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鲁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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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色入史笺试读：
序言
“色”字，按照明末闵齐伋在《六书通》中的考证，最早的写法，如，乃是一个人驮着另一个人，仰承其脸色。而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也注解说:“色，颜气也。”
也就是说，“色”在中文里，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们的脸色。孔夫子讥讽喜欢做秀的人，说：“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太史公描写秦舞阳的外强中干，说他刺嬴政时“色变振恐”；乃至杜工部盛赞公孙大娘剑舞绝技，说围观群众们“观者如山色沮丧”，用的都是“色”字的本义。
这个本义，显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是人们内在的情绪通过面部肌肉、眉眼口鼻这些物质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结果。现在我们还常说“喜形于色”、“谈癌色变”，仍用的是脸色的意思。
当然，现在说“色”，多以“色彩”这一含义为主，似乎更强调其客观性。科学家们说，什么是色彩呢，就是物体发射或反射的光，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应该有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拿着三棱镜，去分解阳光的色彩吧。事实上，人类眼睛的特殊构造，可以使我们看到可见光形成的所有色彩。
我们的视网膜上分布着许多圆锥细胞，对可见光内各种不同波长的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而这些圆锥细胞又含有三种不同的色素，分别对红、绿、蓝三种颜色最敏感，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红绿蓝的分辨度最高，这也是将其称为三原色的原因。
色彩视觉在灵长类动物对世界的认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的动物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科学家们还说，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牛、羊、马等家畜，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狗也不能分辨颜色，它看景物就像看一张黑白照片。
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掌握物理学与人体解剖学的先进知识，无法客观地分析色彩的发生机制，但却敏锐把握到了色彩可能对人产生的影响。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就是因为，他发现人类可能因贪婪和孱弱，而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迷失。
然而世人几乎没有睿智如老子的，所以都听不进老子的话。人说到底是感性的动物，容易依赖感官，也容易沉溺于感官。江淹“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离愁别绪更重，作了黯然销魂的千古一叹；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却衬出了大英雄羁旅思乡的寸寸柔肠。色彩，除了构建了美丽的自然，还帮助我们衍生出丰富的情感世界。
而且先人的审美情趣太过丰盛，不仅把山水风光联系到情绪，还又引申到男女。大约是因为面容姣好、身姿窈窕的女子，同五色缤纷的自然一样，可以给人美的感受。“色”，又多了姿色、美色这样的含义。梁惠王召孟子谈心，劈头就是一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即把这风流又有些下流的含义，塞进了“色”字里。而英文里，“color”一词无论在含义上还是词源上，都没听说跟“sex”或者“love”有什么关系。这大约也算是中华文化又一体现“天人合一”的独特之处吧。
