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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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者之歌试读：
译者序朝圣者之歌
赫尔曼·黑塞是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广为世界各地读者喜爱，中国读者热爱黑塞作品的也大有人在。我自己所读的第一本黑塞作品是他的自传体札记《温泉疗养客》，那是黑塞作品中少为人知的一本小书，却可说是最为风趣的一本。当时我因为腰椎神经病变住院治疗，日夜被疼痛折磨，读着那本书，居然能够在剧痛中大笑几回，而打动我心的是主人公在疾苦中所表现的幽默以及对个体、生命、自然的思辨。后来我把这本小册子翻译成中文，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此后我陆续读黑塞的诸多小说、诗歌、散文、书评以及书信集，也将我心爱的一些散文翻译出来。做着这些事情，精神上得到无比的享受，我把作家黑塞当成自己神交的良友。
黑塞作品的德文版已经出了20卷本的作品集，包括诗歌、小说、散文、书信、书评，另外有4卷本的书信集以及2卷本《青少年时代书信集》（1895—1900），后者是他的夫人妮侬编选的黑塞青少年时代的书信来往。单行本除了各种小说、散文，还有摘录同一题材的集合本，诸如《黑塞谈幸福》《黑塞谈个性》《黑塞眼中的中国智慧》《忙中偷闲读黑塞》等等。翻译成中文的有几乎所有著名小说，大部分诗歌和非常少的散文。现在这两本散文集是在《朝圣者之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的基础上稍作增删编成的（诗集则另成一册）。因为那本书在市面上已经长期缺失。增添的有《温泉疗养客》，删减了一些散文，实为篇幅所限不得已而为之。
黑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可说是他的心灵自传。黑塞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感，很大一个原因是他的写作全是来自切身的经历和体验。黑塞在描绘和阐释自己的生命时，因着能够生动地把握住其特殊性，能够将特殊性转化为普适性，故而能够超越时空的距离、超越文化的距离，直接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群交谈，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总是能够从他那儿得到一点信息、一点启发、一点感应。就如那位写信给黑塞的日本少年，他觉得远在瑞士的黑塞在同他说话，并且比之任何人都更理解他的苦恼。还如一位德国作家，他说，如果他在学校读书时就读到黑塞的书，那么他当时的许多无助和困惑对他的伤害就可能减少，至少不会让他那样地绝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告诉我们，越早阅读黑塞的作品越是受益，当然，任何时候读都不嫌晚。
黑塞的主要作品是小说，他以小说闻名于世，不过，他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诗歌主要记录了他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洞见，散文则更多记录了他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诗歌对黑塞而言，“是灵魂对经历的反应……诗最先只对诗人自己说话，是他的呼吸，他的呐喊，他的梦，他的微笑，他的挣扎”，也就是主体性极强的一种文学形式。写诗的第一要义是真：生活经历之真，感情感觉之真，思想之真，还有就是真正的内心的需要，所以绝不能以形害意。但这不是说，他不重视形式，相反，在对待诗的形式上，他的态度极为认真，总要在各方面不断推敲，直到一首诗全无雕琢的痕迹。浑然天成，大概是黑塞诗作的理想，而他的诗的确具备了优美而简单、自然而真切的特性。黑塞诗的另一特点就是节奏性和音乐性强，这对他是不可或缺的。
举凡时序变化、晨昏交替、湖光山色、花草树木皆是黑塞诗歌的题材，生老与病死、童稚与耄耋、内在的困惑、外在的苦难、对精神的追求、对生命的感悟也是题材。当然，爱情诗还有讽刺之作更不会少。无论什么题材，他的写法都是以主体感受和思考为着眼点，咏物抒情写人无不将“我”置于其间，这时候，诗人的个性品格、生活态度、生活理想、对存在的理解和认识了然于诗中。
他的诗和散文以及小说的内涵一致，讲述社会用同一模型塑造人，人和树木一样，被修剪成四平八稳，整齐一律。诗人以《被修剪的橡树》道出了渴望发展个性的心声：“我与你何殊，屡屡遭剪的/满是磨难的生活并没把我折断”，然而，柔弱的生命虽然困顿，却能“从千磨万劫中/我日日朝外探首依然”，因为“但不可摧毁是我本性/我无怨也无尤/从被斫伐的枝丫中千百遍/我耐心地把新叶儿吐/千种苦，万种痛/怎经得我对这浊世情深如故”。这首诗以树喻人，表现出诗人不受摧残和束缚的天性。“吐新叶”既是本性的需要、自然的过程，也是为人间作出的贡献；既有主观的价值，也有客观的价值，因为诗人热爱生命和人类，所以能够不屈不挠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盛开的花》一诗中诗人从满树的桃花联想到人的思想。思想像花一样，会开出千万朵，正如不是每一朵花都为了结成果子而开，思想也不必每一个都符合功利的需要而有。诗人说：“愿任花开物自适/莫问收获几许”；又说：“人间正自有赖/嬉戏、无邪与过剩的花朵/否则世界就太小/生趣就太枯涸”。诗所蕴含的是一种十分宽容自在、十分非功利的思想：自然界有它本身的价值，人不要以自己过分实际的价值观去看待自然，人的精神与自然是相通的。诗人呼吁不要将“有用”“无用”这类观念套进生命的每个角落去，短期的以及狭隘的价值观会扼杀人的精神发展。看来“无用”的有时反而更具有价值，因为它能给生命留一些余地、一些生机。身处功利至上社会的我们，读这样一首小诗是否有如醍醐灌顶呢？
黑塞的诗既是个体灵魂的呐喊，那么生命危机时期的苦难黑暗与混乱状态，内心的冲突与沟通整合自然也就入诗了。诗《荒原狼》出现在小说《荒原狼》中，描写了荒原狼处于灵与肉、精神追求与本能冲动时的状态。诗中出现的字眼如鲜红的血、孤独的号叫、热乎乎的肉、花白的头发、不济的眼神、死去的女人、冬夜的大风、覆盖着大雪的大地、燃烧的喉咙、魔鬼、可怜的灵魂，等等，读来惊心动魄，与那些写景状物感时抒情的诗大异其趣。另一首类似的诗《给印度诗人巴特里哈里》中，作家称这位印度诗人为先人与兄弟，描写了人在神与魔鬼之间的一切挣扎。诗人虽受尽民间的奚落，却确知有神的气息在相伴着，“不知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却只能如此地走下去”。这类诗，在黑塞诗作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可以看出，即使在最混乱的状态中，诗人内心最深处也仍然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东西，他最终可以找到统一整合的道路。黑塞晚年的诗中，灵与肉总是和谐的，精神与自然最终融为一体。
黑塞的散文和书信内容较之诗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除了湖光山色、花草树木、生老病死，还有对亲情友情的追忆，对时代和社会诸多现象的思考和批评，对文学艺术的看法，还有不少是自传性文字。散文简洁优美，时而心平气和，时而充满幽默，时而奋笔直指时代弊病。从中我们看出黑塞服膺的是个体良知，捍卫的是个性、精神与艺术文化，他所走的是通向内在的道路，目标是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符合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散文和书信中我们更直接地认识作为人的黑塞，见到他终生不渝的为人与为文一致。
黑塞一生蛰居乡间，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瑞士，他都尽力避开尘世，但他绝不是如同批评他的人所说的象牙塔里的文人，他不躲避时代的问题，对国家和世界大事了如指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德国处于狂热之中，知识分子们也都鼓起响亮的掌声，而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对战争。他的评论文章《朋友，换个调子唱吧！》呼吁各民族不要对立，虽然是战争，但可以不敌视对方的文化。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为全人类服务的，音乐、文学、艺术，一夜之间就被迫不能互相交流，那么，战争过后又该怎么办呢？谁来促使民族之间再次相互理解呢？用笔工作的人不应该也跟着摇旗呐喊，应该对人类充满信心，应该维护和平、架起桥梁、寻找道路。他还认为德国对于发动战争应该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到1916年，他终于和德国当局的立场完全决裂，他成了卖国贼，老朋友也视他为毒蛇猛兽。他的文章引起罗曼·罗兰的同感，罗曼·罗兰特地去拜访他，他们从此成为至交。他们两人看法一致，反对毫无意义的流血和战争，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战后，帝国被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却无所作为，希特勒和纳粹终于掌权，将德国一步步推向新的世界大战。预见到德国终将再次发动战争，再杰出的个人也影响不了这种趋势，他终于在1923年下定决心放弃德国国籍，入了瑞士籍。从德国到瑞士，国籍改变了，不过德语仍然是通用语言，环境也是他熟悉的，黑塞的流亡不是远离故国的流亡，更多的是内心的、精神上的流亡。流亡期间他写了一些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出自个体良知，也诉诸个体良知。文章所想达到的不是带引人们去碰政治问题，而是进入自己的内心，进入完全是个体性的良知。他说：“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维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个人，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他深信，人的最内在有某些区域，是一切源于政治和带着政治印记的因素达不到的地方，他想做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内心，听从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盲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黑塞就没有停止过批评德国，因而也备受同胞的毁谤和讥讽，然而，是他，而不是那些高喊德国万岁的文人，为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作出了贡献。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他认为，把文学奖颁发给他，意味着国际上承认德语和德国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托马斯·曼就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黑塞也把他的获奖看为各民族和解的象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什么叫爱国，诗人黑塞毕生同群体的狂热和偏见斗争，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德国同胞自省，主张民族间精神的合作，他就这样在同胞的咒骂中实际完成了伪爱国主义者不能完成的爱国行为。
在散文中，黑塞也提出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诸如个体与集体、特殊与一般、精神与自然、虔诚与理性、大与小、上与下、老与少、质与量、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内与外、自我与无我、传统与创新、节制与放任，等等。他以极为简单质朴而又优美的文字谈这些理性的概念，谈人生、宗教、文化、艺术、写作，描写人性和人的无意识这些复杂问题，他以无比的细腻和爱心描写天地造化，山和水、云和月、花和草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活泼，他描写的小城风光或乡间小径读来让人犹如身临其境。他以冷峻的笔调挞伐一切戕害个体心灵的事物与行为，挞伐不负责任的偏见，挞伐人的残酷与麻木，以自嘲和讥刺的语气剖析自己和别人的弱点。黑塞是个看似矛盾的人物，一生来回摇摆在精神与自然、节制与放任、定居与漂泊之间，他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意识，却是纯粹非政治性的人物，他批评社会却对人类充满爱心，经历黑暗，受尽同辈的奚落，却对生命满怀希望和信心，他的冷峻与温柔，其实缘由一致，都是出于对自然规则的尊重，对个体心灵以及精神、文化的尊重。
