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月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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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顾炎武试读：
导论：三吴形胜 人文渊薮
顾炎武的家乡苏州昆山，位于吴地的中心地区，文教传统源远流长，向来人才辈出，号称人文渊薮。在吴地盛大悠远的人文传统深处，存在上古尊崇武勇的血性记忆，存在由崇武向右文转变过程中到处充斥的血腥记忆的遥远回响。在朝代更替之际，对远古祖先的血性记忆常常会爆发出来，比如明清易代之际前赴后继的悲壮的抗清斗争。而对由崇武向右文转型中的血腥记忆，又时常使吴地士绅在天下安定之后变得格外沉静，并在潜心文化事业中作出卓越的贡献。
一、吴地的人文传统
在《顾氏谱系考》中，顾炎武以详尽的考证指出，顾氏的远祖为越王勾践。勾践七世孙闽君摇别封其子期视为顾余侯，西汉初居于会稽，子孙被称为顾氏。炎武始祖为顾野王，逝世后葬于苏州吴县。五代十国时期，顾氏家族曾自吴地迁徙于滁州，南宋时又迁徙于海门的姚刘沙即现在的崇明县。到顾伯善时，迁徙于昆山县的花蒲保。十一世祖顾鉴迁徙于昆山县千墩镇。炎武就诞生于千墩镇。
昆山向来属于吴地。晋朝时，因为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都是从原来的会稽郡中析置出来的，因此三郡之地被称为三吴之地。唐朝时，三吴之地指的是吴兴、吴郡和丹阳。宋朝时，三吴之地又指为苏州、常州和湖州。由此可见，三吴之地从狭义上来说，指的是太湖流域一带；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太湖流域和杭州湾两岸，大致包括今天的苏南和浙北地区。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上的三吴之地，顾炎武及其顾氏家族都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深入到了家族血脉的深处。
至少在六朝以前，南方尤其是吴地文化尊崇的恰恰是武勇，而非文教。就远古来说，吴地地理环境堪称恶劣，被当时的中原人蔑称为蛮荒瘴疠之地。吴地位于长江下游，东濒浩瀚的大海，属于冲积平原。低洼的土地上湖沼星罗棋布，潮灾和洪灾连绵不断。人类在与大自然不断的挑战与应战中形成了文明，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为了生存下来，当地人民逐渐养成了尊崇武勇的文明品格。
远古的记载业已湮没不彰，仅就汉以来的史书和文学，我们就可以不断看到关于这种武勇品格的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下》）“（吴人）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如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左思《吴都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记载：“华谊论云：‘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
先秦时期的吴人好斗，轻于血性之勇。春秋末期，吴国边邑卑梁与楚国边邑钟离有两个小孩争夺桑叶，致使两家交怒相攻中卑梁家庭被灭。卑梁大夫为此大怒，发邑兵进攻钟离。楚王闻讯大怒，发国兵攻灭卑梁。吴王闻讯后也大怒，派遣大军接连攻灭钟离和居巢，最后甚至迫使楚国迁都。更为著名的是夫差报杀父之仇的例子。吴王阖闾十九年夏天，吴越爆发槜李大战，阖闾伤重不治而死。夫差即王位后，伍子胥使人立于王庭，每当夫差出入时就厉声喝问：“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之仇了吗？”夫差就回答：“不敢忘！”仅仅过了两年多，吴国就在复仇之心的激励下，降服越国，俘虏勾践，最终报了杀父之仇。
好斗必然爱剑。吴人爱剑在当时是天下闻名的。剑既轻便雅致却又锋利无比，佩带它可以展示主人的武勇气概。《越绝书》记载，阖闾墓中陪葬有扁诸之剑三千，方圆之口三千，名剑盘郢和鱼肠也在其中。干将和莫邪铸雌雄剑的传说，更是生动表现了吴人对名剑的热爱。好剑之士必定重死轻生。要离和专诸都是当时声名耸动天下的剑客。专诸刺杀王僚后，阖闾方得以即位吴王。阖闾惧怕王僚之弟庆忌，在伍子胥的荐举下，请要离前去行刺。要离让阖闾把自己的妻儿杀死，又砍掉自己的右手，以血腥的苦肉计博取庆忌信任。要离在接近庆忌后，将其刺杀，之后又为庆忌的武勇品格深深折服，内心愧怍不已，最终自断手脚，伏剑而死。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项羽率领江东八千子弟，以此为军队骨干，最终消灭了秦军主力。当时的江东，主要指的就是吴地一带。
汉末三国时，吴地的社会风俗仍然崇尚武勇，但崇文抑武的倾向也初露端倪。东晋以降，在南渡衣冠士族的长期熏陶下，吴地的风俗迅速向尚文转化。南朝末年，尚文习俗基本形成。到了文风鼎盛的宋代，吴文化方才完成了从尊崇武勇到崇尚文教的文明嬗变。
六朝时期，吴文化之所以由崇武转变为尚文，南来的北方士族的文化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王朝统治者对吴地武力强宗充满血腥的压制。汉魏时，士族门阀制度逐渐形成，吴地的诸多大姓成为武力强宗，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四大姓中的陆、朱二族。西晋征服东吴统一天下后，对吴地的武力强宗畏惧不已，视为心腹大患。西晋统治者对吴地武力强宗的压制，集中体现在对陆氏的剪除上。作为北方士族南渡政权的东晋，对吴地武力强宗更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既要有所借重，又要予以不时的压制以防其坐大。这一点着重体现在对宜兴周氏的打击上。
与武力强宗遭受连绵打击的悲惨待遇不同，吴地的文化士族却得到了相对自由的发展。在统治者有意识的抑武尚文政策的长期推行之下，一些武力强宗也逐渐向文化士族转化。吴兴沈氏原是武力士族，早期名将辈出，但晋宋之际，沈充和沈璞先后遇害，使沈氏的政治地位日益衰微。只是到了沈约弃武向文之后，才重新在政治上振兴了沈氏的地位。由此可见，统治者崇文抑武国策的长期推行，普遍造成了吴地武力士族向文化士族的转化。