也许是过于迷恋来自身体的感官享受，梁惠王、齐宣王以及其他无数王与非王的后人们，又将“色”的性含义作了进一步发挥。比如，与性有关的念头，叫做“色心”；与性有关的要求，叫做“色欲”；至于对性有执着追求的人，就是“色狼”、“色魔”、“色鬼”。其实，狼是对配偶十分忠诚的动物，实行绝对的一夫一妻制；至于魔、鬼，更是虚无缥缈之物，白白因人的龌龊、偏狭、卑劣而担了虚名儿。
看透一切的，还是佛家。佛家说众生是由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的身心，而“色”就是指一切物质的存在。“色”又包含内色与外色。内色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是我们所依靠生活的身躯。外色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境，是我们所感知的外界。
佛家最后凝重地说，色即是空，一切物质的存在都将幻灭，并不值得我们留恋。
佛家是出世型的宗教，要求人们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达至心灵的宁静与平和。其实，红尘有红尘的美好，否则，人干吗要进化出一双可以看到全部色彩的眼睛，倘若如某些生物般只能辨识两色，世界黑白分明，内心岂非更易平静？
所以，既然有了这样幸运的眼睛，不如一同踏上这条逐色之旅，去寻觅这些浅碧轻红、姹紫苍黄在我们的文明中的负担与承载。
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的诗人，早已不在了。但我们还可以继续享受，这可分解为七色的光明。
1．诸红缭乱
红色，大约可以算作我们这个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几千年来，无论庙堂之高，抑或江湖之远，无论隆礼重典，抑或乡习民俗，无论女儿梳妆，抑或文人戏墨，都曾经，或者仍然，在广泛地运用红色。基于繁盛昌明的中华文化，古人还发明了多种语汇，来指代不同的红色，按照颜色的深浅程度分，大约有绛、赤、朱、丹、红等数种；按照制作原料的不同，又有赭、丹、茜等称呼。
据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深爱白色，用两百多种不同的名称，用来区分不同程度的白。因此，在茫茫的雪原上，他们可以迅速分辨和锁定某个位置，以寻找路径和捕获猎物；而在外乡人眼中，那里仍只是一片了无边际的白。
明眼人可以轻易看出，爱斯基摩人对白色的喜爱和命名，很大程度上出自生存的需要。而我们的先人对红色的诸多命名，却似乎多是基于审美的情趣；虽然没有几百种之多，但『可爱深红间浅红』，亦各自成趣，各有故事。了解古时的红色，须得从弄懂这些字眼入手才好。绛
古人以“绛”指代颜色最深的红色。《说文解字》里说，“绛，大赤也”，就是说它是比“赤”还要重的红色；而“赤”的浓度，已在其他诸多红色之上了。“绛”字，小篆里写作，是个形声字，以“丝”为偏旁，表示了它作为绸缎衣服等物品之染料的属性。绛是用一种叫做绛草的植物作为原料提炼出的红色。成书于秦汉年间的《尔雅》里说，绛草出产于临贺郡，可以作染料，也可以食用。临贺郡在今日的广西境内，战国时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方。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又攻百越，把这片地方也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此后，中原的汉人不断迁入，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混居、贸易。想来，绛草应是当地的特产，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被推广到了中原，由于人们对红色的喜爱而广为流行。
绛这种浓重的红色在汉代用得很广泛。东汉的著名学者马融，在给弟子们授课的时候，以绛纱作帐，学生站在帐前，而帐后站一排女乐手鼓吹敲打，两边还站着美貌的侍女。马融为人风趣开朗，又不拘礼法。他首创了助教制度，让资深的学生去教刚入门的学生；又招收了一批女弟子，颇有些惊世骇俗。他故意在讲课时，以声色诱惑来锻炼学生的注意力。而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郑玄在跟他学习时，在帐前听讲三年而目不斜视，令马融十分惊叹。
