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信忠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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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Ⅰ试读：
目录
编者按
1977
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1978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9
我的家庭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80
台湾当年的电视台
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大审”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1981
幼儿园时光，童年的“双十节”
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陈文成命案
1982
《楚留香》流行
金庸被禁
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李师科案
我在教会里
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3
“六义士”劫机
1984
上小学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开业、海山煤矿爆炸案
“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与“江南案”
20世纪8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
20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界
20世纪80年代初小学生喜欢的电影明星
1985
十信案
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第四台
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公的故事”
小学的一天
1986
社运的启蒙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圆山动物园搬家
1987
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开放大陆探亲
大度路飙车风
电影《报告班长》轰动全台
琼瑶剧《庭院深深》盛况空前
解严
1987年的台湾社会
录像带出租店
1988
蒋经国去世
《爱拼才会赢》席卷台湾
汉城奥运
“5·20事件”
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这年的两部电影：《七匹狼》与《悲情城市》
《爱到最高点》
海外异议人士返乡潮
“小虎队”爆红，歌迷疯狂
股市首次上万点
小学的课程
小学生活杂谈
蒋经国死后的“宫廷斗争”
林强《向前走》
初中
1990
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职棒开打
全家出游，在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大陆人
初中课程
1991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
中学生的政治价值观
1992
“四大天王”抢滩台湾流行歌坛
初中能力分班
1993
迈克尔·杰克逊台北演唱会
“新党”成立
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
初中四班
淡江高中的一年
1994
千岛湖事件
1995风波
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
1995
李登辉“私人访美”，两岸之间的“飞弹事件”
1996
台湾地区第一次“大选”
高中补习班与名师的故事
彭婉如命案与刘邦友命案
1997
电视剧《姻缘花》带来的热潮
高三的最后
高中“三民主义课”
1997年过世的名人
大一的流水账
“白晓燕命案”主犯陈进兴落网
看电影《泰坦尼克号》
第一次上网
1998
上成功岭
台湾的“大学三学分”
台北市长的世纪之战：马英九击败陈水扁
“冻省”让宋楚瑜和李登辉结下梁子
1999
第一次到大陆
金援科索沃
“9·21”大地震
2000
2000年台湾地区“大选”： “国民党内讧”导致陈水扁当选八掌溪事件台湾掀起的“上海热”亲民党成立
2001 乡土剧开放大陆媒体驻台第一次在大陆长途旅游台北捷运淹水事件2001“棒球世界杯”在台湾台风
2002 澎湖空难研究生考试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
2003 “SARS”让全台恐慌我成了一名新兵台湾人泡温泉的习惯仪队新兵
2004 陈水扁连任，我在部队里感受“台湾大选”仪队的任务“外籍新娘”省籍情结
2005 在部队里过年任务型“国大选举”2005年到大陆旅行卡债风暴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2006 精品业“红衫军”倒扁台北市长选举，宋楚瑜仅获5万票
2007 搞轨案：台湾媒体“新闻娱乐化”的极点“环保购物袋”风波高铁通车，台北到高雄90分钟到上海工作
2008
2009
后记编者按
本书是一个台湾青年写给大陆同胞看的书，作者廖信忠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切入点，生动地讲述了在30年政治巨变之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悲喜人生。书中一个个质朴的故事，仿佛一部浓缩的台湾生活当代史。当然，这是一个台湾70后的私人记录，书中的言论并不“代表”谁。
廖信忠说他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他从台北来上海工作两年之后，发现两岸民众之间的陌生，尤其是“大陆人在对台湾充满热情的同时，又对台湾全然的不了解”。于是，他决定写一本“血浓于水”的书，告诉大陆同胞，台湾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读完本书，或许您会对海峡对岸的同胞，在抽象的“热爱”之外，更增添熟悉与理解的温柔情感。这也是我们致力出版这本书的原因。2009年9月13日于北京1977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重大基础建设都快要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倡导的文章来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着就是1978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人心惶惶的社会气氛下，有办法的人当然都先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而台湾当局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该说，在更早的时候，从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人士始终站在国民党对立面，却如狗吠火车般无用，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内外交加之下岛内形势风起云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那个“党即一切”的年代，社会上反国民党的声浪也从小涟漪成为小水波，越来越大，但国民党仍然坚持一贯的统治态度，因此这几年风波不断，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里面。
我的生日在11月，而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当年的3月29日。我年纪大一点儿时发现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动不动就爱跟我妈开玩笑： “乖乖，原来我是早产儿啊……”我妈那种保守的女人当然每次都被我逗得无话可说。
简单说一下我爸。他是台湾中部云林县人，云林在传统上（甚至现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乡下，传统的农业县。但也因为是较穷困的地方，所以民风也较彪悍，大家一提到云林，就不由得联想到黑道的故乡。而我妈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