吴文化由尊崇武勇转变为崇尚文教之后，表现出秀美雅致的风韵。南朝士族子弟崇尚风流潇洒，好淑女之色，好狎妓，而且自己也喜好模仿女性，以女性化的仪容博取称誉。著名的《世说新语》中充斥着大量有关士族名士形体容貌举止的遗闻逸事。梁陈文坛的宫体诗以宫中女性为吟咏对象。当时的众多画家如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以美女作为重要题材。这种偏好吟咏女性的文化心理，长期主宰着吴地文学。明清文学中，吴地作者最擅长的就是才子佳人小说。吴文化的雅致之美又表现在他们擅长的往往是篇幅短小和形式灵活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曲、小品文、书札和短篇小说等，而这些作品的风格又往往以清雅淡丽为主。
六朝时，江南尤其是吴地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正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之地，成为人文渊薮。东晋南朝时期，吴地堪称当时的“清谈”中心。在当时，老庄玄谈与东来的佛学日益交汇，产生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创造的高峰期。句容的葛洪和丹阳秣陵的陶弘景，创立了重要的道教思想学派。吴郡皇侃是重要的经学南派代表人物。东晋郭璞著有《尔雅注》和《方言注》。顾炎武的始祖萧梁顾野王著有《玉篇》，堪称后代字典的鼻祖。刘勰撰有伟大的《文心雕龙》，向来被称颂为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瑰宝。在文学方面，葛洪著有《神仙传》，郭璞著有《玄中记》，祖冲之著有《述异记》，是创立志怪小说的重要先驱，深刻影响了唐代的传奇、宋元的白话小说、元明清的文言小说及戏剧。沈约对音韵问题的重要研究和总结，为唐代格律诗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梁陈间的宫体诗虽然格调不高，内容比较庸俗，但它在形式上对声律和韵律精雕细刻的追求，却为唐代律诗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
经学和史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的大宗。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对立，经学也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宗郑玄，南派宗王肃。王肃是东海郡人，为晋武帝舅父，因此其学说盛行于晋代。曹魏正始年间以后，公卿名士爱好清谈，于经业用功甚少，因此经学不盛。沈约研究过《小戴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和《缁衣》等篇。皇侃著有《论语义》、《礼记讲疏》和《礼记义》。总的来说，南朝经学学者偏好研治《论语》、《三礼》、《左氏春秋》和五经等。他们在研究《尚书》时宗孔安国注疏，研究《周易》时宗王弼注疏，研究《左传》时宗杜预注疏。
隋朝以武力统一天下后，包括吴地在内的南方却反过来以文化征服了天下。隋代著名的吴地经学学者有褚晖，他精研三礼之学，著有《礼疏》一百卷。吴郡人张沖，著有《论语义》、《孝经义》、《春秋义》、《前汉书义》和《丧服义》等。唐代时，吴郡人陆淳著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和《春秋集传辨疑》，开创了宋儒疑古学风的先河。宋代时，儒释道长达千年的交汇融合产生的理学逐渐兴盛。理学以儒家经学为表，以禅学和《参同契》为里。当时吴地的经学学者有孙觉，为胡瑗弟子，著有《易传》和《春秋经解》等。叶梦得著有《春秋传》。卫湜著有《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积三十余年之心血方才成书。明代时经学颇为式微。梅鷟著有《尚书考异》，启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之先河。王樵著《尚书日记》。焦竑著《俗书刊误》。徐学谟著有《春秋亿》。
史学方面，南朝颇为兴盛。东吴谢承撰有《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宋时产生了八家后汉书，刘宋范晔在此基础上撰《后汉书》一百二十卷。范晔的《后汉书》叙事审正，文笔优美，与《史记》、《汉书》一道，被唐人称誉为三大史书。东晋袁宏撰有《后汉纪》和《竹林名士传》。韦昭撰有《吴书》五十五卷。萧齐臧荣绪撰有《晋书》，唐初修《晋书》时即以它作为蓝本。沈约撰有《晋书》一百二十卷和《宋书》。萧子显撰有《后汉书》和《齐书》等。萧梁吴均撰有《通史》六百卷，上起于远古三皇，下迄萧齐，开《南北史》之先河。唐代时，姚思廉与魏征共同撰写《梁书》和《陈书》。姚班撰有《汉书绍训》。明代时野史盛行。焦竑撰有《献征录》。谈迁撰有《国榷》，系编年体明史。
明代中叶以后，吴地出现了众多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学者，其中倡风气之先的当属松江何良俊、太仓王世贞、昆山归有光和南京焦竑等。何良俊主张“明经以为世用”，指责当时士子只想以五经为博取功名富贵的阶梯，而不懂得明经以为世用的道理。王世贞赞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欣然为之作序，称颂它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无形中转换了“性理”和“格物致知”的传统内涵。归有光不仅驰骋于文坛，而且也是一位在经学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他精研《周易》，以经学为实学，主张经世致用，要求超越朱王之争而返回到六经。归有光认为，圣人之道的踪迹记载于六经，其本源具备于人心。他指出汉儒所谓的讲经相当于当世所谓的讲道，如能明白领悟圣人之经，那么圣人之道也就昌明了。焦竑热衷于考据学，潜心于音韵训诂的研究，同时又整理和刊刻了杨慎和陈第的音韵学研究著述。
晚明时期，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东林党人，起而与阉党抗争。东林党人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生于吴地，与当时方兴未艾的商品经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他们天然地感兴趣于经世之学。顾宪成的父亲曾从事工商业活动，高攀龙的生父同时经营高利贷，李三才开设有店铺，缪昌期的生父则是商品交易中的经纪人。这样的背景，使东林学人的立场自然接近于工商阶层。赵南星认为士农工商都是本业。李三才和顾宪成等人曾为商人向朝廷请命。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弊病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反对当时盛行的性命之学，而要求关心天下实务，关心国计民生。朱国桢认为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百姓的命脉。与顾炎武同时代而仅比他年长五岁的李雯，是松江华亭人，与陈子龙、夏允彝等人并称“几社六君子”，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曾对炎武的思想产生过影响。李雯著有《蓼斋集》，将沉溺于科举而无知于治国方略的士子指斥为“儒蠹”，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能够“明古今之务，察治乱之数，经术之学通于政事”。
