP总量分别会达到84.38万亿人民币、166.00万亿人民币和270万亿人民币。如果2020、2030和2040年的人口规模分别为13.68亿、14.12亿和14.5亿，按人民币对美元分别为1∶6.83计算，中国GDP规模将分别达到12.35万亿美元、23.30万亿美元和39.53万亿美元，则中国人均GDP在2020、2030和2040年时，按2008年末汇率分别将达到9027美元、16501美元和27262美元。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中国GDP规模将从目前占世界GDP总量的6%上升到13.69%，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0%，2040年时，将会恢复到170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恢复到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中华民族经过近2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在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二）第三产业能不能快速发展事关全局

从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和任务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决定经济结构转型方面能否完成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看，经济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发展超前，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并且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们还面临着第二产业的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因此，如果不从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第三产业比例将非常艰难。

2008年三次产业GDP结构为11∶50∶39，到2040年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率需要从目前的11%下调到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需要从目前的50%下调到30%以内，而第三产业则要从目前的39%上调到65%以上，届时，GDP的三次产业结构格局为5以下∶30以内∶65以上。从具体的产业看，农业需要规模化和现代化，使少量的劳动力和增加值，为众多的人员提供丰富和安全的食品。工业方面，由于城市化转型，对住宅和耐用消费的需求，重化工业的发展，将还会持续一个阶段，但是需要提升技术水平，降低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严格控制三废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且通过技术和品牌的创新，提高中国工业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服务业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最为薄弱的一个方面，由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服务业比率过低的扭曲，是中国GDP资源消耗和排放量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国目前劳动力就业容量相对较小和压力非常大的成因。2040年服务业增加值至少达到65%的水平，今后30年我们需要每年在GDP总量中提升第三产业近一个百分点！能不能在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战略、体制、政策，是能不能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三）人口城市化和就业结构非农业化，特别是服务业化至关重要

从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和任务看，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转移农业领域中越来越剩余的劳动力，包括推进目前已经滞后的城市化，还有第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领域的转移，是中国在2040年能不能完成社会结构转型方面现代化的最困难的工作。

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目前46%的城镇人口比率，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滞后和人口的分散，导致农业难以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居住和就业等土地资源浪费很大，服务业发展得不到人口聚集于城市的人口容量和市场规模条件，产业结构偏工业化（消耗量大和排放水平高）和就业领域相对狭小。因此，到2040年时，城市化水平需要从目前的46%左右上调到85%水平上。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从制度上限制人口迁移，导致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也由于户籍、就业、住宅、教育等体制改革与城市化的进程不完全适应，从战略和政策上，也是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和城镇，先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后来形成1亿多农民不能在城市居住生根，年度之间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大规模流动。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没有一个国家能抗拒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将农民阻滞在农村。城市化的速度慢于工业化的速度，必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和农业不能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2040年时，城市化水平达到85%的水平，未来的30年中，至少将会有5.5亿农村人口向城市剧烈流动和转移。

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方面，目前中国生产总值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偏差非常大：2008年三次产业GDP的结构为11∶50∶39，而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则为40∶27∶33，[2]据此就可以分析，农业领域劳动者收入大体是非农业领域劳动者的1/3；而工业领域中，由于其资本密集特征，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创造的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因此，国民收入中，资本分配的比率高，国家的税收多，资本所有者、大中型工业企业高中层管理者分配比率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及其职工分配比率要高，而普通居民，特别是从事第三产业劳动的员工分配比率低。

因此，从未来30年劳动力人口的产业间流动来看，一是农业需要向非农业大量转移，如果届时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想使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与非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相平衡，农业劳动力只需要5%左右，这样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只需要3900万左右；而另一种计算方法是，如果那时还以18亿亩耕地计算，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等，按每个劳动力可以劳作100亩计算，则只需要1800万人。这样，综合考虑，目前在农业领域中就业的23000万劳动力（这个数据已经扣除虽然统计在40%的农业劳动力，但实际在外务工的10000万多劳动力）至少需要减少20000万的就业容量，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二是由于工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集中和聚集，其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提高，所用的劳动力也会像过去农业领域一样，大幅度减少，因而，第三产业不论从生产总值，还是在劳动力就业方面，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到2040年时，考虑第二次现代化知识经济发展的因素，就业结构应当调整到5﹕20﹕75的格局，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就业容量，总体上可能还要萎缩，一部分就业岗位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和流动。如果2040年，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调整得当，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可能有3到4亿规模的劳动力人口在产业间频繁转移和流动。

因此，能不能在未来的30年中，每年一个百分点地推进城市化，每年从农业领域减少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每年提升第三产业就业比率1.5个点，也是中国能不能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关键。（四）关键是调整和提高教育结构和质量，着力健全社会保障网

前面已述，中国在大学普及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等指标方面，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3]未来30年，社会发展方面的任务之一是教育方面，虽然大学普及率方面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所要求的数量指标，但是，中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智能，以及人力资本的质量，着眼于人的现代化。教育结构方面，要改变目前一般性普通高等教育比重过大的格局，加大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比率；知识结构方面，要减少一些与学生毕业后职业生涯几乎无关的课程设置，压缩中高等教育中的知识泡沫，加大案例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比重，从知识灌输为主到培养能力和素质为主。

目前，就医疗和养老两项社保，全国的综合覆盖率也只有40%，使得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在第一次现代化的76%左右，差距主要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方面。因此未来30年中，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和任务之二是，将社会保障覆盖率从目前的40%提高到100%。使目前市级统筹的社会保障提升到能在全国范围内转移和中央管理层次的社会保障，并且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

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困难的。

1.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明显加快。从老龄化的城乡结构趋势看，过去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差别性的城乡生育政策，城市的老龄化进程将快于农村的老龄化。这可能是一种有误的预计。因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实际上未来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要远快于城市，估计2020年时，将达到35%，而如果往城市转移和流动的人口仅为青壮年及其以下年龄的人口，2030年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高达69%！

当然，到2040年时，城市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将特别严重。因此，能不能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的盈利黄金期，将社保额尽可能地征收征储，是能不能在未来2030年，2040年，特别是到2050年时，中国经济还有强劲的竞争力的根本保证。如果不能及时地征收征储，将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推给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将会大大降低。

2.从目前看，社会保障体系的格局是散（各种保障在各个部门，甚至一个部门内的保障也有多个机构管理）、乱（管理交叉，责任不清、一些党政事业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低（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低）、小（基金规模相对需要小）、差（城乡差别大、地区差别大）、碎（各种保障不能整合、社保形式多而小）、僵（地区之间不能转移）、窄（覆盖面不广）、短（社保基金后人交的费养前人，基金的持续性不强）。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逐步填平城乡之间最为基础部分的社保方面巨大的差距，从社会公正性出发需要逐步平衡各种公民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水平，也要逐步地平衡社会保障地区间的差距，还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将较低的统筹层次提高到中央统筹，中央财政应当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成本。因此，推进社会保障方面的现代化，是中国未来除了转移人口和劳动力外，最为困难的工作。

需要政府艰苦努力的，一是除了加大社保税费的征缴外，财政预算要加大向社会体系的资金注入和拨款[4]；二是要建立农村养老体系，而且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最后形成城乡差别较小的全社会的养老体系；三是形成分工协作的社保资金税务征缴、预算管理、基金运作、社保部门执行、金融部门社会化发放和审计部门监督的格局；四是社保在中央管理的体制下，中央向省派出社保机构，在县一级形成医疗、就业、养老、工伤、大病等等信息平台，在乡镇和街道建立社会服务中心，形成完善和有效的社会保障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五）提升国家竞争力需要赶超型的科学技术现代化

在推进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中，第二次现代化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方面更需要交替推进。前面已述，何传启教授将现代化分为经典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与发达国家两次现代化在时间上有较为明显的分界不同的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与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交替和混合的过程。中国未来30年中，不可能2040年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后，再从2041年起开始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否则，中国在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方面，又会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鉴于此，未来30年中，现代化的任务还包括推进赶超型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据世界银行和国内许多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一般公认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70%左右，美国甚至达到80%。中国未来强劲的增长，除了中前期劳动力丰富和相对便宜，城市化结构转型的推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等等外，很重要的，应当来自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因此，需要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理顺产学研的关系，通过技术的自主创新，通过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并促进科学知识向生产力转化，技术向产品和产业转化，并使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相结合，使技术商品市场化。同时，使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发展网络和信息经济，节约发展的费用，促进经济结构向高级化转型。到2040年时，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0%达到70%，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向技术强国。

总之，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在未来现代化的路程中，有着艰巨的任务，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关键在于，认真总结过去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的规律和趋势，选择好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1.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2.矢野恒太纪念会：《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3.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卷、200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8年版；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6.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 为图示的方便，上述社会发展指标只包括大学入学率、成人识字率、预期寿命、医疗人员服务率等指标，社会保障覆盖率指标单独表示。[2] 《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3]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 中共中央党校农村社保体系建设课题组研究认为，2010、2013、2020各年，按照中标准测算，仅就农村社保制度建设需要政府承担的成本，按照2007年不变价计算，分别需要5397.87亿元、7493.74亿元和17621.70亿元。见李君如、吴焰等著《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水利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二篇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