我爸就跟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就到台北打拼，他本来在药厂做销售员，后来一直做到台湾北区的销售主管。在台湾高速公路刚建成，没什么私家车在跑，又被讥讽为养蚊场的年代，他就已经买了车子，算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从乡下来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妈，年轻时在台南就自己开了一个打字行，刚好在我爸的台南总公司旁边，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在他们结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我爸已经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并住在台北士林的旧家，这是我3岁前住的地方。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王幸男邮包爆炸案”，对象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谢东闵，邮包炸伤了他的左手手指。这件震撼国民党党政高层的邮包爆炸案，据我高中时的老师回忆，在那指纹还无法用计算机辨识的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被动员去清查核对，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对全台湾已服役男子的指纹资料。就这样，几十万份资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叫王幸男的人所为。他因不满政治情势，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偏巧王幸男家的药厂，就是我爸工作的药厂。
据我老爸回忆，他某天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弄清他们身份后，我老爸就被带进某个地方喝茶，接着就是兄弟有几人、有没有女朋友、在教会干吗（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徒了）、药厂都在做什么之类铺天盖地的问题。好几个人轮流问了24小时，最后我老爸写了保证书后才让出来。事后他才知道，那时候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问过话了。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做国民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这样入了党。
所以，现在在台湾问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只不过极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前不久，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还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1978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 “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 “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 “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 “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1)父”，于是回答： “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 “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2)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 “吴三连（吾三连）。”
孙： “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3)
蒋： “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 “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4)
蒋： “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 “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4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4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10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1) 著名国学家、政治家。(2) 著名办报人。(3) 语言学家、音乐家。(4) 著名英语教育家。1979我的家庭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3年生第一个小孩，过3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7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5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1)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攻大陆”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1983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1) 扑满即储蓄罐。猪公扑满就是猪形的储蓄罐。1980台湾当年的电视台
美丽岛事件以及来年的大审，绝对是影响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一件大事，不管是当初给台湾人民的震撼力，还是后来对当事人、辩护律师们的未来发展，都影响重大。
我当年还小，没什么感觉，很多事都是后来从长辈口中听来的。那个年代小道消息特别多。当然啦，当局控制着几个不自由、无法满足人民知情欲望的媒体，社会上小道消息或谣言自然传得就快。在开放电视频道以前，台湾的无线电视台只有三个：
台湾电视台，简称台视，是台湾省政府所有的，也是台湾第一个电视台，所以常常会看到一些农渔民情报道，那时普遍认为台视的报道会稍微客观一点儿。“中国电视台”，简称中视，是国民党所有，所以很多都是国民党活动内容，内容嘛，在以前也比较“忠党爱国”一点儿。
中华电视台，简称华视，是军方所有，所以每周四都会有所谓的“莒光园地”，部队里的阿兵哥每周四都必看这个节目，接受一下洗脑，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在补眠，一直到美女主持人又出现为止。
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电视收视率最高，也是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闽南语布袋戏《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布袋戏是一种人偶戏，当时在中午时段播出。一到中午，街道空无一人，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后来因为实在太猛太轰动，据说当局以“妨碍工商活动”之名给禁播了。
话说回来，虽然当时台湾有这三个电视台，但在那个“党领导一切”的时代，报道的内容都是审核过的，大同小异。不过这三家电视台也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比如当局重大庆典时就来个联播，三台各派出当家主播和主持人负责一个部分。而三台节目又各有特长，比如说台视长于新闻，现在很多有线新闻台的主管最早都是台视出来的。中视长于戏剧，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就是中视推出的，许多大陆朋友熟悉的琼瑶剧，如《梅花三弄》《还珠格格》也都是中视播出的。不过这几年很多剧都外包给大陆，或为了节省成本，索性直接买大陆剧来播，算弱掉了。华视虽然是军方所有，但长于综艺节目，从前到现在一直如此，许多名主持如张小燕、胡瓜等人，也都是在华视发迹的。