马融的弟子很多，成就突出的也不少，刘备的老师、政治家卢植就是其中之一；郑玄的影响力更大，刘备兵困徐州、危在旦夕，是靠了郑玄的一封介绍信而得到袁绍的帮助。由于这批著名的师生，造就了大批的典故和成语。比如，后人以“绛帐待坐”喻学生就学，用“绛帐授徒”、“绛纱设帐”喻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用“绛帐”、“绛帷”指代老师教授学生的场所。马融曾任南郡太守，在今荆州一代长期讲学，后人在这里建立了“绛帐台”，以纪念先生之风。绛帐台曾毁于日寇侵华的战火，近年又得重建，再次彰显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
除了绛帐，两汉魏晋之时还有绛旗。三国时魏国的学者张揖作《广雅》，说“凡九旗之帛皆用绛”。“九旗”是《周礼·司常》规定的一种礼器，是代表不同等级和用途的九种旗帜。张揖说当时的九旗都染成绛色，可见这种色彩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红色山茶花
山茶的颜色即是绛色。白居易诗《十一月山茶》曾称赞说：“似有浓妆出绛纱，行充一道映朝霞。飘香送艳春多少，犹见真红耐久花。”
此外，汉时人们还把银河称为绛河。因为当时的天文学理论，是以北极为基准，银河在北极之南，南方属火，以红色为代表，因此借南方之色而称之。后来晋人王嘉在《拾遗记》说，南海确实有一条河叫绛河，河水全是红色，水中有很多红色的龙和鱼，而且肥美可食，说得煞有其事，却也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力。赤“赤”是比“绛”稍浅、比“朱”偏暗的红色。《易经》的“困”卦中有“困于赤绂”之语，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朱深曰赤”，间接说明了“赤”、“朱”二者的区分。王莽建立新朝后，民不聊生，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以朱涂眉”，作为标记；朱色纯红，但眉毛是黑的，混在一起就是赤色，也就造就了名震天下的“赤眉军”。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称赞东家之子的美丽，说她“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晋代学者傅玄阐为人处事的准则，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都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话，却也在无意中区别着“朱”与“赤”两种颜色，——东家之子的肌肤或“近朱者”为朱色所染，但本身又有底色，相互混淆，自然是一种近似朱色但却不纯净的红。
从造字来分析，“赤”在小篆里写作，仿佛是把土放在火上烤，其实在甲骨文里的造型是，火上架的乃是个人。人被烤出来，成了一堆熟肉，自然是暗暗的红，而非纯正的红。“赤”的本意当然不是烤肉，而是火的颜色。《尚书·洪范》中说：“赤者，火色也。”《说文解字》则说：“赤，南方色也。”许慎写《说文解字》时，“五行”学说已经流行了许久，南方就代表着火，南方色也就是火色。“赤”、“南方”、“火”这些概念融为一体，所以主宰南方的神灵被称为“赤帝”，这才有了汉高祖自称“赤帝之子”而尊崇红色的典故。朱“朱”是先秦时古人认为最纯正的红色。这个字小篆里写作，是个指事字。《说文解字》说“朱”的本意指“赤心木，松柏属”，所以这字的造型就是“木”中加“一”。“木”表示这字的植物属性，“一”则是一个指示性的符号，标在“木”中，象征树心。而这树心的颜色也就被称为“朱”。也有人以“五行”理论来附会，说红色的树心象征着南方之火，“朱”字就是树里藏着南火之色，所以代表红色。其实“朱”字在甲骨文中便有了，而“五行”之说起于西周末年，差着很远呢，这种解释很有些“爸爸长得随儿子”的滑稽。
有学者考证说红色树心的松柏类树木曾广泛生长于我国华北地区，所以古人很早便认识和熟悉了朱色。在周朝，朱色还被视为正色，具有高于其他各种颜色的地位。按照周礼，在祭祀这种一等一的大事举行之时，天子、诸侯都要穿朱色的衣服，以示恭敬肃整。不过到了春秋以后，诸侯们不再守规矩，开始在服装的颜色上玩花样，于是孔夫子才生气地说“恶紫之夺朱也”。清 云龙朱砂墨
文房四宝之一的墨，最早是用漆和石粉制成，为黑色；后来人们又制作出朱红色的墨，主要用作绘画及圈点批文等。
