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人——试管婴儿技术的起源与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琼斯（Jones,Jr.,H.W.）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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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人——试管婴儿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试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医学专家，为了人类能够生存得更好，在默默地改变着世界，但很少有人像霍华德·琼斯博士这样持续地做这样的事情，直到105岁高龄，他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投入到了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去，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霍华德·琼斯博士和他的太太乔治安娜·琼斯博士以及他们的好友及同事梅森·安德鲁博士是美国试管婴儿技术的开创者，他们主持参与了美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的出生，也是当今试管婴儿前沿技术的领导者。今天，正是基于他们在生殖医学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数百万计的夫妇实现了他们的家庭梦想，有超过六百万名试管婴儿得以来到这个世界。

我作为一名对生殖医学有浓厚兴趣的医务工作者，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生殖医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我国生殖医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也从霍华德·琼斯博士的研究实践中获益良多，我本人也被他渊博的专业知识、独特的专业视角、乐于分享的精神深深感动。生殖医学技术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研究历程，最终发展壮大并为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带来福音，没有人比霍华德·琼斯博士更适合对西方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全面的专业的回顾介绍。

我很荣幸地向大家推荐霍华德·琼斯博士的这本书，希望书中有关试管婴儿技术发展的介绍能对各位同道以及对试管婴儿技术感兴趣的人有所启发和帮助。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2015年9月于郑州自 序

我与罗伯特·爱德华，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第一例IVF（体外生殖）成功的临床团队领导者。1971年，也就是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之前7年，美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之前10年，我们同时开始关注辅助生殖技术及相关社会问题。本书的第一章，就将提到我们参与相关讨论的细节。“人在何时形成”这个议题，在哲学方面已经有很多种诠释，本书将从历史、生物学和人类文明的角度进行讨论。在书中，我怀着谦卑的态度分析了传统罗马天主教教义，同时，我认为21世纪的有些想法，也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未来的时代，对其有所帮助。

如果对书中的一些缩写或者词语不太熟悉，可以参照本书结尾附上的词汇表。霍华德·琼斯致 谢

我很感谢那些经历过自然生殖挫折，最后决定尝试IVF技术实现生育的夫妇，特别是在该技术获得临床许可后的最初几年，尽管反对声音四起但仍愿意参与其中的夫妇。没有他们的鼓励，IVF技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发展。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本书的初稿得到了很多同行朋友的支持和建议，他们是雷·阿德尔曼，萨宾·安德鲁斯，露辛达·戈斯登，罗杰·戈斯登和巴萨姆·卡瓦撒。

我也要感谢詹尼佛·格尔哈尔，用精湛的文字编辑能力，帮助改进了本书的语句。

最后，我将感谢献给同我一起工作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行政助理，南希加·西亚，她再一次用她出色的工作能力修改订正本书。霍华德·琼斯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2012译者致谢

首先，我非常感谢霍华德·琼斯博士愿意授权并支持我，将他在102岁高龄完成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将辅助生殖技术的开拓者们在早期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与中国同行们和对此技术感兴趣的中国读者朋友们分享。在美国开展试管婴儿技术取得成功后，琼斯博士曾多次出访世界各国，指导当地医院开展这项技术。他和他太太乔治安娜·琼斯博士曾于1985年受中国卫生部邀请出访北京，并对该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推广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刻，传来令人难过的消息，琼斯博士于2015年7月31日在弗吉尼亚过世。我非常荣幸地曾在美国第一家生殖中心——琼斯生殖医学研究所接受博士后训练，并有机会与琼斯博士一起工作3年之久。即便是在100多岁高龄的时候，琼斯博士仍然每天到研究所工作。在我经过他的办公室时，总是能看到他或是在通电话、接待访客，或是参与会议，或是头戴放大镜专注阅读最新文献。回想我在研究所作学术报告的时候，琼斯博士总是第一个向我提问的人，他的问题尖锐直接，总能简明扼要地抓住关键，引导我思考。他还非常关注中国的生殖医学发展，多次向我询问相关情况，并为试管婴儿技术近年来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和飞速发展而感到高兴。与这样一位风趣儒雅又和蔼谦逊的教授交谈，很快就会让人忘记与他的年龄差距，所见所闻尽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学者风范。在此，我也希望用这本书纪念琼斯博士的故事和精神。

我要感谢于修成教授对辅助生殖技术伦理方面的发展所提的宝贵意见；感谢胡蓉博士和边明磊博士对翻译内容的校对；特别感谢孙莹璞教授对本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就没有本书的出版。

非常遗憾的是琼斯博士看不到本书在中国的出版，但他的故事和他对试管婴儿技术发展的深远影响必将鼓舞后来继续努力，为更多渴望孩子的家庭带去希望。于亮2015年8月全文简介

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时候变成“人”的？这个关于“何时成为人”的话题，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争论不休。想不到的是，21世纪早期的十几年中，这个问题再次活跃起来。成为“人”，意味着个体发展到了应该获取社会保护的一种状态。

人的形成，是民事事件。就像开车和选举需要一个法定年龄，被监护和被保护需要相应的法定年龄限制等，成为人也一样需要一个定义。过去，有很多人类个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被认为是能够定义这个问题的里程碑。相对于很多其他因素而言，心跳、胎动、脑电波和存活能力等，被认为是人体形成的重要事件，因而开始受到社会保护。

人何时才算形成，曾经是辅助生殖技术发展早期遇到的最大困难。这其中涉及了生物科学以外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宗教、公共政策以及法律等各方面。仅就法律方面而言，倒是没有因为与现存的法律冲突而造成麻烦，可是现实的局面是，根本就无法可依。

这就导致了许多辅助生殖技术的先驱者们，成为了需要面对法律和伦理层面挑战的第一批人。这本书就是有关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生殖医学中心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怎样克服生物学难题，最终将辅助生殖技术推广于临床应用的故事。第一章体外生殖、生物伦理与公共政策

1971年初，在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降生了一个被诊断出唐氏综合征的婴儿。这个孩子还有时常发作的并发症，那就是由于先天性消化道畸形而造成的肠梗阻。孩子的父母在得知孩子必须要做一个手术才能活下来后，经过再三考虑，他们以孩子既然已经有智力缺陷，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生存下来为由，拒绝了手术提议。最后，那个孩子就这样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华盛顿的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和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一致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契机，可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展开关于社会应该持何种态度看待智障人士的讨论。

