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欣浩
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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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1试读：
火焰和头骨的秘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
一在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镇附近有一座荒山。清朝时，附近百姓在山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老百姓以为这种东西是龙的骨骼。“龙骨”恰好是中医里一味珍贵的药材，于是有很多百姓去这座山上挖掘“龙骨”，卖到中药铺里赚钱，这座山因此被称为“龙骨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很多外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涌入中国。外国学者们发现，中国人所说的“龙骨”其实是珍贵的古生物化石，应当好好保护起来。1921年至1927年，考古学家先后三次在此发现三枚人类牙齿化石。
1929年12月，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他断定这是远古人类的遗骨。1936年，贾兰坡发现三个古猿人类盖骨。这群古人类，被我们称为“北京人”。
当时一些学者认为“北京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现代学术界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于非洲，北京猿人的后代已经灭亡了。“北京人”仍旧是重要的发现，具体的发现有两个：一是北京人有使用火的痕迹，一是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
为什么说这两个发现很重要呢？先说使用火。在小学，我们学习过达尔文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不是神灵创造的，而是从远古时代的古猿（和现代的猴子、猩猩、猿不一样）演化过来的。这个演化过程非常缓慢：古猿演化了足足几千万年，才一点一点变成今天人类的样子。
我们不难感受到，人和动物相比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特性：人类有智慧、有思想、有感情。既然古猿的演化过程非常缓慢，那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猿到底演化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告别了动物身份，产生了独一无二的人性呢？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定义“人类”。有人说，“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这话挺有道理，可是语言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很难靠化石来考察呀！后来，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挺不错的标准：使用火。
为什么火这么重要呢？在自然界，火是一个超级有用的东西，甚至可以称为“远古时代的核武器”。一个人的力量很小，空手打不过野兽，但只要手里有一个火把，就算最凶猛的野兽也不敢靠近。这就是说，一个火把能把人类的战斗力瞬间提升好几倍、几十倍——游戏里的极品装备也不过如此吧！
火的用处有好多。寒冷、饥饿、疾病、猛兽是对原始人最大的几个威胁。火可以让人类在寒冷的天气里取暖，可以给有细菌的饮食消毒，可以让很多无法下咽的食物变得能够食用，可以延长肉食的存放时间，也可以替人类驱除野兽。看似普通的火，让古人类各方面的生存能力都提高了一大截。别说古人了，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电能来自于煤炭燃烧，汽车飞机的动力都来自于石油燃烧。要是今天没有火，电灯不会亮，汽车不会动，电脑、手机都无法运转，人类文明马上就回到原始时代了。
没有火，就没有人类文明。
更重要的是，火不是随便什么动物想用就能用的。
看看大自然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怕火，哪怕是最凶猛的野兽也不敢靠近火焰。这是因为火是一种很难驾驭的东西。它不能直接去碰，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你想用它的时候吧，一不小心它就会熄灭。你想躲避它的时候吧，没准儿它又会酿成火灾。动物没办法预测、控制火蔓延的方向，有时候烈火一烧一大片，动物稍有不慎就会被烧死。在动物的眼里，火焰简直就是恐怖的恶魔，还是远离为妙。
动物要是没有足够的智力，就不可能控制火焰。所以你看欧美的奇幻故事里，魔法师的能力千奇百怪，但大部分都会使用火球术——在古人的眼里，会操纵火焰就是智慧的象征。
当古猿开始利用火焰的时候，说明这群古猿的智力已经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动物，有资格称为“全球最聪明”了。
这样的古人猿，够格叫作“人类”了吧？
这就是北京人厉害的地方。
北京人并不会钻木取火，他们只会使用天然火，就是把大自然中因为雷击等原因出现的野火带回到山洞里，妥善保管起来。
不要以为这很容易，保存火种也得有技术含量——你必须知道哪些植物容易燃烧（很多植物并不容易点燃）；知道如何让火焰既不会熄灭又不会随便蔓延；知道如何根据需要控制火苗的大小，以便不浪费有限的燃料——我敢说，把你我扔到野外，我们未必会比北京人干得更好。
会使用火，说明北京人已经有相当的智慧。要知道，北京人距离我们可有七十万年的历史。而我们的华夏文明，从最早的夏朝到今天也只不过四千多年。打个比方，如果用一栋五层高的楼房的高度来代表北京人的历史，那么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则只有一把直尺那么高。
如此古老的人类就已经这么聪明了，足以称得上是件了不起的事。二
那北京人的头盖骨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了不起的地方在于难得。
古人猿距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哪怕只留下一两块小骨头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譬如比北京人更早的元谋人，其实只是发现了两颗牙齿而已。但是在周口店，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而且不是一个，前前后后共发现了五个。
这些头盖骨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信息，我们因此能推测出当年的北京人长的是什么样子，能知道北京人的大脑容量有多大，甚至可以用现代的基因技术来鉴定一下北京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北京人头盖骨都是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物。
人们第一次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是在民国的时候。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除了当时的民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考古外，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愿意出钱资助。
美国人愿意出钱当然是好事，但是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掠夺文物的勾当。出于种种考虑，民国政府在接受资助前先和美国人签订了协议：挖掘出的一切化石和文物都是中国的国家财产，必须永远留在中国。
这是个非常合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协议。可是谁又能想到，恰恰因为这个协议，最终导致了北京人头骨的丢失呢？
且说在随后的几年中，在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又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化石和文物。通过这些文物，我们知道了北京人当年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吃什么样的食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收获。