黑塞的诗文中，无论是充满西方式的激情与反叛，或是充满东方式的宁静与淡泊，都贯穿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作者对生命真诚的信念。他谱写的生命之歌，是爱之歌，也是一个朝圣者之歌。在一个物欲横流趋势有增无减的时代，在人们感情麻木、思想混乱的社会，与黑塞做伴，或许能够唤醒我们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寻回被重重魔障掩蔽着的本性，使得我们比较宽容、比较有同情心，或许还能多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和怀疑的勇气。谢莹莹2011年9月13日
浮生拾梦
魔术师的童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如当初的动人传说，
我再度跌进你的水池，
倾听你往日的金色的歌、
你的笑、你的梦、你轻声的哭泣。一个魔咒，自你的深处
向我耳语，把我劝诱；
我如醉如痴，恍如
你又在呼唤我，跟你远走，远走……
我不仅从父母亲和老师们，还从一些秘不现身的、更高明、更神秘的力量那里受到教育，其中也包括牧神潘恩，他出现时总是和外祖父书橱里那个小个子、跳着舞的印度神像一个模样。早在我能读书写字之前，这位神，还有别的几位，就已经管起了我的童年，在我的小脑袋里装满了东方的古老图像和想法，使得我日后每当接触到印度和中国的哲人时，都有一种重逢之乐，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但我终究是个欧洲人，再加上又是个施瓦本人，一辈子都在身体力行激烈猛进、贪多务得和无休无止地好奇这些西方的美德。幸运的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早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对于生命最不可缺和最有价值的东西。我的先生们就是苹果树、雨和太阳、小河和森林、蜜蜂和甲虫、牧神潘恩和外祖父宝藏箱里跳舞的神像。我懂得很多事情，我知道怎样跟动物玩，一点不怕它们，我识得许多星星，在果园里样样在行，对水里的鱼无所不识，而且也已经学会了唱好多首歌。我也能变些戏法，可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忘光了，等到一大把年纪之后，我就只好再从头学起，总之儿童时代我算得上灵光之极。接着是学校里学的课堂知识，我学起来轻松得很，而且觉得兴趣盎然。学校的教法很聪明，并不教我们一些日后生活上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是以有趣和隽永的对话为主，它们常常使我得到莫大的享受，它教的那些知识，其中有的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比如我至今还记得许多有趣的拉丁字眼、诗句和格言，以及地球上许多城市的人口数目，当然，我说的不是如今，而是19世纪80年代的人口。
直到十三岁之前，我从未认真想过，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能学些什么职业。像所有的男孩一样，我也喜欢并羡慕许多职业：猎人、撑筏工、马车夫、走钢索的艺人、北极探险家，等等。当然我远为醉心的是当一个魔术师。这出于我感觉到的最深切的内心冲动，也出于一种对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不满。我常常觉得，所谓现实，不过是大人们所做的一种无聊的约定，对于这样一种现实，我早就怀着一种既害怕又轻蔑的不满，和一股热切的愿望，要对它施以魔法，叫它摇身一变就更招人喜欢。在童年时期，这种愿望的目标当然是肤浅的、幼稚的。我梦寐以求的无非是：冬天长出苹果；钱包一念咒就装满了金银；一施魔法就能使敌人瘫痪，然后故作大度使他们羞愧无地，我也就被推为征服者和王；等等。当然我还企求挖到秘藏的珠宝，唤醒已死的人和隐去自己的身形。特别是这隐身之术，在我心目中不啻是一种艺术，是最最使我心折和艳羡的。企求这一艺术以及其他所有魔法的心愿，终生都伴着我，而且迭经蜕变，不过我往往在当时还认不出那些变化来。比如后来我早已不再年轻并做起了文人之后，我还老爱尝试，在我的作品之后隐起身形，或者改头换面，或者躲在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之后—— 一些颇受同行们非议和曲解的尝试。回顾起来，我的一生都受着这追求魔力的愿望左右；这些愿望如何随着时间而变，我如何逐渐把它们从外部世界抽离出来而汲进自己之中，我又如何逐步提高到，不是把外物，而是把自己变形，以及我如何终于学会，把依赖隐身帽的举手举脚的隐形提升为不落痕迹的隐形：心知肚明却踪影全无。——我一生的经历，无非就是这些而已。
童年时我活泼而快乐，闯荡在这美丽多姿的世界中，我可说如鱼得水，就算在动物、花木或者我自己梦幻中的原始森林那儿，我也像在家一般自在，我精力无穷，本事通天。炽热的欲求不但没有把我磨得疲累，反而使我更加快乐。我已经学会了玩一些魔术，而且以后重学时无论我怎么练，都再也不能玩得那么好，只是当时不知道罢了。我很容易讨人喜爱，也很容易赢得别人的信赖，不论是充当头头还是徒众还是身份不明的角色，我都能应付自如。年轻些的同学和亲戚还真的有好些年都对我的魔法、我降伏撒旦的本事、我探得宝藏和王冠的名声等等信以为真，奉我为神明。我在乐园里徜徉了不少年，虽然父母亲很早就告诉过我乐园里的蛇的事故。我的童年之梦也做了不少年，世界属于我，一切都呼之即来，一切都井然有序地罗列在我周围，随时供我的游戏之需。每当我心里有什么不满足或新的欲求，每当这欢乐的世界出现了任何阴影或叫我头痛的事，我总能轻而易举地逃进另一个更为自由和充满和谐的幻想世界之中，而当我从这个世界返回时，外面的世界就重又变得可亲可爱了。我在乐园里着实生活了一段漫长的岁月。
父亲的小花园里有一个细木条钉成的笼子，我在里面养了几只兔子和一只乌鸦。我在那儿消磨了无穷无尽的时光，度过了不知几个世纪，享受着温暖和有产者的喜悦。兔子们散发着生命的气息，草和牛奶的香味，血和生育的活力；那只乌鸦大而僵硬的黑眼睛则像是永恒的生命之灯。无穷无尽的夜晚我也消磨在那儿，点着剩下的蜡烛头，傍着散发着体温的瞌睡的动物。有时独自，有时同要好的玩伴一起，我经常不是制订掘宝的计划或寻觅仙草的方案，就是策划率领一队骑兵征服亟待拯救的地区，在那儿我下令处死盗匪，救济贫困，释放囚犯，把强盗窝一把火烧尽，把告密者钉死在十字架上，宽赦投诚的附庸者，赢得国王女儿们的爱情并能听懂动物的语言。
在祖父的大书房里有一本奇大奇重的书，我常常读它，查阅它。在这本无所不包的书里有着许多古老的、美丽的附图——有时候你一打开，它们便鲜明地映入眼帘，有时候你却怎么找也找不到它们，它们好似中了魔法，不翼而飞。这本书里有一篇故事，我读不懂它的含义，却觉得它美得不得了，我经常把它找来读。但它也不总在那儿，必须时间碰巧才能把它找到，它有时踪迹全无，躲着不出来，有时又像搬了家，另营秘窟。就是在读它的时候，它也时而和蔼可亲，让人恍若能够会意几分；时而阴阴沉沉，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像阁楼上那道门一样紧闭。那道门后面，听说有时能在天亮前听到鬼魂的声音：吃吃的笑声或沉重的叹息。这一切都是十足的现实，也是十足的魔幻世界，二者融洽无间，全都属于我。
连外祖父塞满宝贝的玻璃门书柜里的那尊印度神像，也不是永远同一副面孔，同一个舞姿。它有时是一副罕见的、带些滑稽的面容，完全是在陌生而神秘的地方由一些陌生而神秘的人制造出来并加以膜拜所该有的样子。有时它又是一件魔法的杰作，表情微妙，使人莫测高深，它那副永远不知餍足、狡猾、严峻、不可捉摸而又爱捉弄人的尊容似乎故意要逗我发笑，以便有借口来对我报复。它虽然是黄澄澄的金属制的，却会改变眼神，有时候还会斜眼看人。另有些时候，它似乎又是一个无定形的象征，无所谓美丑、善恶，无所谓可笑或吓人，而只是让人想到朴素、古老、无可名状，像一道符，一块岩石上的苔藓或一颗卵石上的花纹，但是在这形象和面容之后，却隐着一位神祇，遥不可及，虽然童年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我对它的崇敬和熟稔却一点不少于我后来能叫出它的几个名字之后：湿婆是它，毗湿奴，或者上帝、生命、梵天、大我、道、永恒之母也是它。它是天父，是天母，是阴阳，是日月。
在玻璃门书柜里，这尊印度神像的两边，以及外祖父别的柜子里还摆着或挂着各式各样的宝贝：木制的念珠，刻着古印度文字的贝叶经卷，绿玉石雕成的玳瑁，木头的、玻璃的、水晶的、陶土的小佛像，绸的和麻的绣花台布，黄铜制的杯盘，这一切都来自印度、暹罗、缅甸和锡兰，那棕榈岸的天堂之岛，那儿蕨类植物遍布，住着温柔的、眼光似鹿的僧伽罗人。这一切也都还依稀带着海和远方，还有桂皮、檀香以及各式辛辣调料的味道，它们想必都经过了黄皮肤、褐皮肤的手，受过热带的豪雨和恒河水的滋润、赤道烈日的曝晒、原始莽林的阴干。这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外祖父，一个备受尊重、身材魁梧、留着大把白胡子的老人，他博学多闻，比父亲和母亲都更有权威。其实他的财富和权力远不止这些，他不仅拥有那些印度的神像和小玩意儿，还有那些画满雕满魔幻故事和人物的檀木箱以及椰子壳制的器皿，这整间客厅和家里的藏书，他还通晓魔法，饱学而又睿智。人的语言他几乎无一不通，大概会三十多种吧，神的语言，甚至于星星的语言，看来他也在行。他能写能说巴利语和梵语，会唱加纳利、孟加拉、印度斯坦、僧伽罗语的歌，虽然他是个地道的信奉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却会佛教徒的梵唱和穆斯林的祈祷。他在东方炎热的、生活条件恶劣的国度住过几十年，做过各种方式的旅行：坐牛车，乘木船，骑马，跨驴……再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只不过是地球上一块蕞尔之地，这世界上还有着成亿的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语言、肤色和神祇，自己的美德和恶德。我爱他，敬他，又有一点怕他。他是我的万应之神，我全心全意地信赖他，从他和他那个扮成印度神的潘恩那儿我有学不完的东西。这位老人，我母亲的阿爸，总是隐形在一座团团秘密的丛林之中，就像他的面庞隐形在一座白胡子的丛林中一般。他的眼神里不时流露出悲天悯人或风趣的智慧，有时却又闪烁着落落寡欢或罗汉式的促狭。他交游满天下，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同他说英语、法语、印度语、意大利语、马来语，而且往往在一席长谈之后就无影无踪，去继续他们的旅程。这些人或是他的朋友，或是他的使节，或是为他操办什么的人。我知道，从他这样一位深不可测的人物那里，我母亲也濡染到几分古老的、不易捉摸的深藏不露。她也在印度生活了好多年，也能说马拉雅兰语和加纳利语，有时还同她的老父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交谈。和他一样，母亲也常有那种陌生的、隐隐约约藏着智慧的笑容。
父亲则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同党，不论是偶像神和外祖父的世界还是城里的日常生活他都无份。他眼冷肠热，甘于寂寞，对人生的疾苦深有体会，精神上有着不懈的追求。他饱学而和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献身于传道。他的笑容虽然一点也不含那份优雅和温柔，却是十分爽朗，毫不隐秘。他总是和善、颖敏，但从来不会像外祖父那样，有时藏身到魔法的云团之后，或者让脸上浮起那种种交织着童稚和神通的表情：忽而怜悯，忽而滑稽，忽而像出神入定的菩萨假面。父亲也不同母亲说印度话，他只同她说英语或德语，正规的、清晰而悦耳的并且略微带点波罗的语口音的德语。他就用这种德语教我，我有时羡慕得不得了，就拼命想学他，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根是深深植在母亲的土壤里的，那儿闪着深色的眼神，围绕着神秘的土壤。母亲一身都是音乐，父亲却不然，他根本就不会唱歌。