尤尼斯·施莱佛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胞妹（两者后来都遭到暗杀）。另一位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男性是马赛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摩尔·“泰德”·肯尼迪。在他们兄妹中间，还有一位女性，罗丝玛丽·肯尼迪，患有先天智障。而尤尼斯·施莱佛，则活跃在预防残障个体被社会排斥的各种公益活动中。她看到这样的歧视也将发生在她姐姐身上，因此借助霍普金斯事件召开了公众集会，讨论如何对待智障人士的伦理方面的问题。

同时，在那次会议上，另一件需要讨论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在当时已经发展起来，但似乎仍受到很强伦理方面质疑的新技术，那就是体外生殖（IVF）。提议将IVF也作为会议讨论内容的是安德烈·海勒格斯，他在1965年时是霍普金斯医学院产科系的老师。当时，罗伯特·爱德华（绰号鲍勃）和我正在研究人类IVF技术。安德烈与肯尼迪家族的关系将在后文中提到。罗伯特·萨金特·施莱佛（尤尼斯·肯尼迪的丈夫）是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他打电话叫鲍勃参加1971年10月14日的会议。

鲍勃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他接受过遗传学的训练，但实验对象仅限于小鼠。直到马赛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张明觉（美籍华裔生殖学家）于1959年以兔子为实验对象成功实现了IVF，鲍勃才想到，IVF技术或许也能应用到人身上。他在英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人类卵子进行实验，因此，他于1965年的夏天来到位于巴尔迪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他跟我联合，开始了IVF应用在人类身上的尝试，我当时是这个项目的临床医生。在我们1965年开始工作时，人类卵子的体外受精似乎还未有过先例。在1965年，关于识别卵子是否受精的普遍共识是要通过显微镜观察，检测精子的尾巴是不是出现在卵子细胞质中，才能确认受精成功与否。

回想那些我们发表在1965年研究报告上的显微照片，IVF的确是1965年夏天就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因为在当时我们就能观察到卵子中的原核，而在现在这个现象已经被认为是受精成功的证据，因为原核中包含来自卵子和精子的遗传物质。回到英国后，鲍勃和临床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合作，最终在1978年迎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出生，鲍勃也因此获得2010年诺贝尔医学奖。

回到1971年10月，施莱佛在华盛顿组织人类IVF会议，鲍勃说他不能参会，因为他已经同意了另一个位于东京的会议邀请，而那个会议时间恰巧就在华盛顿会议的两天后。因此，施莱佛打电话给我，说他得知我认识鲍勃，想请我劝说他在去东京的途中，先来华盛顿参加伦理会议。

施莱佛是怎么知道我认识鲍勃的，这绝对是故事里的故事，也说明了世界上有些奇事就是会这样奇妙地发生，具体细节我也会在稍后提到。于是，我劝说鲍勃改变了行程，他直接从伦敦飞到巴尔迪摩°华盛顿机场，当时乘坐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从机场接上他，便去华盛顿参会，地点在水门饭店（水门事件发生之前，水门指的还只是饭店）。鲍勃对会议将要讨论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他打算在会上介绍IVF并为这个技术的伦理处境辩护。

当意识到真正的情况时，他就有些顾虑了，因为他发现那里有一个专家组被罗杰·马德所操纵，罗杰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专家组包括因发现DNA结构而出名的詹姆士·沃森，保守派伦理学家利昂·卡斯博士，普林斯顿的保守派神学家保罗·拉姆齐博士，律师大卫·多布，以及来自伦敦的杰出生物学家安妮·迈凯伦博士。

鲍勃对这个专家组可能持有的态度表示顾虑，他问我是否可以同去。于是，我应他的要求，最后加入到专家组。在他的报告中，鲍勃介绍了IVF，指出这项技术在英国的应用许可，已经被伦理学家和牧师等讨论并通过。其他专家组的成员在评论时，几乎是一边倒地完全反对鲍勃正在做的研究，或者像安妮·迈凯伦那样，虽然不反对，但建议鲍勃应该放慢速度，理由是大部分的民众会反对。其主要原因是，他现在想做的，在很多专家组成员看来，超过了科学所要处理的问题的界限。詹姆士·沃森说，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会犯很多没法纠正的错误，因此这项技术不能展开。利昂·卡斯也强调了畸形的可能性。保罗·拉姆齐当然是从保守派神学的角度看待生殖过程，他认为既然这是神的工作，人类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利昂·卡斯的记录很快就发表在1971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他写到，

即将到来的人类生殖技术，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重要的伦理及社会问题。一个主要的顾虑就是，是否应该通过在未出生和未生育的人身上实验，来完善这项技术。因为与体外生殖相关的新技术，和人类胚胎的实验室培养，都很有可能给随之出生的婴儿带来很严重的损伤，这在伦理学上是不能通过的。不能既为他选择未来将要面对的风险，同时又给他生命让他来面对这一切。而且必须小心，不要给无孩夫妇带来过度的希望和期待。医疗和科研团队应该预先假设出，为应用于人类的新技术所进行的研究如果要成为人类生殖的一部分，那么它所要面临的主要审核规章是什么。

他继续讲到，

总之当前没有办法提前预知体外生殖技术、人类胚胎的培养、移植，是否会导致后代的畸形、不育或智障。即便我们可以对畸形的胎儿施行流产，我们也还不能或者说没办法对此完全确认（用羊膜穿刺或其他方法），我们更不能依靠自然流产来排除所有的胎儿缺陷。

保罗·拉姆齐的延伸评论发表在1972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我必须指出，体外生殖实验包含了在未来的人类身上进行不合伦理的医疗实验，因此，绝对是应该禁止的。我请大家注意我的准确措辞：我是说，在未来的人类身上进行不合伦理的实验，把即将出生的小孩当实验对象，并把他们的顺利出生当实验的成功。

接下来的好几页，则是试图支持此观点的证据。对于如今21世纪的读者来说，这会很令人费解。我们都知道现在借助IVF技术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止几百万，这些孩子的状况经过多种追踪调查。根据2011年阿尔佛雷德·瑞穆，艾丽斯·片山和保罗·片山的报道，现今的观点是，这些孩子们跟其他任何夫妇所生的孩子一样正常。

当这位先生讲话时，我几乎听不下去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对于自己要说的内容还是不确定。当我发言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成为鲍勃的见证人。我指出这里有一位科学家，正在用已经可行的技术解决着每个人都想解决的问题，而且他的工作带来的益处将会战胜一切理论上的异议。当我在讲话时，我脑海中突然想到鲍勃的处境可能就像伽利略，于是，我开玩笑地说到，我觉得鲍勃正在遭受伽利略那样的责难。我现在提到那次会议中的这个特别的情景，是因为鲍勃在他的传记《生命中的一件事》中追忆了那次会议，并用一整章来记录华盛顿的那次特别会议。而他对于我的发言唯一的评论就是，我将他比作伽利略。