考古学家们在龙骨山的山顶又发现了另一处有古人类化石的洞穴。这个洞穴因为处于山顶，所以被称为“山顶洞”，里面的古人类被称为“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相比北京人距离现在的年代要近很多，文物中蕴含的信息也更丰富。山顶洞人的生活和近现代发现的原始部落已经很像了。和发现北京人的龙骨山一样，山顶洞里也发现了极为宝贵的头骨。
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是全人类珍贵的宝物，它们本应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但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允许。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市（当时称为“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占领了北京，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日军占领了北京，考古工作只好中断。位于北京的考古机构被迫迁往南京。但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化石却留在了北京。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化石。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战争状态，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会侵略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抗日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考古工作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小小的考古机构连自身都难保，又怎么可能在连绵的战火中保护好珍贵的化石呢？
所以考古工作者们决定，把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存放到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院里。那时日本和美国还没有开战，日本人无权进入美方所有的协和医院，化石自然是安全的。
就这样，化石一直存放到了1941年。
1941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很多人都猜到日美之间难免一战。这时，中方有人想起了存放在北京的化石，担心这些化石可能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为此中方几次向美国提出，要把这些化石运出北京，运到美国保存。
按说那个时候日美还没有开战，在北京的美国人可以自由地离开中国，带出头盖骨化石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情况：当时的北京在名义上属于汪精卫的汉奸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按照当年的中美协定，所有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都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这样一来，存放在北京的化石在理论上也属于汪伪政府的财产了。如果美国人公开把化石带出中国，日伪的海关完全可以“合法”地把化石没收。
要想把化石顺利地运出来，只能采用一种手段：走私。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41年底，美方才同意把化石和文物偷运出来，计划先存放在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还给中国。运送者用极为精细的手法包装好全部头骨和大量珍贵的化石。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化石以美国军医私人行李的名义，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运送。队伍离开北京到达了秦皇岛港，打算在1941年12月8日的时候登上美国邮轮，直抵美国。
历史上有些事，巧合得让人难以捉摸。
预定登上美国邮轮的时间是12月8日，偏偏就在同一天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日本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偷袭了珍珠港，向美国政府全面开战。那艘来接人的美国邮轮刚刚接近中国，就由于日本军舰的追击而沉没。同一时间，日军突袭了驻扎在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化石的护卫全都成了俘虏。
从此以后，包括日本军方在内，没有人知道这批化石的下落。
直到今天，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还在寻找这批化石。关于这批化石的传言有很多，有人说就埋在北京日坛公园里，有人说埋在秦皇岛，有人说在日本的沉船“阿波丸”上，有人说在纽约，甚至还有人说在日本皇宫里。然而大部分线索都是捕风捉影。其中希望最大的是沉没在福建以东海域的“阿波丸”。但因为打捞难度太大，这艘沉船至今无法被彻底搜查。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头盖骨的遗失成了人类研究史上的巨大遗憾。如今保存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里的，只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复制品。
为什么人类不养老虎当宠物？——原始的农耕生活
一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个常见的观念：凡是“纯天然”的产品都比“人工”的好。大到人参、灵芝这类名贵中药材，小到猪肉、鸡蛋这类日常食物，都是如此。就连化妆品、沐浴露这些卫浴用品，也都个个宣称自己的产品原料“100%纯天然”。
说“纯天然”一定比“人工”好，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古人只吃“纯天然”的药物，可靠这些药物根本治不好肺炎、肺结核等感染类疾病。这类病在中国古代都属于绝症，只能静养等死。在今天，我们平时有个感染根本不当回事，是因为我们有了人工合成的抗生素。这说明在有些情况下，“人工”要比“纯天然”更好。
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崇拜“纯天然”。这种“纯天然”的情结，归根结底来自于古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一种想象：认为人和自然万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比如原始部落有生吃猛兽内脏、佩戴猛兽头骨的习俗，认为自己能因此得到猛兽的力量。
这种情结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中国古人长久以来都认为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和谐的，大自然原本的样子最符合人的本性。因此，天然的食物就是最理想的食物。即使今天，许多人仍持有这种观点，比如认为地里的白菜、萝卜、黄瓜，直接拔出来洗洗就吃，说这是最健康的。要是送到工厂里，磨碎了，加了人工添加剂，制作成饼干，送到超市里，就说不太自然、不太健康了。
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的学者都相信这个说法，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主张过“天人合一”。
然而，他们错了。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者们不知道进化论，不知道人类和大自然还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比如，我们今天吃的麦子就和它的祖先大不一样。原始的麦子结出来的麦粒又少又难吃，麦粒成熟以后也不像今天那样结成沉沉的麦穗，而是会自动掉到地上。因为只有这样，麦粒才可以生根发芽，繁衍出下一代。但是掉到地上的麦粒很难被人类收集，原始人在种植麦子的时候，刻意选择那些麦粒大又好吃、成熟后麦粒不会掉落到地上的品种，久而久之，麦子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样的麦子再种到野外，是没法存活的。
再比如，豌豆和油菜的祖先是外貌普通的杂草，莴苣（莴笋）的祖先有毒，它们的野生状态都没法食用。
再比如，今天的绵羊长得很可爱吧？四肢短小，性格温顺呆萌。这样的生物，是怎么在遍布猛兽的大自然里生存下去的呢？其实在被人类驯化之前，绵羊根本不是现在的样子。绵羊祖先的长相和现在的野生山羊差不多：有坚硬弯曲的长角，身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棕色，毛又短又硬，警惕性很高，奔跑能力强，勇猛好斗，它那硬角能轻而易举地把人顶翻。