在前一章中我们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提升到6%，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了9%。30年中，我们不仅使2.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30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世界许多发展研究人员曾经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悲观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条件对经济发展不利。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呢？

笔者认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对发展不利的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30年间，从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一心一意搞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坚定不移和势不回头的轨道，政治更替和社会环境稳定、资源宜于集中、推进发展效率较高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3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体制保障。而从仅讲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到发挥个人积极性及承认个人物质利益；从“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到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城乡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资源高度集中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劳动者和企业，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创业、创新、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30年的开放，则使我们从封闭落后，到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和管理知识，引进大量的外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国外的技术，大大提升了中国家电、汽车、通讯、钢铁等等许多产业的技术工艺水平，并且，对外贸易使中国数亿过剩的劳动力劣势被转化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这些都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的原由，只有长期亲自经历中国发展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才能体会。这里我们用三个研究分报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第二章 政治转型、适度集中和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从第一章我们看到，1949年建国后的30年，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或者与同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还是就中国人均GDP和GDP总量在国家上的地位来讲，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革命胜利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教条理解，使我们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提倡无私奉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从1978年以来，我们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并且，政治上的适度集中，保证了党和国家对发展经济的规划、资源动员和集中能力、促使地方政府间竞赛和提高了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的效率。政治转型和政治适度集中，从一个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

一、从政治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国以来，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看成是享乐主义，不艰苦奋斗，是搞修正主义。虽然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作为革命党，搞无产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建国后多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将贫穷和落后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将富裕和生产力发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的内容。

1978年中国的思想和理论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倡导思想要从“两个凡是”[1]中解放出来，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向到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才从革命党，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到执政的党、发展经济和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党。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的是，党的工作中心一定要从过去几乎30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转向到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就无从谈起。

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我们曾经在1978年前的30年中，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欲速则更不达，几次定的在某某年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多次落空，发展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的两大主体，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暴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GDP到1990年时翻一番，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国一百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这样的落后状态只能挨打；国家经济发展的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民生活的幸福考虑，还是出于国家的安全，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团结一心向前看，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解。建国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最深刻的教训是：一个社会，如果内部不断地搞斗争，它必将会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而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它才能走向繁荣和富强。党在有关的历史决议中诚恳地认识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建国后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些错误；承认对许多公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50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的称谓，给以他们以正常的公民待遇；让200多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医疗卫生等人员回城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1000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劳动的青年又返回城市参加高考、招工工作，或者允许进行个体经营；形成公民意识，逐步淡化和取消了政治上的阶级成份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尊重知识，把科学技术上升为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取消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排行，专业人员担任科学技术单位领导，调整了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分配政策；进行科研院所的改革，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三是重视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大量的人才。小学、中学、中专和高等教育，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为公平进入学校学习建立了录取制度，并且从大中专学校由文化水平低，甚至无知识的人员领导和讲学，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再是学习封资修和里通外国。回想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劫后余生中，在当时给整个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全民族积极进取和奋斗的全新的局面。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纠正错误的诚挚和勇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心，谋求发展的坚定信念，艰巨和卓越的工作都不应当被我们所忘记。

1978年改革开放的转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及其领导的政府，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起步。[1] 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不从这样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

二、意识形态：从无私奉献到物质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经济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后。清算了以“无私奉献”搞经济建设的“左”的空想意识，承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对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从精神鼓励为主到物质利益推动。任何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源于它的人民和国家投资、创业、创新、管理和劳动等方面的动力。这些动力来自于精神的作用，还是来自于物质利益的源泉，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私与公、民营与国有、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乃至哲学界，长期争论且似乎永恒的命题。建国后的30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对公民行为的要求上，强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计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这样的观念、要求落实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生产队，劳动者由于分配，多劳与少劳一个样，干好与干不好一样，出工不出力，并且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的效率较低和质量较差；企业没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减少亏损的积极性，没有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没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生产的效率很低，质量很差，浪费很大，没有良性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建国后的30年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1）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2）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3）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4）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的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钩，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少，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在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基础上，更是获得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

现在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包括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同时，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时强调，“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1]这段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其想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务实的，其任务是目前中国的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自己的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国家能不能强盛，而不会对一个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空想的目标，浪费很多的精力和物力去投入和追求。[1]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新华社。

三、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优势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说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提出过异议，认为既然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党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能过多。但是，中国1978年以来3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党政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外，党和政府在一些方面还是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发展和现代化的规划及执行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也是它们的行动纲领。1978年以来，从1981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个五年规划，各省、地（市）、县（市）政府，以及开发区也相应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提出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指导本地区的发展。这些中央层面的规划，先由党中央提出制定某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国务院根据党的建议，形成政府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修改通过后，作为法定性的必须由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各地方，也先由各自的党委提出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各级政府根据建议制定发展规划，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作为本地必须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同样也根据本级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制定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加以落实。而各个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则还根据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城市发展建设规划，以及交通发展等部门规划，因涉及到全国性的生产力布局，交通体系布置，以及征用土地，需要由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

上述经济和社会五年发展规划，城市和城镇建设规划，还有交通发展规划，电网、通信网、互联网、输油管网等发展规划，一旦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形成法定文件，便成为各级政府及其政府各部门的行动纲领。一部分财政资源围绕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及城镇建设规划按重点和比例进行分配；土地资源按照城市或城镇规划按时间进行征用、分配和建设；其中的产业，住宅、公益设施、交通体系等等，按照规划进行招商，或者由政府进行投资建设。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项目，由政府重点扶持和督促进行建设直到投入运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的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理解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包括各部门党组的发展规划建议，先是征求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再集中作为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尔后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形成政府和各部门行动的纲领。实际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来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发展的各个时期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建议，包括邓小平同志经济社会发展从1981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等等发展的战略性宏图，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定规划、形成措施进行实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从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1]（二）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目前城市和交通等建设的征地拆迁等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在哪些方面具有动员和集中资源推进现代化的能力呢？

有较强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资源的能力，用于建设企业、住宅、交通、电网等等基础设施，从而较快地推进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虽然对耕地有承包权，但是，中国有关的土地法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土地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政府在建设需要时，可以以土地三年平均收入的6到10倍的补偿强制征用农民的土地。[2]这样的体制，为中国各级政府推进城市化，包括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而又低成本的土地资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经济、社会、生活等建设项目，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就是保守按每亩10万元计算，高达10多万亿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补偿到农民手中的，不到7000亿。[3]而城镇土地为国有，政府建设规划对一些土地有很强的再分配能力，对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有时不到位，有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的再分配，获得土地的级差收益。[4]如有的工厂在城市中心搬往城市的边远地区，其原来所使用的土地价格较高，而城市边远地区的土地价格较低，政府用其价差收益来支付搬迁安置成本，并还有盈余。进入21世纪以来，省级以下政府从土地拍卖中获得的收入占其政府实际收入的很大比重，东部一些地方政府收入1/3来自于土地收入。2007年，仅公布的有统计的全国土地收入规模为12000亿元。[5]这样巨额的资金，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和交通等建设，提供了雄厚的财力基础。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体系的控制，特别是对中央银行及其外汇管理部门的领导，党和政府有着较强的金融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一般的理论认为，政府与央行要分开，央行要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直接干预银行，以避免政府失误形成的不良资产。但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国有企业与银行不良债务的重组，发行特别国债向银行注入资本金，提取坏帐准备金和核销银行不良资产，发展资本市场，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一是降低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化解了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资产从间接融资而来及其低效率转嫁给中国金融体系的极有可能导致其崩溃的风险。1995年时，国有企业总资产约为48000亿元，其中国有净资产约为7200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5％左右。国有企业100元的资产运营1年，不计财务利息成本，可以挣得7.2元，全部交银行利息都不够，如果不欠交利息，国有企业总体上实际亏损550亿元，100元国有资产运营1年倒贴1.14元。[6]2008年9月，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32.56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资产负债率为57.7%。在2002-2007年期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7]二是通过银行吸收战略投资者和上资本市场融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金融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金融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等等措施，改善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提高了金融体系资产的质量，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1994年底，中国银行体系中，大约有13500亿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不到1%。[8]到了2007年的9月底，中国银行业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8%，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为6.63%。[9]而到了2008年1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62.4万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31.8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8.8万亿元，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1万亿元，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7.6万亿元。[10]三是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2003年1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724.65亿元人民币，性质为国有独资。代表国家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作为出资人，将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并且，有关金融稳定的行政性措施是由金融稳定当局制定并执行的，而市场化的措施则是由中央汇金公司来操作。因此，汇金公司也是国务院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工具性”公司。当然，在必要时，汇金公司，也可以在海外投资、战略储备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简而言之，国家对金融体系科学而又强有力的控制，大大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