华盛顿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在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鲍勃和我应邀参加萨金特·施莱佛家的晚宴。施莱佛家有一个非常大的餐厅，里面有四张桌子，每桌大约十人。就在我们即将就座的时候，我发现一位年长的女士，身着非常普通的服饰，坐在距离我隔两个位置的桌边。这种晚餐不是在晚餐开始前的酒水时间可以转来转去，然后再落座的那种。当我们坐下后，萨金特·施莱佛让我们彼此介绍自己是谁，从哪来。当轮到这位瘦小的女士时，她就直接站起来说，大家叫我特雷莎嬷嬷。因此我有机会跟特雷莎修女一起共进晚餐，还有专家组的其他成员。

关于伦理部分的讨论，这次会上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可以从与会者的反应中，也就是掌声和得到的关注中分辨出，在会上支持IVF也就是支持鲍勃和我的听众比反对的人多。而且，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那些对IVF持有好感的人占了上风。再有就是1971年会议上发生的讨论，预示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顺便提一下，这次关于伦理讨论的会议，起初是关于对待唐氏综合征的态度，因为涉及IVF，变成在当时正在筹建的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后来成为乔治城大学的一个机构）举行的首届会议。同年，安德烈·海勒格斯被选为该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的1971年10月1日，乔治城大学校长罗伯特·亨利宣布收到来自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的一百三十五万美元的捐赠，而该基金会的主席就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执行副主席则是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罗伯特·亨利校长还提到，

近年来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伴随出现了很多伦理问题。制造试管婴儿和克隆，这些曾经出现在奥尔德斯·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一书中，当时被描述成令人不寒而栗的技术，现在正在研究中。比如，通过罗伯特·爱德华博士在英国剑桥大学所进行的研究，已经预见到人类卵子可以在体外受精，随后再种植在子宫内。其他方面的顾虑则包括，人体细胞的基因工程，能否延长一个垂死病人的生命，器官移植是否可行，当胎儿检测出有某些遗传影响带来的畸形时是否能够提供帮助等。

罗伯特·亨利校长发表的这段意见和观点，显然是来自基金会开幕式上和尤尼斯坐在同一讲台的安德烈·海勒格斯。稍微详细讲一下，安德烈·海勒格斯曾经接触过一些罗伯特·爱德华的实验，因为他们在1965年时，一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当时爱德华和我正在创建体外受精的研究项目。

后来有人指出，肯尼迪伦理研究所在1971年的建立，标志着“生物伦理”这个词汇和概念的诞生，而IVF显然是促成此事的因素之一。

这就把我带进前面提到的所谓故事里的故事，也就是施莱佛是怎么知道我认识鲍勃爱德华的，以及他如何知道我可能会劝说鲍勃来华盛顿参会的。安德烈·海勒格斯出生在荷兰，在爱丁堡读的医学院，然后在1953年来霍普金斯做住院医师，随后留在霍普金斯工作。他在1967年跟霍普金斯的同事保罗·布伦斯一起去了乔治城大学。因此安德烈·海勒格斯在霍普金斯时，正与1965年鲍勃在霍普金斯从事体外生殖实验是同一时期，也正是这段时期的工作导致了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

但是安德烈·海勒格斯是怎么了解到肯尼迪也对此感兴趣的呢？因为安德烈·海勒格斯有一个叫皮埃尔的兄弟，由于出生时缺氧而导致头脑发育有些迟缓。当安德烈·海勒格斯在霍普金斯的时候，儿科系的系主任是罗伯特·库克，他是两个先天性染色体异常导致头脑发育迟缓儿童的父亲。库克和海勒格斯因此在面对社会该如何对待脑瘫后代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另外再提一句，罗伯特·库克曾经是六七十年代肯尼迪家族在华盛顿的医疗顾问，因此是罗伯特·库克介绍安德烈给肯尼迪家族，然后以共同的对社会如何对待智障儿童的态度为兴趣，将彼此紧密连接。

1967年保罗·布伦斯受邀担任乔治城大学产科系的主任，然后他把安德烈带到胎儿缺氧的研究项目中。这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导致了IVF的生物伦理问题早在1971年就展开了讨论（作为讨论社会如何对待唐氏综合征个体态度时的辅助议题），远早于IVF的临床应用。正是在那时，IVF作为议题，在肯尼迪伦理研究所第一次会议中得到了深入讨论。第二章美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成功与社会反响

正当我们准备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建立临床中心时，我们的团队很快遇到公共政策问题。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医院参与进来，因为当时取卵子还是通过腹腔镜，这是一种需要入院和全套医疗设施辅助的方法。我们联系到医院的主任格伦·米切尔先生，他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工作过，也是我们多年的好友。

格伦·米切尔为我们在医院里提供了一间接生室作为取卵的房间，相邻的是放置消毒器材的地方，也可以转变成一个小型实验室。1979年的秋天，我们就这样开始动工了。

在开工后不久，我接到格伦·米切尔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有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医院需要申请一个“需求许可”，这是弗吉尼亚卫生署要求的，防止医院提供重复服务的一项管理措施。他说既然现在没有类似项目，这将是个常规手续，按照申请的程序进行，应该是很简单的，因为不太会有反对意见。他又说我不需要出现在申请过程中，他会完全处理好。因此在1979年9月提交申请时，我没有参加听证会。

然而听证会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会议议程出现在了当地报纸上，因此会议期间有大批堕胎反对者蜂拥前来聚集，抗议医院将要开展的项目。最终申请被拒绝，但听证会的官员说，医院也许可以通过公众听证程序再次为IVF申请“需求许可”，事实上，医院方面也表现出了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申请的意愿。