不仅是绵羊，人类饲养的所有家禽家畜，什么鸡啊、猪啊、狗啊的，原本都凶猛狡猾。原始人在养它们的时候，故意挑那些肉多、味美、性格温顺、长相可爱的饲养，所以这些动物就变得越来越贪吃贪睡，缺乏警惕性，还特喜欢卖萌，再放回到大自然里已经无法生存了。
许多养生学家讲究“追求自然”，殊不知我们今天吃到的每一种“纯天然”食物，其实都是原始人类改造过的版本。在大自然看来，这些动植物都是没有生存能力的异类，早就是彻头彻尾的“不自然”了。二
没有这些“不自然”的动植物，就不会有人类文明。
原始人类，譬如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他们的觅食方式和动物是一样的：直接从大自然里拿。这种模式被人类学家称为“采集—狩猎”模式：部落中的男性负责猎杀动物，女性和老弱者负责采集植物果实。
在现代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大部分女性的寻路能力比较差，缺乏方向感，动不动就迷路，男性正好相反。这种性别差异就和原始人的“采集—狩猎”模式有关。人类的男性祖先要去很远的地方打猎，需要识别猎物逃跑的方向，还要记住回家的路，经过不断地演化，男性有了较强的寻路能力。女性不远离居住点，没有寻路的必要，因此方向感比较差。但女性为了能更好地采集果实，记住物品位置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收拾屋子。
对于原始人来说，“采集—狩猎”模式有个大问题：食物来源太不稳定。也许今天运气好，打到了一头野猪，吃都吃不完，也有可能连续几个月什么动物都没有猎到。这种模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一顿饭吃撑了意义不大，可要是连续饿上十几天，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后来，原始人发现可以去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这种模式下食物的来源变得稳定多了。经过无数代人类的种植、饲养和筛选，最终人类选育出了容易种植的谷物、蔬菜，以及容易养育的家禽、家畜。
这个过程是人类对大自然的驯化：既驯化了动物，也驯化了植物。
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没有停下驯化生物的脚步。杂交水稻、航天飞船携带种子接受射线辐射、培育转基因作物，这都是在驯化物种。这是在人为改变种子的基因，以便筛选出更适合人类使用的后代。
驯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大好处，是人类可以吃的食物变多了。
我们知道，动物最关心的是吃饭这件事，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觅食。原始人也不例外。
从本质上说，吃饭就是摄取能量。大自然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能量，其中含量最丰富、取之不竭的是太阳能。可是人类又不能直接吃太阳光，那怎么办呢？这就要靠动植物来做中介。
可食用的动植物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能量转换器”。绿色植物把太阳能和土地中的有机肥，转化成人类可以食用的淀粉和葡萄糖，以及可以用来燃烧的燃料和用来制作衣服的纤维——衣服减少了人体热量的散失，也就等于为人类额外提供了热能。食草动物则把人类不能食用的花草，变成营养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动物还能用来耕田、拉车，帮助人类捕猎、放哨，等于为人类额外提供了动能。
人类饲养、种植的动植物越多，就意味着身边的“能量转换器”越多，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也就越多。前面说过火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火焰本质上也是在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能量来源。从这个角度说，驯化动植物和学会使用火焰的意义是一样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回答标题里的问题了：“为什么人类不养老虎当宠物？”
因为从能量的角度讲，养老虎不划算。
生物学中有个“林德曼效应”：生物A被生物B吃了，A身体里的能量有多少能被B吸收呢？——只有10%~20%，其他的能量都被浪费掉了。比如说有一把大米，如果我自己吃了，能得到100卡的热量。但如果我用这些大米喂了一只鸡，我吃鸡肉得到的热量只有
10~20卡，你看这多浪费啊！这意味着，越位于食物链上端的生物，它们浪费的能量就越多。所以越是生产力落后的地方，人们越是多吃植物少吃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摄取自然界的能量。
我们再来看老虎。老虎位于食物链的顶端。能量从植物到食草动物，再到老虎嘴里，至少浪费了两回，浪费率达到了99%。人类养老虎无论是用来吃肉还是捕猎，所浪费的能量都极为惊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实际上，人类驯养任何大型食肉动物都是得不偿失的。人类普遍驯养的最大的食肉动物是狗。那是因为狗的用处极大，不仅是肉食的来源，还可以帮助人类捕猎、看家，甚至可以成为精神的伙伴。但原始人类也舍不得给狗喂上好的肉食。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人类给狗喂的都是吃剩的食物残渣，比如动物内脏、人类啃不动的骨头。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印象，说“狗喜欢吃骨头”——其实人家明明喜欢吃肉肉的好不好！三
人类驯化生物的意义还不只这么简单。
驯化生物还促使人类定居。
在“采集—狩猎”时代，人类和自然界食物的关系是单纯的索取。人类不帮助大自然生产食物，见到什么好吃就拿什么。这样一来，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周围地区出产的食物数量供养不了那么多人，人类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地方。一片地区吃光了就再找一片地区吃，过的是居无定所的日子。
当人类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以后，就从单纯的食物的索取者变成了生产者。这就意味着新增加的人口不光吃食物，还能投入到劳动生产中，让土地出产更多的食物。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生产的食物超过自己所需要的），人口增加不会带来粮食危机，反倒会带来盈余。这样，人类就没有必要到处迁移，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就快多了。
定居的好处有很多。人类在迁移中不可能携带庞大的设备。只有在定居以后，人类才能建造房屋，制造大型的生产工具。母亲在迁移中很难携带更多的幼儿。在定居以后，女性可以同时养育更多的孩子，人口可以更快地增长。
驯化生物还诞生了私有制。
书本对私有制常见的解释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人们有了剩余的财物，所以出现了私有制。”这个说法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它。
前面说过，人类狩猎的突出问题是食物来源不稳定，常常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要么好多天都打不到猎物，一旦打到猎物呢，没准就是一个庞大的动物，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古代没有冰箱，也缺少腌制技术，多余的肉很快就会腐烂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互相分享食物比独吞要更有利——反正多余的肉不吃也浪费了，不如分给其他暂时没有捕到猎物的猎人吃。等到有一天自己饿肚子的时候，别人也能把猎物分享给自己，这样大家就都不用挨饿了。
显然，这个模式不允许存在自私的人。如果有人只吃别人的东西而自己不分享，那么整个共享体系就要崩溃了。因此在原始部落里，人们很早就有了“无私”的道德观，假如一个猎人捕猎后不分享自己的食物，他就会被部落其他的成员鄙视，在部落里没有容身之地。
这就是原始社会公有制的来历。书本上说山顶洞人“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指的就是这种生活——并非是因为他们觉悟特别高，而是因为生活所迫，不采用公有制就没法生存下去。
在人类驯化了生物以后，情形就变了。
首先，食物来源稳定，意味着没有继续公有制的必要。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种田和畜牧是一种远期投资。种下一块田，必须要经过几个月的劳作才能收获食物。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拥有“私有”的概念，否则要是一个人辛苦了几个月种的粮食，最后被其他人收割走了，那谁还会继续耕种啊？
