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德鲁·玛尔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BBC世界史（英国著名政治记者为你讲述人类文明5000年兴衰，犀利评论我们的科技进步、政治愚行以及由成功引发的失败。汗青堂系列）试读：
致谢
我想感谢以下诸位。我是个心不在焉的人，常常不知向他人表达歉意。我的家人们——我的妻子杰姬和我的孩子哈里、伊莎贝尔及埃米莉——为此长期受累，但他们一直能包容我。对朋友们来说，撰写这本书也使我变得不够朋友，我也要向他们致歉。如今，我要改弦更张。午餐时间，我还会再喝一杯，就像从前那样。
没有出色的艾德·维克托就不会有这本书。多年以来，他一直关照我，并不时提出批评意见。麦克米伦出版社的优秀团队也不可或缺。这个团队的成员包括乔恩·巴特勒、乔治娜·莫莉、塔尼亚·王尔德和杰奎琳·格雷厄姆，我已经与他们合作多年。玛丽·格里纳姆负责打理我的大部分生活。为防止我走火入魔，她付出了巨大努力。至于她是否成功，大家自有高见。我还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帮助。他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阅读了部分书稿，或者帮我查找了相关信息。这其中就包括玛丽·比尔德和来自英国开放大学协助我拍摄纪录片的团队。凯特·斯莱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在书中挑出了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而苏·菲尔波特则是一名极好的技术编辑，我要感谢她们二人。当然，本书中余下的所有错误应由我本人承担责任。
这项工作始于英国广播公司，创意来自克里斯·格兰隆德。格兰隆德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共同完成了一部时长22小时的电视纪录片。和从前一样，如果没有书香馥郁的伦敦图书馆，我很难全力以赴地工作。尽管没有专业人员参与本书创作，但英国广播公司团队中的许多人都提供了有益的想法、意见和建议，我在下面会提到他们的名字。凯瑟琳·泰勒是这个团队的领导，她要兼顾纪录片和戏剧拍摄，后者的拍摄地选在南非。罗宾·达什伍德、盖伊·史密斯、伦尼·巴特利特、尼尔·罗里斯和马克·雷迪斯是导演兼制片人，他们负责拍摄现场的工作。在异常颠簸的货车上、在机场、在令人狐疑的小旅馆、在尘土飞扬的外景地，我们共度了很长的一段时光。马克·雷迪斯在骑自行车时曾遭遇了可怕的事故，但已日见好转。尼尔·哈维负责摄像，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美好时光。他总会提醒我的站位，往左一点，或向后一点。他是业内最好的摄影导演。西蒙·帕尔门特是音效方面的天才。在整个团队中，克里斯·奥唐纳尤其充满热情，而且人又十分聪明。最后，我还要感谢艾莉森·米尔斯、朱莉·威尔金森、凯瑟琳·伍顿和米凯拉·冈卡维斯，他们一起奋斗了很多年，共同完成了英国广播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纪录片拍摄。
最后，本书的完成也有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热情帮助。此外，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员也提供了帮助，他们分别来自俄国、乌克兰、德国、法国、荷兰、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印度、中国、蒙古、澳大利亚、日本、马里、南非、秘鲁、巴西、美国，以及英国的什罗普郡。
导言
人创造的，人才能理解。——以赛亚·伯林论维柯
历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战争打断。——德里克·沃尔科特，《赐福》
撰写世界史有点自不量力。因为信息量太大，任何个人都难以消化。作者需要阅读海量文献，并可能犯下无数错误。写作和阅读世界史的唯一理由是，人若缺乏对世界史的了解会更加荒谬绝伦。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如果能更好地理解统治者何以会脱离现实，革命催生出的独裁者何以会多过它们带来的福祉，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何以会比其他地区更富裕，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这个课题规模庞大，充满风险：一方面可能陷入乏味的抽象观念；另一方面则可能让生动的故事众声喧哗，混淆视听。我挑选了一些自认为有代表性的主题和时刻，并尝试将它们与更宏大的叙事串联起来。不过，我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主题和时刻来写这本书，在那之后，无疑还可以再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世界史。
本书的主旋律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世界。凭借这项能力，我们人类的技艺与思维都在加速发展。尽管存在局限，这种发展趋势仍使人类在数量和力量上加速累积。如今，我们已破解许多难题，如地球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我们甚至开始探索人类的自我意识。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在“逐渐觉醒的世界”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就好似一颗闪亮的星星。今天，人口数量太过庞大，地球也许根本无法长久承受（当然，这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但是，科技能力至少能带来一线生机，就像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根本无法与科技上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想象一下，你可以复活耶稣时代的农妇或阿兹特克族的勇士并与之交谈。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机拿给他们看，并尝试向他们解释手机的工作原理（假设你知道），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你首先要向他们描述一个由闻所未闻的概念组成的世界——这就是一部历史书的容量。但如果你给他们讲斯大林的故事，揭露政治家的腐败，或谈论当今阿拉伯世界人民与独裁者的斗争，他们会很快了解个大概。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暴力事件都比先前的社会少了很多。尽管有联合国存在，贫穷仍似脓疮般腐蚀着人类肌体，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令世界不得片刻安宁。但与帝国争霸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还是祥和了许多。然而，一旦牵涉欲望、怒火和权势，我们所谓的进步就不值一提了，完全无法与科技发展相提并论。唯有更深入了解历史——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及世界贸易与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历史（将我们带入现代社会），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最后，我希望本书随后的内容不仅能促使读者思考那些早已逝去的帝国和遥远的异邦世界，也能促使读者思考此时此地的问题。
与此同时，历史又变化不止。对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是个黄金时代。每年，出版社都会出版大量主题新鲜、细节丰富的历史书，涵盖领域从货币史到欧洲已被遗忘地区的历史，从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的比较研究到对斯大林与“二战”进程的重新解读，不一而足。没人会期望读完所有书，但本书已经从各个领域的出版著作中获得大量养分。我已经压缩了尾注，只留下基本的参考信息。不然，冗长的“补充书目”对读者来说将是沉重的负担。我统计了一下，小册子和期刊除外，本书正文大约参考了2000册图书。