在这些完成之前，我有一个想法，想知道诺福克综合医院和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董事会，是否支持我们为开创IVF中心所做的努力。因此“需求许可”被拒绝后，在开始第二次申请之前，我要求出席医院和医学院的董事会。在这两个会上我都声明，虽然我们正在计划开创IVF中心，但我们的计划还没完善，如果两方面的董事会有任何的反对，这个计划将会很容易就被取消。最后两个董事会全体一致通过。这次得到的认可，让我感觉我们的后方有了保障，可以说，是我们力劝医院通过大众听证程序再次申请“需求许可”的。这一次，听证会定在1979年10月31日，也就是在万圣节当天举行，时间定在了下午两点。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牛顿·米勒（后来成为一名在诺福克行医的妇产科医生）号召了大量的医学院学生，在听证会之前就聚集在会议总部，就是医学院校园附近的诺福克卫生局。学生们基本上占领了全部座位。所以当一车一车的反堕胎人士到达，带着抗议我们申请的志愿，准备进入听证会大厅时，观众席已经没有空位置了，这就导致了过度拥挤和阻塞。而消防局就在附近，他们禁止人站在走廊里。最终还是学生们妥协了，一些医学院学生离开，留出座位给反对者。这次听证会也因此延迟了开始时间。美国三大电视台CBS、NBC、ABC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记录了现场反对者的行为。稍后，更广泛的报道出现在国家出版物和诺福克当地的报纸《明星纪事报》上。听证会直到晚上8点才结束。反堕胎者们得到一个机会，用他们邀请到的外州人士来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在霍普金斯时就结交的好友，哈佛大学生理系教授约翰·比格斯博士，美国妇产科学院主席也是杜克大学妇产科系主任的罗伊·帕克博士，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好友，圣公会西弗吉尼亚教区的主教希思·莱特，以及本地犹太会堂的拉比劳伦斯·福尔曼，这些人都代表我们发表讲话。反对者提出的异议是，我们干预了上帝的工作，这将导致畸形儿童的出生。此外还有很多毫无意义的反对，比如，一个反对者指责我们在试管里乱伦，因为我们将要做的实验是把人和猴子结合。

同时还有其他争论针对IVF计划，贯穿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堕胎。有些发言人指出，他们所理解的IVF过程中，会移植多个受精卵子，但事实上仅有一个或两个会最终能形成婴儿出生。这就意味着那些最终没有发育的都夭折了。实际上，很多抗议的人都是在反对“罗伊诉韦德案”中参与反堕胎运动的“老兵”。显然他们已经失去了表达的平台，现在发现IVF是一个方便他们歌颂他们那些已经歌颂了多年的、关于堕胎事件的新平台。我们成了导致堕胎的被告。

学校和医院的行政管理层都前来出席，支持我们的申请。包括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校长威廉·迈耶博士，还有一些医院和医学院理事会成员。

主持会议的官员在那天并没有表达出什么观点。事实上，随后还有几次附属听证会，最终我们在1980年2月申请到了“需求许可”。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抗议者又去法院申请禁令。在禁令这件事上，东弗吉尼亚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梅森·安德鲁斯博士主持了另一场听证会，禁令才未获准许。我们在1980年3月才最终能够开始IVF的项目。尽管申请到了“需求许可”，但我们在伦理方面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比如，示威者一次次的出现在医院门前，迫使病人甚至医生，不得不穿越他们的人墙才能通过。

在我们的第一个试管婴儿，伊丽莎白·凯尔，1981年12月出生的时候，反对派的领导者查尔斯·迪安先生身上挂着广告牌正在医院门前招摇，上面写着“拿事实来见我”，他还到处散布宣传小册子，描述我们正在做的“恐怖”事情。

还有一些当地的反对者，持续去诺福克附近那些有支持医学院预算项目的市政当局抗议了很多年。当医学院组建时，社区提供了基金预算，按年度基准为医学院提供资助。反对者在8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里一直试图将这些预算项目清除。我和校长迈耶博士特别前去参加诺福克市和切萨皮克市的年度市政厅会议，才最终成功阻止了那些支持医学院的财政预算被挪走。第三章试管婴儿与梵蒂冈

IVF项目于1981年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成功是团队（图1）努力的结果。图1　IVF的创始团队：前排左至右：梅森·安德鲁斯博士，杰罗·加西亚博士，霍华德·琼斯博士，乔治安娜·琼斯博士，阿尼瓦尔·阿科斯塔博士；后排左至右：黛博拉·佩里，桃瑞丝·根特林，露辛达·维克，琳达·林奇，南希·加西亚，玛格丽特·惠特菲尔德

梅森·安德鲁斯博士是系主任，也是IVF项目热情的支持者，他在许多行政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不仅如此，他还在1982年12月28日接生了我们的第一个试管婴儿———伊丽莎白·凯尔。

乔治安娜·琼斯博士是我的爱妻，也是一位生殖内分泌专家和终身合作伙伴。虽然她在第一章所描述的事件中涉及不多，但她参与很多IVF项目的建立，提出了促性腺激素刺激卵巢的方法，这一技术已经沿用了超过30年。

阿尼瓦尔·阿科斯塔博士来自阿根廷，曾经跟着我们在霍普金斯做主治医师，后来回到阿根廷。回去后，他觉得当地政治气氛非常令人不悦，就希望重返美国。当时，东弗吉尼亚医学院正在安德鲁斯的带领下组建，他收到安德鲁斯的热情邀请就愉快地加入了。这是件一举多得的事，安德鲁斯是男科的专科医生，在当时很少有妇科医生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但男科学显然是IVF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这方面的知识为我们最后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

露辛达·维克，后改名为露辛达·维克·戈斯登，是我们的胚胎学家。当时几乎找不到有人类胚胎研究经验的人，也确实没有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人。露辛达在实验室里受到训练，是经验丰富的细胞遗传学家。她自学胚胎知识，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胚胎学家，发表了大量关于人类早期胚胎学的文集和图谱。

杰罗·加西亚博士曾经在琼斯生殖医学研究所完成他的专科医师训练，之后返回他的祖国哥伦比亚。像阿尼瓦尔·阿科斯塔一样，他也发现当地的政治气氛令人不满，稍后写信询问教授职位。当时，团队里正需要一位专科医生，于是一切的安排都水到渠成。

参与的员工也很杰出。护士桃瑞丝·根特林，玛格丽特·惠特菲尔德和黛比·佩里，工作热情，不在乎是否超时工作。还有琳达·林奇和南希·加西亚，后者做了我超过三十年的行政助理，负责安排处理各项行政工作和病人的联络方式等。

系主任梅森·安德鲁斯要我负责在东弗吉尼亚医学院成立生殖内分泌科室和IVF中心，起初IVF中心可以说只是附加的项目，但在这组独特团队的努力下这一切竟然实现了。

随着1981年12月伊丽莎白·凯尔的出生，还有其他几个1982年顺利出生的试管婴儿，标志着诺福克中心已经成功掌握了IVF技术。毫无意外地，接下来有许多处于各种水平的医生和研究者要前来学习受训，我们尽最大可能来满足他们。

我们也要应付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会议邀请，前去解释我们的技术。其中一个邀请我和乔治安娜的会议是在1983年，来自西尔维奥·白托奇教授，他是意大利巴里大学妇产科系主任。白托奇教授要举办一个会议，邀请了几乎全部意大利的妇产科医生，共同讨论将IVF介绍到意大利的可能性。