钱谦益相继从学于顾宪成和管志道，因为崇敬归有光，不仅与其孙子归昌世整理刊刻了《震川先生文集》，而且极力表彰他的学术思想。钱谦益虽然在明清易代之际，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而在品行上染有污点，但他的学术思想客观上却在吴地及江南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被黄宗羲称颂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钱谦益讲求实学，要求经由经术达于世务。他以经学为实学，要求经史并重，认为明代学风中存在“经学三缪”，即解经之缪、乱经之缪和侮经之谬，与“史学三缪”，即读史之谬、集史之谬和作史之谬。他认为南宋以来，经义的重弊表现在流为帖括，道学的重弊表现在流为语录。在这种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他要求以经学取代道学，认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他在治经上主张以汉代儒者作为宗主。钱谦益的这些学术观点，显然对明末清初的学界包括顾炎武在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复社的兴起是一场儒学革新运动。科举取士之所以很难得到富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张溥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俗学的泛滥，在于诗书之道遭到遮蔽，廉耻之心遭到名利欲求的湮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只有尊崇经术，贬斥俗学。复社在当时经世之学上的最大成就，当属《皇明经世文编》的编撰。《皇明经世文编》汇聚了明代二百多年间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重要文献。英才焕发的陈子龙和许孚远等人，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编撰了这部重要的文献。《皇明经世文编》共有九篇序文，集中表达了当时吴地学者辟疏就实的新学风倾向。陈子龙在序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要求士子研究经世致用学问的主张。他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方岳贡在序文中直截了当地声称：“文章莫尚乎经济矣！”许誉卿在序文中则痛心地指出科举士子不懂经济之学的极大危害：“予惟学士大夫半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认为编撰《皇明经世文编》的目的在于“参订往哲，备一代经济之书也”。
就在《皇明经世文编》刊行的次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问世。徐光启为学务求实用，矢志于导引天下士子归于实用。他主张士子究心于一切有益于用世的领域，如屯田、盐法、兵法、历法、河漕和水利等等。
二、易代通儒顾炎武
明亡清兴后，理学和心学逐渐衰微，汉学兴起。在汉学思潮璀璨的星空中，最圆最亮的那颗启明星当属顾炎武。梁启超称颂他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清易代之后，炎武身怀亡国之痛，致力于反思明亡原因。他冷峻地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传统中的经学、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等，致力于经世之学包括财赋、兵农、河漕、舆地、行政制度、音韵和礼学等的研究。他邃密于经术，又洞达实务，最终形成开物成务之学。针对晚明士子人格普遍颓废和学问上普遍空谈心性的情形，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的观点，要求士子把做人和做学问统一起来。在深怀国破家亡之沉痛的遗民岁月中，炎武始而武装抗清，继而自觉承担传承道统香火的历史使命，体现了一代大儒“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的悲壮豪迈的情怀。
炎武的抗清事业自始至终贯穿于明亡之后的生涯中。甲申国变后，炎武首先效力于南明政权。弘光元年（1645年），他被弘光朝廷征聘为兵部司务，撰写了“乙酉四论”，包括《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和《钱法论》。弘光朝廷覆灭后，炎武投身于光复苏州的战斗。战斗失败后，又参与昆山和常熟的斗争。隆武朝廷建立后，炎武被荐举为兵部主事，因母丧而没有成行。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朝廷覆灭后，江浙一带基本被清军占领。炎武此后屡次拜谒孝陵，表达对故国的忠诚。顺治十二年（1655年），炎武因家奴和豪绅出首告发他“通海”的罪名而入狱，后因友人的多方营救得以脱难。顺治十四年（1657年），炎武浩然北游，首途山东。在此后的十年间，游踪遍及华北和华中，正如他在《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徵天下书籍启后》中所自承的：“自此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炎武此后又游历关中、榆林，垦田于雁门、五台之间，往返河北诸关塞，最后打算终老于陕西华阴。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炎武以死拒绝。次年清廷开明史馆，他仍然拒绝赴征。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九日，炎武客死于山西曲沃。