比孔子稍晚的墨子，在其著作中还写到了一个有趣的涉及朱色的故事，说昏庸的周宣王杀了忠臣杜伯，而杜伯的鬼魂在宣王出猎时，“执朱弓，挟朱矢”，将宣王射杀。后来的学者，有人认为此处杜伯是以红色的弓箭为武器，表示复仇光明正大；也有人认为是以红心木做的弓箭为武器，但同样表示正义。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以看出“朱”的色彩含义和本义是被广泛认可的。
朱与赤在颜色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前面提及，郑玄认为“朱深为赤”，即赤红深于朱红；但按照周人的织染工艺，丝帛在红色颜料中染三遍后的效果叫做“赤”，染四遍叫做“朱”，似乎赤红是浅于朱红。不过，不论其二者孰深孰浅，在地位上，“朱”是始终高于“赤”的。周朝时天子和诸侯都佩戴皮做的护膝，称为“绂”；天子的护膝乃是朱色，诸侯的则是赤色。周朝都城周围的县称为“赤县”，也表明赤是外围。
至于为何周人以“朱”的红为正色，而不器重“绛”或“赤”，学者们也有自己的解释。清代的文字学家段玉裁曾注解《说文解字》，在其中说，绛即大红，而“大红如日出之色，朱红如日中之色，日中贵于日出”，所以“朱”为正色。这解释别具一格，可作一家之言吧。丹“丹”是比较鲜亮的红色。《说文解字》说“丹”是“巴越之赤石也”，就是巴郡、南越出产的红色石头。这个字甲骨文里就有，写作，显然就是一口矿井，中间藏着石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有一位名叫清的寡妇，她的祖先在今重庆涪陵地区挖掘丹矿，“擅其利数世”，也就是世代经营，成为当地有名的巨贾；秦始皇似乎十分仰慕她，专程请了她去咸阳做客，还为她修筑了一座“怀清台”。寡妇清的“丹砂”矿石，民间也称“朱砂”，可见“丹”与“朱”在红的程度上差得不太远，而且都是以原料来命名。丹砂矿石磨成的粉末，色彩红艳，可以经久不褪。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发现了它们的这种特性，并把它们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显得醒目，后人专称之为“涂朱甲骨”。《康熙字典》解释“丹”，干脆就说其含义之一就是“以朱色涂物”。“朱丹”甚至在古文里构成了一个组合词，经常被使用。《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开篇便描述焦仲卿妻的美貌，“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形容她手指纤细白嫩，嘴唇娇艳红润。汉时善写骈文的扬雄有“朱丹其毂”之语，说的是车轮涂成红色的车子，而朱轮车是当时达官贵人身份的标志，这里“朱丹”说的就是红色染料。宋朝诗人梅尧臣在《正月十五夜出回》诗中有“去年与母出，学母施朱丹”的句子，写一个小姑娘跟着母亲妆饰容貌，这里的朱丹却是指代了胭脂粉黛。
当然也有“丹朱”这个词。尧的儿子就叫丹朱，因出生时浑身红彤彤的，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丹朱聪慧异常，发明过围棋；但因为他品德不好，尧最终把帝位禅让给了舜，造就了一段佳话。不过这故事是儒家编的，不买账的人很多；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就考证说舜是阴谋陷害丹朱，又迫使尧下台让位。《竹书纪年》里也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的记载。当然，这次政治斗争跟颜色没什么关系，倒是后人把丹朱的名字作谜面，出了个字谜。谜底是“赫”，因丹是红色，朱也是红色，当然就是双赤了。由这谜语也可看出，这几个表示红色的词，在实际使用中没有太严格的界限，经常是可以互换的。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局部）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长32.2厘米，宽19.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我国利用朱砂做颜料已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殷商时代。我们所熟悉的甲骨文，“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