会议主办方同时也邀请了天主教博洛尼亚总教区的主教卡洛·卡法拉，当时他在梵蒂冈担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研究所关于婚姻家庭研究的主席，这是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亲自任命的。巴里会议的主办方显然认为卡法拉主教应该在场，因为他们希望获得他的允许来开始IVF项目。但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发展，主教非常反对这个项目。我们在公开场合与卡法拉主教进行了很多有趣的讨论，私下里也与他一起用餐。这听起来很像在诺福克的那次万圣节当天举行听证会上的主题，也就是说IVF这个概念本身令人不安，因为它会引起流产。但梵蒂冈这次的意见却不相同，主教说反对的理由在于IVF并不是夫妻恩爱的纽带。我们后来又返回梵蒂冈城参会，讨论了这个主题。

在巴里的会上，白托奇教授要求我们帮忙培训一名在他看来将来会成为胚胎学家的人，他们希望在巴里开始IVF。这个人就是西蒙娜·西莫内蒂。西蒙娜在巴里会议之后很快来到诺福克，带着打算回巴里开启IVF的志愿开始了她的训练。然而，在西蒙娜还在诺福克受训的第一年，白托奇教授就意外去世。他的继任者对启动IVF项目兴趣不大，这就导致了西蒙娜在诺福克市一待就是七年，期间她成为了一名胚胎学专家，也在实验室帮忙训练了很多胚胎学家。同样也是在巴里的会议上，路易吉·卡兰萨教授作为罗马大学妇产科系主任、盆腔外科协会会员，要求我们接收一名培训生。我们很高兴地同意了。这名培训生就是朱丽叶·米凯拉，跟我们在一起工作有一年之久。我们去梵蒂冈参会时，在罗马再次相遇，她告诉我们她的实验室已经收取卵子并成功受精了第一个胚胎。正是卡兰萨教授把培训生朱丽叶带到了巴里会议上。

1984年初，我的妻子也是同为工作伙伴的乔治安娜，跟我分别收到类似的信件，上面盖有“里约热内卢”样的邮戳，信件内容印在有着“教廷科学院”信头的纸上。这封信是由该科学院主席卡洛斯·查格斯签名的，标注着科学院将于1984年秋天在梵蒂冈花园举行会议讨论IVF（图2）。这封信的目的是询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前往梵蒂冈参会。我不确定这是一封真正的邀请函，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教廷科学院”。我怀疑有人故意捣乱骗我们，因此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对这封邀请函置之不理。但我越想就越觉得这信里似乎有些什么，卡洛斯·查格斯这个名字，对于那些知道查格斯病是由里约热内卢的一名叫卡洛斯·查格斯的医生命名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也许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我决定就此事联络诺福克市德保罗医院的天主教牧师。事实上，我是打电话邀请他来我家吃晚餐。席间，我们向他展示了这封信，并询问了他是否也认为这封信不是真实的。他看了后非常激动，因为他知道教廷科学院。他解释说，这个科学院在伽利略时期就已经创立，当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科学研究会受到像伽利略在梵蒂冈时那样的惨败。牧师说这个科学院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时地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科学发展的问题，再交给梵蒂冈的神学家们来向公众解释。这些解释要非常适当，符合教皇和教会表达神圣的方式。我们因此回复卡洛斯·查格斯说我们接受邀请，事实上对于1984年10月才举行的会议来说，这份邀请发出得非常早。图2　来自梵蒂冈的邀请信

会议在梵蒂冈花园内的教皇比奧四世行宫里举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由白色大理石构成的建筑，是比奧四世为了躲避他自己在梵蒂冈住处的炎热而修建的，也是教廷科学院的总部。参会时我发现被邀请的这些人，是以主席卡洛斯·查格斯为首，由11位成员组成的专家组。其中只有三位妇科医生，是巴黎的雷内·弗里德曼医生，乔治安娜和我。委员会里其他成员都是神学家，或者来自梵蒂冈的科学家，所占比例几乎是各为一半。乔治安娜和我住在梵蒂冈境内的米开朗基罗旅馆，我记得我是唯一没有穿神职衣领的人，当然还有乔治安娜，她是旅馆内唯一的女性。早上开会时，我们被梵蒂冈的私人司机接走，在进入梵蒂冈之前，他有一半的路程都是沿着梵蒂冈的外围墙开，然后前往会场所在地比奧四世行宫。

乔治安娜和我由恩里科·罗瓦森达牧师带路，他其实是这里的执行主管。他解释说，我们在会议中会被称为阁下，其实他们这里从没有人用过这个词。

他还提到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哪里吃饭，学院会员的任命是终身任命，在教会活动中我们可以列队站在红衣大主教的后面，主教的前面。我为最后一条福利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我们来罗马之前，我们跟诺福克的主教威廉·苏里文谈过话，他是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市包括诺福克市在内的教区的主教。见面时他非常不友好，并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表达了极度失望。我们几乎想不到还有什么教会选举会议，能让我们站在苏里文主教和红衣大主教之间。

在策划会上，主席卡洛斯·查格斯解释说这次会议将被记录，也让我们不必担心隔墙有耳，这样我们就可以实话实说，讨论关于IVF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悖或一致。他又说到，我们将有机会读到最后完成的记录。这是将要发表的，由所有学院成员深思熟虑后认定的，将是既符合神的圣洁，也符合梵蒂冈其他成员考虑为教会会友使用IVF而创建的指南。

三天中的讨论都非常相似。乔治安娜，雷内·弗里德曼和我的角色就是详细描述IVF的过程。围绕在桌边的这群人非常感兴趣。他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除我和乔治安娜以外，他们都可以说多国语言。会议最初要求只能讲英语，大家开始时说英语，不久又转换到意大利语、法语或其他什么，然后我们就听不懂了。因此第一天之后，查格斯教授给我们配了一位翻译，坐在乔治安娜和我之间。他可以迅速将他们讲的话翻译成英文，如果他们一不留神说回英文，他又能翻译成其他语言讲给我们听，完全没意识到其实他不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除了英语其他都听不懂。这位翻译不是别人，正是杰罗姆·勒琼博士，他也是科学院的成员，当时刚好在梵蒂冈。1959年，勒琼博士定义了唐氏综合征是由染色体异常引起的，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的染色体缺陷疾病。他是一位虔诚的罗马人，常常去梵蒂冈，德高望重，还在清早跟教皇一起祷告。

值得一提的是，参会的成员之一，卡洛·卡法拉主教，先前曾经跟我们在意大利巴里的会议上见过面。实际上，我怀疑这些来梵蒂冈的人，是由包括卡洛·卡法拉在内的几个人召集的。他还记得在巴里的那次会议，我觉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被邀请来梵蒂冈。