在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舆地兵事、金石考古等领域，炎武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潘耒赞颂他为“通儒”，称颂他的学问为“通儒之学”，认为“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他在序文中指出《日知录》“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唐鉴也在《学案小识·昆山顾先生》中指出：“夫先生之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制度典礼而在学问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实，凡所论述，权度惟精，往往折衷于朱子。”
早在崇祯年间，在《皇明经世文编》所掀起的经世之学浪潮的推动之下，炎武就开始结撰《日知录》。结撰过程极其严谨认真，他在《与人书（十）》中曾经说过：“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炎武将结撰《日知录》的过程比喻为采山之铜，可见其对待著述的认真严谨的态度。直到告别人世之前，他仍然在呕心沥血地结撰并精雕细刻《日知录》书稿。正是由于这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严谨态度，炎武至死都未刊刻已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黄汝成极为推崇《日知录》，他说：“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铁、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其余考辨，亦极赅洽。”（《日知录集释·黄汝成叙》）
明清易代之际的地理学研究，顾炎武和顾祖禹同为其中最杰出的学者。顾炎武甚至被称颂为明清以来研究地理学的第一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家学渊源有关，与他个人的勤奋和使命感有关，也与当时时代对地理学的研究热情和成就有关。炎武行将北游时，诸位友人作《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其中说到《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纂辑缘起：“宁人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始撰时间当为崇祯十二年（1639年），至康熙元年（1662年）基本完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主要关注各地的兵防、赋役和水利。
炎武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就开始纂辑《肇域志》，取材范围极其广泛。他以二十一史校勘地方志，中年后游历北方，经过的名山大川、城郭都邑不计其数，于是又以实地考察所得来校勘文献。细致的文献功夫和实地考察，使《肇域志》达到了严谨精审的地步。《肇域志》主要记述各地的地理沿革，内容包括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驿递、街市、第宅、兵防、风俗、寺观、宫殿、台榭、古城、坊里、陵墓和郊庙等。阮元评论《肇域志》说：“亭林生长乱离之后，奔走戎马间，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卷。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学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及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音学五书》是炎武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其中的五部著作相互密切联系，在古音研究上形成了卓越的整体。他把音韵学看做还原古经本义的钥匙，而《诗经》中的韵脚是研究先秦时期音韵的最好材料。《音学五书》中最重要的就是《诗本音》，它以《诗经》之音作为主要依据，以其他经书作为旁证，以考定《诗经》的音韵。《诗本音》是对朱熹之后《诗经》叶音说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以“古音某”注明古今音异的韵字，彻底改变了《诗经》叶音之注的错误传统。继之而起的清儒仿效炎武的做法，使“古音某”逐渐成为了常识。《唐韵正》应该是炎武倾注心血最多的著作，曾经数易其稿，是用他考订出来的古韵整理《广韵》韵读的成果。在《唐韵正》中，炎武对古音的考证堪称空前绝后，令人叹为观止。《易音》研究《周易》的押韵。《古音表》则是对古韵分部的说明，相当于《唐韵正》的提纲。炎武古音学的核心是《诗》本音思想，而这种思想确立的背景和学术渊源，是他反理学的经学复古思想。从根本上说，炎武的古音学研究是与他的王道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并最终为后者服务的。
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对明代经学的批评颇为严厉。他认为明朝因为颁布《四书五经大全》于天下和科举取士而导致五经大义的亡失。热衷于科举入仕的士子，学习的只是帖括时文的陈词滥调，而大多无法领悟经学的微言大义。炎武指出，理学之名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的。古代的所谓理学，实质上是经学，是需要学者倾注几十年心血才能融会贯通的，而宋明理学却与经学下学而上达的宗旨背道而驰。他冷峻地批评说，如今所说的理学实质上是禅学，不是根据五经，却植根于禅宗语录。
炎武认为，“性与天道”就体现在人伦的日用常行之中，就体现在经典文献之中。同样，应该在日常言行中去学《易》，在事情中去磨炼对《易》的领悟。他指责如今的士子学问比不上平庸的樊迟、司马牛，却妄想高明于颜回、曾参，致使他们在空谈性与天道时不自觉地堕于禅学，导致他们处于既非儒学亦非真禅学的尴尬处境。炎武指出孔子平时并不专门谈《易》，但他谈论《诗》和《书》中执礼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具体地谈《易》。
宇宙天地的本源为气，为精气，精气聚而为物，为人，气之盛明者为神。炎武主张用儒家的说法来解释善恶报应，实际上在天与人间的善恶报应之间取消了鬼神的中介，而由天直接作用于善恶报应，以使报应达到更加灵验直接的地步。他指出，人们对鬼神的崇敬与对父母的孝敬有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内在指向是对父母的孝敬。“‘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可以谓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以谓之知死矣。”（《日知录》卷七“季路问事鬼神”）