还有运用巨额国有资产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的调控，有目的地进行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建设，并且通过国有经济的重组和集中以及技术改造，推进基础设施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时，工业总产值为4231亿元，其中国有比例为80.1%，为3427亿元；到2006年工业总产值到达316589亿，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比例虽然降到了31.2%，但是，规模却达到98910亿元。从钢铁、发电量和交通等方面工业化推进的情况看，中国1980年时，钢铁产量为3712万吨，发电量3006亿度（千瓦时），铁路通车里程55231公里，公路通车里程888250公里，高速公路为零里程；而到2008年时，钢铁产量为50200万吨，发电量34334度，2006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4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5300万公里，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发展到64330公里，2007年底国内的铁路通车里程78000公里。[1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开工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大飞机”、西部和沿海石油勘探开发、第三代移动TD技术产业化等等，都聚集了一部分国家财政和国有经济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

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速度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密切相关。

一是发展和建设的战略规划被很快通过。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的建议，往往很快成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交通等建设规划的依据，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大讨论、修改和通过发展及建设的战略和规划时间也较快，整个发展和建设的动议，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诸如火力和水利发电站、地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在建议、讨论、审批通过时间上，往往要比世界上许多较繁杂民主程序的国家短得多。

二是被招商企业的注册、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被缩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一是重大的建设项目要动议、规划和建设，二是许多企业投资和兴办，要通过注册登记、产业许可审查、规划用地批准、环境保护等审核、生产安全和消防检查等等程序。中国的各地政府加快企业投资兴办运营等方面的行政程序，一是设置了一站式审批流程。即一个行政审批事项，从企业投资者申请注册开始，到获得土地、拿到证照，正式开业建或者运营，由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在限定的工作日内，互相衔接，流水作业，按时完成。在许多地方，这种一站式办公，大大加快了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的时间。二是行政事务大厅式集中办理。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了不同的审批事项，政府的各部门又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企业办一件事，可能要跑政府的许多地方，而且，政府部门间又对发生的不协调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创造了行政事务大厅式办公制度。将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事项，都集中到城市的行政中心窗口式集中办理，一个行政事项，可以在一个办公大厅内，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地办理，有的大厅内有政府监察部门监督，还设有监控录像和视频，监督公务员可能发生的徇私舞弊和工作懈怠行为，以提高办事的效率。三是许多地方政府利用互联网，发展了电子政务，即事务办理者可以上政府的有关网站办理有关事务，这样既可以节省办理时间，又可以公开办事规划、程序和结果，还可以防止办事公务员从办事过程中寻租。四是许多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区域中实行与一般区域内特殊的政府管理体制，对进区的投资者和企业，实行与区外不一样的一些特殊的审批、投资、建设、开业、经营的优惠式和保护式的管理方式，这些区域的主要功能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设置管委会、开发公司等特殊的行政事务集中办理和代办体制，在这些区域中，企业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被尽可能地缩短。

三是建设过程的征地和折迁时间被尽可能缩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各地区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电网、水电站、港口、机场、城市基础设施等等社会资本的建设，钢铁厂、石油化工厂和其他企业项目等产业资本投资和积累，都是重要的增长因素。而这些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需要土地，也需要对土地上原有的民居和企业建筑等进行折迁，并进行补偿和安置。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征地和折迁的程序繁杂和时间过长，甚至许多建设项目的设想和规划，因地不能得到征用，或者征地和折迁的时间过长，最后无法实施，或者实施的时间很长，成本过高。而中国快速发展一个成功的因素，就是能在征地和折迁方面，时间较快。

中国土地法和土地法实施细则，以及征地折迁条例，包括各地政府出台的征地办法，规定了征地折迁的补偿办法、环节、程序、安置、处置等内容，而且规划、土地、建设、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公安、法院等等部门，都通力合作，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头几年，各地政府补偿不足与强制征地折迁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区县或者省市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的落地、建设和开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不断掀起经济建设热潮，政府在征地、拆迁、建设等事务中热情高涨，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效率。例如，不少地方为加快征地、拆迁进度，提出了“大拆促大建”、“以大拆迁推动大发展”的口号，举行了诸如“征地拆迁突击月”、“项目开发月”之类的活动。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征地、拆迁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一部署。每个项目都有联系的政府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领导。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协调，各部门通力配合，最大限度地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动员，广泛宣传。对于征地、拆迁的工作成效，政府还有相应的检查、评比、考核。完全可以说，一些地方政府是把征地、拆迁当作战争一样来对待的。政府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活动，明显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进度，为改善当地交通状况和人居环境、营造投资氛围、拉动经济增长等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推进地方建设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为了优化建设环境，各地政府简化行政程序，加大工作力度，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据报道，2003年以前，在河南省许昌投资一个项目，办完各种手续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2003年以后，该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首办责任制，组织多部门联合办理，全部手续办完只需3天时间。[12]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减少了投资者的等待时间。无独有偶，近两年来，随着“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的实施，一批重点项目纷纷落户海南，项目用地报批件日渐增多。对此，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采取“重点项目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用地项目的审批。该厅规定，重点项目须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报批文件会审。对个别重点急需项目，厅领导在征求厅有关处室意见后，两个工作日内上会研究，当天能会审的绝不拖至第二天，7个工作日内上报省政府，从而大大缩短了会审时间。[13]

四是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府在1997和2008年两次分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关、外汇、对外资本账户、货币、财政等等管理机制和调控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冲击和正在有条不紊地应对冲击。中国1997-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第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度（与印度、东欧等国相比），这使得我们的企业相对进退自如，调整速度、反映速度比较快。这是所有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之中最根本的一条。第二个经验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后维持了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包括市场化的调控，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非市场化的调控，如大规模发行国债，国家立项投资、启动新型市场（如居民房地产、高等教育等）、政府直接干预等。这些措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是有必要的，毕竟，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对于这些非市场体制的问题采用行政的措施进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第三个重要经验是加强了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防火墙建设，使金融市场的泡沫最小程度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比如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不应该完全与股市价格挂钩，这样就避免了股市泡沫化时银行资产的过度膨胀和信贷的盲目扩张。[14]

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时，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5日宣布了一个4万亿元规模的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及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减税约1200亿）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十个方面刺激内需和促进增长的措施。后来，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清理收费项目、扩大就业、减少中小企业税收、扩大赤字和发行国债、紧缩行政公务支出、振兴产业计划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等各方面的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这一点，人们不难从中国政府带领人民抵御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SARS危机、2008年1月的南方雨雪冰冻和5月的地震灾害中体会出来。

2008年1月10日起中国浙江等19个省级行政区均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房屋22.3万间，损坏房屋86.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据报道，截至7月6日12时，此次地震已造成69 197人遇难，374 176人受伤，18 379人失踪。[15]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2 000亿元。

雪灾震灾发生后，中国党和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和抗灾救灾，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城乡各个基层单位，从电力、煤炭、交通等行业到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各地区各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对于震灾，动员国内和接受境外捐款物折合人民币567.8亿元。截至7月6日12时，中央财政投入497.48亿元，地方财政投入51.28亿元。[16]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灾后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2009年、2010年继续做相应安排，国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就业等各类政策，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项财政投入、对口支援、国内银行贷款等资金，引导使用好各类捐赠资金，使政策安排、资金投入及重建规划相互衔接，有机配合，形成恢复重建的合力。[17]而对于雪灾，在中国共产党、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两次灾害中，动员和分配资源用于应急的能力得到国内外各界的称赞。（四）中印政府对经济发展影响力的比较

仅就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而言，现阶段印度同中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印度经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低速（年均3-3.5%）发展阶段，80年代开始加速，进入90年代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升。1992年至2002年平均增速为5.5%，2004年为7.5%，2005年为8.1%，2006年为9.7%，2007年为9%。这种强劲的发展态势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9.8%的增长速度相比仍有差距。另外，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仍领先于印度：第一，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两倍多。2007年印度GDP总量为9280亿美元，中国为30100亿美元；人均GDP印度为965美元，排在179个国家和地区的132位，中国为2460美元，排在第104位。而1978年时，中国人均GDP为148美元，印度为246美元，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2/3。第二，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大于印度，是印度的6倍，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左右；而印度为4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确1.5%。第三，200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5.1%，达到9468亿美元，其中中国引进FDI747亿美元，印度为525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累积是印度的10倍；第四，从外汇储备来看，中国2008年6月底为18088亿美元，而印度为310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为印度的5.8倍。[18]

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而印度政府则是一个民主体制下弱势的“软政府”。两类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在中国，政府视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推动发展方面不遗余力。所以，有学者提出，在制度并非十分完善的中国，政府的强势和效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保障。相比之下，印度政府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度政府也因此被人们视为一个“软政府”。迄今为止，印度人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时一直在反思这样一些事情，比如，印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规模，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倡和制订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增长迅速得到了控制；印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设想要搞“经济特区”，但一直悬而不决，而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便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一些数据提供了印中两国政府效率的形象对比（2004年数据）：在印度开办一家企业需花费89天，而在中国只需41天；注册资产在印度要花67天6个程序，而在中国只要32天3个程序；执行一份协议在印度需要425天40个程序，而在中国是241天25个程序。另外，世界银行2004年公布的中印两国“治理指标”的比较数据显示，由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印度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较中国有明显的优势，在“防治腐败”与“法治”两项指标上，印度也获得了比中国较高的评价，但在“监管质量”和“政府效率”两项指标上，中国的得分却明显高于印度。[19]这说明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受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宗教化和种姓化）的影响，印度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强势的发展型政府，印度经济也不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因此，印度经济的成长相对稳定，同时也相对缓慢。而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会带来不少问题，比如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等，但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够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印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又都适合各自的国情。[20]