我还有幸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有关世界史的8集纪录片。借此机会，我走访了大约60处历史遗址。从秘鲁沙漠到乌克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踏访历史发生地——如托尔斯泰的庄园和埃及修建帝王谷的工匠所居住的村庄——确实有助于理解历史事件。而且，纪录片的拍摄也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电视叙事具有放大效果：它会强调某人做的某件事或说的某句话造成了某种后果。电视节目最忌讳抽象表述，它需要具体的人物、日期和事件。结果，尽管吸收了新兴的环境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但本书的主体内容仍遵循如今已不再时髦的写作方法，即以“伟大人物”为切入点的写作方法。
历史不是抽象的，任何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其中一些因素与人无关，如气候变化、火山喷发、疾病传播、潮汐运动、气流转变，以及动植物分布等。这些因素都能影响人类。但是，大部分历史都是由人的选择和人的力量塑造的。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社会中的人创造的。其中，有些人的影响力超越群伦，成为“伟人”。由于我们生于其中的民主文化有些病态，人们都在大声叫嚷平等，避谈财富与权力上的鸿沟，因而对谈论伟人的作用有些神经过敏。农业家庭生产的细微变化或近代早期商业网络中妇女的作用会比皇帝或发明家的所作所为更“真实”吗？
简言之，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学关注变化，它将注意力集中在伟大的变革者身上。当然，在尊严和潜能上，所有人都平等；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也平等。不过，大部分人的生命都在平淡中流逝。倘若说每个人的经历或成就没有不同，拥有相等的价值，那就滑稽可笑了。一个依靠耕牛的勃艮第农民，他辛勤劳作，养家糊口，为人清清白白。在他42岁去世后，村民们都为他掬一捧泪。尽管如此，他的历史重要性肯定比不上一些历史人物，如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或佛陀悉达多。阅读欧洲水手的故事非常有趣。他们在欧洲近海发现了新渔场，在捕捞鳕鱼时会航行到越来越远的陌生海域。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还会改造船只，虽然只是小小的改进，但很有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正是依靠他们积累的知识跨越了大西洋。不过，就个人而言，哥伦布的故事要重要得多。
考虑到行为与思想的局限性，所有“伟人”都植根于身处的社会和时代。除了宗教领袖，没有历史人物会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他或她，某件事就绝对不会发生。倘若詹姆斯·瓦特早生了100年，或生活在西伯利亚，他就不会发明蒸汽机。正是站在其他发明家、机械师、教育家和商人的肩膀上，他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倘若瓦特没有发明分离式冷凝器，其他人早晚也会发明。不过，他确实发明了新型蒸汽机，至于他如何发明及为何发明蒸汽机才是问题的关键。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早已意识到马匹是一种重要武器。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会经常袭击周边的定居社会。但是，假如成吉思汗没有统一争斗不休的各个部落，没有建立残酷无情但鼓舞人心的领导权，亚洲许多地区的历史恐怕都要重写。
因此，本书内容必然是精英的历史。因为，唯有出身特权阶层的人才有能力、金钱，或闲暇去改变社会。有时这指的就是“国王和王后们”。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家族中，只有一人能成为印度皇帝，就像奥朗则布那样。事实上，也正是奥朗则布深刻影响了印度，而不是他的某位兄弟。因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使莫卧儿王朝走向衰落，并在无意间向英国人打开了国门。克利奥帕特拉出身于统治埃及的希腊家族（其血统并不纯正）。在尤利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时代，是她主宰了埃及，进而影响了古典世界，而不是她的兄弟。
后来，高度文明的社会相互融合孕育了更多的人物，变革者的出身阶层背景日益扩大。但是，唯有具备智慧、勇气或运气的“伟人”才能取得旁人无法企及的突破。“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比同时代的杰出物理学家更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无缘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没有希特勒，德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与那些在啤酒馆发表演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相比，希特勒的故事要重要很多。因为前者所属的党派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在历史中。所以，我想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伟人”为中心讲述历史并不是说他们脱离了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毋宁说他们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才是成就或扼杀他们的社会时刻。而且，使用“伟人”一词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无比混账。
随着故事的推展，我希望读者会喜欢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细碎情节，所有事实都是我从真正的历史学家那里“抢”来的。在一本新近出版的有关意大利的著作中，作者告诉我们：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初，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会说所谓的意大利语。另一本书告诉我们，为考取功名，15、16世纪的中国官员要记住431286个汉字。第一个例子说明，意大利正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第二个例子则提醒我们，中国为何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数量庞大的知书达理的中间阶层。假如中国像意大利那样运用二十多个表音字母，中国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来描述人类的历史形态。地球人口不断增加：上一次人类几近灭绝的时候，人口总数只有几千人；但到了今天，世界人口规模已达70亿，不久将会跃升至90亿。如果我们用图表来表示，将时间轴当作横坐标，那么人口增长就是一个加速跃升的过程。
在开始阶段，当人口总数几乎不变的时候，图表上只是一条长而平缓的线。此后，狩猎—采集部落开始慢慢从非洲向外迁移，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7万年。人类发明农业生产大约经历了1万年。在这一阶段，部落社会和小型城镇逐步发展，人口曲线才开始缓慢上升。
随后，文明出现了。大约5500年前，人类在农耕之后又创造了文字。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贸易和工业革命先后成为主角。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人口数量直线上升，这主要归功于清洁水源和医药。人口为何会激增？为何缓慢增长之后会出现人口爆炸？这源于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这是个多么自吹自擂的词，竟然用了两个“智慧”（sapiens）］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其他物种也在努力适应环境，并不断改进自身的特性和习性，以获得自然界中的一席之地。仅仅为了生存，它们会改变环境。凡是见过白蚁巢穴或观察过河狸在河流上筑坝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所有生命都在改变世界，世界在不断变化。