到了这个阶段，人类想不实行私有制都不行了。
有私有制就会产生交易，于是有了商业。
交易需要计算价值，于是产生了数学。
土地交易需要丈量土地，于是产生了几何学。
耕种依赖天时，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因此产生了天文学和历法学。
在迁徙的时代，人类遇到了敌对部落，打不过大可以一走了之。在人类定居以后，定居点有自己辛勤耕耘的田地、建造的房屋，弃家而走的代价太大了。因此人类面对入侵者宁可血战也不愿意放弃家园。战争需要组织，组织需要统一指挥，因此产生了首领，产生了统治阶层。
战争会有俘虏，俘虏可以用来役使，于是产生了奴隶。有了奴隶，就有了阶级。
统治阶层不需要生产劳动，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钻研知识，因此产生了舞蹈、音乐、图画等等原始文化。
图画蕴含了简单的信息，画得多了，就慢慢变成了文字。有了文字，人类的知识就可以积累和传承，文明才会渐进发展。——看出来驯化生物的重要性了吗？一开始，驯化生物只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多食物的本能行为，但它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大堆现代文明的必备要素。人类文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走向不断自我进步的道路。
上一章介绍的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这一章介绍的河姆渡人、半坡人和大汶口人属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什么？并不是石器更精细了，而是出现了农耕和畜牧。
从这一天以后直到近代，在从夏朝到清朝的漫长历史中，农业一直是中国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主要财富都来自于农业。只要农业搞得好，国家就富强，百姓安康，兵强马壮。只要农业搞不好，老百姓就造反，国家就打不过外敌。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汉语用“社稷（jì）”一词代表“国家”，“社”字的本意是土神，“稷”字的本意是谷神，意思是农业为国家之本。
学习中国古代史，必须先了解农业之于人类、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父母之爱与“禅让”的真相——尧、舜、禹的传说
一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搞混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叫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原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当时的日本，农民属于贱民，连姓氏都不能有，更不用说基本的人身权利了。而且丰臣秀吉他们家在农民里都算是最底层的：穷得叮当响。丰臣秀吉早年丧父，他本人长得矮小丑陋，也没受过教育。总之，丰臣秀吉的出身简直卑贱得不能再卑贱了。
但他最后统一了日本。
丰臣秀吉靠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运气，从社会最底层一路奋斗，最终把全日本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僚、军阀都掌握在手心里。他可以说是全日本最会玩政治和谋略的人之一。
谁都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能千秋万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丰臣秀吉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亲生儿子都早夭了。
连后代都没有，这家业该怎么继承呢？丰臣秀吉眼看自己行将就木，无可奈何，只能挑选了一个养子当继承人。要说丰臣秀吉还是会挑人的，无论从年龄还是能力上看，这个养子都比较理想。而且这个养子其实也不是外人，他是丰臣秀吉的外甥。
丰臣秀吉为了培养养子煞费苦心，在世的时候就把权力让给了他，自己退居二线。一切都很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在丰臣秀吉晚年，他突然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的问题是，丰臣秀吉该不该让这个亲生儿子继承权力？
从理智上讲，绝对不应该。因为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已经老得不行了，等他撒手人寰后，幼子还来不及长大。你让这么小的孩子独掌大权，等于把他变成了待宰的肥羊，宦官、重臣、军阀都会一拥而上争权夺力。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幼子继位导致王朝内乱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日本政治家都熟读中国历史，丰臣秀吉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让幼子继承大权，其实就是政治自杀。
但是丰臣秀吉偏偏就这么做了。
幼子出生后，丰臣秀吉不惜杀掉养子全家和众多大臣，硬是让尚在襁褓中的幼子继承大位。等到秀吉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五岁。
果然秀吉死后不久，他的丰臣家就被其他大名推翻，他那小儿子也跟着自杀了。
丰臣秀吉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他费了那么大力气得到的权力，就因为自己不顾一切的决定，被轻而易举地葬送了。
是什么导致了他丧失理智？
是基因。
前面我们提到过“进化论”。进化论说的是，我们身体中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各种生理特征。基因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同时，大自然特别残酷，大部分基因都在自然竞争中被淘汰，只有特别有利于生存、遗传的基因，才能被保留下来。
说白了，我们的基因都有一种“让自己努力延续下去”的本能。
比如，我们见到大眼睛、宽脑门的小猫，或者类似的卡通形象，会觉得很“萌”，很可爱。其实，“大眼睛、宽脑门”是婴儿的特征，人类的基因里拥有对婴儿呵护、爱怜的冲动，这样才有助于延续后代。
再比如，为什么人们都有私心，见到好的东西都想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在饥寒交迫的远古时代，只有多占有财物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私心是基因为了保护自己所产生的本能。
为什么天底下对你最好的人是你的父母？为什么父母愿意无条件地为子女付出一切？为什么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很多父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子女？这都是基因“延续自己”的本能。当一个人拥有了携带自己基因的后代后，他会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把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后代中，尽可能增加后代的生存机会。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明白“世袭制”的根源。
在基因的驱动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的财产、权力留给后代。掌握权力的独裁者也不例外。他们恨不得把全天下都当成自己家的私产，子子孙孙永永远远地传递下去。这就是“家天下”的原始动力。二
问题是，要想“家天下”，你得先有“家天下”的能力。
要把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私产，光靠个人能力是不够的。
独裁者要管理一村一县的地方，这很简单，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处理就是了。但要是管理好几个省那么大的地方，该怎么办呢？古代没有飞机火车，也没有电话电报，有点什么消息都得靠马、船来传递。中国领土广大，从这头到那头，骑马快跑都要跑上好几个月。独裁者要想给地方上下一道命令，起码得一个多月才能收到地方的回信，这种模式下独裁者不可能管理地方的具体政务。
唯一的办法，是把地方事务委托给属下来管理。
这个模式我们非常熟悉：皇帝坐镇首都，地方上有各种地方大臣，什么知府啊，县官啊……这些地方大臣去管理收税、治水、诉讼、剿匪等等地方琐事。皇帝只负责在大事上下命令就可以了，这皇帝当得多轻松呀！