而严格一点来讲，“丹”与“朱”肯定有区别。《礼记·玉藻》中有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人乃至老百姓各该穿什么样的服装的内容，说天子戴朱缨，诸侯戴丹缨，“丹”自然低“朱”一等。但儒家这些陈腐信条，能被坚持的实在不多。这两个字后来还是经常混用。比如皇帝的御笔朱批，就被称为“丹诏”。唐人韩翃有“身著紫衣趋关下，口衔丹诏出关东”之语，写的是将军奉旨出征的场面；戎昱有“身欲逃名名自随，凤衔丹诏降茅茨”之句，说自己的朋友不想当官但皇帝偏来征召。从这种使用看，丹朱并未分高下。红清 余稚《花鸟册》之桃花
桃花的红，是浅浅的、透出白色的红，也是先秦两汉之际所说的“红”，乃是“红”字的本意。“红”最早的含义，其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粉红色。“红”在小篆里写作，跟“绛”一样从“丝”旁，一看就知与衣物染料等有关。《说文解字》里说“红，帛赤白色也”，就是红白混合之色。汉末学者刘熙著《释名》，也是一本训诂学著作，其中说“红”字是“白色之似绛者”，同样是粉红色的意思。《论语》里说“红紫不以为亵服”，更是用的本义，要求人们不能用浅红或紫色的衣料做便装—— 在夫子看来，这样是有伤风化的。
清人段玉裁补充《说文解字》对“红”的释义时，加注说：“此今人所谓粉红、桃红也。”可见“红”字到了清代，含义已有很大变化。其实，中原地区人们对红色的喜爱，在汉代时已相当广泛，而民间的表述总不似学者或官员那样严谨甚至是刻板，动辄还要区分是深色的“绛”还是明亮的“丹”；从那时起，在百姓的口耳相传中，“红”已逐步泛指各种深浅不同的红色，成了总括绛、赤、朱、丹等字的字眼。而其本义，大约在汉以后，就成了文物了。茜
古人也曾用“茜”表示大红色，其意来源于茜草这种染料。茜草科植物在我国分布得非常广泛，约七十属，四百五十种。商代的妇女就已使用胭脂，而用来制造胭脂的红蓝花就是茜草的一种；《诗经》里曾用“缟衣茹藘”指代一个穿白衣佩红丝巾的女子，“茹藘”也是茜草科；还有提炼绛色的绛草，也属此类。《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有“若千亩卮茜⋯⋯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意思是家有千亩茜草田，收入就相当于千户侯的水平，可见当时栽植茜草还利润丰厚。茜草
茜草一般开白色或黄色的小花，它们的根鲜红细长，含有丰富的“茜素”，可以提炼出红色染料。
以“茜”代红，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端倪。李商隐描写一个弹筝的歌伎“茜袖捧琼姿，皎日丹霞起”，是说这红衣女子的美丽，如同阳光照耀在升腾的云霞上一样。苏轼写一群姑娘争着看热闹，“相挨踏破茜罗裙”，把红裙子都踩坏了，十分的欢乐。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有崔莺莺思念张生的内心独白，“这些时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人饿瘦了，红裙子都显得肥大，既苦涩又甜蜜。至于贾宝玉撰《芙蓉诔》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明悼晴雯之死，暗伏黛玉之亡，确实十分的凄凉惨淡。《西厢记》插图《窥简》
明代画家陈洪绶为《西厢记》所画的插图《窥简》。彤“彤”是从“丹”转化出来的字，左边的“丹”就是丹砂，右边的“彡”表示装饰。《说文解字》说：“彤，丹饰也。”也就是说其本义是以红色作装饰。《诗经》中流传甚广的《静女》一篇，有“静女其娈，贻我彤管”的句子，就是这个美丽的女子把红色的苇管送给了心慕她的“我”。周朝的天子则喜欢把彤弓彤矢，也就是涂了朱漆的弓矢，赐给有功劳的诸侯。这种礼仪制度一直延续到春秋，而《诗经·小雅》中《彤弓》一篇，就是对此的反映。后来，“彤”逐步直接代称红色。天子仪仗中的红伞就成为“彤芝盖”。汉朝的未央宫用朱红色漆刷中庭，称为“彤庭”，后世常以之代称皇宫。杜甫曾有“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诗句，说朝廷分赐下来的丝帛，都是贫苦女子所做，而她们的丈夫，还要在皮鞭的驱赶下去修补城楼，深刻地揭示彼时劳动者所受的压迫。至于“彤云”、“彤霞”、“红彤彤”等词，至今还在使用。赭“赭”是红褐混合的颜色，并不纯正。《说文解字》里说：“赭，赤土也。”土色黄褐，其中含有铁的氧化物却发红，二者混合而呈红褐色。赭石或赭土都曾被古人作为颜料，某些地方的风俗，还喜欢把这种颜料抹在脸上。《诗经·邶风·简兮》有“赫如渥赭，公言赐爵”之语，描写一个高大魁梧的舞师，脸色黑红如同涂了赭土，因舞技出众而被国君赐了一杯酒。《新唐书·吐蕃传》则说吐蕃“以赭涂面为好”，也有这种风俗。近代学者以为，藏文历史著作中常称本民族为“红脸者”，家乡为“红脸者的地方”，也是源于赭面的习尚。