我还有两个哥哥和姐妹们，两位兄长自然是备受我羡慕和崇拜的对象。我们住在一座小镇里，古老而崎岖不平，周围是林木茂盛的山丘，山路很陡，也很阴森。山谷里流着一条美丽的小河，弯弯曲曲，从容不迫而带点迟疑。我爱这一切，它们是我真正的家园。林里和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坑一穴和出没其间的鸟儿、鱼儿、松鼠、狐狸，我都了如指掌。这一切都属于我，都是家园——当然也包括家里的玻璃门书柜和藏书，外祖父的无所不知、带几分促狭的慈容，母亲的深邃而温暖的眼神，还有那些玳瑁和偶像，印度歌和谚语，所有这些让我接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让我拥有一个更广阔的家乡，也认识到世间的事物可以溯源更早、联系更广。我们还养了一只鹦鹉。它端坐在高敞的铁丝笼里，毛色灰里带红，是个上了年纪的聪明家伙，一脸学问很大的表情，尖尖的嘴巴，会说话也会唱歌。它也来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它的鸣声是原始莽林的语言，它的气味则叫人想起赤道。东方世界、某个地球的角落都汇集到我们家里，各占一席之地，纷呈异彩。我们的房子大而古老，有不少房间空着或半空着，有透着石头的阴凉的地下室和大走廊，阁楼地板上总是堆满了木柴和水果，剩下的是直吹直出的风和昏昏黑黑的空荡。这座大房子确实是各方世界的辐辏之地。在这儿我们祈祷，读圣经，研究印度语文，乐声盈耳。在这儿，主人们懂得佛祖、老子，客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衣着透着异乡和远洋的气息，他们携带着奇形怪状的皮箱或藤箱，说着异国的语言。这里也经常有济贫的义餐和热闹的庆祝。科学和童话在此并肩比邻。这儿也住着外祖母，我们却不那么熟悉她，甚至有点怕她，因为她不会说德语。读经时她也用她自己的那本法文圣经。这屋里的生活看似分明，却又有些不尽为人知的地方，不乏奇光异彩和丰富的音调。它很美也很合我的意，可是更美的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世界，更丰富的是我的白日梦。现实永远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魔术的帮忙。
魔术在我家和我一生里无所不在。它除了光顾外祖父的柜子之外，还出没于母亲的橱柜箱笼，那里面塞满了亚洲的织物、衣服和纱巾。此外，偶像神的斜视里透着魔术，一些老贮藏间和楼梯拐角处的气味里也充满了秘密。而在我身体之内也有不少东西与这样一个外围世界如响斯应。有些东西和念头似乎只存在于我身上，只为我而存在。没有一样东西像它们那么神秘、那么若即若离、那么和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可是也没有一样东西有它们那样真实。光是那本大书里的图画和故事的出没无常，以及许多事物每个钟头看上去都是另一副模样，这两件事就足以说明一切了。真的，屋子的大门、花园的小屋和街道，在星期天晚上看起来和星期一早上是多么不一样！客厅墙上的挂钟和基督像在外祖父坐庄和父亲当班时是多么不同的两副面孔，而当屋里一个外人也没有，只有我独个儿的灵魂和所有的事物打着交道，盘算着给它们起上新的名字、赋予新的意义时，它们的面目又会变得多么不同寻常！这时候，一些平常最熟稔的事物，比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炉边的影子或者一份报纸的刊头都会突然变得更美或更丑，更有意义或更无聊，更令人向往或更可怕，更可笑或更博人同情。稳定和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多么少有！一切都那么生死无常，那么饱经变迁，那么向往幻化，那么期待着解脱和重生！
在我的魔幻世界里，最重要也最奇妙的要数“小矮人”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我相信，他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他肯定是跟我一起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小矮人是个灰灰暗暗的、轮廓不清的小不点儿，一个侏儒，可能是个精灵或地仙，也可能是天使或魔鬼。他常不期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在我身边来回走动，我清醒时是如此，在睡梦里也无二致。对这小人我可说百依百顺，远比对父亲或母亲，理智或恐惧更为顺从。每当他一出现，我心目中就只有他一人，不论他去哪儿或干什么，我肯定会亦步亦趋：每当我遇到危险时他必然会现身。要是一只恶狗或哪个被我惹恼了的大个头同学跟踪我而我的处境变得真正不妙时，哈，千钧一发之际，小矮人出现了，他跑在我前头，指示我哪儿有路，一场灾难往往就此化解。他会告诉我，花园篱笆上哪块木条松了，于是我在最紧急的关头终于找到一条逃生之路，他会示范给我看，眼下该如何应付：或摔倒，或转身，或逃开，或喊叫，或闷声不响。他会从我手上拿走我想吃而不该吃的东西，他会带我去某个地方，那儿我丢失了的东西赫然在目。有些日子，我天天都能看到他。有些日子，他又踪迹沓然，这种日子肯定都是不好的时候，一切都温温吞吞、模模糊糊，什么也干不成，什么都不顺心。
有一次，在镇中心的广场上，小矮人在我前面跑着，我在后面跟着跑。他向广场中央的喷水池跑去。那是个很大的水池，从池底到池边大约有一人高，有四根水柱喷向四周石砌的池壁，溅起的水可以一直洒到护栏上。我当然也跟着跑到池边，可是一眨眼，他就钻进了深深的池水里，不容商量，我也纵身入水。要不是凑巧有一位住在我们附近的美丽姑娘路过，把我从水里拖出，我大概早已命赴黄泉了。这位姑娘我平常并不熟悉，可是从此我就与她结下了一段充满谐趣的友谊，它使我快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又有一次，为了我干的某件恶作剧，父亲把我叫去训话。我吞吞吐吐，说不出名堂，我再一次饱尝那种痛苦：要想叫大人们开窍，真是难如登天，最后的结局是一番薄惩，几滴眼泪。末了父亲为了要我把这番教训好好记住，还特意送给我一份颇为精致的袖珍日历。我心里既羞愧又带几分委屈，就信步走出门去，来到了小河的桥上。忽然，小矮人又出现在我面前，他跳上桥栏杆，做着手势，示意我把父亲刚送我的礼物丢进河里。我立刻照办不误，有什么办法呢？在小矮人面前怀疑和犹豫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些都是只有当小矮人不在，当他有心跟我作对，躲着我不见面时才可能有的东西。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跟父母亲去散步，小矮人出现了，他靠着街的左侧走，我也靠了过去跟着他，我们就这样时左时右，每次我父亲都得把我从左侧叫过去，可是小矮人偏偏非走在路左不可，因而每次我都立刻又蹿回左侧。后来父亲实在管不动了，就听任我满街乱走，可是父亲心里实在老大不舒服。后来，回到了家里，他就问我到底有什么理由跟他作对，非要走在街的左边不可。遇到这种时候我总是万分为难，甚至于狼狈不堪，是啊，再没一件事比向任何人提起小矮人更为荒唐了，再没有一件事比出卖小矮人、提起他或叫他一声名字更为犯忌，更为恶劣，更为罪不可恕。我根本连想他、叫他、祈求他现身也办不到。他来了，那么万事大吉，听他命令就是，他不来，那也罢，就好像从来没有过他一般。小矮人根本就没有名字，但世界上有一件事是万万难以想像的，那就是不听从小矮人的指挥。不论他走到哪儿，我都跟着，水里也行，火里也行。他并不发号施令或建议我干这干那，他只需比画比画，我就会跟着去做。要是他干了一件事而我却不跟着做，那就好比我的影子不跟着我移动一样不可思议。或许我正是小矮人的影子或镜像，或许他是我的，又或许我自以为是跟着他做，其实却是先于他，或者与他同时在做。可惜的是，他不是永远出现，一旦他不在场，那么我的一切举动就不再是顺理成章和天经地义的，一切就可能完全变样，我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变得做不做无所谓，或者都要几经犹豫和反复思量才能实现。而在我当时的生命里，凡是好的、愉快的和幸福的行为都是不假思索唾手而得。自由的王国同时也是假象的王国，也许。
我和那位快活的、当初把我从喷水池里拖出来的邻居姑娘的友谊是多么甜美！她活泼、年轻、美丽而又有几分傻，那种可亲的、别人学不来的傻。她爱听我跟她讲侠盗或魔术师的故事，有时候信得不得了，有时候又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她认为我至少是来自东方净土的智者之一，这点让我十分受用。每当我讲起什么有趣的事，她就开心地大声笑起来，其实她还一点都没有把笑话的内容弄懂。为此我责怪她说：“安娜小姐，要是你还完全没有听懂一个笑话，你怎能笑得起来呢？这不太傻了吗？而且这也对我太不尊重了。要不就是你听懂了，觉得好笑，要不就是你听不懂，你不用不懂装笑呀。”她还是笑个不停。“不，”她尖声地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男孩，你真了不起。你将来会做教授，或者部长，或者医生。我的笑，你知道，可是一点坏意也没有。我笑，是因为觉得你太有意思了，你是天底下第一个会开玩笑的人。好了，现在赶快给我解释你的笑话罢！”我费劲地解释起来，中间她还要再问几个地方，最后她终于弄懂了，这下可真的前仰后倒地大笑起来，比刚才那已经很开心的笑还要开心几倍，连我也忍俊不禁起来。就像这样，我们在一起时是多么欢乐无涯，她又[1]是多么宠我，佩服我，对我入迷！我有时念一些绕口令给她听，缠着她要她跟着念，可是每次没说到三个字，她就笑了起来，她也没想要把它念对，总之，每次的尝试都以哄笑告终。安娜小姐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最快活的一个。在我童年的智慧里，我总认为她莫名其妙得傻，事实上她也许真的是傻，但她始终是个快乐的人。有时我不禁想，快乐的人骨子里才是真正的智者，尽管他们看起来笨。还有什么比聪明更笨，更误人！
日子一年年过去，我和安娜小姐也慢慢疏远了，我已经是个小学高班生，已经能领略童年的聪明所带来的挑逗、苦楚和危险是一番什么滋味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她。这一回，又是小矮人把我带到了她身边。那时候，已经有好一阵，我一直被男女的性别差异以及小孩子从哪里来的问题所困扰，它给予我的煎熬和折磨与日俱增，以致有一天我发起咒来，不把这个谜团解开，我就宁死毋生。我任性地、死心眼儿地从学校穿过广场回家，一肚子的闷气，两眼看着脚下，头抬也不抬，突然，小矮人
出现了！这其间他已经成了稀客了，对我十分不忠，或者我对他不忠——可是这会儿我又看到他了，又小又敏捷，在我前面走着，我才刚刚看到他，他就一闪而过，径直走进了安娜小姐的家。他不见了，可是我已经跟着进了屋子，已经回过神来，知道安娜小姐之所以尖叫，是因为我奔进她的闺房，有如从天而降，而她正在换衣服。可是她并没有赶我走，我很快知道了我那时想知道得要死的几乎全部事情，要不是情窦未开，我几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爱情故事。
这位快活的傻姑娘和所有的成年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她虽然傻，却自自然然，毫不做作，她永远实实在在，从不说谎，也不受窘，大多数的成年人却不是这样。当然有些例外，像母亲，可说是精力充沛和巧为张罗的典型，父亲呢，也称得上是正直和聪慧的化身，至于外祖父，这位深藏不露、无所不知、永远微笑着的不涸之泉，那就简直难以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了。可是大多数的成年人，虽然大家都对他们恭敬如仪，却只是些泥菩萨罢了。当他们和孩子们说话时，他们的戏演得多么滑稽！他们的声调多么做作，他们的微笑多么虚伪！他们把自己、把他们的工作看得多么重要，当他们走在街上时，是多么煞有介事般带着工具、提着皮包或夹着书本，又多么期待别人认出他们，向他们问好或致敬！每到星期天，经常就会有人来“造访”我的父母，男人们总是笨手笨脚，戴着羔羊皮手套的手里拿着脱下的礼帽，架子十足，一本正经，被体面弄得僵硬不堪，他们多是律师、法官、牧师、教师或高级公教人员，女人们则多半畏畏缩缩侧立一旁。他们在椅子里总是坐得笔直，做什么都要别人礼让再三，也都要别人帮一帮忙，比如脱大衣啦，进门啦，就座啦，回答问题啦以及告别，等等。幸好我对这个装腔作势的小资产阶级世界颇能等闲视之，因为我的父母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认为它十分滑稽可笑。但是这些成年人即使不演戏，不戴手套，不互访，我也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透着古怪，令人发笑。他们多么爱夸示他们的工作、行业和职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和神通广大！要是一个车夫、一个警察，或一个铺路工把街道封锁起来，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所有人都会自动绕道而行，甚至动手帮帮忙。可是孩子们工作或游戏，却是小事一桩，人们不是把他们推向一旁，就是对他们吆喝叱斥。是不是他们干的事就不如大人们干的那么正经，或那么善良、那么重要呢？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大人们权大势盛，所以轮到他们发号施令，充当统治者罢了。其实他们也跟我们孩子们一样，是在玩游戏，他们玩着消防演习，玩着士兵训练，他们去俱乐部或小酒店，可是他们总是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气，好像少了他们的奔走摆弄，天下就会大事不妙，好像世界上的好事乐事已经由他们包揽无遗。