离题了，下面来说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除了国民党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也都会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国民党，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国民党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的意义而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和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表面上，法律赋予大家有集会结社自由，但解释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手上。
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所谓“动员戡乱”体制，“国会”完全不让台湾人民改选，直到1969年之后，经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当时，“国会”成员几乎都是一些1949年跟着来台，代表各“省”的议员。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慢慢开始老死，终于有了替补的空缺，党外异议人士终于有进入体制内发言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简直就是球员兼裁判，规则怎么玩都是他们定的，一般人怎么能玩得过他们呢！所以，国民党跟党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这时的反对运动跟更早期的不太一样，不是松散的书生论政，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另外，“反攻大陆”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现实，所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及1949年后国民党带来的外省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性及政治权利分配性，也开始不断被挑战。因此，台湾本地的政治精英人物开始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
1979年，一本叫《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这是由一群来自各地的党外人士所创办的，一时精英聚集，大有政团之势。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美丽岛》的模式是到处设分社，每设一处分社就在当地办演讲，大受民众欢迎，但不见容于当局。《美丽岛》高雄分社在当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举办游行活动，不料却引发严重的警民大暴走，冲突规模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
直到现在，发生冲突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很多人说是当局派人在民众里当托，故意攻击警察，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人敢证实。
在这次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数被逮捕，当时台湾的反对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美丽岛大审”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切似乎都开始焕然一新，国民党在台湾的严密体制也开始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一切都要从这年的美丽岛事件大审开始。《美丽岛》杂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当时党外参与者皆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所以这次运动的悲剧色彩颇为浓烈。这个“政团”可说是瓦解了。经过审判后，核心8人通通被判“叛乱”，分别是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被判有罪是可预期的，但其影响及后坐力是相当大的。
这次审判不仅引起全台湾民众的关心，国外的人权团体及媒体也很关心。国民党为了展示开明作风，虽然这是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但也没像以往做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可找到判决及答辩全文。虽然法庭上摆满了袭警的“证物”，但这些答辩，已经不仅仅在于“是否有袭警”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定位的政治层面。法庭似乎变成了他们的政见会场，一个个轮流侃侃而谈。
有一个关于“美丽岛大审”的笑话是这样的：当年美丽岛军法大审时吕秀莲有一条罪名是说了“打拼”两个字，这两个字在闽南话里是努力、奋斗的意思，但当时的军事法官不懂闽南话——“又打又拼，这不是叛乱是什么？”于是又罪加一等了。
因为信息如此透明，这些言论也为台湾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课。的确，这些言论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虽然在当初被视为洪水猛兽，倡议者也被冠以“叛乱分子”“野心分子”等恶名，但这些诉求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美丽岛军事大审”的同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湾的灭门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当时正在接受大审的主嫌之一林义雄。在2月28日这天，他的母亲在自宅被人刺了13刀，7岁的双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丧命，而长女被刺6刀重伤，后经急救脱险，林义雄的妻子则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此案震惊海内外。凶手手法极为专业，以短刺刀捅入，接着横向反钩，刀刀置人于死地。
因为时间正好在大审的敏感期间，又因刚好是2月28日，因此很难不让人往政治谋杀的方向联想。当然，就算真的是国民党干的，他们也不会承认，因此警方设定为“国际阴谋集团”的罪行。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林宅血案是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运动，所采取的杀鸡儆猴的血腥示警手段，旨在警告所有台湾人，挑战国民党权威者，必将在台湾重演“二·二八”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联想缺乏证据又太过主观，但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理由似乎又成为最合理的解释，警方当初侦办的方向反倒显得荒谬不堪。
后来林义雄还在狱里，林家生活困难想把房子卖掉，但没人敢买，直到长老教会将它买了下来作为教会来使用。每年的2月28日，除了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大家免不了想到的就是林宅血案。每年在这里也办纪念的音乐会，总是上新闻。但林宅血案终究成了悬案，到现在还没破案。每次一说到这件事，年纪稍长的人总是变得很沉重。在台湾，不分政治立场，对林义雄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称之为“人格者”（闽南话，人格崇高者），总觉得台湾亏欠林义雄很多。
在另一方面，这次美丽岛事件审判的辩护律师团里，也都是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可预见的审判，但他们经过不断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次审判后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后来反对运动的中坚，甚至风云际会成为政治场上的要角，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辩护，几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而在国民党一方，当时负责给当局化装的“新闻局长”就是宋楚瑜，他在那时是国民党栽培的明日之星，他也很尽责地做好一个发言人的角色。而后来几十年里，两方中坚分子的不断交锋，恩恩怨怨纠缠了几十年，双方人马在政坛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故事好不精彩，留着慢慢说。