但轻松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是，人都有贪财图利的私心（想想那个拼命延续自己的基因），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只要有条件，谁都愿意多占有一些财物。遥远的地区和皇帝通个信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皇帝对地方事务所知甚少，他怎么能随时监督那些和自己远隔千里的地方官，防止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财物，甚至起兵造反呢？
要预防“地方官贪污和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制定极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多方势力互相监督和制约，还要有公正全面的考核系统、通达保密的检举系统、高效安全的通讯系统——简而言之，需要一个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又必须依赖繁重的文案工作。大量文案工作要求每个官僚都要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大量识字的官僚又要求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教育机构。
原始人类没那实力啊！
目前，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夏朝人使用文字的证据①。从已经发掘的遗迹上看，夏朝时期的文化还很落后，甚至国际学术界连“夏”这个朝代存在不存在都还有争议。
夏朝的生产力很落后，在这个时代，想建立一个能统一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比夏朝更早的尧、舜、禹时代了。
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尧、舜、禹——假如他们存在的话——不可能是整个华夏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某个部落的首领。当时各个部落之间有摩擦，有合作，需要有人协调，于是各个部落开会商量，大家一起推举一个人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禹就是被推举出来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各部落就采取类似的推举制度。这些部落开会选出的领袖称为“汗”。“汗”的推举过程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当上领袖能为自己和部落谋取更大的利益，人们都会争着抢着去当。
因为“汗”是推举产生的，所以“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汗”的权力有限，并非独裁者，更像是盟主或是调停人。他负责维护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果他侵犯了其他部落的权益，其他部落也有可能会推翻他。因为权力有限，所以“汗”也没有能力指定自己的子女为继承人。他只能在退位的时候向其他部落举荐继承人，至于该人能不能继承，那就要看部落大会同不同意了。
这个“推荐继承人”，恐怕就是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不嫌我啰嗦的话，让我用现代的例子再打一个比方。
这就好比在学校里，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活动小组。学生嘛，谁也不可能去统治其他同学。但是小组总需要有人牵头组织活动，于是大家只能采取推举的办法——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选出一个组长来。这个组长毕业了，必须离开小组了，小组里剩下的成员就要继续开会，继续推选新的组长。前任组长在离开之前，也可以推荐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供大家参考。
自然，我们不能认为这里的组长和古代帝王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组长的推选过程是“大家商量”，就认为这里面都是和睦友善，绝无勾心斗角；更不能因为组长临走的时候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就认为他大公无私，是个大圣人。
这就是“禅让”的真相。
认为上古禅让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美德，这种说法最早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那些学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逐步瓦解，旧的道德规范被人践踏。用大白话说，就是“世道一天比一天乱”，用孔子的话说，叫作“礼崩乐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免不了总念叨着新不如旧，过去比现在好。既然过去总比现在好，按照这个逻辑再进一步推想，在更古老的尧舜禹时代，社会就应该是最美好的了。
所以孔子他们把上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推举制度大大美化一番，想象尧、舜是出于高尚的品德，主动让出权力的。至于“尧生活俭朴，克己爱民。舜宽厚待人，以身作则”，这些说法其实来自于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诸学者的美化，并没有特别的根据。当时的史书《竹书纪年》和政论《韩非子》就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舜和禹都是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我们按常理推想，尧、舜真正的品行恐怕和普通的部落盟主没什么区别。
如果学历史学得囫囵吞枣，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禅让制比世袭制更“先进”。原始部落还是禅让制，到了后来改成了世袭制，这社会怎么越发展越退步了呢？
我们要明白禅让制和现代的选举制有本质的不同。选举制是在现代人有能力当独裁者的情况下，选择不去世袭和独裁。而禅让制是独裁者有心世袭却苦于没有能力的妥协之举，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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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片上有一些简单的刻画符号，有些人认为这是原始的文字。但由于符号太简单，不可能描述复杂的信息。三
尧、舜、禹是部落盟主，那么黄帝和炎帝是什么呢？
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大致基于两种资料。
一种是古人的史书。古人所处的年代比我们早，和古事相差的年代比我们近，他们对古事的叙述就比今人更可靠些。比如写《史记》的司马迁是汉代的史官，他可以见到皇室收藏的历史资料，可以采访当时健在的老人。时至今日，司马迁见到的那些历史资料和古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留下的《史记》便成了记录那段历史的最好史料。
但是古人说的话也未必可靠，古文可以伪造，古人可能犯错，甚至故意写错。所以，研究历史要遵守“两重证据法”，除了古文，还需要第二种历史资料——文物古迹，用文物古迹和古人的文字记录互相印证，这样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根据这个标准，商代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除了挖掘出大量商代的宫殿、陵墓遗址和商代器具外，还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商代的文字——甲骨文。这些文字是商代人亲手刻下的，讲述了商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当时的人们称自己的王朝为“商”，说明商朝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就有一些争议了。
关于夏朝，我们今天只发现了一些远古的遗址，知道这些遗址的年代早于商朝，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没有看到那时的人称呼自己为“夏”。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遗迹是属于夏王朝的（当然，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是早于商朝的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实物证据不多，我们再看看古人自己的记录。