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责难，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其强有力的推动，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成因。[1] 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08年11月版。[2] 后来这样的补偿标准有所提高。[3] 周天勇：《良心与责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4] 2009年出现了几起因强制拆迁而当事人自焚的事件，这导致了法学界对拆迁条例废除或者修改的动议。[5] 见各年国土资源统计公报。[6] 周天勇：《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7] 见2009年1月17日新浪财经网转《中国经营报》报道；李融荣：《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求是》2008年第16期。[8] 周天勇：《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9] 刘明康：“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今年首次达到8%”，中证网，2007年12月11日。[10] 刘诗平白洁纯：“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60万亿”，中证网，2009年1月16日。[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12] 人民网郑州2003年11月9日电。[13] 侯小健：“海南用地审批效率高，从受理到审批6个工作日”，载《海南日报》2007年6月26日。[14] 李稻葵：“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新财富网，2007年7月15日。[15] 新华社2008年7月6日电。[16] 来源：2008年7月8日新华网快讯。[17] 来源：2008年5月21日中国新闻网。[18]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81》1982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9年版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2008年版等整理。[19] 见《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世界银行有关报告，2006年2月17日。[20] 周天勇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四、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竞赛

循着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在保持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同时，多次进行了经济上的分权改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各地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又激发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竞赛”。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空母舰”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吸引了众多的外来投资。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说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以GDP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则又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这是由于，在中国既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地区的GDP数量。换言之，政治因素在促进地方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GDP竞赛势所难免。

但在改革之初的中国，为了实现GDP的增长，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推进市场化的历史责任。在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强制性制度变革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表现在地方政府为市场发育创造条件，成立地方性企业、招商引资、经营资本、投资上项目、流动性创造等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表现出“地方法团主义”和自利的倾向，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1]这对于市场主体缺位的改革初期来讲十分必要。政府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的威信、资源的支配权、自由行为权使其对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较低，政府既提供政策性商品，又提供本应由市场来提供的普通商品，由于是资源配置动态效率的结果，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

以GDP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使发展的比较和攀比成为常态。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非常热衷于GDP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2]与此相联系，当上级政府提出某个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增长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的发展指标，出现层层分解、层层加码现象。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全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7.5%，而在全国31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预计平均GDP增速却是10.1%，最高的达13%，最低的为8.5%，以至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紧急发文要求各省市为GDP增长“减速”。[3]可以说，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理由，都希望自己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现象：沿海发达地区往往强调要发展得更快一点；西部地区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强调发展速度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强调“东北振兴”就应该实行特殊政策，发展速度不能低于全国；中部地区强调“中部崛起”就必须体现在发展速度更快上。全国各个地区各有各的理由。沿海、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相互比较和攀比，各个地区之间的省际、市际、县际之间相互比较和攀比。

正是这种比较和攀比，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首先，为了在比较中占据优势，各地方政府主动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的各种竞争，比如“零地价”政策，使得中国这些年外资流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国内民营资本也开始受到中西部地区政府的关注和垂青。因此，从根本上说，地方之间发展的比较和攀比是发展环境得以持续改善的行政基础。其次，地方之间的比较和攀比尽管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并且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地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人们在批评各地“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发展而进行的比较和攀比，实际上促进了区际贸易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的进程。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地方之间发展的比较和攀比，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也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探讨“中国奇迹”，不应忽视这一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股各地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热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由东向西，由南到北，气势宏大，参与的地区和人员众多。各地政府高度认同招商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就提出，“招商引资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招商引资十分重要、现实、便捷、有效，有利于解决资金不足，扩大经济总量，激活地方经济”，“大招商、快发展，小招商、慢发展，不招商、难发展”，“要绷起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这根弦”等。在上述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各地纷纷辟建开发区、工业园，敞开大门招纳天下客商。招商团、经洽会等活动，层出不穷，十分热闹。

从各种发展模式的省级区域比较来看，广东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外资金的投入和拉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资金注入规模大，有外销市场，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可以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就业，缺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外商赚去，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浙江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地资金积累的内源发展，以民间推动为主，优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留在国内，城乡居民比较富裕，中等收入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人口较少，在国际市场不景气时，国内市场上回旋的余地较大，需要改进的是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换代，管理、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等要进行创新；江苏经济发展开始主要取决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政府推动的色彩较为明显，并且招商引资也是其主要的推动力，优点是很快得到和吸收国外的应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国外市场销售通道，缺点是集体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明晰产权，进行改革，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外商分配，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较大，但得到的国民收入可能相对较少；而山东的发展则得益于国有和集体大型企业的发展和推动，后来其进行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发展方式上大企业集团为主力的特点较为明显，政府主导的色彩也较为明显，优点是有规模经济效益，形成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可能较快，缺点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较少，导致中等收入人口相对浙江较少，政府财政实力强，而城乡居民收入可能相对增长速度低。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差异化发展，使民间力量、外资力量和政府主导推动的力量，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4][1] 李义平：“当前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9期。[2]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改革以来，有足够的官员因GDP竞争而晋升或离开行政岗位。据周黎安等（2005）的统计，在1997-2002年涉及28个省区直辖市在位的187位省（市）委书记和157位省（市）长中有25.9%的官员得到晋升，41.6%的官员离开了主要岗位。[3]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14日。[4] 周天勇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五、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目标、动机、体制和政治动员，是政治稳定而又经济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证；而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又是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条件。一国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治理结构的长期稳定延续，如最高领导人平稳地退休和更替，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政治决心不动摇；社会稳定，如没有内部战争，较少有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冲突等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的更替来看，主要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一是军人操纵政权，有的是军人统治通过频繁的军人政变来更替。结果是，军人政府，大多不熟悉经济工作，不懂得国民经济管理；还有军人政府，或者军人政变扶持的文官政府，以军队的利益为先，资源较多地配置到武装力量方面，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受到损害。二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或者不同的利益集团，都谋求自己的利益，通过轮番的罢工、示威游行、街头冲突等等，甚至部族之间的冲突，实现国家领导集团和领导人的更替。这种不断地更替政府的社会运动，使投资、创业和经营者失去了安定感，对稳定和吸引投资极为不利；而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执政能力较弱，又极不稳定，朝令夕改，经济政策多变，没有稳定的法律。因此，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企业生存和发展较为困难。

中国建国后的30年，虽然国家治理的政治结构超稳定，但是，由于工作中心是搞阶级斗争，经济发展任务是其次；由于党的中心工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党自身发动了许多次政治运动，即使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体制下，也使工厂和公社的管理者、职工和社员，互相斗争，人人自危，以政治方面的积极表现代替对企业和公社的体力和智力贡献。实际上，中国建国后的30年，虽然政治治理超稳定，但是，社会则处于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力被封闭在政治第一框框之中，不能释放，不能推动经济持续地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主要是看最高层的政治领导更替是不是平稳，发展经济的决心是不是一贯，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是不是前后有继承性。1978年以后，我们改革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体制，先是废除了各级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龄退休制度；逐步完善了组织部门考察、选任领导干部的各项制度，包括民主推选、征求民意、党员选举、委员会票决等体制；修改了宪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领导的选举、任用和任期等程序和规则。这些制度，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稳性：没有发生危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党派之争、部族之争、社会阶层之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方式实现的，也不以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为代价。而各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其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国家的各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都是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中国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2]部署的，任何一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偏离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教导和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从体制转型看，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先是加大力度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推进了改革，但是，从力度上看，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前苏联先是急剧地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时来看，慢于政治体制改革。从结果看，中苏在经济发展方面，各有特色；而在政治方面，即使前苏联解体前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也以解体为代价实现了它的体制转型，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这是不值得的。当然，有的学者也举东欧一些小国转型成功的例子，认为政治和经济同时转型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同看，这些国家当时的城市水平已经很高，除了南斯拉夫外，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3]文化和宗教基本相同，大部分国家转型期间不易导致国家的分裂。而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的水平又很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如果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时急剧地推进，特别是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是不是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客观地讲，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通过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以及中苏改革不同模式的比较，作为一个学者，作者认为，应当客观地研究、分析和评论事实。在一个国家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是每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更加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个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剧烈转型的落后大国，政治上分散的较为自由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还是政治上适度集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呢？通过二战后六十年的历史看，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战后较为快速地学习、模仿和全盘接受了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由于其社会结构剧烈变动、部落冲突不断、军人政变更替政府、示威游行和罢工频繁等等，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成功；而战后的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等，实际上实行了较为集中的国家政治治理体制，比如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都实行了政治上强有力集中的体制，只是在目标和行动上坚定地推进现代化，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结果是，既防止了社会结构转型期间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又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整个国家和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处理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就是东亚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现代化目标和行动坚定，并且坚决改革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保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释放，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