现在台湾蓝、绿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加速开放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台湾经济发展牵动的参政意识，以及要求资讯的流通，均使政治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正是以前那些人敢于争取，现在台湾才有吵吵闹闹的机会。1981幼儿园时光，童年的“双十节”
我开始稍微有一点儿记忆的时候，我们家也从租的旧家，搬到新家去了。新家在台北市的天母地区，阳明山脚下。这本来是买给爷爷奶奶住的，但他们住不习惯，又回云林老家去了。天母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在美军还没撤防台湾前，是一些军官的宿舍，到现在附近都还有一些当初留下的美式平房。我爸买的那间房，算是这个地区的第一栋高楼，一买就是近两百平方米，但那时候也不贵，就买下了，谁知道过几年麦当劳在这边开了之后，整个房价都飙升起来。
反正我们刚搬来时，附近都还有农田、木材场，空气还不错，也挺清静的，还有令人印象深刻、能用流利英文跟老外聊天的卖甜品的老太婆。
这时，我也开始意识到妹妹对我向父母争宠的威胁性，因此开始故意欺负她，唉，小孩子的劣根性真是……
三四岁时，我也被丢进幼儿园里了。幼儿园是一间教会办孤儿院的场地，因此相当大，整天在那边跑跑跳跳，好不开心。
幼儿园没什么回忆，只记得整天都是玩和吃，反正就是尽干一些老师看了会脑充血的蠢事，比如拿爆竹炸大便、掀女生裙子之类。
每逢10月，整个社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多么美好的10月，当初号称“光辉十月”，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提了。10月接连着有“双十节”“台湾光复节”，以及蒋介石诞辰纪念日等值得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个月到处都是旗海飘扬，电视上也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总之，10月就“尽量”没有天灾人祸，也“尽量”没有社会事件。不过后来等到李登辉上台时，有一年“双十节”当天早上一架军机在台北机场摔了，就看到当年整场典礼上李登辉一脸大便样。
到了“双十节”这一天，三台各自都派出最强阵容的主播来播报新闻，有的台安排10个主播同时上阵。另外一台不甘示弱“拼场”，硬是凑了20个主播分个三排坐着轮流播报。当然，三台有几年也是联播，三台的当家主播就一起出现在这种坐三排轮播的新闻中了。整个10月，大街小巷庆祝节日的牌楼、标语，使整个城市红彤彤的，尤其是“总统府”前的介寿路，都会搭一个代表双十的“十十”状牌楼，并把整个牌楼点满璀璨的灯火。每一年的双十牌楼点灯都是件大事，吸引了各处来的人潮观看。除了过年，应该就属这个时候最热闹了。而对小朋友来说，10月的假特别多，所以也特别期待。“双十节”或蒋介石诞辰，小朋友们都要拿着自己做的小旗以及标语到附近街道小小地游行一下，唱着一些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意思的歌。前面总有个小朋友在敲着鼓，大家如远足般嘻嘻哈哈地走着；大人也拍手欢迎，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语幼儿园喜欢在万圣节到外面商店搞“不给糖就捣乱”的活动，反正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这种所谓的“政治教育”，目的虽严肃，但小朋友们就是喜欢，能出去走走总是好的。
这一年戴安娜下嫁查尔斯，经过电视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场王子和公主的梦幻婚礼，我爸也为之倾倒。尤其是戴安娜的那个优雅发型，成为台湾男士们的最爱，后来有好一阵子，我爸都一直在怂恿我娘去做成那发型。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台湾进入1981年了。
因为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并以政局不稳的理由暂停选举，直到美丽岛大审后才又恢复。当时的美丽岛人士均被关在牢里，但相关人士均积极投入选举，如家属纷纷打出“为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均高票当选。而一些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谢长廷和陈水扁，均当选台北市议员，而且是在我家这边的第一选区。他们两人既合作又竞争、亦敌亦友的“情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政府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虽然还没有正式组党，但这些党外人士以“党外候选人推荐会”的名义纷纷推出候选人，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总是喜欢带着我“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除了候选人本身的演讲外，所谓的名嘴助阵也是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名嘴们常常妙语生花，讥讽当局，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这些场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政见会的原意，倒不是说那时候民众已经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真的支持他们，而是这些场子反而给有些民众压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这些党外的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A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既然以前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那么不爽，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什么大反抗，基层投票时，国民党的支持率还是那么高呢？如果这全部都归咎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那就错了。其实国民党要的只是政治的绝对权力，至于基层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管理。比如在台湾的各乡镇，就算是偏远地区，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其实说白了就是乡党部。平时服务些什么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选举时期，这里就变成了各乡镇动员、固桩，甚至买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网已经绵密到从里长、农渔会、姓氏宗亲会，到各式公会、公营事业、眷村、部队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组。当时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建立，所以这些绵密的组织网在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时，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国民党一直擅长打这种组织战让自己的候选人上台，而长久与地方政治势力建立下来的关系，更是党外人士难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邓小平谈话指出，“叶九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共产党要“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而这一年，“叶九条”的提出，以及来年廖承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蒋经国的反应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岸那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虽然不直接接触，但又隔空交火放话，前线金门的炮战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继续开而已。除了两边的广播互相“感召”对方之外，台湾这边又喜欢放一些热气球到大陆去，里面大概放了些宣传单，或者是手表、收音机、罐头之类。当然，大多数时候当局不会直接出面施放，而是一些“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这些空飘气球，如果气流算得准，飘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陈文成命案