在五十知天命之年之后，炎武真正体会到了“不学礼，无以立”的微言大义。君子为学是为了修身立命，唯有学习礼学才能实现这个目的。他指出天下治道都是本于心而进行裁制的。圣人治理天下，必定从人道着手，而绝不可以改变的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孝子在丧礼中要做到发乎情而中节于礼，正所谓“君子之所贵乎丧者，以其内心者也”。礼源出于人心，作用在于修身治人。
炎武认为士子为学应当勤奋和多方交友，起码也得博学而审问之。在研治学问时，士子必须杜绝清谈心性的蹈空习性，应该“博学于文”。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其重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一三“廉耻”）他力图通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治学原则，恢复儒家讲求气节和博学的传统。他认为清谈不仅误事，而且误国，指出今日清谈的危害甚于魏晋的清谈，因为从前清谈的是老庄，而如今清谈的内容却是孔孟。士大夫们“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严重后果就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炎武旗帜鲜明地指出，圣人的学问平易可循，只有脚踏实地地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通晓高深的天道。他把阳明心学的危害与魏晋清谈相提并论，对晚明的李贽持严峻的批评态度。他斥责李贽肆无忌惮的非圣言行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指出李贽学说的渊源在于阳明心学。
在探讨姤卦时，炎武认为天道运行和天下兴衰变化的规律是：“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历史中的“相因之势”是不以任何人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理解“势”的演变，人们应该在萌芽状态就及早认识它的演变趋向，以便预先作好应对的准备。历史由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的合力所造成，这些人包括真人，也包括所谓的盗贼。历史之势的辩证运动表现在，群盗的兴起成为了真人的先驱，群盗对旧的“势”的破坏性冲击和进攻，为真人应运而生创造新的“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神秘的“天心”的表现。天道的运行存在神秘莫测的治乱和通否的循环。国运的盛衰系于民心。《汉书》与《史记》相比较，炎武以为前者不如后者。这是因为“班孟坚（班固）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日知录》卷二六“汉书不如史记”）。《汉纪》则又不如《汉书》。他认为《旧唐书》虽然叙事颇涉繁芜，但是事迹明白，首尾该赡，自有可观之处。《新唐书》文字虽说简扼，记载的事迹却往往不够详核。炎武认为修《明史》的材料当以邸报为主，不同的观点要同时保存，论断要简略，可以等待后人去作出详尽的论断。有关如何处理出自不同立场和表达不同观点的奏章，他认为可以同时保存下来以示客观。他就修史问题还提出了鉴往以训今的重要观点。
明清易代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辩成为当时大儒思考明亡原因和进行制度反思的一种重要表现。炎武的《郡县论》九篇，与《日知录》及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文章，集中探讨了封建与郡县问题。在《郡县论》系列文章中，他详尽探讨了近世郡县的弊端，表达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必要性。郡县的弊端在于地方无权和由此导致的僵化无活力，在于层层监督导致的彼此推诿所形成的无责任状态，是极度的官僚教条主义。为了革除弊端，炎武认为只有施行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办法，放手让地方主管官员为地方做事以谋福利。他指出，自古以来的郡县之制，以唐代最为合理。
国家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风俗，因为有风俗才有政事，有政事才有国家。三代之后，风俗教化之权常不在朝廷，而在民间儒家士子。到了晚明，教化和风俗大坏，风俗败坏则进而导致人心日坏。
战国时，风俗日益败坏。至西汉，这种衰蔽的风俗还余波荡漾，到了东汉才有所改变。东汉光武帝极其重视“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曹魏正始年间，风流名士集于洛阳，倡导“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整个南朝期间，正始名士都成为士子竞相推崇的偶像。炎武身怀亡国之痛，对这种现象发出了易代之际最沉郁最悲愤的议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一三“正始”）“保天下”重于“保国”，甚至认为“保国”主要是“肉食者”的责任，“保天下”却是人人有责。懂得之所以要保天下的道理，也就会懂得要保国的道理。
三、清代吴地汉学的昌盛
顾炎武在研治学问上推崇考据方法，扩大了经学和史学研究的领域，并熟练和广泛地运用音韵学、地理学、金石学和考古学等，恢复了其传统可以追溯到汉代的注疏学风。他被称颂为清代“经学之祖”、汉学和考据学的鼻祖。主要发展和繁荣于吴地的乾嘉学派，被称为汉学，因为它反对宋明理学而尊崇汉代经学；又被称为朴学或考据学，因为它具有朴实的学风、崇尚考据方法。乾嘉学派运用顾炎武的考据方法，在十三个领域获得了重要成就：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的搜补鉴别；三、辨别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舆地即地理；十、金石学；十一、方志的编纂；十二、类书的编纂；十三、丛书的校刻。