会议讨论充满了智慧，围绕着IVF的过程，有或多或少的科学讨论，而在我们讨论的同时，神学家们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上，主席查格斯要求每个人轮流讲述他们是否认为IVF应该合法，或者非法，他要求所有的神学家都表态。他没有询问乔治安娜、雷内·弗里德曼和我。他围绕着桌子走，经过的每一个人都说如果教区的居民来问是否可以接受以上描述的治疗过程，他们大概会说他们认为这是合法的。每个人都这样说，除了卡洛·卡法拉主教，他说他认为这是非法的，因为这是在夫妻关系以外的。我们讨论得非常激烈，到底什么是他说的夫妻关系，结果他的定义是性交。会议主席卡洛斯·查格斯做了相当多的努力，想要说服卡法拉主教改变他的观点，在说服失败后，他问卡法拉是否可以保持沉默，卡法拉说不能，说他要替教皇听取意见。这件事最后确实如他所说，在梵蒂冈发表的文件《有关尊重生命肇始及生殖尊严的指示》上，将IVF及相关程序称为“非法的”。显然，卡法拉主教的声音盖过了其他前来参会并参与讨论的神学家的意见。

我们在梵蒂冈访问时还发生了几件特别有趣的事。我们到达的第一天早上，发现梵蒂冈的居民总是提到J.P.，我们听了两三次才意识到这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绰号。我们觉得跟着他们这么叫不太得体，就还是尊称他为教皇陛下。

比奧四世的行宫，坐落在梵蒂冈花园内非常好的地段。附近有很多咖啡馆，在会议的茶歇时间，我们就走到露天的大理石阳台上，与之紧邻的就是西斯廷大教堂。教堂外面看起来并不起眼，卡法拉主教提出要带我参观教堂里面，但由于是在会议繁忙的时期，最终并没能成行。

会议期间，任何时段都没有祷告。我们最初以为会议前会有祷告，但并不是那样。甚至吃饭之前都没有。这里从来就没有任何的饭前感谢祷告。我们只是坐下，修女们就招待我们吃美味佳肴，我们听说那些波兰修女是跟随约翰·保罗二世教皇而来的。顺便提一句，那些食物好吃极了，分量十足，而且配的是非常好的意大利红酒。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们听说教皇陛下会在周四早上来梵蒂冈看望我们。但周四早上一到，才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后来我们被安排到其他地方继续开会，因为我们正常使用的会议地址，被智利和阿根廷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商谈所抢占，教皇要为此进行裁决。这让我非常吃惊地发现，虽然已经进入了20世纪，但教皇仍被安排处理这些早在启蒙运动以前就平凡无奇的世俗的事情。我们因此从未见到教皇，但收到他让查格斯主席转给我们的问候和祝福。

以上是会议结束后所写的回忆录。在2011年，我收到一份私人文件，里面是我在1984年10月参会以后所写的会议总结。这些私人文件在我们从会议返程后，发给每个参会人员，里面反复强调了会议讨论的内容，在以下1984年记录的内容中，也有上述内容。

这个关于体外受孕的工作组包括11位成员，由教廷科学院主席卡洛斯·查格斯教授参与并主持一。查格斯教授是位巴西人，也是曾发现螺旋菌导致某些南美国家特有的美洲锥虫病的原因的卡洛斯·查格斯之子。查格斯教授大概76岁，非常有热忱。他有非凡的能力，总是能及时终止会议进程然后总结，并抓住重点，因为会议讨论中，有些参会人员的讨论往往偏离主题。这次会议为期三天。

关于参会者每人的一段描述。

鲍米勒教授是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他负责乔治城大学妇产科系遗传学的工作。他在霍普金斯医学院接受的遗传学训练，并在乔治城大学有自己的实验室。

阿德里亚诺·皮亚尼教授只出席了一天，他是意大利天主教大学妇产科系主任。

卡洛·卡法拉主教是梵蒂冈城内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研究所里婚姻家庭研究的主席，我们曾经在巴里会议上见过面。

路易吉·卡兰萨教授是罗马大学妇产科系主任，也是去诺福克受训的朱丽叶所在系的主任。他只参加了一场会议。

雷内·弗里德曼是整个参会团队所熟知的，他是法国贝克勒尔医院IVF中心的主任。

杰罗姆·勒琼教授正是揭开唐氏综合征之谜的科学家，他发现唐氏综合征是由于第21对染色体的三体变异造成的。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极其保守的天主教遗传学家，他反对将畸形胎儿流产。他也曾经在美国参议院公开宣称，生命在受孕那一刻就存在了。

瑟鲁比教授是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意大利研究所的主任，他是生化学家，也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绅士。

简·维瑟神父是一位荷兰教士，是梵蒂冈的伦理神学家。

除了乔治安娜和我之外，最后一位成员是罗伯特·怀特教授，是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神经外科系主任，他可以说是天主教会里的一般信徒，但在天主教会内部圈子里非常有影响力。

会议在教皇比奧四世行宫内举行，它在梵蒂冈花园里就是一个小小的文艺复兴后期的瑰宝。梵蒂冈城占地103英亩（1英亩=4047平方米），一侧是圣彼得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比如西斯廷教堂，还有一个很大的新建大讲堂，教皇在那里对他的广大听众讲话。接下来就是梵蒂冈博物馆，顶层的观景楼是教皇远眺整个罗马城的地方。梵蒂冈其余地方被围墙围起来，所以整个花园有大概50英亩，正中间正是比奧四世行宫。这是教皇比奧四世修建的，作为他的夏季行宫，当然，现在已经改装得带有水暖和供电。会议地点在行宫的一个大厅里，约有二十把椅子围绕着一张大桌子。行宫建于1561年，议会厅是筒形顶棚，顶上的壁画大概从那个时代就有了。教廷科学院成立于1603年，目的在于通报梵蒂冈在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进步，并为此组织全体成员和工作组将各项成果最终归结成文件传递给教皇本人。

其中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得知，作为教廷学院学者，乔治安娜和我的名称被加上“阁下”，而且这是一个终身称呼。此外，在教会游行的活动中，教廷学者可以列队站在红衣大主教的后面，和主教的前面。我们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一次教皇的会议，能让我们有机会站在态度恶劣的苏里文主教前面。

在第一场会议中，查格斯教授，一个非常杰出有涵养的绅士，说到会议是不受约束的，因为隔墙没有耳。他还说，他愿意先谈谈IVF在科学方面的意义，稍后再提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意义，最后讨论伦理道德方面的。科学院真正的功能是制定文件，描述IVF现阶段的科学状态。他指出，为了整理这些信息，我们需要讨论冷冻的问题，以及是否有IVF婴儿被检测出畸形等。看起来他下定决心要讨论发育到什么时候人才会有灵魂这个议题，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并没有提到该主题。这似乎是由他和其他参会的神职人员想出来的，认为生命始于受孕。