当然啦，他们之中也有聪明人，甚至于在教师中也有。可是有一点叫人不得不奇怪，就是在所有这些都是从孩子过来的“大”人中，竟只有那么少的人没有完全忘记，什么叫做孩子，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和游戏，他们想些什么，什么让他们喜欢，什么叫他们讨厌。还知道这些的人是多么少之又少啊！不要说暴君和恶汉们多的是，他们厌烦和憎恨孩子，到处赶他们，对他们吹胡子瞪眼，有时看到孩子们就像看到鬼似的，即使是另一类人，他们心肠蛮好，不时愿意不厌其烦和孩子们说说逗逗，往往也已忘光了要怎样做才好，每当他们想和我们打交道时，总是费劲地像是要讨好我们似的，老大不自在。他们老以为我们同漫画里的那些傻小子一般无二，却不知道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所有这些成年人，几乎无例外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呼吸着另一种空气，和我们孩子大异其趣。他们往往并不比我们聪明，很多时候，他们除了那神秘的权力之外，也没有什么真正胜过我们的地方。不错，他们更强壮有力，要是我们不顺从，他们就来强迫我们，或给我们一顿好揍。可是，这难道是真正的本领吗？要是讲力气，老牛和大象岂不远远强过他们？可是他们有的就是那么一个权，他们发号施令，只有他们的世界和生活方式才受到承认。虽说这样——这事委实叫我吃惊并且时常百思不解——还真有不少成年人似乎对我们羡慕有加，有时候他们会天真地直说出来。他们会带着几分叹息似的说：“是啊，还是你们做孩子的有福！”要是这话发自内心——它的确是心里话，这往往不难感觉出来——那么，那些成年人们，那些强有力的、有尊严的、能发号施令的人根本就不比我们，必须顺从他们并对之敬礼有加的我们更为快乐。在一本歌本里我也曾学过一首歌，里面有这么一句叠唱：“快乐啊，快乐啊，还能做个孩子不长大！”这真是个令人不解的秘密。显然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只属于我们孩子而大人们没份的，他们比我们强，比我们壮，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他们还比我们贫乏！就是这些成人们，这些我们极为羡慕他们的高大身形，他们的威仪，他们的貌似无拘无束和不容置疑，他们的胡子和笔挺的长裤的人，有时却对我们小人们羡慕不止，甚至要唱进歌里！
说起来，在这段日子里，我终归是快乐的。诚然，这世界上的许多事都难让我称心如意，特别是在学校里，可是我仍然快乐自在。固然，我得自许多方面的教导和熏陶都告诉我，人生在世，并不是随兴游荡就完了，必须经历一番考验和磨炼才能领略真正的快乐，许多格言和诗句里都这么说，我读得很熟也喜欢它们，有时还深为感动。只不过这许多人，包括父亲在内，孜孜以求的事实在提不起我多大的劲来。所以每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当我生病或者哪个愿望得不到满足，或者当我和父母亲争执和闹别扭时，我极少逃到上帝那儿，而是另有重返乐园的密径。当平常的游戏玩腻了，当火车、杂货铺和童话书变得索然寡味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想出更妙更绝的把戏之时。即使我什么招数也使不出来了，只要我晚上在床上合上双眼，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童话世界里，幸福和神秘就又会如潮泛起——世界又变得多么可人和大有可为！
学校的最初几年过去了，我大致还是老样子。我有了一些经验，知道信任和正直往往是自找晦气，拜几位马虎的教师之赐，我也学会了最起码的说谎和敷衍之道；从此我就顺顺利利，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可是，慢慢地，我心里最初的花朵开始凋谢了，不知不觉地，我逐渐学会了那首虚伪的生命之歌——面临“现实”和成人们的法律时的低头，和那顺时应势之道——承认“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慢慢弄懂，为什么成人们的歌本里会有“快乐啊，还能做个孩子不长大”这样的歌词，甚至于有不少时候，我也羡慕起那些还是孩子们的人来。
到了我十二岁的时候，我面临要不要学希腊文的选择，我毫不迟疑地选了，因为经过这些年，我心里已经认定，将来也要像父亲，甚至，要是可能的话，像外祖父，那样博学。可是，从这一天起，我一生的计划也就定了下来；我必须上大学，将来从事牧师或语文学者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申请到奖学金。当年外祖父走的也是这条路。
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这样一来，我突然一下子有了一个“前程”，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从此多了一块指路牌，每天、每月都把我一步步地推近这既定的目标，一切都指向那里，一切都使我远离，远离我眼前的闲散日子，这种日子虽然近乎浑浑噩噩，可是却无拘无束，不受限制。成年人的生活已经远远向我袭来，眼下也许才抓到我一绺头发、一根手指，可是不久就会把我整个人牢牢捉住，这是那种有目标、有数据的生活，有秩序、有职位的生活，属于职业的、不断有考试和考绩的生活；不久我就将面对现实，就将是个大学生、学位答辩者、牧师、教授，就将戴着礼帽和皮手套去“拜访”，我也将愈来愈不懂孩子们，甚至开始羡慕他们。而这一切我在心底却觉得与自己全然格格不入，我不愿意离开我目前生活的世界，它是那么美好迷人，而当我想起将来时，我心里怀着的还是那个神秘之极的目标，我最为憧憬的还是成为一个魔术师。
这个愿望和梦想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可是终于日渐失势，它有了敌人，和它作对的东西日增一日：现实、严肃和种种不容逃避的事物。慢慢地，这朵花一天比一天枯萎，从原来威力无穷的世界里冒出一些使你动辄得咎的东西：那个现实的世界，成人的世界。我想成为魔术师的愿望虽然在我的心底仍然炽热，却失去了我的重视，连我自己也把它看成了一种儿戏。我已经感到某些力量存在着，不再让我是个孩子。那个无穷尽的、千姿百态、无所不能的世界已经开始收敛，被分成了一块块，被一道道篱笆围了起来。往日的大丛莽开始蜕变，往日的乐园开始岩化。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不再总是如意之国的王子或国王，不再是法力无边的魔术师——我得学希腊文，两年后还得加学希伯来文，六年后就得进大学。
不知不觉间，我身上的束缚愈勒愈紧，而魔术的神力则日渐消散。外祖父那本奇书里那个美丽的故事依然动人，可是它就是在那么一本书里——连页数我都记得——它今天在那儿，明天在那儿，时时刻刻都在那儿，却不再是一个奇迹。跳着舞的印度神像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一个铜制的神像，我只是偶尔看它一眼，而且它再也不挤眉弄眼了。再糟不过的是，我愈来愈少见到那灰蒙蒙的小矮人了。我的魔力到处碰壁，许多往日又宽又大的东西变得狭小了，珍贵得不得了的，也变得微不足道。
不过，这一切我都只是隐隐感到，表面上我依然快快活活，雄心勃勃，我学会了游泳和溜冰，我的希腊文考了全班第一，一切看上去都完美无缺。但是，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都不再掷地有声了，去安娜小姐那儿也不再令我兴高采烈了，从我往日的生活中，似乎总有什么消失了，我抓不着，也无从追恋，可是它们真的不在了。现在，只有更强烈的刺激和更费劲的努力才能使我感到兴奋。我变得更爱吃口味浓的食品，更常吃寒食，我也偷偷藏些零钱，来给自己偶尔找些乐趣，调剂一下平淡的生活，还有，我开始对女孩子们感到兴趣，这是打从小矮人再度出现，再度把我带到安娜小姐那儿之后不久的事。（欧凡 译）【注释】[1]原文所举两个小例子在此略去，因为译成中文后就不绕口了。——中译注，下同
生平简述
（1925年）战后的头几年，我曾尝试过两次，用一种童话的、半谐谑的形式，向当时认为我变得有点不对劲的朋友们综述一番我的生平。其中，我个人比较属意的那篇《魔术师的童年》已经成了孤稿，另一篇，我大胆模仿让·保罗把未来预估进去的“推断式传记”，则登在柏林的《新观察报》上，收进本书时曾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曾经计划过把这两篇传记融合到一起，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途径来调和这两篇在笔调和风格上都各异其趣的作品。
我出生在近世纪的末期，中世纪重临之前的几年，我的星宿是人马座，又恰逢木星的友善照射。我出生的时间是7月里一个炎炎夏日的傍晚，那一刻的气温是我一生中有意无意间挚爱和追求的，只要不是这个温度，我就会嗒然若失。我在寒冷的地方从来就无法生活，所以我毕生所有出于自愿的旅行都是往南方去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我爱他们很深，要不是人们早早就把十诫中的第四诫教给了我，我或许会爱得更深。可惜戒律和我始终是格格不入，哪怕它们说得再有道理或者用心再好不过——其实我的生性温顺不下于绵羊，好指使宛如肥皂泡，却偏偏，尤其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对任何内容的戒律都不稍迁就，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打头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强的劲儿就会油然而生。可想而知，这项特性对我的学校生活影响至巨而且让我很吃了些苦头。虽然在那门挺有趣的课——他们把它称做“世界史”——上，教师们老教导我们说，世界是由那样的人们所统治、所支配、所改变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不惜与沿袭下来的法律决裂，我们还被教导说，这些人是值得人顶礼膜拜的。可是这些话和这整门课同样是一派谎言，因为，要是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出于好意或恶意，胆敢对任何一条戒律质疑，或哪怕对任何一项无聊的习俗或规矩表示抗议，那么他不仅不会受到尊敬或被推荐为我们的榜样，反倒会受到惩罚和奚落，被卑屈的教师们压服。
幸运的是，我早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对生活来说最重要和最可珍贵的东西：我生性机警、温和而又敏感，凭这些我就能得到很多乐趣，即使后来我对玄学大为着迷，以致有时故意压制或弃绝我的感性，我也从未失去那种敏锐和细腻的气韵，特别是在辨音识容方面，这一点深深羼入到我的思想之中，即使在那些看起来很抽象的部分里。也就是说，早在入学之前，我对于生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对我们的城市了如指掌，无论在养鸡场、森林、果园还是工匠师傅们的作坊里，我都老到在行，我会认各种树木、鸟类和蝴蝶，会唱不少的歌，会咬起牙吹口哨，还会许许多多生活上大大用得着的事。学校里的各门功课我也学得一点不费劲而又津津有味，特别是拉丁文，学起来更是其乐无穷，我会用拉丁文写诗，几乎和用德文一样早。拜一位教师和一位助理教师之赐，我在二年级就学会了说谎和使用外交辞令的艺术，此前我曾经因为童稚的率直和轻信吃了不少苦头。这两位先生使我幡然大悟，诚实和爱好真理这两样品质完全不是他们要在学生身上找的东西。有一回，他们认定我在班上干了件坏事，那是件小得很的事，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干的，可是他们见我死不承认，就把一件芝麻小事宣扬得沸沸腾腾，他们给了我一顿好揍，不惜使出各种逼供的手段，结果虽然没有逼出我的招认，倒是把我一向把教师们看做正人君子的笃信赶了个精光。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感谢上帝，我还是认识了好些值得敬佩的好老师，可是灾难已经造成，打那以后，不仅对于老师们，对于一切权威，我与他们的关系都变得别别扭扭，戒心十足。大体说来，直到初二、初三，我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至少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头几名。等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每个想造就自己的人都避免不了的战斗一开始，我和学校的冲突才愈演愈烈起来。二十年后，我才慢慢懂得了这些战斗的意义，当时却不甚了了，只知道它们像一场灾难似的，团团把我围住，我就是无力免脱。