总之，我们在此可以作这样三个方面的小结：（1）中国1978年后从搞阶级斗争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政治前提。（2）在经济发展史上，既要肯定中国政治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型，也不能认为搞经济建设就是要政治上也要尽快地分散化，实际上中国1978-2008年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在一个结构剧烈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政治适度的集中和政府对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带来的一些负作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3）3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目标和领导，党和国家领导的平稳交替，以及中国社会环境的稳定，是外资和内资投资、创业和经营的重要条件，没有平衡的政治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1.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2.周天勇等著《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版；3.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出版社。[1]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国从80年代初到1990年人均GDP从200美元翻一番到400美元；从1990年到2000年，人均GDP再从400美元翻一番到800美元，实现小康社会；进入21世纪后，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到达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 从本世纪初到2020年，建成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3] 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型期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而捷克斯洛伐克则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

第三章 现代化的动力：经济改革的增长和转型效应

1978年以后，中国逐步地改革资源配置方面的计划体制、所有制结构方面的“一大二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按照不同的阶段和认识的深化，从计划的产品经济，到计划与市场主次调节的商品经济，再到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城镇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和农村的集体经济，到城乡逐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对外资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再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市场调节的竞争机制，激发了劳动者、投资者、管理者、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是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30年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本部分拟就传统体制在中国运行的困境，新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增长的改革方面的来源进行研讨。

一、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没有货币、商品，没有价格来度量生产的成本和交换的依据，生产由中央计划机关调节进行，各生产企业是中央计划控制下的大车间，经济实现全社会范围的核算，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由计划部门统一分配和配置，劳动者按劳分配，社会在分配之前，进行社会保险、公益、公积等方面的扣除；中央计划机关可以真实、及时地得到需求和供给的各种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加之中央计划机关有很强的科学的预测能力，制定科学的计划，从而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最优生产，来满足社会各种各样的需要。

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社会化大生产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使从1978年以来算起，到1994年止，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我们持续了16年。我们的争论主要在计划与市场的性质上，也即它们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人们更多的注意的是它们的革命性，而不是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动力和最有效和均衡配置资源的需要。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进行过争论。然而，他们争论的角度却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争论是经济学意义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包括延续到今天的争论，却更像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们的争论。这场争论我们不再在这里赘述。然而，如果将西方经济学家与东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争论和现实中的问题介绍一下，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崩溃的。

社会主义能不能既有效率，又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战。论战的背景是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里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Von Mises）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计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的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是生产资料市场的消失，这样，生产资料的价值便不可能用货币表现出来，市场就不能从货币度量的价格信息传递和卖买双方的供求不断均衡中起调节作用，从而货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可能起它在竞争市场上反映产品价值方面的作用，用货币形式进行计划就不可能了。这使社会主义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无法合理配置资源。

米塞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西方经济学界巴伦（E·Barone）的反驳，巴伦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反驳说，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够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巴伦的发现使得社会主义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退到“第二道防线”，即不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实际可能性。哈耶克（Hayek）和罗宾斯（Robbins）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们认为运用巴伦的方程，需要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办不到。例如，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算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

为了批驳哈耶克、罗宾斯，当时旅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36年10月号和1937年2月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派的一次反击，同时也考虑了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开拓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经济均衡的主客观条件、运行机制及其具体方式，他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是有客观的性质。中央计划局可以把这种价格作为经济计算的工具，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构画，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市场机制、没有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设想，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模式，而是一种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

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制定价格，调节运行的思想提出后，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指出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因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代替市场的功能，不可能模仿出逼真的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例如，哈耶克当时对兰格和狄金斯方案就提出尖锐的质疑。兰格当时也清楚他理论上的这一弱点，他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计划手段问题，而仅仅靠中央计划局去对千百万种产品试错，等计划当局的计算和计划出来，实际的经济运行已经过计划期了，那么他提出的运行模式就会缺乏实际运用的价值。

正当兰格在苦思中，20世纪40至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它们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入产出平衡等。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工程领域，如控制论在二次大战中被应用于自动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们又被扩展到生产领域和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中。因此，他根据此，写了《计算机与社会主义》，通过计算机的价格试错，求解千千万万个联立方程，中央计划机关就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1]

那么，出现计算功能极强的计算机手段后，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许多国家相继被改革，并由市场体制所替代呢？实际上，计划经济实施有许多暗含的假设条件，这些暗含的假设，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是难以成立的。兰格的中央集权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一系列暗含的假设之上：假设信息费用为零，取得信息是无代价的，从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消费者手中获得信息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过程，即计划制定、下达、实施、反馈等过程也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的制定、下达、执行、反馈等各方及各计划执行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计划的纵向和横向之间没有利益上的矛盾；计划人员是非常有理性的，其知识全面、经验丰富，能先知先觉，预测未来，计划人员犯错误的可能较小。

这些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首先，获得信息要付出代价，并且需要时间，还要辩别信息的真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体系，统计人员和机构，一直要延伸到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单位之中，这些人员需要开支。信息统计的时间有一个过程，包括样本记录、逐级汇总、直到集中。有一些信息，等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后，其发布对企业的生产用处不大，甚至发生负作用，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太快，根据采集样本时的统计信息来指导生产，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对生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往往由于生产者考虑个人的政治升迁、横向的攀比、部门和地区的利益，扩大生产成果、缩小利润、夸大损失等等伪信息较多。根据这些伪信息，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或发生粮食短缺，或出现粮食过剩；制定生产投资计划，或发生重复建设，或下达对投资者无利的生产任务，或者一些供给过剩，或者一些供给严重缺乏。

其次，制定、下达、执行和反馈计划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比市场调节成本高得多。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庞大的计划制定和发布机构，要有层层和各部门的计划机构，在各企业之中要有与之相关的计划处室。因此，计划经济设想实施的结果与马克思另一国家逐渐消亡的设想正好相反，国家越来越被强化。这种成体系的庞大的计划体系，需要巨大的办公开支，其人员需要大量的工资及住房等费用。而且计划制定和协商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成本，比如开会、文件、差旅、招待、邮电等等费用。计划的制定、下达和执行需要时间，社会资源在计划的制定、协商、下达、执行等过程中，周转速度缓慢，社会劳动时间延长，（类似资金利息式的）时间成本加大；而由于计划的周期长，往往社会需求在计划制定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统计的反馈在一个统计和计划体制的国家里非常迟缓，根据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形成的供给结构常常与社会的需要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这就是计划的另一时间滞后性成本。

再次，计划研究者、制定者、层层下达者、执行者、反馈者等等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这就影响了统计真实性和计划科学性和其执行的严肃性。一是计划体系是由各方工作者组成的系统，而每个工作者有他自身的利益，他的利益与整个计划体制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往往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资源分配的多少、好坏、及时与否，项目审批的时间、额度，等等，可以极大地影响计划执行者的利益。因此，计划执行者为了在争取计划（资源和审批）时，时间最短，成本最低，多获得资源，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计划控制和下达者的个人的利益；而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又利用制定、审批等权力来寻租。最后，并不能使计划的制定和下达，真正能按经济需要和比例进行。二是中央计划机关与部门及地区和企业之间，在利益上也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就各计划机关来说，本身也有一个小机关利益。对用各种方式交租金多的，分配资源也多、好和快；对所交租金少的，分配资源则无、少、差和慢。而要求计划需要资源和审批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往往为了多得资源，夸大所需资源的数量，谎报需要的资源的必要性，再通过不正当地手段，获得资源，使资源可能配置在不当的行业、地区和企业之中。

第四，计划人员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预知未来，因此计划的科学性得不到保证。计划人员不可能有无所不包的全面的知识，而一个审批项目在现代社会中，其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涉及许多方面，一个计划制定和审批者，需要有各种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要有财务、市场、风险等方面的知识，还能预测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由于过去和目前公务员和官员体制所限，关系、论资排辈、稳定等因素，可以使许多知识面有限、能力较低的人员在计划制定、决策和审批的岗位上。许多计划人员根本不知道怎样调查需求、降低成本、避免风险。这样的计划人员制定、下达和决策的计划，本身可能就有许多错误。再加上个人利益决定的寻租动机，使计划的失误很多、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实际上，目前许多亏损、报废和不应该建设的项目和企业，绝大部分，都出自各级计划机关。而且，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决策失误的风险和责任都与计划机关无关。计划人员非常有限的理性，其个人的利益，再加上决策无风险和责任的体制，使社会主义最大的浪费和损失发端来自于各级计划机关。

以上就是从经济学角度，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解释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退出社会主义历史舞台和市场经济体制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1] 洪银兴等著：《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二、传统公有制的运行困境及其转型