然而，人类拥有更高级的大脑和交流技巧，他们利用这些能力在截然不同的水准上塑造世界。我们捕捉或驱赶其他哺乳动物，直至赶尽杀绝。我们还圈养并驯服一些动物，使它们完全变换了模样。看看现代奶牛的祖先或苏格兰高地猎犬的祖先，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也改变了植物的模样。以玉米为例，起初它们只有指骨大小，后来则发展成营养丰富、籽粒饱满的圆柱形。如今，通过渔场养殖，我们甚至改变了鱼类的大小、形状和肉质。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充足的能量，这是其他猎食者难以想象的。利用这些技艺，人群由家庭演变成部落，由部落演变成村庄和城市，直至形成国家。利用这些技艺，我们还改变了最初的生活环境。我们通过使河流改道获取能源，还通过开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利用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古代植物储备（活着的和灭绝的）获取能源。在现代，我们通过积累的知识发展医药科技，目的是大幅延长生命。
再次强调，上述种种情况均是人力所为，是无数人类行为累积的结果。人们都在为眼前利益奔忙，就像一个个微小的生物筑成了巨大的珊瑚礁。当然，这些小生物都没有自我意识。否则，它们也会连续记录评论自己的所作所为。一项人类史的研究得出了直白的结论：“驱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类的野心。为达成愿望，人们会改变生存境遇。”一种更易咀嚼的根茎、一只更肥美的山羊、隐藏在森林中躲避入侵者、一首欢快动听的乐曲、一段更有趣的故事、一种新调味品、生育更多子女颐养天年、一种避税的方法、一块手表、一台轧布机、一辆自行车和一张飞向太阳的机票都是诱惑和鞭策。正是这些诱惑和鞭策促使我们不断前进，直到下一位领袖为我们带来新飞跃。
在本书涵盖的时间范围内，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生物特性或本能发生了改变。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确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例如，随着饮食的改变，我们上下齿的咬合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当然，由过多咀嚼谷物导致的“覆咬合特征”要到很晚时才出现。为摄入牛奶，部分人类群体开始饲养奶牛，他们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消化系统。相较而言，亚洲人则没有喝牛奶的习惯，所以他们的消化系统也稍有不同。走出非洲后，人类沿不同方向行进。最终，他们都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彼此分隔开来。因此，人类形成了不同的外貌：皮肤的颜色、眼睛的形状和颅骨都有细微的差别。当远隔千山万水的种族再次相遇时，相互猜疑是必然的。但是，人类在体型、力量、想象力、理性、交流能力、使用手的方式、处事方法和辛勤劳作等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
如果没有变得更聪明，人类数量何以成倍增长？我们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何以如此成功？答案很简单，我们是一种善于合作和学习的物种，不断积累前人的劳动成果和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永续发展。我们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站在我们祖父母及曾曾曾祖父母的肩膀上。例如：近期有一个聪明的研究者试图制造一台简易的烤面包机，这台面包机要依靠电力驱动，可以将面包片自动弹出。如果他希望从头做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首先了解石油勘探和塑料等工业材料的历史。随后，他还要学习专门的工业生产知识。
如果这套机制顺其自然发展（不被战争、自然灾害或饥荒打断），必然会导致人口加速增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明文字之后（中国、美洲和印度也都独立发明了文字），一旦在地中海地区传播，那里的人们就会迅速运用和改进，并不需要由法国人、土耳其人或丹麦人重新发明文字。在1.2万年至5000年前，世界不同地区曾七次发明了农耕技术。但是，正如刚才所说，蒸汽机并不需要发明七次才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而它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则会使人感到畏惧。无数人各自独立研习农作物的形态、管护方法和灌溉手段，农业生产由此产生。这种变化内嵌于人类的家庭经验，因此具有谨小慎微的特点，尽管它会带来重大且意料不到的后果。工业革命迥然不同，蒸汽动力的获得需要煤矿工人、冶金学家、律师和资本家的通力合作，但搭乘火车的旅行者或身穿由蒸汽动力机器缝制的衣服的人则根本不需要领会这项技术。总体而言，专业化意味着生产进步不再依赖个人，大部分人只要信任他人即可。人类文明日益复杂化，但我们对其原理的了解却越来越少。因此，大部分人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似乎正在消失。今天，数十亿人依靠数字技术和现代医学生活，但没几个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原理。作为个体，我们几乎不能控制任何事物。这就是为何政治依然重要的原因，但就是这唯一的杠杆也并不可靠。
当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能源去构建更大的社会时，人类历史就成为一个充满颠簸和挫折的故事。纵观早期历史，自然灾害会导致重大挫折：剧烈的火山喷发足以毁灭庄稼、气候和生态系统；气候系统的剧烈变化可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危害较小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及河流改道也会造成大灾难。在早期大部分宗教信仰中，恐惧和疑惑的人们都在祈求神祇多降雨水或停止大地的轰鸣。一旦人类拥有了应对之策——如建造堤坝、灌溉系统或迁往他乡，历史就变得更加有趣。
后来，自然灾害仍会阻断人类的发展进程，但这时的罪魁祸首已是人类自己。在定居之后，人类迅速成为懒惰和无知的牺牲品。他们将容易捕获的动物斩杀殆尽，毁坏森林以种植庄稼，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古希腊人和日本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他们都找到了弥补过失的方法。随着人们贸易范围的扩大，他们就将某些疾病传给了那些体质较弱的人。疾病传播影响了晚期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发展进程。在欧洲人抵达美洲时，两大种族已经隔绝了1.3万年，欧洲传染病造成的后果就更加可怕。
我们再看看篇首引用的加勒比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悲观反思，他认为历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战争打断。历史上爆发了无数战争。新研究表明，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极其好战：王国和帝国仅仅意味着参战人数更多，武器更先进，战争规模更大。