事情是这样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为的主意。这一决心虽然昭如日月，可是随着认识的日益增加，困扰也就接踵而来。一个人可以选教师、牧师、医生、工匠、商人或邮局职员，又可以选音乐家、画家或建筑师作为职业，对任何一门行业，都有一条引向它的路，都有专门的学校或者培训班。惟独对于作家这一行，却是一应皆无！当作家当然可以，而且还被视为一种荣誉，但这是就有成就和出了名的作家而言，大多数的作家则在达到这步田地之前早就一命呜呼了。至于当未来的作家，则大出情理之外，而一个心眼儿地要当未来的作家，就更是纯粹儿戏。很快地我就看清楚了这一点。现实告诉我：作家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当的，却不是想当的人可以当的。此外：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个人的文学天分往往引起教师们的侧目，有这样禀赋的人不是遭忌，就是饱受奚落，甚至有时还被羞辱个够。作家就像英雄，或任何俊秀不凡、超群绝俗的人物或言行一样：若是属于历史的，那就会传为美谈，学校的课本上也会对之颂扬有加，若是属于眼前的现实的，那就是大逆不道，必然要受到仇视。看来教师们所受的训练和所肩负的职责也正在于，阻止出色的、童心不泯的人成长和杜绝伟行壮举的发生。
于是在我和我的遥远的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我成为作家的宏愿，而且不论难易，不问荣辱，一切在所不计。这番宏愿所带来的精彩阅历——或不如说灾难——如下：
当我十三岁，这个斗争刚开始时，人们根据我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认为把我送到另一个城市的拉丁文学校就读可能还会使我有救。因此一年后我就成了一所神学院的寄读生，我在那儿学写希伯来字母，已经快要弄通，可是一股内心的狂潮忽然把我淹没，我逃出了学校，结果受到了被严格关禁闭的处罚，最后则是以退学告终。
我又在一所高等文科中学里努力了一阵子，以维系升大学的一线希望，可是结局又是禁闭和退学。于是我转而去做商店的学徒，才学了三天，我又逃之夭夭，几天几夜不见人影，着实让我父母操了一番心。我尝试做了半年父亲的助手，又在一家塔钟厂的机械车间做了一年半的学徒。
总之，不论人们怎么为我张罗，这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件事能够顺顺当当，没有一家学校要我，没有一行叫我学得下去。想把我调教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每一番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多次闹出出逃或退学之类的麻烦和不光彩。虽然这样，人们倒是都承认我资质颇佳，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是十分的尽心尽力！我一直是努力有加，不敢稍存松懈之心——我虽然对燕如之德极为景慕，却从来没有能学到几分。从十五岁起，当学校教育已经成了绝路，我就开始自觉地、全力以赴地自己教育自己。托天之幸，家里有外祖父巨大的藏书室，整个大厅里塞满了古籍旧书，其中整个德国文学和18世纪哲学几乎尽在包罗之列，我耽读其中，乐趣无穷。从十六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我不仅仅为我的文学习作写满了大叠大叠的纸，而且遍读了几乎半个世界的各国文学作品，对艺术史、语言、哲学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这些加在一起，恐怕作为一个常规的大学学程都绰绰有余。
之后我就学做书商，终于能够赚钱养活自己了。书本对于我，本来就比老虎钳和铸铁的齿轮更为可亲，后两样东西在我做机械匠学徒时就着实领教过了。最初一段时间，我得以在新的和最新的文学作品之海中遨游，甚至于被淹没，觉得乐也陶陶，醺然欲醉。可是不久我就发现，对于精神领域，仅仅生活在眼前或一些新事物中是庸俗不堪、难有长进的，惟有对过去的、已成历史的，对古老的和远古的东西保持经常的接触才能开启精神生活之门。因此，当最初的兴头过去之后，一股摆脱被新书的浪潮淹没而返回旧书箱之中的渴望便油然而生，为了实现它，我就从书店转行到旧书店。不过，我操这门行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糊口，因此，二十六岁，在我出了一本销路不错的书之后，我就把旧书店的工作也辞掉了。
这时，历尽风浪，几经艰辛，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当初可望而不可即的，如今竟然成了事实，我成了一个作家，在和整个世界的搏斗中，我似乎赢了一仗。求学和成长年代那几度使我濒临绝境的辛酸历程，终于被淡忘了，终于可以相顾一笑了——过去对我疑虑重重的亲友们，也对我和颜悦色相待了。我成了胜利者，现在，尽管我干的仍然是当初被视为最蠢最无价值的事，可是人们却一如我自己颇为欣赏自己一样，表示大为欣赏。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年复一年苦苦挨过的孤独、苦行和危险是多么回首堪惊，受到首肯和承认使我如沐春风，我开始成为一个满足的人。
我的外在生活有很长一段时期过得安静顺适。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有了房子和花园。我写我的书，被认为是颇受欢迎的作家，生活颇能自得其乐。1905年我协助创办了一份杂志，它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不过我实际上并不怎样关心这份杂志的政治目标。我畅游了瑞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一切都平平稳稳，顺顺当当。
到了1914年的那个夏天，突然之间，里里外外，一切都变了样。真相渐渐为人所知，我们迄今所过的好日子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接下去的则是坏日子，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谓的大时代开始了，我很难说，对于它的来临我是否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准备更有认识。惟一使我与众不同的是，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从欢欣鼓舞中去寻求慰藉。这么一来，我保全了我自己，却得罪了周围的世界，我必须重进学校学习，抛掉我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满意，带着这一番经历，重头跨越崭新的人生门槛。
我永远忘不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的一件小事：我访问了一家伤兵医院，我原想借此尝试一下，有没有可能以志愿工作者的身份来更好地适应这经历了剧变的世界，当时在我看来，这还是有可能的。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老姑娘，她一向靠遗产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现在则在这家医院当一名护士。她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她能赶上这个大时代，是多么幸福和骄傲。我完全能理解她，对于这样一位妇女，战争简直求之不得，她可以借此走出无所事事的、纯粹只为自己的老处女生活，投入到一个热烈的、有价值的生命之中。可是当她向我叙述她的幸福时，我们所站的走廊里满是绑捆着绷带、伤势严重的士兵，两边的大房间里满是少胳膊缺腿的垂死者，愈听我的心愈往下沉，不管我对这位老小姐的兴高采烈多么理解，我却不能赞同她，与她有同感。如果这样一位意气洋洋的护士因为看护十个伤兵而得到快乐，那么这位女士的幸运就来得太昂贵了。
不，我不能分享对那个大时代的欢呼，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深为战争所苦，并且为了自卫，不得不常年地挣扎着同那宛如晴空霹雳、骤然而至、貌似外来的厄运对抗，而在我的周围，似乎人人都在为我的厄运鼓掌称快。每当我在报章上读到一些作家的评论，他们为在战争中找到福祉而陶然，或是一些教授们的呼吁，或是一些名诗人在他们的书斋里炮制出来的颂扬战争的赞歌，我的痛苦就更进一步。
1915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公开流露了我的痛苦，又对所谓的才德之士一味只知挑拨仇恨、传播谎言和对这场灾难揄扬无度略吐了几句微言。这相当含蓄的诉苦带来的后果是，我在自己祖国的报纸上被宣布为叛国者——这真是一项新的经历，因为虽然我和报纸打过不少交道，还从未尝过千夫所指的滋味。提出这一谴责的那篇文章被我国二十家报纸转载，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在报界工作的我相信为数不少，但敢于站出来为我说话的只有两个人。老朋友们对我说，他们用乳汁喂养了我这条忘恩负义的毒蛇，今后他们的乳汁将只用来孝敬皇上和帝国，再不会有我这妖蛇的份了。素不相识的人的辱骂信成叠寄来，书商们通知我，像我这样居心叵测的作家从此算是被销了号。在许多这样的信上，我初次见到这么一枚小小的圆形饰章，上面的印文是：上帝惩罚英国。
人们也许会想，我会为这场误会笑掉大牙，但是我笑不出来。这么一件实际上的眦睚小事为我带来了我生命中的第二次蜕变。
重提一下：我的第一次蜕变是在我立志当作家之后。此前的模范生黑塞从那之后就成了坏学生，他被处罚，被开除，做不成一样好事，而他的父母则为他操心操个没完——这一切只是由于他在这现实的或貌似现实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心声之间看不到一个和解的可能。现在，在战争年代，一切又回来了。我又看到自己在和世界起着冲突，而原先我和它可说相处得不错。我又走上了背运，孤单无援，独自忍受着痛苦，我所说所想的一切，又不断地被攻击，被曲解。我又看到一道绝望的鸿沟，横亘在现实和我所期许的事物之间。
可是这一次我却难以推脱而不反躬自省。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一切磨难都是自找的，而不是哪个外来的力量加给我的。因为指责整个世界都是疯狂的、野蛮的是没有哪个人，也没有哪个神有此权利的，更何况是我呢。那么，像我现在这样和整个世道都过不去，毛病肯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果不其然，我确实是病得不轻，而要探明病象和病因却不是件好受的事。首要的是，我为当初的与世无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何况，这所谓的无争也正如当时的外界和平一样，已经开始腐烂了。我原以为，自己经过了青少年时代漫长而艰巨的奋斗，终于成了一名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我所成。在这期间，成功和优裕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我变得自满了，变得不爱动脑筋了。其实要是我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则所谓作家云云，实际上跟一位写消闲作品的卖文者已经相去无几。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太顺当了。现在，患难当头，不知何日才是了局，若日子永远是个最有效的好学校，我总算慢慢学会了，面对这世界的你争我夺，我既不能螳臂当车，总可以致力于反省自己在这整个纷乱和罪愆中所担当的角色。至于我的这番苦心孤诣能从我的作品中被体会多少，就只好听任读者们做主了。可是我心里永远藏着一个秘密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民族，纵然不是作为全体，也会有许许多多清醒而具有责任感的个人，来做一番类似的检讨，不再仅仅是埋怨和诟骂这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而是扪心自问：我是怎样犯上罪的？我要怎样才能恢复清白？因为，人人都能重获清白，只要他能认清并了断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
当我在作品和生活中开始透露出这一巨变时，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有的甚至弃我而去。这当然只是我生活大变样的一端，我还失去了房子、家庭、财产和舒服的日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告别，也天天都感到惊异，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而照样活着，照样爱着这离奇的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生命却似乎从来只知道给我痛苦、失望和损失。