但这里的人们以赭涂面，并非中原女子擦拭胭脂以悦己悦人那样浪漫，而是为了辟邪防身。后来文成公主入藏，不喜欢这种习俗，于是松赞干布下了禁令，乃移风易俗。此外，古时死刑犯所穿的囚衣也是土红色，称为“赭衣”。绯“绯”字在汉时的《说文解字》里并未出现，宋初的学者徐铉校补《说文》，增加了《新附字》一篇，收录“绯”字，并注解说“帛赤色也”。隋唐以前，诗词歌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绯”字，而唐时官府文书和诗词歌赋中常有“绯”字，可见“绯”字当是隋唐年间新造的字。如《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制，文武官员，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即以绯色为官服之色。唐昭宗曾经封一个耍猴的艺人为五品“供奉”，并赐绯衣，诗人罗隐讽刺说知识分子读书无用，“不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唐时尊崇佛教，朝廷还经常把绯衣赐给有道高僧。《大宋僧史略》下卷就记载说，唐玄宗时，有个叫崇宪的和尚精通医术，治好了很多人，“帝悦而赐绯袍”。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而逃难，唐昭宗因黄巢起义而流亡，其政治的混乱，从乱赐绯衣上就可见先兆。元 赵雍 临李公麟人马图 现存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现代人熟悉“绯”字，大约是来自于“绯闻”一词。无论名人还是凡夫，其与性有关的香艳故事总能吸引大批受众，所以绯闻向来很受欢迎。但这个词，文言文中是没有的，却与蔡元培先生有关。彼时蔡先生以兼容并包的方针主持北大，林琴南攻击他乱聘教师、不尊孔孟、不顾伦常，蔡先生发表公开信说：“教员关键是要有学问，洋的土的留辫子的甚至⋯⋯喜作绯艳诗词者，只要不搞政治和引学生堕落，教学生学问有何不好？”公开信发表后，“绯艳”一词面世，后来又发展出“绯艳的新闻”一语，再简化就成了“绯闻”了。
除了上面这些，古人还创造了一些表示红色的字，如“赪”、“纟原 ”等，但现在使用得很少，没多大价值，不值得探讨。其实，仅是“绛”、“朱”、“茜”这些，就已够凌乱了，比如有些是以原料来命名，有些又是从视觉来判定；而诸红之间，有些有区别，有些又重合。从现代命名学上来看，这些名字显然不是一个系统的；而印刷、美术等专业领域，早已用更为精确和标准的术语来指代不同程度的红色。不过，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十几个名字所表示的，本质上还是同一种颜色，并不影响我们对这颜色以及它所承载的故事的理解，反而，更显得流光溢彩、缤纷夺目。元 赵孟 《红衣西域僧》 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元代书画大家赵孟曾绘《红衣西域僧》一幅。画中的西域僧人高鼻深目、浓髯厚发，与中原人氏截然不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件鲜红的袈裟。为高僧“赐绯”的做法，宋元时亦有流传。
2．恶紫夺朱
从古到今，政治大约都是不怎么为人所喜爱的东西；然而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们对红色的热情，追根溯源，却是起于政治。在近代，红色的政治意味因红旗、红五星、红宝书与红色政权等具体的形象而为人们所熟知；而在古时，红色与政治的结合，与权力的共舞，却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周人尚赤
红色与政治的联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按照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二十二卷《中国通史》所定，三皇五帝为远古，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为上古，自秦至清则为中古。红色与政治的联姻，有文字记载的，至少可以追述到西周。这一记载，首见于《礼记》。《礼记·檀弓上》一篇里写道：“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牲用。”“大事敛”即下葬，“戎事”指战争，“牲”指祭祀，“”是赤毛白腹的马，“”是红色的马或牛。这句话首先提出论点说周朝的人尊崇红色，然后举了三个论据，即丧事下葬要选在清晨日出、红霞满天的时候，打仗要用红色的马，祭祀也要用红色的马或红色的牛。上古时，人们已有了神鬼的观念，丧葬是民间表示敬畏死者与其魂魄的重要行为；而战争与祭祀则是国家政治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祭祀，看似宗教活动，实际却是政治手腕，借敬天而进行精神统治。这三种场合都要用红色，足见周人对红色的重视。唐 韩滉 五牛图（局部）清 艾启蒙 宝吉骝图 现存于南京博物院