利益的分配，包括利益分配的控制权，由此而产生的创造财富动力的激励机制，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属制度，应当是全民所有，全国像一个企业，各工厂和农场都是它的生产车间，而生产获得的利益全民统一分配。但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城市努力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在它们建国后，大多都没有能够将农村也纳入全民所有的体系之中，留了集体农庄，或者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围较小的公有制——集体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劳动的衡量和按劳分配用劳动（证明）券的方式进行。但是，按照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论证，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存在商品和货币，就是由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要等价交换。也就是说，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模式设想的那样，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取消了商品货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城市中1956年对私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最后大多工厂、旅馆、商店等等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保留了少量的理发店、小作坊等城市集体经济，而农村从1956年开始鼓励互助组和合作社，而1958年开始大规模组建人民公社。农村生产资料逐步从农户归入集体所有体系。当时设想人民公社逐步发展成工农兵学商都齐全，最后成为一个个的共产主义新社区。虽然，在核算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个层级上上下变动过几次，但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是其大的制度框架。马克思经典作家们只是在本本中构画了无产阶级建国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模式，并没有对此进行过实践。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论采取哪种形态，都是对马克思设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试验。我们只有从上述体制运转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中，去解释过去三十年所有制试验以挫折而告终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尖锐的矛盾是：在许多领域中，公有程度较高的组织和体制成本与适宜于小型化的经济组织对成本分摊能力之间的冲突。任何社会，在它经济领域都有特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和个体等不同规模的活动组织。而像农业，无论规模多大，除了它需要的销售流通、社会服务、金融支持、农产品加工等等外，种植和养殖等较为简单的生产方式，需要有简单的组织形式，如小型的家庭经营组织，或者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来适应，其投资、决策、经营、管理等等成本最低；而在城市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中，如给大企业配套的小型零件加工、小五金制作、小工艺品生产、理发、修理自行车、小型餐饮馆、报摊、社区超市等等，如果组织成大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从组织成本上讲，需要有各科室，从体制上讲，需要有与对口管理的部门相适应的统计、计划、财务等管理机构和人员，于是组织和体制成本远高于生产经营形成的收入。因此，这类小型经济组织，即使以公有的组织方式，因其组织和体制成本高于组织的收益，在经济上是无法存在的。这就是城市二轻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包括国有的一些小工商企业，为什么长期亏损和最后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尖锐的矛盾是：公有资产不应该损失、效率低和亏损，与公有资产产权不清，没有实际代表人和负责者之间的冲突。一是公有经济领域中，普遍发生了经济学家哈丁所述的“公地的悲剧”现象：即在公有经济之中的每一个人，大部分都千方百计少投入和付出，都想方设法多获得收益，于是公有经济体系因投入小于支出而崩溃。如农村经济时社员大多出工不出力导致农业生产长期的体制性低产；如农村集体林，由于都想从林中获得收益，而没有人对其财产真正加以保护，或者保护的成本大于集体林的收益，导致集体林大规模被砍伐；如草原牲畜家庭承包，但草原没有承包，发生了每一家庭都想尽可能多地使自己的牲畜多吃草原上的草，在公地上获得家庭最大收益，而使草原迅速沙化。城市中，如只要工厂中有的扳手、手钳、螺丝刀、油漆、水泥、钢筋、煤炭、木板、布、棉纱等等，职工的家中也有。二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在实际之中也找不到所有者真正的代表和责任人。就全民所有制看，一方面，其链条特别长，也特别分散，即从国家到地方的省、市、县、乡镇，可能最低到街道，这样的资产所有者与资产使用者的链条太长，上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公有制中，选择和任命企业领导的所有者代表是组织部门，资产收益的所有者代表可能是财政部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方面的所有者代表又分散在计划和产业管理部门。其实在建国后的长达30年中，谁是全民所有者的实际代表者，谁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真正负责，其实是虚无的。农村的集体所有者的代表者也不清楚，是公社主任，是大队长，还是小队队长？如果是公社主任，他又不是公社社员选举出来的，不是集体的代表，而是上级组织任命的。当农村集体的土地被建设征用时，农村集体与城市国有之间，土地资产并不等价交换。而当集体经济亏损时，并没有公社主任，大队长，生产队长，在经济上对其负责。

因此，实事求是地讲，在产权不清晰的“公家”之中工作，大家偷闲和“公家”的财产大家拿，没有实际的所有者代表对其负责，是建国后30年传统公有制经济浪费很大、效率很低，最后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尖锐的矛盾是：马克思设想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在实践中其实被演化为国有制，其资产的来源范围，与城乡、国有和集体等不同的收益范围之间形成冲突和差别；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保险等等的再分配，我们没有按照老祖宗说的去做，形成了今天巨额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金的缺口。马克思在本本上设想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是被演化成了国家所有制。这种国家所有生产资料的积累，大量地来源于城乡产品交换中的价格剪刀差，来自于城乡土地交换的不等价，但是，农民没有享受这些“全民”生产资料收益形成的财政支出的城市教育、卫生、价格补贴、住房、交通等等利益；即使城市中的居民，在集体经济中工作的职工与在国有制企业中工作的职工，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利益的享受也是有差别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分配，要对初次成果先进行扣除，建立全社会的保险体系。而劳动者的养老、医疗、伤残，突发性的灾害等等，都要在分配之前提取这方面的基金。但是，我们建国后，不论是在城市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之中，还是在农村的集体经济之中，都没有为职工提取养老、医疗、伤残等保险基金，将这些本来应当提取而用于未来使用的劳动成果，都投入了当时的扩大再生产，都变成了工厂的机器、厂房和国土上的交通道路，造成了我们今天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困难。

第四个尖锐矛盾是：由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逐步提高的，而资本的收益相对于劳动者的收益是下降的，因此，在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领域中，随着发展，技术和机器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者，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即使假定公有产权也有效率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被集中到大型的国有企业之中，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结构调整到生产资料为非国有制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之中，大多数资产集中在国有领域和大多数劳动者集中在非国有领域就业之间，也会形成差别。如果我们重温资本论，马克思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领域的这一现象，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排挤劳动力，资本集中和集聚形成和加重工人失业，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马克思解决这一矛盾的设想是，生产资料公有，劳动力等投入及其生产和分配按计划进行。除了我们现在论述的传统公有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外，关于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解决马克思所提的这一矛盾的路径来看，一是工业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剩余的劳动者，逐步地被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所吸收，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形成了健全的失业、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数据上的规律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企业结构看，65%～80%的劳动者在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就产业结构看，70%～85%在第三产业中就业。这可能是马克思当时在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研究未来没有预料到的局面。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制是单一的，没有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封闭的，没有外部市场的竞争，并且实行计划经济，所有的劳动者都到国有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就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成本差异，其企业大小形成的不同的组织和体制成本，都可由中央计划机关进行调整，于是，工业领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不会造成对劳动者的排挤。但是，难以克服的现实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有国有和其他不同的所有制，我们不可能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发生交换，如果我们对工业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积极地以技术进步，相对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劳动者来适应，由于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无法由相对便宜的资本和技术进步替代，国有工业经济就会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和外部经济体系的竞争中全军覆没。

在中国，在国有领域中，职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8000万左右，减少到了2008年的3000万以下，集体经济从5700万左右，减少到了600万左右。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的减人增效和下岗分流多有责难。当然，从资产再分配、社会保障、下岗补偿等方面看，当年的改革确有许多缺陷。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是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传统公有制企业形式体制成本太高挤出劳动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当年的减人，就不可能有今天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中国2001年到2007年间，城镇总就业规模增加了6200万人，其中4200万人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得到了就业，占总的新增就业的68%。实际上，工业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体制及组织成本高不适宜于大量吸收就业的中小企业采用公有形式这一规律和法则，即使在今天，也为我们大量的劳动力在什么的所有制经济体系中就业，是实际大多数劳动者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和工作，还是国家在二次分配中，实现在不同所有制经济领域中就业和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经济上的公平，提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可能抗拒内在的规律和法则，只能现实地去适应它的必然作用。

第五个尖锐的矛盾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有经济单一借贷注资形成的高负债，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崩溃的巨大危机。改革开放前，我们国有经济的固定和流动资产是国家财政拨款投资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是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改为银行的贷款，后来又是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从拨款改革为贷款。从大的背景来看，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从生产建设型向吃饭养人型和公共设施建设型转变的结果；二是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有一阶段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而国家比重下降，财政没有能力向大规模国有经济注资有关；三是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也是政府不再向国有企业注资的重要原因。而国有经济的资本结构又不向政府以外的投资者开放。这就出现了一个后果，即当时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由于流动资金需要的扩大，由于扩大再生产建设，由于技术改造等等，其注资都变成了贷款，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率持续上升；而一些新的项目，则几乎全部是贷款，国家建设了一批没有资本金的全负债国有企业，也就是建设了一批国家不拿钱，注册时定为国有的没有资本金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其前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5%以上。按照国家的银行和会计制度的标准，整个国有经济处于高危状态。