战争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战争也催生了新发明，促使人类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战争摧毁了一些国家，但也孕育出新的国家。浴火重生者更加强大。由于容易捕捉的鱼或鹿逐渐绝迹，人类被迫发展出新的捕鱼方式和狩猎方式，而洪水则迫使人类设计出新的防洪堤坝和灌溉系统。由于抗险的需要，各个村落逐渐联合在一起，人类就此踏上了缔造国家的道路。瘟疫除了导致人口锐减，也能使幸存者自由冒险，踏上不同的人生，15世纪的欧洲就是如此。战争不仅仅传播恐惧、制造毁灭，也能促进技术、语言和观念的发展。
在如此之多的大胆论断中，我们需要谨记：绝大多数历史故事都已湮没无闻，唯有少量历史碎片残留至今。历史进程中大部分闪光时刻都已经被人们遗忘。何人首先意识到那些杂乱的线条可以作为表音文字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其他事物的微小摹画？何人首先意识到不大声朗读也能阅读文字？何人发酵了谷物获得芳琼，并一饮而尽？这些问题都已无从获知。从中国南方到阿拉伯半岛，潮湿的土壤和移动的沙漠掩埋了盛极一时的文明，我们永远无法明了它们衰败的缘由。
我们无法获知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希腊青铜时代的壮丽宫殿为何会遭遗弃，他们如何遗忘了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大部分历史而言，遗存下来的东西都是偶然所得，都是那些不会腐烂或能经受时间淘洗的东西。在大多数地区，木质建筑、夯土建筑、彩色织物、语言、绘画、诗歌、音乐和故事都永远消失了。主要由木头和羊毛、歌曲和故事塑造的文明已很难复原。
正文部分的结构极不平衡。史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人类社会演化的漫长稳定期都只在一两页中简单述及。但在小片地区于数十年间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则会被给予浓墨重彩的书写，如大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希腊和1500年前后的欧洲。变化有时循序渐进，有时则会一蹴而就。革命爆发的根源可以被回溯至几百年或几十年前，但革命爆发的时刻才是故事的高潮部分。
不过，在开始讲述世界史之前，我们要先停下来，向99%的人致以敬意。这些平凡年代的无名英雄为生计埋头苦干，从不停歇。他们是驱赶耕牛的庄稼汉；他们是辛勤劳作、养家糊口的农夫，没完没了地缴税，直至被蒙古骑兵杀死或被拿破仑征召入伍；她们还是在千百万村庄中生育儿女的妇女。本书的内容是伟大的变革者及其时代，但是倘若没有他们身边的余下众人，这场人类剧目将无法上演。
苏联时期的伟大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我们在以后会具体介绍）在其名著《生活与命运》中曾这样写道：
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亲手创造的城市并非自然界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他想自己的文化免遭狼群和暴风雪的侵袭，如果他想让自己的城市不被野草吞没，他就必须时刻准备着扫帚、铲子和步枪。一旦入睡，或花费一两年的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他就会失去一切。狼群走出森林，蓟草四处蔓延，所有东西都将被尘埃和积雪掩盖。想想看，有多少伟大的都城被尘土、积雪和野草摧垮。
在写作过程中，这段出自非专业历史学家之手的箴言时刻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第一部走出热带，走向冰原从7万年前到早期地中海文明
我们从何说起？物理学和生物学都将研究推向了远古时代，人类大脑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做法。137亿年前，宇宙发生了“大爆炸”（可能只是若干次中的一次），带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元素、星系和星球。这是相当久远的事情。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夜空中看到这次宇宙大爆炸遗留的部分痕迹。但当今世界最聪明的人也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如暗能量和暗物质。
我们可以就近从地球的早期史谈起。地球诞生于大约45亿年前，当时只是由铁和岩石构成的球体，在宇宙中飞速转动。地球表面形成了一层脆弱的薄膜，这是生命的摇篮。我们还可以从碳捕捉谈起。地球大气层的五分之一是氧气。没有氧气，地球将会是另一个地表褶皱的炎热球体，无法诞育生命。这是现代人类的“创世记”，只不过没有长着羽毛的长蛇，没有巨大的神龟，也没有至善的造物主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但是，这也是一个恢宏、神秘的故事，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会快速掠过地球诞生的头5亿年，当时这片原生岩表面被水体覆盖（今天，大约70%的地球表面仍被水体覆盖）。我们会具体探讨生命在这颗寂静星球上的演化。我们还会复述查尔斯·达尔文的观点，讲述第一批小型哺乳动物（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利用大型爬行动物或恐龙灭绝的契机繁衍壮大的。而且，按照惯例，我们还会梳理出一幅有关猿类和古人类的复杂而精致的演化图谱，人类正是从其中演化而来。
上述任何一个起点都富含信息，很有用处。正如今日所言，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天文事件、化学反应和生物演化只是地球史的一个“前言”，而人类史则是这个前言的最后一页。我们没有将造物主利用泥土或鲜血创造男人和女人作为历史的开端，也没有从伊甸园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然而，下面的内容是有关遍布全球的群居人类的历史：我们会从一个女人或一种起源说起，姑且可以把她诗意地称为“非洲夏娃”。母亲
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7万年以来，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确实会有名字，因为她生活在具备语言能力和高度社会化的人群中。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她确实配得上“母亲”这个名字。她大概很年轻，坚韧、结实，皮肤黝黑，跟随所在群体不断迁徙。她生过许多孩子。她的族人都是狩猎者和经验丰富的采集者，他们采集浆果、贝类动物、根茎植物和草本植物。他们身穿兽皮、携带工具，婴儿会随他们一起迁徙。不过，在行进队伍中，孩子很少见。那些不能很快学会行走的人、那些无法保持安静的人及那些落单的人都会遭遇不测——被尾随的猎食者捕获。
然而，这群迁徙者也令人生畏。他们拥有石矛和锋利的石器，这些武器是在长达10万年的狩猎生活和部落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很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的所有人类社会。不过，有些人或许能活到五六十岁。今天，人们推测妇女的更年期可能就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来的。在成为祖母后，当更年轻的妇女怀孕时，她们就能担负起照顾母婴的责任：拥有祖母的部落可以将更多孩子抚育成人。因此，没有年长妇女的部落就会付出代价。
在狩猎中挂彩留下伤疤的男人会成为有发言权的谋士，他们了解动物的习性，是围猎的高手。部族中最年长的人（“族长”）大约六十多岁。狩猎者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捕猎能力最强。他们成年累月地迁徙，从北部今天肯尼亚和索马里这片地区慢慢向一条可以横渡的河流前进。水流比以往都要浅，露出了一块块陆地。横渡河流很冒险，但值得一试，因为周围的猎物和果蔬已越来越难找到。河对岸的生活也许会好过一些。
这群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离开人类诞生的大陆。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后代将会跋涉多远。他们沿海岸线前进，一年只走上一两英里。他们挖掘贝类动物，在退潮后的滩涂中寻找螃蟹，以搁浅的鲸鱼为食，用石矛猎杀山羊。整个生命就是一次旅程。通常，他们会找寻新的路线。无论身前身后，一旦他们离开居住地，那些猎物就会返回，但滞留一地相当危险。倘若定居一地，你就会饿死。因此，尽管水流是挑战，但他们在横渡时还会彼此照应。因为这群人拥有语言能力，可以交流自己的计划——这是新的开始。