关于夏朝和三皇五帝的描述，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的古书。可是，春秋战国距离夏朝已经一千多年了。那时的人谈论夏朝，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谈论宋朝一样，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他们声称一千多年前的夏朝如何如何，并不是很可信的。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华夏大地上，在商朝之前的确有文明存在。至于这个文明是不是叫作“夏”，“夏”的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统一华夏地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夏朝已经很难确认，三皇五帝就更是传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三皇五帝”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黄帝、炎帝可能是某个原始部落的首领，或者是部落的名字。更多的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至于说黄帝发明了种种器具，这应该只是古人对文明渐进过程的一种想象。
历史是否存在必然性？——夏、商、西周的兴亡
一历史和数学、物理一样，都是一门学科。
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为什么也是一门“学科”？
这个问题很古怪吧？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是人类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可如果历史只是事实的简单罗列，那它不过是把一大堆历史事件钉在一起的资料夹。我们把这厚厚的资料夹读过后，如果没能总结出什么道理来，那就只是记忆了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事实，只是个背书机。这样的历史，怎么能算是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呢？
历史既然是学科，不单单要有事实，还必须得有自己的理论。就像是物理学不能光给学生们罗列实验，还必须总结出各种物理定律来。
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些规律放到哪里都管用，放到谁身上都管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好比宇宙万物都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样。
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是人啊！
如果有一种历史理论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意味着，有这么一类历史事件，无论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是雄才大略还是鼠目寸光，是大公无私还是蝇营狗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会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政治课上，经常听到的“历史的必然性”。
问题是，历史真的存在必然性吗？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都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这一章，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的必然性”。二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西周”在前，“东周”在后。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夏、商和西周三朝。在中学课本里，这三个朝代属于“奴隶制社会”，而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漫长的历史，属于“封建制社会”。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现在的学者为了划分方便，后起的名字。
好比我们在讨论一个班级的时候，可以把所有学生按照成绩分成“优等生”“中等生”“落后生”，也可以按照性别分成“男生”“女生”，怎么划分都可以，就看你想以什么角度来分析这群同学了。
我们对历史的划分也是这样，理论上有无数种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众多划分方式中的一种，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社会的思路很有意思，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说白了，就是物资、钱。只要研究好经济问题，就可以把握一个社会的本质。
这么说很有道理。
举个例子：你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为什么家里的大事小情，最后都是爸爸妈妈说了算？
这和武力没有关系。到了高中，男孩子的胳膊差不多就比爸爸粗了，可高中生还是要听父母的话。
这和法律也没有关系。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就是成人了。可是那些年满18岁的大学生，很多事情还是要听家里的安排。
根本原因是经济基础。
上中学的孩子一怒之下不听家长话了，离家出走！好不容易跑出家门，然后去哪儿呢？吃什么？住哪里呢？晃荡了几天，饥寒交迫，最后还是得回家。等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工作了，经济独立了，这个时候家长再强施威严就不好用了——逼急了孩子一生气：我外面租房去住！
经济，在家庭事务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刚才说马克思注重研究经济，更严格的说法，应该说马克思注重的是“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通俗地说有两点：
第一，这个社会的财富都是谁生产的。
第二，这些财富的拥有者是谁。
如果这两者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前者就是被剥削阶级，后者就是剥削阶级。
比如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主要劳动力是农民，最有钱的人是收地租的地主。所以这段历史被中学课本划分为“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
到了近现代，工业发达了，工业生产的财富大过农业，农业生产要全面依赖工业制造出的机械、化肥。在这样的社会里，主要的劳动力是工人，最有钱的人是工厂主和大商人。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靠资本来赚钱的人。工厂主靠的资本是工厂，大商人靠的资本是金钱。三
现在来重点说夏、商、西周三朝的“奴隶制社会”。
按照刚才说的思路，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的财富都是奴隶生产的，生产出来的财富都由奴隶主来享受。
如果说一个社会存在奴隶，但是奴隶生产的财富在社会财富里所占的比重不大，那这样的社会就不属于奴隶制社会。
比如清朝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下命令，把犯罪的大臣全家“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是清朝北方的边疆。“披甲人”是当时驻守在边疆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除了军事训练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给自己吃。那些倒霉的大臣，就要到黑龙江去给披甲人当奴隶，可以被随便打杀役使，这说明清朝仍旧有奴隶。可是因为整个清朝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都是普通农民生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清朝是“奴隶制社会”。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丫鬟、家丁地位也近似于奴隶，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甚至可以被打骂致死。但是这些家奴不负责农业生产，整个国家没了他们经济也不会崩溃，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使用家奴的时代就是奴隶社会。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只限于夏、商、西周三朝。