与一般热衷于朱王提出的心性问题的士子不同，炎武更感兴趣的是经史典籍中的事实性问题。在学术规模和治学门径上，炎武学问尤其是《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对乾嘉学者具有影响深远的垂范作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的内容涉及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等，几乎是《日知录》体例的翻版。《廿二史考异》运用了炎武的考据方法。王鸣盛的《蛾术集》，考证学风直承于炎武。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人将它比拟于《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其中的考据训诂颇为翔实，可谓远绍于《日知录》之学风。
顾炎武和黄宗羲等大儒主导清初学坛时，高举“通经致用”大旗，自觉地为政治、为救世和明道而做学问，把通经看做正本清源的途径，把致用看做通经的目的和归宿。他们逝世之后，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和复明事业的无望，通经致用的学问宗旨也随之遭到了来自两翼的挑战。以颜元为代表的“习行经济”派极力张扬“致用”，实际上否定了“通经”。以阎若璩和胡渭等为代表的汉学派先驱，则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致用”，强调为“通经”而“通经”，注重考证。汉学派继承顾炎武等人的学术宗旨，拒斥宋明士子的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弃六经而就语录的学理和学风，而主张以实证研经，以客观的态度研讨学问。
汉学阵营中的吴派由惠栋所创立，因此又被称为惠学。惠栋家族世居苏州吴县，当地士子为学大多对宋学持批判态度，尊崇汉儒。明末清初时，吴江朱鹤龄是故明诸生，好学不倦。入清朝后，隐居著述，与顾炎武友善。鹤龄年轻时曾沉溺于词赋，在炎武勉励他以本原之学后，方始殚精竭虑于诸经注疏及先儒语录，著有《尚书埤传》、《诗经通义》、《禹贡长笺》和《读左日钞》等。康熙十九年，朱鹤龄曾寄所著《尚书埤传》与炎武，炎武为此赋诗《朱处士鹤龄寄尚书埤传》。炎武诗中有云：“忽见吾友书，一编远来贻。”“烟艇隔吴门，临风苦相思。为招阳鸟来，寄此怀人辞。”流露了对故乡友人的苦苦相思。鹤龄的学友陈启源解释经典时，总是力求合乎古人之旨。
吴派的诞生得益于惠氏家学甚多。惠栋的曾祖惠有声，已经开始亲近汉学，以九经传授乡里，尤其精研于《诗》。祖父惠周惕继承家学，师从于徐枋、汪琬和汪尧峰，为学尊古而信汉，精研于《易》，著有《易传》、《诗说》、《春秋问》和《三礼问》。父亲惠士奇盛年时兼治经学和史学，晚年尤其潜心于经学，著有《易说》、《礼说》和《春秋说》。士奇旗帜鲜明地把尊古崇汉作为治经的宗旨。《易说》杂释卦爻，宗汉学，以象为主。《春秋说》以《礼》为纲，以《春秋》为纬。《礼说》和《大学说》对古音古字进行了细致疏通，援引诸史百家文献，自汉制而探求周制。
惠栋自小学习经史诸子和稗官野乘，于《尔雅》得小学功夫，于《说文解字》得六书功夫，又研究过《经典释文》、《玉篇》和《广韵》等。惠栋的志向在于以汉儒学说作为基础，重建一个没有受到佛道两教污染的儒学传统。与此同时，他也在逻辑上颠覆了宋儒的道统说，进而反对宋学。从惠栋开始，汉学派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学派意识，在治学风格上与前代有了显著差异。他的著述颇多。《九经古义》二十二卷，认为唯有经师才能辨识训诂古字古音。“古义”指汉儒训诂之学于今可以考见者。《易汉学》七卷，考证探究汉儒对《易》经的研究心得和训释，用以辨明河图洛书及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汉儒荀爽、虞翻为主，参考郑康成、宋咸和干宝，专宗汉说，历时三十年，至他逝世时犹未完成。《明堂大道录》八卷和《禘说》二卷，认为禘礼行于明堂，而明堂之法见于《易》经。《古文尚书考》二卷，通过考证指出郑康成所传二十四篇是发掘于孔壁的真古文，而东晋梅赜所献的二十五篇是伪古文。惠栋弟子和再传弟子有余萧客、沈彤、江声、江藩、王鸣盛、朱右曾、孙星衍、江亮吉、褚寅亮、宋绵初、臧庸、陈寿祺、陈乔枞、王绍兰、李惇、张宗泰等。惠栋对汉学中皖派的领袖人物戴震也颇有影响。乾隆十九年，戴震在北京结识了钱大昕、王鸣盛等汉学大师。次年他途经扬州时，与惠栋相遇，请教了一些治学的门径。自此以后，戴震为学从汉宋并举转变为尊汉抑宋。
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少年时即专心于小学书。著有《六书音韵表》五卷，在顾炎武析古韵为十部、江永析古韵为十三部的基础上，他将古韵进一步析为十七部。他以数十年心血专研《说文解字》，著成《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所撰的重要著作还有《汉读考》。高邮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在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颇有成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小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等。王念孙曾在顾炎武和戴震音韵学的基础上，将古韵析为二十一部。仪征的刘氏三代，即刘文淇、刘毓崧和刘寿，曾研究《左传》，最终成书《左传义疏》。
嘉定钱大昕，十岁时即学习音韵训诂之学，在经学方面推崇顾炎武、阎若璩和惠士奇等人由文字、声音、训诂而探究义理之真的方法，认为训诂必宗汉儒，因为汉儒去古未远。钱大昕为学尊信惠栋，但对汉儒经解的尊崇态度不如惠栋那么绝对。他擅长运用经学考据的方法以研究史学，主张征引各种知识以考证史实。他著有《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其中对宋、辽、金和元四史的考证，充分表现了他广博精深的治学功底。嘉定钱氏家族中的著名学者还有钱大昭、钱塘、钱坫等人。
乾嘉年间在史学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的学者，除了钱大昕之外，还有王鸣盛和赵翼。三人的代表作《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劄记》，被称誉为“三大考史名著”。王鸣盛也是嘉定人。他从官场退隐之后，花费二十四年的心血方才撰成《十七史商榷》，全书上起《史记》，下至五代。所谓“商榷”的意思就是考正改伪。他在序言中声称：“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读。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傍及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之实也。”赵翼是江苏阳湖人。《廿二史劄记》考述各史修纂体例，附以臧否人物事件。