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相当大的部分，实际是城乡居民的存款。银行是城乡居民的负债者。企业——银行——居民间形成一个债务链。而在企业的负债率、盈利率和借债利率之间有一个经济关系，如果盈利率低，负债率高，加上借债利率的变动，国有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就会欠贷，就会将企业经营的市场、成本和高负债风险转嫁给银行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整个国有经济向银行体系转嫁的不良资产大约在3万亿左右。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时，得益于我们当时金融体系没有开放，否则外部冲击引发金融体系内部积累的风险，整个金融体系将会彻底崩溃，最终承担巨大损失的必定是城乡居民。

当然，借贷型国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尖锐冲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但是，这样一个矛盾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财政日益向公共财政转型，并不再负责向企业注资时，单一借债融资形成的借贷型的国有经济实际是存在不下去的。如果硬是要发展没有资本金的，高负债，甚至是全负债的借贷型的国有经济，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一定会崩溃。

总之，不难看出，如果30年来不对农村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大中小国有企业，进行两权分离、承包制、利改税、政企政资分开、资本结构优化、下岗分流再就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建立资本市场、完善社会保障、明晰出资人等等一系列的改革，今天我们所处的必将是一个劳动者和企业没有工作、创业和创新动力，一个毫无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我们的国民经济，还将在高消耗、高投入、高浪费、低效益和低增长的格局中运行，并且整个国有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必定会崩溃。

三、市场体系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必须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而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

中国进入“十五”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初步建立。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促使中国市场体系在市场规则、运行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步伐加快，中国市场体系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要素市场体系加快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展迅猛，发挥着服务、沟通、公证和监督的作用。[2]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程度，作者看到的是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其显示，2003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为73.8%，而2001年为69%。这项研究在测算市场化程度的指标设置中，既借鉴了欧美反倾销中市场经济标准，又参考了国际上经济自由度指数，具有较强的国际可比性。主持这项研究的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毫无疑问地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已超过许多被欧美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数据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贸易环境更加公平，金融业更加开放。2003年，中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占出让总面积的比重由2001年的7.3%增加到28%，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从26种减少到8种。2001年至2003年间，资本项目中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的项目增长58%，严格管制项目减少60%。[3]

传统公有制的困境，使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强调，制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对于发展非公有经济，中共十七大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对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的言论，中共十七大也反对，明确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保持了迅猛的增长态势，全国个体私营经济领域注册资本金总额（即：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数额）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1223.92亿元，比上年增加18726.63亿元，涨幅高达22.7%。私营企业仍为个体私营经济的主体，其注册资金达93873.14亿元，占总量的92.74%，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数额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增长较快，与上年相比增幅达13.64%。2007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内实有经济主体户数3292.84万户，比上年增加199.16万户，同比增长6.44%。其中，私营企业增加了53.23万户，达到551.31万户，比上年增长了10.69%；个体工商户增加了145.92万户，达到2741.53万户，比上年增长了5.62%。

个体私营经济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人员继续增加，全年新增就业人员1003.31万人，同比增长8.54%，实现就业总人数12749.28万人。从内部分布来看，私营企业虽然只占个体私营经济领域总户数的16.74%，却占据了就业量的56.89%。而且，从动态增长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高于个体工商户，达到10.12%，后者只有6.52%。

从行业分布来看，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第三产业继续保持绝对优势，总户数达2806.26万户，占总量的85.22%。其中，私营企业有358.32万户，占中国私营企业总量的近2/3；个体工商户有2447.93万户，占中国个体工商户总量的89.29%。统计显示，个体私营经济最集中的行业，首先是批发和零售业，有私营企业188.61万户，个体工商户1639.92万户；其次为制造业，有私营企业149.5万户，个体工商户251.98万户；排在第三位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有私营企业19.08万户，个体工商户275.57万户。仅此三个行业中，个体私营经济主体数量就占据了总量的76.67%。

从个体私营经济的区域分布来看，总体上仍以东部发达，中部、西部、东北部落后为主要特征，但东部与其他区域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这种现象在个体工商户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007年，东部十省有个体工商户1158.37万户，占全国个体工商户总量的42.25%。西部12省与中部6省分布较为均匀，分别占全国个体工商户总量的26.55%和21.88%。私营企业的分布则仍然集中在东部十省，达344.72万户，接近中国私营企业总量的2/3。江苏省的私营企业数量居中国之首，有67.55万户，从业人员1066.11万人，注册资本12684.79万元。东北地区，黑龙江省一枝独秀，私营企业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增幅最大，同比增长26.5%。西部地区，西藏和宁夏表现突出，前者企业户数、注册资本两项的增长幅度均列全国前5名，从业人员的增长幅度更是高达58.83%，居全国第一；后者注册资本增幅全国最高，从业人员增幅全国第二，分别达到70.99%和40.5%。[4]

2008年，私营企业数量继续增长，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08年9月，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643万户，较2007年底增长百分之6.67%；注册资金达到11.26万亿元人民币，较2007年底增长19.97%。2008年民营经济投资仍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08年11月，中国私营企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42万亿元，增长百分之34.9%，高于全国八点一个百分点。

2008年的民营工业也相对快速增长。到2008年11月，中国私营工业企业同比增长百分之20.8%，高于全国七点一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也持续增加。到2008年10月，中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完成3743.6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33.5%，高于全国九点一个百分点。[5]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是经济增长方面。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力量，目前国有控股经济之外的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6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45%，中国的经济发展的70%～80%来源于民营经济。二是在就业方面，民营经济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的渠道，其就业量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0%左右，至2007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亿多，实际的从业人员接近2亿人。三是在自主创业方面，近几年来我国自主创新的70%，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新产品的80%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85%以上是民营经济。在53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民营企业占70%以上。四是税收方面，民营经济逐步的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的来源，2007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4775亿元，增长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56%，个体工商户税收总额1484.2亿元。在对外贸易方面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生力军。2007年全国私营企业对外贸易额为3476亿元，高于全国平均增长45.8%的水平，占全国进出口比重的15.8%，其中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的27.6%。[6][1]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新华社电。[2] 任兴洲：“中国市场体系30年：历程、经验与发展”，新华网，2008年12月4日。[3] 李晓西：“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中国经济网，2005年8月14日。[4] 引自国家工商总局网站。[5] 黄孟复：“盘点2008中国民营经济，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网，2008年1月20日。[6] 全哲洙：“民营经济三十年发展历程与贡献”，新浪财经，2008年5月11日。

四、增长动力的经济体制转型来源

如果从增长的贡献分析，中国这些经济改革，从哪些方面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呢？也许这些分析的结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再简单不过的，或者在今天来看，也很容易明白。但这里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改变的过程，从综合的几个方面，再现改革对增长的推动。（一）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经济人趋利行为

中国1978年以来30年的高速增长，除了承认工作者的物质利益，使工作行为受多工作多得的刺激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产权逐步地得到了明确，而产权明晰，使出资人关心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使管理者受到出资人的激励和监管，使员工也受到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管，从而使传统国有和集体企业及社队时的出资人实际缺位，管理者没有积极性和不受约束，员工出工不出力，甚至大家拿企业和社队的财物，转变为企业和农户的每一人都为其成本、利润、市场和竞争力工作，以获得各自最大的收益。

我们先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企业本位论，从1979年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使厂长初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按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理论，通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经营在利润、成本、产量、质量等方面进行承包。因多产出可以多得，极大地调动了企业承包者的积极性，但是，也出现了“鞭打快牛”[1]、企业不提折旧、拼设备拼消耗、忽视技术进步等等问题。从90年代以来，理论又探索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逐步使其资本来源多元化，后来对国有银行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而对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拍卖、兼并、破产、收购、重组等等，到20世纪末基本上都退出了国有经济领域；本着有进有退的原则，国有经济在战略布局上也进行了调整，退出了一些竞争性的行业，国有和国有控股占国民经济的比率在逐步地下降；而20世纪80年代对产权较为明晰的个体私营经济，从允许但限制存在，到逐步放宽限制，再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如果从全国劳动者工作的比例来看，包括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工作的劳动者已经达到了90%。而且2007年通过物权法，是中国确认财产、利用财产、保护财产和调整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其作用就是构建完善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和私有利益，激励投资者、经营者、技术人员、员工等等通过投资和工作创造财富和获得财富，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认为，产权制度的逐步改革，最后使自然人生产单位（如农户）和法人经营单位（如企业）明晰了自己的财产所有、使用、处置、利益分配等权力，才使社会以不同要素参与创造财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明确的财产和收益利益，才成为真正有计算投入、成本、利益动机，进而追求利益最大化，进行经济决策行为的经济人。对物质利益的承认，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对传统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对集体企业进行改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最基础性的生产力的解放。可以说，没有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格局。（二）市场机制与竞争效率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生产车间，集体企业国家也下生产计划，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的生产也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如何生产、生产多少，由于价格计划确定，生产数量由国家下达，生产结果的分配与企业和社队的利益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关系不密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计划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社队与社队之间，没有产量、质量、成本、利润等方面的竞争。这样一种体制下，劳动者、管理者、技术人员都感觉不到竞争的压力，企业和社队的生产失去了竞争机制下的效率。