为什么只有这三个朝代是奴隶制社会呢？
首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部落战争频繁。
战争会有俘虏，该怎么处置俘虏才会让本族人的利益最大化呢？那个年代可不讲什么人权，也不讲什么同情心，对于俘虏最好的办法就是“物尽其用”，尽最大可能奴役他们，让他们过最差的生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价值。
这就是奴隶。
前几章我们说过，人类从驯化动物中获得各种好处，如果把“驯化”的对象换成人类，这就是奴隶制了。被驯化的动物是能量转换器，被奴役的人类也是——吃进去的是最粗糙的食物，产出的是劳动力和智慧。
前面说过，夏朝是部落联盟。商朝的情况类似，商王也类似于部落盟主。夏、商两朝的君主只是名义上的中华领袖，实际上只能控制本部落，控制不了其他部落。在这两朝中，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所以每个部落都会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
奴隶制是在西周时期慢慢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呢？
原因之一，是周王室对天下的控制能力变强了。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统治的领土面积越大，依赖的官僚系统也就越庞大。这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所能赡养的官僚越多，它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越大。
从夏朝到西周，中间过了好几百年，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升了不少，周王室不再像夏、商那样只能当部落盟主，而是可以真正控制整个中国地区了。从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频繁的部落战争，俘虏战俘的机会变少了。
奴隶制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奴隶制对于奴隶主来说并不划算。奴隶是被迫干活的，他们干活没有积极性，一有机会就会偷懒、破坏生产、逃跑，甚至造反。奴隶主还要拿出很多人力物力监管奴隶，这里外里让奴隶主损失了不少钱。
相反，如果能给奴隶一些物质奖励，事情就好办了。比如给奴隶一些人身权力，告诉奴隶，你好好工作，每个月给我交足了税款后，剩下的钱就都是你的了。这样奴隶们发现，干活不光是为了奴隶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他不仅不会逃跑，还会加倍努力地多生产、多赚钱。这么一来，奴隶主只赚不赔——反正要奴隶上交多少税款都是奴隶主说了算，奴隶生产得多了，要交的税款也可以相应提高，这样奴隶主也赚得更多了。
这个模式，就是西周开始实行的农奴制。农奴是介于奴隶和农民之间的一种身份，比奴隶好在能有自己的财产，比农民差在人身权利上：农奴仍旧是贵族的私人财产，可以被领主随意买卖。农奴只能种领主的地，他要是想去经商，或者想给别的领主种地，都是不行的。
再到后来，贵族们发现农奴制还是成本太高——农奴是贵族的私人财产，不许自己乱跑，所以贵族还是得雇一群人去看着农奴。贵族们发现，更方便的做法是不占有劳动者人身，而是直接占有土地——反正农业生产离开土地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再后来的贵族们不管农奴给谁打工了，而是霸占着土地，规定谁在我的土地上种田，谁就得给我交地租。这样，贵族就变成了地主。这就是从秦朝开始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平时常说的“封建社会”了①。
还记得刚才说的两种人——劳动者和享乐者吗？
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对于劳动者和享乐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变化：
对于劳动者来说，从奴隶变成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身权利有保障了，甚至还有希望发财买地、读书当官，进入上层社会，自己也有希望变成享乐者。他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享乐者来说，他们不用再花大笔的钱雇人监管奴隶，不用再担心奴隶破坏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单位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变多了，享乐者们能够征收到的财富也多了，享乐者变得更加富有了。
既然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变化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有什么理由不实行呢？所以才说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要有些聪明的古人率先发现了这一变化的好处，力排众议、全力实施，天长日久，其他古人见到这么做的好处，自然群起效仿，最后就发生整个社会的变革了。
这个历史趋势，自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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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注意，我们课本中的“封建社会”和学术界惯常使用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意思。学术界的一般习惯，是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当做“分封制社会”（后面会讲到）的意思。按照学术界一般观点，我国的历史朝代是这么划分的：夏朝是否存在存疑，商朝是部落联盟，周朝是“封建社会”。从秦朝到清朝是“君主集权的郡县制社会”。我们在学习、考试的时候当然要以课本的说法为准，但是在阅读其他著作的时候，应 当注意到两种说法的不同。四
再讲一下“分封制”。
刚才说过，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划分历史。“奴隶制社会”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钱怎么分配的问题。“分封制”是研究社会的政治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权力怎么分配的问题。
前面说过，因为人性自私，所以独裁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后代。但是在夏、商时代，社会生产力有限，能赡养的官僚有限，独裁者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有限。所以夏、商时代的独裁者只能管自己本部落的事，其他部落只能适当干涉，细节事务都管不了。这两个王朝的地位还是接近于部落盟主。只是这盟主是世袭的，而不是大家推举的。
等到周朝，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独裁者终于可以控制更大领域了。不过，这个时候生产力还是有限，王室还是不可能赡养全国的官员，地方事务还需要别人来全权负责。派谁去管理呢？周王想来想去，还是亲戚最信得过，于是周王把天下的领土都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就像分家一样把天下给分了。
直到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地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全中国都是“周”这个家族的私产①，周王是整个大家族的家长②。
周朝的这个模式，叫作“分封制”③。这个名字很好理解，就是把天下给“分”了嘛。
分封制和大家族分家很像。
好比说，有一个家族占了一处大宅院。宅院太大了，一个人管理不过来，于是家长就把这个宅院分成若干个小宅子，以小家庭为单位把这些宅子一套套分了出去：弟弟家一套，侄子家一套，等等。
这样的家族，家长和小家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家长最有威信，是所有小家庭里说话最管用的，整个家族里有什么大事，都得听家长的。
但另一方面，宅子既然已经分给小家庭了，那这些宅子就是人家的私宅。人家私宅里的事务，只要不牵扯到其他家庭，那就是人家的私事，家长没有理由去管。
这就好比说，今天有一户人家想要迁祖坟，这是全家族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必须找家族里的人商量，由家长来定夺。反过来说，一个家族的家长就算再厉害，甚至于可以指派小辈来他们家帮个忙干个活，但你也不能随便进小辈的家里，上人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因为那是人家的私宅，你家长没权力进去。