某些迹象显示，他们可能已穿上衣服。对体虱DNA的研究表明：1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寄生在人类的衣物上。因此，有人认为，在数百万年前，人类就已褪掉身上的大部分毛发。这群人类的规模已远超单个家族的规模。他们很善于分工合作，而这与“母亲”的分娩之痛直接相关。像所有妇女一样，“母亲”深知分娩的痛苦。在很久以前，人类婴儿的脑袋就大得出奇，母亲在分娩过程中要承受极大的痛苦。在姐妹们的簇拥下，“母亲”很可能是站着分娩的。小婴儿很柔弱，无法行走，极易受到攻击。因此，人类婴儿的哺育期要远远长过其他动物的幼崽。
在漫漫长夜，人类会围在一起讲故事，但他们到底会讲些什么依旧是个谜。现代人类的婴儿很脆弱，而这却是一股持久的力量，迫使家族和部落进行分工合作。总体而言，今天的狩猎—采集型社会有明确的分工：男性负责狩猎动物，女性负责采集植物，而这一切早在“母亲”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定型。在几万年之后，人类才意识到，导致步履蹒跚和分娩痛苦的大脑袋竟然是演化胜利的结果，因为这使动物具有了讲故事的能力。
出于相似的理由，研究人类演化史的学者怀疑：人类的好战倾向、排外意识和敌对特性已在非洲演化成型。部落的规模超越了家族，并且具有家族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部落成员能齐心协力，即使他们的行动一时令个体非常危险或不适，也能保障部落的顺利发展。这说明部落的团结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归属感和相互依存，部落就会解体。另一方面，在一个不断迁移、到处寻找猎物的群体里，对其他部落的敌意很可能会强化部落内部的团结。很显然，这两种强化部落团结的方式一直在发挥作用。
在这颗星球的各个角落，早期的人类社会似乎都在竭力将自己与相邻的人类社会区分开来。他们佩戴不同的饰品，穿着不同的衣服。最重要的是，他们讲不同的语言。英国动物学家马克·佩奇尔指出，即便在文化高度同化的今天，人类使用的语言仍有7000种之多，彼此无法直接沟通。这是为什么？其他动物与此完全不同。佩奇尔认为，人类有许多优秀品质——善良、慷慨和友善，这使我们可以相互合作，联合成更大的群体，“彼此和睦相处”。但人类也有黑暗面：“我们建立了相互竞争的社会，而这极易导致冲突。”以狩猎—采集部落为例，成员相互争夺土地，冲突司空见惯，而部落战争则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曾经是狩猎—采集者。我们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历史要远远超过务农为生的历史，前者至少是后者的10~15倍。直到最近，我们才成为在城市定居的物种。如果说城市主宰了人类生活一二百年，那么狩猎—采集活动就影响了人类生活至少10万年。因此，人类的行为方式与狩猎—采集社会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人既具有社会性，又相互猜忌。这些特性都可以回溯至“母亲”生活的时代。
她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还有一个生活年代更早、形象更模糊的女人——“线粒体夏娃”。她是所有人的母亲，包括非洲人。她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其故事鲜为人知。）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理解人类特质中的“母性”，这并不是隐喻。人们对此还存有争论，而早期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尚无定论。但在综合各种意见后，我们可以确定她就是人类的“超级祖母”。无论是生活在纽约的律师、在肿瘤医院就医的太平洋岛民、德国农民、日本办公室的保洁员，还是在伦敦读书的巴基斯坦裔大学生，其祖先都可能是夏娃。牛津大学的史蒂芬·奥本海默是研究脱氧核糖核酸（DNA）的专家，他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美洲、西伯利亚、冰岛、欧洲、中国或印度的人，其遗传基因的起源地都可以追溯到非洲。”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同一群体，踏上了同一旅程。
如今，上述观点似乎已成共识。但乍看之下，这个观点仍然不可思议。生了一个孩子的女人如何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祖先？我们可以通过“母系漂变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每一代人中，总会有一些家族无法成功繁衍后代。由于疾病、狩猎时发生意外或近亲结婚等原因，一些母系血统会消失。经过漫长时间，母系血统几乎都会消失，而且是永远消失。这一过程就像一把舞动的大镰刀，将过往成千上万代人都一扫而光，只留下一片虚空。正像信奉达尔文主义的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
看起来矛盾的是，在镰刀没有收割到的地方还有一块更宽广的三角洲，人们得以在那里繁衍生息。这该如何解释？对那些活到生育年龄的人来说，如果其子女的幸存比率恰好高于2比2的自然淘汰率（以此类推，这一规律也适用于那些幸存子女的后代），根据数学法则推算，其后代的人数就会出现压倒性增长的现象。因此，今天的人类一定都是早期幸存者的后代（当然，人类也有父系祖先，只是我们无法通过追踪DNA的痕迹来追溯父系世代的历史）。虽然这似乎很难理解，而且给人感觉是遗传性的视觉幻象，但通过回想那个时代——人口增长极其缓慢，预期寿命也很短暂，“漂变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演化现象。夏娃是所有现存人类的母亲，因为老虎、毒蛇、山体滑坡和病菌夺走了其他母亲的生命。
冲破重重险阻，夏娃的部落得以幸存。当时，有几十万人生活在非洲，他们正与其他聪明的猿类进行竞争。人类突破了“吃与被吃”的循环，不再是其他物种的猎物。我们挣脱了自然界的束缚，开始塑造身处的世界。也就是说，人类不再是偶然的存在，人类开始创造机会。
然而，智人只是人科动物中的一支。其他人科动物也逐渐学会了改变环境，只是能力不及智人。关于人类起源，学术界存在极大争议。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场争论。答案很简单：人类在DNA研究和骨骼碎片的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的进步不断挑战，甚至推翻以往的理论。人类起源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最古老的课题，而且比二战史研究进展更加迅速。这个领域着实令人着迷，但历史爱好者还是不越雷池为好。
不过，学术界已有一个共识：气候变化在人类演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远超我们的想象。在太阳活动的影响下，地球时冷时暖。除此之外，陨石撞击、火山喷发或地球旋转角度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沙漠的盈缩和大陆桥的隐现，从而影响人类演化。例如，大陆桥的变化就会对人类迁徙产生影响。总体而言，气候变化越剧烈（有时候，剧烈的气候变化甚至导致某些动物灭绝），人类演化的速度就越快。
适应性强的生物才能浴火重生。在200万年前，寒潮和干旱袭击了非洲，生活在树上的类人生物开始直立行走，这是第一次尝试。气候变化形成了辽阔的草原，早期的类人动物被迫学习奔跑、狩猎和远眺。科学家相信，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直立人的出现。直立人是早期人类非常重要的一支，他们的脑容量大约只有现代人类的三分之二。
在温暖的上新世之后，地球进入了更新世的冰河期，新挑战随之而来。在逆境中，人类大脑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现代人的推测，类人动物在非洲大陆内部不断演化，整个演化过程非常复杂。在长途跋涉离开非洲后，直立人首先演化成为脑容量更大的海德堡人。50万年前，海德堡人曾生活在今天的英格兰地区，捕捉猎物、制造石斧。他们的脑容量仅比我们小一点：现代人类的脑容量约为1500克，而海德堡人的脑容量约为1200克。这种“不相上下的脑容量”是在非洲演化形成的，时间是在15万至10万年前之间。在同等体型的动物中，人类的脑容量最大，大约是正常比例的7倍。