中国对于企业和农户的市场机制建立内容包括，首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非生产性劳动也创造价值。将工厂的生产物，从产品逐步认识和改革到看成是商品，要进行成本核算；将商业等认为不创造价值的产业，逐步认识和改革到服务业也创造价值。其次，从改革的步骤和方式来看，逐步地理顺价格体系。包括原料、能源、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等等的价格体系，使其反映成本、利润，包括供需状况；用了价格双轨制的办法，逐步缩小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调节的部分，扩大向市场生产，以及由市场定价的产品的部分，最后计划生产、调拨和定价的范围逐步地缩小，最后统一为全部由市场决定生产、决定价格、决定成本和利润；另外，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将企业完全上交利润，改为上交税收。这样，价格反映市场供求信号，由这样的机制，调节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再次，企业和农户所用的各种生产要素，都是有价值的，也是一种商品，并由供求决定其价格。劳动逐步地从固定工资制改革为岗位和绩效工资制，员工与单位的劳动关系逐步从终身制改变为合同制，并且也逐步在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提取；企业所需要的流动和固定资金从财政拨款，到拨款改变为贷款，资金的基准利率也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过去企业所用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后来土地也作为有价格的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将其改革为有偿出让制，并通过挂牌、招标、拍卖等方式，出让给企业，使土地价格反映土地的供求；[2]而技术、专利、商标、品牌等等，也逐步地从过去不认为是商品，不认为有价值，到承认其是商品，承认其有价值，并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参与企业的投资、经营和利益的分配。

市场机制的供给与需求，价格涨落，调节着企业为谁生产和生产多少；而成本、利润、税收，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价格机制，调节企业怎样生产。市场机制下的竞争，使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质量、注意服务等等，从而优胜劣汰，保持国民经济有持续发展的效率。并且，市场机制使资源优化地配置到最有效利用资源的产业、企业和产品及服务上，使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因此，除了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市场机制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国民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另一重要基础。也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三）二元结构转型的增长效应

中国1978年时，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17.9%，到2008年时，城市化率达到了46%，30年中推进了28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1978年的83.5%下降到了2008年实际的30%左右。这种产业就业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的剧烈转型，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左右。

结构转型对于增长的推动来自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农村和农业中大规模的剩余和闲置的劳动力逐步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来源。农业和农村的劳动力，原有的收入水平很低，进入城镇务工后，其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的水平，其增加部分，也即国民收入的新增部分，成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2005年为计，据央行调查，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为8520元人民币，大大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的水平。[3]如果当年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为1000万人，假定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除去需要支付的成本为每个劳动力2000元的年收入，则转移出去的农民工的收入要比还在农村中的劳动力的收入高出6520元，则仅年新增外出农民务工收入增时就为652亿元，相当于当年第一产业新增生产总值的65%；而如果2005年外出务工农民总量为2亿，则比农民工在家务工多获得的收入为13040亿元，为当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1%。

二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农民工工资之差，包括没有给农民工上的保险成本，成为城镇非农产业的超额利润，也是非农产业持续投资和扩张，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再以2005年为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18405元，如果社会保险成本保守以工资的30%计算，劳动力成本在24000元左右；而农民工2005年时社会保险面非常低，如果以工资的5%计算，农民工成本为8940元。雇用一个城镇职工的成本与雇用一个农民工的成本之差为15000元。即使我们再考虑其他因素，假定用一个农民工为企业带来的节省成本为13000元，新增1000万农民工，2005年为城镇非农产业带来的利润为1300亿元，假如当年新增国民收入24502亿元中利润分配占20%，则农民工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利润部分就占26.5%；而城镇全部农民工为城镇节省的成本为26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4.12%，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低价格成本优势！许多城镇非农产业，就是用这样巨大的源源不断的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额的利润，持续地进行再投资和产业的扩张，从而长期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三是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和转移，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电力、住宅、商业设施、工作场地等等的投资和建设，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1978年到2008年，城镇人口增长了4.5亿之巨，加上流动人口，这样巨额规模的人口，需要吃住行，需要购物和休闲，需要工作场地。因此，需要大量地建设城市中的住宅、学校、金融商业区、医院、工业区、交通枢纽，城市外也需要建设铁路、高速和一般公路、电厂电网、通信网等设施。而这样的持续的大规模的建设，拉动了建筑、建材、装修、家电、家用汽车、运输、商业、电信等等的发展，进而也带动了原料、中间产品和装备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进入了长期的产业强劲发展的时期。（四）国有和私营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的一个重要差距是，企业规模偏小，钢铁、发电、炼油、化纤、卷烟、汽车等等许多工业，都因各地各部门分散上项目，初始投资规模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而私营经济也起步较晚，各行业私营企业规模也较小。从许多产业的组织结构业看，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分散、竞争过度，导致企业固定的分摊成本高，与世界同行业企业比较，经济效益较差。

陈小洪分析过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改革力度较大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产业，其规模经济和集中度提高很快。如80年代电视机业，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很低。但“八五”以来，电视机企业规模经济水平迅速提高，到1996年彩电的产量，长虹达481万台，康佳达250万台，目前最大的4个厂的生产和销售达到经济规模水平。电冰箱业“八五”以来规模经济水平也是迅速提高。在1990年，估计达到经济规模水平的冰箱企业的产量只占全部产量30%左右，而年最大的4家冰箱企业的平均产量大约为120万台，4厂集中度接近50%。“八五”以来摩托车业规模经济水平也是迅速提高。1990年产量最大的4家摩托车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4.3万辆，4厂集中度为59%，而1996年最大的2家企业的产量均超过100万辆，最大的4厂平均规模约为90万辆。[4]还比如，刚改革开放时，中国钢铁厂的生产规模都非常小，上百万吨的钢厂就是大型企业。而到了2005年，年产1000万吨的中国钢铁企业发展到8家；500万-970万吨产量的企业有10家，300-500万吨企业有16家。年产500万吨以上的企业共有18家，占中国粗钢产量的46.36%。[5]

1995年时，中国大型企业6416个，工业总产值21827.62亿元，资产总计为38291亿元，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3.4亿元，资产规模为5.968亿元；中型企业16591个，工业总产值9077.53亿元，资产总计13914亿元，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5471万元，资产规模为8368万元；而小型企业487374个，工业总产值24041.71亿元，资产总计27028亿元，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493万元，资产规模为555万元。而到了2006年，大型企业的数量减少，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为2685个，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12339.41亿元，资产总计为113776.66亿元，企业的产值规模提高到42亿元，资产规模提高到42.37亿；中型企业数量为30245个，工业总产值为95383.60亿元，资产总计为98633.78亿，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3.15亿，资产规模达到3.26亿；而小型企业269031个，工业总产值108865.95亿元，资产总计为78804.07亿元，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4046万元，平均资产规模为2929万元。[6]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包括私营企业从小规模发展为大型企业，其分摊的固定成本（如折旧、管理、财务等等费用）相对于产量而下降，使企业的收益能力增强；越来越多的资本被相对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使用，劳动效率提高；并且大规模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有互相、长期的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升效率；而且，大规模的企业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另外，大规模的采购、销售的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而且，企业的规模越大，在价格谈判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能获得竞争优势。简言之，对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改革形成的规模经济，是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五）分工、专业化与效率

在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时期，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都在企业内搞小而全，一个企业中什么工种都有。还有的国有企业有幼儿园、学校、理发室、医院、体育馆、火葬场、车队，甚至政府性质的公安等机构也存在其内。从产业上来讲，不同行业和不同工艺存在于一个企业之中；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企业办社会；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试图把企业办成一级行政组织。这样企业各专业不分工，企业与社会不分，企业与政府也不分。企业的效率非常低下。

中国学术界将这种企业间分工不明称之为“大而全”和“小而全”。大企业不够大，形不成规模经济；小企业不够强，不能发挥自身优势，这是外显的弊病。而病因则在“全”字上。由于求全，追求自给自足，自成体系，自我配套，万事不求人，部门之间相互割裂，自我封闭，这一切完全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专业化分工协作规律；由于追求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你有我也有，你搞我也搞，造成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产业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重复建设，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结果是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产品积压，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和效益低下。[7]

关于市场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关系，经济学家们有许多论述。按照斯密的解释，“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人们称之为斯密定理。对之进一步的表述是，市场范围的扩展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经济学对分工理论的发展多是从斯密定理开始。施蒂格勒在《市场范围限制分工》一文中，把斯密定理进一步具体化为市场容量增大，使各个产业的成长过程出现垂直分解的发展趋势。[8]杨小凯由此分析了市场与分工和专业化的关系，认为整个经济在完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一体化程度低，商业化程度低，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每人的生产率就低。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在完全分工状态下，每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人的贸易依存度，交易次数和总交易费用，每人的生产率都比自给自足状态高。分工程度取决于由分工引起的效率增加和交易成本增加的比较。[9]盛洪完全从斯密定理说明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市场扩张于前，分工发展于后，用市场扩张说明分工的发展，进一步具体化了斯密的理论。盛洪认为，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交换本身可以给人带来新增的效用。然而市场交换的增多会带来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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