有一点我该补述一下：在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护着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我上面说的蜕变开始之前，我都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护了我，像装甲一样使我免于接触外面的世界。战争期间我所生活的城市伯尔尼是那样一个充斥着政治阴谋、间谍活动、贿赂收买和投机操纵的渊薮，地球上少有哪个地方把这一切表现得这么集中，周旋在德国、中立国和敌国的外交捭阖之间，它一夜之间变得人口过剩，云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坛掮客、间谍、新闻记者、豪商富贾和投机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和来自各国，包括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人时相过从，我的周围像是一张交织着间谍与反间谍、密探、阴谋，以及政治交易与私人买卖的网——而我在那些年头里对这一切竟懵然无知！我被摸底，被窃听，被密查，时而被敌对国，时而被中立国，又时而被自己的同胞们列为可疑对象，而我却全然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风闻到一些枝枝节节。简直难以理解，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我行我素、安然无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过来了。
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杀戮、癫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劫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来说，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分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会被视为滑稽可笑了。
当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的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发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理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
自从这次蜕变之后，我对于自己的作家资格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彻底失去了信心。写作对我不再是乐趣，可是一个人没有一点儿乐趣又不行，我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也没有放弃这一要求。我可以舍弃公正、理智、生命和人世的意义，我见识过，世界可以把这些微言大义抛个一干二净而照活不误——可是要我连一点点乐趣都不能有我却做不到。正是这份还企求些微乐趣的热望，成了我体内那微弱的一股火焰，有此一端，我才得以维系我的信念于不坠并且自信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天地。我经常在一瓶薄醪之中寻找我的乐趣、我的梦、我对世事的忘怀，而它也往往助我匪浅，理应在此受到赞颂，但是它还不够。于是，有一天我又发现了一项新的乐趣。我年已不惑，但突然开始画起画来。我并不是以画家自居或想成为画家。可是画画真是奇妙，它使人更开心，也更有耐性。而且画完画手指总是红红绿绿，不像写文章只会把手指弄黑。对此许多朋友们也很不谅解。我总是不走运——每逢我打算做一件美妙的、能让我开心的而我又想做得不得了的事时，总是让人们不舒服。他们只愿看到，人人都保持老样子，一点不要改变面貌。可是我的面貌偏偏不肯安分，它就爱不时改变，不这样它就受不了。
人们还对我提出另一项指责，对此我自己也觉得颇有道理。他们说我脱离现实，说不论我写的诗文也好，画的画也好，都与现实不符。是的，我写作时经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一本正经的书的要求，更糟的是我对现实确实毫不尊重。我觉得现实是最不必在意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败兴，而美的、谈得上一点情调的事物却得之不易。现实是怎样也不能叫人满意，怎样也不能博得敬慕的，因为它是生命的信手之作和失意之笔。这个尴尬的、永远令人失望的和沉闷的现实却又是我们无论怎样也无力改变的，我们否定它，把自己想得强过它，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
那种人情之常的对现实的尊重在我的作品中已经是寥寥无几，而当我作画时，则往往树木长出了面孔，房屋或笑，或哭，或跳起了舞，但画里的树到底是梨树还是栗树，则扑朔迷离，大多数时候都叫人难以辨认。对这一指摘我当然无从抵赖。我承认，我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经常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童话，若不是借了法术之力，我所看到和感到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心早就脱节走调了。
我还做了一些傻事，比如有一次我对名诗人席勒说了几句无关宏旨的批评意见，立刻，整个西南德国的九柱戏俱乐部全都揭竿而起，宣布我是给祖国的神圣传统抹黑的人。可是现在，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已经学会，不再说任何亵渎神圣和使人面红耳赤的话。我认为这是个长进。
由于所谓的现实对我已无大意义，而重重往事常如今日之事占满我的心头，眼前的诸事诸物则又遥不可及，我就做不到像常人一样，把未来之事和过去之事分辨清楚。我有不少时间都生活在未来之中，这样一来，我的生平也就大可不必只写到今天为止，而不妨任其延伸下去。
下面我就简述一下我一生的完整轮廓。在1930年以前的几年内，我又写了几本书，此后我就收山不干了。有两位勤奋的年轻人曾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讨论过我是否算得上是个诗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定论。他们在周详地考察了近代文学之后得到一个结论，认为在近代，那种造就诗人的灵液已经稀薄不堪，以致诗人与卖文者的区别已经无从鉴定。根据这一客观考查，两位博士学位候选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中比较通达的一位认为，像这样诗意淡薄得可怜的作品已经不配再叫做诗，既然平庸的文艺作品不可能经久长存，不如就让那些自称为诗的东西自动寿终正寝好了。另一位则是个死心眼的诗的崇拜者，连那些诗意寥寥的作品他也对之优礼有加，因此他认为，宁可错把一百个非诗人封为诗人，也不要漏过任何一位，因为有可能他的血液中会有一滴来自诗的灵山帕纳塞斯。
我的常课就是画画和研究中国魔术，但也对音乐愈来愈醉心。我晚年的一项宏愿就是写一部像歌剧那样的东西，在这部大剧里，人的生命的所谓现实不很受到重视，甚至还被嘲笑，而是借神性的万千宝相闪耀出它的永恒价值。生活的魔术化与我很相投，我从来没能做一个“现代人”，我一直都认为霍夫曼的《金罐》，或甚至《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比所有的世界史和自然史更有价值的教科书（其实在这些史书中我也总读得出精彩的寓言）。我已经步入了生命的那个阶段，那里，继续塑造一个已成型的、鲜明得几乎过头的个性并且还要进一步加深其鲜明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代之而来的是要求自己去做到，听任我这天生之材淹然物化，而且出于不甘沦为陈迹，把自己归宿到永恒的、忘却时间的行列中去。在我看来，要表达这一思想和心境，只有通过童话才办得到，而歌剧又是童话的最高形式，这或许是由于我对于我们横遭误用和奄奄一息的语言中的文字戏法已无多大信心，而音乐于我却还是一棵生机盎然的树，它的枝头上还能结出乐园里的苹果。我要在我的歌剧中完成我在写作中一直未能全盘如愿的工作：赋予人的生命以更高更美的意义。我要赞美自然，描述它的发展，后者到了某一时刻就会被命定的痛苦驱向精神，即自然的遥远的对极，而摆动在自然和精神这两极之间的生命就应该像彩虹横空那样绚丽多姿和尽善尽美。
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完成这部歌剧。这情形就和我的写作经历一样，当我发现，一切我认为该说的，早就在《金罐》和《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被说过了，而且比我所能做到的精纯何止千倍时，我就只有搁笔兴叹了。我谱写我的歌剧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正当我做了多年音乐方面的准备并且写完几种剧词的草稿之后，我再度尽可能深入地在脑海中复演了一遍我这部作品的内在意义和内容，这时我才突然如醍醐灌顶，原来我在我的歌剧中所苦苦追求的，早已在《魔笛》中被精彩万分地表现无遗。
于是我只好把这件工作弃置一旁，转而把全副精力用在实实在在的魔术操演上。我的艺术家之梦或许只是一种自欺，写出《金罐》或《魔笛》那样的作品或许我力有未逮，但是玩魔术我可是天赋过人。为了探究所谓现实的无常与变化之道，我原来就对《老子》和《易经》颇事钻研。现在我运用魔术之力来随心所欲地变化现实，不瞒大家说，这可真是其乐无穷。不过我也得承认，我并没有老守着那块被人称为造福的所谓白魔术的净土，而是受到心里那股不安分的火苗的驱使，越来越涉足作祟的所谓黑魔术的疆土。
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刚被两所大学授以名誉博士不久，我就因为利用魔术诱拐一位少女而受到法庭指控。在监狱里，我请求允许我继续画画，当局接受了我的请求。朋友们给我带来颜料和面具，我就在我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小小的风景画。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艺术，我尝试当个艺术家，认定所遭遇的一切挫折都不能阻止我，再度重倾这琼浆玉露的金杯，再度像个嬉戏中的儿童那样，在自己面前建造一个可爱的游乐世界，再度把智慧和抽象的学问弃若敝履而重注于原始的制造搬弄之乐。我又画画了，调色、润笔、再度酣饮这无穷无尽的魔力：朱色的嘹亮之音、黄色的丰满之音、蓝色的深沉之音以及它们所混成的音乐，直至隐没在遥不可及的、苍白的灰色之中。我快乐地、童真地玩着这创造的游戏，我牢房墙上的风景画就这样画成了。这幅风景包含了曾为我一生带来欢乐的一切：河流与山脉、海水与云彩、收获的农夫，以及一切使我赏心悦目之物。在画的中央则是一列小小的火车。它正朝着一座山驰去，车头已经驶进一座小山洞，活像一条头已经钻进苹果的毛虫，洞口则冒出一团团的黑烟。我还不曾有过哪次游戏像这次这样令我陶醉，重返艺苑之乐不仅使我忘了我是个囚徒，是个被指控者，而且今生今世恐怕难有重见天日的可能——我甚至忘了练习魔术，因为我觉得拿起蘸着稀薄的油漆的画笔，随便画棵小树，或画片小云，就深合魔术之道了。
在这期间，早就和我一刀两断的所谓现实则施尽一切手段，来嘲弄我的梦，不停地想要把它砸个粉碎。我几乎每天都得被押到一间邪乎透顶的房间，那儿，一群面目可憎的人坐在一大堆案卷之间，对我盘问训斥，对我的话则摆出一副不可轻信之态，他们时而当我是三岁孩童，时而又当我是个江洋大盗。一个人其实用不着做什么被告就足可领教这一套由衙门、文件和档案所形成的莫测高深而又实实在在的地狱世界。在人类挖空心思才设计而成的形形式式的地狱之中，我认为上面所说那种应该被推为地狱之最。哪怕你想搬个家或结个婚，领个居留证或护照，你就得置身这所地狱之中，在堆满纸张的闷人房间里度日如年，被一些无精打采却又匆忙仓促、拒人千里的人盘问申斥，你的最简单、最真实的陈述一概被视为谎话，你一会儿像个小学生似的被对待，一会儿又像个凶犯。当然，这滋味谁都领教过。要不是我的颜料不断地带给我安慰和欢乐，要不是我的画，那小幅美丽的风景赐予我新鲜空气和生机，我早就在这卷宗之狱中被闷死，或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有一次，我正站在我牢房墙上的画前，看守又带着那烦人的传讯书跑来，又要把我从我的快乐工作中硬拉出来。我心头突然泛起一丝倦意，一股说不清的、对整个这套折腾和这整个残忍的、无灵性的现实的厌恶之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该是了结这番折磨的时候了。既然我被禁止不受干扰地继续我的无辜的艺术家游戏，我就不得不运用一下那个更认真的，我毕生花了多年心血在它上面的艺术了。没有魔术，在这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我默诵了一遍那条中国口诀，屏息站在画前一分钟，我的精魄就离开了这现实的虚妄之境。我友善地请看守们稍候片刻，说我得登上我画中的火车，在上面查看点东西，他们像往常一样笑了起来，以为我是个疯子。