这件事与前一年的林宅血案，算是当年的两大政治悬案。陈文成是台湾赴海外留学的学者，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亦取得美国九级精算师资格，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人物。
1981年7月，陈文成从美国回台探亲。那个年代的海外学生，对岛内的反对运动都多少有些支持，陈文成回台后，就因为曾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警备总部，这是个几十年来让台湾人闻之色变的机关。警备总部全称是警备总司令部，其实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就有这个机关了。在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担负治安、民防、动员任务，并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务，部分角色与今天的警察类同，但其权力又远远凌驾于警察之上，可说是当时时空下所产生的不符体制而出现的怪物。因其业务可说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警备总部的业务深入民众生活各层面，严密监控着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宁可错杀一百”的统治心理下，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实，这有点儿类似秘密警察机关了。
我爸回忆说，当初带他去某个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备总部的人。过去台湾有句很有名的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可见“警总”对台湾人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及影响。
回到正题，陈文成遭警总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而台湾那几年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上又一直不怎么好，所以这件事连美国国会都被惊动，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虐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总干的，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找不到，当局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成为悬案之一。
但这件事的影响，使大家开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学生特务的问题。台湾称其为“职业学生”，大部分都是领了国民党中山奖学金离开台湾去留学的学生，另外也负有监视其他学生的任务，打小报告。1982《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儿园中班的年纪，妹妹也跟着上小班了。她跟个拖油瓶一样黏着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给丢了，她又在那边哇哇大哭。
我开始带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会帮我复习。有篇讲蒋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给我听，念着念着，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着念，仿佛听到爸爸嘴里发出“哼”的一声。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事。所以啦，那时候总是听爸爸他们在讨论政治，蒋介石来蒋经国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说： “那个蒋介石……”爸爸一听大惊： “小孩子不要乱学。”
1982年，影响台湾社会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剧《楚留香》的播放。这是第一部正式引进台湾电视台的港剧。在那个只有三个台的年代，这部剧居然创下70%的超高收视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礼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关了，出租车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回家看《楚留香》。
也难怪，当初台湾电视剧的水准实在太烂。以早期台湾的武打剧来说，拍摄非常粗糙，全是简陋的棚内景。这还不算，比如插个几根茅草，一个人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请自行想象舞台剧的风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边互绕圈边废话一堆，讲个十来分钟后，真正交手仅花三秒钟，真是让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简直被那精美的制作、流畅的剧情所征服。之后，大量港剧被引进，只要有一个台播港剧，其他两台收视一定惨兮兮。《楚留香》影响到了各种层面。各种以“留香”“无花”为名的餐饮茶艺馆开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业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为男人都要赶回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虽然不会粤语，但一定都会唱主题曲的最后一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玩游戏时最常用的招式变成了“弹指神功”，其实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弹出去而已。后来，那首“千山我独行……”（老实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歌名）也变成了出殡送葬一定会演奏的曲目。
后来许多台湾艺人群起抗议港剧的侵略，说是工作机会受到威胁。而当局也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甚至规定港剧只能播4个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经那么轰动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了，社会上恐怕会暴动吧！就因为这条例的限制，中视在播到一半之后，只好继续将《楚留香》版权转移给华视，真是太便宜华视了。
同时，因为港产武侠剧实在太轰动，因此当局又把它给禁掉。但当时，VHS规格及BETA规格的录影带开始流行起来，许多出租店也开始出租盗版的港剧，因此大家纷纷到出租店租港剧了。台湾有个年代电视台，当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剧录影带而起家的。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 “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说，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里噤声，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医科。到国民党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为甚，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喜欢女儿嫁医师。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谓的地方士绅，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员，或者是一些考过科举的秀才及比较有学问的人，让他们来带领地方的发展。一直到了日据时代，因没有科举考试，所以地方士绅就变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担任，如医生、老师、农改人员之类的。早期台湾受尊敬的职业，除了医生之外，还有老师。在比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会被期待往医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会被期待往老师方向发展。当然，老师及医生的组合那简直就是金童玉女了，这也符合过去家庭的价值观。