分封制也是类似的情况。
分封制里的周王就类似于家族的家长，周王分封的诸侯类似于家族里的小家庭。周王可以要求诸侯进贡财物，可以要求诸侯出兵帮助自己抵御外敌，可以仲裁诸侯之间的大事，但是诸侯领地内的事务，周王就不能染指了。诸侯领地内的所有军政大权、任免官员、处罚罪犯等事务，都是诸侯自己决定的，周王不能随便干涉。你想去人家地里征个税，或者随便索要一块领土过来，这些都不行。
既然诸侯的权力和土地都是他的私产，那么诸侯死后，他的后代可以继承这些私产。诸侯也有权力把这些私产再用同样的方式分封给他手下的亲戚、大臣。
这就是“分封制”④。
正因为领土、地位是可以继承的，所以才有了“贵族”这个阶级。
什么叫“贵族”呢？
所谓“族”，有“家族”、“族群”的意思。一个人掌握了权力，如果这个权力不能让子孙继承，那他手中的权力就只属于他个人，而不属于他的家族。那他就只能算是一时的权贵，还称不上是“贵族”。
在分封制下，财富和权力都可以世袭，这种情况下才容易出现贵族。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大规模的分封制，除了少量皇族外，普通官员不能继承父辈的权力，“贵族”这个阶级也就消失了。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贵族，具体的情况我们到那时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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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王室姓“姬”，所以严格说应该是“姬家族”。
② 周王室为了笼络其他部落，也封了少数的异姓诸侯。
③ 商代和商代之前的政权已经采用了分封制。只是那时的分封制度还不完善，规模不大。
④ 这里只能描写大致的情况。理论上，天下都是周王一人的私产，周王室有权干涉诸侯的事务、指挥诸侯军队，也有权收回诸侯的领土。但因为各诸侯国高度自治，周朝后期王室已经没有能力去干涉了。五
对于国王来说，分封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
我们说过，独裁者巴不得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分封制只是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家族的私产，而不是国王个人的私产。
分封制的坏处是，国王既然无法干涉诸侯领地内的事务，也就没法阻止诸侯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有一天诸侯比国王更强大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听国王的话呢？话说周王室其实也不傻，刚开始分封诸国的时候，规定各地的兵权都掌握在周王室的手里，没有周王室的命令，诸侯不能随意调动军队。但军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需要用钱粮来供养，需要百姓来服役。周王室直辖的领土有限，只能供养中央军。地方军队必须由诸侯国供养。久而久之，这些军队也就变成了诸侯国的私人部队，周王室的指挥权就名存实亡了。
有一个成语故事叫“烽火戏诸侯”。
烽火是古人在遇到外敌入侵时用来报警的一种工具。长城的烽火台，用的就是这种报警系统。“烽火戏诸侯”说的是西周的时候，周幽王为了取悦妃子，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命人点起烽火。诸侯见了烽火匆忙派兵来保护周王，结果军队到了京城，却没有见到敌人，乱作一团，妃子这才难得一笑。这是一个类似“狼来了”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难猜到：后来真的敌人来了，周幽王再点烽火，就没有诸侯来帮助他啦。“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来自于《史记》，不过，这则故事多半是杜撰的，历史上并没有这回事。但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分封制下国王的困境——诸侯相对独立于国王，如果国王把诸侯惹毛了，诸侯在国王受到威胁的时候甚至可以不发兵保护国王。
这样的国家，怎么能稳定呢？
从国王的立场讲，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自己能直接管理全国每一寸领土、每一个臣民，把全天下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的私产，这才是最合适的。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想直接统治远离首都的土地，就必须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互相监督；要想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又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周朝因为生产力太低，所以不得不把国家分封给亲戚。
但只要经济发展到能供养庞大官僚的程度，独裁者肯定就会抛弃分封制了。自从周朝以后，中国的各朝各代都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分封制，而是改成了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全国的每一个郡县，所有的地方官，皇帝都有权力任免。
这个制度我们非常熟悉：中央有一个朝廷，朝廷往下是州、县等等一级一级的地方官员。全国所有的土地都直属于朝廷，全国的税收、官员任免、军队调遣也都是朝廷说了算。
社会制度从夏、商的“部落联盟”，到周朝的“分封制”，再到周以后的“郡县制”，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独裁者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能赡养的官员越来越多，独裁者有能力直接管辖的领土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就随之发生了以上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克思主义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趋乐避苦”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一个人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尽全力扩大它。一般来说，这个“利益”指的是“经济利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同，决定了人们要去争夺的利益不同，所能采用的手段不同，社会的形态也就不同了。
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呢？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每当生产力发生大的变化，社会制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些不愿意进行变化的人，都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被淘汰了。就好比周朝末年那些不愿意放弃奴隶的奴隶主们，他们土地的生产力不如新兴的地主，很快就会在战争中被消灭了。
这样的历史大势，个人怎么能阻止得了呢？
为什么一口锅的大小属于国家机密？——先秦青铜文明
一上一章我们说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形态。
那么，我们该如何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呢？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渐进的，而是阶梯状的：平时生产力缓慢向上发展，有时遇到革命性的变化，生产力突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后再缓慢向上发展。
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台阶，有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生产力突飞猛进。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也是一个台阶，人类因此进入了电气化时代，有了各种电器，生产力又一次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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