乔治安娜和我被第一个点名，来介绍这项顶尖技术。回想起来，整个交流过程都没有提到任何具体议程，我们只有寥寥几页文件，幸运的是，我带去了我们的结果，以及后续跟踪的调查。我强调说人类生殖的效率非常低，并特别指出挑选过程包括卵的选取问题。在青春期早期，卵巢中20个卵里只有一个能排出，另一方面，每四个精子中就有高达三个可能是畸形的，因此每个周期中精子和卵子的正常结合受孕的概率大概只有20%。

弗里德曼教授稍后展示了他的结果，也只有几页，他跟我们一样也不知道会议议程会怎样安排。他报告中特别提到，他们有经膀胱和经阴道的手术经验。

在稍后的全体讨论时间里，大家很有兴趣知道体外受精，特别是把精子和卵子放进子宫是否可行。他们惊讶地得知已经有医生试过了，我们中心做过不多的几次，雷内·弗里德曼医生也做过。他们不知道格雷·霍金（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琼斯生殖医学中心科研部主任）已经在三十几只猴子身上做过实验，尽管没成功。勒琼特别急于知道为什么会失败，我也知道这会作为结论之一被写到最后文件里，那就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我曾经询问科学院是否准备提供研究资金来支持，但他们说无能为力。

讨论也有一些有益的结果，那就是关于孕体的实验，教皇之前曾对一个研究团队说到，孕体的实验不受欢迎。这就引发了关于怎样定义“实验”这个词的讨论，普遍认同的是，在实验过程中，可能包括有计划的做一些必要的破坏，而这正是教皇所顾虑的。但它并不包括像培养液的改变这类事情，虽然这也会影响到胎儿的存活。查格斯教授看起来喜欢用“观测”和“修正”这两个词，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接受，只要目的是要促进胚胎状态，即便所用的方法可能最终会破坏胎儿的发育。

查格斯教授指出，尽管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活动限定在IVF的科学方面，但它带来的伦理影响也是讨论的一部分。当天的会议结束时，查格斯总结说，IVF似乎从科学方面到技术方面都是可行的，它的效果将可以和自然生殖相媲美。

第二天的讨论内容涉及受精卵的冷冻和保存。弗里德曼解释了这项工作从医疗角度的必要性。他们觉得移植三个以上受精卵在医学上并不理智，为了保存并于未来使用，他们可以求助于冷冻技术。有趣的是，维瑟神父说他觉得科学家没有义务使用“非常规”方法来保存受精卵，他将冷冻视为“非常规”方法。他喜欢用“非常规”方法形容生命结束后保存身体。另一位伦理神学家对于维瑟神父提到的概念表示相当惊讶，或者说惊悚可能更合适。随着对冷冻这件事讨论的深入，伦理神学家们表现出的顾虑不再是对于冷冻或者保存是否正确，而是对于冷冻技术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约50%的胚胎。换句话说，我认为从伦理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对保存没有异议。事实上，如果有可替换的不会破坏胚胎的方法，他们可能会接受它。关于冷冻的讨论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最后也没有得出任何清晰的解决方案来作为会议的最终文档记录。

接下来讨论又回到了IVF的技术方面，比如手淫获取精子的必要性。有意思的是，他们引用了比奧十二世在1949年表明的正是因为涉及手淫才反对人工授精的立场。让我意外的是，伦理神学家代表指出，教皇没有重复声明此事，因此这个问题不应该变成IVF发展的障碍。维瑟神父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生殖尊严非常重要，如果需要手淫，那也一定是出于爱的行为，来达到特别的目的（午饭时间，一些伦理神学家说维瑟是个名副其实的荷兰人，因为关于伦理问题，荷兰人就是那样地出格）。鲍米勒指出，参与人工授精的丈夫一定被要求手淫，这在伦理上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只要他在天主教医院里进行。

关于“尊严”的定义也有一个讨论，维瑟神父说梵蒂冈人不会将尊严当做深思熟虑的结果，除非他们觉得尊严跟人性等同。

会议的最后一天，还是一再地讲到伦理问题，尽管他们已经在会议期间为此拖沓了好久。最后一天的会议发起人是卡法拉主教，这位被所有罗马人认为十分傲慢的保守主义者。卡法拉从他的角度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IVF将性交从受孕过程中分离开来，有第三方介入，也就是由技术员完成受孕过程。第二点是关于父母是否有权利要孩子的问题。第三就是他担忧多余的那些受精卵的命运。最后一点是，罗马教廷发出的《人的生命》教谕是教导夫妻恩爱，而IVF则避开了这个。

有很大一部分讨论是关于最后一点，一直在讲，讲了又讲。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那个为精子提供机会使卵受精的技术员，是不是应该由丈夫完成？为什么由技术员来进行干预？如果有人干预是否存在伦理上的错误？夫妻间的恩爱等同于性交吗等。

鲍米勒是一个耶稣会信徒，他说早期在教廷颁布教谕《人的生命》时，没有性交就没有办法完成受孕，但那之后世界不断发展，现在是时候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了。

弗里德曼指出，无论如何性交也并不会立即关联到受孕，两者之间也许相差两到三天，除此以外，丈夫也不能使卵子受精。他只是简单的提供精子，供卵子来受精，事实上技术员也只是提高了卵子接触精子的可能性，因此技术本身并没有导致受精。弗里德曼还指出，其实生殖过程本身就有很多技术人员参与其中，比如产科医生等。

卡法拉被问到如果有人神经异常，或者是截瘫患者，如果想要孩子是否矛盾，他则毫不含糊地说不矛盾。在讨论的最后，我想每个人都对他的总结满意，除了有一点还悬而未决，那就是性关系是否应该是夫妻关系中的一部分。我相信我总结了大部分的观点，总体印象就是讨论提到了极其狭隘又守旧的定义，认为夫妻关系应该超越婚姻里的身体联系（午餐时，查格斯说最终决定会非常有趣，卡法拉是教皇的右耳，他自己是教皇的左耳，查格斯认为教皇本人才是要做决定的人）。

同天午餐后，查格斯做了个声明，一个恳请式的非常动情的演讲，他说参与IVF的人员的动机源自于爱，是为保护家庭而做的重要的一步，而手淫也是为了爱这个目的。整个IVF项目就是要建立尽责的父母。他自己的不育问题有七年之久，他清楚一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件事情将如何创造爱的新边界。他说IVF不仅是哲学角度的道德技术问题，还是慈善，而那些道德定义严格的人是不仁慈的。他结束时恳请各位不要在原则问题上谴责这种方法，他说没必要要求每一位都通过，但他请求至少保持沉默。他说这不是要妥协，而是要调解。