我们只是极为简略地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画卷。如果将史前人类编成目录，一定令你大吃一惊：他们在身高、头骨形状、股骨形状和体重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尽管科学家已经将他们逐一命名，通过分类归入进化谱系，但实际情况仍要复杂得多。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的提醒很有帮助，他说：“毕竟，物种只是人为创造的概念，它只是自然界真实情况的近似值。”同一时代的头骨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样。早期人类的头骨只存在细微差异，所以我们不应被一堆错综复杂的科学名词吓倒。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现代人类不是唯一具有超级智慧的物种，也不是唯一征服了这颗星球的猿类。有人会产生错觉，认为早先的世界属于一群呆头呆脑的猿类，而现代人类仿佛借由魔法突然跳到了这个世界上。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亚洲的丹尼索瓦人——也从剧烈的气候变化中幸存下来。像先辈们一样，他们也随身携带切割工具和武器，不断向陌生地域迁徙。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晚于海德堡人，他们可能已懂得打扮自己，并且具有某种语言能力。在边缘地带，他们甚至可能已经与新到来的智人杂交。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与现代人类相比，他们欠缺什么？
因此，我们还要回到“母亲”及其不断迁徙的部落。事情果真如此吗？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大陆保留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在其他大陆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而且，所有人种都起源于非洲。不过，学术界还存在一项大争议：即是否所有非洲以外的现代人类都是在7万年前一次性离开非洲大陆、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那些在更早时期离开非洲、移居欧亚大陆的人种事实上存活下来了。他们是否也演化为智人并在某地繁衍生息呢？
在两个极端观念之间还存在大片灰色地带，但这两种观念直接导致了两种如何看待现代人类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非洲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近亲，都是“母亲”的后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人种发源于世界的不同地区，是缓慢演化而来的。后一种观点在非西方国家很盛行，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外貌和行为方式会存在巨大差异。我们的观点几乎无需赘言。这不是口舌之争，它与我们到底是亲人还是敌人这个问题息息相关。
科学界更倾向“走出非洲说”或“单地起源说”。因为科学家们通过追踪一种特殊形式的DNA标记（即线粒体DNA）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都可以追溯到非洲。大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即智人）已在非洲出现。过去的观点认为，古猿越来越聪明，然后“命中注定”要走出非洲，开始在空旷的欧洲和中东地区繁衍生息。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不正确。和其他动物一样，原始人类早就踏上了迁徙之路。最近在南非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就已经学会用火烹饪食物，尽管这一发现仍存在极大争议。不过，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人类的脑容量为何会不断增大——烹饪可以极大提高食物的热量。也就是说，烹饪过的食物可以使人摄取更多热量，而大脑的运转非常消耗能量。
无论如何，在我们踏上迁徙之路前，其他人种就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定居了。那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也许，他们成了气候变化的牺牲品。当气温再次下降时，寒冷和饥饿最终毁灭了他们。或者，他们是被现代人类消灭的，因为后者的组织性更好、适应力更强。欧洲人曾一度认为，现代人类经由埃及离开非洲，首先进入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首先向南进发，沿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岸前进，边走边捡食甲壳类动物，就像之前一样。最终，我们跨越海洋，到达澳大利亚。这一观点再次引发了科学家的争论。不过，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到达居住地的时间似乎要比法国或西班牙的土著居民早几千年。我们通过追踪DNA发现，欧洲克罗马农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今天的印度，他们随后才转而向北迁徙。早在哥伦布或爱尔兰人抵达美洲之前，人类历史就已经是一部有关迁徙的故事了。
是什么因素导致智人离开非洲的？学术界再次出现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
大约7.35万年前，今天的苏门答腊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是过去200万年中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难。当时，火山灰遮天蔽日，地球气温急剧下降。一些科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差点没挺过这场大灾难。还有一些人认为，当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全部人类只剩下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几千人。这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使数万年的人类演化遭遇瓶颈，但也催生出更坚毅、更有组织性的人性。待环境改善后，人类以更好的状态重新踏上征途——“母亲”所在的部落就井然有序。另一些人则认为上述说法夸大其词：环境虽然恶劣，但许多物种仍然得以幸存。
然而，人类一旦离开非洲，严寒和酷热的气候就塑造了他们此后的行动，最终导致他们的胜利。经由今天的中东地区通往欧洲的道路是逐渐形成的，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但3.9万年前人类刚一到达欧洲，位于意大利的火山就突然喷发。由此，欧洲开始不定期地出现“海因里希事件”。“海因里希事件”是指崩裂坍塌的冰山掉入大西洋后导致的极寒期。北方的冰盖逐渐消退，然后又卷土重来，并多次反复。鹿和野牛等动物的迁徙模式随之发生改变。舒适的避难所变成严寒之地，但这些寒冷的荒野随后又焕发生机。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一再改变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这又一次说明：适应性强的人才能浴火重生。
走出非洲后，为数不多的智人似乎比其他人种更好地适应了气候变化。如果情况属实，达尔文的古典进化论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而源于文化的加速发展——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和记忆能力的加速发展——才更有说服力。我们的手越来越灵巧。在更大规模的组织中，人们各施所长——最优秀的猎手追踪猎物、最耐心的人编织绳索、最灵巧的人削磨箭头。分工合作使我们成为更有杀伤力的优秀猎人。人类群体在寒冷、干燥的世界中顽强生存，不得不学习新事物，其中包括构造更复杂的语言的能力和了解猎物习性的能力（哪种动物行动更敏捷）。他们和敌对部落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