总的来说，远绍顾炎武等的治学方法，以吴门三惠、仪征三刘和高邮二王等为代表的吴文化，使汉学得到复兴和发展，推动了以赵翼、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史学的繁荣。
第一章 簪缨世家 书香门第
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钞书自序》炎武家世代都是吴人。至三国孙吴时，顾氏方始成为江南望族，为当时江东四大姓之一。明代时，顾氏为世代官宦之家。炎武嗣祖顾绍芾工诗善书，为人侠义敢言。绍芾的家境优裕，藏书颇为丰富，同时他还是一位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的学者，认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嗣母王氏出身书香门第，勤奋好学，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和明朝的政纪诸书。
炎武出生的明末，正是“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的动荡时期。崇祯二年（1629年），炎武参加复社。崇祯十二年（1639年），炎武因秋闱再次落第，于是退而潜心读书，开始结撰《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崇祯十四年（1641年），嗣祖绍芾逝世，家难随之发生，以至于室庐被焚毁。连续不断的家难和侍奉嗣母漂泊避难的生活，使得炎武忧愤交心，痛苦不堪。
一、遥远而荣耀的祖先们
顾炎武世代吴人。始祖为顾野王，字希冯，在梁朝为临贺王记室参军，起兵讨伐反叛的侯景。朝代更替至陈朝后，累官至黄门侍郎。野王逝世后，葬于苏州吴县横山东五里的越来溪上。关于顾野王之前的顾氏祖先来历，炎武在晚年曾撰有《顾氏谱系考》，认为顾氏的来源有二。一是夏、商时期的诸侯，位于濮州范县东南，是为己姓之顾，为商汤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二是越王勾践七世孙闽君摇，西汉时封于东瓯，摇别封其子期视为顾余侯，西汉初居于会稽，子孙也称为顾氏，是为姒姓之顾。己姓之顾，经历商、周和秦三代，在煌煌史书《左传》中并无传人记载。而顾氏自东汉方才闻名于天下。己姓顾国位于濮州范县东南，而东汉开始闻名的顾氏则世居于会稽。基于这两点显而易见的证据，炎武认为天下无二顾，后世顾氏源出于姒姓之顾，当无疑义。
顾氏至三国孙吴时开始成为江南望族，为当时四大姓之一。越王勾践出于大禹之后。《吴越春秋》记载：“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即越国之始祖。《史记·越世家》也记载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传二十多世后至允常，允常生勾践，勾践传六世后至越王无疆，为楚国所灭。后七世至闽君摇，率越人投奔鄱阳令吴芮，致力于灭秦。刘邦攻击项籍，摇率越人相助刘邦。孝惠三年，册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故时人也称之为东瓯王。东瓯王别封为顾余侯的儿子期视，即为顾氏始祖。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氏名人辈出。孙吴时有顾雍；东晋有顾荣、顾众、顾和；刘宋有顾琛和顾凯之；齐有顾欢；陈时有炎武的吴地始祖顾野王、顾越。
五代十国时期，顾氏家族自吴地迁徙于滁州。南宋时，顾庆又迁徙于海门的姚刘沙即现在的崇明县。顾庆为世系可考的一世祖。顾庆次子顾伯善迁徙于昆山县的花蒲保。五世祖顾观为元朝的市舶司正。六世祖顾真一生逢天下大乱的元朝末年，曾迁徙于江阴。天下平定后，顾真一又迁回昆山。十一世祖顾鉴为明朝的刑科给事中，迁徙于昆山县千墩镇。顾鉴生顾济。顾济字舟卿，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后迁刑科给事中。顾济生章志。章志字子行，号观海。章志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曾宦游于江西、湖广、广西、贵州、山东和南京，历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章志性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其有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钞书自序》）。
二、最初和最终的人生导师——嗣祖与嗣母
顾章志生绍芳和绍芾。顾绍芳字实甫，号学海，万历丁丑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经筵日讲官，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绍芳以诗文为海内所宗，工于五律，著有《宝庵集》。《喜陆彦先至》云：“常忆秋风里，离尊共黯然。所期宁此地，相见忽经年。白眼时人过，青山旅梦牵。悬知有新语，羞属蒯缑篇。”顾绍芾字德甫，号蠡源，又号梦庵，生员，增例入国子监。绍芾工诗善书，天才骏发，下笔数千言。绍芾为人侠义敢言。陈祖苞为昆山县令时为县锄奸，为豪强士绅排讦而去。绍芾挺身而出，为祖苞仗义直言。县中的豪强士绅怀恨在心，绍芾几乎被害。炎武曾回忆嗣祖说：“臣祖生于饶州官舍，随臣曾祖之官广西、山东、南京，一切典故悉谙，而当日门户与攻门户之人，两党之魁皆与之游。”（《三朝纪事阙文序》）“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钞书自序》）
顾绍芳生同德和同应。顾同德为生员。顾同应字仲从，十岁时丧父，哀痛得像成人一样。同应长大后聪颖好学，工于诗文，为诸生，七次考试都没有中，而两中副榜。同应性情阔达，乐善好施，四十二岁逝世时，亲友哭泣，几乎到了罢市的程度。他著有《药房》、《秋啸》等。顾同应娶何氏。何夫人性情严肃稳重，曾终日不言，特别喜爱读书。同应育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长子缃，字遐篆；次子就是顾炎武；三子顾纾，字子严；四子顾缵，字子叟；五子顾绳，字子武。炎武有三位姐姐，分别嫁给徐氏、马氏和陈氏。妹妹嫁给徐开法，就是徐乾学等的母亲。