所以，从这个历史因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赞助者都是南部的医界人士。
另一方面，传统台湾人对法律、司法之类的职业就比较有负面态度了，因为台湾人传统上多数不信任司法是够客观公正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而律师则被视为是一种不太有道德的职业，只会耍嘴皮子，为了混口饭吃，黑的也要讲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义感，也有可能被对方在法庭外报复，因此老一辈的人会认为当律师有损阴德，不算是好职业。这些观念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原因。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支吾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的回答充满了禅机，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20世纪70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对话几乎都是讲闽南话。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普通话，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说是他没逼我好好学闽南话。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4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少数民族（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这两个族群几百年来也是嫌隙不断，过去还常有一些族群及村庄间“械斗”的事情发生。不仅闽客之间会械斗，闽南间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械斗，惨烈的情况也令人发指。早期台湾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拳头师”，就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师，因为在械斗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这些武师练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鹤拳之类实战性攻击性较强的拳法。他们还要负责带领一些乡勇练武保卫乡里，所以现在台湾民间常有一些如宋江阵之类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从过去械斗中的作战阵形中演化出来的活动。台湾乡间还有许多的“有应公庙”，其实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斗而亡的无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实他们本来是住在平地的，但汉人来了之后他们被赶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汉人之间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常械斗，客家人因人口较少处于劣势，也被赶离平地，所以在台湾的客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区为多。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1949年前后，约200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来台，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因此，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县市，闽南话说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着有趣的昵称： “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配发了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成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卖大馒头之类的话；或者，他们也只做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物材料做出来的。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劫案”，不仅是震惊全台的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令人瞩目。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现在都一直被人当做案例提起。李师科案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可他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枪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 “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1000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时争相模仿，然后当警察的小朋友一定会说： “李师科！看你往哪里跑！”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被大家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抢银行真的是件轰动的新闻。在后来几年，社会上还常常有种说法：从李师科那时候开始……搞得好像台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李师科前”和“李师科后”两个时代似的，让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称“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尼采前及尼采后”，原来李师科在民间的历史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啊！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 “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人一样。在过去的台湾，很习惯用“忠党爱国”“绝对服从”等符号来定义这群老兵。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相结合。但在背后，有多少渺小的个体在时代中呼喊着无奈。原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开放，才知道有相当的部分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开始散布到民间各个角落。有些原“青年军”，因加入部队失学，退伍后继续苦读，等到四五十岁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横公路有一个长春祠，即是纪念这些殉职人员的。中横公路最险峻的景点太鲁阁段，是一个大理石峡谷，一直是台湾的知名景点之一，若到过一次即知道当年施工的艰难。台湾有个公营的工程单位“荣民工程处”，简称“荣工处”，最早这个单位的业务就是把这些荣民组织起来，专门承包一些重大又艰难的工程，也算让这些荣民用劳动换取酬劳。
而许多施工人员，等工程结束后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几十人或几百人一伙，开设了农场。像台湾特别有名的在中横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贵的梨山梨，这些东西的种植基础就是他们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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