克里斯·斯特林格认为，上述能力使人类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代替了此前“长达200万年的沉闷期”。“与单纯依靠某位领袖的才能相比，模仿和来自其他部落的反馈使人们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因为领袖的思想永远无法超越他或她身处的山洞，突如其来的死亡很可能使他或她的思想消逝。”其他智人群体也具备语言能力，还能预定计划，但他们做得不够出色。因此，当周边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他们就被淘汰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被我们消灭了（有可能被我们吃了）。布莱恩·费根是研究早期人类史的专家。他认为，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不仅催生出语言能力，还导致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出现。而且，抽象思维第一次囊括了艺术，也许还有宗教。
具备上述能力后，我们首先进入亚洲，随后又到达欧洲。大约4万年前，我们抵达远东地区；大约2万年前，我们跨越“白令海峡”的大陆桥（早已消失）进入美洲；大约1.2万年前，我们来到南美洲的南部地区。太平洋中部的各个岛屿则是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1000年以前，人类才最终到达夏威夷和新西兰。他们的文化本质上属于石器文化，但他们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星象导航技术和造船技术。与14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相比，智人的扩散速度更快；与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相比，智人的进化速度也更快。在生物演化的时间轴上，现代人类的演化就像一场大爆炸。有证据表明，在我们所到之处，都会有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灭绝。
坐在咖啡馆里或驾驶汽车的现代人通常会有自鸣得意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在智力上肯定胜过那些在非洲苦苦挣扎了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现代都市人相比，那些狩猎—采集者更加能力非凡。据估算，与上一个冰期的人类相比，现代男性的大脑尺寸减少了10%，而现代女性的大脑尺寸则减少了14%。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姆·弗兰纳里指出，与在野外生长的祖先相比，圈养动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相同的：“总的来说，混合饲养的牲畜都大幅改变了行为方式，大脑获取的能量随之逐渐减少……如果你怀疑我们的文明会在多大程度上将我们变成自我驯服的无能动物，那么看看周围世界你就明白了。”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但却有助于纠正当代人的骄傲情绪。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具有非凡的特质，令人生畏。天才们的洞穴
我们对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克罗马农人）所知较多，而对第一批在亚洲和澳大利亚定居的人类知之甚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考古学的发展趋向和欧洲人的自鸣得意。对早期史妄加揣测是危险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新的伟大发现将会出现在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偶然发现的人类骸骨为早期文化平添了少许诗意，欧洲人一直乐此不疲。这些骸骨属于“奥瑞纳人”“马格德林人”或“格拉维特人”。尽管这些名称令人混淆不清，但总比学术界习惯的术语“欧洲早期现代人”要好得多。
那么，他们是谁？
那时，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小群体里。据估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地球上各个人群的规模几乎都没有超过300人。不同群体之间一定存在杂交现象，否则人类在遗传上必会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在边缘地带，各群体之间一定会相互交流。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具备了语言能力，但他们究竟使用何种语言？在凯尔特地区和中国文化中，居住在不同山谷中的定居者会说不同的方言。每隔几英里，语言就会有所不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欧洲人到达前的北美洲及亚马孙盆地。
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的语言。通过追溯发音相同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原初语言”。但是，相隔更远的距离，语言的发声方式就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存在使用嘴部发音还是喉部发音的差异，以及如何使用嘴唇和舌头发音的差异。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一样，克罗马农人也拥有数不胜数的方言，但也存在足够多的发音相同的词语，这是为了便于不同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流。
我们知道，后来的农耕社会经常会崇拜一些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神祇，如水神、雨神、太阳神和玉米神。因此，狩猎—采集社会也可能会敬拜那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如供他们猎杀和驱使的动物。今天的狩猎—采集者会对那些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鸟类和动物表达敬意，还会饶有兴致地观察它们的生活。我们还知道，非洲的狩猎者会模仿他们的猎物，以便捕捉它们的内心世界。那么，原始人在洞穴的石壁上画野牛是否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创造了各种讲述人类起源的神话。我们皮肤更加黝黑的祖先可能早已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人们在西班牙和法国已发现了大约300幅洞穴壁画。这意味着，原始人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动物和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借助双手、眼睛和记忆，他们观察、绘画和临摹。这构成了最初的人性特征。洞穴壁画很可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并没有特殊的精神诉求。不过，非洲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洞穴艺术——反复出现特定的意象——则暗示了某种宗教体系的出现。我们发现了年代很古远的骨笛，而昏暗洞穴的墙壁上画着壁画。