顾同吉很早就夭折了，未婚妻王氏就是炎武的嗣母。王氏是昆山人太仆王卿宇的孙女，诸生王述的女儿。顾同吉因病早逝后，王氏当即穿戴白衣至父母前，表露归顾家之意。她来到顾家后，叩拜棺柩，肃容拜见同吉母亲。“姑含泪曰：‘儿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妇。’女闻姑称新妇，泪簌簌下，遂留执妇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视姑眠食外，辄自屏一室，虽至戚遣女奴候视，皆谢绝，曰：‘吾义不见门以外人。’后姑病，女服勤，昼夜不懈。及病剧，女入候床前，出视药灶，往来再三，若有所为。群婢窥之而莫得其迹，姑既进药则睡，觉而病立间，呼女曰：‘向饮我者何药？乃速愈如是。’欲执其手劳之，女缩手有难进之状。姑怪起视，已断一指煮药中矣。姑叹曰：‘吾以天夺吾子，常忧老无所倚。今妇不惜支体以疗吾疾，岂不胜有子耶！’流涕久之。”（《明史》卷三〇三“列女三”）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初二十八日，炎武诞生于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本生父顾同应是年二十九岁。炎武诞生前，同应已经育有一子三女，所以他在家中排行老五。顾炎武初名绛，曾更名继绅，字忠清。乙酉之变后，因敬仰南宋遗民王炎午，而改名炎午，即炎武。字宁人，世人多称其为亭林先生。又名蒋山佣，因曾经为避仇人而寄居于南京钟山即蒋山，同时也表明了他矢志忠于故明的心志。
南直隶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下辖十四个府包括应天、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和徽州，四个直隶州包括徐州、滁州、和州和广德。当时的苏州府下辖一个州即太仓州，七个县包括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和崇明。昆山春秋时称为娄邑。吴王寿梦时是豢鹿狩猎的地方，所以自古以来又被称为“鹿城”。秦朝时娄邑改名为疁县，属于会稽郡。汉朝时又改名为娄县。南朝梁大同二年方始改称为昆山县。元朝元贞元年，昆山由县升格为州，隶属于平江路。明朝洪武二年，昆山由州降格为县，割昆山的新安、惠安和湖川三乡设立太仓州。昆山隶属于苏州府。
千墩镇位于昆山县城东南三十六里的千墩浦西岸。松江自吴门东流至此，江南江北约有一千座墩，故名千墩浦，镇也因此得名。千墩浦由此汇入吴淞江，当时是苏州府和松江府之间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千墩镇又名千灯镇。千墩镇上的顾氏家族宅第，方圆广阔，分为南北两宅。南宅自南大桥至蒋泾桥，北宅自木花浜到中木桥。炎武诞生于南宅，读书于北宅。南宅又分为三座小宅，当地人称之为南墙门、中墙门和北墙门，前门沿街，后门至石马坟。生母何氏住在中墙门的第三进，炎武就出生在大厅靠北的次间。这间屋子房门朝南，东面有四扇明瓦窗，窗前的小天井里各有两棵腊梅、天竹。嗣母王氏住在北宅。炎武尚在襁褓中时就过继给同吉，被嗣母王氏抱至北宅抚养。北宅前门沿街，后面直到西场，甚是宽阔，中间还有花园、亭台、假山等。花园中有一座楼，是炎武读书和藏书的地方。
炎武入继的绍芾家家境相当优裕，田产大概达千亩以上，家中人丁包括姬妾和家仆在内有三十余口。绍芾家藏书颇为丰富。正德末年，炎武高祖时就有藏书六七千卷，中间遭倭寇焚毁。后来曾祖嗜书，常常用俸禄购书，嗣祖绍芾也喜好读书，因而藏书日益丰富，达到五六千卷之多。绍芾不仅是一位热爱读书的藏书家，而且还是一位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的学者，认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嗣母王氏出身于书香门第，非常勤奋好学。在做媳妇的十七年中，白天纺织，夜晚读书至二更，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和明朝的政纪诸书。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是最深刻和终生不忘的。炎武有这样一位好学不倦和知识渊博的母亲，真是极为幸福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炎武三岁，患痘症即天花，病情相当凶险。痊愈脱痂后，炎武右目为眇。昆山县令陈祖苞前来拜访炎武嗣母王氏，以表彰她的贞孝品格和行为。陈祖苞是浙江海宁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遇事果断，不畏豪强。炎武的从叔父顾兰服于本年出生。兰服字国馨，以诸生入太学，颇有才名。明朝灭亡后，兰服弃绝儒业，隐于田野之中，以医术济世。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炎武六岁，开始读《大学》。“自臣母授臣《大学》之年，而东方兵起，白气亘天。”（《三朝纪事阙文序》）炎武读《小学》大概也在这一年。“自不孝炎武幼时，而吾母授以《小学》，读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尝不三复也。”（《先妣王硕人行状》）《小学》共六卷，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和《善行》。它的编纂者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和刘子澄。本生父同应在这一年的秋闱中再中副榜。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炎武七岁，就读私塾。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炎武同胞弟顾纾出生。顾纾字子严，负经世济民之才。明朝灭亡后，顾纾绝意不仕新朝，隐居于千墩旧庐。居丧时，他因为过于哀痛致泪流不止，双目遂盲。顾纾性格耿介正直，目盲而心却愈明。炎武为清廷博学鸿儒科征召时，顾纾寄书信鼓励炎武拒绝征召。外甥徐乾学兄弟权势炙手可热时，他养高自重，人品可谓清高。
天启元年（1621年），炎武开始读《周易》。炎武为学特别留心于儒家九经，于《周易》用力最多最勤。这是因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与任钧衡》）炎武四弟顾缵出生。顾缵字子叟，号南式，诸生，为人负气尚节。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军江南。顾缵发誓以身报国，“持檄登陴，白衣指麾，奋不顾家。城破被戮，年二十六。天炎尸败，莫知死所，衣冠葬祖墓”（《钱谱》“崇祯十五年”条注引）。
天启二年（1622年），炎武开始读孙子、吴子诸书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天启三年（1623年），炎武嗣祖“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朝》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钞书自序》）。炎武学问主要致力于经学、史学和经济之学即实学。在史学方面，炎武尤其推崇《史记》和《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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