鲍米勒说，站在主教的角度当一对夫妇来问他采用试管婴儿技术是否错误时，他会问他们三个问题:1.这会伤害到任何人吗?2.这是因为觉得方便、轻而易举的原因才采用的吗?3.是否有医疗的必要性（如果已经有人做过，结果是否好？）。如果这对夫妇像他预期的那样回答，他会说他们没有错。

最后的讨论包含会议结束后文件的征订方法。所有的讨论都被录音，我不知道录出来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接下来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事就是，查格斯或许还有勒琼将提议把文件提供给会议组的成员轮流审阅。我非常确定这得花好几周时间，甚至数月，所以如果从梵蒂冈，比如从约翰·保罗教皇处得到通过，到付诸行动进行建设，那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工作组里没有教皇的拥护者，这看起来挺不寻常的，因为他经常召见工作组。但他的时间也被阿根廷和智利的外交事务所占据，我们开会的一天早上，在我们的议会厅就有阿根廷和智利关于解决一些岛屿所有权纠纷的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协议的签署，当然由两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完成，于是他们很客气地将我们从议会厅里赶了出去，不过我们会议休息时还是跟他们一起用了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有一个非常帅气的红衣主教在跟他们说西班牙语，所以他可能是双方的大主教之一，或者是进行和解的仲裁者。

最后雷内·弗里德曼补充到，诺福克生殖医学中心在会上作出了很大的科学贡献。这个过程非常特别，让我们诺福克中心感到非常自豪。

另一方面，比较轻松又有趣的是，我有机会每天见到朱丽叶，并于10月19日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她取到两个卵子，尽管两个卵都有一点不成熟，但无论如何，那是罗马大学IVF中心首次取到的卵。我们还去参观了朱丽叶的实验室，那里的设置非常棒。手术室紧邻实验室，当时他们还未能说服麻醉师来工作，也没有麻醉装置，因此他们还在主手术室工作，也就是在几层楼以外，但最终这些细节问题都会被解决。

乔治安娜和我在回家的路上讨论这次会议的事，我们越来越惊奇于梵蒂冈的地位以及卡法拉在教皇眼中的位置。因此我们到达诺福克后，立即写信（图3）给查格斯表达我们的顾虑。这些顾虑正是罗马第二次会议的基础，将在以下章节中描述。图3　霍华德和乔治安娜·琼斯写给卡洛斯·查格斯的信

非常蹊跷的是，我们从没收到过会议记录，我怀疑这是故意的。此外，这次会议的记录并没有发表在罗瓦森达任期内的教廷科学院出版物上。参会人员没有一个人是科学院会员，除了勒琼，他在参会前就已经是科学院会员。

也许还有其他人收到邀请，但没参加。而我们收到了查格斯的例行公事的信（图4），感谢我们参加。图4　卡洛斯·查格斯的感谢信

这件事过去几年后，我问一个非常要好的耶稣会的朋友，理查德·麦考密克神父，问他是否记得收到过邀请。他说他收到了但拒绝参加，因为他觉得这种活动的组织方，已经决定了立场，但他怀疑他自己可能不会同意那个立场，因此拒绝参与。会议记录没有传播，还从科学院官方记录上被删除了，这也证实了麦考密克的观点。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跟教皇没能会面极有可能不是因为他要出席签字仪式，因为我就没看到他出现。会面的取消可能是因为，他听说这个讨论会的决定不支持已经由教权决定了的立场。因此，梵蒂冈绝对不是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梵蒂冈会议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它促使乔治安娜给教皇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个举动和信的内容身促使了在罗马召开的第二次伦理会议，这是本书接下来章节的主题。第二，它促成了“美国生殖协会（AFS）伦理委员会”的成立，这部分内容也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详细描述。第四章罗马会议

1984年梵蒂冈会议的召开，是要向教皇汇报IVF及其相关技术。梵蒂冈需要一个官方解释，回应那些询问自己是否适用IVF及其相关技术的人们。这样一个指令在1987年2月22日颁布了，标题是《有关尊重生命起始及生殖尊严的指示》（以下简称《生命肇始指示》），这份文件也被称作“Donum Vitae”，是拉丁文题目的前两个单词。

Donum Vitae的前言就阐述了目的，原文如下:

信仰天主教的会众已经通过参与圣公会会议，或与主教、神学家、医生和科学家们接触，了解到应用生物医学技术的顾虑，因为这些技术有可能干预人类个体在生命初始阶段的发育，也有悖于会众们所遵照的天主教伦理原则。这份文件经过多方咨询，最终发布的是主教们谨慎评估得出的结果，因此颁布的目的不是重申教会对人性尊严方面的教导，而是提供关于这类特殊问题的回复。内容安排如下：首先重述人类学和道德方面的基本原则，这对合理评估和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必要；第一部分内容强调对人的尊重应该始于他或她最初存在的那一刻；第二部分将讨论人类生殖受到技术干预时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第三部分讨论对人类胚胎和胎儿的尊重，以及人工生殖技术的合法性问题，并为他们在民法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指明方向。

在《生命肇始指示》中非常详尽地介绍了IVF及其衍生技术，比如供卵、供精、代孕、人工授精等。当然，他们并不承认这项技术是合法的，除非是出于促进夫妻性关系的目的。因此，IVF也许会被应用在生殖系统异常的情况下，比如精液不能在阴道存留，或者其他看起来合法的情况。供卵、供精和代孕的问题在指示里不予考虑，主要原因也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这些问题是在夫妻关系之外的。

当读到《生命肇始指示》的时候，乔治安娜被激怒了，因为其中没有一点内容是受到我们在梵蒂冈参加的特殊会议影响的。她尤其觉得这份指示对生理学的理解非常幼稚，比如其中写到，

第一个例子就表明，IVF项目能决定一个人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独立个体的性格方面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确立。

这跟美国生殖协会伦理委员会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详见第五章，美国生殖协会伦理委员会的成立）。而且，乔治安娜认为梵蒂冈从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而不是人类生理学的角度来描述性行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动物，通常来讲只有在雌性动物的发情期才会有性行为，比如排卵期。所以哺乳动物的性行为可以非常明确地被理解为以生殖为目的。而人类，是没有发情期的，女性在排卵期是没有任何外在相关体现的。因此性行为必须在月经周期的各个时间不断进行，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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