于是我就把自己变小，直向画里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车，驰进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们还能看到从洞口冒出的团团黑烟，一会儿烟就消散了，整幅画和我也跟着杳然不见。
看守们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欧凡 译）
我的信仰
（1931年）有时我会在文章里谈起我的信仰，十多年前我还曾经试图把我的信仰写成书，那本书叫《悉达多》。印度学生和日本和尚对这本书里关于信仰的问题常加以审视和讨论，但是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却很少这么做。
在那本书里，我的信仰有一个印度名字和一副印度面孔，那并不是偶然的。我体验过两种宗教的形式，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而我又是印度古籍的读者，最崇敬的是奥义书、薄伽梵书和佛祖的宣道书。我成长在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义之中，而最初的宗教情感却是在印度体验到的，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毕生在印度传教，虽然直到我的一位表兄和我这里认识到各种宗教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那时，我的父母和外祖父都对印度的信仰形式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也颇具好感，只是他们不能完全承认罢了，所以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洋溢着印度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氛围中。
我认识的基督教形式对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它十分刻板、脆弱而无常，这种形式今天已经过时，也几乎已经消失了。我幼年认识的是具有清教徒色彩的新教，经历深刻而强烈。我的外祖父母和父母的生命完完全全由神的国度所决定，他们为侍奉神而存在。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做神的生命，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是作为侍奉和供给而生活在神面前，这是我幼时最深切的经历，也是我得自家庭的最大遗产，我一生受这一经历的强烈影响，从未看重世间和世人，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看得淡薄。但是我父母那种表现为活生生的生命的基督教精神，毕生侍奉和供给，将生命奉献给召会和服务于召会的基督教精神，无论多么伟大和高尚，其宗教和宗派的形式——这是我们小孩子所认识的形式——却是我从很小就不愿信任、不能忍受的。我们总要念一些格言，唱一些诗歌，而这就使得有诗人气质的我感到受辱。当幼年时期过去之后，我在少年时也已经看得出，像我外祖父和父亲这样的人，事实上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有规定的教旨和教条，不能像他们那样有真正的、行之有效的仪式和真正的教堂。
所谓的“新教”教会是不存在的，分布在各处的乡村小教堂就是它的教会，这些教会的历史以及新教的封侯，一点也不比被他们责骂的天主教教会高尚，几乎所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对神国的献身精神都不是在这些小教堂内完成的，而是在更偏僻的，不过却是炽热警醒的秘密集会中以不固定的形式实现的，这些事我少年时代就已得知，虽然在我们家里说起乡村教堂及其传统形式总是充满敬意（一种我感到并非完全真诚的敬意，我很早就对它有怀疑）。事实上，我少年时代从未从教堂得着宗教体验。家中个人的礼拜和祈祷、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同寻常的贫穷、他们乐于接受困难的态度、他们对基督徒的博爱之心、他们为异教徒的担忧，凡此种种基督徒生活中的热情和英勇的营养都来自阅读《圣经》，而并非来自教堂，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上坚信礼课以及教会的儿童班都未曾带给我任何宗教体验。
与很少有回旋余地的基督徒生活相比，与甜腻腻的诗歌和无趣的牧师讲道相比，印度宗教和诗歌的吸引力自然是大得多了。在这儿，我不感到任何事物迫近，闻不到灰色讲台持重的宣道和清教徒圣经课的味道，我的幻想有活动的空间，我内心能够毫无阻力地接收从印度世界传来的音讯，它们对我毕生产生影响。
我个人信仰的形式后来改变了多少次，而这种形式的改变没有一次是突然发生的，而总是在逐渐增长和发展来的。在我的《悉达多》中，爱，而不是知识，占有最高地位，悉达多拒绝教条而以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为中心，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回归到基督教，甚至觉得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的精神。
我认识中国的精神世界晚于认识印度的，认识之后我又有了转变。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及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通过和几位程度极高的天主教徒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与我的好友胡果·巴尔的交往，来自基督教方面的浪潮再次影响了我，我赞同巴尔对宗教改革严厉的批评，但我没有变为天主教徒。当时我也看到一些天主教的运作和政治策略，看到教会及政治代表、精神代表如何利用像巴尔这样人格高尚纯洁的人，他们见势转舵，一会儿宣扬他，一会儿冷淡他。这样的教会显然不是宗教理想的处所，这儿显然也存在追逐名利、自以为是的作风，显然也有争吵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有私人生活中隐藏着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在我的宗教生活中，基督教不是惟一的宗教，但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说的更多是神秘基督教，而不是教会的基督教。它也不是全无矛盾，不过它和带着印度、亚洲色彩的信仰，认为世界是一体的想法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不过，我不需要教会。我总觉得把信仰和政治分开的特别教会看起来像描绘民族主义的讽刺画，这种感觉在战争期间特别强烈，而新教没有能力达到超越教派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德意志没有能力达到一致的象征。早些年，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总会以半崇敬半妒忌的眼光看罗马天主教教会，直到今天，新教徒对于固定形式、传统、可见到的精神的渴望还使我维持着对这个欧洲最大的文化形象的尊敬。不过，我也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对天主教教会有敬意，只要靠近它，它就像所有出于人的东西一样，散发出血腥和暴力、政治和卑鄙的气味。虽然这样，我偶尔仍会羡慕天主教徒，他们能够在神坛之前祈祷，不必躲在狭窄的小房间里，他们能够对着忏悔座的小窗口忏悔，不必在自我检讨中受良心的讽刺。（谢莹莹 译）
神学摭谈
（1932年）今天我想将我在不同年代的思索与笔记整理成文，旨在把我所偏爱的两个观点联系起来：即人成长为人的三阶段观点和人的两种基本类型观点。第一个观点对我尤为重要，太神圣了，我认为它就是绝对真理。第二个观点纯属主观想法，我自己也不希望对它予以过多的重视；不过偶尔在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考察时，它对我很有用。人成长为人的路程始于无罪（天堂、童年、不担负责任的前阶段）。由此走向有罪，走向对善与恶的觉醒，走向应付文化、道德、宗教与人类理想所提出的要求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生活对任何一个真正投入而又不从众趋同的个人来说，将不可避免地以绝望告终，即他终会悟到，道德没有实现的可能，遵从没有百分之百的遵从，服务没有全心全意的服务以及正义与善境乃可望而不可即之境界。绝望所导致的或是消失灭亡，或是进入一种精神的第三境界，使人能体验一种超越道德、法律的状态，使人能朝着获得彻悟与解脱的方向迈进，使人能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不担负责任的境界，简单地说，使人进入信仰。不管信仰采取的是何种形式或表现，其内容总是一致的：我们应尽量避恶从善；我们对世界以及我们本人之不完善不负有责任；我们主宰不了自己而是受主宰者；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还有一个上帝或一个“它”—— 是我们服侍亦是我们可以托付的主人。
此种说法是欧洲式，也可以说几乎是基督式的说法。印度的婆罗门（这个教，如果将与之抗争的运动——佛教，也包括在内的话，则可以说是人类在神学上最高的成就）虽具有不同的范畴，但都能够对人生过程作出相同的解释。其阶段的顺序大约是：纯朴的人因受恐惧与欲望所支配而渴求得到解脱；解脱的办法与道路就是瑜伽术——一种教人克制冲动的修炼。至于把瑜伽纯粹当做一种物质与机械的反省修行或作为一种最高尚的精神锻炼来修炼则无关紧要——其意义总是：教人们蔑视表象世界与感官世界，通过静思去感觉我们固有的、与世界精神合一的心灵、自性（Atman）。瑜伽恰恰相当于我们的第二阶段——它以修行来寻求解脱。普通百姓对之赞赏有加，亦估计过高；纯朴的人则容易把修行人当成圣者或看破红尘的高人。瑜伽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仍以绝望告终。有关释迦牟尼佛的传说（还有成百的其他传说）都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只有当瑜伽被彻悟取代，只有当它被领悟为一种有所求之为、一种勤奋、一种贪欲与饥渴，只有当从表象生活中醒过来的人发现自己乃永恒不灭，乃精神中的精神，乃自性时，他才会成为无动于衷的生活观察者，才能自在地有为或无为，自在地享受或禁欲，如此而不为表面之我所动。其表面之我已完全变成了自性。圣者们的这种“觉醒”（与佛的涅槃同义）相当于我们的第三阶段。再用另一种象征语言来说，它就是等同于老子所说的“道”的阶段；“道”的道路就是从对仁义的有以为到对罪与德的无以为而至“道”。对我来说，这些至关重要的精神体验有其相互关联的意义，因为逐渐地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间歇中，我隐约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感知一再在印度人、中国人与基督教徒对人生所作的解释中和发现中得到证实，而且处处以相似的象征表现出来。人是什么、人之苦难与人之所求，世世代代、全球各地都一致无异，这没有比通过上述体验能得到更有力的证实。至于我们——如许多现代人，把这种对人类的思考与体验用宗教哲学概念来表达的方式看成一种过时且已为今人所超越的表达方式则无关紧要。我这篇文章所用的“神学”这个词，就我来说，它含有时代的色彩，它将是会被淘汰消失掉的某一时期的产物。艺术与语言同样也可能只属于人类历史某些阶段特有的表达工具；它们也有可能会被淘汰、被取代。然而，在我看来，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人们追求真理时，没有什么比感知到种族、肤色、语言与文化的区别是基于完全的一致性，感知到人非千差万别，精神亦非千差万别而只有“一个人类”、“一个精神”这些体会更为重要，更令人感到慰藉。
再概述一下：人成长为人的过程是从无罪到有罪，从有罪到绝望，从绝望到灭亡或解脱，即非为了逃避道德与文化而再返回童年的天堂，而是去经受两者的洗礼直至能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当然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倒退。但要一个已经觉醒过来的人从善恶统治的王国再逃回无罪的天堂是较难做到的。更可能经常发生的则是，那些有过彻悟与解脱体验的人很容易再跌入第二阶段，重遭其法则、恐惧以及那些无法实现的生活要求的折磨。