传说西周穆王有天马八匹，毛色各异、神骏非凡，号称“穆王八骏”，成为后世画家极为喜爱的创作题材。清代宫廷洋画家艾启蒙曾依照乾隆皇帝的八匹御马绘制了一套《八骏图》，这是其中的一匹枣红马宝吉骝。
按照《礼记》的记载，在祭祀中，除了要用红色的牛马作供品外，天子、诸侯还要穿上红色的衣服，表达对天地的恭敬和对活动的重视。这种红，还必须是朱色那种纯正的红，不可以是浅红或深红。红色在这里，就是一种秩序和纪律的表现。到了春秋之时，周天子的势力衰落，诸侯们越来越强大，于是周朝的规矩不再被重视，祭祀这种重大活动的礼仪则首当其冲。当时，由于紫色的染料很难得，有些诸侯放弃了朱衣，专门身着紫衣出席祭祀，以表现自己的富有和强大，这才有了孔夫子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朱紫之乱
夫子的这句话，后世许多学者都作过注解。东汉刘熙在《释名·释采帛》中说：“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三国时曹魏的何晏则解释说：“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确实，在唐代以前，紫色作为与“正色”相对的“间色”，是不被重视的，甚至被视为淫邪、魅惑之色。诸侯们不穿正色的衣服而穿间色的衣服，就表示这种颜色所代表的秩序已经被破坏了，此之谓礼崩。雅乐是当时的宫廷音乐，与法律、礼仪共同构成周朝统治的内外支柱。郑国的音乐被夫子视为靡靡之音，却为当时的世人所追捧，此之谓乐坏。礼崩乐坏，便是夫子对春秋乱世的评价。
夫子是一位极富人文情怀的先贤和伟人。他身处乱世，每日耳闻目睹诸侯间的连绵征伐、百姓们的民不聊生，心忧如焚，终生奔走四方，力图救万民于水火。夫子一直以为周朝是一个天下太平、民生安乐的时代，常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以恢复周礼作为拯救民众的药方；肯定朱色和雅乐，批判紫色和郑声，也就是换了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杏坛讲学图《礼记》是战国到秦汉间儒家学者们的作品选集，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记录孔子与弟子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阐述的自然是儒家的观点。“恶紫之夺朱”出自《论语》，更是儒家的经典。显然，“周人尚赤”是儒家的共识。然而别派的学者并不买账，提出周人并不重视红色，这只是儒家的附会。这桩学术公案打了两千多年，至今还有学者参战。且不论这官司的是非与输赢，至少上古时儒家看重红色并赋予其政治意义，这一点是肯定的。赤帝之子
先秦以后，在汉朝，红色确实十分尊贵。这绝非是儒家的杜撰，而是史书多处记载的事实。而此时红色之所以尊贵，同样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汉高祖刘邦出身较低，原本只是个乡下游手好闲的村汉，甚至还有学者说他根本就是个流氓；后来虽然借助老丈人的势力当了亭长，也只能相当于现在居委会的治安巡逻队队长，正经连个官儿也算不上。当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后，闲汉或亭长这种出身号召力实在有限，更难以树立和巩固权威，于是刘邦杜撰了个故事，说自己是统治南方的天神赤帝的儿子，把籍贯直接抬高到了天上。《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大概的情节是：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役夫去骊山，途中许多人纷纷脱逃，刘邦想即使到达骊山，役夫也都逃光了，也是无法交差，索性将他们全部释放。放走役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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