它们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展开合理的想象：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正举行秘密仪式，目的是驱赶鹿群和马匹不断迁徙，或是祭奠死于猎人之矛的某种大型动物。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幽暗、公牛和神秘总连在一起，密不可分。其他地方也会出现这类艺术，但都已经失传。最近，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人们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洞穴壁画。我们在欧洲西南部发现的洞穴壁画仿佛响亮的号角，证明现代人类已到达那里。他们的艺术创作圆熟、生动，完全可与鲁本斯和梵高的作品媲美。
我们与眉骨高耸、眉毛粗重的尼安德特人是近亲，但彼此交往的历史却是一段黑暗往事。尼安德特人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单独的人种，或是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体貌特征与我们不同：骨骼更粗重，头骨形状迥异，语言能力较弱。直到大约13万年前，他们才完成进化。在3万到2.4万年前之间，尼安德特人仍生活在欧洲，但他们在亚洲已销声匿迹。作为“不成功的”人种，漫画家们经常嘲笑他们一无是处。然而，粗略算来，他们大约生存了10万年，比智人离开非洲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大约是从耶稣时代到今天的历史的50倍。
尼安德特人发生了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并未发生灾难性事件。现代人类与其近亲共存了大约3万年。散布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模仿这些新来的超级猎人改进了自己的工具。生物学家对这两个人种是否有过杂交观点不一。最新的观点确认了杂交现象的存在，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科学家只在一些零散的群体中找到了少量DNA证据。显然，“新人”占有优势。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哼唱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有科学家认为，由于生活在小群体里，他们并不需要传递复杂信息，能表达情感即可。据我们所知，尽管他们有埋葬死者的习俗，甚至可能还会化妆，但他们既不会制造艺术品，也不会制造弓、鱼叉、针或饰物。
当时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但尼安德特人却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旧石器时代”的冰盖盈缩不定，挑战着人类适应能力的极限。尼安德特人必须依靠捕杀动物、获取皮毛御寒，而现代人类却拥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件秘密武器就是缝纫工具，其重要性要远胜于精致的切削器和远距离猎杀动物的矛或弓。我们已发现许多做工精美的针和用来钻针眼的锥子。克罗马农人已穿上合体的多层衣服，就像今天的因纽特人。与熊皮相比，缝制的衣服给人更多保护，使人更灵活。布莱恩·费根说：“有了针，女性就能将各种动物毛皮（如狼皮、驯鹿皮和北极狐皮）缝制在一起，充分利用每一种皮毛的特性。在不断变化的极端环境中，这些衣物可以有效降低冻伤和体温过低带来的风险。”
针、更精良的武器和通过语言制订的群体计划使克罗马农人立于不败之地。在竞争中，尼安德特人逐渐走向灭亡。情况或许更糟。在法国的莱斯罗伊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证据——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骨上有被宰杀过的痕迹。这意味着，现代人类可能吃掉了竞争者。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尼安德特人可能曾经是食人族。我们和尼安德特人的交往绝非简单的社会观察，也很少相互杂交。当时的现代人类可能是这样想的：“尼安德特人？呃……实在太好吃了，只眉来眼去就太可惜了。”
当然，关于那些住在丛林中的远古人类，我们拥有的只是些骨质和石质的小碎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生动、丰富的歌曲、故事和对宇宙的遐想，其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知晓，唯有时间长河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一些人类学家相信，我们只适合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内交流，而不适合与脸谱网上的所谓朋友高谈阔论。这大致反映了史前狩猎部落的规模。随后，社会分工越来越重要。伴随狩猎和采集活动，剥皮、腌制、切削、缝纫和烹煮等活动应运而生。性别分工成为现实。有人认为，男女之间的微妙差异暗合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状态。今天的男性更喜欢重口味的食物和饮品，如咖喱、腌菜和威士忌酒。在那时，男人们通常要到远方觅食，亲尝各种动物尸体和浆果，以确定是否可以食用。
我们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冷静观察运动物体——确实是在早期狩猎（和逃跑）的过程中形成的。当冬季来临时，我们更愿意拉上窗帘，蜷缩在电视机前。这样的行为不正映衬了一段远古记忆吗？当时，我们就是依靠蜷缩在地下洞穴中获取安全感。我们对早期社会知之甚少。因此，在想象那段失落的漫长历史时，我们通常会谨小慎微。也许，想象越大胆，我们就越接近现实。
然而，我们能从史前狩猎—采集社会汲取什么经验呢？
首先，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成了气候变化的人质。地球的气候变化不定，人类文明恰好产生于温暖、潮湿的时期。在人类历史早期，全球变冷差一点使人类灭绝。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地球气候的冷暖循环会终结。我们正在使地球再度急速升温，这很可能让我们自食其果。但历史提醒我们，我们很善于应对变化。正是凭借良好的适应力，我们依然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其次，我们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事实上，这两种能力密不可分。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戳穿了“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再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神话曾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家，他们以此来反对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在制造战争的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就存在着凶杀，偶尔还有大屠杀。在石器时代，从欧洲到新几内亚的高地，从阿拉斯加和美洲大陆到亚洲大草原，莫不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现象也并不普遍。但是，欧洲被害人头骨上留下的斧凿痕迹足以说明，史前人类并不仅仅是艺术家。
在仔细观察了欧洲人到达之前生活在墨西哥的阿纳萨齐人打仗和屠杀的证据后，考古学家史蒂芬·勒布朗和凯瑟琳·雷吉斯特对史前战争进行了长期研究，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史前战争定期发生，并且非常残酷。他们是如此看待那些著名的洞穴的：
人们在拉斯科的洞穴壁画及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其他洞穴壁画中甚至发现了更多有关战争的证据。这些已知最早的人类艺术品生动地表现了野牛、猛犸象和鹿，其中还包括长条状的人类形象，被长矛刺穿身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世界奇观中不太和谐的一面并没有出现在旅行手册中。由于先入为主地认为过去很和平，人们往往不会主动搜集有关战争的证据，或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