这就是我所知的心灵发展史的人成长为人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也从很多其他人的见证中得知的。在历史的任何时代，在任何宗教、任何生活方式中总是有这些相同的典型体验，总是有相同的阶段，相同的顺序：无罪童年的丧失；在法律之下伸张正义的努力；接踵而来的是通过修行或认知以求摆脱有罪的徒劳奋斗而导致的绝望；最后乃从地狱走出来而进入一个变化了的不同世界、一种新一类的无罪。人类已千百次用绝佳的象征比喻为自己描述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最熟悉的象征比喻就是从天国的亚当到解脱了的耶稣基督这个过程。
当然，很多这些象征性的描绘还为我们展示了更进一步更高层次的发展：变为圣雄，变为上帝，变为一尘不染、摆脱生死轮回的纯粹精神体。所有宗教对这些理想并不陌生，我常常也有过当至人、无痛者、圣者或仙人这种美好的理想。至于这种理想是否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梦，是否曾经成为经验与事实，是否曾经真正有人成为上帝，我则一无所知。但我确知人的发展史的那几个主要阶段；凡体验过这些阶段的过去人和现代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是现实。其实，那些梦想中的人成长为人的更高阶段，不管有无，其能存在于我们的梦中、理想中、文学中或向往的目标中应让我们感到欣慰。如果过去曾经有人真正体验过这些更高的阶段，那他们不会把这些体验大肆宣扬，而且其性质对那些没体验过该阶段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亦无法言传的。在所有宗教的圣人传说中都提及此类体验，听起来确实可信。在小宗派异教团体与假冒大师的邪说中经常也提及类似的体验，但全都带有幻觉或有意欺诈的标志。
在此要补充说的是，并不仅仅是心灵那些神秘的最后阶段与体验无法被人理解，无法被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些人生历程更早的，包括最初的经历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才能被言传。一个在初级无罪阶段里生活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出自有罪境界、绝望境界、解脱境界的人的自白。对他来说，这些自白听起来有如外国民族的神话故事对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读者那么荒诞无稽。与此相反，任何人都能在别人的讲述中毫无疑问地与迅速地认出那些他本人有过的典型的心灵体验——即使是从外国陌生的神学中翻译过来的体验。任何真正有过一种特殊体验的基督教徒毫无疑问能认得出圣保罗、帕斯卡[1]尔、马丁·路德与伊格纳修斯所有过的特殊体验与他曾有过的是相似的。而任何一个更深入接受信仰核心因而超越了单纯“基督教式”体验模式的基督教徒肯定能在其他宗教信仰者中，从各种特征中觉察到所有那些用了不同象征语言表达的基本心灵体验。
要把我个人从基督教开始的心灵发展史讲述出来，以及根据它来勾画出我个人方式的信仰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所有的书都可以作为出发点。这些书对读者群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某种意义：即他们自己最重要的的体验以及胜利与失败在书中得到了证实与阐明。这部分的读者为数不多——有过心灵体验的人本来就不很多。大部分人根本成不了人，他们滞留在原始状态中，滞留在充满冲突与发展的幼稚人世间；大部分人甚至连“第二阶段”都摸不着，而只停留在不担负责任的欲望与儿时梦想的动物境界中；他们对关于一种超越他们朦胧意识的境界的传说，关于善与恶的传说，关于一种对善恶的绝望的传说，关于一种走出苦难进入受彻悟光华沐浴的状态的传说都会感到荒谬可笑。
人的心灵发展史与自性实现可能有千万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这个发展史的过程及其各阶段的顺序却亘古不变——去观察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体验、来积极投入于、来受折磨于这一必然不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作家们能从中获得最大满足的一种癖好。
在我们靠自己的智力对人生这个多姿多彩的画册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分类所做的各种努力中，其中较明显的而古已有之的努力就是把人按其类型进行分类与归类。现在，在我依据我个人的方式与经验来描述两种对立的人类基本类型时，我完全意识到这种把人类分成几种所谓的基本类型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人并不能分类成有限的几个或无数个类型；哲学家如果无条件地去相信某一个类型学说则要铸成大错。但作为一种游戏，作为一种把我们凌乱的经验素材整理出来的尝试，并作为一个整理我们人生经验的不足可信的手段，这种把人分成不同类型的做法则是存在着的（大多数人只是一直不自觉地在做着）。即使小孩也可能把他眼里所看到的人按人类原始意象中的爸爸、妈妈、保姆进行区别、分类。我把人分成两个主要类型源于我的阅历与书本知识，我称之为理性者与虔诚者。世界，对我来说，就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按照这非常粗糙的模式来划分归类。当然，这种划分归类只是短暂的事，没过一会儿世界又变为一个无法看透的谜。我早已不相信人们对纷繁的万事万象的认识与洞察会高于这幸福的瞬间所呈现的表面条理性，会高于这个时不时可以体验到的小小乐趣，即在一秒钟内自我欺骗地把混沌想像成宇宙。
如果我在这种幸福的瞬间把我那“理性—虔诚”的模式套用到世界历史的话，那么人类在这一瞬间对我来说，就只是由这两种类型的人所组成。我也就认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属于哪个类型，也知道自己准确属于哪个类型——我属于虔诚者这类，不属于理性者那类。可是转眼间，当那愉快的思考体验结束时，刚理出的那轮廓清晰的世界又垮掉了，成为一片茫无头绪的纷乱；我方才还以为看得很清楚的事，即释迦牟尼佛、圣保罗、恺撒大帝或列宁是属于两种类型中的哪一个，但现在却又完全模糊了；并且遗憾的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同样模糊了。方才我还准确地知道自己是一个虔诚者——可现在我却在我身上一点一点地发现理性者的特征，那些十分突出的令我浑身不舒服的特征。
一切知的命运亦是如此。知即是行动，知即是体验。它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寿命只是瞬间。——现在我将尝试以不做任何系统分析的方式来大约勾画出为我的思想游戏提供了一个模式的两种类型的人。
理性者最相信的莫过于人的理性。他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挺好的才能，而且简直就是最高的一切。
理性者认为他自身就含有世界与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一个合理安排有序的个体生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条理性与切实可行性套用到世界与历史上去。因此他相信进步。他看到人们今天比以往能更好地开枪射中目标，更快捷地旅游，他不想也不愿意看到与这些进步相对立的千百个倒退。他认为现代人比孔子、苏格拉底或耶稣更进化，更高级了，因为现代人具有一些更强的技术能力。理性者认为地球是听任人去开发榨取的。他最害怕的敌人是死亡，是想到生命和事业的有限性。他尽量不去想它，实在不得不想到它时，他就逃到活动中去，通过对财物、对知识、对法律、对合理地控制（统治）世界的加倍追求来与死亡抗争。他对永生不死的信念就是对进步的信念；他认为作为进步永恒链中积极参与的一环可免遭彻底消失的命运。
理性者有时对那些不认同他的进步观点与妨碍他实现他逻辑合理的理想的虔诚者易于产生憎恨和过激的情绪。人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革命者的狂热，回忆一下所有进步的、民主又讲理的以及社会主义者作家对那些不同信仰者所发表的极强烈厌恶与无耐心的意见。
理性者看来在生活的实际操作中对他自己的信仰比虔诚者更有信心。他觉得他代表理性天母，有权发号施令，有权组织一切，有权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他要别人接受的都是好事：卫生、道德、民主，等等。
理性者追求权力，为的是贯彻“好事”。他的最大危害也在于此——在追求权力方面，在滥用权力方面，在喜欢发号施令方面，在进行恐怖威吓方面。托洛茨基很不忍看到一个农民挨打，但是为了他的想法他可以毫不犹疑地让几十万人被杀掉。
理性者很容易对制度有所偏爱。由于理性者们追求并拥有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蔑视或憎恨虔诚者，还可以迫害、控告、杀害他。他们承担拥有权力并将其用于“好事”上的责任，为此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大炮都无不当之处。当大自然与他所谓的“愚蠢”一再是那么顽强时，理性者偶尔会失去信心——有些时候，他会由于他必须迫害、惩罚或杀害他人而感到痛苦万分。
理性者处于最佳状态的情况是：尽管有众多相互矛盾之处，他坚信理性归根到底与创造和主宰世界的精神是同一的、合一的。
理性者把世界合理化并对它施以暴力。他总是容易变得严肃认真。他是一个教育者。
理性者一向不太相信他的直觉。
理性者在大自然与艺术面前总是无所适从。一会儿蔑视它们，一会儿又迷信般地高估它们。为古老艺术品付出百万高价或为鸟类、野兽、印第安人建立保护区的人就是他。
敬畏是虔诚者的信仰与生活感情的依据。其表现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然有强烈的感觉；一是相信有一个超越理性的世界规则。虔诚者虽然视理性为一个挺好的才能，但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足以用来彻底认识，更不要说用来主宰世界的手段。
虔诚者认为，人是为地球服务的一分子。在死亡与生命有限的恐怖降临到他身上时，他则使自己相信创世者（或大自然）也是通过此种使人畏惧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的；他不认为对死亡的试图忘却或抵抗是件好事，相反，既能敬畏且又虔诚地献身于一个更高的意志才是好事。
他不相信进步，因为自然而非理性才是他的模本，而且还因为他在自然中觉察不到进步，而只觉察到无数种看不出有何最终目标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与自我实现。
虔诚者有时候容易对理性者产生憎恨与过激的情绪，圣经里充满了有关对无信仰与世俗理想的过激行为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诚者在处于少有的最佳状态时，他也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体验的闪光而使他相信，理性者在崇高理想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与粗暴，以及一切战争、一切迫害与奴役，最终都是服务于上帝的目的的。
虔诚者不追求权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愿干的。他不喜欢发号施令，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他对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却过于消极，容易陷入清静无为和自我沉思。他经常仅满足于心怀某种理想，却不去为其实现而奋斗。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们人更为强大，他也就不愿意多加插手。
虔诚者很容易对各种神话有所偏爱。虔诚者会憎恨或蔑视，但他却不会迫害或杀害他人。苏格拉底或耶稣绝不会是迫害者或杀害者，而永远是受难者。可是，虔诚者经常轻率地使自己承担不轻的责任。对不能积极地去实现他美好的理想，还有对他自己的毁灭以及敌人因杀了他而承担的罪责他都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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